《我们的陇川坝》

接下来是交待严格的组织纪律，活动经费的使用，每次活动的汇报要求和这方面的工作常识等等，我都一一记在心里。

当我走出团部大院时，突然觉得这里熟悉的一切变得陌生起来，不知明天等着我的将会是什么。我松开紧握的拳头，发现手心已经都是汗水了。

几天以后，我得到了接头的指示。

（三）

街子天，照例是照相馆最忙的时候。营业室里挤满了照相和取相片的人们，为了接待“那边来的人”，我特意要求去拍外景。从上午到下午，我挎着那台海鸥照相机，迎来一个个照相的汉子，等着记熟的那句话，又失望地给他们照完相，看着他们消失在我的视线里。骄阳烤得人心焦，更让我心焦的是那人迟迟没有露面。直到街子快散了，人也渐渐少了时，他来了。

“给照张相。”背后传来说话声。我回过头去，眼前站着一个当地打扮的人。

“要照手相机还是照座机？”我用普通话问道。看似一句平常的问话，却是接头暗语。

“我要照骑马的，行吗？”

“等下个街子天你来这里找我。”平静的答话后，我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嘭嘭的心跳声。

就是他！

三十多岁的年纪，消瘦的脸庞，不太黑的肤色，梳向一边长长的头发，眼睛分明很大却又眯着，五官平常的让你看过也难以记住。个子不高，穿着白色的布衣，踩着当地人爱穿的人字拖鞋。这样的人竟然是特务？这与我们从小在头脑中形成的特务形象相比，不一样，太不一样了。

然而，理智告诉我，他实实在在就是那边派过来进行活动的人。我的任务从这一刻就要开始了。

根据团部要求，我每次与来人见面后，都要尽快回到团部的机要室详细写下我们说话和行动的全过程。当时，记忆力好，头脑清楚，我几乎可以把经过原样记下来。任务完成以后，我没有留下一个字、一片纸。当时的情景也早已被时光一层层磨蚀去，记忆日渐模糊。如今再讲起来，只有还没忘记的一些情景了。

（四）

我住的房间在团部宿舍区西北角的最后一排，不远处有一条小路通到下面的公路，公路连着章凤和户撒。房子不大，茅草顶，土坯墙，两个小小的窗户，蒙着塑料薄膜代替玻璃，屋里的摆设也很简单。为了迎接那边的客人，我按要求刻意把房间整理了一下，最显眼的就是用一些报纸糊了墙，还好像不经意地糊上了两张《解放军报》。要知道，当时这类报纸拿到那边是可以卖个好价钱的。

我把来人带进了我的宿舍，他仔细审视着房子里的一切。
“你不是这里的人吧？”
“我是从北京来的知识青年。”
“为什么要从那么远的地方来这里？”
“我的家‘文化大革命’被整，就到这里来了。”
“这里好在吗？”
我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好像犹豫着说什么。这是在接受任务时，团里给我提出

的要求。让我表现出思想落后，情绪消极，有文化但贪图安逸和利益。还特别强调了三条纪律，第一，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的不满，向往外面的生活；但是第二，绝对不许说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还有第三，任何情况下不能出境到那边去。

“来了以后每天干农活，又苦又累。每个月只发二十多块钱。不安心。”我的说法显然引起了来人的兴趣，他开始把话转入正题。“你没有到外边去过吧。我就在那边，那里是自由世界。你有文化，还是从北

京来的，凭着这些，你可以挣很多的钱。”我装作没有听懂的样子，问道：“在那

里可以做什么？我又没有什么本事，怎么去挣钱？”“我可以带你到外边看看，看到你就会相信了。”我们都在小心地试探着对方，带着各自接受的任务努力让对方把这次的行动进

行下去。凭直觉我似乎感到事情不能让它这么顺利，这么简单。要拉住他，此刻反

倒是需要一点若即若离。“让我想想吧，我又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怎么相信。”显然，他想了解的话说完了，他突然指着墙上的报纸问我：“这些报纸容易找

到吗？”我知道他问话的用意，却成心不正面的回答他。他停顿了一下又靠近墙角仔细地看了一遍。好似在无意地告诉我：“这是可以卖钱的。”我仍旧装着不懂得样子说：“这破报纸值什么钱”。他指着那份解放军报伸出了巴掌。“5块钱？”我问。

“50块一份。”我故意显出吃惊，又好像明白了点什么。他神秘地小声说：“还有比这可以赚大钱的办法，下次再说吧。”其实，我们那天说了不少这样的问答。他在讲所有的话时都那么平静，几乎没有改变过语调和表情。直到要离开时，他才用几乎命令的口气约定，3 天以后的夜晚再来这里，特别让我不要锁门。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看到他真的走了，我与他周旋时的沉着机灵一下子全没了，我瘫坐在床上，一头虚汗，半天缓不过神来。

接下来是长长3 天的等待。那天，我紧张地等着夜幕的降临。

团部在弄巴是最热闹的地方，可是随着夜幕的降临也一下子变得寂静起来。由于供电是定时的，所以这里的夜晚更多的是黑暗。在这样的环境中和他打交道，我多希望房前多一盏路灯，多几个人影。然而一切都没有，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周围更寂静了。

夜深了，我熄灭了煤油灯，靠着床头的被子，眼睛睁得大大的，听着外边哪怕是最细微的声音。我突然觉得，我的房子像一座孤岛，没有人注意它，也没有人能帮助我，一种恐惧开始慢慢地向我袭来。矛盾的心理，我真希望他不再到来。但是我更希望，他立刻出现在我的面前，好让我完成这个任务。

门吱的一声被轻轻推开了，一个黑影闪了进来。我明知道是他，却还是腾地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是我”。轻轻的一声。

“我知道。有事吗？”

“来看看你。”

“夜里到你这，小路还不好走呢。”直到这时，我紧张的心才慢慢放下来。黑暗中，影影绰绰的，说不上有什么害怕。只是在小心的提防他手里有什么家伙，背后还有没有人。不长的时间，不多的话，什么实质的内容也没有，他又要走了。只是告诉我，下个街子天再来。随着话音，黑影消失在团部的黑暗中，脚步渐渐的远去了。我赶紧关上门，睁大了眼睛躺在床上。昏昏地睡着了，又猛地惊醒，熬到天明。那一刻，要说不害怕，不是心里话。

按照要求，我照例在那间挂着蓝色窗帘的小屋里，记下了夜晚的一切。其实我心里明白，他的这两次造访只不过是开始，像在池塘里丢个石头，试试水深。我的住处，包括我，不知已经被他怎样的观察过了。有了这个开头，我的心慢慢平静了下来，等着我们好好的一番较量。

（五）

下一个街子天，弄巴街上还是那样的热闹，照相馆还是那样的繁忙，我还是按动着相机的快门。但是我的心却一刻也平静不下来。果然，在街子又要散了的时候，那个熟悉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了一下，向街心走去。

弄巴只有一条十字的街道，两旁分列着商店，饭馆，储蓄所，邮局，医院。我和他走进了饭馆，选了一个靠墙角的桌子坐下来。他还是我初次见到时的那身装束。眼睛却比那天有神地盯着我。几句简单的对话后，他开门见山地问：“去过那边吗？”我摇摇头。“想到那边去吗？”他的脸转向边境的那一边。他并不要求我回答什么，不断地讲着那边的自由，金钱，富裕。我既要装出向往那里，又要表现出犹豫的心态，

还要做出相信他会帮助我的样子。我不知道表演的成不成功，反正他当真了。这也许是在宣传队留下的痕迹吧。后来他拿出一张照片，放在我的面前。黑白照片上是漫山遍野的花儿，我不明白什么意思，看着他。他说：“没见过吧，这是罂粟花，就是大烟，我们那很多。” 接着他告诉我，他也会照相，这就是他拍的。

头走，他从筒帕里掏出手表、药材等物品，放在桌子上对我说：“你先弄几份《解放军报》《参考消息》什么的，如果有中央文件更好。”又指着掏出来的东西说：“这是两块瑞士的高级表，这是鹿胎膏，难得的药材，你拿着可以换钱。”我突然明白，这就是所谓的活动经费吧？

几盘菜就着饭稀里糊涂地吞下去了，那顿饭吃了几块钱，到团部报了销。看得出，这回来人很满意，并约定下次在照相馆找我。照例又是挂着蓝窗帘的小屋，照例又是细节对话的汇报，照例又是下一步任务的指示。我的心中惦记着这样能不能完成任务？他的后台，组织上能了解吗？凭我的直觉，应该离这个任务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第四次接头如约而至，我却一直没能在相馆等到他，他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呢？我心里又开始不踏实起来。一段时间以来，我常被这样被动地等待弄得很矛盾，很紧张。记不清是为什么了，我要回宿舍拿东西。因为接头的需要，我的门最近很少上锁，这天也是一样。我推开门，差点叫起来，来人就靠在我的床上，像幽灵一样。我的心好一会才平静下来。这次的话不多，我记得大致讲了这么个意思：首先是让我准备好能拿到的文件，材料。另外就是告诉我，下一次他要带一个人来见我，让我准备到那边去。说完他又像幽灵一样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为什么不去相馆找我，为什么不按规矩出牌，我至今也不明白。但是，他这次显然是刻意的举动却差点儿坏了全盘的计划。

我们是兄弟俩一块到陇川的，先后从连队到了团部。弟弟建明在团部食堂当司务长，平时没事常到我这儿。这次因为需要，我既不能让那边知道我还有弟弟在这里，又不能告诉弟弟这件事情的原委。我只叮嘱弟弟，如果有陌生人问到我们的关系，一定不要说。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闯入我的宿舍时，建明就在屋子里。也许是太突然，来人竟然先问道：“你是谁，怎么在这？”弟弟想起来我的话，警觉地说：“我来找人。”来人把建明仔细地端详了一下，单刀直入地问：“你们俩怎么那么像，是兄弟吧？”弟弟的机智让我欣慰，他竟然回答出：“哎！怎么你也这样说？大伙都说我们俩像兄弟。”说完弟弟就走了。那个人到任务结束都没有提起这件事。但是对于我，想起来不知有多后怕。如果我弟弟先说话，那他一定会问：“你找我哥干什么？”我不知道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

说到这，还有一个事。就在这时候，团宣传队又把我们借回去重拍《收租院》，我演大地主刘文彩。为了演戏，团长把他的勃朗宁手枪借给了我。一支巴掌大的小枪，泛着蓝光，好爱人。一边是演戏，一边是跟特务打交道，这支枪成了我的累赘。我把它装在裤兜里，又把它塞在被子底下，哪儿都觉得不安全，接头的时候快到了，枪还在我的手上。交给谁呢？想来想去我给宣传队的四川知青新荣打电话，告诉她有急事。看着她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这里，我解释不了太多，又让她立刻把枪送到汪汪处，汪汪是原来宣传队时我们一起的北京知青，放到那就踏实了。我刚让人把枪拿走，特务就来到了我的面前。我庆幸自己的果断，真不知那一刻是什么催我必须这样做。现在轻松谈论的这些，当时还真紧张。

我把这最重要的一次情报向团部做了汇报，记不清当时团领导说了什么，只是清楚地记得该收网了。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正当我按上边的布置全心做着准备时，突然有一个人闯到照相馆。他仔细地审视着不大的屋子，在问了我一些问题后，告诉我他是边境上走村串寨的生意人。说完就悄然地走了，显然他不是来照相的。黑瘦的脸庞，蓬松的头发，一身山民的旧衣裳，光脚穿着解放鞋，裤腿卷到膝盖。一副很疲惫的样子，满脸的沧桑。没有比他更像山民的山民了。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莫非情况有变？我一路小跑到了团部，报告刚刚发生的情况。郭参谋格外的平静。我却如在云雾之中，那个人的影子一直在我脑海里闪动，到底是什么人，是我的接头出娄子了吗？郭参谋为什么那么平静？那一夜，我又没有睡好。已经记不清这是我接受任务以来第几个不眠的夜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