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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中的南宛河 离开陇川整整35年了，当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岁月里，我唯一美好的印象就是那条南宛河。回京几十年，她时常在我梦里流过，亦幻亦真，不得不用文字记录下，和与我有同样经历的知青战友一起分享。 梦中的南宛河在我心中流过，伴随了我们的青春岁月，那里有一代知青的故事，那是我们人生旅途中的一首歌。 蜿蜒曲折的南湾河，从滇西的陇川坝淌过，注入瑞丽江后穿越国境线汇入缅甸伊洛瓦底江，最后进入遥远而深广的印度洋。我们团所处的位置，紧邻中缅边境，在连队里就能看到对面山上闪着白光的缅甸铁皮房子，据说那是一座兵营，我能想象到穿着筒裙的缅甸士兵操练的情景。中缅国境线就在这山水间，或是一条田埂，或是一条沟渠，我们放牧的水牛有时会跑到境外吃草。在共和国知青屯垦戍边的日子里，我们见证了沿河两岸中缅人民亲如一家的友谊，正如陈毅元帅诗中描绘的那样：我汲川上流 君喝川下水，川流永不息 彼此共甘美。 南宛河哺育着两岸各族儿女，这里主要有景颇族、傣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五种主体少数民族、其他还有独龙族、纳西族、佤族等，少数民族占陇川总人口的45%，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知青，也融入了陇川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投入南宛河慈母般的怀抱。 旱季里，南湾河像一位恬美的少女，静静地流过，两岸有广阔的稻田和鲜花盛开的草地。我们去章凤赶街时，可以淌过那浅浅的河水。每逢章凤的街日，缅甸的各族边民穿着鲜艳的服装入境做生意，用那边的纱巾、猪油、花生米、打火机等，换回他们所需的日用品电池、解放鞋。在我们的印象里，赶街就是沿河两岸边民的节日。我们有时也会走过座座竹桥到山上砍柴，去景颇寨子里买牛肚子果。从景颇山上往下看，南宛河像一条彩色的丝带，滋润着美丽的陇川坝。青翠的坝子里，波光闪闪的稻田，成片的甘蔗地龙舌兰地和山坡上一块块菠萝地香茅草地把陇川坝装扮得五彩缤纷；由茂密竹林和芭蕉树掩映着的傣寨，星星点点，散布在这五彩的大地毯上。我所在的连队，就在南宛河边一个叫弄门的傣寨旁。那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和十几位昆明知青插队的小村寨，我们北京知青也曾在寨子里的竹楼上与傣家和插队的昆明知青聊过天。在寨子进口有棵树干粗大、树冠宽广、枝叶茂盛的大青树（学名榕树），我们在那里乘过凉唱过歌。南宛河也像多变的少女，雨季到来，河水有时会暴涨，漫过河岸淹没周围的农田和村寨。我们所处的连队就在坝子里最低洼的地方。记得一次下大雨，南宛河水漫进了连队，冲垮了牛圈，水牛在洪水中四处逃散，我们知青和老职工一起，在风雨交加的坝子里寻找失散的耕牛，雨后又冒险游过了汹涌的南宛河进山砍竹子盖牛棚。是南宛河教会了我们勇敢坚强。 南宛河两岸是秀丽的田园风光，在那个艰难困苦的蹉跎岁月，在那个政治运动的红色年代，仍然是我们知青心中梦想的伊甸园。清晨的阳光照耀着富饶的坝子，放牛人背着弹弓，赶着牛群，高亢的吆喝着，稻田里劳动的各族人民唱着山歌，知青们也会加入进来唱起思乡歌曲，组成了一首最美的原生态田园交响曲，在坝子里回荡。中午烈日高照，劳动的人们都回去午休，成群的水牛也在河边的泥坑中打滚小歇，田野里一片寂静，散发出野草浓郁的清香。每当翻田犁地的时候，群群鹭鸶会跟在你身后寻找食物，收割打斗的时候，会不时惊起只只秧鸡飞向远方。当夕阳西下，收工的人们三三两两沿着田间小路回家，吃的肚子圆滚滚的牛群进了圈，村村寨寨炊烟袅袅，我们也会到河里洗去一天的泥水和疲劳。夜晚来到了，银色的月光洒满陇川坝，知青们会在老职工家的炭火盆前或野外的篝火边相聚聊天，而傣家的男青年会披着毯子寻找自己的心上人，相中后用毛毯一裹，成双成对在大青树下或竹林中调情说爱，阵阵芒锣象脚鼓伴着蛙声虫鸣为他们伴奏。在没有月光的夜晚，我会躺在高高的稻草堆上，遥望着漆黑的夜空，那里繁星点点，明亮的北斗星勾起了思念故乡北京之情，偶尔流星划过，我许愿，我梦想未来…… 在这片红土地上，我曾犁过地耙过田，我曾栽过秧割过稻，我曾放过牛砍过柴，我曾打过斗伐过木，我曾赶着牛车把收获的稻谷送入粮仓，我曾和职工们一起在池塘里挖过藕牛圈里起过粪……也曾借过连长的50 式冲锋枪去河边的草地里打野鸭，还有一次为了摹仿“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坐山雕开“百鸡宴”，异想天开要开一个“百鳝宴”，就背着竹篓在犁地时抓黄鳝，一天下来几个知青虽然抓不到百条也凑了好几十条外加几只田鸡。 对那时生活的回忆太多太多…… 南宛河日夜流淌是那么平凡，没有瑞丽江那么有名，陇川坝也没有太多名胜古迹，但那山上景颇汉子嘹亮的山歌，河畔傣家妇女沐浴洗发的身影，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自然秀美的田园风光，质朴浓郁的乡土民情，给过我们温暖，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更何况那是我们献出青春年华的地方，南宛河啊南宛河，知青梦中永远的河。 人生第一张奖状 人生至今近花甲，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得到过各种奖励奖状，参加革命工作后我的第一张奖状就是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得到的，而且意义非凡，下面就是这张奖状和有关故事。 我是北京35 中68 届初中毕业生，当年毕业分配时，出身红五类的同学多数留在了北京，分到地铁，房山燕化、东炼等单位，出身不好的就分配到山西、陕西、东北、内蒙古等地插队接受再教育。我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我母亲是大学外语讲师，我父亲是一机部的会计师，由于在上大学期间集体加入国民党，又在1945年被国民党政府派去美国实习，此期间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获硕士学位，并加入美国工业会计学会，于1948 年回国等等经历，经过多次政治运动后被定性为有历史问题，虽然免予处分，但给我们子女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就这样被打上了阶级烙印。最初我被分配到延安插队，把户口都迁出了，后来班主任老师知道我体弱怕吃不了那边的苦就没让我走，等到5 月份云南农场的指标来了，就把我转到云南了，就这样我来到云南陇川农场广线分场第九生产队。同来的同学中大多数都是干部子弟，尽管父母受到“文革”冲击，出身也是革干，而我填出身是职员，在心理上压力很大，决心好好接受再教育，干出一番成绩给出身论者看看。 1970 年农场改编兵团，也是我工作最努力的阶段，和老职工打成一片，干活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在老职工的带动帮助下，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年底评比中荣获了五好战士的荣誉。 按照部队的惯例，五好喜报应由部队寄往战士家中报喜，可这时我们一家四口在北京已没有家了，1969 年我的父亲被下放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接受改造，母亲随着大学迁到了三线陕西汉中，妹妹是69届连锅端的去了东北生产建设兵团。尽管这样，我仍对革命充满信心，对未来抱有希望，信心满满的写了入党申请书。在接下来的一两年里，我加倍努力工作，先后参加了云建十团和云建三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还被团里派去出席陇川县首届知青学代会，在团支部里担任了组织委员。同来的北京知青不理解我，认为我想往上爬，他们哪知道我是在赎罪！一个人出身不能选择，但走什么路是可以选择的——那时我就是这么执着的想着。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可悲呢？！ 这里要提一句，当时的连长王国顺对我很好，经常为我指出下一步该如何努力。我曾试探过入党问题，连长坦诚的透露如果扎根边疆是没问题的，言外之意只要在当地结婚安家，就说明扎根思想牢固。可我当时还不到20 岁，至少五六年内不会结婚，自然入党就没戏。后来在1972 年后，团里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招工、提干等好事全没我的份儿，我一打听都和出身有关。这一下子，给我高涨的革命热情泼了太多的凉水，在我第二次探亲时就再也没有归队。后来，办困退离开了云南。 我想既然出身不好，在哪里都是一样。回京后有了新工作，但没有了在云南兵团时的革命热情，只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兢兢业业三十几年如一日干同一工作，但同样得到了同事们的好评，入了党，直到退休仍然是职工一个。我没后悔，我想至少给孩子留下了一个好出身：工人阶级。  战友情深 陇川农场丙寅分场二十六队/ 王家玲 2009 年5 月中旬我们怀着期待已久、难以忘怀的心情来到了养育我成长的红土地——陇川农场。一下车，从老远，一位老人拄着拐杖直冲冲向我们走来，移动着那并不灵便的身躯大声喊着我的名字，我被这一切惊呆了：“指导员”，我也大声地招呼着。 我们指导员是一个典型的基层纯朴干部，今年有87 寿辰，当他知道我们那天要到农场，一大早就赶到场部等候，40 年的时光像闪电般飞快。当年的他个子不高但健壮有力，平时话不多但为人正直可信，给人一种威严可依赖的感觉。现在站在我眼前的他老了，是一个慈祥和蔼可亲的老人。过去的一幕幕又展现在我的眼前。 记得在上世纪70年代，农场搞“清队”工作，他是我们连队的“清队”组长，我是组员。一次我们俩人到寨子里去搞外调，回来的路上要出寨子的时候，一只很凶的狗向我扑来，吓得我撒腿就跑，身边的指导员立刻用他的身体挡住了我。为了让我离开险境，指导员一直走在我身后。这几分钟的经历，指导员无语的行动我深深记在心里，为我今后的成长奠定了良好思想的基础。在连队的几年中，我从老领导老职工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最终成为我的人生财富，我感谢红土地的养育之恩。 回到陇川最想念的就是连队了，看到这里的一草一木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我们走时的瓦房、篮球架、挂在树上招呼大家上下工的大钟依然历历在目，没有任何变化；陌生的是过去的战友都已是白发苍苍，许多要好的战友已不在世间了。来到连队有一种悲喜交加的感觉，用那紧握的双手和夺眶而出的泪水述说着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到连队只有一天的时间，老司务长领我到各家走走，还去看了看伴我长大的甘蔗地，一片片嫩绿的幼苗惹人喜爱，40 年如同昨天，我站在那里久久不愿意离去。沿着路边走，我被这绿洲之中的一座墓碑吸引住，问身边的老司务长，他说：“是杨兴标的”，我愕然。 杨兴标是我们当初在连队时的连长，长我3 岁。他和所有的知青关系都很好，不管是北京、上海、四川的知青没有不知道他的，他性格开朗为人真诚，对知青更是关怀备至。 不知不觉中我来到连长的墓前，当年生龙活虎侃侃而谈的连长，现在却默默地回归了大地，我回忆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还是在1972 年，我刚刚从丙寅卫生所学习回来，到连队当卫生员，那时在连队当卫生员虽说不是什么高官要职，但连队老职工的各种病症都得处理，不管是中医、西医，外科、内科、妇产科都是我一个人。说来也巧，我刚干卫生员没几个月，正赶上杨兴标连长的爱人要生孩子，当时摆在他家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孩子是在连队生，还是送到医院生？他家的老人执意要儿媳去医院生，既安全又保险，可是杨兴标说；“就在连队生，如果咱们都不相信王家玲，以后她的工作还怎么干，我当连长的要带头支持她的工作”。 杨兴标的表态使我即感激又紧张，卫生员只在营卫生所培训了3 个月，而接生的学习也只是见卫生所医生接过两次，并且那时才20岁，不好意思往前站，也就在别人后头马马虎虎地看了几眼，更没有实习过，现在只能面对现实了，这才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好在有连长的无私精神支持，同屋北京知青王镇也给我加油鼓劲，我决心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我反复把学习的要点记熟，就在要接生的那天晚上，我还坐在他家的煤油灯前，捧着那本厚厚的蓝皮医疗手册看了又看，生怕漏掉哪些操作程序。即便如此，那些都已背下来的接生程序，我觉得还是没底。这时只听见连长的爱人呻吟加重，我赶忙放下手里的书转身一看，不好，孩子的头已露出，我已来不及带消毒好的医用手套，立刻用酒精棉球擦一下手开始工作，经过紧张而有次序的短短十几分钟，一个可爱的女孩出生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和蔼的老人——连长的母亲给我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红鸡蛋，女孩的出生使我在医务室的工作得到了认可。 我感激我们连长在工作上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我的成长离不开红土地人的抚育和浇灌，是他们让我懂得了做人的真谛，是我人生道路上最真诚的启蒙老师。 这个女孩叫杨军。现在，杨军和母亲在瑞丽一起经营父亲留下的“施瑞饭店”，已是一个小老板了，她们欢迎大家到了瑞丽去她们家的“施瑞饭店”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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