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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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农场弄巴分场十四队/ 沈芬

1997 年4 月的一天，具体日子不记得了，我的同事跟我说，你们院的王小波去世了！我根本没当回事，道听途说的事多了，根本不可能！我断然否定了这一信息。因为几天前还看见他在院里溜达，一副懒散样，怎么会呢？

但是当所有的报纸和书摊都出现了他的作品和消息的时候，我们院的发小们互相联系去看宋华阿姨的时候，我才觉得王小波确实是真的不见了，我几乎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也无法想象这是真的，也不觉得这是真的，直到张罗着为他筹备追悼会，我的感觉都是他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正躲在哪儿憋坏水呢。他肯定不愿意看到我们为他悲伤，他希望我们高高兴兴为他送行，我们也无法忘记他带给人们的快乐与幽默。

在这之前，我几乎没有看过什么他写的东西，只是好多年前他的《王二风流史》在香港出版后，朋友拿来给我看，并问我可有其事的时候，我也只是觉得看他的东西就像跟他说话一样，甚至可以感受到他说话的声调和语气。他就是爱写点子东西而且其损无比，凡是想得起说不出，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他都能倒腾到他的书里，让人看后忍俊不住痛快之至。他从来就是这样，看什么事情都入木三分、痛切肌肤，令当事者尴尬万分，令旁观者窃笑不止。他的幽默与犀利已经让我们感到是一件武器了。

《三联生活周刊》2007 年第14 期为纪念王小波逝世十周年专门做了一期《王小波的个人生活》专刊，他们派出了各路记者，遍访了王小波曾经生活、学习、下乡、工作过的地方，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写出了关于王小波的一系列文章，包括《从一个作家到自由主义分子》（主笔王小峰），《王小波在云南》（记者王鸿谅 魏一平），《王小波在大院的日子》（记者王鸿谅 魏一平），

《被淹没的王小波工人生涯》（记者葛维樱），

《牟平时期的王小波》（记者王家耀），《王

小波的大学与留学生活》（记者李翊），《王

小波艰辛的成名》（记者葛维樱、武鹏、陈超）

等，《王小波在云南》是其中的一篇。

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些记者的

执着和敬业精神，使我们这些曾经与王小波住

在一个大院，上学在一个班，下乡在一个队里

的发小、同学、插友，深受感动，也不不禁使

我想起了许多过去的日子。

当记者魏一平来采访时，问到了王小波写

的小说《黄金时代》里，关于女医生陈清扬的

原型，我们没有人能想出来她的原型是谁，因

此《王小波在云南》一文中特别说明“《黄金

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的故事并不存在”，但

就我对王小波的了解，知道他写的所有东西都是有寓意的，无论是否有原型，而陈

清扬的原型也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直到有一次知青聚会，我遇到李安定，他说

“你们怎么不知道王小波写的陈清扬是谁呐，就是总场医院的当地护士×××呐”。

我这才想起来，王小波因肝炎住了一次总场医院（文中有描写），由于赖小林因肝

炎去世后，农场对知青的任何病情都不敢怠慢，王小波被送到医院后，怕传染不让

知青留下照顾他，于是在住院期间照顾他的就是××× 护士了。当然，王小波把

××× 写到自己的小说里，也就难怪我们不知道原型是谁了，现在总算是清楚了，

但却是再也无法得到王小波的证实了。

上山下乡快40 年，我们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而留在记忆里的青春年华，一

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就像斧子凿在记忆里的一样，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刻骨铭心。

难怪，在王小波逝世10 周年后，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在探寻他的轨迹的时候，发现

在云南的插队生活，始终贯穿和影响着他整个的生命和他的作品。

感觉很久，又仿佛就是昨天，在我们生活成长的教育部大院里，家家都有调皮

捣蛋满世界惹祸的孩子，为了解决孩子们的问题，教育部可真没少下功夫：组织“少

年之家”住集体宿舍，让师范院校的实习生来带着学习；寒假由体育司发冰鞋带着

去中山公园滑冰，暑假开着大卡车带着去什刹海游泳，结果还是有被“气”走了的“老

师”；成立学生食堂，每天由学生帮厨，还有桌长，让自己管理自己；组织下乡劳动，去教育部安定农场，活儿没有干出多少，每天的黄瓜西红柿却下去好几大盆。这一切都带有教育试验的性质，也一直是我们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至今都非常感谢大院给了我们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文革”时，已经很有“思想”的孩子们成立了“教育部红卫兵”组织，这也就是后来能够组织起上百人聚会的基础。但在那时，可真没少让教育部的干部们头疼，同时也成了最让教育部保卫处警惕和担心的对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惹出什么麻烦来：比如“文革”时的“百鸡宴”，不过是要过一个十六七岁的生日，却“偷”了无数人家养的鸡，后来还惊动了派出所的警察来调查。在1995年，已经是有头有脸的教育部子弟们组织了一次上百人规模的聚会（专刊中《王小波在大院的日子》里有一段描写），全教育部的子女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参加，各路人等聚集在“逸仙堂”（原教育部大礼堂，后为老干部局），在大厅的正中央挂着一张巨大的男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大家的兴奋凝聚在那一刻，激动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还一致鼓励王小波写一部“大院里的日子”。保卫处的干部紧张得要命，不知道这些“疯狂”的人们要干什么！我记得我们赴云南的全体知青们还专门照了一张合影呢。此后，再没有机会和条件组织如此规模的聚会了。后来，我们的聚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少，慢慢的，聚会就不断出现在八宝山，可我的梦里却总是在教育部大院。

上中学的时候，王小波在班里就是个蔫出主意的主儿。那时候，他坐在最后一排（个高驼着），一下课，他的桌边就围满了男生，也不知道他在那“忽悠”些什么，弄得一帮男生像傻子似的，总在哈哈大笑。他的蔫儿淘让老师一点办法没有，尤其是我们的数学老师，本来就有点“茶壶里煮饺子”的劲儿，最严厉的办法也就是用粉笔头砍一下，无奈，我们全班的数学成绩都不怎么样，至今，我仍然数不清楚数呢。

去云南的时候，家长们也是千叮咛万嘱咐的，一起出去要互相有个照应，但是，处于后青春期的男女生之间基本上都不说话。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我们，第一次坐那么长时间的火车——没有卧铺整整坐了三天三夜，居然没有人喊累。要是现在，家长们得多心疼呐。第一次坐那么长时间的汽车——6 天呐，而且是敞篷的卡车，前面的车一开，后面就尘土飞扬，那么险的山路尤其是翻高黎贡山都不敢往下看，居然毫不在乎；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应该还是不应该，只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屯垦戍边”、“不在城里吃闲饭”，更何况我们都是家长被关押的“有问题”家庭的子女，是经过几番申请、努力、表决心，才批准去云南边疆接受再教育的，我们不可能打退堂鼓。

刚到那儿的时候，我们十四队（两个学校“二龙路”和“太平桥”）的男女知青都住在一个大仓库里，一堵墙将男女生隔开，隔墙上面是相通的，两边声音都听得见。大耗子到处乱窜，吓得我们吱哇乱叫，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耗子，跳到蚊帐顶上会把蚊帐跳塌。

男生们经常神出鬼没，王小波属于出主意的。每次出去，回来都会有收获。不是一箩筐菠萝就是一只鸡之类的，反正都跟吃的有关系。那时候知青的胃口好像都特别好。有一次，他们不知从哪儿打了一条蛇回来，兴奋得要命，更是馋得要命，他们把蛇放在火上炖的时候，好像从来没有闻到过那么香的味儿，现在想着好像还能闻到呢，整个院子里都散发着肉香味儿，那时真是挺馋的。

后来，为了给知青盖房子要脱土坯——这可不是个轻省的活儿，光和泥就累得够呛，王小波赶了头水牛骑上（水牛肚子滚圆滚圆的也不知他怎么上去的），在泥塘里踏来踏去，省了我们不少劲儿，最终我们住上了新房子。

还有一次，队里的老职工吵架，有一个老职工在院子里“叫骂”，带高低音儿，像唱歌一样，只是不太好听，一直骂到天黑才算完，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我们又被叫骂声吵醒了，王小波一边刷牙一边慢条斯理地说了句“真行嘿，比马拉松还长呐”， 逗得我们笑了半天。没有多久我们就都学会了所有的基本农活，王小波和赵红旗干犁田和打掼斗的活儿，那绝对是重体力活儿，王小波个高又总像个软骨病，打掼斗把谷子甩得老高，再砸下来像个大虾米，这样的累活儿他们干了很久，小波的肝炎就是太累才引起的。

有时候会想起王小波和赵和平因为打架的事被弄到生产队的托儿所里挨批判（文中也有描述），那么大的个儿和那么小的床，想着就让人发笑，再想起他们俩的那个样子，又无辜又无畏又无奈又无所谓，再加上一副吊儿郎当的劲儿，领导们能不生气嘛，可我们还是觉得那么好笑，这也只是王小波哥们儿义气的一部分。他为了去瑞丽看生病的也是我们院的知青赵东江，是夜里走的，要翻一座大山呢，我后来还问过赵红旗他们，怎么那么大的胆，红旗说，小波这人你还不知道，为不认识的人还能玩命儿呢，更何况是哥们儿，看见了才能放心。后来王小波为了知青的利益还写过小字报、信，促使农场领导在处理知青问题上能够更多的考虑知青的利益。没有几年，知青们挑起了农场里的大梁，司务长、文书、会计、记工员、教师、卫生员、炊事员、拖拉机手、宣传队，所有需要点文化的工作几乎全部由知青承担的，以至于开创了“知青文化”一说，知青为云南的文化普及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为那里的孩子们开启了一扇展望世界的窗口，那些走出大山的孩子们都说“如果没有知青我们永远都不会走出来”。

想想我们刚分到十四队，第一次过南宛河的竹桥，河水哗哗的看着就眼晕，竹桥晃晃的两腿发抖，吓得不敢过就哭；想想我们第一次下水田，不知道得光脚，还穿着鞋袜，看着水田里的水嫌脏还恶心，怎么也下不去；想想我们第一次被蚂蟥咬，到处是血吓得满水田乱跳不知如何是好；想想我们第一次去赶街，看见景颇族、傣

一直都想组织一次“还乡团”，再一起回云南一趟。只是想光着脚走走我们栽过秧的水田、看看那些让我们心惊胆战的蚂蟥还有没有，趟趟我们十四队边上的南宛河，在晒场上坐坐、晚上数数星星，从田埂上走到景坎去赶一次街，爬到山上看看曾经砍柴、挖药、摘棕叶走过的地方，吃一吃当年没少吃过的鼻涕果、琵琶果、老缅桃、麻山坡和号称水果之王的牛肚子果，还有小小的又酸又涩但又解渴又解乏、每次干活休息时老职工都

会拿出来的橄榄果，但一直没有成行，可我相信，我们总会回去的。2005 年艾建英和艾建平代表我们大家回去了一次十四队，回来后，艾建平说那

些老职工清楚地记得我们每一个知青的名字，而我却非常惭愧，看着艾建平拍回来

的照片，大部分人的名字我都说不上来，只是一个劲儿的说“老了”，我想，我们

回去的话，小孩儿们是不是得叫我们“太奶奶”了呢。在纪念赴云南上山下乡40 周年的日子里，我想把《王小波在云南》这篇文章推

荐给大家，作为我们全体赴云南陇川农场的北京知青，对我们留下的青春和对王小

波及其那些把生命留在了云南的同伴们的记忆吧。2008.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