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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陇川坝》

2015-10-11 08:34| 发布者: 雷午寨主| 查看: 15242| 评论: 0|来自: 北京赴滇陇川知青

摘要: 1代 序40 年前,1969 年 5 月 15 日中午 12:44 分,我们 305 名赴云南陇川农场的北京知青乘专列离开北京,5 天后抵达昆明附近的一平浪,再换上大卡车,于 1969 年 5月 26 日到达云南陇川农场。同年 12 月 9 日,又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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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孔雀诞生记

陇川农场拉线分场香料厂/ 李安定

1973 年初,我被借到德宏州,和州里的几位画家一起,为在芒市举行的云南省中学生运动会画宣传画。当时,借住在兵团三师师部宣传队宿舍——老农垦局院子里,一片土坯和茅草搭建的简陋房子,和宣传队比邻的是警卫连的半大小子们。

和我同屋的是宣传队的编导老楚——黑边眼镜,一脸老成的重庆知青。一天晚上,我们闲聊时,老楚讲起一件趣闻:

不久前,警卫连家属的孩子不知从哪儿搞来两个大鸭蛋。正好连里养的母鸡在抱窝,就把鸭蛋放进去。过了些日子,小鸡岀壳了,鸭蛋却没动静,孩子们不甘心,又把鸭蛋送给另一只抱窝的母鸡作接力。几天后,鸭蛋终于破壳了,但是,不是扁嘴的鸭子,是两只绿色绒毛的雏鸟。它们和一起岀壳的小鸡们,跟在鸡妈妈身后找食吃。后来才知道,这是两只小孔雀,让孩子们乐开了花。

两只小孔雀长得快,换了一身亮闪闪的羽毛,长出了翅膀。有一天,警卫连的战士们正在逗孔雀,一只孔雀突然飞起来,飞到一个不高的架子上,另一只也跟上去,小伙子们欢呼起来,小孔雀有些受惊,扑腾翅膀飞到屋顶,再也不敢下来。

有个小伙子精明,跑去把老母鸡抱来。鸡妈妈来了,看见两只孔雀宝宝站在那么高的地方,急的咕咕直叫,连孩子们撒在地上的米也顾不上吃。两只小孔雀听见鸡妈妈的招呼,定定神,张开翅膀飞下来。小战士们一拥而上,把小孔雀搂在怀里。

就是这样一个闲聊中的趣事,让我有了一种创作的意愿。

李安定在农场时的创作

“文革”前,周末参加西城区少年之家美术组。我获得的一技之长,想不到在千山万水之外的边陲,正改变着我作为一个知青的命运。

1971 年秋天,在紧邻中缅边界的拉线香料厂,赤裸上身,穿一条工装裤当推料工的我,在三班倒的间隙中创作了一幅木刻《收获》,被到兵团采访的新华社昆明军区分社摄影记者蔡志培发现,带到军区,在《国防战士报》发表了。

1972 年初,我被通知参加昆明军区美术创作班,加工《收获》,住军区三所,班内有来自军区各部队的老画家和年轻战士,老师是军区文化部的专业画家梅肖青、林聆。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收获》被加工成一幅套色木刻,选送当年的全军美展。

前脚回到陇川,十一军的干事后脚就到了,准备把我特招到十一军电影放映队,搞美术创作。人都见了面,一看档案,我有美国海外关系,立刻就没戏了。不过我似乎不大在意,当时我已经被留在团政治处当报道员,撰写了通讯《活性炭诞生记》、报告文学《女兵排纪事》。在兵团、在云南日报也小有影响。绘画和新闻,脚踩两只船。

我对德宏的山水、人情、文化、饮食都有了一份特殊的情感。尤其当地浓郁的色彩和民族风情格外打动我。当兵从来不是我的选项,能到德宏州的文化馆或者《团结报》工作,走村串寨采风画画,倒成了最向往的事。

小孔雀,成了我的创作题材。我自编了一个百余字的故事,画了六幅水粉配图,取名《两只小孔雀》,寄给云南少儿刊物《红小兵》,很快就发表了。我把基本素材,放进一个傣族孩子们拥军的故事框架里,虽然不乏说教,但是在当时千文一面的沉闷文艺中,鸭蛋孵出孔雀,鸡妈妈对小孔雀的母子情,另类的题材,还是透着一种清新。反响似乎不错,云南版画家蒋铁峰还用我的故事出版了一本精美的木刻连环画。

那一阵,我对绘画的各种门类都敢尝试,用油漆加油画色画在街头和建筑物上的大幅宣传画,各种展览会展板上的水粉画,设计书籍封面和《团结报》的插图,功夫下的最深的是一幅国画《织筒帕的傣族姑娘》。画了大量写生,把昔日土司衙门里的雕梁画栋,木织机前心灵手巧的傣族姑娘,巧夺天工的筒帕,整合在一幅色彩丰富的画面里。也因为边疆文化人宽松的小环境吧,州里的画家朋友都说不错,已经送到省里,就等着集中加工,冲击1973年的全国美展。谁承想,北京风云突变,当时江青揪住一批老画家为北京饭店作的非主流画作,大批文艺黑线回潮。我的《织筒帕》自然在省里被拒。阴差阳错,此举也结束了我绘画为生的梦想。

7 月,我被云南兵团政治部宣传处叫到思茅,采写北京知青辛温种植治疟特效药金鸡纳的故事。在哀牢山采访了半个月,我带着素材赶到正在恢复筹备中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抓到的第一本书是全国知青典型报告文学集。

我的责编是江晓天,原中青社文学室的主任,后来知道,在“文革”前的17年里,最著名的长篇有“三红一创”和“山青保林”八部,即《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而“三红一创”的责编竟都是江晓天,他还是巨著《李自成》的编辑。当时参与写稿的都是各省的知名作家,唯独云南派了个知青,我这个人又口无遮拦,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反而得到老编辑们长辈一样的呵护。在江晓天的辅导下,报告文学《种神树的姑娘》已经写出两稿。

当时和中青社在同一院子的还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老编辑金近,是《狐狸打猎人》的作者,是我们从小最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我们的交往中,他说我有一颗“童心”,应该从事儿童文学,于是我就试着把百十字的《两只小孔雀》写成儿童文学,这个版本我手上没有了,但是还记得开头的一句:寨子前的南坎河静静地流着,像一首唱不尽的歌;千首歌万首歌,比不上傣家红小兵的拥军歌。故事讲一群傣族孩子,为给修水电站的解放军骑兵连割马草时捡到两个蛋,借鸡孵蛋,孔雀长大,最后在电站落成典礼上,把小孔雀送给解放军。金近老师很喜欢这个故事,把它送给正向他约稿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因林彪之死出现的接班人真空,让“红太阳”和“四人帮”共同发起了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1974年春节过后,江青在工体10万人大会作“尊法批儒”的报告,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掀高潮。团中央和中青社的恢复再成泡影,《种神树的姑娘》也胎死腹中。

我正准备回云南,兵团又通知我到北京出版社编写一本知青书信集。责编是中年编辑金和增。她做过儿艺的演员,是一位待人真诚热情的女同志,刘心武、陈建功也都是她当时联系的业余作者,她鼓励我,把小孔雀改成短篇小说。

这一次,写起来并不轻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个朴实的情节,不得不加上阶级斗争的情节,加了一个搞破坏的坏蛋——当年土司的管家“眼镜蛇”。

做了半辈子记者的我,今天,逻辑思维完全取代了形象思维,四十年后再看这一稿《两只小孔雀》,暗自好笑当时“真能编”。幸好最初的真实细节,和我在傣乡扎实的采风体验,让这个故事今天还能读得下去。

1975年6月,《两只小孔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开印10万册,定价只有0.17元。当时没有稿费,只送十本样书。出书后,马上有人改编成小人儿书。开印也是10 万本,而且一再加印。

1976 年,上海美术制片厂的动画片《两只小孔雀》也上映了,那个版本里没有阶级斗争,边疆风情也给绘画者追求美的极大空间,应该还是挺好看的。正好赶上打倒四人帮,这部动画片成了为数不多依然站得住脚的作品。

1979年,我到新华社当记者,几年后,一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对我说,我知道你,我看过你写的《两只小孔雀》。

直到今天,我还很怀念在云南的日子。

虽说只是多了一勺肉,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也是一种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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