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陇川坝》

丙寅二十三队二十五队

提起杨兴标，丙寅分场的三地知青几乎都知道。他热情开朗、待人真诚、对知青更是关怀备至，曾经有幸和他近距离接触的知青，许多人跟他成了一生的挚友，就连无缘走近他的知青们也都仰慕他的为人。他是何方神圣，能有如此的人格魅力？

杨兴标，1949年生人，与老高一的北京知青同龄，1969 年，我们还是初次离开父母羽翼的孩子，而他已经是能独当一面的基层干部了。

北京知青刚下连队时，杨兴标在丙寅分场二十三队当副队长，负责知青安顿。为了帮助知青们尽快融入新生活，他实实在在做了很多细致工作。首先是解决吃辣的问题，二十三队多是湖南籍老职工，本来就酷爱吃辣，再加上当时蔬菜品种很单一，除了少量油盐又没有其它佐料，食堂的大锅菜还真得指着辣子提提味儿。可北方来的年轻人都不适应，不光是欣赏不来这种美味，更实际的是消化道承受不了那种火烧一般的刺激。杨兴标得知后就叮嘱食堂炊事员，每顿做菜时先给知青盛出一盆再放辣椒。其次是解决用水的问题，老职工们为保证饮用水的清洁，历来都是在小河小沟里清洗衣物，知青到的时候正赶上雨季开始，小河沟里的水都是浑的，大家用惯了清亮的自来水，也不懂当地风俗，就跑到井边打清水洗涮，从而引来了老职工的非议。杨兴标发现后就带人另外开挖了一处水源，这样既保证了职工饮水卫生，又解决了知青的用水需求。

诸如此类的问题，下乡初期知青都遇到过。放在今天的确是小事一桩，孰不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可能就是该上纲上线批判的严重事件。所以，唯有我们这些当事人才体味得出，如此人性化的解决方式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在我们这批人里，“文革”中被打入另册成了狗崽子的为数不少，这一等知青接受“再教育”，绝不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那么简单。按照极“左”的逻辑，这种人必须与家庭、与个人的过去彻底决裂，强制自己吃常人吃不了的苦，受常人受不了的罪，得极力压抑自己的正常欲望、正当需求，只有如此，才有可能脱胎换骨跻身“可教育好子女”的行列；而贫下中农，不仅是老师，是榜样，更是我们改造过程的监督者、把关人，一旦出现不利于改造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绝不应该心慈手软。正是因为明白这些，我们中的很多人才格外感念陇川农场每一位爱护、帮助过知青的老领导、老职工，至今，30多年前的点点滴滴，老知青还全记在心底。

丙寅分场二十三队的北京知青陆华、崔兵夫妇多年和杨兴标保持联系，并数次两地互访。2006 年还曾约定2008 年举办奥运会时两家人在北京相聚。为此，二人回京后精心设计了出行路线，考察了新老景点，一心想让杨兴标一家好好地看看北京。然而2007 年得到的却是杨兴标因病去世的消息。在杨兴标患病期间，北京知青杨百瑾等专程回去探望，成都知青杜小法等积极为他争取到四川治疗的机会，北京知青王家玲等还筹集了医疗费用，但这一切努力都没能挽留住这位知青的好大哥、好伙伴离去的脚步。王家玲说，几十年来，她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回陇川再见到杨兴标，并由衷地说声“谢谢”！哪曾想，她万里迢迢地来了，却再也见不到杨兴标了。

王家玲永远不会忘记，1972 年她在队里当卫生员时，不仅要给职工诊治一些常见病症，还得经常下田参加劳动。王家玲他们在丙寅分场卫生所培训了三个月，就回连队走马上任了。西医、中医、内科、外科，甚至连妇产科都得应对，真是太难为这些新手们了。哪知工作开展没多久，就赶上了杨兴标的爱人要生小孩儿。得知王家玲是第一次独立接生，杨家的老人不放心把两条性命交给这个年仅20岁的姑娘，执意要送儿媳妇去总场医院。那时，杨兴标正在二十五队任职，经过慎重考虑，他表示，就在连队里生，如果咱们家都不信任她，王家玲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干？我当队长的得带头支持她的工作。那一晚，王家玲一直守护在产妇床前，同时就着煤油灯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医疗手册，一幕又一幕地回忆分场医生接生时的操作规程，生怕漏掉一星半点儿。还好，产妇顺产，经过一番紧张而有序的忙碌，一个可爱的女娃娃出生了。这时，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杨兴标的老母亲还亲手给王家玲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红鸡蛋。从此，王家玲的医术逐步被老职工认可，工作局面慢慢打开了。

杨兴标家的那个女孩起名杨军，现在已有38 岁，和妈妈在瑞丽经营着爸爸留下来的饭店，回访团的一些知青专程去看望了她们。老知青们还特意向当地的朋友了解这对母女的经营情况，不少人都说，杨家的生意做得不错，在瑞丽城里有一定的名气。听以前到过杨家饭店的老知青说，杨兴标在世时店里有十几张桌子， 这次李清仔仔细细数过，如今该店已拥有了25 张台面。

丙寅二十六队

丙寅分场二十六队的知青佟喜英，算上这回已经是第二次回农场了。说起她头一次回队的情形，至今激动不已。那是2008年春节，佟喜英携女儿一起回到老连队，她说，当时也顾不上想更多，甚至连自己的迫不及待都没意识到，只是闷着头往队里跑。刚进队就遇到乔发青两口子，他们一下子就叫出了我的姓，这真让我太意外了。我女儿也特感慨，她说太不容易了，离开农场近40 年了，农场职工竟然还记得你。

在回访团里，有这样经历的老知青实在数不胜数。十多年前，有一位北京知青回瑞丽农场，在队外的大路上与老职工相遇，对方立即叫出了该知青的名字。这让一同去的没下过乡的年轻人很是惊讶，数年后还感叹说，你们那儿的人记性真好！

面对这一评价，真是无言以对，因为老知青都十分清楚，这与记性基本无关。也许这份难以言表的情意，用广线分场十三队王薇娜的几句诗来诠释，更便于没有知青经历的人们理解，她写道：

时间是冲淡离别的酒，却冲不淡友谊的情；

距离能拉开友人的手，却拉不开爱的心；

变了的是容颜，变不了的是心境。

这次回访陇川农场，老知青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下次再来啊”，可以说，每一个农场人都由衷地发出过这样的邀请。弄巴分场十八队老职工对北京知青说的这段话更是催人泪下：“你们走后这30 多年，我们天天都在盼着你们能回来看看我们，现在我们都老了，不知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你们，过几年你们可一定要再回来呀！”不难想象，面对高龄老人的片片痴情，声声恳请，任凭是谁也难以克制自己的感情。

昔日的伙伴们，见到我们以后，老职工越发思念大家，但愿你们能听到这一声声殷切的呼唤。

水工队

水工队的战友们，还记得被全队知青尊称为“我们家老太太”的刘知秀大妈吗？冯容参加了2009 年的回访活动，她已两次回陇川农场，每回的头等大事就是赶紧去看望老太太，她的评价是“比亲妈还亲”。她不光现在这么说，早在多年前她对女儿也这么说，使得她女儿说：“我也想当几年知青”。

冯容回忆说，从见到北京知青的那一刻起，大妈就开始关心我们的衣食住行。她家小伙房的门永远向知青敞开着，谁饿了、馋了都可以随时进去寻找食物；她儿子费牛劲儿豁回来的小鱼，全家人都不许碰，那都是留给知青的。咱们这些人都清楚，那时候的一口好吃食是多珍贵，有钱都没处淘换去，更别说大家还都那么贫困，让现今的人看来，刘大妈的某些做法似乎不可理解，可我们掂得出她对知青的这份情意有多重。

冯容还说，男生们藏在被窝里的臭袜子、脏衣服，也都是老太太主动翻出来给洗干净。说到这里，想起弄巴分场十四队的王小波当年也曾受到过这样的关照，队里的老职工段炳芹就定期到他屋里翻找脏了的衣物，回想下乡之前，能够这样细心、耐心照顾我们的，无外乎奶奶、姥姥、妈妈、姐姐这些有血缘关系的骨肉至亲吧？所以水工队的知青们怎么能不把刘知秀大妈当成“我们家老太太”呢？

说起这个称呼，北京人都很熟悉，人们在熟人圈里提起自己的母亲都这么说，透着一股子亲昵。可湖南籍的刘知秀大妈最初对这个称呼却很反感，她说：“我是贫下中农，为啥叫我老太太？”原来湖南人管地主他妈才叫老太太呢。

冯容说，让她最难忘的是刚到农场不久老太太给她过的20岁生日。我们小时候，很多人家从来不给小孩过生日，可冯容家却很重视这件事，每次父母都要精心给孩子准备一份儿礼物，同时全家还要聚顿餐。从小到大，年年不落。来到农场后，冯容不敢再有这样的奢望，做梦也没想到，刘大妈却端着一碗好菜来给她过生日了，40 年后她回忆说：“当时我真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家都能想像，一贯快言快语的冯容受到了什么样的震撼。还是刘大妈先打破僵局，让冯容赶快尝尝碗里的东西。冯容吃了一口就惊叫起来：“是炸肉！香酥瘦肉！”40 来年前，就是在北京也未必总能吃上这一口呀！老太太开心地笑了，连说不是，其实原料是豆腐渣，经过草木灰水泡制后又煎炸的。东西是不值钱，可难得的是老人的这片慈母心。1996 年，冯容的女儿整20 岁，跟妈妈当年下乡时同岁，全家人选择这个时候回农场看望刘知秀老人，自然别有一番深意。

丙寅分场二十一队的林光南不光是惦记着他的老宿舍，更想念有恩于他的老职工，林光南是二十一队年纪最小的一个，来农场时才16 岁。刚到农场四五个月，他就因急性阑尾炎在总场医院做了手术。由于病情较重，当地条件又有限，术后伤口化脓感染，最后形成瘘管，回北京重新手术才痊愈。在林光南之前，拉线分场的北京知青大林也有相同遭遇，不但刀口长期不愈合，连肠子都烂穿了孔，听说在换药时还从刀口里挑出了菜叶。林光南当时很痛苦，很无助，生理和心理上受着双重折磨。就在这时，二十一队的老工人们来到病房，送来了七八斤鸡蛋和一茶缸猪油，还特意准备了一个煤油炉子，以便他加工送来的营养品。当时，后来病逝的赖小林也正在住院，林光南吃鸡蛋时就邀他一块儿“改善伙食”。两个患病的知青享受到的不仅仅是补品，他们还品味出了老职工父母般的关爱之情。放在眼下，这些礼物实在不起眼，量少而又低档。然而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都知道，连队老工人凑出这点儿东西实属不易。

广线分场十三队的肖锦玲也说，当年他们队有位丁阿姨，经常从后窗户里给她们递来自己腌制的小菜。老知青们都深知，在当年，送小菜能保持“常规化”也是相当不简单的。“文革”中，讲究割资本主义尾巴，土地宁可荒着也不允许扩大自留地面积，职工只能在划定的地方种点儿青菜，除了平时食用，主要留着做咸菜。那时候几乎每家都有几个大坛子，里边装着能供全家人吃上一年的咸菜，老职工屋里除了一桌一箱两张床以外，那就是最值钱的家当。

丙寅分场二十三队的北京知青霍保山有酒量，在云南周游的那些天里，他有时自饮自乐，有时众饮众乐，大家没见他有过醉态. 然而在农场的那天晚上他却真的醉了。霍保山在陇川农场有两个朋友相处甚好，他们都是农场干部，与霍保山同处过一个连队和一个办公室，后来都调到县城，当过公安、缉毒方面的领导。这次回去，他只见到了一个徐春良，另外一位陈康选已经去世了。老陈的儿子小龙现在在瑞丽工作，为见当年的知青哥哥，特意开车几十公里专程来徐家与霍保山叙旧。古人说得不错，酒逢知己千杯少，霍保山不仅是人醉了，更是心醉了，40 年来，知青与农场人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像亲戚一样越走越近乎，这能不让念旧情的我们心醉吗？

拉线分场五队胡楠说，30 多年前，她能吃苦耐劳并与老工人打成一片，所以在队里人缘挺好，回到五队就像回到家一样温暖。这次回去，因为逗留时间短，不可能到每一位老职工家都去坐坐，70 多岁的老职工王树芹说：“我就是背也要把你背到我家去”。平平常常一句话，令胡楠很感动，分别33年后，老朋友还这么一往情深，跟大城市人与人之间的逐步冷漠成了鲜明对照。胡楠在五队老职工段质银家吃的饭，一家人杀鸡炖肉很是热情。胡楠说，看着一张张笑脸让我体会到了人间真情，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多多回去，看看农场，看看我们的老职工们。

医 院

这次北京知青从昆明下来，在芒市住过一晚。大家刚在宾馆房间安顿好，曾经在陇川农场医院工作的思治云医生就带着儿子来看望知青们了。父子俩随车带来了十大箱缅甸出产的芒果和山竹，并且准备了几十个塑料袋，说是要分送给回访团所有的北京知青，不管当年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都有一份。这些水果是思医生和老伴儿亲自到市场挑选的，都是口感最好的品种，靠退休金生活的老两口为此足足花了上千元。

思医生是北京知青回访团此行中见到的第一位陇川农场的老熟人，尽管他早已调到地方上的德宏州民族医院当院长，但是农场人特有的朴实、热情丝毫未变，让我们这些老知青在踏上农场的红土地之前，就又一次重温了农场人对知青的亲情礼待，因而大家回陇川的心情变得更加急迫了。

说起总场医院的曾宪章医生，很多知青都熟悉。特别是他在总场医院卫训班当班主任、在总场宣传队当负责人的时候，和知青接触最为密切，由于他很擅于做知青的思想工作，因而和知青们处成了朋友。曾医生今年已76 岁了，多年前调到州农垦局医院任院长，也定居在芒市。这次他亲自下厨操办了两桌丰盛的饭菜，不管当年熟悉还是不熟悉的知青都邀请。若是谁不去，老人就很失望。后来，曾医生还特意赶到陇川农场陪伴大家，直到三天的活动结束后才回去休息。在曾医生家，曾在农场医院工作的北京知青李清、那佳见到了农场医院现任院长高海生，他是专程从陇川来芒市迎接北京知青的。那佳和高海生还是卫训班的同学，老同窗见面自然分外亲切。

李清是1971 年调入总场医院的，她发现医院的条件虽然很差，但是医生们的水平都不低。他们是由三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下放军医，如参与医院组建的马院长、孔院长、艾医生、高医生等；再有就是从昆明来的下放干部曾医生等；还有就是像思医生一样毕业于医科院校的年轻大夫，其中有从昆明医学院来的翁医生，从张家口医专来的娄医生、张医生，还有弥渡卫校来的蒋医生等。

李清和那佳回忆了这些医生中的两位代表人物，即马临政院长和思治云医生。

李清说，在弄巴医院的宿舍区里，现在只剩下一栋老房子没有拆除，马院长当时就住在这排房子的头一间，他家当年的小伙房也还在。马院长是山西人，1958 年下放到陇川农场。他离开部队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他父亲是伪县长这个出身问题，直到上世纪60 年代末，农场专案组外调时才弄清了情况，其实马院长的父亲解放前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后来打入伪政权做了县长。解放后老人家曾经在天津中医医院任党委书记。组织上更正这一问题时，马院长在农场已工作了十多年。那期间，不管背着多么沉重的政治包袱，他都尽全力为边疆人民办好事、做实事。建场初期，跟随部队官兵转业到农场的仅有一名卫生员，全部医疗设备就是一个小药箱。1958 年，马院长和战友们建起了陇川农场职工医院，培训了一批医务人员，在当时的各作业区建立了卫生所，在生产队设立了卫生室，初步形成了农场医疗卫生网络，为全场职工家属以及附近村寨少数民族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保障。在农场工作20 多年后，马院长调任德宏州农垦局医院院长，十来年前，在回山西老家探亲时病逝。

驻足在马院长家的小伙房前，两位北京知青心中涌起一股股暖意，由于都是北方人，当年北京知青可没少在他家吃面食，尤其是包饺子，从来没落下她们俩。大家也许还记得，知青要想吃一碗面条是多么不容易，首先要用饭票从本队食堂称出大米，大老远背到县粮食局卖掉，再购买面粉，然后带着自己千方百计找来的报纸去街上作坊订制挂面，几周后才能从县城背回晾干的挂面来。可见，能经常在北方老乡家变着花样吃面食，在当时来说该有多么幸福。

和马院长同批下放的北方籍军医还有艾医生、王书记等，现在也都已去世，长眠在距家乡万里之遥的边疆。这次回去，李清和那佳专程看望了他们的家人，并在老军医们遗像前鞠躬致敬。她们说，这也算了却了我们的一份心愿。

那佳回忆说，思治云医生是傣族，出生在德宏州盈江县普通农民家庭。1956 年被国家保送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上高中，1959 年考入北京铁道医学院，1964 年毕业，学校分配他到昆明铁路局医院工作，但是思医生主动放弃了在省城的工作机会，义无反顾地回到生他养他的德宏。因为他深知，解放前边疆地区疾病肆虐，缺医少药，少数民族乡亲生了病只能求神拜佛或者请巫医。解放后医疗条件虽有不小改善，但医疗资源仍较为匮乏，他来自边疆，学成之后就应该返回故乡为百姓谋福祉。从生活了八九年的首都一下子回到偏远的边疆，那种落差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可思医生无怨无悔，一干就是一辈子。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儿子思明也做了医生，并且选择了效力德宏。

回访之前，那佳问思医生想要北京的哪口吃食？他只要求带一瓶北京的臭豆腐，那是他在京求学时常吃的咸菜，几十年后仍然念念不忘。看来，思医生跟我们大有相通之处啊——他已然是半个北京人了，否则怎能欣赏那种独特的“香臭”呢？而我们也可称半个云南人，偶尔得到一点儿滇味特色食品都当宝贝似的。

那佳在思医生手下工作的时间较长，一直把思医生看作自己的恩师。这次随大队人马返回下关后，那佳独自一人又折回芒市，在思医生家踏踏实实住了几天才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