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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远去的知青岁月(六)

2019-12-22 11:18| 发布者: 安宁檬| 查看: 86| 评论: 0|原作者: 善待余生

摘要: 苦中有乐朱协理员陪我来到机耕队,指导员和队长一同接待了我,他们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希望我能尽快适应工作,进入角色。应该说,机耕队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站。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每天都要提着一个专为文教制 ...
苦中有乐
朱协理员陪我来到机耕队,指导员和队长一同接待了我,他们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希望我能尽快适应工作,进入角色。应该说,机耕队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站。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每天都要提着一个专为文教制作的铁质喇叭筒,在田间地头对着职工喊话,喊话内容不外乎“不怕苦,不怕累,定叫粮食亩产过黄河”,“学大寨,加油干,要让粮食亩产跨长江”之类的鼓动口号;再就是抓典型,找素材,表扬队里的好人好事,批评所谓的歪风邪气。
来到机耕队,我首先需要适应的是集体宿舍的生活。队里职工结婚以后会安排一间宿舍,没成家的“单干户”就只能住集体宿舍。集体宿舍里没有床,没有桌椅,只有几个脸盆架。潮湿的地面垫上一层用芦苇捆扎的“苇把子”,上面再铺上各自的棉絮,这便是“单干户”们就寝的龙床。十几个人躺成一排,叫作睡统铺,一到晚上,又累又倦的汉子们,也懒得洗脸洗脚,倒头便睡。我是头一回进入这样的环境,臭脚味,呼噜声,让我久久不能入眠。
这里的生活条件和艰苦程度是我不曾预料的,我每月的工资三十几块,除去吃饭所剩无几。我经常自嘲说自己属于“三八九二部队”,因为月工资为三十八块九角二的职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粮油也是定量供应的,每个月的配给是二两油,四十一斤粮,年轻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劳动强度大,食物需求多,但定量就那么一点,每顿吃多少必须得提前计划好,否则会熬不到月尾。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可能会觉得,四十斤粮食不算少啊,我们每天还吃不了一斤哩,殊不知在那个年代,肉类是稀罕物,水果和零食我们都极少见到,所以人们总是处在缺少油水的饥饿状态下;再说,供应的粮食是以玉米面为主,大多数时间每顿饭一个玉米馒头,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南方,靠吃大米长大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痛苦。
在武汉的父母其实早就预想到了这些情况,每月都会准时给我寄来一些全国粮票,还有十元钱,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的囧境,使我的生活状况要好于身边的其他人。我知道,父亲当时的退休金只有二十几块钱,两位老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总共也就四十来斤,但为了帮助远在边疆的我,让我少吃点苦,他们宁愿自己挨点饿,也要攒出一点粮票和现金支援我,至今想起来我仍觉心痛。
    艰苦归艰苦,工作还得好好干。我这个文教主要的工作就是耍嘴皮子、摇笔杆子,一段时间后,就有一些闲言碎语传到我的耳朵里,人们对我评头品足,大致意思是说队里来了个不干实事的家伙,成天叽叽喳喳,有本事靠技术,没本事靠嘴巴,能不能到大田里实打实的干干啊?我感到很多人不愿意搭理我,故意绕着我走。我琢磨着,怎么才能走出困境,摆脱尴尬?唯一的办法就是少说多干,还得多接触一些人,多结交一些朋友。机耕队的职工一般都是拖拉机驾驶员,工作的时候你无法接近他们,一旦他们停下机车,我就给他们送水解渴,陪他们聊天,还把父母从武汉寄来的零食拿出来和他们共享。小恩小惠有时还是能促进感情的,慢慢的,我身边的朋友多了起来,甚至还有了几个“铁哥们”。
    记得一个叫余国民的河南小伙子,是一个技术熟练的拖拉机手,我们同睡一个地铺,我经常在他收工之前帮他到食堂买回饭菜、打好热水,让他洗脸时用我的肥皂,开始他还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但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他还主动把铺位搬到我旁边,一躺上床就开始和我聊天,慢慢的我们就聊成了兄弟。小余为人豪爽,特讲义气,只要有人和我过意不去,他便会为我出头,打抱不平;有一次我中耳炎复发,高烧不退,他帮我端水送饭,问医拿药,通宵不眠地守护我,直到痊愈;他还建议我说,文教不是正经职业,学会一门技术才是生存之道,为此,他执意要教我学习拖拉机的驾驶技术,在他那台“东方红”牌拖拉机的驾驶室里,我多次听他讲解机车的结构组成、部件名称以及操作要领,如果不是因为不久后工作的变动,我说不定真的会成为一名拖拉机手。
    机耕队来了一对青年情侣,两人都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男的姓周,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分配到新疆,女的姓范,毕业后本来可以留在杭州,但对男友不离不弃,追随恋人一起来到三角庄,两人都成了队里的农机技术员;但不久女孩就感到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和生活,又思念故乡的亲人,整日里闷闷不乐,最后竟要求男孩和她一起回浙江去。男孩知道回内地就意味着两人都会丢掉工作,只能劝说女友在这里坚守,他想方设法哄女孩开心,但始终无济于事;无奈之下找到我,诉说他的苦衷,排解他的忧虑。我觉察到,这个女孩性格内向,不喜交往,除了自己的男友,从不和其他人打交道,这是她感觉孤独和不适应的根源。我让队里的青年男女经常去她的宿舍玩,聊她感兴趣的话题,还约他俩一起骑自行车去乌苏、独山子买羊杂碎,回来包饺子;女孩手风琴拉得好,我又找了几个会乐器的小伙子,组成一个小型的乐队,晚上一起到远离职工宿舍的一间地窝子里练习演奏。有一次周技术员去乌鲁木齐出差,担心女友的安全,托我多加关照;我让余国民邀约几个小伙子晚上在女孩宿舍前后轮流值守,让女孩安心睡觉,男孩出差回来,听女友说起这事,自然是特别感动。一个月的功夫,女孩真心地接受了我们这些朋友,一改孤僻的性格,变得开朗起来,再也不吵着离开连队了。在队里,他俩和我无话不谈,成了莫逆之交;不久,由我和余国民牵头,为他们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夫妻俩双双成了机耕队的技术骨干。
    为了配合农业学大寨和反修防修的政治任务,奎屯农场决定举办一场文艺汇演。分场指定我在短期内拿出两个节目,代表分场去总场参演并要求必须获奖。为紧跟形势,我选择了歌颂“农业学大寨”运动给连队带来的新面貌这一主题,创作了大型民族歌舞《三角庄亚克西》,我自己写词谱曲,之前无意中组建的那支小型乐队正好派上用场,我们连夜排练,反复修改,最终这个节目在汇演中获得了编导和表演两个一等奖:另一个由我参演的以反修为题材的讽刺小品《破烂的铁壶(勃列日涅夫)》获得表演二等奖;因此,分场也获得了优秀组织奖。这次汇演取得的成绩,拿到今天来看,的确是微不足道,但在那样一个群众精神生活尤为贫乏的年代,却足以让连队上下对我刮目相看。
    正当我逐步适应了文教工作,而且搞得顺风顺水的时候,突然接到分场的通知,要我转岗到学校工作,原因是分场子弟学校一位老教师因病离世,他所任的课程面临停课,所以决定抽调我去紧急支援。那个时候,组织上调动你的工作是容不得个人讨价还价的,好在我有过在夜校和学校代课的经历,没有怎么考虑就去了分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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