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和追忆我们逝去的青春，特将前几年所写《难忘知青岁月》集结成集以为纪念。 难忘知青岁月 （一） 1967年，结束初、高中六年的学习，我们按常规应进入高考。但，是年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我们，东湖中学的学生和全国的学生一样也怀着满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我们曾为我们的忧国忧民意识和能荣幸地投入这场大革命而骄傲、自豪。不论是当初的“保守派”“中间派”，还是“造反派”，作为十几岁的学生娃娃，我认为并可以断言：他们是怀着一门心思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不论现实和历史对“文化大革命”做何种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此前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能把共产党的理想、信念赋之予全民，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也许有宝贵青春的荒废，也许有美好理想的破灭，也许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但更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是他们同国家、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共和国大厦。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了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了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1968年下半年，虽然上高中一直把“北京外国语学院”作为奋斗目标的我，在上大学已成绝望时会有多少痛苦和迷茫？这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家中“独子”的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在学校报了名“上山下乡”。在我一人到派出所去转户口时，是一个年轻女民警接待的。当她在户口簿我名字上盖上“注销”戳时，我说了两个字“完了！”她问：“什么完了？”其实现在我也很惊讶，那时的我竟然还知道城市户口下容易，而上谈何容易的道理。我的解释让她笑了。因为我们当时决定报名“上山下乡”时，就没有谁知道能够返城的。 1968年12月22日，就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的当日，上午在汉口武汉港码头，我母亲、两个姐姐及外甥女含着泪水送我。10点30分，我与同学们乘坐“东方红207号”离开武汉奔赴监利。当大轮发出离港“呜……”一声长鸣时，这既意味着学生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我心里增添了一种莫名的惆怅，也许是对未来的不可知的一种惆怅......。 （二） 蜿蜒万里的长江水，由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东雪山西南侧的沱沱河直流而下，行至荆江段，变得九曲回肠，仿佛是流连江汉平原的美丽。监利，就位于万里长江的荆江段，这里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摇篮，又以鱼米之乡而闻名。监利南临长江，对江为湖南岳阳；北临东荆河，与潜江、仙桃（沔阳）、洪湖交界。据说监利孕育了楚相春申君、东顺名相伍子胥、东汉宰相胡广、明礼部尚书裴纶、清台湾知府朱材哲、清同治太傅王柏心等一批历代鸿儒俊彦，还有当代王遐举、王轶猛“二王”书法更蜚声海内外。 1968年11月以来，我们东湖中学6409班除了少数同学外，分两批先后下到监利的龚场区和新沟区。我们是学校第二批来到监利的。我班的吴克利、祁德鑫、朱福旗和我以及外校的“烧饼”、王宝国共六个男生被分配到新沟区东荆公社谢家大队谢家一队。 监利县有一个民谣：“金朱河、银新沟”。所谓“金”实际上是指盛产水稻；所谓“银”系指盛产棉花。可见朱河和新沟在监利的地位了。难怪当时监利人民广播站的播音员在播“监利人民广播站”时都说成“监利粮棉广播站”了！能分到新沟亦是幸运，更何况还分到了谢家一队了！因为，谢家一队当时在东荆公社应该说是最富裕的队了。 起初，我们六位童子伢被分在小队三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家。吴克利和王宝国好像在均恺家；朱福旗和“烧饼”在狗娃子家；我和祁德鑫则在秉忠哥家。住在农民家的那些日子里，我觉得是愉快和惬意的。因为最大的好处是吃饭不愁。而且印象和回味最深的是在秉忠哥家吃得满口跑的“二米饭”了，即大米和小米（粟米）合做的饭。另外，现在回忆起来，我们住农民家，竟全然没有一点点觉得农民家里脏的印象和感觉。殊不知，在学校期间我可是有洁癖的呵！ 秉忠哥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给人以亲切感的人。他们一家对我和祁德鑫可以说非常的好。而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女儿秀娃子，当时大约十四岁左右，但像一个成年人样在家带弟妹做家务，在队里和妇联们一道出工挣工分。她很热情活泼，一对很深的酒窝很讨人喜欢。她对我们知青格外亲近，一口一声“刘哥”、“ 祁哥”的。但前几年才听说也忘了何故，说她不在了，实在可惜呵！ 刚插队的那些日子，由于我们干不了技术活，像犁田坝田等，队长基本是安排我们知青和队里妇联们一道给棉花打药水，在田里锄草。更可乐的是在出工时，队里结了婚的嫂子们还不时拿我们几个童子伢混点，开荤玩笑，有时搞得我们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三） 知青出早工是我们刚下放农村时最不适应的。试想，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在睡梦中，突然被生产队长“出早工啦……!”的高分贝嗓音叫醒那是什么感觉？而且出早工的时间一般是天还未亮时。 大约是1969年的一天，我依稀记得那时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们被叫醒后，除“烧饼”在家做早饭外，剩余的五人均要与队里的劳力一块出早工。那段时间出早工的内容是将一车（板车）砖由谢家一队拖到我县与沔阳县（今仙桃市）交界的北口。北口距我队单程八华里。 刚往车上上砖时我们并非完全清醒，懵懵懂懂、迷迷糊糊的。其后我们出发了，其时通往北口的路是白呼呼的，像白天隔着毛玻璃看窗外一样，其余还是漆黑黑一片。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着……,待轮换作为板车把式后便才基本清醒。于是一路有了我们几个男知青的叽叽喳喳、谈笑风生。到达北口时天已蒙蒙亮了。 我们从北口返程时，虽然拖的砖已卸，仅空车，且天亮了，路也好走了，但我们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八华里路怎么如此遥远哦！要搁现在我们中肯定有人无论如何要打的士了。于是一路上没有了叽叽喳喳、谈笑风生，而似乎万籁俱寂、噤若寒蝉、道路以目。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的知青点的房屋隐约可见了。大家仿佛在绝望中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也似乎婴儿在饥饿中看见了妈妈。在离知青点的房屋还有二百米时，我们似乎闻到了饭的香味。我们中的朱福旗已按耐不住了，已全然不顾读书人的矜持与斯文，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一股劲，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知青点的房屋。 待我们进去拿碗盛饭的时候，朱同学已吃了半碗了。他长叹了一声后说：“终于活过来了！”我们也以很快的速度干了一碗。于是我们知青点又传出叽叽喳喳、谈笑风生，于是我们又俨然有一种有别于农民的读书人的矜持与斯文了……。（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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