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草山丹：琴 殇 (16) 文/劲草山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了，活着的老知青都过了知天命之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难免回忆起逝去的故人。三十年前，我们一起插队的知青武建勇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死，也可以说是对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一个写照和缩影。

       追溯到中学时代，我们学校原来是一所国务院新闻办直管的教育改革实验学校，原名北京第九女子中学。也是在我们这届，我们班招了十几个男生，成为男女混合五年一贯制的实验班，直接升大学。能进这个班，本身就有一种优越感，加上全校就有那么少数的男生，更宝贝似的。武建勇是校文艺宣传队成员，会拉二胡，更是处处受宠，总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因为他长得又白又胖，不知谁给他起了个外号“小地主”，特别是一笑，两眼一眯，大口一张，声音洪亮，全教室的人的目光都会被吸引过去，在他身上，没有愁事，都是喜事。他个子低，坐最前面，我个子高，坐最后面，上学的时候，我不太喜欢他那种，头扬地高高的，目中无人傲慢的样子，因此在学校时几乎就没说过话。

      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们这些不谙人事的孩子稀里糊涂地也被卷进运动中，随着不同家庭的境遇，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动荡和剧变，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当我们插队在一个集体里的时候，互相之间并不了解，我只是发现，他的个子比我高了，性格内向了，头低下去了，眼神儿没了，凡人不搭话，总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不合群，人像被霜打得秋叶，蔫蔫的。大伙都议论他怎么变得孤僻怪异，和在学校时判若两人。

      有一次，队里派活，恰巧把我俩派在一组进城卖菜。清晨，我们坐在装满蔬菜的马车上出发了，这一趟，马车摇摇晃晃上坡下洼，要走近两个小时的路程，为了打开尴尬的局面，我们开始聊天，当我知道他比我小一岁时，我就以老大姐自居了。慢慢的，互相不拘束了，他告诉了我他家在文革中发生的变故：他的父亲在邮局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他还有两个姐姐，文革开始不久，他父亲被打成地主成份，遣送回河北老家，一时想不开，患了精神分裂症，一家人生活没了来源，只能靠他母亲在街道做点针线活维持，两个姐姐也到不同的地方插队，家里全乱套了。哦，原来如此，可以说，他一下从天上落到地上，很难适应，难怪连性格都变了。我和他的不同是，我们家从五八年就开始落难了，我过早地成熟，有了承受灾难的能力。我同情他，但不赞同他的态度，于是我真诚地将自己的经历、体会说出来供他借鉴。自那以后，他有了什么想法，总是主动来征求我的意见或是让我帮他出出主意。我从小在幼儿园长大，习惯过集体生活，总是觉得我们这帮孩子远离父母吃苦受罪不容易，应该像兄弟姊妹一样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特别希望这个集体的每个人都好，大家和和睦睦的。慢慢的，武建勇有了改变，脸上有了阳光。我们每天和农民一样，日出而做，日落而归，谁都不知道今后的日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七〇年以后，第一批招工开始，本来相对平静地生活被一下子被打破，有人离开农村招到工厂去了，这说明，在农村安家落户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很现实。每个人的思想都有波动。武建勇尤为突出。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特别想出去挣钱，养活他妈妈，可是出身不好，走不了，急死了。我不知该怎么劝他，忽然想到他有一技之长，就提醒他：“你不是会拉二胡吗，在这方面做做努力，或许是条出路呢。”他是个聪明人，举一反三真的琢磨起这事来了。

      有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吃饭，远远看见武建勇从进城的小路往回走，手里拎着一个长长的黑盒子，不知是什么，等到了知青窑，才看清是一把小提琴。自那天起，我们知青的窑前就响起不绝于耳的练琴声。起初，这琴声刺刺拉拉的充满哀怨和愤懑，特别难听，有的同学提出了“抗议”，也是，大家干活都挺累的，听着这噪音休息不好，怎么劳动呀？我也说过他，要顾及大家的感受，他说：“我想了，这是我能离开农村的唯一希望和出路，我在城里拜了老师，一定要学成，一定要出去！”这次，我看到了他的倔犟和决心。我不能再说什么，只是默默的祝福他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