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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广泛地接触，和乡亲们聊天，了解到有一户老社员，他曾经在我第一次耕田的时候帮助我给牛套犁扣，教我如何使唤牛的那个老社员，他当时家里的小猪得病死了，因为家里非常困难，分给他的新房子就连内墙上保护红砖墙面的水泥砂浆面层上没有做任何刷白处理，就直接搬进去住了，他舍不得用自来水，仍然坚持每天从几十米外远处的井里挑水来做饭洗衣服，舍不得用煤和天然气作燃料来烧水做饭，锅灶里仍然烧着干谷草和街面上拾捡来的干树枝和枯树叶，为了抚养他们的孙子，他们经常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实在没有钱再去买小猪来喂。看到这里我很难过，马上掏出两百元钱给他，要他自己抽时间到街上去买两只小猪来喂，那二位老人不停地对我说着那些非常感谢的话语。我匆忙打断了他们的话，不忍心让他们继续说下去，但是我的心情也很不好受。我回城工作三十多年，工作忙也就一直没有回来看看乡亲们，心里经常感觉到非常有愧于第二故乡的乡亲们。但我的确在内心深处是经常想念他们的。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第二故乡的每一个乡亲。
当年的队长家里，在这几年喂养了两百多只鸭子，白天就放在门前不远的冬水田里。我漫步在通往生产队冬水田的混泥土路面的公路上，远远望过去，可以看到，一片片白茫茫的鸭群在冬水水田的面上飞奔嘻戏着，在水面上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雪白色的浪花。我和队长开着玩笑说：“如果能把时光倒退几十年，你养了这么多的鸭子，假设我去偷你十来只，你能看的出来吗？”队长笑着对我说“你现在就是偷我二三十只我也看不出来。就这么和你说吧，我的鸭子现在只能说是号称两百只，究竟具体有多少只鸭子？我们一家人从来就没有数清楚过，反正只晓得一点，这一群鸭子都是我家的。”我也笑着对他说：“看来你的确是家大业大，今非昔比了。”队长说“这几年生产队里头只要自己身体没有病，手脚勤快一点，辛勤劳动，家家户户基本上也都搞发了。这阵子比起你当年下到生产队的那些日子,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了。”
在生产队里的这几天里，队长和队里的乡亲们纷纷拉着我，向我讲述了我离开生产队以后，与我同年下到生产队的那几个知青的大致情况：
吴乾刚在73年离开生产队，到铁二局西昌地区的一个机务段工作。据说在以后还当上分局里的主要负责干部，99年中期还到生产队去看望了队里的所有乡亲。颇有衣锦还乡的架势。大手一挥，拿了三万元的现金，挨家挨户地上门，分别送给了生产队里的所有乡亲。只是在分配这3万元钱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分配好，不但没有得到几个人满意，反而得罪了不少乡亲。惹得不少人至今还有意见。反正有钱了，处理不好也是一件麻烦事。早晓得还要得罪那么多人，倒还不如把钱交给队里的干部们，由他们队上的人自己去分，效果可能更好，至少可以落得个清闲，体面地做了一个大好事。
后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吴乾刚到广东谋求发展，在近几年退休以后回到了成都，住在九眼桥附近的三观堂。
刘克刚在72年应征入伍，体检过关，在政审过程中接兵部队发现：刘克刚的父亲当时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据说还有特务嫌疑，仍在五七干校被监督劳动。刘克刚能参军入伍的政审能否过关，接兵部队与公社武装部之间的争议很大，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让刘克刚顺利领到新军装。当时周部长再三告诫要他，千万不要先急着回成都看父母，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要等到了部队以后再给家里报喜讯，把参军的消息告知父母。刘克刚当时满口答应了周部长，一定做到暂不回家。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把周部长的话听进去，双腿刚一跨出公社大院，便直接登上渡船到了河对岸，踏上了回成都的长途公交汽车，回到成都。穿着新军装的刘克刚，亟不可待地来到父母面前。他的妈妈一眼看见穿上国防绿新军装的儿子，就知道是儿子参了军，非常高兴。马上出门到处炫耀。可是这一切，竟被一个靠造反起家的街道干部看见了，她立刻赶到成都军区，去向有关部门告状。说是为了维护人民解放军的纯洁，决不能让走资派和有特务嫌疑的子女混进人民解放军的队伍。结果可想而知。穿在身上的新军装被有关部门派人上门收缴了。同时用电话通知了远在罗坝公社武装部的接兵部队。刘克刚参军的事就这样被搅黄，彻底泡汤了。
几年以后，刘克刚在队里的劳动中受伤，一条腿落下了残疾。据说在75年以后。按照相关政策，办理照顾残疾，以病退的方式回城了。
当地洪雅城关镇的知青邓成义，在71年夏季。被调到乐山地区的515水电站当工人。以后就再无音信。
当地洪雅城关镇的知青何群舒，就是那个女生。她是我们五个知青中的经历算是最悲惨的。在我们那个生产队里，包括以后从自贡、绵阳等地下放到这个生产队的所有知青，相继都离开了，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可能是由于当时政审方面比较严格的原因吧，她的家庭出身及社会关系相对要复杂一些，参军，招工，报考学校等等的一切，都与她彻底无缘，万般无奈的她，也就只能一直留在生产队里。到了79年年初。全公社几乎所有的知青都离开了生产队，就只剩下何群舒一个人，还在以知青的身份在生产队里苦度时光。公社领导为了照顾她，把她从生产队调到公社罗坝场镇的街道上，安排在铁匠坊里（就是当年队长给我买锄头的那个铁匠坊）当勤杂工。好歹也算是吃商品粮，反正不会再在生产队里当农民，也算是结束了知青生涯。
当何群舒最后离开生产队的那年，大概已经是29岁了，从19岁下放到生产队那天开始算起，到离开生产队，整整10年啊，8年抗战都打完了啊。她却在生产队里整整待了10年，她的整个青春时代就这样渡过去了。据传说再以后，通过熟人和朋友帮忙，通过多方努力，她终于从洪雅罗坝街上的铁匠坊，转迁到了四川绵阳地区工作。
体现着洪雅县罗坝公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4年到1979年冬天，经过了15年漫长的苍伤岁月，终于以何群舒最后离开生产队为标志，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不过也有例外，在我负伤后重返山上中秋院水利工地的途中，当年成都28中的两个知青，苏习航和李德全二人同在一个生产队（先锋五队）。他们按照生产队的安排，一起到山上的中秋院水利工地去出工，这两个小兄弟从后面追上了我，我们一路上说说笑笑着，打发着沿途的寂寞，不知不觉地翻越好几道大山梁，到达了山上白云深处的中秋院工地。打这以后，我们一起在隧洞里打钢钎，甩二锤，挨冷受冻地干了两个多月。当我被调到山下水渠工地，离开了山上的中秋院工地以后，他们还在山上工地。后来我被调回了成都，隧道工程结束后他们又回到原来的生产队。继续挣他们的工分。苏习航在73年调离了生产队，到成都东郊的某信箱厂矿当工人。1975年。四川师范学院到罗坝公社招收一批社来社去的代培学员。在还没有明白什么是社来社去的前提下，为了想早日离开罗坝公社的生产队，李德全便慌不择路，主动到公社报名，作为社来社去的代培学员，他在四川师范学院读了几年大学，1979年毕业后由国家分配，按照社来社去的原则，被分配回到洪雅，在罗坝公社中学担任语文老师。一直到退休。现在也许回到成都养老了。鉴于这二十来年。成都市区变化很大，很多街道随着拆迁改造。原有居民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再也无法知道他的消息了。
在生产队里的这几天里，我曾经抽时间到罗坝中学去看望他，在他家里没有说上几句话，她的妻子可能觉得我们都是作为知青，同年下放到罗坝公社来的，早在几十年前我们都离开这里，现在能到这里来也算是故地重游。而他李德全却一直留在这里，感到脸面上有些抹不开。借故设法把李德全支出去做其它事。我和李德全还没有说上几句话，见到此状，只得起身与他告辞离开。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在生产队里的这几天里，我亲眼看到了第二故乡，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向新的阶段迅速发展着。我一到这里，就已经留意到，这里实行了封山育林，所有的石板路在几年以前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逐步被拆除了。原来用来做铺路的青石板，绝大多数都被当地人撬回家去垒猪圈了，我心中几十年来，一直魂牵梦绕的那条弯弯曲曲石板路，再也找不到了。
在我的记忆中，第二故乡的这条灰白发青的石板路，始终伴随着崇山峻岭蜿蜒起伏的山势，不断向前延伸着。不管前进的道路上有何艰难险阻，也不管环境是如何艰难困苦、充满着什么样的暴风骤雨，也不管道路弯曲的幅度有多大，山势起伏有多高，天气变化何等恶劣，它总是一无反顾地向前延伸着，随着连绵不断的地势变化，顽强地改变着形态。这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最终依然是按照人们的意愿，和顽强地抵御着自然界狂风暴雨的猛烈袭击，无数岁月的日晒雨淋，伴随着时光的无限推移，这些弯曲小路上的青石板，数百年来，自始至终永远坚守自己的岗位，永不退缩。
这些纵横交错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数百年以来，一直为我的第二家乡父老乡亲们的生息繁衍和经济发展，默默无闻地贡献着自己的全部生命，以它所具备的全部实际作用，体现着石板路的整个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为维系第二故乡交通的这些弯弯曲曲的石板路，现在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人们的视野中，它们的确已经永远不复存在了。但是作为构成这条石板路的普通材料---青石板，不是都又被第二故乡的人们拿去垒猪圈了吗？它依然还在为第二家乡的的父老乡亲默默地贡献自己的一切。
现在很多市政园林工程，采用大量的青石板做地面装饰，青石板已由单一地铺在山间泥土路上的铺垫材料，逐步地进入了室内外的墙地面装修范围，成为进得了厅堂的极好建筑装饰材料。我相信，第二故乡的青石板，一定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加广泛的利用价值。为家乡的人民造福。
我的一生，也正是由于有过在第二故乡下乡两年多来，艰苦劳动和生活锻炼的难忘经历，在这条灰白发青的石板路上，伴随着我两年来的难忘经历，这一切亲身体验给我今后的人生履历，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论遇上了什么样艰难困苦与曲折，也都是无所谓的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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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6-1-22 21:37: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