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王英

                    阳山恋      陈其晖                                                                我虽然不是阳山知青，但我选择了阳山知青，阳山就成为我梦萦魂绕的地方。为了写我的“阳山恋”，我翻出了我俩厚厚的几本“两地书”。我为当年怀着崇高理想，迎难而上，坚韧勇敢的阳山知青感动，也为我自己当年的选择感动。

 

之一 ——送别 

同学们常问我，你和卢学光不同班，不同级，是如何认识的呢？我想在此感谢母校当年的“哥哥姐姐班”传统和“哥哥姐姐班 ”里无意间为我们当了红娘的石隋琴姐姐。

当年，她是我们“哥哥姐姐班”的大姐姐，是我走进广雅认识的第一个人。她在校门口将我迎进广雅，带进宿舍，领进教室。虽然她所在的高三丁班做我们班的“哥哥姐姐班”时间并不长，但我和她一直亲如姐妹。我上广雅的头一年，全家都随爸爸迁往野战部队，许多个周末，我都是和石姐姐一起度过的，留下许多温馨记忆。

石姐姐上大学后，我们保持着联系。文革期间，我和同班的几个同学组成长征队，步行串联走到黄山洞时巧遇同样“长征”到达当地的石姐姐，而和她同一个“长征”队的有她的好友卢学光的姐姐卢学明。

因为中央突然宣布停止步行串联，我们没能继续北上，一起回到广州。在卢学明家里，我认识了她的弟弟卢学光。

文革后期，学生们最富有的就是时间了。我觉得卢学光懂得的东西比我多，喜欢和他在一起。我们一起聊天，一起游玩，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地处我们两家中间的烈士陵园。我们交流各自的藏书，我还拿家里的《参考消息》报给他爸爸看。他爸爸后来说，文革期间，我是他家仅有的两位常客之一——另一位是石姐姐。

我们彼此吸引，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我也经常到他那个红卫兵组织住处找他。许多时候都是袁绍海首先发现门外的我，然后对着屋里大声喊道：“卢学光，有人揾！”

在他们那个“山兵”对面的一间教室里，我们一聊就是半天，谈读书心得，谈各自的经历。我像小妹妹一样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常常忘记了时间。还记得我们在一起谈《红楼梦》，他告诉我，自己小时候是个爱哭的男孩，虽然在学校一直是学生干部，很受老师喜欢，但骨子里性情懦弱，多愁善感。我也告诉他自己小时候的事情，甚至爸爸妈妈的感情生活，告诉他我小时候种种的苦闷和忧郁。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有与任何人有过这样敞开心扉的倾诉。我们都觉得虽然彼此经历环境大不相同，但在心灵深处却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虽然我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但在心里总设有一道防线，因为他是男同学。

文革结束了，不同的家庭出身决定了我们不同的命运。

但他对于即将到来的知青生涯没有表现出半点彷徨，更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好像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迈。他告诉我，决定和古汉岗一起到粤北山区插队落户。他说，毛主席说，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只有到农村去，了解农村，才能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为国家做出贡献。

为此，他放弃了相对好一点的去向。学校原本分配他到海南建设兵团，他和别人调换了；家里希望他去老家东莞，他嫌那里不够艰苦。

1968年11月10日——我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一天，但只写下简单的一句话：“今天回广雅送卢学光去阳山。”

在这一天的前一天，他到我家，送给我一个抄满了名人励志语录的小本子。我则送给他这块绣着毛主席手书体的小手绢。这件礼物其实是他要求我送的，他将毛主席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几个字用复写纸临摹到手绢上，让我绣出来作为临别礼物。可见他奔赴阳山时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气壮山河！

然而，那一天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的一个眼神。

临离开我家时，他突然提出要我送给他一张照片。一向不会说“不”的我脱口而出，回答说：“不行！”接着又补充道：“哪有男同学向女同学要照片的呢？”

此刻，我看到他满脸通红，尴尬极了。眼睛里流露出我从未见到过的眼神：是失望，失落，还是忧郁，痛苦？我讲不清楚。我觉得，人的眼神所表达出的情感比语言丰富得多，清晰得多，带给人的感动也深刻得多。可惜此时我不懂得“爱”，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对一张照片的反应竟会如此强烈，但这眼神却清晰地印在了我的心里。以至于6年之后，当我知道了有一种人世间最难得的情感叫做“爱情”的时候，再次读到他的这个小愿望，就毫不犹豫了。当时，通信员收信的时间已过，我放下手头工作，骑上单车，从省军区后勤部机关大院，直奔沙河邮局，给我的阳山郎寄去他多年的期盼。

那天晚上，我又来到他家。

当时，他爸爸妈妈都到干校了，被造反派多次光顾的家里显得凌乱寂寥。昏暗的黄灯泡下，从小带大他，专程赶回来为他收拾行装的老保姆正在帮他缝补旧衣破袜。我在这里感觉到的是凄凉和落寂，与他平日的激情、豪迈形成强烈的对比。

在帮他的书籍装箱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滑落下来一张我的证件像，背面写着“初一丁班陈其晖”，一看就知道那是我入初中注册时交给学校的。我记起他曾经提起过，在学校已经砸烂的教导处看见过一张我的照片，看来他是私自收藏起来了。想到白天他的尴尬难过，我假装没看见，又悄悄地放回书中——但这一幕也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记得大院的大门还没打开，我是翻墙出去的。来到广雅时，场面已经很热闹了，我找到卢学光时，他已经坐在卡车上了。我们双目相视，但都没有说话。在这个喧嚣激昂的环境下，我心里却有一丝惆怅难过。

龙行天下

下乡插队身心苦，

当年情景历在目，

实践才能出真知，

学会道理终生福。

王英

评工分  许光远

 

在新圩插队时，我所在的七队对每个劳动力的等级评定采用的是自报公议制。即在评议会上由社员先行自报等级，再由大家做出评议，评议结果即为最后裁定。而最高级别为十分工。对于评工分的事，我一直有着自己的看法，总觉得存在不公平的现象。现写出印象较深的两件事。

我队只有一户富农，没有地主。按当时规定，富农夫妻及其子女均无权参加工分评议会。评议会期间，他们被队里安排劳动去。当会上轮到评他们的工分时，有社员提议８分工，另一社员提议７分工，再有人提议６.５分工，……如此下去，直到没人提出更低工分为止。一般都是5分工左右。也就是说，他们的工分只相当于一个小学五六年级学生。对此事，我心里总觉得不公。因为当时他们已没有剥削行为，与其他社员一样自食其力。特别是他们的子女，从来没有剥削过别人，更没有选择出身的权利。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只能沉默。

队里一个女青年，十八九岁，个子高大，很能干，工作主动，又乐于助人。插秧时，社员们都是横着排成一排地一起插。她就在我身旁插。由于我是城里长大，没干惯农活，尽管很努力，有时也难免落后。每当我落后时，她都会主动为我多插几行，以让我赶上大伙进度。可我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工分总比同龄女青年稍低，评议时却没人出来为她说话。她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老贫农，不太会说话，她母亲据说原是地主婆，解放后才改嫁给她父亲，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而她父亲与队长是属叔伯兄弟之类关系，队长可能不便为她说话。为此，一次工分评议会上，我提出为她加分到同龄女青年之最高分，大家同意了，并没有什么阻力。

从此她工作更努力，更要求进步，据说，在我调去江英公社后不久，她入了党。我觉得我做对了。这说明，实行公平的政策，有利于最大限度调动人的积极性，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生动的一课   许光远

 

1968年底，我们刚到阳山县新圩公社插队时，正值秋收结束，准备分配之时。可能是受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吧，上级提出了我所在的新圩大队实行大队核算的试点。也就是说当年的秋收分配停止已实行多年的、行之有效的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分配制度，代之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分配制度。对此，生产队里不少社员颇有微言。因为我大队十八各生产队中，我队（即七队）、六队、八队等是较为富裕的队，担心实行大队核算后，分配水平会被拉低。

可对于我们这些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充满理想主义的知青来说，则是举双手赞成实行大队核算的。因为按当时的教育，大队核算显然离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更为接近，从而能为更快地步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可是随后的事实却不断地给我们的热情泼冷水。一次队里收获了一批玉米，并没有如实向大队报产量，而是让社员把少报的部分玉米送生产队猪场供养猪用。也就是瞒产。当时国家就养猪的政策是购六留四。即每卖出一头猪，六成肉按国家收购价卖给国家，而余下四成，归卖猪的农民支配。而大队并没有规定生产队养的猪也要经由大队统一分配。这样，生产队

把越多的玉米送猪场喂猪，队里的社员则能分得越多的猪肉。而少报玉米产量，只会导致从别的队调拨玉米到我队，因为全大队社员是平均分配全大队的玉米产量的。我知道此事后，非常气愤，觉得这明摆着是拆大队核算的墙。如果每个生产队都这么干，大队核算岂有不跨之理？于是我到大队告状去了。可令我不解的是，大队干部并没有因此大发雷霆，可能这是他们预料中的事，毕竟，他们的社会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

一天， 吃过晏（即午餐）后，队里的通知开工的钟如常敲响了。我与往常一样赶到文

化室等待分工。文化室内社员们七嘴八舌，在谈论着他们的新发现。说几天来，隔邻生产队都是如常敲钟。可敲钟后，却没人出工，都躲在文化室里聊天，待到太阳快下山了，没那么毒辣了，才出工，糊弄两下，就收工了。我们可别那么傻，也得学着点。反正，收成少了，就共产别的队的。就这样，从那以后，每天吃宴后，听到开工的钟声敲响后，社员们都到文化室聊天，直到太阳没那么毒辣了才出工。

不久，我又听到其他队的知青说，他们生产队竟然把大队分给的用于生产的化肥分给队里社员种自留地。理由同样，即使队里农作物收成少了也不怕，可以共产别的队的收成嘛。

就这样，大队核算很快就走上了末路。头一年，因为所分的还是生产队所有制下所得收成，故每工还有8角钱。第二年就降到了6角钱。上级终于宣布终止大队核算，回复生产队核算。

这件事，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给我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在学校里也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知识，但却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忽略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道理。我国的建设在这方面吃的亏可真不少啊！

 

作者简介：许光远，1966年广雅中学新五乙班学生。1968年11月赴广东省阳山县新圩公社新圩大队庙角生产队（七队）插队，1970年1月转赴江英公社江英大队田心生产队插队。

1972年9月—1975年8月 在广东师范学院数学系学习。1975年9月—1993年1月先后在广东省韶关地区师范学校、广东省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中山大学数学系及广东省外经委计算中心工作。1993年3月—2010年12月在香港深业集团、香港华德集团和香港珠江船务企业集团电脑部工作。2011年1月退休。

王英

难忘的回忆      

 许光远

 

从城里到农村，从学校到社会，这期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在农村，我们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它锻炼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的社会现象，它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我们从中学会了许多书本里、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以下是我在阳山插队落户期间，一些难忘的回忆。

 

赶集

 

1969年初的一个墟日，我刚到阳山县新圩公社落户不久，生产队让我和几个社员一起，挑着队里生产的萝卜、大白菜等，到隔邻的七拱公社集市上卖。这是我第一次挑菜赶集。

从生产队到七拱公社的集市，约有40分钟路程，我的担子约有七八十斤重。这对一

般社员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挑着担子走如此长的路程，何况

我的左肩还不很适应挑担子，疼得厉害。而长途挑担子，是需要来回转换使用两肩的。我

坚持着走下去，尽管是寒冬季节，我还是挑得大汗淋漓，体力消耗很大。

  集市上有很多晏店，提供炊具、柴火、水、碗、勺、筷子，桌、櫈等，供赶集的人们

在店里做饭和吃饭，而店里则向在店里用餐的人，按人头收取一定的租金。 按当地的习惯，

赶集的社员，从卖菜所得的资金中提取部分，在市集上买来大米、猪肉、青菜等，在晏店

做饭做菜，并在晏店里吃午饭。

  那天，我队赶集的社员买来了一大块肥猪肉，把猪肉切得大片大片的，只是放些蒜、

盐，在锅里兜了两下，就算是做好了。在当时的饥荒年代，这对社员来说，确是难得的一

餐。由于长期缺少油水，社员们都喜欢吃大块肥肉。吃饭时，社员们出于对我的好意，争相把大块大块的肥肉夹到我的碗里，不容我再三推辞。说实话，我的肠胃一向不太好，从未吃过这么多的大块肥肉，更何况当时我很累，抵抗力有限，就更不应该吃下这么多的肥肉了。本来，按当地习惯，用大铁锅做饭，会放多些水，在水开了以后，取出部分米汤当水喝。可那天取出的米汤太少，在吃过饭后，想喝点，却没了。而晏店伙房旁边有条小

圳流过，镇上的人洗衣服、洗痰盂、洗菜都在那儿进行，所以圳水并不卫生。有社员拿了

个大木勺，在小圳上舀了一勺水，拿回来给大伙喝，我说这不能喝，可他们说没问题。当

时，在知识分子要和工农打成一片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只好抱着侥幸的心理，喝了这没煮过的圳水。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胃疼得要命，急性肠胃炎发作了，我强忍着疼痛，坚持着走回了家。接着，到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生为了给我止疼，给我服用用酒精溶解的颠茄浸膏。没想到的是，服用颠茄浸膏会令眼睛的瞳孔放大，而我却没有这个常识。服药不久后，我开始视觉模糊，神志也有些模糊。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总觉得飘浮不定，不知自己处于何方，我不断用手摸着床边，确信自己躺在床上。当时罗伟平并不在场，可能参加县里工程建设去了。

第二天，我艰难地走到卫生院，找到医生，诉说我的病情，医生告诉我，那是服用颠茄浸膏导致的，马上给我开了解药。但即使服用了解药，瞳孔也不能马上缩小，恢复视力，只是头没那么晕而已。正好这时收到了妈妈的来信，可我怎么也无法看到妈妈写的字。一个星期之后，我终于恢复了视力，能看到妈妈的来信了。为免让妈妈操心，我没有把此事告诉她，直到回广州后，才告诉了妈妈。

在阳山的第一次赶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现在想起，还有一点儿那种漂浮不定的感觉。

 

龙行天下

下乡分配到阳山，

艰苦生活难忘牵，

至今历历皆在目，

记录下来众友观。

雷午寨主

以下是引用王小英在2014/3/31 22:28:00的发言：

三年怕吃葱     罗伟平 

 

许光远和我自己开伙了。靠着广州的家人接济的一点粮票和钱，我们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能吃上一顿干饭了。虽然不能放开肚皮吃，但比在三同户家吃饭时强多了。

生产队按照规定，给我们这家知青户分了自留地。当时所有田地都归集体所有，私人是不允许拥有土地的。但为了解决每家每户的吃菜问题，中央规定保留了一点点“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一般社员家的自留地离家都比较近。由于我们是新插进来的知青户，村旁附近已经没有多余的地了，队里就把田中央的一块形状不规则的边角料土地划给我们作自留地。要想种菜？那可是个技术活，什么季节种什么菜，如何种法，都大有讲究，而且每天要浇水，定时要施肥和除虫，功夫多了去了。可是队里一天的农活干下来，我们已经是累得多一步的路也不想走了，哪里还有功夫和心思去伺候那离家不近的自留地？所以大多数时间我们都选择种花生或者番薯等不需要经常打理的品种，只留些许地方种少量瓜菜。

    一天收工晚了，天色已黑。我和许光远到自留地一看，什么可吃的菜都没有，只有一小片葱，绿油油的茂盛得很。我们拔了一大把葱回家，当天晚餐吃的唯一的菜就是满满的一大兜（当时的搪瓷大碗叫做兜）缺油少盐的葱。自此以后，但凡见到葱我就“打冷震”（害怕发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粒葱不沾，即使是炒菜用以作佐料的葱花，我也要一颗一颗地剔干净才敢下箸。有云“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 我可是“一朝被葱伤，三年怕吃葱”。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4-4-3 15:17:46编辑过]

    在乡下像这种“一朝被葱伤，三年怕吃葱”的现象在南方比较普遍，由于气候原因，经常是在某一个季节，只有一种菜可以生长。我们在云南瑞丽就是这样：吃茄子就要吃三个月，吃起冬瓜来也有两个多月，那时，一天三顿都是米饭就茄子，或米饭就冬瓜。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好多同学回京后，就是不吃茄子和冬瓜。也是上山下乡的“成果”之一吧!哈哈……

王小英

往事只能回味 

                                            李志远

回城多年，回忆过去，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1968年11月10日上午，在广雅中学的大门口，没有欢送的人群，只有几位老人送行。我们28位同学分坐两辆大卡车，向从来没听说过的粤北山区阳山县出发。

我是抱着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干革命的思想，由学校军训团和工宣队分配到阳山的。

那天天气有点冷，沿路有人一路高歌，有人一声不响，直到清远县城。那时还没有北江大桥,要等汽车轮渡才能过江。我们站在江边欣赏风景，只见北江的水清澈见底，能见度足有两米。远处大山像一堵墙挡在前面，觉得有点神秘。过渡后要绕道到英德的西牛镇，西牛渡口也很漂亮，有点像凤凰古镇的河岸。再过浛洸，大湾，江英，青莲等，直到天黑了才到达阳山县城。只见街上有霓虹灯在闪烁，车上有人欢呼好靓，有点像北京路。阳山县城只有一条街，看上去还是有点繁华。当夜在县城住宿。第二天，再从县城坐车到达新圩公社。在公社学习几天后再下到生产队。在11月15日我们就成为新圩大队第九生产队的社员。

我和杨小杨同在一个队，这个队的旧名叫寨脚生产队，我们曾登上过生产队的后岗山，发现山上真的有用石头砌的寨子，可惜已没了房顶。我们猜可能是先人为躲避土匪强盗而建的避难所吧。队长是郑益，会计是刘钦，有140多人，十几头牛，男劳力还是充足的。我们开始主要是跟女社员干活。

由于生产队较穷，我们两个只能住一个小房间，小得刚好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我俩只能同睡一张床了。好在头半年我们还在三同户家里搭食，不用在屋里生火。那年冬天很冷，我们的床下面是用稻草做垫褥，还是比较暖和的。也可能是我们刚到粤北生活有点不习惯，睡了一个晚上，小杨身上全是疙瘩，可能是让跳蚤咬的，而我睡在旁边却一个包都没有，现想起来还觉得不可思议。后来生产队腾空了一间较大的房子给我们住，我们才分开两张床睡，也有了小炉子煮饭，这是后话。

开始的半年我们是在农民家里搭食，我的三同户名字是刘鹏，夫人叫朱石英。刚开始有点不习惯，第一餐吃饭的时候，我看着一大盘稀饭，那粥面可以当镜子用，我用勺子装稀饭，可是捞起来的都是很稀的粥水，稀饭实在太稀了。后来还是刘鹏大哥教我盛稀饭的方法：先用勺子把稀饭搅动几圈，等沉在下面的米粒浮起来后，再用勺子迎着水流的方向兜才能装到理想的稀饭，否则就只能吃粥水了。真是吃饭都要重新学习。那时候农民的口粮是不充足的，稻米较少，主粮是玉米和红薯，记得那时有句话番薯麦羹半年粮）。每7天吃一餐饭，名叫“圩日夜”。（那时阳山县是7天一次圩日集市）

有一天，队里要把生产队的次谷拿到七拱去卖。邀我们也一起去逛逛墟市。当时分配我们两人合挑40斤去（40斤次谷只有大半箩筐），分开两个箩筐装，我想应该没问题，就去了，谁知担子越来越重，我们两人还要轮着挑，肩膀都挑痛了，最后总算坚持到了目的地。看到同行的社员挑起一百斤的担子，行走如飞，我俩自叹不如。几年后，我们也能轻松挑起一百多斤行走如飞了。那时候大队对我们知青还挺重视的，有时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会议也邀请全体知青参加。每次会议后都会进行会餐，名曰：“打斗四”（译），就是吃大锅饭，菜式多是红烧豆腐（当年新圩的油豆腐很有名）吃饭时大家围着大盘菜，夹菜时要有一个人发声“来”，众人听口令才开始动筷，每一声口令只能夹一块，让我领教了什么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意识”。大家吃饭都很高兴。

那年的冬天很冷。有一天，公社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我们应要求写倡议书，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好像在报纸上发表了。

由于写了倡议书，我们就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后来我就叫家里打电报到新圩谎称母亲有病要我归家， 这样就可以写证明回广州探亲了（谎话好说，后来我父母到新圩探我们时差点闹出笑话，好像由父亲补了锅）。

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我们决定在年初一就赶回阳山过春节。 年初一大早我和小杨从越秀南汽车站出发，中午赶到阳山，当天回新圩的车票已卖完，没办法走了。但为了我们的承诺，就决定走回新圩。那是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山路，当年我们都很年轻，认准前进的方向就出发了。天空乌云密布，下着小雨，地上有点泥泞，我俩冒着细腻的细雨，没有打雨伞，拿着行李，向着新圩方向走去。那是一条还没修好的公路，走到山顶就没有了，只有一条山间小路，沿路一个人都没有。走到山顶的垭口，在路旁一家人那里买了一条柴棍做扁担，把我们的行李担起来，总算走快了。走到半路肚子饿了，没办法，只好把我们从广州带回来准备送给农民的春节礼物油角先慰劳自己了。走到天都黑了，这时看到远远的山下有灯光，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向着灯光走去，走上了大路，终于安全走到了新圩。经过大队书记潘石安的家，在支书家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后来听潘支书说当时他感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整个行程足足4个小时。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跟着女社员干活，种植，收割，积肥，修水利，上山割草（烧石灰）等等。 重活都由男社员用牛来做，犁田，耙田，烧石灰等重活就由男劳力来做。

当时阳山县及公社领导对我们还是挺重视的，每个月都组织我们集中到公社学习一天。县里还组织我们到县城参观，参观阳山的电站，三大水库，化肥厂，水泥厂，配件厂等等，让我们领略阳山县的面貌。这无意中还促成了当年文艺汇演的一个节目《阳山巨变》。记得是由知青集体创作的，当时由公社组织我们到江英茶场集体创作，许光远负责谱曲，文字由谁执笔就忘了。节目在阳山演出还获得好评，记得县委书记还接见过我们，对于我们某些错误看法进行纠正。记得他说，农民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于国家的公粮的缴纳从来不会拖欠（大意）。让我们对于如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了新的认识。

不知什么原因，县里把我们调到阳山比较艰苦的江英公社。说是山区，其实是山间小平原，知青户重新组合，我们和连陂大队的余颍华，章淑萍分在一家（终于有点家的感觉）。落户到向阳大队新屋生产队。

江英公社是阳山县与英德县接壤的山区公社，典型的望天田地区。那里有一棵很大的杉树，要6人才能合抱。据说全韶关仅有两棵如此大的杉树，因此向阳大队以前叫杉树乡。男人着装还可以，妇女还是习惯穿黑色的衣服，每逢公社开大会，会场下面黑压压的一大片，场面是很壮观的。公社所在地只有一条街，只有一间饭店，饭店有个师傅能很快杀一只鸡，据说一分钟可以完成杀鸡的全过程。我们对这个饭店有很好的印象：有一年，我们从新圩回广州探亲，那天早上从阳山出发，走到青莲车就坏了，司机在路旁修理了半天还没修好，天空下起小雨，司机就截了一辆卡车，把旅客先送到江英圩休息，等他们修好车再送我们到英德。那天我们第一次在这间饭店吃了一顿很香的白切鸡饭，印象好极了。所以我们到江英后，每次趁墟都会光顾这间饭店。

新屋队门前有一条小河，平时河水从桥下流过，水面离桥面有两米多。可下大雨就不同了，记得那年夏天，有一天，天降暴雨，大队通知要我们去鱼坑水库抗洪，我们跟着十几个社员，冒着倾盆大雨，从桥面趟水而过（当时水流还不到膝头），赶到目的地时大队干部说险情已过，我们马上可以撤了。当我们回程再过河时，只见洪水已涨了很多，水面已淹没桥面，看起来有齐腰深。新屋村就在河对面，我们以为会游泳，就和几个大汉手拉手，试行蹚水而过，可是走到桥中间时，水面已齐腰深，水流很急，脚下都有点站不稳，走到中间身子晃了一下，吓得我们赶紧退回岸边，站在河边干瞪眼。真是有家不能归，只好各自投亲靠友了。当晚，我跟着社员陈寿到了公社附近的生产队，找到同学陈子元投宿，第二天水退了再回新屋村。 真是欺山莫欺水。

江英的生活比较艰苦，吃的主要是玉米、红薯、芋头，青菜就较缺了，菜地里就是君达菜、芥菜和辣椒。我原来在广州是一点辣椒都不吃的，可是到了那个环境，唯一的青菜是辣椒，只好硬着头皮吃。刚开始吃不了，可吃多了慢慢就习惯了，可见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习惯。

    我们到江英第二年的春天，按照公社的要求，由钟如芸、杨小杨和我组成一个小组，到坑边大队搞调查。我们三人跟着李镇英走了4小时的山间羊肠小道，到达坑边大队。据说那里解放前是土匪窝（还听说当地40岁以上的人都当过土匪）。到了坑边大队，我们再到一个叫六仔崆的生产队搞调查，那是一个很穷的生产队，没有饭吃，玉米都少，春天就只能吃红薯干汤，咸菜，蕉芋羹。当地的人很好，还有从佛山“走难”上阳山落户的（因日本军队那时才打到大湾）。吃水要到一个很深的山洞里挑。基本是种玉米、红薯等。当年他们还试验种水稻，并成功长出了禾苗，可是阳山县推广矮种水稻，要消灭高种，大队支书为了执行上级指示，强行要求该队把已经长得很好的大禾全部犁平，生产队长想不通，我们也觉得没道理，可是在当时却只能这样做！？

    江英的房子窗户很小，关起门时房内就是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晚上把房门一关，就是一间理想的晒相暗房。利用这一点，我们从广州买回显影和定影的药水，把照片贴着相纸，用手电筒进行曝光，在简陋的暗房里也洗晒出几张照片，在江英留下几张当年的照片，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江英的农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每年春天都要烧荒，把田埂边的野草烧掉，搞不好很容易引起山火。有一次我跟新屋的李新上山砍柴，到了目的地，只见野草很高，看不到杂树，李新就出了个主意：烧掉杂草，木柴自然会露出来，我们会省事很多。只见他拿出火柴，点火后往草丛一扔，火焰马上熊熊然烧起来，就在这时候，草丛中有一个人大喊着冲出来，吓得我俩目瞪口呆。幸亏那人早发觉，否则我们成了罪人，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1973年夏天，我们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大学考试，录取了小杨等。杨小杨要去读大学了，真有点舍不得分开。记得有一天，在煮晚饭的时候，小杨在烧火，我在炒菜，一边炒菜，不知不觉眼泪哗哗地流出来，实在没法干活，只好回屋躺在床上，让眼泪流干后，再回到厨房煮饭。后来我们送小杨去读大学，送到公社，看着汽车远去。，心里“无限的空虚”。

那一年的秋天，广州来人招中专生，我和老皮一起被录取。离开江英之前的一个晚上，生产队长李章仁、林伯，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那天晚上我喝醉了。人的心情总是很奇怪的，平时在一起干活说不上两句话，一旦要分开就觉得宝贵了。离开阳山时倒有些舍不得，毕竟我们的青春留在了阳山，和当地人有了感情，有点说不出来的情感，现在说走就走了，可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贫下中农的感情吧？！阳山再见了……

1973年11月我回到广州，在广钢当工人。可能我们下过乡，对农民有一点了解，也可能有点感情，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看到农民工不会像其他工人一样另眼相看，这是后话。

阳山和我们产生了感情，只要有机会我都想着你，想看看你的新面貌。回广州后，我回过阳山很多次，看着阳山在变化，阳清公路拉近了广州到阳山的距离，青莲高速公路加快了广州到阳山的速度，看到阳山的城区在扩大，高楼林立，道路宽阔，风景越来越美丽……

 

作者简介：李志远，1966年广雅中学初二乙班学生。1968年11月到阳山县新圩公社新圩大队第九生产队插队。1971年到江英公社向阳大队新屋生产队落户。1973年10月就读广州市冶金中专黑色专业班，1976年2月分配到广州钢铁厂第三炼钢车间炉前工段，从炉前工干起，后曾任车间保卫员，计生员，环保员，安全员，2006年4月从炉前工段材料班退休。

龙行天下

广州知青到阳山，

当地村民教育全，

上学重新回县里，

又当工人作奉献。

千帆过

    知青的印记教会我如何面对现实，在艰难和困境中如何锐意进取，在做人和做事的哲理中，只有学好做人，才能办好事。

    徐宛玲的总结很深刻。直到今天这种想法也不过时。

王英

岁月印记

徐婉玲

 

1968年的秋天，广东广雅中学的28位同学，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这些天真、活泼，还带几分锐志的知识青年踏上了上山下乡之路，立志到最艰苦的地方——阳山县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当时学校工宣队说法，在全省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地域中，阳山正是最艰苦的地方，传说中“天下之穷处也”。从那时起我们就烙上了知青的印记。

在这些同学中，我和尹泉香最熟悉。就在大卡车上整整的一天，我们28位大小同学很快就成了阳山知青大家庭里的成员。崎岖山路行车一整天，好不容易在傍晚到达阳山县城。为了照顾城里来的知青，县委把我们安排在条件较好的新圩公社新圩大队和连陂大队。在分组到大队和落户的会议上，我惊讶地听到我被安排参与大队队委工作，协助妇女主任黄勉搞好大队妇女工作。这一工作安排，我当时是毫无思想准备的，我想，怎么就把我安排当大队干部了呢？“重任”在肩，只有一个念头，服从安排，做好工作，回报信任。

在大队部的工作使我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很大的提高。大队支部书记潘石安身上，有一种贫下中农憨厚、忠诚、实干，不怕困难的高尚品德，每当遇到工作上的难题时，他总是沉着应对，从不畏惧，从中找出积极因素，有条不紊，乘势而上。妇女主任黄勉大姐，勤劳俭朴，平易近人，是农村妇女工作的一把好手，平时是妇女们的知心朋友，遇事解决问题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当今说法就是，平日建和谐，遇事动真情。说到大队民兵营长张楼，性格开朗，为人正直，为练出一支优秀民兵队伍，勇于吃苦耐劳。大队会计黄河，是知青的好朋友，他主管整个大队的经济往来，结算工作，他的每次工作汇报和计划都显示出严谨态度，支部书记对他的工作汇报，每次都表示满意，知青不论是工作和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他也总是第一个出手相助。大队出纳胡玲，为人老实肯干，是一位信得过，可放心的好管家。大队委中还有一个张天有，他言语不多，但往往一语中的，我们知青都很佩服。为了加强大队干部的年轻化，部队退伍军人杨天雨加入到大队委工作，这位年青人干事干脆利索，军人作风，虽然性子有点急，但做事敢担当。新圩大队领导班子有很强的领导能力，作风民主，办事从不得过且过。我在这个班子里得到了大家的爱护和帮助，也从中受到了难忘的教育，使我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得到磨练。在工作劳动中我认真学习，踏实工作，为多增加集体收入，多出点子，多想办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得到当地群众的充分肯定。

我和尹泉香落户在新圩大队11生产队（下坪），我俩是好姐妹，好知己，友情至今不能忘怀。当我大队工作较忙时，往往是她忙前忙后把家里的内内外外和自留地工作做好。她对生产队的每家每户都了解得很仔细，通过我俩的交流，能把生产队中一些不良倾向及时反映到大队部，起到指导大队部分工作的效果。在回广州探亲时，我俩都会相互探望两家的父母，尽尽孝心。后来，当我得知尹泉香和大部分知青将要调离新圩大队到江英公社去时，真是难舍难分。记得大队支部书记潘石安当时对我说：“我们有什么地方对知青不好的，可以提出来，让我们改啊，为什么要离开新圩呢？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和翟广两人留下来，绝对不放走。”此时此刻，我在流泪，为赞扬而感动，为农友们的调离而不舍，复杂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记得在春耕、夏收夏种和秋收的大忙季节里，新圩大队的《农忙战报》，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用支部书记的话说是，农忙就像打仗，田头就是战场，战报就是冲锋号，冲锋号吹响，胜利就在望。为了出好每期《农忙战报》，笔手吴幼坚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埋头苦干，加班加点。为了把大队的农忙有线广播搞得有声有色，及时快捷，我每天跑田头，自己组稿，回到播音室上演起脱口秀。一天下来真够累的，但内心感觉挺充实的。

在知青印记中，还有几件难忘之事。有一次我接到一个在全县万人大会发言的任务，真的吓了一跳，这么大的场面不会是开玩笑吧？大队任务下达后不可更改，我只能积极地做好准备，届时在阳山县城广场发言。这一次的大会发言真把我的胆子练大了。会后大队书记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真的无语，但内心在想，胆子真的是要练出来的。还有一次，知青朋友们都很客气，把我推荐回母校广雅中学给在校同学们作报告，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说来也巧，在听发言的同学当中就有我自家的小弟，而当时留校的一位同学恰好是我弟那个班的辅导员，还问了一句是亲姐弟吗？回家时我对小弟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对自己意志的一种磨练，阳山很穷，日子过得很艰苦，锻炼是必要的。我弟回应说，同学们都说阳山知青好样的，但要轮到自己就要深思了。我想，复课后就读的中学生的想法是否实际了许多？当下的某些社会现象，是否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的青年缺少一点艰辛的磨炼？

知青的印记教会我如何面对现实，在艰难和困境中如何锐意进取，在做人和做事的哲理中，只有学好做人，才能办好事。

值得高兴的是，1972年我通过考试被录取到华南师范大学化学系就读。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新圩大队和11生产队的乡亲们，重新踏上了求学之路。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三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毕业分配之时，在第一个分配方案中，凡广州下乡的知青都留在广州学校分配工作。可没过几天第二个分配方案匆匆而至，全校毕业生“社来社去”，也就是说哪里来的考生回哪里去。我和阳山又一次结缘，被分配回阳山县工作。当时正值阳山县搞氮肥大会战，我被分配到氮肥厂。说句老实话，化肥厂工作真的挺艰苦的，由于是大会战后刚刚投产不久，机械设备新，年青工人多，化工生产还没有转入正常化，生产事故和故障停产时常发生。当时我被安排在4位女同事一室的集体宿舍里，一张床，一个小箱子，蚊帐上都盖上一张透明胶纸，往往没几天透明胶纸上就一层厚厚的黑灰。为了能够较快接上化工生产调度岗位的工作，除了三班倒跟班生产外，我还要利用业余时间，坐在床边学习细读氮肥生产的每个车间生产流程，事故处理，调配平衡知识和技能。上天不负有心人，靠自己的努力和厂里技术员和调度员的共同扶持，我用超短的时间，掌握了调度员技能。在化工厂我被工人阶级敢于战斗，不怕牺牲，以厂为家，乐于奉献的精神所感动。记得化肥生产的总指挥是当时县里唯一的八级技工（顶级）蒋主任，每次抢修都是他带领大家冲在生产第一线，有时一个难关就得花上20多个小时才能解决。他们就是这样以顽强的意志、无私的奉献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生产技术难关，夺取化肥会战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当时大家的工资每月也只有几十块钱而已。

化肥生产一条龙，每个车间，每个岗位的每位操作工的操作环环相扣，差一不可，误一不得。记得一次，由于造气车间供气不足，造成合成车间面临停机状态。作为调度员的我，箭步从合成车间往造气车间飞跑。登上造气车间炉台边，发现工人们满头大汗，不断翻动炉内煤块，可炉温老是升不起来，气就生不成。在与工人们找原因过程中，大家异口同声肯定是煤的质量问题。说时迟那时快，作为当班调度员的我立即指令，对煤的质量进行化验，结果很快证实新换的一个煤种存在问题。我马上转换原煤，并指令合成车间调整合成流量。使生产转为正常，避免了一次全厂停产的事故。

正值化肥生产如火如荼，县委提出了扩大再生产的指示。当时厂里招来了不少的新工人，为了更好地帮助新工人学习化工知识，厂里组建了“七二一”工人大学。我很荣幸地当上了“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教员，人人见我都叫我徐老师。从那以后，我天天给新工人上课，讲的是氮肥生产流程、原理、岗位责任等。在阳山氮肥厂工作期间，我念念不忘在阳山中学执教的好校友、知青朋友——可爱又可亲的胡萝卜。凡休息的周末我们都聚会，真够放松，我俩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二三十岁的两个大女孩同床共枕，一聊就到三更半夜，话匣子总关不上，往往也不知是谁先入睡，只剩下一个人自言自语。长长久久的友情和快乐难以忘怀。

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烙上知青印记再加工人印记，在化肥厂的大家庭里，又接受了工人阶段的再教育。1979年我即将调离氮肥厂时，连续一星期各家各户工友们邀我聚餐相送。厂里还派专人和专车把我送回广州，此时此刻不舍的热泪强忍在眼眶中。阳山啊阳山，我们的青春奉献在你的田野上、工厂里，蹉跎岁月中的十年阳山路，给我的人生旅途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作者简介：徐婉玲，1966年广雅高二甲班学生。1968年在新圩公社新圩大队插队，参与大队领导班子工作。1972年离开阳山，就读华南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回阳山氮肥厂工作，任技术员.及"七.二一"工人大学教员。1979年起先后任惠州市惠阳县氮肥厂技术员、惠阳县教育局电教仪器站站长及任惠州市工商联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退休后定居惠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