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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2
我的回顾与思索
赵青
我的回顾与思索
前不久在一次一高中老三届部分同学联谊会上,见到了不少老同学。
会后富佩章同学关切地捏了把我的脸,问道:“你这多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一时语塞,只回答一句:“一言难尽。”回到家中感到应当把我的回顾与思索呈现给大家,以谢同学的关心,且与之共勉。
一个不能回避但又十分敏感的话题,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1966年,我与千百万红卫兵一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那场运动。那一年我十九岁,凭着青春的冲动和人生阅历的浅薄,和董群贴出了批判校领导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因为是第一张而受到同学们的注目。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写,也会有其他人,诸如张青、李群写的大字报,因为这是大势所趋。那一年毛主席已经七十三岁了。苏联变修的沉痛教训,使他想在有生之年防止国家改变颜色。他还讲,现在干部那么多人,我们不可能都认得,谁了解他,只有群众了解他。只有发动群众,充分揭露,他是正确的,说一说也没有坏处,将来再重新出来;不好的这样就可以发现,把他去掉。这就是毛主席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初衷,采取了他一辈子所擅长的发动群众搞运动的办法。但是后来失控了,就像有人比喻的那样,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关不上了,成了一场灾难。
由于观点的相同,同学们各自发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继而又因观点的分歧,做法的不同,又分裂成不同的组织。经历了大串联,又当了逍遥派,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大联合,成立了校革委会。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在遵循毛主席语录行事,没有参加任何违背毛主席教导的事,没有打砸抢,没有武斗,没有批判任何一名教职员工和同学。批判的矛头一直对着修正主义路线——虽然现在看起来是肤浅与幼稚、抽象而又概念化的,有的甚至是牵强的。对于学校的当权派,也只是停留在批判思想路线上,没有近距离接触,更没有进行过其他的诸如体罚、人身攻击之类的过激行为,思想深处也没有把他们当作敌人。例如,几年后的一天,当校党支部书记马枫儿子复员时,曾找到当时在安置办工作的我,希望能安排到名额较少的机械局工作时,我答应给办理了,令马书记很是感慨。
为了消灭“三大差别”,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记得学校革委会成立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动员我们下乡。既然是毛主席的号召,我毅然随同大家赴辽西农村。农村的艰苦生活对我锻炼很大,不仅学会了从种到收的基本农活,还懂得了什么是实践,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广大农民群众是中国社会最坚定的基础。下乡一年后,我被调到公社参加市场管理,参加过由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知识青年组成的“三宣队”,还到县彻查敌伪档案。1971年,我被抽调到抚顺市劳动局工作,干过很多事情,如劳动保护与安全生产、劳动统计与临时工计划、调整工资与临时工转正、招收新职工与安置复员转退军人、信访接待与人口普查试点,以及农业学大寨宣传队、春耕检查团等工作,并于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调到市计委,先后在情报所与第三产业办工作,此间毕业于辽大经济系经济管理专业函授,又到东北财大国家计委干部培训班学习一年,结业后抽派到市委整党办工作。与我同期到计委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都被提拔为处级干部了,唯独我没有被提名。几年后,退下来的计委主任坦然承认说:“唉!提拔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是呀,以当时啥事都讲究关系的社会背景,要说出这一句话的事,那得有什么,你懂得。1986年,陈家洱任计委主任,把我安排到经济研究所任办公室主任,兼编《抚顺经济》刊物,此后被评聘为经济师职称。这么多年我到过许多部门和临时机构,接触过许多领导、同志和群众,都是诚恳相待;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受到好评。到了90年代初,在兴办企业的大潮中,我又停薪留职创办公司。下海方知水深浅。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我发现经商中大凡成功人士不外乎以下几种:获大利者,上得有靠山,可以得风得雨;获小利者,不三不四,可以横行乡里;真正一本正经而勤劳致富的亦有。我是三种情况之外的尝试者——自掏腰包创业,偶有收入。时逢老所长调走,周银校又派来一名所长,犯了红眼,竟然拍桌大叫,厚颜地说此公司是他办的,并不断地干涉,要派一名领导进公司来管理。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无非是想从中渔利,而不惜运用权力随意改变游戏规则。我看明白了,不是害怕,而是不屑与这样的人为伍,选择了急流勇退,又回到单位去搞研究去了。
其实说白了,我也想挣多点钱,但是要挣干干净净的钱,这也是我当初办公司的想法儿。自小禀承父母教诲,要做好事,做好人,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说到这儿,我想起我只身去北镇招工时,碰到抚顺一个男知青,是个孤儿,他向我述说自己的困难,家中还有小弟与小妹,这次没有被评上,希望能被招回城,我出于同情,破例同意了。事过几年后,他小弟新婚老丈人是市财贸办的主任,听到这件事后很是惊讶:“怎么可能?你一分钱没花就给你抽回城了!我得见见这个人。你给捎个话。”说实在的,当时风气就是两袖清风,此类事情是不足为奇的。即便是办公司挣了钱,我也是把帮人放在首位。公司的第一笔收入也用在救人命上了。那天中午,原单位的王司机发生撞车事故,内脏大出血。我在下班后得知人已送医院抢救,便想去看看。去之前想到,现在医院是不交钱不给看病,于是我多了个心眼,带了张支票。谁曾想到了医院居然起了救命的作用。交了支票后,才把人推进手术室。在退休后的一次聚餐会上,王司机搂着我的肩膀说:“大哥,赵大哥,虽然我以前没说,但我心里明白,若不是你拿钱及时送到医院,我可能就不行了。”
1993年我到市扭亏增盈办公室临时工作,转过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说明我已从办公司的阴影走出来了。到了1999年末,为了缓解当时工人下岗的社会舆论压力,市委下文,凡是在机关工作满30年工龄者可提前下岗。我萌生退意,递交了申请。那个原所长因为某些原因提前下课后,新换上的领导劝我不要退,说你挺能写的,再干几年。我没有撤单。转过年一月,正式成了一名行进队伍中的退伍者,开始静下来思索一些问题。
社会矛盾从本质上讲是由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不公造成的。这里有社会体制问题,但也不完全是社会体制问题。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的存在是必然的,企图立即消灭它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万不可以此为借口,不积极创造条件,逐渐缩小,却强调什么所谓的与国际接轨,而不管不顾国情,不管不顾普通人的收入是否也与国际接轨了,恣意扩大这个差别。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在今年的两会上,一个年薪上百万的银行经理,萌哒哒地说,银行是弱势群体,令人发笑。但是笑后却使人苦涩。上百万年薪呀,是一个农民工或一个普通居民家庭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也挣不到的。说到这,不免想起这届两会代表中很少见真正的工人农民代表,有权的人多,有钱的人多。我市去的代表就真的没有工人农民,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收入差距的拉大,使人民越发对政府不信任,越发怀念毛主席的时期。现在挖出来的令人怵目惊心的“大老虎”与令人作呕的“小苍蝇”,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贪腐的呢?你明白。腐败是人民之敌,政权之敌,人民最痛恨腐败,腐败最威胁政权稳定。反腐就是反修防变,防止资产阶级复辟。
纵观社会,正如有人形容得那样,是在螺旋式地向上发展。用全面的历史观点去看,我们就会发现,每个时期不管领导人是如何努力,总是有不尽如人意的方面。而作为我们却总是无能力去改变,或者激流勇进,或者随波逐流,或者颓唐落伍。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党才能永葆青春,国家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
党的十八大使我的眼前一亮,习总书记这个班子首先是抓反腐,是抓作风,是抓法制建设。这个班子还有一个特征,在选举产生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过知青经历的65人;在25名政治局委员中,有7人;在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这段经历在磨练他们性格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的平民情怀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打虎拍蝇”,“反腐倡廉”,大快人心,大得民意。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习近平反腐为中国共产党挽回或正在挽回宝贵的人民信任,这也是他作为领导人的政治责任和历史担当。要让人民江山永不变色,要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从而拉开了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序幕。
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是伟人的教诲,愿与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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