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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3
路在脚下(一)
张重辉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四班学生。下乡在北镇县吴家公社徐家大队。回城后先在新抚钢厂工作,曾在轧钢车间当工人,又到厂计划科。其间脱产参加了厂职工大学和电视大学的学习。后调到抚顺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又到市法制办。最后在市法制办退休。现在宅居在北京女儿家,照看第三代。
路在脚下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能做到这点的一是伟人,二是幸人。我不是伟人,也不是幸人,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所以走的路也往往是身不由己。明明一条平坦的
路就在面前,可是走着走着,突然一个急转弯,把你带到了另一条陌生的路上去了。这急转弯不是自己能左右的。人生的道路上总会留下一串串脚印,这脚印就是我们人生的轨迹。什么脚印都会被岁月所抹平,直至消失。趁自己的头脑还算清晰,记下种种印象深刻的东西是有益的。感谢文昌发起的这个活动,让我们这些古稀之年的人动笔记下自己的多彩人生。
知青岁月篇
草田杂忆
在我们下乡的北镇县吴家公社的东面有一个新立农场,农场下面有分场、农机站、农科站、林业站、水利站等,甚至还有医院、中小学校。我不知道新立农场是隶属北镇县还是锦州市,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单位。不过那时,新立农场在当地社员中还是有些神秘色彩的,至少他们是这样向我们灌输的。新立农场地处黑山、北镇、盘山三县的交界处,地势低洼,绕阳河、羊肠河流经全场,河道多,湿地多,荒地多,居民少。据说解放前这里是土匪窝,当地居民平时种地打渔,碰见客商就出来打劫。解放后这里成立了农场,经营稻米、草地和苇田。这里除了当地农工外还有锦州下乡知青,这些知青是1965年、1966年下乡的,听社员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可凶了,个个会骑马,都是草上飞,经常打架。不过这只是我所在的徐家大队社员中的传说,他们也没见过这些知识青年,而我却和新立农场没少打交道。
打草
1968年9月26日,我们离开抚顺,下乡到吴家公社徐家大队。到了这年11月,生产队已经打完场了,粮食该送的送了,该交的交了,该分的分了,该入库的入库了,于是开始组织社员搞副业。我们生产队在新立农场租了块草田。所谓草田就是专门种草的地。夏天时收割的草是做饲草的;秋、冬天收的草一般是用来做苫房草的。那时农村的草房很多,房草几年就要换,就要用草。虽然也有稻草可用,但是稻草没有专门的苫房草耐用,所以那时苫房草是很有需求的。这年11月我们队租了这块草田就是要打苫房草,然后把草卖了,队里好有些现金收入。
去草田打草的都是青壮年劳力,因为这项工作强度大。可是生产队长让我这个来了不到两个月的知青也去打草,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也许是因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应该去艰苦的地方锻练锻练,也许是看我身体还行吧。反正是让我打行李跟着去了。去了后才知道,这里是真艰苦啊。首先是睡觉。要睡在泥地上,在地上铺一层稻草,然后把行李铺上,一个挨一个地躺下。当然屋子里也有炕,可是那是给上了点年纪的人睡的,年青人都得睡地上。
打草不是用平常的镰刀,而是用“钐刀”。这种钐刀其实就是大镰刀,不过大得多。刀柄有一人多高,刀有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用时两手握紧刀柄,柄梢夹在腋下,刀贴地面,扭动腰发力,刀刃在地上画弧,草就齐根断了。一刀下去,可以割倒一米多宽地方的草。钐刀在草地上画一道弧,两脚就往前挪一步。关键是要把握好吃草的深度和刀刃与草的角度,把握不好不是割不动,就是把草弄倒了而草不断,再割就费力了。什么事也没有三天力巴,很快我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也不比别人差。打草刀是要锋利的,因此社员们休息时坐下来就开始磨刀。开始我的刀是社员帮我磨的,后来我也弄到了一块磨石,自己也会磨刀了。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草田打草,我在生产队里也算站住了脚。好像我这个劳力还是可以的,不是来和社员争口粮的。我和青年社员的关系也非常好。在农村的这些年中,每次下草田几乎都落不下我,无论是打草,还是看守草田,生产队都让我去,因此我与新立农场也就结下了缘。
大锅饭
从草田的打草开始,我知道了什么是大锅饭。当地社员都愿意去草田打工,因为去了可以放开肚皮吃干饭了。那时虽然已经不是三年灾荒了,但是社员的口粮还是不足的。在家里都吃稀的,夏天吃水饭,冬天吃粥。只是在请人做活时,如苫房子或垒墙时才做干饭。而在打草时,生产队是要做干饭给大家吃的。做饭师傅在做饭之前要称米,是按每人一斤一两的标准下米的。就是这个标准,每餐也是吃得光光的,连锅巴也吃光。社员告诉我一个盛饭方法:第一碗要先盛半碗,吃光后再盛满满的一碗,否则第一碗盛多了,吃光后想要第二碗时,去就没了。菜是白菜,切成条,用盐一拌,再放点煮好的黄豆,这叫“咸错菜”。每餐基本是这道菜,偶尔也做回豆腐,这就是好的了。白菜炖豆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俗话说大锅饭,小锅菜。大锅饭真是香,这种香味以后在家里用小锅做饭是没有的。
吃鱼
我出生在江南鱼米之乡,爱吃鱼和米是必然的。随父母到东北之后,饮食习惯当然会有些改变,但是鱼和米饭是一生所爱了。我们初到东北时,鱼还是吃得不少的,只是品种有了改变。在家乡是吃新鲜的淡水鱼,死鱼是没人吃的。听母亲说,死鱼是买来喂猫的。到了东北后,淡水鱼吃得少了,更多的是海鱼。海鱼当然没有活的了,而且多是冻鱼,但是不管怎样有鱼腥味儿就好。
五十年代后期鱼越吃越少了。先是凭票供应,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基本没鱼吃了。而在我下乡以后一段时间可是没少吃鱼。我们北镇县吴家公社是低洼地区,河塘沟渠多的是。每年夏天到了汛期河水漫滩后,各水泡子都留下了许多鱼。于是在水退后,社员们就开始打渔。所谓打渔就是竭泽而渔,几十个人把坑里的水掏干了,把所有的鱼都捡了。就是十几岁的小孩子也会几个人找一个小坑,用盆把水淘干了,再捉鱼。
有一年生产队派我和另一个知识青年小冯去看守草田。小冯是抚顺十四中学初中一年级学生,比我要小五六岁。个子不高,脑袋很大,大家都叫他冯大脑袋。可惜他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
我们租的草田边上有农场的鱼铺。所谓鱼铺不是卖鱼的地方,而是打渔的地方。就是在羊肠河上用木杆横架在河上,顺着木杆插上苇帘子挡水,苇帘子中间开个口子,苇帘子的口子上游用苇帘子再围成一个圈,这样鱼顶流而上时,进入了苇帘子的口子就出不来了,用捞网一捞就是一网鱼。捞上来的鱼就放在河边的鱼囤子中。鱼囤子就坐在河水中。看守鱼铺的是几个五七战士,五七战士和知识青年是天生的难兄难弟。他们对我们很好,对我们说,要吃鱼就来捞,管够吃。我们俩也不客气,经常用一个小篮子装一篮子鱼回来吃。羊肠河的鱼可比我们生产队从水泡子捞的鱼大多了,而且都是活鲶鱼。煮的方法是当地社员教的,就是把水烧开了,把活鱼往开水锅中一倒,把锅盖一盖,就煮上。一直煮到了汤变白了,放入大醤、葱段就可以吃了,根本就不放油,也没有油。吃的时候真是香,只是吃饱了一打嗝,腥味就出来了。那一年我吃的鲶鱼赶上我一辈子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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