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4

路在脚下（二）

张重辉

撑船
农场河渠纵横，水田多，苇田多。草田平时也是有水的，因此运输工具除了大车外也要用船。鱼铺就有一条船，他们来时都是乘船来，拉些工具，拉走打的鱼。船不大，用篙撑，不用桨，撑起来船走得飞快。从前看电影《渡江侦察记》时，看到女游击队长用篙一撑，飞身上船的形象一直在脑海中，今天看到了真的撑船，自然要学学。看守鱼铺的五七战士也让我们学。他们知道这河不深，而且我们都会游泳，掉水里也不要紧。

刚开始撑船时，船根本不动地方，用力往后一撑，船头就掉了过来，只是原地转圈。累得满头大汗，船一点也没前进，还在原地。五七战士笑了，给我们讲了撑船的要领。原来撑船时脚也要用力，用力的方向和篙的用力方向相反并在一条直线上，这样船才会往前走。船走后，把篙放在水中当舵，掌握船的方向。果然没有三天力巴，很快我们俩就掌握了这项技术。他们用船时，我们就帮他们撑。他们不用时我们就在河中随意行走，把小船撑得飞快，心里这个美啊。后来我学物理中矢量、力学时，脑海中就会出现撑船时原地转圈的画面，心想撑船也有力学原理。

拉草
青草晾干了后，都要用大车运回来。一台大车两个人：一个车老板，一个跟车的，我就是那个跟车的。跟车的负责抱草，就是把草捆抱到车上，车老板负责装车。车老板装车的技术很高，草装在车上后高近两米，最后往上扔时要用叉子挑上去，这时跟车的要有力气，车老板要有技术。大车装草后，四四方方，像一座小房子，在路上行走。顶上是平平的，坐在上面很舒服。不过刚开始坐草车时是坐不稳的，因为车走起来会左右晃动，尽管晃得慢慢的，但是车上面晃动的幅度就很大了，坐在上面身体也会随之晃动，我刚坐草车上时车一晃，我就倒，只好两只手紧紧地抓住车上绑草的绳子。引得车老板直笑我。他告诉我，腰不要僵直，要活动，屁股坐在车上，上身不动，腰随车晃动，这样坐在车上就自如了。一试果然。
跟车的有一个好处，车走时就可以休息了。想睡就躺在草车顶上，随车的晃动，昏昏欲睡。睡不着，就看天。白天看蓝天白云，那时没有雾霾，天蓝得发亮。而傍晚时可以欣赏落日余晖，望着晚霞中归去的飞鸟，脑海中浮现出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秋天到来，我们男知识青年经常干的活就是“看地”。我们生产队的地就在沈山铁路的两旁。一天我正在铁路上走，看着两边的地。我知道，火车是在两条铁路的左边行走的，所以我在右边的线上往前走，认为前面来车的话可以看见。这时我后面开来了一列客车，我想看看这列客车是从哪里到哪里的，就盯着看。正在这时，一节车厢的车门开了，一位列车员在门口向我比划，指向前方。我向前一看，迎面开来了一列车，大约有几百米远，我急忙下了铁路，不大会儿，车就开了过来，那时都是蒸汽机车，司机到我边上就放汽，可能是用汽来骂我：你小子不想活了。
当时我还不太怕，但后来越想越怕。如果不是那位好心的列车员，我已经命丧黄泉了。至今我还非常感激那位不知名的列车员，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前面的列车的。他的年龄肯定比我大，希望他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百里赶牛记
体育运动中，我最不喜欢行走这一项。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徒步长征串联时，我也不参加。我认为这种坐火车不要钱的事是不会长久的，要充分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多走几个地方，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可是我这一生中，也有一次徒步走了一百五六十里路，走了近五天，还不是我自己徒步走，而是赶了五头牛走。
那是七十年代初，我在生产队的时候。那时锦州市双羊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欠了我们生产队一笔款。这笔欠款大概欠了几年了，那时生产队的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款还不上了，他们就要用几头牛顶账。两个队商量后，决定他们给我们队五头牛，但是要我们队自己派人去把牛赶回来，他们不负责送。这样我们队长就把这项任务给了我们队的一位老社员老赵和我。老赵是我们队长的本家叔叔，是位朴实的老农民。接受了任务后，我们就出发了。去时我们是乘火车去的。那时有一次列车281/282次，是从山海关到沈阳的，慢车，是站都停。而我们上车的高台子和下车的双羊都是小站，下车后走到他们生产队，也有十几里路。

那时各生产队养的牛都是黄牛，不像现在养奶牛什么的。而且这些黄牛的用途主要是用来造粪，而不是用来耕作，造粪的牛是不喂饲料只喂草的。平时早上由一个牛倌赶出去，到铁路边上的护林地、河堤上吃草，傍晚再把牛赶回圈。牛圈中不时扔些造粪土，牛的粪便就收集在造粪土中，几个月把土一挖，就是好肥了。由于这些牛只是用来造粪的，所以营养也不会好，都不是膘肥体壮的。而等我们看到他们给我们的那五头牛时，尽管事先在心里有了准备，但是见了后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五头牛老的老，小的小，身上哪有肉啊！老赵对我说我们爷俩能不能把这五头牛赶回去还是个事儿。我心想只读过“羸牛无力渐艰行”，今天算真是看到羸牛了。
那时我们行走也没有地图，但是我们知道这一路上经过的车站。我们就顺着沈山线从双羊到高台子一路的车站走，因为与铁路并行的往往有大路，当然都是县乡道。我们是不会走102国道的，那国道虽然宽，但是车多，我们赶牛弄不好牛毛了会出事的。而县乡道，也很平整，车少得多，只是下雨时有地方会泥泞。
这一路走过的有名地方有锦县（现在叫凌海市）、金城、石山、羊圈子、沟帮子、赵屯、青堆子等，这些都是较大的集镇。过了锦县后就是大凌河，上面有铁路、公路两座桥。铁路桥上还有解放军战士把守。而公路桥很宽阔平整。过了大凌河就到金城了，那时这里有个很大的造纸厂——金城造纸厂，所以金城街道也很有些气派，比锦县强多了，尽管后者是县城。石山这个地方，听名字就知道了，道路是石子铺的，不大平整。而羊圈子，有个很大的苇场，可能是属于盘锦垦区的。沟帮子当然名气大了，沟帮子烧鸡，早就有名，那时辽河油田刚开始开发，沟帮子是运输要道，也就随之开发了。沟帮子属于北镇县，所以我们到了沟帮子就好像到家了一样。赵屯我们更熟了，那里有条河叫什么河我忘记了，好像就叫赵屯河。这河的河沙，是非常好的建筑用沙，从河边沙场运沙子到车站，装火车运到各地，车站有一个专门运沙子的场地。而运沙子是要有运输车的，附近的生产队在农闲时会派车来拉沙子，挣点车脚钱。我们队就没少派车来，我也没少来赵屯跟车拉沙子。到了青堆子就算到家了，那离我们队也就十一二里。
赶牛可不像一个人行走，要跟着牛走，而牛走的速度是不快的。有时还要停下来吃路边的草，你也急不得。你急了，打它，它撒起牛脾气来，你更难弄。最可气的是在经过锦县时，在大街上两头牛突然起了性情，在大街上做起爱来，差点把路堵了，弄得大家哭笑不得。这样我们一天也就走上三四十里路。这还要天好，如果下起雨来，就不能走了，得停下躲雨。这是赶上在村子里，人还能找个躲的地方，如果是在路上，那只好披个塑料布，继续走。那时塑料布还是很多的，队里水稻育苗时用得着。我们走时都带着一块塑料布，是准备防雨的。下雨天走路，鞋是不能穿的，因为路上泥泞得很。穿鞋走路，脚出来了，鞋却留下了。所以要光着脚走路。好在道上没有玻璃片，不会刺破脚的。
就这样我们俩赶着牛走了近五天才到家。路上过夜时，就随便找个生产队，在人家饲养室中住一夜，牛就拴在外面。那里拴牲口的桩有的是。吃饭就在路边的小饭店中吃。队里给的粮票和路费，虽然没什么好吃的，也比在家吃得好多了。
这就是我有生以来走得最长的一次。
  管理

龙行天下

脚下之路已走过，
如今回头细琢磨，
点点滴滴在心头，
一丝甜蜜润心窝。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8-4 08:30
脚下之路已走过，
如今回头细琢磨，
点点滴滴在心头，

感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8-4 08:30
脚下之路已走过，
如今回头细琢磨，
点点滴滴在心头，

感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5

路在脚下（三）

张重辉

我也参加了辽河油田会战
辽河油田是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以油气深加工等多元开发为辅的大型联合企业，曾是中国第三大油田，在全国500家最大企业中位居前列。目前原油年开采能力1000万吨以上，天然气年开采能力8亿立方米。而盘锦市大概也是由于辽河油田而设立的吧。在1970年，国务院批准在辽河盆地进行大规模勘探开发，那时叫会战。我下乡的地方——北镇县吴家公社就紧临盘锦。那时还不叫盘锦，而叫盘锦垦区盘山县。每到冬天农闲时，我们生产队就要组织社员外出搞副业，主要是派出大车拉脚。会战开始后，需要大量的运输力。在我离开生产队前的那几年冬天，我都要跟大车去盘锦拉脚，因此我也就算间接地参加了油田会战。

盘山印象
没去盘山前，我就知道盘锦垦区。在“文革”时期，盘锦垦区是革命的象征，有一位垦区的一把手，曾经是营口水源公社领导，还曾是中央委员。当然随着“文革”的结束，他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垦区有农场，沈阳的知识青年下乡到那里就是在农场上班，不似我们在生产队。我还知道那里盛产水稻，农民都吃大米。那里还有大片苇场，盛产芦苇。我们的社员在冬天就会去苇场割芦苇，实际就是打工。这项活我没做过，听说是非常艰苦的，去的都是好劳力。
到了以后才知道确实吃的是大米。但是当地的农民过去都是吃高粱米，改种水田后，还是对高粱米情有独钟，要到北面的锦县、北镇等地的亲属处用大米换高粱米。因为这里是所谓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土地的碱性大，种大田收成不好，甚至出不了苗，而种水田正合适。正是由于水碱性大，农民吃水要到水泡子里挑，自己家根本不能打井。打出的井，井水连牲口都不喝，又苦又涩。而油田的人都是打几十米的深井，那水才能喝。由于盐碱地，蔬菜也长不好，都要到北面的锦县、北镇来拉，所以青菜是贵的。
每到夜间进入盘山，可以看到远处平地的火炬，照红了半边天。这是钻井钻出的地下气体在燃烧，这样的火炬当时很多。盘山县城里，穿着油田工作服的人到处都是，男女都一样，冬天都是黑色的轧道棉衣。那时人们收入低，把新发的工作服当作礼服穿在身上，上班就换上旧的工作服。由于新开发，盘山县里的招待所人都住满了，各个房间都间壁成多个小屋，就像今天的群租房一样。油田开发聚集了大批人员，所以住的地方十分紧张。

滚滚车流
油田开发初期，运输量很大。除了油田本身的运输车外，各地拉脚的大车也是重要的运输力。油田本身的运输车辆都是汽车，而各地拉脚的车都是大车，那时生产队还没有汽车。
这几年冬天，在盘锦我都是跟车拉脚。基本走遍了盘山、大洼等现盘锦油田的地方，及沟帮子、台安、新民等地。高升、兴隆台、新开河、高力房我都到过，最远的可能是到了茨榆垞。
那时沟海铁路还没修通，运输基本上依靠公路。从沈山线的沟帮子、新民到盘山县的公路是基本通道。那时这两条公路还没有现在那么宽，路上白天就是四股车流，中间的是两路汽车，边上的是两路大车。其密集程度与今天北京道路高峰时相仿，要想超车是不可能的。大车基本上是马头可以碰到前车的车尾。车老板要全神贯注地赶车，不能有丝毫懈怠，弄不好就会造成道路堵塞。我作为一个跟车的，就可以坐在大车上看看风光，看看车流，看久了也可以打个盹。北方的冬天也实在没什么可看的风光，田地里光秃秃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如果是下了雪，还晃得人睁不开眼。拉脚的大车除了来自辽宁，还有来自内蒙古、河北、吉林和黑龙江的。
大车店
拉脚路程远近不一。远了便免不了要住大车店，因此大车店我也没少住。今天的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大车店，而那时大车多，大车走远程的多，因此大车店也多。所谓大车店，就是一排平房，外面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的四周是牲口槽。大车到了后，把牲口卸下就拴在槽内，而大车就停在院中。车老板和跟车的就在平房里住。平房内是一大通炕，炕上摆满了枕头，一个枕头就是一个人睡觉的地方。这枕头可不是现在的大枕头，而是农村的老式枕头，一尺多长的方枕头。枕头一个挨一个，以便能住更多的人。人在炕上躺着只能是直挺挺的，根本不可能屈腿。半夜如果起夜，回来就要把两边的人用力分开，否则你的地方就没了。

我的职务是跟车，跟车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晚上要喂牲口。白天牲口跑一天，当然中间也要休息，喂水喂料。但这时间很短，主要是夜里要喂好。俗话说“马不吃夜草不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住店时跟车的晚上要起来几次。所谓三草两料，就是喂三遍草两遍料。如果是去两台车的话，两个跟车的就可以换班，一个上半夜，一个下半夜。如果是一台车的话，那跟车的就要忙一夜了。好在我们生产队每次都是出两台车，这样我和另一个跟车的就可以换班了。我这个人生物钟是下半夜精神，因此我一般是值下半夜的班。喂完草料后我们通常就坐在草料袋上打个盹，不上炕了，以便让左右的人睡得舒服些。

饭店
大车在外，走到哪儿就吃到哪儿，进饭店是免不了的，除非是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如果有这种地方，事先也要准备些干粮和水。路边的饭店不像现在那么多，但是在集镇也不少。特别是在大车店附近，饭店就更多了。那时的饭店不似现在，个体的多，那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哪会有个体的？基本都是农村供销社开办的。
每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各饭桌都座无虚席。桌子中间的盘子上馒头、大饼堆得好像小山一样。这可不是夸张，一桌坐上六七个人，每个人吃馒头至少要六七个。就是我这样的书生也要吃上三四个。要上三四十个馒头，堆起来不是小山一样吗？这种吃法，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可那时农村人就是这么大的饭量。平时油水少，胃里空空的，吃起来怎么也不饱，所以那时得胃病的人很多。农民有一个对付胃病的特效药，那就是面起子，也就是小苏打。胃疼了，就喝点面起子。我想那时人的胃壁上可能一点脂肪也没有，胃撑得大大的，胃壁很薄，所以很容易受伤，得胃溃疡病的人就多。我不懂医学，当然这是我瞎猜的。
那时饭店里的菜可没现在那么多，都是些豆腐、粉条、白菜、土豆之类。因为我们拉脚是在冬天，冬天蔬菜也就是那么几种，那时还没有种蔬菜的大棚。荤菜主要是鸡蛋，也有少许肉和鸡，但都很少。尽管少，对于那时的人来说也是享受了。在家可是没有的，家里哪能吃炒菜啊！我至今记得在一个饭店，可能是叫高升的地方，菜端上来时满满的，可是几筷子下去就见底了，原来盛菜的盘子底是突起的，是凸盘子，不知是不是这家饭店定制的。
吃饭时酒总是要喝一点的。酒是白酒，那时的散白酒都是地瓜酒，有浓烈的烂地瓜苦味。有一天我问饭店的服务员，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这种苦味，他告诉我加点热水就行。我信了他的话，往酒碗里加点热水，结果这碗酒没有了酒味，只剩了苦味。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6

路在脚下（四）

张重辉

瞎房东
有一年拉脚，因为与会战的指挥部联系得好，有了固定的运输路线，于是我们租了盘山县城内的一家居民的东屋。他家离辽河有二里多地，吃水要到辽河去挑。这条河究竟是叫辽河，还是叫双台子河，我也弄不清。据说盘锦和营口都为本地是辽河入海口而争执不休。一位专家说，辽河原来是在营口入海，后来浑河、太子河与辽河分家了，浑河和太子河合并后在营口入海，而辽河在盘锦入海，不知真假。因为这里不能打井，井打浅了，水苦，要打几十米深井才行，个人家哪有这么大能力！我们去了两台大车，六匹牲口，两个车老板，两个跟车的，一个伙夫兼饲养员，就是我。白天我要到二里远的大河去挑水，每天需要六挑水，一挑水要用四五十分钟，所以每天挑水就得三个多小时。挑来的水用来做饭和饮牲畜，还要给房东带出来。晚上我就负责给牲畜喂草料。天不亮，老板们出车了，我就可以睡觉了。他们的早饭是我做的，午饭到外面吃，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晚上他们回来得早，我就给准备晚饭，如果在外面吃了，我就自己对付一口。
房东家有三口人，老两口子带一个儿子。儿子比我大几岁，那时不到三十，还没成家，是个盲人。这个盲人会算命，当然准不准是另一回事儿。老爷子对我说，让他学算命，是为了老人百年之后，儿子能有个谋生之路。那时盲人谋生的方式比起现在来要少得多，可能除了算命也没什么了。他算命的工具还真不少。他有一只小黄鸟，平时在笼子里，算命时可以放出来，在一支筒里用小嘴叨出一张小帖子，送到他手中。他用手一摸，就会念念有词地说起来。我无事的时候经常与这个盲人大哥闲聊，也叫他给我算过命。他问了我的出生年月日、出生时辰，然后就对我的生辰八字进行分析，说我命里土多。我说可不是土多，现在来种地了。我让他算我什么时候能回城，他算不出来，只是说早晚能回去。来找他的都是盲人，一天要来几个，这次我可看到盲人联欢会了。他们在一起时经常吹拉弹唱，很是热闹。盲人大哥的另一绝活，就是他简直就是盘山周围几百里的活地图，盘山、大洼、台安、新民随便问他一个地方怎么走，他都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走什么路，在哪里拐再走多远，好像他都去过似的。这位盲人大哥现在也过了古稀之年了，不知是否还健在。
在盘锦的那些日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许多事都忘记了，而上面写的这些，却是深深地印在我的大脑中了。

“九一三”前后的记忆
吴家公社的东边，是国营新立农场。这里原是一片草甸子，解放前是“胡子”的老窝，新立农场除了生产粮食外还生产饲草。而我们生产队每年都要去买饲草。每年开春时，都要向农场买下多少亩地的草，有时是秋天去收割，有时是夏天去收割，夏天去收割的多是用作青饲料。向农场买下草后，不能马上去收割，草还在生长，就要派人去看护，这就叫“看草田”。我就做过看守草田的人。
1971年的夏天，我被生产队派去看守草田。这年夏天，我由于给同学写信，在信中发了些牢骚。这些牢骚不知怎么被大队知道了，结果受到了批判，说我对党不满，攻击党的阶级路线。原来我是大队报道员，也给撤了。这年的知识青年回城，我也没有希望了。这批同学抽回抚顺上师范，而我由大队回到了生产队。不过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对我还没什么看法，生产队长就让我去看守草田，在那里我经常到杨铁民家。
杨铁民是新立农场排灌站的技术员，在这儿是个文化人。他是我们队社员赵广学的姐夫，而赵家是队里的一大家，因此二队的青年都叫他老姑夫。我看的草田就是新立农场的，租的那块地离他家不远。我常常到他家与他闲谈。都是文化人，也就谈得来。那时他可能有四十多岁。这个人个子不高，很像今天明星曾志伟，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过脸可是抽抽吧吧的，有些像闫顺开，说起话来也非常幽默。他们夫妻没孩子，或者孩子不在身边，我在他家时只见到他们夫妇两人。他的妻子是我们生产队赵家的姑娘，对娘家来的知识青年当然也是非常热情。有时我也在他家吃饭，陪他喝点小酒。
一天，大概是国庆节后的一天，我又到他家串门。他家的墙壁上也是用旧报纸糊的。那时文化生活是没有的，书也看不到。在农村，就这样看看墙上的旧报纸也可以消遣。有一张报纸上有一篇关于一件重大活动的报道，那时对重大活动的报道，总是要登出一长串的名单。今天这种现象也不时地出现，好像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谁还在位上，谁不在位上了。而那时这个上来那个下去的，大家也搞不大清楚。
那天我正在看墙上的报纸，老杨在我边上转来转去。一开始我也没理会，后来他在旁边时不时地说些话，像是要向我说些什么，比如说某些人好一阵不出来了，我也随口答应。但他最后实在憋不住了，悄悄地对我说，林彪出事了！他说是听外国电台说的。那时的外国电台，我们能听到的基本上是两个台，一个是美国之音，一个是莫斯科电台。但那时这叫偷听敌台，被人知道了可不得了，至少是要被批判的。所以除了信得过的人外是不会说的。他讲完之后，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对别人讲。我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不敢对别人讲，何况在那个地方，天苍苍，野茫茫的，除了老杨夫妇外，就是荒凉的草地。会对谁说呢？
不过时间不长，就开始逐级传达了。一开始是小范围的，不久地球人就都知道了。
我的一次笔墨之灾
20世纪七十年代初，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五年了。我们这些曾经是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有几年了。想当初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我们，现在是面向黄土背朝天了，革命的热情逐渐地被生活的现实所代替。同时也在回顾过去的岁月，自己的作为，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进入了沉思的时期。1970年大批干部被送到了农村走五七道路，也就是带着工资下放当农民。我的一个好同学，他的父母都是延安时期的干部，这次也在下放之列，被下放到了辽宁清原的一个山乡。我的这个同学以及他的五个已经下乡了的弟妹，都跟自己的父母一起走了，一家人归到了一起，也好有个照顾。
他走后我经常交心的人又少了一个。因为那时许多人家庭变化都很大，不是下乡就是搬家。一些同学也开始跟随家走了，青年点的伙伴逐渐少了，不过我和他经常有书信往来。不久我的父亲也下乡了，不过他不是走五七道路，而是叫退职，也就是给你发了些钱，让你回家。因为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后来不知怎么又变成了他本人是地主。退职也就罢了，还得让你下乡。于是父亲母亲带着妹妹、弟弟就下乡到了新宾县的一个山村。我不想跟随家走，因为那时我在我们下乡的地方与乡亲们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并且我干得也不错，是大队的通讯报道员，似乎还能有出息。但这一切后来变了。
1971年的春天，我刚从新宾的家中回到我下乡的大队。在家的时候我上山打了不少柴，因为我父亲可以说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母亲也是身体单薄，而妹妹、弟弟年纪尚小，只有我可以算是一个强劳力了。回来后感到很是沉闷，于是就给我的那个到清原的同学写信，倾诉心中的苦闷。我说我一个江南子弟，不曾想到了努尔哈赤的陵墓前拜谒了。还说想当初我们是风华正茂，可是生活把我们的棱角逐渐磨平了。总之在信中发了些牢骚，写好后我就寄出了。可是几天之后，大队的保卫干事找我谈话。这个保卫干事比我大不了几岁，和我们知青的关系很好。他的小姨子还与我班一个同学确立了恋爱关系，我也经常到他家去串门。但这次不同了，他很严肃地先给我说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方面，他就是革命的，什么人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反革命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一听就觉得不对了，这是对阶级敌人的话，往往在批判会上用的，今天怎么对我说了？我没说话，听他继续讲。他接着对我说，最近你同什么人说过什么不利于革命的话没有？我想我一向是夹着尾巴做人，况且现在也没有谁可以谈知心话了。我说我没说过什么不利于革命的话。他见我不说，就启发地问，你给谁在信中说过什么了？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的信内容被大队知道了，除此之外我也没说过什么看来是有问题的话了。我就把我给同学写信，倾诉心中的苦闷的事说了。这就等于坦白交待了，他也没多说什么，让我回去写检查材料。几天后，大队召集知识青年开会，对我进行批判。我在会上读了我的检查。大家轮流发言，对我进行深刻的批评教育。一共开了几天，我现在忘记了，大约也就两三次吧，就通过了。
后来我在公社见到了公社书记史守堂，他也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在公社写稿时，认得他。不过他好像对我这件事没什么看法，只是说这是你们青年内部有矛盾，互相整。几年后，我回到了城里，对这事也就慢慢地淡忘了。不过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关于知识青年的一篇文章，就又勾起了我的这段回忆。

龙行天下

辽河会战相关时，
新奇特别点滴施，
小伙心胸真宽广，
不当重压是回事。

中国知青张希伟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7-31 22:27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9

那个年代那些事儿（五）

恢复高考后，实现了大学梦想，是最幸运的事，尽管吃了若干苦，也是值得的。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8-5 09:03
辽河会战相关时，
新奇特别点滴施，
小伙心胸真宽广，

感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7

路在脚下（五）

张重辉


我的两次“才华展露”
在四十二年前，我们离开了喧嚣的城市，到了相对比较沉静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浮躁的心逐渐平静了下来，开始认真向贫下中农学习。不久我们就学会了各种农活，如铲地、割地，甚至还会赶车、扶犁。而对于自己在高中曾经学习过的三年课程，除了语文的作文能帮助生产队写些总结和批判文章及新闻报道外，数理化则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用处了。不过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让我的数理“学识”有了展露的机会。

有一年秋，为了响应“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县里突然要求各生产队不能把社员的口粮在秋天时一次分到各家，而是要像城里那样一个月一领。这样全队社员四百多口人，一年有十多万斤粮食需要贮存，这就需要贮存设备，也就是仓库。而这时已经近收获的时候了，打完场粮食就要入库。一下子增加的贮存设备怎么解决？那时我是队里的仓库保管员。队里的闲房是有那么几间。老队长对我说：把那几间闲房间收拾一下，把门窗改造一下，地上铺些稻草和秫秸，就能存贮玉米棒子了。我说玉米棒子要十几万斤，这几间闲房间恐怕不够。老队长说，足够了。老队长是个经验丰富的农民，在社员中的威信很高，我当然要相信他。但是我想还是稳妥一些好。我就把这几间房间的长宽高测了一下，计算了一下房间的体积。又用大筐装一筐玉米棒子，称一下重量，再算一下玉米棒子的比重。这样我就估算出这几间房间所能容纳的玉米棒子的数量了，一算大概要缺一半的地方。我把我的计算结果给老队长说了。他有些半信半疑。但我坚持向他反复说明其中的道理。他有些相信了，于是派人搭建临时仓库。果然在粮食入库时，应了我的计算结果。老队长这下子信服了我，说这书没白念。以后队里有些什么需要计算的东西他就来找我。
还有一次，我跟大车到盘锦去卖谷草。那时谷草是很贵的东西，也是生产队创收的一项重要途径。但是种谷子卖谷草，也是有风险的，搞不好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不管怎样生产队还是要这么做的，否则是一年也没现钱花的。这回我们去了三台大车，拉了三车谷草，每车都有两三千斤。由大车队长带头。他是个老车把式，解放前就给人家赶大车。有一天走到一处，我们停下休息吃饭。可是再要上路时，一台车误在一个小坑里了。这个坑不大，是很浅的一个小坑。开始停这儿是为了车能稳当些，谁知上路时车出不来了。于是老板子让别的车把牲口卸下，帮助拉，卸一头不行，又卸一头，还不行。当要卸第四头时，我说不要这样卸了，把已经卸下的牲口重新套上，用重车拉，准行。大车队长说行吗，我说可能行。果然用重车一拉，就把那台车拉出来了。上路后，车老板问我怎么重车这么省力就拉出来了呢？我笑了，简单地给他讲了物理学中的道理。这一下子在这些老板子的心目中，我的威信就上来了，说还得是有“学问的人”。

编花篮
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时，学校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那时全国正是“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大跃进的号角震天响”的时代。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勤工俭学，不知是上面的号召，还是学校的创新，现在我也不得而知。那个年代东北的小孩上学早，上到五年级也才十一二岁。我们小学叫市中心小学，也是本市一所不错的小学。我们年级共六个班，各个班的勤工俭学的项目都不一样。我们班是编纸篓。那时的纸篓和现在的可不一样，不是塑料的，而是用杏条编织成的，形状和今天的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桶型。
一天学校拉来了一汽车杏条，还请了一位老大娘当老师。她教我们怎么破条子，怎么泡条子，怎么编。她很熟练地用一把牛角做成的顶子把一根杏条一分为三。所谓顶子，就是一个圆锥体，锥头不那么尖，上面有三条沟。把这个顶子往杏条上一插，一根条子就均匀地分为了三瓣。然后用水把这些分好的条子弄湿，用湿麻袋盖上。过一天后，这些条子就软了，就可以编了。这些分好的条子用作纬条。还有经条，是用一根条子做成的，用脚踩住条子梢，条子根用一根绳系紧，绳的一头系在一根短木棍上，短木棍用力缠绕条子，直到条子变软了，把木棍压在条子上，用力一拉，条子便成为扁平的了，这是用作经条的。老大娘轻松地编好了一只，告诉了我们一些关键的东西就走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自己弄了起来。我们没有牛角，就用木头做。破条子很容易，可编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一个个都不成样子。后来这些东西据说是给了商店，也不知道卖出去没有。虽然勤工俭学一阵风过去了，但是起码给了我一个怎样编筐的基本概念。十来年后，这些基本概念却又有用了。
1968年秋我们下乡以后，我发现这里老百姓用的篮子和抚顺老百姓用的篮子不一样。不是形状不一样，而是所用的材料不一样。抚顺的篮子是用杏条编织的，是红色的，一根条子分三瓣的。而这里老百姓用来盛东西的篮子是用整根条子编织成的，而且条子还去了皮，是白色的，篮子的经条也是用整根条子。后来与社员熟悉了，到他们家串门，发现家家都有不少这样的篮子，用来装鸡蛋、蔬菜。乃至有些食物怕老鼠吃了，放在篮子里挂在房梁上。赶集时，大姑娘、小媳妇挎着篮子、带着鸡蛋去卖。由于我在小学编过纸篓，所以对如何编这种篮子起了兴趣，就向社员中会编篮子的学习编篮技术，很快就学会了原理和基本技术。首先是原料，这里篮子的原料是柳条，由于地势低洼，水多，小河、水泡子多得是，水边多垂柳，柳枝细长，是编篮子的好原料。这枝条要在立秋前割下，过了立秋，皮就不好剥了。刚开春也不行，那时条子太嫩，干了就抽了。在立秋前割下的条子，已经成熟了，但是还没护皮，用镰刀把在平滑的石头上压住条子，一拉，皮就下来了。到夏天，地铲完后，需要人来护青。而这种活儿，正是知识青年做的。我们在这里没有亲人，除了自己不会让别人来偷青的，所以我在下乡初期就没少做这项工作。在护青时拿把镰刀，顺便割些条子，去了皮，用水湿了，放在草里，过几个小时就软了，随便编织也不会断的。编一个篮子不难，难的是篮子形状的把握。尽管到了农村不久我就学会了编篮子，可是真正编好篮子是在三年之后。那时许多同学都抽调回去了，或者转到别处去了，身边的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所剩无几了，寂寞得很。我想与其对天长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如学点什么，也别虚度年华，就开始编织篮子做消遣。先是仿造别人家篮子的样式，后来就自己研究新的样式，这样篮子越编越多，样式也越来越好，编出来的篮子都送给了房东和别的社员。一来二去，我的编篮子的名声也在队里响了。

编了小篮子后，我又开始着手编大的东西——用紫穗槐条编囤底子。在农村，到秋天社员分到家的口粮，比如高粱，就要用茓子茓起来，而底下就要有囤底。囤底大约四五尺的直径，高约七八寸。茓子在囤里围上，一圈一圈地，可以围到一两米高。粮食少了，可以撤掉茓子。紫穗槐在铁路两侧多得很，但那是铁路部门的，是用来护路基的，割一两根可以，多了可不行。有一年，队里让我到附近的新立农场看守草场，那里的紫穗槐多得很，于是我割了不少，编了几个囤底，送给了社员。
除了编篮子外，我还学习串盖帘。那时种杂交高粱，秸秆细长，正好用来串盖帘。串了不少的盖帘，除了送人外，也带回家不少。我还想学习编炕席，可惜只编了一张，很粗糙，没学成。
在寂寞的岁月中，编织让我忘记了忧愁，也接近了群众。后来队里让我当了生产队的畜牧队长，可能是看我这个人还算能干，也没什么私心吧。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王蒙先生的一段话：1957年、1958年反右运动中翻身落马，基本上失去了写作的可能，我当然很懊丧很痛苦，但是在农村这一新的环境中我仍然学到了很多东西，体验到了全然不同的生活情调、方式和乐趣，也接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和锻炼，大大丰富了自己，使自己慢慢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