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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0
那一年冬天(一)
赵青
1947年10月16日出生,原三年四班学生,班级生活委员。1968年9月下乡到北镇县吴家公社徐家大队三小队。1971年9月抽调回城在抚顺市劳动局任科员;1980年9月~1984年9月在辽大经济系经济管理专业函授毕业;1982年在抚顺市计委任计划员;1984年9月~1985年7月在辽宁财经学院计划干部进修班结业;1986年任抚顺市计委经济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经济师;2000年1月退休。
那一年冬天选自1968年冬天的四则日记,标题均是后加的。
翻车
中午吃过饭,我便早早地来到了队部。这是由五间瓦房与三间西厢草房围成的院落,东边是院门,院门两侧和南边都是用泥砌成的院墙。初冬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地上。人还没有来齐,早到的五六个乡亲正在边晒日旸边聊着。我看见了停在院子里的牛车,那是我跟的车。车老板姓田,长我几岁,我喊田哥。他也是个近视眼,可是从没戴过眼镜。振宝还有几个小伙伴,看我也是戴眼镜的近视眼,便善意地调侃说,他下班回家看见自家菜地里有个黑影,以为是猪,便论起鞭子就抽,谁曾想是他老爹在侍弄园子。当然,这是个被夸大的玩笑罢了。自从下乡到三队,我曾跟着大伙儿割了几天高粱,接着是掐高粱头。可是我这不分瓣的手,却怎么也不能用套在大拇指上的刀片,把高粱头从高粱秆上掐下来,真是笨死了。王队长一看不行,就叫我去跟车,搬运捆好的高粱头,算半个体力活儿吧。看见田哥晃着小鞭子,赶着牛车慢悠悠地走着,心里痒痒的,总想试一把。
田哥还没回来,机会来了。我与几个乡亲打过招呼后,便向牛车走去。我以为,只要会喊“驾、喔、吁”就差不多了。于是我便坐在左侧的车辕上,操起了小鞭子,就喊起了“驾!”,谁知任凭我喊,有如微风之吹牛耳,老牛对我这个陌生而又稚嫩的喊声毫不理睬。我便生气地在牛背上敲了一鞭,老牛这才很不情愿地慢吞吞地动了起来,径直走向院门。我刚松了一口气,突然发现牛车正对着院门的一侧。再往前走,牛能过去,车辕子可要撞在院墙了,情况十分危急。我急忙喊“吁”,喊、喊、喊什么都不管用了,老牛兀自走着,车辕重重地撞在了土墙上,但是老牛仍旧顽强地拉着。牛车慢慢地立了起来,接着向右侧翻立在地上。我急忙收起双腿,就势转身滑落在牛车的右侧,牛也被扯倒在地。几个乡亲见状,赶忙跑过来帮助抬起牛车,可是牛被缰绳系绊,怎么也拉不起来。田哥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他不言语,把牛肚带及缰绳解开,拿起小鞭子,连打带喊地把牛拉了起来。大家松了口气。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干活了”,遂散去。田哥重新把牛套好,也摇着小鞭子,赶车离去了。我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一切都归于平静了。只有院子土墙上多了一道深深的划痕,记录下了刚才惊人的一幕。
这件事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训。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要想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磨练,必须虚心请教,勤于学习。靠一时冲动,靠一知半解必将酿成大祸。摆正位置,虚心接受再教育,不断地再学习,把此事作为前车之鉴,将是保证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的重要前提。
温暖
听乡亲们讲,我们这个县大致分三种地形。西北部是山区,为医巫闾山的余脉;中部是平原;而我们所处的沈山线以南,是逢雨必涝的低洼地区,土很黏人。用乡亲的话讲,这里的泥土很“亲”的。记得刚来不久的一天,夜里下了场大雨。这里的规则是下雨就歇工,到了上午雨停了,我便想到队里看一看。嚯!真是一步一脚泥,鞋是越走越沉。看见一条雨后的小水沟,想迈过去,前脚过去了,后脚却光着脚丫过来了——黄胶鞋留在了水沟那边,早已变成黑泥坨坨了,露着圆圆的鞋口正在那里傻笑呢。看着几个乡亲也是贴着墙根,分开双腿,晃着身子蹒跚而行,着实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路边行人欲断魂”的真实感受了。这里的泥土是很“亲”呀,但是我觉得这里的乡亲人更亲。
这里的生产队都习惯了打冻场,确实是跟这里地势洼、土质黏软有关。地开始上冻时,就在队部附近平出一块场地,并不急着打场,而是先用马拉石磙子压平,一边再浇上凉水,让地面冻得更加实诚。这样从收割到打场,需要经过个把月的时间,中间还要看天气变化。割下的庄稼堆放在场院四周,需有人看管。我便被王队长指定,给原来看场院的孙玉海当助手。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退伍军人,也是队里唯一一名老党员,说起话来有膛音,却从不多言语。说来惭愧,我这个助手却处处被人照顾。每次吃过晚饭到场院时,孙叔都已早早地烧过了窝棚里的小炕,并小心地处理好余灰。他说这看场,就是要防火、防盗。从前每到这个时候,就有个别私心重的人,把自家的猪狗鸡鸭鹅等偷偷散放出来祸害庄稼。我们这里经常刮东北风,把窝棚搭在场院的西南角,就是为了防止窝棚因烧炕不慎,引起火灾烧着庄稼,同时如有家禽猪狗来也能顺风听到动静。这里真有学问呀!是啊,场院四周堆放着这个生产队一年辛勤劳动的收成,这是队里几百口人的指望;还有应缴的公粮及生产队来年的种子和储备,千万马虎不得。
我们商量两人分上半夜和下半夜。上半夜很好过,围着场院绕几圈,很快过去了。下半夜很难熬,寒冷、饥饿加上困意不断袭来。每次上半夜睡觉时,我和衣躺在温热的被窝里,用棉袄盖过脖子,戴着棉帽子,以抵御从秸秆搭成的窝棚的间隙中吹进来的寒风,常常是睡过了头。醒来看见孙叔依旧没有睡。看见我醒了,只是说“你醒了?”直白的语言,没有抱怨,没有责备,有的是宽厚,有的是质朴,令我倍感温暖。
利用休息时间,我走遍了三队所有乡亲们的家。队上除了队部是瓦房外,各家都是草房。泥垒的山墙,木头的脊檩,搭着用高粱秸秆捆扎成的椽子,上面覆盖着稻草。大多人家四壁空空如也,好一点的家里有个炕衾柜,或有个地柜,地柜上面摆着两个瓷瓶,墙上挂着一两个装满照片的镜框。个别人家还有个古老的座钟,算是稀奇物了。西头最穷的人家叫孙玉环,老婆一条腿,一个孩子,三口人住在一个“人”字形的窝棚里。整个大队在我们下乡到来之前,才由公社出资接上了电灯。就是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乡亲们,待我们这群知青像亲人一样。记得一次到饭点,老李家大婶坚持让我留在她家吃饭。吃的是高粱带皮磨的面做成的红红的馍馍,就着咸菜吃,直拉嗓子。全家围坐在炕桌旁,只有我的面前放着一碗特意为我蒸的鸡蛋糕,令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要知道我在家里也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吃上一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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