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

石建华

                      (序言）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人世苍桑，转眼已过花甲之年，很多往事已成为过往烟云，而四十多年前,曾经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令人终身难忘。
   记得1969年元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服从学校的统一分配，我和学校的二十多个同学一起，带着简单的行装，来到距离成都大约两百多公里的洪雅县罗坝公社，在地处丘陵背靠大山的一个偏僻小乡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个远离成都的小乡村，在当时的生产队，所有的人口加在一起，把我们几个知青都算上，也就只有108个人，能够在队里出工干活的，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全部加起来不足60人。青壮年人数不足40人，全村与外界的所有联络,就全靠这条不足一尺宽的弯弯曲曲的石板路。
      当时身高1.55米的我，远离父母和两个弟弟来到这个偏僻陌生的小乡村，心中充满着无限迷惘，刚下放到队上的时候，经常是一个人悄悄地来到村口，默默地坐在这条石板路旁，脊背斜依在一块青石板路碑的边沿，呆呆地凝望着周围的群山，凝视着与远山相连的蓝天和白云，我不知道我在等待着什么，也不明白我所期盼的目标是什么？不过有一点，我却非常清楚，那就是脚下这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不管我是否情愿接受，都必须得走下去，这将是我一生中无法规避的现实。
       这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依附着高低错落的丘陵地势，弯弯曲曲地伸向漫无边际的天边，它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行路人。记得当我进村几天以后，房前屋后和灶坑旁边柴草已尽，为了生存，也为了满足当时浪漫的好奇心，欣然接受同村的乡亲们邀约，提着砍柴用的弯刀和绳子，怀着探索大山的神秘感，沿着这条石板路，翻越十多道山梁，钻进了大山沟，山沟里的枯柴很多，不大一会儿，就砍了一大堆，扎成百十来斤的捆背在背上，踏上了回村的石板路。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沿途的大自然山水风光，得意洋洋地往回返。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路还是这条石板路，突然间似乎加长了100倍，背上的干柴竟然越来越重，由开始的走200米休息一次，改到100米休息一次，以至于变成10米一歇、5米一站，最后来到一个陡坡，干脆把那捆干柴横放到斜坡顶上，让它顺着陡峭的石板路斜坡，一直向山脚下不停地翻滚，逗得路人和同来的乡亲们捧腹大笑……

      当回到我的小木屋，一进房门我就倒在床上，望着四壁皆空的小木屋，还有那盏孤零零的煤油灯，又冷又饿又累，不满十七岁的我不禁潸然落泪不止。

每天早上，我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爬上又高又陡的山坡，和乡亲们一块儿战天斗地学大寨，吃大苦流大汗，晚上顶着星星披着月光，站在石板路旁的小溪里，弯下腰，捧着双手小溪水，泼在脸上，擦掉身上的汗水，然后纵身一跃，跳上这条石板路，一路小跑步返回我的小木屋,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上，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板印。

随着不断升起的缕缕炊烟，小乡村里的傍晚，到处都弥漫着淡淡的饭菜香味，村里不少年轻人时常到我的小木屋来，给我带来新鲜的蔬菜和热气腾腾饭菜，村里的老人们常常背着小孙孙，拄着拐棍，慢悠悠地走在这弯弯的石板路上，来到我的小木屋，和我一起谈天说地，以助我摆脱孤独。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艰苦劳动生活的磨练，我从一个弱不禁风的初中生锻炼成刚强的山里人。在这条弯弯的石板路上，我揹过百多斤重的稻谷到区里送过公粮，跟随着村里的民兵到山里参加过拉练；提着砍柴用的弯刀，和民兵们一起，在夜间追捕过盗窃国家木材的不法分子；为挽救村里的耕牛，在夜间里，一个人到罗坝乡街上的区兽医站请医生……
       两年后，作为全公社第一个被抽调到城里当工人的知青，我坐在长途汽车的车厢里，把头伸出窗外，向前来送行的乡亲和同学们挥手告别，汽车渐渐地走远了，眼睛渐渐模糊了，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不断响起，汽车在崇山峻岭中简便公路上的地势越来越高，那个小乡村背后的大山渐渐远去了，然而那条弯曲灰白色的石板路却深深地烙在我心中，令人终身难忘。

不了翁

谢谢你的好意。我是成都十六中的，下乡在仁寿。

石建华

                               学校开大会动员下乡
       1968年12月21日夜晚，窗户外面飘洒着细细的雨夹雪，严冬腊月里的寒风吹打着窗户上的玻璃，发出啪嗒啪嗒地响声，收音机里正在用一个强有力的男高音，最激昂的语调，一字一句地播送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紧接着，成都市区的主要大街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由解放牌卡车改装的宣传车，宣传车上的播音员们冒着严冬里的漫天细粒雪花，卷缩在狭小的空间里，把大喇叭的音量调整到不能再高，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最高指示。在成都市区的大街小巷里不停地穿梭着，一阵阵地呼啸而过，留下的巨大喧啸声在成都夜空里一遍遍地回荡着，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欢庆最高指示发表游行队伍中的阵阵口号声声，迅速深入传达到每一个市民的心中。
        “石建华”“石建华”这时候，我家的窗外楼下传来了一阵焦急的喊声，我听出来这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叫江品学，他的近视眼非常严重。镶嵌在眼镜框架上的镜片，就像一对啤酒瓶底。他仰着头，眯缝着双眼，望着四楼，对着我家窗口大声喊道：“石建华，学校里明天要开大会，必须要早点去。”在这么晚的黑夜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赶来通知我，很不易啊。我连忙在嘴上一边答应着，一边从四楼的家里出门，急忙往楼下跑，等我来到单元楼梯间的门口，他已经走远了。远处的昏暗路灯下，隐隐约约地晃动着江品学那个瘦弱的身影……
      第二天一大早，雪花更细了，雨点小了很多，可风力却突然加大了很多，铺天盖地的枯枝败叶被阵阵阴冷的狂风从树上摧散落地，在地面上恶狠狠地画着各自不同的的圆弧线，沿着无数条琢磨不定的螺旋轨迹，紧贴着地面不停翻滚，急速地旋转着，滴溜溜地打着一个又一个旋涡被抛到了半空中，漫天狂舞地发泄着，伴随着阵阵狂风，夹杂着细小的雪花和雨点，不断地砸在行路人的头上、脸上、身上。散落在地上。
       早饭后，雨依然还在稀稀拉拉地下着，雨点飘落在人们的脸上和手上，冬天的雨，夹着细颗粒的雪花，凉飕飕的直往衣领里钻，让人们感到严冬的寒冷。这时候的风势减弱了一些，风也安静了很多。只有天空中出现的那几缕朝霞，顽强地刺透了满天密布的乌云，把微弱的光和热投向大地；在数九严寒的冬季，留给大地了一丝春天的希望。
       我急匆匆地来到公共汽车站，突然发觉，公交站台上等车的人实在太多了，由于昨天的雨夹雪整整下了一个晚上，天亮以后，逐渐有所放晴，路面依然很滑，公共汽车被迫限制了车速。看样子也是好长时间没来车了，此刻，看着这架势，即使是来一两个空车，专门来拉这个车站上的乘客，也不可能完全都拉走。就算是现在车来了，我未必挤得上去，就算是挤上去了，就我这么个只有一米五五的小个头，还不把我给挤成照片了。
       这时候，雨虽然停了，由于雨夹雪下了一个晚上，路面依然很滑。如果继续再等下去，我就很可能不能按时到校了。于是我立刻改变主意，抹了一下已经被细雨打湿的头发，向右扭转身子，踏上了人行道。小跑步抄近路往学校赶去。
       我急匆匆的穿梭在赶往学校的路上，这一路上行人不算多，唯有那僻静的狭窄巷子里，狭长的街道两旁，靠近灰沙砖方墙跟的侧面，雪白洁傲的腊梅花挺立在枯枝上，星星点点地顽强绽放着，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清香，迎着凛冽的刺骨寒风，向过往的行人频频点头，给严冬里人们的心灵深处带来一丝暖流，送来一线春天的蓬勃生机。严冬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当我一路紧跑快步不停气地赶到学校，同学们也都早早地就来到了学校，正在大操场上整队集合。各班正在点名，班干部们忙着清点人数，一见到我，几十张嘴一起开口，异口同声地埋怨我：“你还在摸索个啥子，还不赶快搞快点，全班的人尽都来了，就差你了。”好几只强有力的手掌同时伸过来，抓着我的衣领和胳膊，生拉硬拽地把我悄悄地拽进我们班的行列，要不是背后有人顶住我的脊背，抓住我的双肩，我就很有可能会倒在队列里。班长如重释负地转过身，小跑步到达主席台前，立正向学校的值周老师报告：“报告值周老师，六七级五班同学全体到齐。报告完毕”……
      操场前端的简易舞台上，悬挂着《成都市32中学上山下乡动员大会》的大红横幅被狂风刮得呼啦啦地作响。操场周围的红砖围墙和教学大楼外面，到处张贴着《革命青年志在四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毛主席的红卫兵，最听党的话，广阔天地是我家》《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官大农村炼红心》等大幅宣传标语。
      主席台前的扩音器里不断滚动播送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接着又不断播送着当代的革命歌曲；“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要为真理而斗争，爱憎最分明。敢于担重任,…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 ”“迎着春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哪里有高山，就让哪里献出宝藏。哪里有荒山。要让哪里变成粮仓…… 红在边疆，专在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这慷慨激昂的歌声在校园上空剧烈地回荡着。
      不一会儿，上山下乡的动员大会开始了，全校师生员工们整齐划一的在操场上列队，学校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军驻校军训团、工人驻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主要负责人，正在主席台上，依次做着慷慨激昂的动员报告。
      他们的报告纷纷引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经典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拿什么去鉴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就是区别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最重要的分水岭。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与工农民众之中，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他明天不去个工农民众相结合，或者是反过来去欺压工农民众，那他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了。”
      他们的发言中，反复强调的第一条重点就是：全校800多名同学，一个不留，全部都到农村去。所有的同学都必须上山下乡，都必须要自觉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决心，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一辈子不动摇。
       在全校的八百多名同学中间，愿意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就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具体的就要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上。能够响应号召积极投入上山下乡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
      这几个报告再三强调了学校的基本态度，特别强调指出：凡是不下乡的，就是不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就是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就已经说明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了，虽然没有明说是反革命，但最起码也是不革命的。如果公开反对上山下乡，那就是反革命，另当严惩不贷。
      他们在长篇大论的报告里，再三强调指出：对于那些不愿意下乡的同学，学校将要下大力气，对这批人进行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复采取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和说服动员工作，一直到把他们送到乡下为止。同时要按学籍处分的方式记入个人档案。在那个年代，不论什么样的处分，一旦记入档案，那是永远也消除不掉的政治污点。必将终身跟随着当事人，一直到死都是无法消除。或多或少地都会直接影响到当事者全家所有成员，波及到当事人所有社会关系的政治前途。
       接着，各年级的教师代表上台发言：他们发言的重点是表明自己对待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政治态度，纷纷表示要尽一切力量，动员所在年级的全体同学全部都下乡，一个也不能留在城市。同时，也要对自己有符合下乡条件的子女，更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则，动员他们到农村去，
       随后，各年级及各班的学生代表们也纷纷上登台表决心：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安家落户，扎根农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练就一颗红心，要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投身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三大革命运动，在风口浪尖上锻炼成长，把自己锻炼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在讲台上发言的每一个人，表现得都是那么慷慨激昂，意气风发，充满着非凡的革命激情，嗓门一个比一个洪亮，语调一个赛过一个，措辞口号一个比一个更激烈，充分显示出一个比一个更革命。今天大会的三尺讲台上，所有发言的人都具备一个显著特征，唯恐落在别人后面，生怕被别人议论为有不革命之嫌。从他们发言的气势上，我们不难看出，大概在中国的辽阔大地上，比他们更革命的人已经找不到了。
      操场上的全体同学，也许已经都意识到：今天就是我们的学生时代，最后一次在操场上集合，这可能是我们参加的最后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任凭刺骨的猎猎寒风，吹在身上，刮在脸上，引起一阵阵刺痛和寒冷，下面听报告的数百名学生们一动不动，按照各年级和班级的序列，直挺挺地列队站在大操场上，讲台上的麦克风，还有那些个高高悬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频率的大喇叭，它们发出的一阵阵尖锐刺耳的喧嚣声，回荡在整个学校的上空，在人们的头顶上，耳朵边狂轰滥炸，在全校师生的心灵深处强烈地撞击着。没有任何人在会场中间说悄悄话，台下一片鸦雀无声。
       这也难怪，在当时的那种政治背景条件下的风口浪尖上，如果被别人议论为不革命，其后果是我们谁也无法想象的。在当时不论是谁，都害怕承担所谓不革命的严重后果。那不仅会给自己的政治生命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也会给自己的家庭以及亲戚朋友都带来非常可怕的政治影响。至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这些平头小老百姓如何得知，也只能做到领导怎样要求，百姓们怎样做就行了。只要是毛主席说的，都得句句执行字字照办。当初有一句话很流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动员大会结束后，全校师生按照年级班级的序列，高举着大红旗，扛着大幅标语牌，排着整齐的队列，浩浩荡荡地到市里游行，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来到羊市街的成都市革命委员会大门口，向当时的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主要接待人递交了全校同学志愿下乡的报告书。
      紧接着，我们全校的游行队伍来到人民南路广场，在毛主席巨幅塑象前肃穆列队，举起右臂握紧拳，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全市人民庄严宣誓：坚决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远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苍天在上，厚土在下，可照日月，革命豪情壮志凌云激荡胸怀。
在那难忘的十几天里，整个成都市大大小小的主要街道上，每天都簇拥着成千上万即将上山下乡的学生们表决心的游行队伍，人民南路广场上每天都挤满了群情激昂的青年学生，这些人在不久就即将作为知青，奔赴广阔天地。他们那响彻云天的歌声，慷慨激昂的誓言，还有那些无数面翻飞如画的红旗，汇成了知青的海洋。真所谓人如海洋歌如潮。
      从学校开大会到在人民南路广场的游行，始终让我们处于极度的热血沸腾，幻想着未来的农村，正在向我们靠近。游行队伍解散以后，在回家的一路上，我反复在想着一个问题。不知道爸爸妈妈对于知青下乡是个什么想法呢？对于我就要下乡当知青，他们有什么设想没有？我无从得知。
      请看下文《幻想破灭，下乡是大势所趋》

石建华

                                 幻想破灭，下乡是大势所趋
      学校里开过了上山下乡的动员大会，接着又到市里参加游行，在学校的游行队伍解散后，心事重重的回到家里，我把学校开动员大会的情况跟爸爸妈妈讲了。
       妈妈的意见是要我回老家东北抚顺农村，毕竟那里是我们自己的家乡，家里的亲戚多熟人多，在劳动和生活上不会吃亏。
       爸爸的意见和妈妈和观点正相反，他说：“孩子一旦回到抚顺老家，肯定得住在他爷爷家，孩子他爷爷的成分是地主，我们的儿子回了老家，别人肯定会给他气受。说他是地主家的孝子贤孙，不论做什么，在政治上必然要受牵连，那是不可避免的。还会影响到以后的进步。还不如就让他跟学校一块儿下，其结果也许还会更好一些。”
      记得从小学四到六年纪，我一直是班上少先队的中队长，学习成绩在班里始终名列前茅。深得班主任老师的赏识，在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对我寄予的希望过高，他总认为我报考成都四中应该没问题，硬逼着我报考成都四中。可我常听别人说起，四中是全省的重中之重的重点中学，能上四中的都是成都市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头脑里已经产生根深蒂固地畏难想法，绝对不敢报考四中。班主任老师曾为此事多次找过我的父母，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竟然同意了班主任老师的这个建议，决定要我去报考四中。
       在小升初的考场上，我的心理负担过重，总想到万一考不好怎么办，思想上一开了小差，当然就不可能考好，后果可想而知。好些考试题在平时根本不是问题，而在考场上则不知所措，考试结果，成绩相当糟糕，不但四中没考上，就连普通的全日制中学也没指望了。
       我一直感觉初中是考不上了。没想到后来，被当时的人民北路中学（成都市31中）半工半读学制的建筑专业班录取，所谓半工半读，就是每个学期所规定的学习时间段内，一半时间学习初中文化课，一半时间到建筑工地参加专业体力劳动。
       1965年夏季，成都市有关单位为了对半工半读学制便于集中管理，31中半工半读的学生全部并入32中。原32中的全日制初中生全部转入27中。我就这样从31中转到了32中，上学的地点就由人民北路转到了西安南路的枣子巷。  
      1969年元月前后，曾经有很多学生家长通过各种正规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向成都市教育局的有关部门提出过诉求，就这批读半工半读学制的初中生而言，他们在校学习期间，长期参加专业技能培训和体力劳动，这些学生已经接受过比全日制学生多得多的强体力劳动锻炼，具备了相对较强的建筑工程专业生产技能，可否在政策上给予适当考虑；让他们不下乡，直接到建筑工地当工人……
       迫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成都市教育局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不可能为我们这数百名半工半读的初中生，去承担那些不必要的政治责任。便采取了一刀切的简化办法。召见了学校革委会，军训团和工宣队，还有部分学生家长的代表，针对我们学校八百多半工半读学制建筑专业班的学生是否下乡的问题，做了最后总结阐述：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精神“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一切力量，说服城里所有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在这里，成都市革委会分管教育的领导们再三强调的重点在于：不惜一切代价，来一个动员。这个代价首先包括了这批非全日制初中生的各位家长们，要他们付出代价，动员子女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成都市教育局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我们的校领导和我们的父母代表们专门做出了政策解答。毛主席说的是：“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里说的是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个初中毕业，它所指的是宏观意义上的初中毕业生，其重点关键是：所涉及到的学生和学生家长，都要站在国家防修反修百年大计的高度，从千秋万代确保红色江山不变颜色的宏观战略出发，进行理解和加深理解。充分认识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备战备荒为人民紧密相连的重大战略作用。不能狭隘地强调你们学校半工半读学制的特殊性。
       要来一个动员，那么这个动员所能包含的囊括内容就应当是更深刻的，那么范围应当是更广泛的，声势更大，规模更加庞大，需要参加的人员构成将会更多，牵涉到的面会更加宽阔。（以后发展到以后，小学毕业的超龄生也变成了知识青年，成为上山下乡的重要主要组成之一。）所以，这个初中毕业的子女势必涵盖在所有的全部范围。包括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多种学制在内的所有初中毕业生。
       处在全面贯彻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高潮时期，下不下乡，已经成为考验我国每一个部门和单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是否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否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大是大非问题。
        几百名半工半读学制的初中毕业生是否下乡的问题，经过如此这般无限拔高上纲上线之后，不下乡的退路被彻底堵死了。我们这800多名半工半读学制的初中生，就这样被强行和那些全日制的初中生合并一起，全部列入了必须要上山下乡的整体序列范畴。
       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似懂非懂的我们，为了尽量减轻家庭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确保全家不会在上山下乡的问题上，承担那个不革命的严重后果。在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涌动下，我们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了上山下乡的知青行列，踏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革命化道路。不久，我们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练就一颗红心。
        说句大实话，在那个时候，愿不愿意下乡只是个人私下的意愿，而下不下农村，不是由你个人能所决定的了的。把话说得再直白一点，对于下农村的事。任何人都躲不过去，你下也得下，不下也得下。何况在学校里，在学生们的中间，已经出现了一个好榜样。她是谁呢？
        请看下文《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石建华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学校领导已经向我们正式宣布过：我们学校全体同学都下到四川省洪雅县，距离成都市不算太远，只有两百来公里。军训团的干部和工宣队的师傅们利用一切宣传手段，眉飞舌舞地传达着他们对洪雅县的实地考察，说洪雅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山清水秀，空气新鲜，风景秀丽，全县有27个公社，有26个公社已经安装了电话，洪雅县已经实现了电气化，真可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连续几个星期，他们连篇累牍地向全校同学做描绘与勾画、鼓动和宣传，把洪雅勾勒成人间天堂，描绘成世外桃源，给很多同学造成这样一个误区，视乎我们这些知青，一旦下放到洪雅，就是一步登天，跨入天堂。
全校的800多名同学，不像是作为知青，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反倒像是旅游者，到天堂去享福一般。
       在动员上山下乡的那段时间，每天我们都要到校，按照学校革委会、军训团、工宣队的统一安排，分班集中学习讨论。在学校里，每天听着学校工宣队和军训团铺天盖地的反复宣传，看着教学大楼走廊的大墙上，贴满志愿上山下乡的学生名单，我在内心深处不由泛起了阵阵疑团，洪雅既然有他们说得那么好，还用得着他们下那么大的功夫动员同学们下乡吗？
       尽管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当年校革委和军训团、工宣队那些做法，我们依旧不能谅解，特别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他们只考虑他们好做工作，想方设法把全校800多名同学，彻底一下子都弄到农村去，尽快完成上面交给他们的政治任务，对于我们全校同学上山下乡即将要去的洪雅县，对于我们这些知青即将面临的复杂和困难，没有实话实说。从上山下乡的概念认知上，对我们全校的初中生进行了误导。其目的就在于，力图让我们尽快离开学校，到农村去、到山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只要我们800多名同学一旦离开学校，离开城市，到了洪雅县农村的生产队。他们就算是完成了任务。如果当时他们对我们能实话实说，我们这些当时称为热血青年的初中生，为了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忠诚和热爱，上山下乡的积极性恐怕还会更高一些。
       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王玉芳，是六七级二班的同学，文革中曾担任过川大826战斗兵团32中分团的团长，外号人称兔儿团长，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革命大联合的过程中，全校各个学生组织通过协商推选参加校革委的学生代表。现在，她的名字，已经排列在全校上山下乡人员名单的第一个。
      看到兔儿团长排在上山下乡名单的第一个，全校的同学们都在私下纷纷猜测议论着：这王玉芳是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不论咋说，总还算是一个官儿。她能放弃校革委会的副主任职务，主动申请上山下乡，是不是得到了上级的什么秘密指令或承诺。要么就是看破红尘不愿为官。否则她怎么会一无反顾地抛弃校革委副主任官职，下乡到农村当知青，做农民呢？
       风雨欲来风满楼，在动员上山下乡那段时间，学校教学楼走廊里，各年各班的教室里，操场上，两旁栽着万年青的三合土小路上，能容纳人的每一个场所里，三五成群的同学聚在一起议论着，交流有关上山下乡的新消息，互相交换各自的看法，无不担心我们这批知青的出路和未来。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们在学校已经五年了，初中书本课程还没有上完，学校既然不给我们发毕业证，大概就不算毕业离校吧？如果不算是毕业，是否意味着还有返回学校读书的那一天？谁知道这上山下乡会不会就像过去的反右、四清、社教运动一样，也就是一个运动。但愿只是一个运动。待等这个运动结束，一切都恢复正常，我们也许还会返回学校的。
       我还天真地幻想着：既然动员会上，学校革委会、军训团、工宣队领导们都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那毛主席肯定会有毛主席的的部署安排，咱们听话照办执行就是了。既然是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就坚决响应，紧跟伟大战略部署，到农村去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总不会错。
      反正是作为在校生，听老师的话，服从学校的统一安排，总不会有什么大错吧。我们全校有800多学生上山下乡。据说在1969年元月份，仅成都市区而言，就有十几万人首批上山下乡，今年和以后的若干年内，全国上山下乡的人数就更多了，起码要有上千万人，绝对不会是少数。我确信在今后，国家一定会有个明确的说法。这绝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事。
      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带头上山下乡，在我们的学校里，毕竟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不管怎样，议论归议论，分析归分析，猜测了猜测，榜样的力量总还是无穷的。在校革委会副主任王玉芳这个兔儿团长的榜样带动下，全校首批自愿上山下乡的人数占全校学生总数的88%以上。七百多人即将奔赴洪雅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大好形势，在32中已经形成定局。
       既然上山下乡已成定局，那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就是下户口了。
        请看下文《自己去派出所下了户口》

石建华

                                   自己到派出所下了户口
      1969年元旦以后，我从学校领回一张到当地街道派出所下户口的通知书，回到家里，爸爸妈妈不在家，都上班去了。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学校里都讲过多次，反正下农村当知青已经是铁板定钉的事了，早晚都得下，晚下倒不如早下，最起码还能落得个积极响应号召的名声。
       我当时自认为父母一定也会支持我的做法。而且在前段时间，家里也做过沟通，至少和我爸爸的看法基本一致。那时候我毕竟是太年轻，头脑一热便自作主张。立即从缝纫机下面的抽屉里翻出了户口本，带着爸爸的私章，一路小跑步，气喘吁吁地到当时地处府南河畔的人民北路派出所，心甘情愿地去办理下户口的手续。
       一位老警察走到我面前，接过我手里的通知书，一只大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睁着一双大眼睛，上下不停地打量着我。意味深长地说：“年轻人，你真要下户口哇？可真的要想好哦，下户口倒是很容易，你想再要上户口可就难了。”
       我的表现显得太革命，挺胸收腹立正，把头一扬，潇洒地说：“我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这里来下户口的，我马上就要下乡当知青去了。”
老警察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口气：“好吧，你在门口的长凳上坐一坐，稍等一下，我马上就给你办好。”
      过了一会儿，他交给我一张回执单和两张卡片，要我返给学校。
      离开派出所以后，我信步来到派出所外墙边的府河边，踏上了停靠在河边的渡船，看着摆渡船的老人，手里撑着一支长长的竹蒿，渡船随着这位摆渡老人不断地改变动作，在河面上不停地变换着方位，在府河的两岸来回穿梭忙碌着。每个人坐船过河，只需要给两分钱，价钱不贵，河面大概有100多米宽，河水清澈见底，在船上能看见河里小鱼虾群的游动。
       在渡船上，我和这位摆渡船的老人，有一句无一句的聊着天，无意中告诉这位老人，过不了几天，我就要下乡当知青去了。这位老人低着头，叹了一口气，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年轻人，你可要吃苦头了。锻炼锻炼也好。这话要倒过来说，你是离家下乡去了，你的父母可就该遭罪了。”
       我把已经下户口的事情，向爸爸妈妈讲了，他们都无言而对。好一阵，爸爸说：“我们怕你想不通。没想到你已经走到我们前面了。”
       几天后，我将派出所里开的回执单和两张卡片交给了学校，当天在学校的总务科领到了30元的下乡动员费，回到家，妈妈什么话也不说，就用这30元动员费给我买：一个单人蚊帐，一个洗脸盆，一双胶鞋，又托封大娘给我做了一件当时比较流行的有三个衣兜的黑色学生装。准备着要下乡的行装，充满幻想的我，心早已经飞到广阔天地去了。
       动员大会以后，我和我的同桌好朋友陈永华手拉着手。一起来到学校哦报名处，学校就把我们两个分配到一个生产队，当时我还挺高兴。陈永华当时在我们班里是唯一的共青团员，从1964年上初中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一直是同桌，他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历来都是名列前茅。人个头长得很高，他的身高在班上算前几名，体力好，力气大。我平时一直都很崇拜他，一直把他当做我的学习榜样。我觉到自己能交到这样一个好朋友而感到庆幸。心想能和他下放到一个生产队，将来做体力劳动肯定能得到他不少帮助，内心充满着一种强烈的依附感。  
       要下乡了，至于乡下的农村是什么模样，我一无所知，过去只是在电影《槐树庄》《李双双》等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中看到过。影片和小说中农村，在我们的头脑里，所留下的都是非常美好的画卷，一幅幅山清水秀花好月圆的绚丽景观。
       几天后，学校正式发出通知，要求我们把各自的行李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安排人员，把全校下乡知青的行李集中起来，统一送到火车北站的站台上，按照各自所要到达公社的顺序，提前逐件装进事前预定的知青专列的闷罐车厢。定于元月22日上午，全校首批下乡的700多名知青，在火车北站集合，统一乘火车离开成都到夹江，然后从夹江用汽车把我们送到洪雅各个公社，最后从各个公社步行到各自所要去的生产队。
       从小到大，长到十七八岁，我从来就没有离开父母，从来没离开过家，对外面的大千世界，在我的心中，始终充满着各种神奇的幻想，从内心深处也想离开家，到外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啥样？。现在真的就要离开家，就要下乡了，什么时候再能回来?我不知道，未来的前途是什么样的？我更加不知道。年轻幼稚的我，也绝对想不到那么远，反正是要走了，就要离开家，到乡下种地去了，要走就早点走吧……
       我心焦火燎地呆在家里，站在窗台前，面对着四面苍白的墙壁，无聊地翻阅着挂在墙上的日历，用一支红兰铅笔在日历本上画着杠杠，板着指头算着天数，坐立不安地等待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那一天的到来。
       请看下文《踏上知青的路程》

石建华

                                       踏上知青的路程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是我一生难以忘却的日子，  从那一天就起，我踏上了艰苦难忘的知青生涯。
       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在两天前，爸爸就将我的藤条行李箱和被子等收拾好，在大街上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把我的行李送到了学校。在出发前的头两天，就由学校集中统一组织，把我们的行李全部转送到成都火车北站月台上，在那一列长长的闷罐列车前。按照各位知青将要到达的公社循序，分别装上了各自的车厢……
       记得临出发的头几天晚上，只要一空下来，妈妈就再三叮嘱我，要我下乡到农村，在生产队里一定要听队长的话，要和贫下中农搞好关系，要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好好表现。爸爸因公出差了，这几天，两个弟弟早已没有往日欢快的嘻嘻哈哈的嬉笑声，老是跟着我前前后后地转。我也经常是整夜都睡不安稳。
       明天就要出发了，躺在床上的我，翻来覆去的总是睡不着，看着身边熟睡的两个弟弟，默默遥望着窗外黑色夜幕中的满天星斗，凝视着人们常说起的那个神秘的银河系星群，寻觅着人们常说的北斗星，我心中的七星北斗又该在哪儿呢？
      不久以后就要离开家了，对即将出现的乡下生产队，脑海里充满着各种奇妙的幻想，我内心仅有的一丝安慰，就是能和自己的好同桌好朋友同时下到一个生产队，将来在农村里的生活和劳动中，吃苦受累当中，相互之间有个帮手，心里面稍微有一些平衡。朦胧中或多或少还有一些可以依靠的感觉。
      离别的这一天终于到了。这一天全家人都起得很早，邻居们都来给我送行，昨天爸爸因工作需要到外地出差去了；妈妈带着两个弟弟送我到火车北站。两个弟弟今天特别听话，小弟弟紧紧拉着我的衣襟，生怕我会突然飞走似的，大弟弟一声不响地从我肩上拿过我的军用挎包，斜挎在自己的肩膀上，还有我们家隔壁邻居韩姨，陪着我们一家人，送我到成都火车北站。
       这一年的冬天，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我的耳朵和手背都被冻得发红，腊月里的寒风吹在我的耳朵上、手背上，弄得我钻心地疼。我的双手不得不缠上了几层白色的纱布。洁白的纱布上浸出点点滴滴的血迹……
       从家里出来，在通往火车北站的各条道路上，两侧人行道和慢车道上的人流不息，今天的此刻，人流都是向着火车北站缓缓向前运动，几乎都是送家里当知青的子女上山下乡的。这一悲壮的场面令我终身难忘。
       火车北站的广场上更是人山人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起码汇集了有十几万人，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整个火车北站广场，他们都是为同我一样的知青送行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们一夜间就从16、17岁上下的中学生变成了知青，下乡当农民了，到农村的生产队挣工分去了。  
       站在火车北站的广场入口处，我一眼就看见，32中学校上山下乡知青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班上的同学正在向我招手示意，此刻他们正在进入广场，我连忙伸出手，从大弟弟的肩膀上接过军用挎包，向妈妈说了声：“妈妈，我们学校的队伍过来了，我走了。”
       话音未落，我就急匆匆地消失在人山人海的知青洪流中，耳边却听到了小弟弟嘶哑的喊声：“大哥你好久回来……”他的声音那么弱小，而又那么强烈的刻在我的心里，这喊声至今还在我的心中震撼着。是啊，我真的无法回答，我上哪儿能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这时候，火车北站上所有的检票口已经全部打开，首先是我们学校的知青们，稍作整队变成多路纵队鱼贯而入，经过检票口进入车站。紧接着，就是送知青的亲友们拥挤在检票口，大家都渴望快速通过检票口进入车站，都巴不得尽早一点儿到达站台。那些对工作一向极端负责任的检票员们，今天倒是完全破例，他们早早就把金属剪票夹装进了衣兜，站在检票口的岗位上，把头转向一边，任凭送知青的人流在他身后穿流不息地经过。
       火车站的所有站台上挤满了送知青的人们，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拉着哥哥姐姐不愿放手的小弟弟和小妹妹，更多的是爸爸妈妈们，他们站在站台上，呆呆地望着自己儿女们，拥挤在闷罐火车那扇冰冷的推拉门口，舞动着那双充满期盼未来的小手，正在向自己不住地挥手告别。
       什么样的未来命运在等待着这些知青们，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女就要离开家，到那个从来都没有听说的偏远地方去当农民，这些孩子们的将来怎么办？人们的心被悬在空中永远也落不到底。如同刀割一般疼痛。送行的人们眼含着泪花，纷纷拉着亲人们的手舍不得放开。是啊，谁没有父母，哪个家庭又没有当知青的儿女呢？
       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乐曲声中，列车开始徐徐向前滑动，送别的亲人们汇成了巨大的洪流拥堵在站台上，白发苍苍的老人们跌跌撞撞地向前奔跑着，奋力追赶着已经起步正在逐渐加速运行的列车，他们一边奔跑着，一边挥手，一边抹着眼泪，呼喊着自己家孩子的名字，最后仍然被这闷罐列车无情的甩在身后站台上，永远定格在车站月台上的那一刹那间，送别的人群与满载知情的列车之间，被无情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那场面那么令人心碎，那么悲壮，那么撕肝裂肺，让人永世难以忘怀。
       满载知青的闷罐列车车厢里，昨天还是中学生，而今天就变成农民的知识青年们，散乱着坐着车厢的地板上，把脊背抵靠着自己的行李，伴随着列车均匀的摇晃和抖动，透过铁皮闷罐列车的车门和窗口，静静地望着车厢外面，绿色丘陵、平原和山川、田野与河流、远处的群山、蓝天和白云，从眼前不断地飞驰而过。严冬的猎猎寒风，从敞开着的闷罐列车两扇车门和八个窗口无情地吹进车厢，冻得车厢里的所有人，互相依靠着挤在车厢内的两旁，满含着无限的激情的我们，从喉咙里飞出了一个震撼着整个时代的歌声，“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心儿到北京，知识青年想念亲人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请你放心，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知识青年永远忠于毛主席……”
       这充满无限凄凉和哀怨的歌声，寄托着我们这些知青的的未来和期望，充满着无尽的忧怨酸楚与迷茫，具有无穷的穿透与震撼力，它是发自广大知青战友们心底悲壮的呐喊，伴随着闷罐列车向前推进所发出的咣当当咣当当当的节奏声，满怀激情地飞出了列车，飞向了天空，散落在漫长的铁道线上，在广阔无边的群山峻岭和川西南平原的上空久久地回荡着，深深地扎根在广大知青战友们的心灵之中，以至于在两千多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心中，数十年以后仍然难以忘怀。  
       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我所在的这节闷罐车厢里，全部都是下放到洪雅罗坝公社的知青，当我进入车厢以后，就一直没有看到我的好朋友陈永华。车厢里也没有发现陈永华的行李。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
       学校里不是已经把陈永华和我分配到一个生产队了吗？怪就怪在今天我们全校所有的知青都出发到洪雅，现在我们已经都上火车了，而且列车已经发车，陈永华咋个会没有来喃？车厢里既没有他的行李？也不见他的人？我顿时感到心中一阵慌乱，马上找到我们的带队老师打探情况。
       带队的赵雄老师，拉着我的手，用一种难以琢磨的语调，含糊其辞地回答道：“陈永华同学可能有其他的什么重要原因，暂时不能来，他大概是在等下一批吧。今天你们这700多人是首批下乡，不久以后，学校里即将组织第二批，第三批……，在这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将是大势所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谁也无法改变。动员上山下乡，将成为学校以后长时期的主要政治任务。不过既然你们是好朋友，我们也相信他，肯定会来和你在一起的，你先去再说吧，早下晚下，反正早晚都得下。目前你们每个人都得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必然趋势，这道关你们必须要过。任何人想要绕开它或躲避它，都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将来以后的人生道路，必须得由你自己来走。不能靠别人。把自己的人生道路依托在别人身上，这想法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听罢这位赵老师发自内心的这番劝导。心里泛起了阵阵谜茫和怨恨，此时此地的我，好像是全听明白了，同时又感到非常的疑惑和恐慌，赵老师讲的这番话，对我来说，在当时，的确是似懂非懂，社会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刚刚有了一点初步体会。被自己最好的朋友所愚弄和抛弃，这种感觉令我感到万分的愤怒和懊悔，在闷罐列车匀速运行所发出那咣当咣当的节奏声中，我呆呆地望着车厢里的同学和校友，凝视着车厢外呼啸而过的田野和山川，心里一直很后悔，后悔自己瞎了眼，怎么会交上这样的朋友？
       这趟知青专列在眉山车站临时临停车，可以做短暂休息，我在车门口向外张望，意外地发现，和我同住一个院儿的小伙伴熊吉东、周尚波出现在眉山车站的站台上，我赶紧下车拦住他们两个，打听情况。得知他们也是今天和我们一起，同乘一列火车下乡，成都13中的知青就下放到眉山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列车终于在成昆铁路线上的夹江火车站停了下来，学校的带队老师和工宣队干部宣布，要我们在这里下火车，要求我们把各自的行李从闷罐列车的车厢里搬下列车，分别转移至各自所要到公社的卡车车厢，用卡车把我们转送到各自所要去的公社。
       命令刚一宣布，同学们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我们在这里要分手，纯洁的同学友谊和对未来的命运的担忧，多重心情交织在一起，那个离别的场面让人终身难忘，就连那些平时最瞧不起抹眼泪的男同学们，现在早已经是泪流成河了，就是铁石心肠的老天爷有眼看到这场景，它也会掉泪的。此刻的列车机车头仰面长叹气般长鸣三声汽笛，喘着粗气离我们而去。看样子它也是想要求得到我们这些知青的谅解，拉长低沉的嗓门，喷发出一股股黑色的浓烟，悲愤地仰天大声呼啸着：“莫……怪……我……”
      下火车以后，我们又会怎么样了呢？
       请看下文《夹江下火车转乘卡车》。
              

龙行天下

文革动荡正混乱，
下乡消息突始传，
稀里糊涂排大队，
离开家乡下农园。

方外山庄

难忘的知青生漄......

石建华

                             夹江下火车转乘卡车
      大概也算是天亦有情吧，此刻的天空，由刚才充满阳光的晴天突然转换成乌云密布，接着就开始零零星星地漂撒着蒙蒙的细雨丝，这细雨蒙蒙的小雨滴，悄然润湿着我们的棉衣。
      我们700多知青离开了闷罐列车，在夹江火车站外的简易公路旁，拿着各自的行李，分别登上了卡车，即将前往各自的公社所在地。满载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大型卡车，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夹江火车站出发，在前往洪雅的丘陵地带的碎石公路上，此起彼伏地发出一阵阵巨大的轰鸣声。一团团蓝黑色的浓烟极不情愿地在山谷里打着盘旋，缓缓地升上空中，满载知青的卡车队发出阵阵哀怨般地咆哮声，艰难地爬上一个又一个的陡坡。         
      望着一路上同学们挥手离别远去的卡车背影，小学毕业时，我的班主任老师，满怀激情地奋力挥舞着手中的粉笔，一气呵成写在黑板上的这首送给全班同学的告别诗，突然一字不落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快来吧，同学们，
      挺起胸，抬起头，
      我们向祖国宣誓，
      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
      献给你，亲爱的祖国。
      再见吧，同学们，
      不久的将来，
      劳动的鲜花盛开，
      我们在花丛中握手再见，
      再见吧，亲爱的校园，
      还有那些难以忘怀的同学和老师。
      随着行进途中不断出现的岔路口，前方的车队里，有的汽车开始转弯了，“同学们再见啦”的喊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满载知青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不时从我们的卡车后面转到其他的岔道公路上。越往前走，我们车队的卡车就越少，再往前走……
      我突然大喊起来：“现在，就只有咱们的汽车还在往前走了！”同学们把愤怒的眼光纷纷投向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带队干部，有人大声地发出质问道：“你们究竟要把我们弄到哪儿去嘛？”
      此时此刻的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带队干部们，面对同学们此时此刻的质问，低着头沉默无语。他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都很清楚：他们也是很无奈，这是上面安排他们来送我们下乡的。我们没有丝毫的理由去声讨他们。埋怨他们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何况他们都和我们的父母一样，也有即将下乡的子女，他们的处境和我们的父母一样艰难。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都是一个碾盘下的谷子，谁也轻不了多少。再则说他们毕竟还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也不能怪罪那些老师们。对老师们发泄起不到任何作用，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我们这辆卡车，现在前进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洪雅县的罗坝公社，从夹江开始的这一路上，公路沿途两侧的穷山恶水，把工宣队灌输给我们关于洪雅的美好幻想，已经被彻底粉碎了。此刻的知青们，在卡车上低着头，激昂的歌声没有了，卡车里只有长时间的沉默，这一切又给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员师傅们增添了无形而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我们所乘坐的卡车前头，两道呈扩散状的浑浊光柱透过前方阵阵飞扬的尘土，无力地射向前方，照在前方简易公路凹凸不平的路面上，车轮仍然还在继续向前急速运转着。伴随着这烦人的巨大轰鸣声，沿着寂静的盘山公路，颠簸抖动着转过一个又一个盘山弯道，奋力俯冲着登上前方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陡坡……
       离开了大都市，从夹江到洪雅县境内，在这沿途的一路上，我们只看见了光秃秃的荒山秃岭，别说是树了，就连草也很少见，天苍苍，野茫茫，西风卷赤土，满目皆苍凉。唯见那片与天边相连的远山，还能模模糊糊地看到：有几只黑褐色的老耕牛，悠然自得地站立在荒丘上，晃动长长的脖子，低着头缓慢地甩动着尾巴，度着方步，咀嚼着路边荒坡上黄焦焦的野草。茫茫黄昏余晖下，不时有些背着柴草的淳朴农民站在公路两旁，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挥着长满老茧的大手，微笑着向我们打着招呼，目送我们的卡车缓缓而过。天已经由灰色的黄昏转变到了黑夜，苍淡的月光下，山谷里的腊月刺骨寒风，刮在身上，犹如刀割一般。
      暮色朦胧的前方，群山之间的峡谷突然变得宽阔起来，公路左侧陡坎下的青衣江，这里突然转了两个90度的急转弯，放慢了流动速度，江水变得平和了许多，奔腾咆哮的江涛波浪撞击声在这儿小了很多。奔流不息的江水，一路冲刷着沿岸的河床，把上游的河沙泥土带到了这里，留在这江水转弯之处，经过多年的淤积沉淀，在这里形成了一片平缓的河谷地带。站在高凤山顶的卡车车厢里，往下远远望过去，在巍峨的群山和流淌着激流的青衣江中，镶嵌着这块充满神奇的平坝，这个平坝的面积不是很大，但它毕竟也算是一个平坝。足够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公路右侧是连绵不断怪石嶙峋的崇山峻岭，左侧沿岸是陡峭的坡坎下，弯弯曲曲湍流不息的青衣江水，永不停息地拍打着沿岸陡峭的石壁和浅滩，发出哗啦哗啦的阵阵波涛声。我们所乘坐的卡车沿着青衣江右侧的盘山公路，轰鸣着马达绕过一个又一个弯道，继续向前走。这时候，在斜对岸上出现了一大片模模糊糊的黑影，看起来倒很像一个集镇，这时候，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的干部终于开口说话了：“我们的目的地就要到了，前面那个坝子就是洪雅县的罗坝公社。”
       四川乡下很多地域都有一种习惯口头语，把相对比较平坦的地域统称为平坝或坝子，乐坝、乐坝，毕竟带着一个坝字，单从这个坝字意义上讲，也该算是一块平地了，夜幕下老远望过去，青衣江两岸耸立着连绵不断的巍峨群山，连绵群山环抱着的平坝子就像一块巨大的脚盆，高低错落不平的丘陵地貌，星罗棋布地镶嵌在这平坝上，对岸远山中两条银白色瀑布飞流直下，在山下打着漩涡奔腾着，沿袭着各条灌溉渠的支流和小溪，浇灌着整个坝区的每一块冬水田，最终奔向青衣江，这条银丝带般的青衣江，紧紧环绕着这个坝子的边沿，在公路左侧下方，顺着脚下简便公路下方的峭壁和浅滩，蠕动着白色的细浪，发出永不消逝的波涛声……
      高凤山顶的盘山道上，我们站在卡车车厢里，可以看到罗坝公社的大致地貌，眼前颇为壮观的景色给卡车上的知青们带来一丝新的希望。从所观察到罗坝公社大致地貌整体情况来看，还算可以，至于每个人能否都会分配到坝区，就看个人的运气了，就是差也差不多好远。区别不会太大。卡车车厢里的紧张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大概要到罗坝公社了，
      我们是到罗坝，还是乐坝？
      请看下文《满载知青的卡车总算到了罗坝》

石建华

                       满载知青的卡车总算到了罗坝
      卡车迸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沿着青衣江右岸的盘山公路，在高凤山中盘山道上艰难缓慢地向山下盘旋着，司机一直打开车头前的两个大灯，两条长长的圆锥形昏暗光柱交叉搜寻着前方的道路，卡车朝着罗坝方向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
       天色越来越黑了，淡淡的月光静悄悄地洒在脚下的这片黑色土地上，照在公路远处的群山和身旁的青衣江上，照在环绕大山的盘山公路两旁，夜色朦胧的崇山峻岭披上了各种各样神秘的面纱，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到了罗坝，在紧靠公路右边的巨型山岩下方，卡车终于停下了来。看着立在路边的路牌，上面赫然清晰地写着《罗坝》两个粗大的黑色仿宋字。我们不禁疑惑了？卡车上的所有校友和同学都非常清楚地记得，学校教学楼内的大墙上，在公布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配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公社的名称是《乐坝》，绝对不是罗坝。
       满载知青的卡车，现在就实实在在的停靠在罗坝公社的汽车站，同学们纷纷指着站牌上写着《罗坝》那两个粗大的黑色仿宋字，充满疑惑地询问带队老师，我们究竟是到乐坝？还是罗坝？带队老师和工宣队的师傅们，这会儿的口径倒是非常一致。异口同声地答道：“学校的分配表上纯属笔误，是写错了。洪雅县只有罗坝公社，根本没有乐坝公社。”
      此刻我们不由得感叹起来，你们既然知道是写错了，为啥不及时高正，莫非还有其他原因，天晓得你们属于故意写错，还是笔误呢？反正是把我们给误导了。那就算是罗坝吧。反正是现在，我们这伙人都已经到了这个境地上，争论也没有用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再者我们刚才在车上已经看到，罗坝公社大体上都是平坝，虽说有些丘陵地带，但不太多，毕竟就不再是高山，对我们刚刚到达罗坝车站的知青来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安慰。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具体被分配到哪个生产队，是山上或是坝上，就靠个人撞大运了。
       在四川的很多地方方言中，乐和罗的发音效果是一样的。如果不注意听，是分辨不清的。关键的是看着这“乐”和“罗”的字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用在描述人物的姓氏，或者是以姓氏冠以地名的。如罗坝、刘坝等，一般是用“罗”字。如果单纯用以描述地名的，如乐山、儿童乐园等，用“乐”字冠名。
       如果用汉语拼音来描述，在汉语拼音的系统上，到完全是能够分辨得清楚。不过，四川人说普通话，其效果常常会让世人瞠目结舌的。记得人们常说的一句俏皮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
      事到如今，肯定不是乐坝，那罗坝就罗坝吧，反正人已经都到了这步田地，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谁知道今后会咋个样呢？万般无奈，只好顺其自然，走到哪座山就唱哪个歌了。
      同学们互相帮忙着，刚把行李从卡车车厢里搬下来，一起堆在站牌旁边的空地上，打量着车站周围的环境，大家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幕惊呆了。
      我们的周围突然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壮观场面：此时汽车右侧的群山上和青衣江对岸，几乎同时出现了漫山遍野的火把，这些火把构成的条条彩链不停地飞舞着，无数火把由远而近的快速跑动着，江面的渡船上也有很多火把也在不停地挥舞着，橘红色的火把光照亮了青衣江两岸的夜空，不时还传来人们的喊声。只是由于距离太远，根本听不清楚他们喊的是什么，如此壮观的宏大场面，过去我只是在电影故事片里见过，
      不大工夫，数以百计破衣褴褛朴实无华的农民们，手举着火把，打着手电筒，提着马灯，从四面八方拥到我们汽车的周围，把我们围得个水泄不通。七嘴八舌向我们发出关切的询问：“你们是下放到我们这儿的知青吗？
       ”“是的。”我们的心力憔悴，早已经疲惫不堪，谁也不想说话。一个同学有气无力的应声答道。
       这时候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用力挤进了人群，一边和我们逐个握手，一边大声说：“同学们，从今天起，你们就都是我们公社的人了，大家都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我叫周明德，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到这里来安家落户。”
      真是天晓得。我当年不满十八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安家落户，也没有明白到农村安家落户，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反正从今天起，我就是知青，就是农民了。
      此刻的我们，已经被这些朴实无华的农民们包围的严严实实，所有的行李都被他们全部搬到了渡船，又从渡船转移到公社会议室的讲台上。我们被欢迎的人群簇拥着，来到公社的会议室，在这里，罗坝公社革委会为我们召开了简短而隆重的欢迎会。
      在开欢迎会之前，这个会议室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在公社的会议室里，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的师傅们，要我们列队站成两行，带队的工宣队师傅和老师，当着公社各位相关领导的面，按照名单再做最后一点名。就算把我们正式移交给公社。这一点名，立刻发现出现了问题：确确实实地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个饶开智同学。
       那么，这个饶开智到底在啥时候混进来的，谁也没有查觉，就连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都没有弄明白，他是什么身份上的我们这辆卡车。不管怎么样，反正现在，一个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就摆在面前：饶开智本人已经实实在在地到了罗坝公社，端端正正地坐在罗坝公社会议室的长凳上，等待着分配到生产队。不论他是否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在罗坝公社看来，他是跟着我们学校的队伍一起来的。肯定是来自我们学校的知青。
      在夹江下火车，转上卡车的时候，带队的赵雄老师和工宣队师傅们也发现了他，不过，他们误以为他是我们车上某一位知青的家属，或者是来送某个知青的朋友。谁也么想到他竟然是混进来当知青的。带队的老师和我们车上的每个同学，都不认识他。究竟他是谁呢？经过详细询问，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大致经过：
      我们学校66级二班有个叫饶开明的同学，他有一副天生的男中音好嗓子，在66年五四青年节全校师生联欢会上，担任全班的领唱，我到现在还记得那铿锵有力的嗓音唱出洪亮的歌词：
      东方的太阳把世界照亮，
      地下的烈火闪闪发光，
      亚非拉革命像爆发的火山，
      把五角大楼震得摇摇晃晃。
      紧接着就是全班合唱：
      同志们，马列主义大旗高高举起，
      朋友们，国际歌要高声唱。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帝国主义强盗彻底埋葬。
……接着就是领唱，二部合唱，男女生合唱这首歌……直到高潮结束。
     这精彩的歌声和表演效果博得了全校师生的好评，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饶开明同学的名字以男中音歌唱家的号称扬名全校了。
      饶开明被安排下放到洪雅县三区的炳灵公社。他的弟弟饶开智是成都市西安路民办中学68级的学生。全校有800多同学，不论是谁，都不可能全部认得完，我们这辆卡车上的同学都是来自各年级各班，我们相互之间也不完全认识。我记得，当时一起分配到罗坝公社的，我只知道当时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王玉芳（外号兔儿团长）、还有我们班上的体育委员苏学栋、周德浮、还有初六七级六班的吴达仁和我一起分配到罗坝公社的。还有几个人是认识，叫不出名字，其他的只是在学校里见到过，不熟悉。
      据饶开智自己讲：他父母当初的意见，本来是让他们兄弟两个下到一个生产队，相互之间好有个照顾。饶开明和饶开智他们兄弟两个的想法是：两兄弟在一个生产队，万一将来知青往回抽调的时候，两个人不可能同时一起都抽调回来。两个人不在一个生产队，说不定还能都抽调回来，反正输赢各占一半，那就拼搏一下，愿赌服输嘛。不管咋说，反正饶开智同学就这样跟着我们学校的下乡知青队伍，自愿到了洪雅罗坝公社的会议室。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和饶开明同学曾经是在一个红卫兵的学生组织里待过。相互之间比较熟悉。个人关系还算得上是朋友。既然是朋友的弟弟到我面前，我也可以把他当成我的兄弟来看待。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带队的赵老师。让他和我下放到一个生产队。
       反正陈永华同学今天没有来，在我的提议下，学校工宣队和带队的赵雄老师做出临时决定，要饶开智顶替陈永华的下乡指标。和我一起，下放到洪雅罗坝公社光荣一队，相关手续以后再来补办。
       在公社欢迎知识青年的大会上，公社的杨社长热情地向我们大家说：“……今后公社就是你们的家，你们这些知青同志们到了生产队以后，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到公社来找我们，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协助你们解决的……”
      公社欢迎知识青年的大会，带队的工宣队师傅和老师，当着公社领导的面，按照名单继续点名。把我们正式移交给公社。这会儿刚点到我的名字，只看见离我不远的地方，突然站起来两个人，快步向我挤过来，两个人争先恐后地把一朵红花戴在我的胸前，其中一个人，穿着一套仿军服，头上戴着一顶仿制的军帽，他拉着我的左手，急迫地说：“我是光荣大队斗批改组的，我叫杨庭必。”另一个穿着由蓝色洗得发白的旧棉衣，他拉着我的手，忙不迭地说道：“我是光荣一队的队长，我叫杨文传。”说着就向旁边的人群挥了一下手臂，一群人立刻蜂拥而上，把我团团包围起来。还有人在公社会议室的讲台上找出了我的行李，急切地扛在肩上。
       还没等到会议结束，我就被光荣一队的干部和社员们一拥而上，扛着我们的行李，簇拥着我们挤出公社会议室的大门。不一会儿，饶开智也被他们给簇拥着挤出了会议室。
       请看下文《终于到了生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