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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六十三
我的七年知青生活（二）
张荣清
大队为了丰富社员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们一些有才艺的同学被吸收参加，并很快成了骨干力量。偶尔搞点演出活动，很受大家的欢迎。广场南面有个不大的舞台，舞台前面有两个用铁线吊起的大棉球，蘸上煤油后点燃，形成了两个大火球，照得台上、台下灯火通明。没有多彩的灯光，没有布景，没有音响，就靠着二胡、锣鼓等几样简单的乐器，也能把演出搞得有声有色。业余演员们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地学唱样板戏、男女生二重唱。表演者洪亮的嗓音、声情并茂的动作、眼神等，都赢得了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出活动使农村晚上枯燥、沉闷的生活有所改变，也使我们这些孤身在外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的同时也享受到快乐。
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1971年夏季的一天，上午干完活，吃过中饭，我在陆春久大爷家休息，突发腹痛，揉、压肚子也不管用。在炕上来回翻滚，额头上直冒汗。陆大爷看到我痛苦的表情很着急，跑向生产队说明病情，队长及时派出了马车。患难时刻见真情，几个同学放弃了挣工分的机会，坐上马车，陪我到邻近的赵屯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生问诊后，让我吞钡做了个胸透，胃部未见异常，只好给我打止疼针和消炎针。我清楚地记得，打针的护士对我说：没有小号的针头了，只有大号的了，你忍着点。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我又能说什么呢？为了治病、止疼，只好忍着吧。好在注射完后不久，疼痛症状得到缓解。当晚，按照医生的要求，我被留院观察治疗，同学也陪我在卫生院呆了一夜。这是我记事以来的第一次住院，又是在异乡，让我难以忘却。第二天，临出院时，我问医生：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医生回答：可能是胃痉挛吧。没有明确的结论，没有就没有吧！不疼了就行。这次生病就医，使我对贫下中农和同学的感情加深了。我非常感谢队长和陆大爷为我张罗出车，非常感谢车夫和同学送我去卫生院。
勇敢面对挫折，磨炼坚毅的性格
实话实说，从下乡的那天起就幻想着有一天，和同学们一起回城。依据是报纸上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每个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我想，既然都要来农村锻炼，那城里也需要接班人，我们就有轮班都回城的可能。然而，按百分比的留城和1971届毕业生的留城，彻底打破了我的幻想。下乡第二年时听说，青堆子化肥厂招工，当个烧锅炉工人都要求双眼15的视力，几乎把我们这些高中生都排除在外。此后，每年都有几名同学进城念书、当工人，每次都没有我。静思一下,是自己表现不好吗？不是。而是那些先期回城的同学比我更优秀。
1972年秋，又有几名知青回城工作，离开前陆。我们这些留下来的“骨干”情绪低落，干活也没了劲头。大队领导发现了问题，并及时请“五•七”干部——原中科院沈阳林土研究所朱济凡所长给我们作报告。在那个忽左忽右的年代，朱老的一句：苦闷不是社会主义的！说完他笑了，我们也跟着笑起来。朱老现身说法，用自己老伴的亲身经历教育我们。他说：她是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资历很深，一路顺畅、步步高升，比朱老还高一个行政级别。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夜间，她变成了“反党分子”、“走资派”、“反革命”。受到了“造反派”的打击和折磨，一时想不开，自杀了，还多了一条“自绝于人民”的罪状。朱老颇有哲理地说，人生旅途不要指望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挫折要勇敢面对，战胜困难，走好自己的路……
朱老的报告使我深受教育，多少年来一直激励和影响着我，去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在此后的入党、念书、工作、提拔等各方面，都不是那么顺利，也会出现波折。但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都能够正确对待，坦然处之，可谓受益匪浅。我在性格上、接人待物上，更显得宽容大度，与世无争且自我感觉良好。
离开前陆大队，迎来了知青生活的下半程
回城的事变得遥遥无期，而父母的年岁越来越大。在好心的邻居及亲友的帮助下，1973年4月，我调到离家只有一岭（北大岭）之隔的会元公社马金大队四小队。当一辈子农民也要找离家近一点的地方，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临离开前陆时，我借来一个120照相机，给社员们照了一些相，也给自己在三队队部前、青年点前照了相。留下这难忘的记忆，这里就是我生活了四年多的地方，青春的最好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
马金大队是抚顺近郊的蔬菜队，也有一些水稻、大豆、玉米、谷子等粮食作物。我每天早4 ∶30从家里骑自行车上班，和社员们一起从地里摘下菜，装上马车，运往市里蔬菜调配站。划价后，再送到各蔬菜供应点。当时城里居民生活也很困难，几乎买什么都要票证，买蔬菜也是凭本限量的。干了几个月的农活，虽然起早贪黑劳作，但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务农，很是知足，心情也好。
在整个会元公社的知青中，高中生寥寥无几，也许因为我是抚顺一高中的学生，“鹤立鸡群”，我很快便受到重视。大队有意让我当代课教师的想法还没落实，公社就急调我去当报道员。大队在给我记几个月的一等工分后，提出要让我回马金大队效力，公社领导没同意，决定留我在公社机关，当无指标的“黑干部”，并每月为我开33元的工资。在农村有这样的收入很可观的。心情激动之余，想起了在前陆的日子：记得是1971年，劳累辛苦了一年，挣了三千三百多工分，到年底算账，扣掉口粮、烧柴、棉花等款项，就剩下19块6。就要回家过年了，正赶上五队老霍家杀猪，我就让他给我称了196元的肉。到家后打开塑料布，手提这条猪肉，我告诉妈:“这就是你老儿子一年的工钱啊！”高兴的同时，感觉有些苦涩。
在会元公社机关工作的日子里，离家又远了一点。我是每周回家一次，在机关食堂吃饭，住在公社武装部。我的工作就是为全公社的春种、夏锄、秋收、冬天的农田基本建设及计划生育、教育、征兵等工作写些材料。有时还要为公社广播站提供广播稿。还经常陪公社领导到各大队摸摸情况，督促检查工作。
1974年春，公社派我到金花大队蹲点，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那一年风调雨顺。秋天，金花大队获得了好收成，亩产量有了较大提高。年底的一次全民所有制企业招工，原本以为，凭业绩也应让我回城当工人。而公社领导为我谋划的是：分套房子、把父母接来、找个对象、要个指标给你变正式干部，在农村干一样有前途。这次招工根本没有我的份儿，我只好尊重领导的意见，继续在农村干下去。好在工作、生活各方面都挺好，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又一次错过了当全民工人的机会。
在公社领导教育帮助和关怀下，1975年8月我光荣地入了党。不久又派我去抚顺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学习、实践。当时，新宾、清原县也各只有一名学员，可见领导是有意培养我这名农村“干部”的。就在我去抚顺县夹河公社小林实习的时候，又一次招工开始了。公社领导考虑到我的年龄、家庭实际情况，又看出我没有“扎根”的意思，就同意了我的回城请求。
1975年9月15日，我这个农业战线的“老兵”终于转业了，回城当上了一名大集体的基建工人。七年来，为了这一天，我在农村使劲表现，不怕苦和累，多挣工分。冬闲时也不能在家多呆几天。有一年，我还留在青年点过“革命化春节”。为了这一天，我谢绝了所有关心我个人婚事的社员、队长、五七战士、公社干部、书记。我清醒地知道，一旦在农村成家，那将给自己回城带来很大的麻烦。
回忆我的农村七年历程，感慨万千。在前陆，除了干农活，我还参加了打井办电，参加了改造盐碱地、开辟水稻田的劳动，参加了修建沟盘铁路等劳动。这些都是改变农村贫困、落后面貌的劳动。可以自豪地说：我和我的同学都为前陆人能用上电、吃上大米做出了一份贡献。在会元，我和金花大队社员一起参加抗旱、修梯田；和公社领导一起，冒雨到砖台水库参加防汛。付出的同时，也有了自己的收获：劳动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魄；痛苦磨练了意志和韧劲，失败、挫折使我变得更加坚强。有了在农村工作七年吃苦挨累的经历，回城后无论干什么工作，在我的眼里已经没有任何困难了，这就是我的最大收获。这样的精神财富，是一辈子也花不尽、用不完的。
2014年12月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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