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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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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25 15:31:05 | 只看该作者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5

最难忘的一课(一)

刘伯行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二班学生。高二起任学生会副主席,被选为新抚区第六届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学校领导授意下,领引运动潮流,错误的批评了一些老师。1968年9月,到北镇县吴家公社务农。1969年夏,参加创办吴家中学。1972年8月入党。1978年春,调回抚顺七十五中,同年12月,考入抚顺师专。1980年分配到教育局。
1981年10月调入抚顺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1983年秋,参加创建法学教研室。1990年~1992年,在新宾县宣传部任挂职副部长。1992年被评为法学副教授。1995年参加创建抚顺仲裁委,任仲裁员至2008年。
1987年提出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是我国产生腐败的经济根源,建议加强监督领导干部的生活消费,以防止腐败。该文在《中国监察》发表。
2001年~2008年创立权利自创学说,2008年8月出版专著。
2004年8月在抚顺市委党校内退。

1968年9月26日,我和同学们一起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来到北镇县吴家人民公社吴家大队前吴生产队落户。

秋收是个大课堂
从心里讲,当时我对毛主席的这句话没有什么理解。我从小就生活在淮北农村,十来岁才到抚顺市内,在校期间也经常下乡,对农村并不生疏。农村的田园诗画,时时向我们招手。那蓝的天,绿的水,山上的蝈蝈,河沟里的鱼虾,真是令人神往。城里的环境已经令人生厌,早晚还要回来,去呆几年岂不乐哉!与有的同学哭天抹泪不同,我是怀着喜悦的心情下去的。至于怎样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从来没有想过。
到农村时,正值盛秋,收割在即。“三春不如一秋忙”,大队主任范垂臣在接待我们的会上反复讲了这个道理。第二天,我们便投入秋收的战斗。割地我们是外行,都是重活,生产队没有让我们干。我们的任务是“看青”。实际上,这是个多余的工作,一秋天也没有抓到一个“案犯”。因为在当时,已经不可能有人去偷庄稼了。
后来,我们也参加了割豆子之类的秋收劳动,大都同女劳力在一起。第二年开春的倒粪、铲地也基本如此。她们基本上是16岁以上没有出门的姑娘和刚过门不久的媳妇,是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队伍,也有一些半大小子掺杂其中,这就注定这是一个热闹的场面,嬉笑、打斗追逐交织在一起。当然,不乏阵阵的歌声。集体劳动是欢快的,这种集体劳动是互助的。体强的人割到地头,会帮助落在较远的体弱者。她们之间在劳动中进行了全面的交流:劳动技能、思想感情、家庭生活、社会关系……可以尽情地抒发,也可以全面地倾诉。在集体里,他们是全面自由的,离开集体可没有这么自由吧!我们当然很难融入其中,但也绝不会是观众。他们还过来帮我们打捆,也很愿意同我们说话打唠。再者,这里的水软,鱼虾丰富,用现在的眼光看,不乏美容饮食,所以大都皮肤细腻,身肢娇嫩。据说全村最美的佳人是大车老板杨育才和生产组长张德金的媳妇,但她们基本上不下地,很难一见芳容。我们正值青春火热之际,置于她们之中早已心旷神怡了。
参加农村的集体生产劳动,对我们知青来说,自然是一种生产过程,创造着物资财富。我觉得这更是一种体魄的训练,是生活享乐和灵魂的再造。这是一场物质运动,更是一种精神升华。
场院是黄金之地。收获的庄稼都要集中到这里,经过打压风扬,实现果实的脱粒。场院的活儿技术性很高,我们只能当下手,打打杂。当碎金一样的晚霞洒向这里的时候,打场的程序已经完成。金珠一样的大豆、黄灿灿的玉米、泛着金光的谷子、深红色的高粱,像一座座小小的金字塔,坐落在场院的中心。掌灯时分,场院便装满了全村包括老老少少的绝大部分成员。一到这时,最忙的就是刘玉清队长、杜贵山队长。刘队长指挥强劳动力将最好的粮食装袋入库,这是准备交给国家的公粮。余下的绝大部分由杜队长吆喝着分给社员做口粮。每一家都有人拿着袋子、推着车子来领粮。出面的也多为女性。像在田野里一样,她们走到哪里,歌声和笑声就到哪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拄着棍到场院转悠。孩子们都在大理石一样的空地上玩耍。欢声笑语掺杂着吆喝声充满整个场院,这是丰收的交响曲!这是胜利的凯歌!是啊,大家辛辛苦苦一年,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作为国家的主人,这让他们实现了对国家的爱心。作为土地的主人,他们得到了土地对自己的回报,这离翻身解放前仅二十年,二十年前的苦难他们记忆犹新。这离合作化以前十多年,十年前单干时的事事难支,他们历历在目。生活在温暖的集体中,他们自然乐在其中。这是人民公社中农民生活的写照,是人民公社力量的显示。
那是人民共和国创业打基础的年代。全国上下都很辛苦,农民更辛苦。农业是国家财政最坚实的基础,办工厂、建学校、造原子弹等,所需资金大都向土地要,农民生产生活的改善也主要靠自己,农民的负担可想而知。
那时的农民确实很累,但都很健康,没有现在这么多怪病。农民的生活也很清苦,青黄不接时,可能要饿肚子,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永载史册。现在的农业已是国家严重的财政负担。那时农民不能随意外出打工、搞服务,但他们是安全的,他们不会为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发愁,他们也不会为孩子上学、养老看病发愁。他们的劳动所得大都用在生活消费上,他们的生活是安逸的。
列宁说,城市生活让工人阶级聪明起来。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使农民力量增强、智慧提高、人性潜升。在这里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农村的社会主义。
农村是一个伟大的课堂。十月中旬,秋收已经完毕。地里的活所剩无几。刨茬子大概是清地的最后一道工序。一天,暖日高照,我们这些青春如火的同学,像比赛一样你追我赶,一会儿就刨到了地头。这是我们独立执行任务,所以无所顾忌。地头有个三角形池塘。大家或坐或躺在池塘边缘,又说又笑议论着下乡以来的事情,调侃着村子的男男女女。这个村子里的确有六七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每当生产队开会的时候,她们总是提前到场,同男青年嬉笑打闹是自然的事情。虽然我们的眼球随着她们的倩影转动,但并没打什么主意。此时自然也要谈论到她们,只不过聊补无米之炊。王金章是唯一有女朋友的人,他总是不声不响地想心事。这时他说我们游泳吧,谁敢下?水清澈透明但看不到底,一定很深,不过面积不大,所以会游泳的都敢下。我和同学们都扑通扑通地下了水,游了一会儿。上来的时候一身鸡皮疙瘩,做了几个伸展运动,感到无比清爽。这一洗,好像洗掉了全身的污垢和几年来的烦恼,准备更大的洗礼。
这里的冬季从来不清闲,没有猫冬的习惯。老年人和小学生的任务是捡粪,大搞冬季积肥。夏天,则是沤绿肥。其他劳力一方面往地里送粪,一方面拉土垫地,耕地保养得很好。我们的任务是跟车,不算累但很紧张,动作慢了也要受车老把的嗤哒,其效果比现在的晨练要好得多。
城市的文化大革命是马拉松式的博弈。革命势力和破坏革命的势力交织在一起,你唱罢了我来唱,政治舞台变幻莫测。在农村,则轻松多了,不知是鞭长莫及还是不屑一顾,黑手很少伸到这里。农民,按照自己的传统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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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25 15:31:38 | 只看该作者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6

最难忘的一课(二)

刘伯行

于人性意识的思考
这个地区是九河下梢,北镇边缘地区,同盘锦隔着一望无际的芦苇塘。早年是张作霖的根据地,盛产鱼虾。三年自然灾害时,一抄网可捞十多斤,农民以此度灾,平时用它喂猪。我们到那时鱼虾虽有减少,但亦颇丰。想当初,徐广宇同学做饭,点着火后,到河沟捞鱼虾,并不耽误开饭。解放前,这里耕地极少,稀有人烟,大多是给人扛活的长工。他们给地主干完活儿后,就到这里过冬。这里匪患严重,有很多人做土匪。地主老财很少。就前吴屯来说,除了几户中农外,都是贫雇农,没有一个地主、富农,作为“今冬明春斗批改”重要任务的“清理阶级队伍”实在无事可做。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不做肯定是不行的。对此,他们也做得有声有色。
有一天,我们参加了一个很成功的这种会议。会议的主角,也就是斗争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叫做杨三尖子的土匪头目,是大拦把?二拦把?水箱?炮头?具体是土匪头衔里哪个档次就不清楚了,是当做历史反革命来清理的。另一个叫杜贵凡,是大队里的一个干部,到底有什么错也忘了。刘队长宣布开会后,杨三尖子和杜贵凡开始“认罪”。这里的斗争会不像城里那样,口号连天,痛斥和辱骂声不绝于耳,个个声严色厉,如临大敌。这里气氛很轻松,好像在拉家常。杜贵凡讲了些什么都忘了。杨三尖子的发言,却长存脑海。他的“认罪”好像一部英雄史诗。他说,我们不祸害老百姓,我们是杀富济贫,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还往穷人家送猪肉……他讲得眉飞色舞,会场不时哄堂大笑。这时刘队长不时会训斥几句,以维持会场。批判时发言的不多,除了几个流行的政治语言外,没有别的内容。
到了第二天大家见面的时候,好像昨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斗人的人,被斗的人,包括其家属仍和大家说说笑笑,三叔二大爷地叫着,杜贵凡的大儿子杜希铎少言寡语,办事周全,很受大家敬重。他的父亲被斗对他没有丝毫的影响。这与城里可不一样,人一旦被点名批判,大家马上与他划清界界,亲朋好友也避之三舍,家人则少有人搭理。
这样的会议反复开了几次,当然我们也都次次参加,按我和田国真同学的约定,我们下乡青年不参与其中。所以我们始终是看客,这也是我们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这样平淡无奇的会议,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最后产生思维方式的蝶变。
杨三尖、杜贵凡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不能不令人敬佩。他们不受环境气氛的牵制,不为他人的喜怒哀乐所动,自己有自己的主张,自己有自己的态度。对于攻击语言,他们既不对抗也不顺从,而是从容应对。这大概缘于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吧。这同那些高官见了大字报脸就变色,遇到群众就点头哈腰大不一样。同那些“高等人”相比,他们确有超凡脱俗之概。正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刘队长和社员们的机智灵活、宽容善待实属难得。人民公社中的农民对于上级指令,即使他们认为不对的一般也不公开抵制,而是采取迂回的办法补救。例如,大跃进时期的平调风,他们知道是错误的,但不公开反对。却悄悄地瞒产私分。对此毛主席给予高度评价,说他们救了自己也救了国家。对于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这种扭曲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妖风,他们清楚地知道是错误的,并不公开反对,也绝不照办。刘队长他们就是典型代表。例如,有人把“忠”字贴在驴子的头上,在有的地方肯定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在这儿,拿下来一笑了之,并不追查。一个孩子的恶作剧何必兴师动众?他们对杨、杜的态度就基于此。他们深知,杨、杜并非敌人,如果按照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的方针,一定把杨、杜当做阶级敌人来打,一冤屈了杨、杜,对他们是一种伤害。另外,整个生产队集体可能分裂,失去和睦向上的气氛,这对于生产和生活组织来说是不利的。刘队长他们恰当应对,使这个生产队意志保持了统一并维护了集体的团结。大家仍然祥和地生活在一起。由于不能有效应对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的妖风,许多地方留下了永久的派性对立。这并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之过,而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恶果。现在看来,刘队长他们处理问题是有较高的人性意识的,正是这种人性意识令我深思。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动物。这就告诉我们:首先,人同其他动物一样,其生存和发展需要消耗物质资料,这是人的自然属性。其次,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人同动物不一样,动物可以本能地生存和发展,人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单个的人是不能生存和发展的,只有同其他人合作,组成社会,在社会中生产和在社会中生活,才行。人的社会性就成了人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还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就决定,他人的生存和发展,是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个人要想生存和发展,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就必须首先保障他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人的本质是互助的、利他的。
我们所说的人性表现,就是保护发展他人和集体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般地讲,任何生产过程都离不开合作,所以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是产生人性意识的摇篮。因此,生产劳动中物资财富的创造者,如工人、农民都有较高的人性觉悟。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限制,产品的不足使有的人想独占产品供自己消费。这样便有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这当然是对人性的一种背离。保护和发展人性同摧残人性的斗争,就成为各种阶级斗争的中心内容。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才能实现自己的人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保护人性。
在阶级社会,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以阶级为纲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列宁早就讲清楚的问题。因为,只有排除敌对势力的破坏,社会整体人性才能得到健康发展。阶级斗争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对其既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将其扩大化、庸俗化。毛主席以马列阶级斗争理论和中苏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实际为据,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是保护和发展我国人民来之不易的人性成长环境。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确触及了一些人灵魂深处的阴暗和卑鄙,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其手段就是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极端地扩大化和庸俗化,将不慎说错了话、女孩子穿花衣服甚至写写错别字,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形成了扭曲的阶级斗争理论,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伎俩。故此众多青少年卷入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的狂潮。这一狂潮席卷神州,将诸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及有历史斑点的人推向深渊。毛主席虽然稳掌舵盘,但是在许多地方对这个狂潮的肆虐也无可奈何。原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在“文革”后当中组部长时带头以此控诉文化大革命,但正是他的女儿趁着这个狂潮将她的校长打死。这种行径同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是对立的,那么是文化大革命迫害了宋任穷们,还是宋任穷父女们破坏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悬案让历史来裁判吧。
我们说刘队长们有较高的人性意识,是因为他们勇敢地抵制了阶级斗争的庸俗化、扩大化的狂潮,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的乡亲,因而保卫和发展了这个集体的人性。
当时的青年学生很少不被这个狂潮捕获,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昨天还是我敬爱的老师,可是今天我却贴出大字报说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这里没有事实,没有情感,只有上级的指示和扭曲的阶级斗争理论。王秀兰老师给我们当过班主任,比我们稍微大些,像大姐姐一样关怀着我们全班同学,可以说是满腔热情,废寝忘食,每个同学都会感觉到她的温暖,大家都很尊重她。不知什么原因,我所主导的学校大字报潮却指向了她,给王老师这个没有经过政治风浪新毕业的大学生的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当时受到伤害的不只是王老师一个人。幸亏我们坚守了动口不动手的底线,没有造成更大的过错。在此,我再一次向王老师和其他老师表示深深的歉意。
有过必受责,事后不少老师和同学责备我,我有时也自责,也有时委屈,久久不能解脱。农村一冬斗批改令我醒悟。刘队长们的做法使我找到了己过。杨、杜的表现使我获得了力量。因此,这是个根本的转变,是蝶变。这一课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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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6 08:02:33 | 只看该作者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6-25 15:31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5

最难忘的一课(一)

下到农村挺热闹,
干活青年把团抱,
看到水泡去游泳,
学做活计轻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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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6 08:09:42 | 只看该作者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6-25 15:31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6

最难忘的一课(二)

乡里乡亲真和谐,
人性压过风雨间,
由此学得真实爱,
一番蝶变永世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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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6 20:21:55 | 只看该作者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6-25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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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忘的一课(一)

农村生活大体都一样。春种秋收夏锄冬积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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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6 20:45:17 | 只看该作者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6-25 15:31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6

最难忘的一课(二)

刘柏行的文章理论性很强,刘队长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我看做的好。在学校文革初期,某些人对王秀兰老师的种种不合适的语言,给王秀兰老师带来的心灵创伤,实在不应该。对这些的做法应该悔恨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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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6 20:48:09 | 只看该作者
张庆先 发表于 2016-6-24 21:23
“红色恐怖”比“白色恐怖”更恐怖!

红色恐怖”比“白色恐怖”更恐怖!-----总结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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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26 21:10:53 | 只看该作者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6-26 08:02
下到农村挺热闹,
干活青年把团抱,
看到水泡去游泳,

谢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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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26 21:11:15 | 只看该作者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6-26 08:09
乡里乡亲真和谐,
人性压过风雨间,
由此学得真实爱,

感谢龙行超版的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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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6-26 21:17:20 | 只看该作者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7

最难忘的一课(三)

刘伯行

农民是我的知心朋友
在农村这个伟大的课堂里处处都可受益。
张瑞林大爷在屯里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我在他那里居住的日子也是终生难忘的。我们刚下来的时候被分到社员家居住,当年他已六十八岁,与张学良同庚。他的老哥哥八十二岁,早年是张学良的卫队成员,独身一人。张大爷丧妻未娶,由他来照料兄长的晚年。这也是大家敬重他的一个方面。他多少有点文化,儿子是国家一个大型钢厂的领导,生活相对比较充裕一些。他乐善好施,谁有什么事求他,他都尽量帮助。他对我也是关怀备至。我住在他的西屋,他总是把炕烧得热热的,时常蒸点鸡蛋糕、包饺子给我吃。在屯子里,他以仗义执言出名,不明白的事从不盲从。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基本完成,可他直到1957年才入社,是最后一户,有的社员说他是怪老头。他也很健谈。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毛主席不是说三年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吗?为什么还要把刘少奇打倒呢?这句话如果在学校机关单位说出,可遭灭顶之灾。他说得那样自然,那样平静,没有任何政治目的。这实际上是一道国题。国人都是知道的,但是谁也回答不上来。作为一名老农民,能坦然地提出这个问题确实不简单。暂且不说毛主席同刘少奇谁是谁非,刘少奇问题的性质如何,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同情弱者的表现。据说,尼采认为道德就是同情弱者。这对道德的界定,虽有些狭窄,但是作为人类的一种美德,还是公认的。实际上,同情弱者是寻常人的心肠。因这能保护和发展人性。不过那时能公开同情刘少奇确实不易做到。从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解脱出来的我,对此也较淡定,我对他的人品又增加了敬意。我们的忘年交没有因我到中学教书而中断,直到1978年我离开吴家返城。他曾多次介绍本屯的姑娘给我作对象。如果是另一位也许会成。后来他上他儿子那里去了。
赵福存比张大爷小十几岁,是个单身汉,解放前一直给人扛活,是个标准的雇农。他住在村东的一个小马架里,屋子虽小但是整洁利索,大雪封门时他会掏洞出来。他亦勤于助人。他对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极为热情。他经得多,见得广,肚子里有好多故事,特别是关于屯子里的家家户户。所以我们很愿意到他那里去聊天,他会拿出很多好东西给我们吃。虽然他的老哥哥是城里著名的笔匠,但是他并不会写字。但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声音洪亮。谈起文化大革命,他更是异常兴奋,经常重复他给大队长写大字报的事情,当然是别人代笔。实际上不过是生活上一些琐事,同现在一些村干部相比,是滴水和大海的关系。但是他极其认真严肃。有一天,他悄悄问我,搞地主家的女人算不算错误。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解放前,他给地主扛活,把地主家的女儿搞了。我说不算,现在不能乱搞了。他笑而不语。文化大革命在此护卫和纯洁着人性。
在前吴这个屯子,我们接触的人大都如此。他们勤劳、智慧、仁和。对此,我们知青体会较深。刘队长几乎每天都到这里看看。有什么困难他还会立即帮助解决。杜队长虽然话语很少,但是队里对我们的照顾都由他办得稳稳当当。张文祥、杨秀才、杨秀义等同我们相仿的青年,摔打在一起。张文祥是我们的好朋友,事事都帮我们想到。大队书记王金华、老党员杨秀玲对我们更是关怀。生产队在全公社最早给我们盖了最好的青年点。我们还有了自己的菜园子、猪圈。徐广宇同学是一个大管家,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吃烧不愁。社员们有时还给我们送点东西。当然我们也不是懒汉,我们每天早晨起来就宣传毛主席语录。在劳动中我们争做一些脏活、累活,帮助困难社员是我们的一项义务。五保户刘宝臣夫妇都是盲人,儿子又小,吃水是个大问题,我们接过扁担坚持数年如一日地为其挑水。社员视我们为集体的一员,我们受到他们人性的关怀和教育,因而是健康的、愉快的。

吴家中学给我的教益
我于1969年夏天被公社抽去,同范垂礼同志一起创办中学。
范校长是一位人性旺盛的领导者,他宽和、勤勉,在当地教育口是有口皆碑的。有的老师明确表示,范校长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可见其人际之兴。同这样的良师益友共事是幸运的。肩负着党的重托、群众的厚望,对于开拓这片处女地,我们不敢懈怠。
我们是白手起家创办中学的。我们利用农中的十间破旧茅草屋,一个一个地把流落在田野里的青少年动员到学校来就读。一开始只有四个班,有四五名教师,是一所包括高中在内的完全中学。当时我既抓管理又要上课,有时一天上七八节课,除了体育和音乐外,几乎所有的课我都教过。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逐渐扩大,形成在校有五百左右的学生,四十多名教员,并有校办工厂、农场,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
学校的教师、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不乏被扭曲的阶级斗争理论伤害之人。教师以抽上来的当地小学骨干教师为基础,还有几名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以及外地返乡的教员。下放到此地的沈阳铁路一中叫“五七大军”的几名教师也被抽到中学来教课。再就是我们几位知青,陆续有李莉、李界荣、汪德绵、王力行、周振环、陈国平等同学在校任课。学生主要是当地农民的孩子,还有一些下放人员的子女。面对这样的师生,办好学校并不容易。
范校长高超的人性领导艺术,实质是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深刻理解和忠实执行,都表现在一个“和”字上,这同刘队长他们是一脉相承的。他对被扭曲的阶级斗争理论伤害的老师甚至学生,极为同情。在学校管理过程中,从不触及这些伤痕。这同那些爱揪小尾巴的人大不相同。他对“文革”中所强加给一些老师的“问题”不屑一顾。某老师是国家重点大学的高材生,工作积极热情,专业水平高超,许多同学对他赞不绝口。可是公社的人保们不断反映其母校来信。范老师和我都主张不予理睬,并让他担任了教师团总支书记,保护和发扬了他的工作积极性,为学校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五七大军”们可谓伤痕累累。他们都是沈阳铁中高中教师中的业务尖子,其中曹希功的语文、田玉齐的英语在北镇地区都是佼佼者。范校长从关心生活入手,为他们排忧解难。他们在此地生活得都很舒心,教学也很努力,使我们这些边远地区的学生得到了良好的教育。范校长用人不拘一格,尽量使其所长,对青年人更是放手大胆使用。我从1969年6月入校,他就大胆地让我工作,并于1972年6月介绍我入党。学校只有我们两个党员,他将一些具体工作都交给我做。我未免有些疏忽,他都主动承担责任。我们这些知青和新毕业的大学生是学校的骨干。当时各地教师紧张,画地为牢,禁锢老师的调动是普遍现象。但是,范校长相反,不管是谁,尽管学校极端需要,只要本人愿意走,他都一律帮助解决。这并非他不关心本校工作,他更关注的是别人长远的人生利益。所以,在范校长的领导下,教职工的积极性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创造了较为优秀的工作业绩。受扭曲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指使,后来有人搅闹学校,也给范校长和学校带来很大伤害。范校长的和勤风范令我终身受益。
按照和勤的理念,我们对学生进行了科学有效的管理。我们尽量排除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在学生中的影响,对学生不讲出身、不讲门第,一视同仁。不论来自何方的学生,在吴家中学学习的日子里,都没有负担,是轻松的。
我们注重学生思想品德的修养,引导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断提高他们的人性意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著作,有的同学是点着油灯抄下来学习的。我们注重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能力的培养,主要通过学生骨干来管理学校。孟凡胜同学是学生干部中的负责人。我们对学校的管理大都是通过他带领学生干部实现的,这也提高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后来他们大都留校当了老师。范校长离开学校后,孟凡胜则接任成为新一代的校长,政绩突出,全县出名。
千方百计提高教学质量,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则。虽然同当时的大环境不协调,但是我们抓住不放。同学们的学习态度也很端正,刻苦认真。在边远地区的同学,没有电也没有油,用蓖麻子穿成串点着照明来做作业。学生的学习成绩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曹希功老师感慨说,吴家中学高年级学生的学习成绩已超过文化大革命前国家重点中学的沈阳铁路一中。这个结论后来得到了验证。1977年恢复高考,吴家中学五年的毕业生,其中一小部分参加考试,就有五十一名过了分数线,大多数都考上了。有的同学数理化全部满分。后来我到辽宁大学看他们,在一个楼里竟有四名同学是吴家中学的。据说,抚顺有一个区那一年一个也没有考上,就是在北镇也是其他学校所望尘莫及的。由于北镇当时的古板政策,吴家中学的一大批学生没有参加考试。如果他们要参加,那么考上的人会更多。孟凡胜同学因为结婚没有能够参加考试,后来他参加吉林师范大学的成人教育考试,在全锦州市考了第一名。此后,每年都有一些同学考上大学或上级学校。
这些上大学的,没有上大学的,都成为北镇县和吴家地区各部门各级领导骨干,还有一些同学承担了更高的职务。
吴家中学在走完四十年的历程后,于2009年终止。她对国家和地区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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