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5


那个年代那些事儿（一）

张庆先

1947年5月12日生，满族，三年三班终身班长。1968年9月下乡到北镇县吴家公社盘蛇大队十一小队；1969年3月还乡到顺城区会元乡乱泥村；1971年回城到石油一厂工作；1978年3月考入抚顺化工（石油）学院；1982年1月毕业回到石油一厂；1991年1月以后，先后在抚顺石化公司人教处、储运公司、设计院任职，高级政工师。2007年4月退休。


那个年代那些事儿

有位朋友对我说，你写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看了，一定以为是“天方夜谭”。我却要恳切地对他们讲，我是那个年代平常人中的典型代表，或许通过我的一生遭遇，可以折射出整整一代人的命运轨迹。这里没有丝毫的凭空杜撰和虚构，全部是亲身经历的史实。我还要对我的同学们说，我们都一样，既是十年“文革”的牺牲品，又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品，你们遭遇的，我都遭遇过；但是我们又不一样，就是说，你们没有遭遇的，我也遭遇了。我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弃儿。有诗为证：


一九四七五月节，吾辈诞生四平街。
当年国共正犬错，房倒屋塌血成河。
大人躲进防空洞，婴儿弃放棉花垛。
三个娃娃震死俩，数我命大侥幸活。
四九解放庆建国，指望过上好生活。
谁知敌友难分别，父亲错被定反革。
从此含冤三十年，历次运动不放过。
人身迫害猛如虎，精神创伤难愈合。
六零天灾与人祸，可怕饥荒染全国。
秸秆粉碎当代食，采尽橡果槐树叶。
六十二元养九口，艰难度日供上学。
可怜慈爱父母心，丝尽泪干亦坚决。
“文革”十年成浩劫，民不聊生国危厄。
我的家庭情更惨，父进牛棚受折磨。
皮鞭蘸水抽全身，遍体鳞伤死惨烈。
敢问冤案制造者，草菅人命却为何？
害死父亲事未结，母亲继续被牵扯。
受尽羞辱逼下岗，责令下乡立起解。
老母拖儿又带女，回到老家混生活。
美好青春碾作土，满腔冤情向谁说？
轰隆一声震天响，一举粉碎四人帮。
父亲冤案得昭雪，身在敌营实为党。
上级颁发荣誉证，落实政策住新房。
感谢伟人邓小平，感谢英明共产党！

战火中诞生
1947年农历3月22日，我出生在吉林省四平市。那年农历闰二月，所以阳历已经是5月12日。父亲是一个小职员，家住四平街最繁华的地段，租用姓袁的商人的房子，我家住厢房。时至今日，值得一提的是，我刚一出生，就经历了一场号称“东方马德里”的最残酷战争的洗礼。
林雨星所著《林彪全传》详细记述了四平战役的全过程。对战役结束后的惨象是这样描写的：
“没有了枪鸣炮响，没有了尖嘶啸叫，天地顿时变得瘆人的死寂……光影中，滞留着不散的血腥、尸臭和硝烟炸药味，还弥漫着浓浓的土灰、煤屑、烟尘混合的窒人的灰蒙蒙的雾。”
“地堡旁、堑壕里、大楼下横七竖八铺满了士兵的尸体。”
“路旁越堆越高的是正在清理的市民的尸体。”
据史料记载，“四战四平”的第三阶段——四平攻坚战，是从6月11日开始的。11日东北民主联军占领西郊机场，14日晚8时向市区发起总攻，当时我才刚刚满月。父亲回抚顺老家了，由于四平南面的牤牛哨铁路桥炸断了，一时回不去，只有妈妈带着4岁的哥哥和我。打炮的时候，妈妈护着我们匍匐在炕沿根儿下；飞机轰炸时，大人都躲进防空洞。因为我太小，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把我放在院里棉花垛上。当时共放了3个婴儿，轰炸结束后已经死了两个，只有我还侥幸活着。战事间歇时，父亲费了好大周折才赶到家，把我们接回抚顺，全部家私都丢弃在了那里。
据妈妈讲，我们家所在地区是战斗最激烈的地区之一。玻璃全震碎了，房子也砸漏了，到处是尸体，到处是鲜血。后来我从史书上看到，这场战役的攻城部队是由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即后来的38军）司令员李天佑统一指挥的，守城方面是国民党第71军军长陈明仁。1949年陈在长沙随程潜起义，编入人民解放军。1955年，李和陈同时被晋升上将军衔。
儿时记忆
在旧社会，由于医药条件不好，孩子小时候得个感冒、肺炎什么的，就可能送命。我的三个哥哥姐姐就有两个夭折的。我出生之后，爸爸给我起名叫“铣”，就是希望我的命能像铸铁一样硬，能够顺利活下来。别说，我的命还真够硬的，几次该送命的时候，阎王爷都没有收。现在看来，活到古稀之年是可能的了。
在这一生中，第一个能记忆起来的事，就是50年代初“抗美援朝”的警报声。那时我家住千金地区(过去叫大官町)，警笛设在矿务局机关的楼顶上。警报时常拉起，有时高，有时低，有时长，有时短。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空袭”或“解除空袭”的警报。那时，千金大戏院（以前叫京剧院）前面是广场，广场上挖的都是防空洞，拉空袭警报时人们就要钻进防空洞。第二个有记忆的事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大人们都到街道上排成方队向伟人默哀。50年代抚顺最热闹的地方，要数“一百”附近的欢乐园。我们常去那里玩。500元可以买两个“糖发面”，100元可以买两瓣橘子糖，200元可以拉一段“洋片”，不过那时的100元就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抚顺市第一百货商店”可能建成于1952年，高大的霓虹灯矗立在正门上方，那好像是抚顺当时唯一的一处霓虹灯。
1954年爷爷去世，哥哥和我就到农村陪奶奶生活。我的老家是一个四面环山秀美的小山村。山上到处是茂密的混交林，以柞树和松树为主，不时有狼和狍子出现。我们便在那里读小学。我们村的小学只有一个班，一位教师。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桌子分成三排，每个年级十来个人，老师给这个年级讲完了，再给那个年级讲。我是班里的体委，上课老师进教室时负责喊“立——礼——坐”。我们的老师叫王兴友，能写会画会说书，每天讲完课，就给我们讲《大八义》、《小八义》、《三侠剑》什么的。那时“除四害”是指苍蝇、蚊子、麻雀和老鼠。我们学生都有任务，定期向学校交苍蝇篓、麻雀腿、老鼠尾巴和蝇蛆蝇蛹。
儿时的活动和游戏，春天主要是采山菜和中草药，夏天主要是洗河水澡、捉鱼钓鱼和上山抓蝈蝈，秋天就去采榛子、捡蘑菇，冬天便去滑冰车、打冰尜。冬夏都可以打piaji、弹玻璃球，买不起玻璃球就用泥球代替。大年正月，外地都要来演皮影戏，一演就是一个月。我们除了到会元堡去看皮影戏，还在家里自己制作“影人儿”，一群孩子凑在一起，支起一块幕布，自唱自演“驴皮影”。那时电影部门一年大约下乡巡回放映两三次，今晚这个村，明晚那个村。我们一般都连续跑遍各村，一部电影看五六遍。我看过的第一部片子叫《春风吹到诺敏河》，是讲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时的复杂心态。
我的童年，虽然经过一些磨难，但总的来看还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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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6


那个年代那些事儿（二）

张庆先

感受“大跃进”
1958年，党中央发出“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提出当年要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宏伟目标，全国上下迅速掀起大炼钢铁的热潮。这次运动连我们小学生都参与进去了，足见运动发动之广泛，影响之深入。那时我在露天区（现在叫东洲区）老虎台小学读书。学校在操场西侧高坡上建起高炉群，校方建一个三四米高的，各班都建一个一米多高的。我们背着书包，坐有轨电车到萝卜坎沟去背铁矿石，到新屯焦化厂背焦炭，学校弄来一些石灰石，学生从家里抬来木制手拉风箱，炼铁的物质条件就算达到了。我们围在高炉旁，一层焦炭、一层石灰石、一层铁矿石地往炉子里充填，然后点火、鼓风，焦急地盼着能早点淌出铁水。晚上就吃睡在高炉旁，倒是饶有兴趣的。可是，由于技术不过关，温度达不到要求，班级的小高炉连矿石都没有化开，学校的大高炉也只是炼出几块铁粑粑。这就是我见到的大炼钢铁运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违背经济客观发展规律的做法，反而帮了国民经济的倒忙。

“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当时有人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辽宁当然也不示弱。我家住在老虎台，居委会也办起大食堂。大家凑在一起吃饭，可是没有几天就吃黄了。据史料上讲，当时中央开了会，“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
1959年，又掀起了“大办农业”的高潮，开展“秋翻地”活动。记得那时有一首歌唱道：“农业生产大发展，千斤粮来万斤棉。要吃龙肉下东海，提高产量靠苦干。困难挡不住英雄汉，人多心齐搬泰山。嘿！人多心齐搬泰山。”全校师生排着长队，扛着铁锹，唱着歌，浩浩荡荡地开到叫郎士冲的地方。一人挨着一人，一锹挨着一锹，把农田翻了个遍，一干就是好几天。后来我也是从史料上看到，当时中央发了一个《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有些地方在执行上可能太教条，以为翻得越深越好，把生土都翻上来了，反而影响了粮食产量。
饥荒比战争更可怕
在当代，“饥饿疗法”成为一种时尚。人们把它作为养生和减肥的重要手段。其实，明代陈继儒就说过：“饥生阳火炼阴经，食饱伤神气不升。”指明了适当节食的好处和饱食的危害。不过，你可曾知道长期忍饥挨饿是什么滋味吗？我们这代人从1960年到1982年的二十多年里，就都或多或少地尝到了这种滋味。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1959年，粮食就有点紧张了。不过那时自己写个申请，到居委会牛大娘那儿批一下，就可以到粮站买10～20斤玉米面，还算饿不着。但1960年就不行了。可能是肉和副食太少了，吃多少也不觉得饱，过一会儿又饿了。我们家父亲工资低，家庭人口多，生活极度困难。我们哥儿四个都是十多岁的小伙子，特别能吃。所以每个月粮食都很紧张，到月底总是短几天的。我们在新屯有个姑姑，姑父在矿里工作，粮食基本够吃，每月都接济我们，算是救了我们的命。那时，每天晚上我们家都用大蒸锅熬一锅玉米面粥，每人两碗，分着吃。爸爸、妈妈和哥哥是最苦的，他们宁可自己少吃点，尽量让我们吃饱；我又不懂事，总想多吃点，锅底都是我把着。那几年，凡是能弄到的能吃的东西都千方百计去弄。老虎台山上都是槐树，夏天就吃槐花；冬天槐树叶落到地上，上面盖了厚厚的雪。我们就将雪扒开，将干槐树叶搂回家里，用锅炒干、搓碎，参到玉米面里蒸着吃。父亲单位买了一台粉碎机，将玉米秸秆粉碎分给职工。由于粉碎的代食品里都是毛刺，好多人不敢吃，爸爸全都带回家，都被我们吃掉了。有时主食没有了，爸爸妈妈就只带点茄子土豆上班；哥哥放学回家实在饿得慌，有时就倒点酱油，用开水冲着喝了。1960年6月，小学毕业刚考完试，我就到“小露天”去抬煤泥了。因为到那里干活每天能挣一块钱，还能补助十多斤粮票。一干就是三个月。本来不想上学了，父亲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还是动员我上学，我才在学校开学半个月后上了中学。当时的小学毕业照没有我的身影，就是因为我已经上班了。那年，我才十三岁。
初中的三年，正好是严重自然灾害的三年。为了减少体力消耗，学校取消了课间操和体育课，运动会也停办了。上课的时候总是盼着早一点下课，因为肚子直咕噜，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两块玉米面饼子。回想灾荒年遭的罪，真比战争还可怕。战争中人死了是一时的痛苦，而饥寒交迫活受罪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风华正茂
我这一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不多，初中的三年，算其中之一。因为我是班里的尖子生，门门功课全五分；又是班长，每到期末或学年末都会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三年下来，光奖状就得了一大摞。这种情况，增强了我的荣誉感，同时也助长了我的虚荣心，对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喜忧参半的作用。那时我在抚顺二十中读书，地点在老虎台，是一所教学质量不错的学校。我和同学都很尊重我们的老师。第一任班主任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女教师。她爱唱爱跳，活泼好动，像个幼儿园阿姨。我们班是学校的“红领巾班”，也以活泼著称。副班主任是教语文的老教师，像法官一样严厉，却像慈母一样可亲。我们一辈子都尊敬她。80、90岁时，我们都去为她祝寿；94岁去世时又为她送终。
初中时代另一件重要的事，是学习雷锋。雷锋生前给我们中学生巡回作过报告。中场休息时和我们见了面，我们都亲眼看到他手上的三道疤痕。雷锋逝世后的几天，部队搞了一个不大的陈列室，展出雷锋遗物，学校组织我们去瞻仰过。雷锋精神很快在我们心中扎下了根。1962年12月12日，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寒假又参加团区委组织的政治理论培训。这次系统培训，对于世界观的形成和一生价值取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63年，我又以优异成绩考入省重点中学抚顺一高中。那是一所在全国都有点名气的学校，升学率长期位于全省前茅。我们都为能考入这样的学校而感到无比自豪。当时学号是按中考分数排列的，我是三班的1号，在班里分数最高。古语说：“教学相长也。”要办好一所学校，除了领导重视、配备足够的教学设施以外，教师和学生可能都是重要因素。学校坐落在劳动公园旁，环境非常优雅；宽敞明亮的教学楼使人心旷神怡；走廊的墙壁上，悬挂着古今中外名人学者和科学家的画像，显得格外庄重、肃穆。招收的学生是在全市范围内挑选的，大部分原来都是班干部。这样的一些学生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刻苦钻研的风气和奋发向上的氛围。教师队伍也是精心挑选的。据说有一位老校长，发现哪里有好教师，就千方百计把他挖来。所以，学校集中了一大批全市闻名的教学精英。在学习内容上，远不止书本上那点知识，还补充了大量课外读物和练习题。我们吃住在学校，晚自习一般要到九点多，时间还觉得不够用，有的打着手电还在被窝里看书。在高中阶段，好像别的什么都不想了，一心一意只想读好书，将来考个好大学。但是升学率再高，也有考不上的。所以学校提前就做好动员，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关于上山下乡，好像从1962年就开始宣传了。那几年上山下乡的先进典型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学校当然成了“贯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黑典型。学校领导被当成“走资派”进行批斗；许多优秀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有的含冤而死。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也遭到了无情的愚弄，“停课闹革命”，破灭了大学梦，后来全部上山下乡。那所好端端的学校也在“文革”的风雨飘摇中，寿终正寝了。
回顾“文革”前的十七年，说句公道话，虽然政治运动搞得多了些，生活困难些，但整个社会是和谐的，干群关系是融洽的，风气是端正的，至今也令人向往。人们打心眼儿里热爱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在高中阶段，每月拿七块钱国家助学金。如果没有这七块钱，想读完高中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也由衷地感谢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龙行天下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7-29 17:51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5

战火轰炸得幸存，
自小陪奶住农村，
童年生活挺幸福，
至少众多欢乐生。

龙行天下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7-29 17:53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6

小学赶上大跃进，
三年灾害饿得深，
中学开始学雷锋，
一高再历文革震。

张庆先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30 08:23
战火轰炸得幸存，
自小陪奶住农村，
童年生活挺幸福，

再次感谢龙行版主费心评阅。恭祝伏安！

张庆先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30 08:31
小学赶上大跃进，
三年灾害饿得深，
中学开始学雷锋，

版主不辞辛劳，认真阅评，实在让人感激涕零！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7

那个年代那些事儿（三）

张庆先

父亲母亲的遭遇
我家原籍在抚顺市顺城区会元乡乱泥村，祖上世代务农。到土改时，爷爷的阶级成分被定为中农。爷爷很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父亲1939年从沈阳第二工科高等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平地方税务局当职员。四平战役中，弃家逃回抚顺。1948年8月经人介绍，到抚顺矿务局矿警队当了两个月多矿警，并被提升为三等警长，到11月初抚顺就解放了。在“肃反”运动中，父亲被定为“内定历史反革命”。1978年，组织上通过甄别，确认解放前的半年中，矿警队是在地下党控制下，替共产党保卫矿山服务的。因此，决定对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颁发了《起义有功人员荣誉证书》。但这时，父亲已经含冤地下整整十个年头了。

父亲的这个所谓“政治历史问题”，使父亲和我们全家遭受了数不尽的磨难。首先在政治上，历次运动中总是挨整，从来没有太平过。直到文化大革命，实行所谓“群众专政”，父亲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专政队员对父亲皮鞭蘸水，全身抽打，打得全身都是青紫色，鞭痕一道挨着一道。最后打到要害处，眼看不行了，才通知妈妈。妈妈和弟弟（当时我正在学校受批判）用手推车将父亲推到市立医院。当班大夫一看是“黑帮”，不给下药。妈妈苦苦哀求，大夫说：“你不知他是‘牛鬼蛇神’吗？共产党的药能给他用吗？”当天晚上父亲就惨死在医院里。后来我们学校去父亲单位外调，单位欲盖弥彰，竟然出证说是“畏罪自杀”。
父亲去世以后，事情并没有完，母亲继续受牵扯。母亲是父亲单位的家属工。有一天，集体跳“忠”字舞，唱样板戏。母亲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又刚死了丈夫，怎么能跳得起来？更不用说唱了。他们的领导嫌她跳得不好，就让她单独跳，母亲委屈地呜呜哭了。那个领导还是恶狠狠地说：“你就是贼心不死！你就是耿耿于怀！”没过几天，母亲就被辞退了。回到家里生活无着，街道干部立即上门说：“像你们这样的不能在城里吃闲饭，必须赶快上山下乡。”这样，在第二年春天，母亲只好带着我的两个妹妹回到老家，我和弟弟也从北镇青年点转回原籍。
父亲的问题给我们全家带来的伤害，简直无法言说。我们在升学就业、入党入团、提职提薪和婚配择偶诸方面，都受到极大影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严重摧残。
父亲的政治问题压得我们全家喘不过气，经济生活更是几乎到了绝境。父亲从1956年到1968年去世，工资只有六十二元多一点，从未提过薪。母亲没有正式工作，有时在街道当清洁工，有时在父亲单位做临时工，能挣二十多块钱。父母就是靠这点微薄的工资，养活九口之家，生活的拮据程度可想而知。1960～1962 年的大灾荒，险些把我们饿死，但总算熬过来了。到“文革”时，父亲被打死了，母亲被解雇了，完全没有了生活来源，日子可怎么过呀！当时我和四弟要下乡，家里没有被褥，是妈妈买的冷布做的，算是勉强把我们送走了。那年秋天，妈妈和妹妹是用在市场上捡的白菜帮腌的咸菜和酸菜。还好，哥哥已经毕业了，工资四十六元，每月竟要寄回家二十多元。那个年代，不要说朋友，连亲属都怕受牵连，只好怜而远之。
妈妈回乡十年，真是受尽了劳苦。头上长满了白发，显得格外憔悴；常年的饥寒交迫，使她患上了严重的腰腿疼病；因天天蹲在灶坑边烟熏火燎，她患上了眼疾。想到父亲和全家的遭遇，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气愤。她下定决心，就是下火海、上刀山，也要讨回公道。于是，开始走上了漫长的上访路。妈妈不时来到父亲单位，带着申诉书据理力争。单位领导不是支吾搪塞，就是借故躲闪。妈妈有时坐在公司门口，风餐露宿；有时躺在办公桌上，佝偻入睡。直到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单位的新领导才开始落实党的政策，为父亲平了反，把母亲接回城，分配了住房，妈妈算脱出了苦海。1984年，组织上开始清查“三种人”，凶手受到了一定处理，全家才出了一口气。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知道，在那个年代，像我父亲这样遭遇的人何止千千万万。在这里，我不仅是为父亲喊冤叫屈，更是向全社会呼吁，千万不能让那些“政治运动”在中国重演了。
情洒戈壁滩
1966年我读高三，正准备高考，“文革”爆发了。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炮轰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七八月份，开始“破四旧，立四新”，全国的名胜古迹，包括孔子的墓碑，就是那阵子被毁坏的。8月下旬，全国范围的“红卫兵”大串联开始。那时的“红卫兵”袖标可不是谁都能戴上的，必须“根红苗正”、家庭出身和历史没有问题的才有资格。我和一些同学不服气，同样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就把学生分成“红五类”、“黑五类”了呢？为了证明自己思想是革命的，我们这些人办理了户粮迁移手续，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奔赴边疆的征程。
到乌鲁木齐下车后，我们就直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在那里登了记。第二天就用卡车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
我被分到农六师马桥农场。地点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马桥镇。农场位于乌鲁木齐以北一百二十公里处，也就是准噶尔盆地的南缘。再往北就是辽阔的戈壁沙漠。戈壁滩上到处是红柳和枯树，偶尔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黄羊在飞快奔跑，时不时地在脚下就能发现雪白的野兔。
农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场长介绍农场发展的光荣历史，放映了颂扬兵团艰苦创业精神的大型纪录片《军垦战歌》，给每个新战士发了一套不带领章帽徽的棉军装。当我们得知农六师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它的前身就是王震的三五九旅时，我们都感到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而无比自豪。我们的代表在会上表了决心。第二天，我们在宿舍门口贴出大幅对联：“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就这样，我们总算在兵团安了家。新战士均被定为“一级农工”，月薪35元。60年代的兵团生活，据说比50年代强多了，但还是很艰苦。我们的宿舍叫“地窝子”，类似北方的菜窖。棚顶开个天窗用来透光，室内砌火墙用来烧水取暖，住在里面倒是冬暖夏凉。新疆夏天是不下大雨的，所以不用担心雨水倒灌。新疆最大的问题是缺水，北疆基本上是靠天山融化的雪水，通过干渠、支渠、毛渠引到生产生活区。哪里有了水，哪里作物才能生长，人员才能生存。所以，在我们农场，夏天完全靠渠水灌溉、做饭和洗脸；冬天水渠结了冰，只能刨冰化水用来生活。怪不得食堂宿舍门口都堆着个冰垛。烧柴就到戈壁滩去取。我们跟着履带式拖拉机到戈壁滩上，撞倒一片枯树，运回来，截成段就可以了。所以，每个食堂宿舍门口又堆着柴火垛。新疆冬天是很冷的，记得那年最冷的一天是零下四十六摄氏度。那天，我亲眼看到两个北京来的女孩儿，早晨到场部去办事，来回不到一里路，脸蛋上就冻起了好几个大白泡。所有在室外作业的人都要穿“毡筒”，就是用羊毛擀成的靴子。当时，那里的伙食还是不错的，比抚顺强多了。每月四十五斤定量，粗细粮各一半，粗粮是高粱米，细粮是小麦粉，副食主要是羊肉。买羊肉两角钱一斤，买整只羊两块钱一只（皮毛还给牧民），狗一只五元，毛驴一只六元。可以说顿顿离不开羊肉，经常吃羊肉抓饭。当地人用手抓着吃，我们不习惯，还是用筷子。新疆人文艺生活丰富多彩，维吾尔人爱唱爱跳。在收工的路上，在宿舍里也唱也跳。我们常和他们一起学新疆歌，跳新疆舞。哈萨克人也很热情。我们送他一枚毛主席像章，就可以换乘一会儿骆驼，或骑马跑几圈。兵团另一个问题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一些上海来的知青都成家了。没有剩女，连寡妇都没有，在那里生活是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的。即使这样，我们也心满意足，不愿意离开，因为毕竟没有了政治上的压力。但是到1967年初，“文革”的风浪也波及兵团，听说石河子武斗死了人。党中央、中央军委立即下发12号通令，对兵团实行军管，要求在兵团逗留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复课闹革命”。我们没有周功煌他们那么“幸运”，按“内部学生”留下来；我们算“外部人员”，必须离开。我们恳切地要求留下来，但没有成功。一直滞留到5月份，最后一批离开了兵团。
这就是我青年时代一段特殊的经历。在现在的人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你可曾知道，那时的人是有信仰的。为了实现信仰的愿景，宁可做出最大的牺牲也无怨无悔，反而感到由衷的幸福。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8

那个年代那些事儿（四）

张庆先

知青岁月
1968年9月26日，抚顺城火车站。清晨，我们踏上了停在那里的绿皮列车。站台上，三五成群的人，那是送别我们的亲友。开始，我们在车上还有说有笑，不觉得什么。感觉像是去度假？去游玩？去散心？随着列车徐徐启动，先是车外一片痛哭声；紧接着，车内的人一下子醒悟过来，频频挥手，同时也流下了惜别的泪。这是送我们下乡的专列，目的地是北镇县青堆子。我和弟弟一起分配到吴家公社盘蛇大队大龙湾十一生产队。在欢迎会上，送我们下乡的工宣队师傅说：“你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这里来的，要安心在这里呆一辈子。如果有谁想回去，那就是盼刘少奇、邓小平上台。”
我们青年点设在老农家，由十个同学组成。村里准备得并不充分。第一天晚上就挨了一夜冻，因为土炕是凉冰冰的，纸糊的窗户还有几个大窟窿。这个村地处偏僻，比较贫穷，那时还没有通电，晚上还在点煤油灯。第二天我们就下地干活了。有的去放猪，有的摘棉花，有的留在家里做饭。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基本适应了那里的生活。最大的考验是在冬天时，两点多钟就要起床下地。北镇地处风口地带，春天的风特别大，将地里肥沃的土吹走了。所以，到了冬天就要准备足够的粪土留待种地时洒在地里。我们所做的，就是趁清晨冰冻的时候，到河床把冻土块刨下来，用人拉手推的两轮车把土运到地里。如果太阳出来了，特别是到了下午，土块稍一解冻就刨不下来了。刨土的“坎土曼”有十来磅重，举起来都相当吃力，更不要说连续地刨，真是够苦的。那里的烧柴特别紧张，每天勉强能够将饭做熟，把炕烧热是不太可能的。更可悲的是，学校军、工宣队把我们兄弟俩和孟祥众姐弟俩都当成“专政对象”，时时刻刻监督我们的一举一动。公社卫生院组织扎破伤风针，当然没有我们的份儿。如果得了破伤风，可能就死定了。我和弟弟感到太郁闷，正好妈妈被遣送回乡，我们就随妈妈一起转回原籍了。
刚回到老家那阵子，因为我们是有问题才回来的，一些老乡瞧不起我们，欺负我们。但我们通过善举和实干很快征服了他们，关系开始融洽了。特别是，我家和村里的知青相处得非常好，他们晚饭后就到我家抽烟，唠家常。我们家成了“第二青年点”。通过几年的知青生活，使我体会到，知识青年投身农村广阔天地，向广大农民学习，经受长期艰苦劳动锻炼和集体生活的熏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气质和人格。概括起来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性情豪放，心胸开阔；②吃苦耐劳，百折不挠；③乐善好施，肯于助人；④爱岗敬业，奋发向上；⑤性格直率，见义勇为；⑥奉公守法，远离腐败；⑦为人处世，朴实无华；⑧交朋会友，重情重义；⑨生活简约，饱腹足矣；⑩参破红尘，与世无争。长期以来，知识青年作为“三个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作为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支柱，功不可没。更可贵的是，知青出身的腐败分子相对较少。时隔四十多年，和朋友闲聊，我还经常说：“我的性格是‘知青性格’。”
择偶
俗话说：“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在下乡和刚回城那阵子，恰是二十岁出头的年龄。按理说，正应该是寻找配偶、谈情说爱的时候。在我的心目中，确有几个值得爱恋的女子。但是，那时的我正处于点儿背的时候，哪有资格和勇气向她们表白呀！我的不利条件有三：一是家庭政治历史有问题。那时特讲“有成分论”，被看作是择偶的第一标准。有哪个傻丫头会情愿嫁给你，跟着你去背一辈子黑锅呢？二是工种不好，“陶马葫芦的”，人家一听就恶心。记得刚进厂时，到农场参加秋收劳动。人事科的讲，“谁干得好，就可以分个好工种”。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练就一手好农活，下乡后还当过“打头的”。农场的稻田有一里多长。割稻子时我把第二名远远地甩在后面。带队师傅来检查，稻捆整整齐齐，稻茬紧贴地皮儿，没有一颗掉落的稻穗。又领着大家来参观，都竖起大拇指。可是在分配工作时，却把我分到了供排水车间水道班。我再仔细一看，分来的不是出身不好的，就是没有门子的。三是家中一无所有。学徒两年每月工资只有二十四元，转正后也只有三十三元，是纯粹的“无产阶级”。
因为我是高中生，在入厂的新工人中年龄是最大的。车间领导和工人师傅都很关心我的婚事，争相为我提亲。但他们说你自然条件不好，就降低点标准吧。所以，有给介绍二婚的，有给介绍残疾人的。我想，若是找这样的，肯定让人笑话，宁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答应。后来，还是车间党支部书记给我介绍了一个，是他的邻居，就是我现在的爱人。书记对她说：“庆先这个人不错，将来有发展，我可以打保票。”她和我见面后，又经过组织上的内查外调，才同意处下去。
我们订婚的时候，照相馆因为缺乏胶卷，每天只营业一个多小时，要起早去排队。我和爱人工作忙，又不在同一天休息，所以，从来没有照过订婚照、结婚照。结婚时单位不给假，只是利用星期天到沈阳走了一趟，当时叫旅行结婚。那时没有平价糖果，只好在沈阳买了几斤高价糖，又买了一些苹果。傍晚把亲戚朋友请到家，我们俩面对面啃了苹果，就算作结婚仪式吧。
痛苦的煎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多数年份，对于辽宁人来说真是够苦的。市场上极度萧条，商店里空空如也。每月供应三两油、半斤肉。那肉还尽是冻肉、咸肉和皮包骨的肉。记得1972年5月10日，徐向前陪西哈努克亲王来抚顺参观访问。那时我在石油一厂。厂里按上级要求，买了瓜果鱼虾毛线什么的，组织几十名职工，穿上华丽的衣服，拎着网兜装的东西在街上来回走动，以彰显抚顺人民经济生活的“繁荣”景象。
1963年以后，从我们家来看，虽然不像灾荒年那样靠吃“代食品”充饥了，但生活水准一直处于贫困线以下。1963～1966年，我在高中读书，实行寄宿制。月伙食费九块钱，粮食定量三十一斤，以玉米面和全麦粉为主。一顿两个窝头或黑面馒头，一碗菜汤。那时我是班长，吃饭总是晚一些。待我到饭桌边，菜汤凉了，盆里只剩下两个最小的馒头。
1974年，我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出差山东淄博和安徽淮南。到了山东真是大开眼界，自由市场农副产品应有尽有，而且都是平价。经了解，那里每年完成征购粮任务后，市场就开放了。辽宁哪有这好事儿，连小姑娘卖山里红，秤杆子都被攫了。我一下子就买了五十斤挂面和五十斤小麦。当天晚上，带队的老崔领着我们到老工友家做客。原来这位工友叫贾兴仁，是1963年从抚顺石油一厂调到山东支援胜利炼油厂建设的。老崔说：“你真幸运。这些年辽宁人真的苦坏了，你这步走对了。”贾说：“当时不愿意来，是硬逼着来的。现在看起来是因祸得福，躲过了一劫。”我们又来到淮南，那里东西更便宜。我又买了三十斤大米，一斤才两角钱。我背着这些东西到了北京，又给人代买十多双“大边鞋”。四个旅行兜背俩拎俩，过检票口还不能显得太重，否则是要被罚的。
1975年，我们几个同学到田文昌家小聚。田文昌，就是现在那个全国闻名的大律师田文昌。当时他家住在东七路基督教堂下面。家中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小半袋苞米。我们来到街上，饭店都歇业了，只有东三路冷饮店还开着。进去一看，只有一种菜：凉拌海带丝。我们买了几盘海带丝，打了一壶生啤酒，拎了回去。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寒酸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聚餐。
1978年初，我上了大学。我是住宿生，月伙食费十五元，仍然是三十一斤定量。主食85%都是粗粮，副食还是以白菜、茄子汤为主，仍然不时有饥饿感。直到1982年大学毕业以后，经济生活才逐步好了起来。

龙行天下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7-30 22:24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7

那个年代那些事儿（三）

父亲挨整含冤去，
母亲告状连年积，
小伙咬牙赴新疆，
最后被迫返城宇。

龙行天下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7-30 22:26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8

那个年代那些事儿（四）

下乡辗转回故乡，
喜结良缘艰辛样，
始终饥饿吃不饱，
大学毕业方缓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