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6

路在脚下（四）

张重辉

瞎房东
有一年拉脚，因为与会战的指挥部联系得好，有了固定的运输路线，于是我们租了盘山县城内的一家居民的东屋。他家离辽河有二里多地，吃水要到辽河去挑。这条河究竟是叫辽河，还是叫双台子河，我也弄不清。据说盘锦和营口都为本地是辽河入海口而争执不休。一位专家说，辽河原来是在营口入海，后来浑河、太子河与辽河分家了，浑河和太子河合并后在营口入海，而辽河在盘锦入海，不知真假。因为这里不能打井，井打浅了，水苦，要打几十米深井才行，个人家哪有这么大能力！我们去了两台大车，六匹牲口，两个车老板，两个跟车的，一个伙夫兼饲养员，就是我。白天我要到二里远的大河去挑水，每天需要六挑水，一挑水要用四五十分钟，所以每天挑水就得三个多小时。挑来的水用来做饭和饮牲畜，还要给房东带出来。晚上我就负责给牲畜喂草料。天不亮，老板们出车了，我就可以睡觉了。他们的早饭是我做的，午饭到外面吃，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晚上他们回来得早，我就给准备晚饭，如果在外面吃了，我就自己对付一口。
房东家有三口人，老两口子带一个儿子。儿子比我大几岁，那时不到三十，还没成家，是个盲人。这个盲人会算命，当然准不准是另一回事儿。老爷子对我说，让他学算命，是为了老人百年之后，儿子能有个谋生之路。那时盲人谋生的方式比起现在来要少得多，可能除了算命也没什么了。他算命的工具还真不少。他有一只小黄鸟，平时在笼子里，算命时可以放出来，在一支筒里用小嘴叨出一张小帖子，送到他手中。他用手一摸，就会念念有词地说起来。我无事的时候经常与这个盲人大哥闲聊，也叫他给我算过命。他问了我的出生年月日、出生时辰，然后就对我的生辰八字进行分析，说我命里土多。我说可不是土多，现在来种地了。我让他算我什么时候能回城，他算不出来，只是说早晚能回去。来找他的都是盲人，一天要来几个，这次我可看到盲人联欢会了。他们在一起时经常吹拉弹唱，很是热闹。盲人大哥的另一绝活，就是他简直就是盘山周围几百里的活地图，盘山、大洼、台安、新民随便问他一个地方怎么走，他都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走什么路，在哪里拐再走多远，好像他都去过似的。这位盲人大哥现在也过了古稀之年了，不知是否还健在。
在盘锦的那些日月，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许多事都忘记了，而上面写的这些，却是深深地印在我的大脑中了。

“九一三”前后的记忆
吴家公社的东边，是国营新立农场。这里原是一片草甸子，解放前是“胡子”的老窝，新立农场除了生产粮食外还生产饲草。而我们生产队每年都要去买饲草。每年开春时，都要向农场买下多少亩地的草，有时是秋天去收割，有时是夏天去收割，夏天去收割的多是用作青饲料。向农场买下草后，不能马上去收割，草还在生长，就要派人去看护，这就叫“看草田”。我就做过看守草田的人。
1971年的夏天，我被生产队派去看守草田。这年夏天，我由于给同学写信，在信中发了些牢骚。这些牢骚不知怎么被大队知道了，结果受到了批判，说我对党不满，攻击党的阶级路线。原来我是大队报道员，也给撤了。这年的知识青年回城，我也没有希望了。这批同学抽回抚顺上师范，而我由大队回到了生产队。不过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对我还没什么看法，生产队长就让我去看守草田，在那里我经常到杨铁民家。
杨铁民是新立农场排灌站的技术员，在这儿是个文化人。他是我们队社员赵广学的姐夫，而赵家是队里的一大家，因此二队的青年都叫他老姑夫。我看的草田就是新立农场的，租的那块地离他家不远。我常常到他家与他闲谈。都是文化人，也就谈得来。那时他可能有四十多岁。这个人个子不高，很像今天明星曾志伟，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不过脸可是抽抽吧吧的，有些像闫顺开，说起话来也非常幽默。他们夫妻没孩子，或者孩子不在身边，我在他家时只见到他们夫妇两人。他的妻子是我们生产队赵家的姑娘，对娘家来的知识青年当然也是非常热情。有时我也在他家吃饭，陪他喝点小酒。
一天，大概是国庆节后的一天，我又到他家串门。他家的墙壁上也是用旧报纸糊的。那时文化生活是没有的，书也看不到。在农村，就这样看看墙上的旧报纸也可以消遣。有一张报纸上有一篇关于一件重大活动的报道，那时对重大活动的报道，总是要登出一长串的名单。今天这种现象也不时地出现，好像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谁还在位上，谁不在位上了。而那时这个上来那个下去的，大家也搞不大清楚。
那天我正在看墙上的报纸，老杨在我边上转来转去。一开始我也没理会，后来他在旁边时不时地说些话，像是要向我说些什么，比如说某些人好一阵不出来了，我也随口答应。但他最后实在憋不住了，悄悄地对我说，林彪出事了！他说是听外国电台说的。那时的外国电台，我们能听到的基本上是两个台，一个是美国之音，一个是莫斯科电台。但那时这叫偷听敌台，被人知道了可不得了，至少是要被批判的。所以除了信得过的人外是不会说的。他讲完之后，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对别人讲。我当然知道其中的利害，不敢对别人讲，何况在那个地方，天苍苍，野茫茫的，除了老杨夫妇外，就是荒凉的草地。会对谁说呢？
不过时间不长，就开始逐级传达了。一开始是小范围的，不久地球人就都知道了。
我的一次笔墨之灾
20世纪七十年代初，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五年了。我们这些曾经是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有几年了。想当初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我们，现在是面向黄土背朝天了，革命的热情逐渐地被生活的现实所代替。同时也在回顾过去的岁月，自己的作为，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进入了沉思的时期。1970年大批干部被送到了农村走五七道路，也就是带着工资下放当农民。我的一个好同学，他的父母都是延安时期的干部，这次也在下放之列，被下放到了辽宁清原的一个山乡。我的这个同学以及他的五个已经下乡了的弟妹，都跟自己的父母一起走了，一家人归到了一起，也好有个照顾。
他走后我经常交心的人又少了一个。因为那时许多人家庭变化都很大，不是下乡就是搬家。一些同学也开始跟随家走了，青年点的伙伴逐渐少了，不过我和他经常有书信往来。不久我的父亲也下乡了，不过他不是走五七道路，而是叫退职，也就是给你发了些钱，让你回家。因为父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后来不知怎么又变成了他本人是地主。退职也就罢了，还得让你下乡。于是父亲母亲带着妹妹、弟弟就下乡到了新宾县的一个山村。我不想跟随家走，因为那时我在我们下乡的地方与乡亲们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并且我干得也不错，是大队的通讯报道员，似乎还能有出息。但这一切后来变了。
1971年的春天，我刚从新宾的家中回到我下乡的大队。在家的时候我上山打了不少柴，因为我父亲可以说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母亲也是身体单薄，而妹妹、弟弟年纪尚小，只有我可以算是一个强劳力了。回来后感到很是沉闷，于是就给我的那个到清原的同学写信，倾诉心中的苦闷。我说我一个江南子弟，不曾想到了努尔哈赤的陵墓前拜谒了。还说想当初我们是风华正茂，可是生活把我们的棱角逐渐磨平了。总之在信中发了些牢骚，写好后我就寄出了。可是几天之后，大队的保卫干事找我谈话。这个保卫干事比我大不了几岁，和我们知青的关系很好。他的小姨子还与我班一个同学确立了恋爱关系，我也经常到他家去串门。但这次不同了，他很严肃地先给我说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方面，他就是革命的，什么人站在反革命方面，就是反革命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一听就觉得不对了，这是对阶级敌人的话，往往在批判会上用的，今天怎么对我说了？我没说话，听他继续讲。他接着对我说，最近你同什么人说过什么不利于革命的话没有？我想我一向是夹着尾巴做人，况且现在也没有谁可以谈知心话了。我说我没说过什么不利于革命的话。他见我不说，就启发地问，你给谁在信中说过什么了？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的信内容被大队知道了，除此之外我也没说过什么看来是有问题的话了。我就把我给同学写信，倾诉心中的苦闷的事说了。这就等于坦白交待了，他也没多说什么，让我回去写检查材料。几天后，大队召集知识青年开会，对我进行批判。我在会上读了我的检查。大家轮流发言，对我进行深刻的批评教育。一共开了几天，我现在忘记了，大约也就两三次吧，就通过了。
后来我在公社见到了公社书记史守堂，他也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在公社写稿时，认得他。不过他好像对我这件事没什么看法，只是说这是你们青年内部有矛盾，互相整。几年后，我回到了城里，对这事也就慢慢地淡忘了。不过前几天在网上看到关于知识青年的一篇文章，就又勾起了我的这段回忆。

龙行天下

辽河会战相关时，
新奇特别点滴施，
小伙心胸真宽广，
不当重压是回事。

中国知青张希伟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7-31 22:27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09

那个年代那些事儿（五）

恢复高考后，实现了大学梦想，是最幸运的事，尽管吃了若干苦，也是值得的。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8-5 09:03
辽河会战相关时，
新奇特别点滴施，
小伙心胸真宽广，

感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7

路在脚下（五）

张重辉


我的两次“才华展露”
在四十二年前，我们离开了喧嚣的城市，到了相对比较沉静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浮躁的心逐渐平静了下来，开始认真向贫下中农学习。不久我们就学会了各种农活，如铲地、割地，甚至还会赶车、扶犁。而对于自己在高中曾经学习过的三年课程，除了语文的作文能帮助生产队写些总结和批判文章及新闻报道外，数理化则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用处了。不过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却让我的数理“学识”有了展露的机会。

有一年秋，为了响应“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县里突然要求各生产队不能把社员的口粮在秋天时一次分到各家，而是要像城里那样一个月一领。这样全队社员四百多口人，一年有十多万斤粮食需要贮存，这就需要贮存设备，也就是仓库。而这时已经近收获的时候了，打完场粮食就要入库。一下子增加的贮存设备怎么解决？那时我是队里的仓库保管员。队里的闲房是有那么几间。老队长对我说：把那几间闲房间收拾一下，把门窗改造一下，地上铺些稻草和秫秸，就能存贮玉米棒子了。我说玉米棒子要十几万斤，这几间闲房间恐怕不够。老队长说，足够了。老队长是个经验丰富的农民，在社员中的威信很高，我当然要相信他。但是我想还是稳妥一些好。我就把这几间房间的长宽高测了一下，计算了一下房间的体积。又用大筐装一筐玉米棒子，称一下重量，再算一下玉米棒子的比重。这样我就估算出这几间房间所能容纳的玉米棒子的数量了，一算大概要缺一半的地方。我把我的计算结果给老队长说了。他有些半信半疑。但我坚持向他反复说明其中的道理。他有些相信了，于是派人搭建临时仓库。果然在粮食入库时，应了我的计算结果。老队长这下子信服了我，说这书没白念。以后队里有些什么需要计算的东西他就来找我。
还有一次，我跟大车到盘锦去卖谷草。那时谷草是很贵的东西，也是生产队创收的一项重要途径。但是种谷子卖谷草，也是有风险的，搞不好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不管怎样生产队还是要这么做的，否则是一年也没现钱花的。这回我们去了三台大车，拉了三车谷草，每车都有两三千斤。由大车队长带头。他是个老车把式，解放前就给人家赶大车。有一天走到一处，我们停下休息吃饭。可是再要上路时，一台车误在一个小坑里了。这个坑不大，是很浅的一个小坑。开始停这儿是为了车能稳当些，谁知上路时车出不来了。于是老板子让别的车把牲口卸下，帮助拉，卸一头不行，又卸一头，还不行。当要卸第四头时，我说不要这样卸了，把已经卸下的牲口重新套上，用重车拉，准行。大车队长说行吗，我说可能行。果然用重车一拉，就把那台车拉出来了。上路后，车老板问我怎么重车这么省力就拉出来了呢？我笑了，简单地给他讲了物理学中的道理。这一下子在这些老板子的心目中，我的威信就上来了，说还得是有“学问的人”。

编花篮
我在读小学五六年级时，学校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那时全国正是“三面红旗高高飘扬，大跃进的号角震天响”的时代。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勤工俭学，不知是上面的号召，还是学校的创新，现在我也不得而知。那个年代东北的小孩上学早，上到五年级也才十一二岁。我们小学叫市中心小学，也是本市一所不错的小学。我们年级共六个班，各个班的勤工俭学的项目都不一样。我们班是编纸篓。那时的纸篓和现在的可不一样，不是塑料的，而是用杏条编织成的，形状和今天的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桶型。
一天学校拉来了一汽车杏条，还请了一位老大娘当老师。她教我们怎么破条子，怎么泡条子，怎么编。她很熟练地用一把牛角做成的顶子把一根杏条一分为三。所谓顶子，就是一个圆锥体，锥头不那么尖，上面有三条沟。把这个顶子往杏条上一插，一根条子就均匀地分为了三瓣。然后用水把这些分好的条子弄湿，用湿麻袋盖上。过一天后，这些条子就软了，就可以编了。这些分好的条子用作纬条。还有经条，是用一根条子做成的，用脚踩住条子梢，条子根用一根绳系紧，绳的一头系在一根短木棍上，短木棍用力缠绕条子，直到条子变软了，把木棍压在条子上，用力一拉，条子便成为扁平的了，这是用作经条的。老大娘轻松地编好了一只，告诉了我们一些关键的东西就走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自己弄了起来。我们没有牛角，就用木头做。破条子很容易，可编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一个个都不成样子。后来这些东西据说是给了商店，也不知道卖出去没有。虽然勤工俭学一阵风过去了，但是起码给了我一个怎样编筐的基本概念。十来年后，这些基本概念却又有用了。
1968年秋我们下乡以后，我发现这里老百姓用的篮子和抚顺老百姓用的篮子不一样。不是形状不一样，而是所用的材料不一样。抚顺的篮子是用杏条编织的，是红色的，一根条子分三瓣的。而这里老百姓用来盛东西的篮子是用整根条子编织成的，而且条子还去了皮，是白色的，篮子的经条也是用整根条子。后来与社员熟悉了，到他们家串门，发现家家都有不少这样的篮子，用来装鸡蛋、蔬菜。乃至有些食物怕老鼠吃了，放在篮子里挂在房梁上。赶集时，大姑娘、小媳妇挎着篮子、带着鸡蛋去卖。由于我在小学编过纸篓，所以对如何编这种篮子起了兴趣，就向社员中会编篮子的学习编篮技术，很快就学会了原理和基本技术。首先是原料，这里篮子的原料是柳条，由于地势低洼，水多，小河、水泡子多得是，水边多垂柳，柳枝细长，是编篮子的好原料。这枝条要在立秋前割下，过了立秋，皮就不好剥了。刚开春也不行，那时条子太嫩，干了就抽了。在立秋前割下的条子，已经成熟了，但是还没护皮，用镰刀把在平滑的石头上压住条子，一拉，皮就下来了。到夏天，地铲完后，需要人来护青。而这种活儿，正是知识青年做的。我们在这里没有亲人，除了自己不会让别人来偷青的，所以我在下乡初期就没少做这项工作。在护青时拿把镰刀，顺便割些条子，去了皮，用水湿了，放在草里，过几个小时就软了，随便编织也不会断的。编一个篮子不难，难的是篮子形状的把握。尽管到了农村不久我就学会了编篮子，可是真正编好篮子是在三年之后。那时许多同学都抽调回去了，或者转到别处去了，身边的关系比较好的同学所剩无几了，寂寞得很。我想与其对天长叹“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如学点什么，也别虚度年华，就开始编织篮子做消遣。先是仿造别人家篮子的样式，后来就自己研究新的样式，这样篮子越编越多，样式也越来越好，编出来的篮子都送给了房东和别的社员。一来二去，我的编篮子的名声也在队里响了。

编了小篮子后，我又开始着手编大的东西——用紫穗槐条编囤底子。在农村，到秋天社员分到家的口粮，比如高粱，就要用茓子茓起来，而底下就要有囤底。囤底大约四五尺的直径，高约七八寸。茓子在囤里围上，一圈一圈地，可以围到一两米高。粮食少了，可以撤掉茓子。紫穗槐在铁路两侧多得很，但那是铁路部门的，是用来护路基的，割一两根可以，多了可不行。有一年，队里让我到附近的新立农场看守草场，那里的紫穗槐多得很，于是我割了不少，编了几个囤底，送给了社员。
除了编篮子外，我还学习串盖帘。那时种杂交高粱，秸秆细长，正好用来串盖帘。串了不少的盖帘，除了送人外，也带回家不少。我还想学习编炕席，可惜只编了一张，很粗糙，没学成。
在寂寞的岁月中，编织让我忘记了忧愁，也接近了群众。后来队里让我当了生产队的畜牧队长，可能是看我这个人还算能干，也没什么私心吧。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王蒙先生的一段话：1957年、1958年反右运动中翻身落马，基本上失去了写作的可能，我当然很懊丧很痛苦，但是在农村这一新的环境中我仍然学到了很多东西，体验到了全然不同的生活情调、方式和乐趣，也接受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和锻炼，大大丰富了自己，使自己慢慢成长起来。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8

路在脚下（六）

张重辉

我的老房东一家
在同学们大都离开农村后，我基本上一个人在生产队生活。当过保管员，后来还当上了生产队的畜牧队长。那时我就住在社员田雨恒的家中。田雨恒那时已经快七十岁了，当过多年的生产队长，到了六十多岁后才不当了。但是在队里也还是很有威信，说话很有号召力。
老田头身材瘦长，有些驼背，社员叫他老背包或老弯腰。年青人不敢当面叫，而年老的社员就是这样叫他，他也不生气。
他的大儿子叫田文孝。我们来的时候，是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支部副书记。后来老支书田雨生退后，他就当了大队书记。田文孝人很清瘦，不像一般农民那样粗犷，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田文孝比我大三四岁，是还乡知青。队里小青年都叫田文孝为二哥，这是田家大排行的原因吧。田文孝有个弟弟，叫田文杰，因为有眼疾，都叫他瞎四，也是大排行，在生产队当饲养员。后来我才知道他得的是白化病，我从材料上知道白化病全身皮肤呈乳白或粉红色，毛发为淡白或淡黄色，由于缺乏黑色素的保护，患者皮肤对光线高度敏感，日晒后易发生晒斑和各种光感性皮炎。
我们下乡后大概是第二年或是第三年，田家翻盖新房，翻盖了五间平房，青砖墙石料到顶，当时可以说在全村是属一流的。中间一间是厨房，东西两边各两间。文孝一家五口人住东边两间，老两口与田四住西边两间。田四因为当饲养员，住在生产队里，只是白天回来吃饭。在同学们大都回城后，我就住在田家西屋的里间。
老田头很有经济头脑。生产队搞副业活动时，生产队长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他的菜园子也种得和别人不一样。我记得每年一入冬他都会在屋前的园子里，用塑料薄膜扣一块韭菜地，大小像一块水稻育苗池。大约到春节时，头刀韭菜就可以割了。割了后背到大虎山去卖，那时能卖到八角一斤。自己是舍不得吃的。这个价钱我至今不忘，因为那时八角钱是个很大的数字了。当然这小块地的产量也不多，一次也就能割不到十斤，但是能卖个七八元钱也是可以了。我们队一天的分值好的年景也就三五角钱。他在自留地里种了黄烟，黄烟的质量也好，除了自己家用外还能上集市上出卖。后来我回抚顺后，他还到抚顺卖过烟，但是没到我家来，下车后卖了就回去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老田头还有一嗜好，就是白酒。那时农民也不喝别的酒，每天晚饭都要喝点。他也经常让我陪他喝酒。没什么下酒菜，最多的是葱蘸酱。有一天是连雨天，干柴不多了，于是用曲麻菜蘸酱我们俩就喝上了。曲麻菜，也叫苦苦菜，当地非常多，孩子不大就挽个小篮子与母亲和奶奶下地剜曲麻菜了。菜剜回来后有两种用途：一是人吃，二是喂猪。在青黄不接，地里菜还没下来的时候，就吃这种野菜。现在城里人讲究了，要吃绿色食品，就想要吃这种菜了，在饭店里价钱还不菲。可是我在饭店从来就没要过这种菜，下乡这些年吃得太多了。
有一天，我刚进屋，老田头对我说家里的一只小猪死了，让文孝埋在门前的园子里了，真可惜，问我敢不敢吃。我说敢。于是我们俩人就把小猪挖了出来。我用开水把猪毛去了，内脏也去了，放在锅里煮了起来，煮的时间是够长的。我们爷俩就吃着这病死的小猪喝着酒，当然猪肉也没什么味道了。以后我想起这事还真有些后怕，万一老头儿吃出点什么毛病可怎么办啊。
田文孝的老母亲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我们叫她大妈。她对我很是疼爱，缝洗衣服、被子，她都要为我做，当然我也要自己做。她总是说可惜了你这个人了，我说没什么可惜的，命就是这样了。
田文孝的爱人我们都叫二嫂，人很勤快，会织布。在这里我看到了纺棉花、织土布（也叫家织布，以区别于“洋布”）。细的土布，用来做衣服，当地社员一般都穿这种布料做的衣服，不管是对襟的还是制服式的。粗的土布用做装粮食的口袋，这种口袋我还拿回家几个，因为那时我们家已经搬到新宾农村去了。
文孝有三个孩子。老大和老二都是男孩，一个叫田飞，一个叫田跃。最小的是女儿，我们下乡时刚刚出生，叫小红。后来我住在新钢烧结大院时，田文孝带她来过，这时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我们一起照了张照片。那时我的女儿还不到三岁，在照片中就像个布娃娃。
文孝当了支书后，作风还是很严谨的。我和他的私人感情很好，但也借不上什么光。我遭受笔墨之灾的时候，正是他当书记的时候。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他也没办法为我开脱。
在退休前，一次我到锦州出差的时候，在宾馆曾给他打过电话。我先问了114查号台，打听北镇县吴家乡徐家村的田文孝，一下就查出了。我给他打了电话，他曾伤感地问我，在有生之年还能否见面。之后我每年都要给他打电话，问一下生活状况。知道后来他调到了乡农机站工作，二嫂也当上了小学教师。最近我知道他得了脑血栓，现在还是轻微的，而二嫂脑血栓已经四年了。大儿子田飞务农，已经有了孙子了，二儿子田跃中专毕业后在铁路上工作，家安在了沈阳。小红也在乡农机站工作，儿子大学毕业后现在在深圳工作。我想文孝的晚年还是可以的，比我大四岁，已经四世同堂了。而田雨恒老两口早已经去世了。

龙行天下

数理才华乡下显，
篮知编织技巧鲜，
房东一家皆干部，
对待知青友爱先。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8-6 09:00
数理才华乡下显，
篮知编织技巧鲜，
房东一家皆干部，

多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19

路在脚下（七）

张重辉

工厂生活篇
工人生活
1974年底，又一次知青抽调工作开始了。那年同学赵青回北镇县抽人，他是在1971年抽调回城的，现在在市劳动局工作。这次他把我接回了抚顺。这年底，我的手续办完了，他问我愿意去什么地方工作。我说，年龄已经不小了，不要再学徒了，最好找个工资高点的单位。他说那就到钢厂去吧，钢厂工资比别的单位高，二级工工资为4074元，而其他单位是3860元，而且还有保健，一个月可拿50元左右。这个数目在那时是很诱人的,每个月相当于多拿了30%。在他的指点下，我去了新抚钢厂。在新抚钢厂的工人生活，在我一生中留下很深的烙印，现在在睡梦中，还经常回到车间劳动——天车在头上行走，轧钢机轰鸣。
新抚钢厂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建设起来的。我记得大概是在1959年上小学的时候，班主任刘毓贤老师领我们开主题中队会，就是参观的新抚钢厂。当时我是中队长，先来联系，然后全班同学来参观。那时这个厂还只是在一片荒地中的几个建筑，而那时的望花地区，也就是一片房屋夹一片荒地。且过了瓢儿屯站往西，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水泡子就是荒地。所以在到新钢报到前，我心中的新钢还停留在1959年时的印象。哪知到了耐火厂车站下了三路公共汽车，才发现新钢已经成了一片宏伟的厂区。
我进厂时，厂里的生产车间有烧结、炼铁、一炼钢、二炼钢、650轧钢、轧钢、钎子钢等七个生产车间。其中炼铁、一炼钢和轧钢三个车间是“文革”前建的，其余几个车间是70年代初建设的。特别是650和二炼在当时是比较“现代化”的。当然二炼车间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达产，而且工作条件也很恶劣。但650车间在当时确实是比较好的。而烧结是最不好的车间，主要是工作环境不好，所以回城知识青年到新钢，凡有门子的，都是在650车间。而我被分到了轧钢车间，这就算不错了。
到轧钢车间是下午了。这时正是冬天，厂区的天灰蒙蒙的，到处是蒸汽，看上去就跟过去在黑白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看到的工厂一样。机声轰鸣，刚走进厂房时震得耳根都疼。在车间办公室，人事员郭师傅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并让我先帮他做一些文字东西。两天后把我分到了搬运，做搬运工。他说我戴眼镜，在轧机前工作不方便，所以还是去半成品库当搬运工。
半成品库的负责人是张玉祥。郭师傅带我去见了他。后来我知道张玉祥是个转业军人，据说在抗美援朝中做过连长，责任心很强，但人很倔。张玉祥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不知什么原因，作为一个当过志愿军连长的他，居然不是共产党员。多年后我已经到了市政府政研室，一天在望花体育场里又碰见了他。我领女儿蕾蕾去溜冰，而张玉祥那时已经退休，可能在那里挣补差。他见了我就说到市政府工作很好，将来工资可能到两三千元。可那时我每月工资还开不到一百元。所以也就听听而已，但今天看来，他当时说的是对的。
来了以后就开始三班倒，每一班组四个人。我在丙班，我们班组的小组长叫徐茂盛，那时已经五十七八岁了。一位是沈阳知青小韩，后来他调回沈阳，但调回后不久，因车祸丧生。天车工是苑金城，这是个活宝。小韩走后印玺忠调来。印是个半工半农，即妻子是农村户口。在新钢，乃至全中国，这样的人也不少。
苑金城比我小一岁，但却是个老工人，1965年就上班了。他的大舅哥是当时的市计委主任，是厂党委书记王新典介绍的。文化大革命时小苑与王新典是住牛棚时交下的朋友。小苑是造反派，王新典是走资派，两人关在了一起。小苑在那里照顾了王新典，所以王新典重新掌权后，也照顾小苑。不过小苑没什么文化，所以就不能重用，只好当个天车工。小苑想开汽车，但他嗜酒如命，王新典也不让他开车。我们是倒班作业，他是除了上白班外，上二班和三班，到班上时都是带着酒气来的。我和小苑经常在一起喝酒。有一次我和他到南关的一家饭店喝酒，吃冷面。那是个冬天，但他说这朝鲜冷面冬天吃了可以保暖。在周总理故去时，我们一起到市内看电影，关于周总理访问朝鲜的。这是部纪录片，我们都有一种预感，觉得以后不会让放这部电影了。在看电影前，我们到大楼前的一冷食店喝了一盆啤酒。那时都是散啤酒，我们每人要了二十碗，装了一洗脸盆，放在桌子上慢慢地喝。
我们的工作任务有两项：一是把从炼钢车间运来的钢锭或650车间运来的钢坯从车上卸下来，并记下钢号和存放的地点；二是根据发料单把钢锭或钢坯从置场运到加热炉前。那时每班的产量不过百吨，一般也就是五六十吨。刚进入车间时，对于天车吊着钢材、钢锭、钢坯在头上隆隆而过感到十分紧张，连晚间做梦都梦见头上过吊车，后来也就习惯了。但在车间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进入车间就要穿上劳动保护，如头顶安全帽，脚穿大头鞋，手上戴防护手套。我们把钢锭、钢坯送进厂房，由轧钢的炉后工接收。和我在一个班的一个炉后工叫肖汉，那时他可能有四十多岁，一看就气质不同。后来我听说他是黄埔军校最后一期的。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了工人。我离开新钢后他也离开了，到了市政协还是什么地方。我到政府工作后也见到过他。
那时的生产和现在是天壤之别。那时我们厂生产计划总是完成得不好。我们厂的目标是年产量双十万吨，即十万吨生铁、十万吨钢。但钢产量总是只有八九万吨。而现在经过改制后的新抚钢铁公司的综合生产能力年产生铁三百万吨、钢三百二十万吨、商品坯材三百一十万吨，职工六千多人，而我在厂时职工有万人。所以当时我们的工作量是不足的，一个班八个小时，能做上四个小时就觉得多了。我们半成品库干的活，每班一般不到三小时就完成了。生产一线上的工人也是一个岗位两个人，可以换着干。现在我有一个亲属在这个厂650车间，他说现在一个岗位就一个人，没人替换。人少了，产量却高得多。这就是改革后的成果吧。正因为这样，我们半成品库就自作主张实行大班倒，也就是二班三班连着上，每班工作十六个小时。这样二班和三班的工人可以互相串休，即今天晚上我们上，你们组休息，明天晚上你们组上，我们组在家休息。有一年春节，除夕夜我们班组正好上夜班。那时我们搬运开始倒大班了。上大班的时候，一般是在前半夜多干点活，把料发足，把车卸完，然后在休息室睡觉。等早上五点多钟起来看看，如果炉后料够交班的话，就不干了，即使后半夜来车也不卸了，留给白班的人干。这年三十晚上我们组正好是上夜班。前半夜我们把料供得足足的，炉后料都放不下了，车也卸完了。不到晚十点小苑和印喜忠就回家了。等到快半夜时，我和徐师傅看看料足够干了，我就对徐师傅说你也回家过年吧，明早我来看看就行了。徐师傅回家后，我也回家睡觉了。我家就在烧结大院里住，离料场也就二百米。等到早上五点多钟我起来看看，不料这个班的轧钢工人干疯了，料不但不够交班，连当班也不够干了。我只好自己干，先找到要吊的料，然后把吊车开过去，把链子放下来，人再下来，把链子套好，再上车把链子拉紧，然后再下车到料边看看是否套好，套好了就上车吊起，开到门口，放在轱辘马上，放的时候也要先放上，链子不能松，然后再下车看看是否放好放正，放好了就上车松链子，放不好还要重新放。这样吊一吊料要上来下去几次。如果请车间的人来帮忙，那当然省事，但那样一来，人家就会知道你们的人早走了，影响不好，所以不能这样做。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早上有霜，龙门吊车的铁梯上有霜，很滑，我穿的又是大头鞋，鞋底硬。最后一次上去的时候，一滑，小腿的迎面骨碰在梯子上，把皮硌破了，当时只觉得痛。上去后把料放下，送到车间后，就去了厂卫生所。卫生所的医生给我缝了几针，还说这样的伤，怎么你自己来，班组也不来个人，我也没说什么。
第三天再轮到我们上班的时候，我没去。大家才知道我受伤了，徐师傅感到很对不住我。徐茂盛是一位老工人，我们班组的小组长，当时五十七八岁。像他那个年岁的工人，大多是关里人，大概是山东人。头发稀疏花白，前额光秃秃的，人非常老实，是个典型的老工人形象。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们俩便无话不谈了。因为我们小组只有四个人，而那两位又经常不在岗，所以在干完活后，我俩就在一起闲谈。他从小做工，十几岁在当时抚顺有名的康把头家当小孩，即小佣人。康把头是抚顺在伪满时的一个大把头，大概光复后还是解放后被镇压了。但据徐师傅讲，康对他还是不错的。徐师傅讲过抚顺有名的骨外科大夫迟先生是如何在抚顺立住脚的。迟先生刚到抚顺时，没有什么名气。正好矿上一位工人被砸伤了腿，伤势很重。这时有人给康把头提到抚顺来了个迟先生，于是康把头就说，把他找来给看看，治好了就给他扬扬名。结果，迟先生还真把这个工人治好了。于是迟先生就在抚顺站住了脚，出了名。徐师傅还给我讲了许多那个时候的故事，年头多了，我都忘记了。徐师傅非常能干，按照当时的说法，像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但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幸：1977年或是1978年，我还在车间干活，还未上工人大学，徐师傅要退休了，退休手续都办完了。他那一批的临退休的人都不来上班了，但徐师傅还上班，因为退休的会还未开。但就在要开退休职工欢送会的前三天，悲剧发生了。这天是白班，我们照常往车间内吊装钢坯。龙门吊把钢坯吊放在轱辘马上，但吊装的钢链被压住了。就在徐师傅指挥慢慢上抬时，轱辘马穿了出来，一下顶在了徐师傅的腿上。腿后面就是龙门吊的钢架，徐师傅的腿断了。
徐师傅被送到了中医院，把断骨接上了。老头很坚强，不吭一声，这是同床的病友说的。但第一次接骨不好，腿接得不正，如果就这样了，会影响走路，如果重新接骨，会很痛苦的。徐师傅要求重新接骨，这次老头可受了罪。以后我离开新钢后，还见到过他。
进厂后不多时间，开始了“追查政治谣言”。那时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什么的。尽管“文革”还没结束，政治运动还在进行，但群众的积极性却比“文革”开始时差多了。这时领导也是走过场，会上号召群众查政治谣言，查所谓的小道消息。领导说，现在小道消息满天飞，大家要查查看是谁讲的，听谁说的，是不是从厕所听到了也回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暗示不要揭发是谁说的了，就说是在厕所听到的。这样各单位在追查时，人人都说什么事是在厕所尿尿时听说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了。这样所谓的追查政治谣言、小道消息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在当工人时还碰到了要涨工资，大概是在1977年还是1978年。那时职工已经十几年没涨工资了，最近一次涨工资还是在1964年或1965年，算来已经十三四年了。
当然像我这样进厂年头短的回城知青对此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但是老职工却不是这样。工作了多年，这次涨不上，下次还不知什么时候呢。而涨工资还是按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二十还是百分之四十。厂内为了这事发生了悲剧。一位职工因为没涨上工资，跳进了高炉渣罐，化成了青烟。好在以后国家改变了调资的方式，从按比例调变为普调了，否则造成了职工队伍内部的矛盾，领导也不好调解。我就这样在工人的岗位上工作了四年，后来就上了厂工人大学，离开了工人岗位。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0

路在脚下（八）

张重辉

“五保”生活
我结婚后没有住房。那时新婚的夫妇一般是住在父母家，很少有人一结婚就有自己的住房。那时我的父亲住在单位上，就是新屯的抚顺矿务局干校。而母亲还住在新宾农村没回来。我结婚时就住在了大舅哥家，也就是我爱人的娘家，因为她一直就住在她哥哥家。我们的新房就是她原来的卧室。大舅哥家住在北厚的化工厂住宅区，平房，两间屋。院中还建了一偏厦，盘上炕一样住人。
住了约半年，爱人怀孕了。按传统说法，出了门儿的姑娘是不能在娘家生孩子的，这样我就要找房子了。那时住房都是要靠单位分配的，而能分到房子的人，工龄起码得十年二十年以上，年青人是很难的。买房一说，那时是没有的。因为那时房屋都是公有，私有房产很少。
这时候我的大舅嫂就帮忙想办法了。我们新抚钢厂是1958年建成的。当时是按从选矿到出钢材全套工序建设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大跃进的后果，选矿工序没上马，只留下了空厂房。这些没用的空建筑就被厂内没房的工人用来当住宅了。厂房、传送皮带走廊都被间隔成一个一个小房间，住满了工人和家属。由于这里紧邻烧结车间，所以这个“住宅区”就叫烧结大院。在这里住，房费、水费、电费都不要的，烧的煤也不要钱，厂里煤堆有的是。所以人们都把在这里的住户叫“五保户”。尽管这里住房狭窄，环境很差，但也是住得满满的，没房的人想进来住也是不容易。那时刚巧大舅嫂的一个工友分到了房子，他原来在烧结大院住的屋子就空了出来，大舅嫂就给我要了来。于是我就开始收拾房间，用报纸把墙糊上，门窗都收拾一下。收拾后就用一手推车把家搬了过来。
我们住的这房子，面积不到十平方米，间隔出一个小厨房，剩下的卧室也就只有七八平了。除去一铺炕，地下也就剩下一米宽的过道了。炕头放了两只木箱，其余的可以躺三个人，还不能太胖的，两个大人一个小孩正好。房间是向阳的，可是窗外就是烧结车间的矿粉料场，装卸矿粉的列车来回调车，所以基本不能开窗。这里原来是用做电机房的，孤单一间，还是二楼。等于是上下左右都是冷山墙。房屋的三面是砖墙，一面是用空心预制板立起来间隔的。我怕冬天冷，在这面墙的里外都用泥抹了一层，里面还用旧报纸糊上了。谁知到了冬天，一天晚上我们睡得正香，被“哗啦”一声弄醒了。开灯一看，墙上的墙皮脱落了一片，下了炕一看，抹的泥都成了稀泥了。原来由于墙上的水汽吸得多了，而预制板又不吸水，所以当时干了的墙皮就变成稀泥了。因为屋子小，所以开始时我没在室内安炉子，这一来，我也只好在室内安炉子了。屋内小炉子一烧就暖和了。到了开春后，就把炉子拆了，否则屋子太狭小了。由于我们住的是二楼，楼下是空的，而脚下就是一层预制板，冬天睡觉把鞋脱了放地上，第二天早上穿的时候，把鞋拿起来一看，放鞋的地方有一白霜的鞋印。好在我们烧的煤是不花钱的，取暖没问题。
用水就在厂内的自来水龙头上接水。这种水龙头到处都有，一根扁担两只水桶就挑回家了。烧煤就在厂内的煤场拿，有用小车推的，有用土篮子挑的，也有用编织袋背的。当然不能明目张胆地去，要在晚上天黑时去。尽管偷煤是谁都知道的事，但也要给看煤场的工友点面子。用电就是各取方便了，离哪里的电源近就在哪里接，当然这是不安全的，但是工人都是万能工，即使自己接不好，找个电工就接上了。其实那时各家也没有什么家用电器，就是照明用电而已。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是半导体的，冰箱更是想都没想过的。而电炉子，虽然有用的，但是绝大多数人家不用，因为煤有的是，烧火做饭取暖都行，一举多得，谁还用电炉子！但是由于住的人太多了，各家接的电线互相交叉，很容易出事，所以厂里也是多次清理，就是把私接的电线都剪了。但是不久大家又都接上了，就这样一年要反复几次。
我在这里住了三年，享受了三年的“五保”待遇，女儿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后来厂子要建小型轧钢车间，用到我住的这个旧厂房，就把我们在这里住的几户人家动迁出来，在厂外建了两栋平房。我们搬了出来，住上了新房，从而结束了“五保”生活。

我的大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全国上下呈现了新的气象。我开始对我所从事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工种不满意了。我几次向车间领导要求换个技术含量高的工种。我是高中毕业，这在那个时候算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了。因为十年动乱，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厂里工人大部分是初中文化程度，有许多是上了一年初中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车间主任王维新，一个好好老头，总是答应，说等厂里再进新工人时，就把我换出来。可是几次进新工人，也没把我换出来。这时，国家宣布要恢复高考了，可是当广播中播出恢复高考的新闻时，我正在用手推车推爱人去医院生产，小宝宝就要出世了。而这时，我俩还在厂内烧结大院里住，如果我走了，厂里不让她们母子住怎么办？那时我父亲虽然已经调回城里，可是母亲还在农村，无法依靠。还有一个原因，按照当时的招生政策，我由于工龄不够不能带工资上学，这对我们来说，经济压力太大了，于是我就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机会。我记得写水浒的施耐庵老先生说过，人十五不学不应更学。就是说做什么事都有时间段。学习也有时间段，过了时间段了，就不要学了。而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早就过了上学的时间了，就不要上学了。也许是我天生注定不能上大学的，建国初，父亲应聘从上海来东北，我和母亲留在了家乡江苏同里。那里上学的年龄普遍很早，四五岁就可以上学了。也就是相当于上幼儿园大班。可是父亲说来东北吧，来东北也能上小学。结果来了后，不知是什么原因，这里的孩子上学的年龄都很晚，一般都是八九岁才上学，还有十岁以后才上的。我一下子晚了四年才上小学，否则“文革”开始时我也大学毕业了。这样一想我也就心安理得了。谁知后来又发生了变化。
不久以后，厂里贴出通知，准备成立厂职工大学，面向全体职工招生。后来我了解到当时的厂领导班子特别是党委书记王新典看到了厂内职工队伍知识的缺乏，国家由于多年大学没招生，大学生十分缺乏，厂内所需要的大学生上面一时解决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厂决心要自己培养，成立工人大学，办机械与电气两个专业，并与东北工学院合办。由东北工学院负责专业课的讲授和提供实习场所，学员是脱产学习。这样就给了我一个上大学的机会。1979年3月，我进入了新钢工人大学，入学考试的成绩是第一名。开始我报的是机械专业班，进入学校后，校长周继远找我说，看你的数学考试成绩好，数学好还是学习电气吧，于是我就到了电气班学习。
1979年到1982年，这三年多的学习生活，对我后期的人生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时职工大学的学习气氛，与现在的各种成人大学不一样。参加职工大学或电大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像我这样的人。由于在“文革”期间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因此十分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那时我们学习高等数学，都是拼命做习题，几乎把书上所有的习题都做遍了。我们的学习成绩，按照东北工学院的老师的评价，是不比正规院校的学生差的。后期我们上专业课的时候，学校从东北工学院聘请教授来讲课，这些老师一开始对我们的基础有些怀疑，但上了课以后，就觉得这些学生的基础还是不错的。
我们这批同学，可以分成老中青三代。其实每代也就差三五岁。比如有几个是和我一样都是高三毕业或高二学生，还有一些是中专毕业。年纪最大的学员是“文革”前就高中毕业了，他大概比我大三岁。稍小的是一批“文革”前的初中生，最小的两个是1975年中学毕业下乡，两年后抽调回城，进入新钢，其中就有党委书记王新典的女儿。我们这批学员不管学习基础如何，学习的劲头都一样大，学习基础差的都很努力，并向学习好的请教。
在我们厂工大开学后不久，国家举办电大，我们厂也办了电大班。工大和电大同归厂教育科，校长都是周继远。一年后，围绕我们工大的文凭出现了问题——工大的文凭是否为国家承认？学校在做上面的工作。我们为了保险，都参加了电大的各科考试。为了与电大同时结业，我们每次都要考不少课。我记得有一年我一次考了六门功课。因此在毕业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拿到了两个文凭。
实验课是在东北工学院上的。那时东工的电子计算机的输入还是用打孔机，而存储器还是二极管的。1982年，我们毕业了。这次能够脱产三年半的学习，应该说是我们厂领导重视培养人才的体现。特别是党委书记王新典，顶着相当的压力——据说有人说他办学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女儿，他说如果是这样，我可以让我的女儿退学，但是学校还是要办的。就这样学校终于办了下来。
三年的学习扩展了我的知识面。特别是学到了学习方法和认识问题的方法。尽管这三年在书本或课本上学到的具体内容在以后的实践中用得很少，但是改变了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特别是数学的学习，微分积分、线性代数、场论等，看起来与生活不着边，但是却增加了人的逻辑思维，增多了看社会的角度。通过学习自动控制理论，知道了负反馈可以增加系统的稳定性，正反馈虽能增加系统的放大倍数，但不稳定性也增加了。从而引申到社会。我想，社会舆论是最好的反馈，如果压制社会舆论，也就断了负反馈，社会就不稳定。当年亩产万斤，就是一种正反馈，也就是放大的倍数越来越大，牛皮越吹越大。而文化大革命就达到了顶峰，社会极度动荡，就是听不得反对意见，切断了负反馈的线路的结果。三年多的学习生活结束后，我也开始了新生活，从工人岗位上走了出来，但又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