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青部落一一延安南泥弯北京知眚林

袁晓忠 · 发表于 2016-12-7 17:16:49

心系南泥湾——北京知青林纪实

新西部网
7-8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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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他们曾经是黄土高坡上一批批生龙活虎的知青；半个世纪后，他们都已两鬓斑白，却再次将自己浸淫进这片山沟沟里。
他们开建知青林的初衷，不仅为了能更多地帮扶困难知青，更是为了永久的记忆；他们艰难地坚守在这片热土上，用汗水滴灌出绿树成荫的南泥湾。

立于南泥湾桃宝峪村口的北京知青林纪念碑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风光……”
前往南泥湾采访的路上，脑海里一直鸣响着半个多世纪前的这首歌曲。
黄土连着天，沟壑草不生。这是曾经的南泥湾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但是，到了新的世纪，经历了退耕还林的南泥湾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其中，位于南泥湾桃宝峪村的北京知青林，在整个南泥湾的万亩绿海中更为引人注目。
京腔京韵老知青
下了南泥湾高速收费站，继续前行五公里，在桃宝峪村的村口，立有一座醒目的“北京知青林”纪念碑，右侧是一块镌刻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南泥湾综合教学基地”大字的巨石。沿着村道继续前行，在一个僻静院落的门口，记者看到了一块“延安风华北京知青林”的牌子。
车开进院落，就有两个满口京腔京韵的人迎出来。其中一位面色黝黑，颇显苍老者，便是著名的北京知青林发起人周福生。另一位是比周福生大三岁，但从面容和精神状态上都与其有着天壤之别的张文川。
周福生1952年生于北京，1968年初，16岁的他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来到延安安塞县肖官驿插队落户。
“那会儿延安是多么令人向往的革命圣地啊，有宝塔山、延河水……我们那批来的知青，可以说都是义无反顾的。”坐定后，周福生打开了话匣子。
在周福生看来，今天还能留在陕北的知青，几乎完全属于仍旧义无反顾的一个群体。
“想想那会儿多单纯，多好啊。哪像现在的人，干什么都掺合进利益得失中。那会儿我们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意识极其纯真，心里根本没有任何杂念，就是一心想在农村改天换地，在这片广阔的天地里锻炼自己的意志，磨炼人生的斗志。”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周福生对眼前的现状显得力不从心
周福生至今记得，下乡的几年里，虽然吃不饱肚子，但每天一大早照样热情饱满地出工下地，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地满地跑。“那会儿心里存着党和人民的寄托，再苦再累也是甜的。”
1971年元月，周福生被招工到延长油矿当工人，之后先后在黄陵炼油厂和延安炼油厂工作。
张文川生得眉清目秀，与他的工程师身份十分搭调。他生于1949年，19岁插队落户来到延安市宝塔区李家渠公社，后来招工与周福生分配在一个单位。他俩“知根知底”，几十年来关系一直很融洽。
“我成婚在陕北，妻子是当时的厂矿子弟，我们育有两个儿子。1992年我们全家调回北京兵器工业部工作，我在工程师岗位上一直做到退休。”张文川自我介绍说。
张文川少言寡语，文质彬彬，打眼看很难将他与知青挂上钩。
2009年，张文川退休后，有了很多空闲的时间，加之拥有强烈的知情情结，他便对爱人说想回陕北走走，看望一下留守在陕北的北京知青。
2011年夏，张文川走访陕北多地，最后来到周福生创办的北京知青林，一住就是几个月。
“2013年，我决定留在这里，帮助知青林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儿。这个事情带有半公益性质，刚好投合我的志趣，我内心拥有强烈的知青情结，否则我干嘛来这儿？就因为我和老周一样，都想帮助更多的陕北知青，为知青林的发展出点力。”
张文川自2013年4月来到南泥湾，直到春节前才返回北京与家人团聚。“过了年，3月份我为老母亲祝完寿，又起身赶回了南泥湾。说心里话，大城市的喧嚣，不及这里的山青气爽。这些年来的植树造林，郁郁葱葱的山色，和我们半个多世纪前的陕北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工程师，张文川目前在知青林项目中做着“万金油”的工作，既是水电工，又兼林场的出纳。据他说，有事干了，整个人又一次精神起来了，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与周福生、张文川交谈时，知青林场“五大金刚”中的惟一女性傅和平，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回南泥湾，她向记者打了招呼，言语举止中透着老年女性少有的干练。“你们先聊，我得洗把脸，收拾收拾仪容，休息一会儿。”
傅和平急急赶回南泥湾，是为了给两天后要在知青林举办的延安干部学院新学员开班仪式做好准备。
1952年出生的傅和平性格外向，说话利落，说出的话没有商量的余地。之后看她在林场给员工们分配工作，那股子霸气劲儿与性格柔弱的总经理周福生，形成鲜明的反差。周福生办事活像个和事佬，两个人一致认为他们之间是一种互补。“企业领导层必须要有唱红脸和白脸的，绷得太紧会断裂，放得太松会疲沓。”傅和平说。
1969年元月，傅和平到延安市延安县梁村公社插队，后招工分配到延安卷烟厂，直到2000年退休。
傅和平算是周福生最初创办北京知青林场的元老级人物。“但当时老周找我老公（也是知青）商议创办知青林时，声明不要女的，我是作为家属，前前后后帮他们的忙。初创时期缺资金，租办公室，许多日常用品都是我从家里搬去的，我是被老周关爱知青的行为感动了。”
原本是傅和平夫妇与周福生一起创办起了北京知青林场，但不久由于发生意见相左的尴尬局面，傅和平的丈夫主动离开了林场，而傅和平却在林场坚持至今，她每年回北京的儿女那里小住一段日子，以享天伦之乐。
植树造林南泥湾
说起创办知青林，周福生感慨万千。
新世纪初，一次工伤事故，致使周福生昏迷了十多天。“我的命可以说一半是知青们帮着捡回来的。”康复后的周福生萌生了反哺知青的感恩之心，决心后半辈子要为昔日的知青们做点事。他四处奔走，联系留延知青筹措了6万余元，买了米面油等物，挨家挨户送给那些遭遇困难和家境生活艰难的留延知青。
目前知青林场“五大金刚”之一的刘二顺，不仅是2003年林场的创建者之一，也是当初周福生死活要帮衬的对象。
刘二顺1952年出生在北京，16岁插队来到黄陵县阿党公社河堤村，招工分配到黄陵县陶瓷厂，后在建筑公司直至病退。
由于长期哮喘、多次病危住院的二顺身体状况一直欠佳，提前内退，加之夫妻离异，对他打击极大，甚至一度出现过轻生的念头。
本着能帮一个帮一个的初心，周福生联络了留延的部分知青，开始筹办“北京知青林”项目，想以此挣些钱，更好地帮衬困难知青。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初参与组建的12个人，最终只留下了他和傅和平两个人。
说实话，坐在记者面前的周福生如今越看越像当地的一个普通村民，与其十三年前知青林揭幕时留下的影像判若两人。短短十三年，他在南泥湾数千亩坡地上植树造林，顶风冒雨，摸爬滚打，还与当地酒厂合作创建了“老知青”酒厂。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周福生眼看着比十年前苍老了许多，且苍老得让人心惊；短短十三年，初创林场时的意气风发，变成了今天的耄耋之相，残缺的牙齿像极了被乱啃过的玉米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