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翟西滨 于 2019-12-18 16:10 编辑
乡下娃·城里娃 □张翟西滨 古代贤哲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 起名承袭族规。家族按行辈之序、长幼之别、世系次弟,族规延续了几百年乃至几千年亘古不变。新中国成立后,族规有变化,乡村也在变化。出生的后代起名大都因循时代之烙印,少有按祖上传下来的字辈起名。虽然名字不能决定人的命运,但它却一直带有时代的气息和传统文化的理念,留下了家族血统之符号。 知青岁月,我耳闻目睹到不少农家给娃们起名并非按“生辰八字”测算,随心所欲、“土的掉渣”。譬如:男娃多叫“羊娃”、“狗娃”、“牛娃”等动物名,女娃多叫“×花”、“×芳”、“×草”等花草名,我曾与一些农民谈及这一话题,有人说:“咱农家人么,斗大字不识几个,也没啥讲究,平常看惯了动物和花草,顺口一说也就叫开咧!”一次,我直截了当问一乡党:“你咋给娃起名叫‘狗蛋?’”“唉!那是小名。”“那大名叫啥?”他不假思索:“杨狗蛋。”乖乖!心想:这和小名有啥区别呢! 俗话说:“到山里打柴,到河里脱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按理是人改造自然环境,其实,许多人和事被自然环境所改造。那时,社员见了我们极少叫“知青”,多称“城里娃”。在他们眼里,虽然一起肩扛农具下地劳作,但皮肤白皙,衣着时髦,京腔京韵,未脱稚气。仔细琢磨,蛮有道理,毕竟咱是正儿八经城里来的娃(当年插队也就十七八岁)! 习惯成自然。“城里娃”只是社员的口头禅,多少平添一些乡音乡情。当年我们上山下乡,学校和家长没少灌输“要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岂知,话好说,事难做。我插队的体会,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正式参加工作前的一种锻炼,或者说是返回城市必经的一个轮回。有了这样一种心理,上山下乡之苦就减弱了许多,心理负担也会小得多。这种心理上的轻松,相信或多或少会削弱我们知青置身农村、甘当农民的真实感受,因为“曙光就在前头”。 老来怀旧。据我所知,曾经的“知友们”魂牵梦绕、兴高采烈,一路同行回“第二故乡”探望。1990年初,我招工进厂十年了,原生产队长还到企业来看我,一见如故、倍感亲热。后来,为书写知青纪实文学《青痕》,不知多少回我重走知青路,重温青春梦。一次,在街头偶遇一位同龄社员,我主动与其搭讪,一阵寒暄,他向我道出一番感慨:“你看那××,曾在我家住过,见了我、头一拧,翻脸不认人么。”我忙解劝:“岁月不饶人,或许相识难相认。”那位社员不依不饶:“我喊名字,他还回头瞥了我几眼,仍不搭理。”真的,令我哑口无言。老实巴交的农民就这么淳朴、实在和较真…… 我曾读过一篇美文,对比手法、动人心弦,内容贴切、刻骨铭心。“城里娃不管夏天有多热,父母也要在铺满地板砖的房间里备一双小拖鞋;乡下娃整个夏季都光脚片走路,全然觉不出地上粗糙的土块瓦砾。城里娃长大后,父母忧的是考不上大学如何不待业;乡下娃长大后,全家熬煎的是何时才能攒够娶媳妇的钱。城里娃假期总是由父母带着外出旅游,天南海北满中国地跑;乡下娃暑假、秋假总是跟着父母荷锄握镰,起早贪黑地往大田里钻。城里娃吃肉夹馍,吃不完了,随手一扔;乡下娃咥馍夹油泼辣子,咥完了还要把手掌心残留的馍花花一并倒入口中。城里娃走惯了霓虹灯装饰的大路,偶尔停电,便不知所措;乡下娃年少就敢走夜路,伸手不见五指,也能快步如飞,并能准确地和迎面而过的熟人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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