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 (参照叙事电影《黄金岁月》拍摄模式而作) 《原错》 【又名:灵之殇】 万缘空 著 ------------------------------------------------------------------- 2016年3月 (5)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文化失恋) 举世震惊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古今中外从未有过。这场妄图彻底摧毁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声势浩大的运动长达十年,牵涉人数超过十亿。 有人认为这样的历史悲剧今后不可能重演了。也有人认为这样的事今后还有可能再发生。甚至认为还有必要再来一次。这是政治问题,咱小民不懂政治,不好说。只是窃以为:即使要振兴中华整个国家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那也未必非得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不可吧?那可是一场打着阶级斗争需要的旗号,彻底砸烂整个人类的道德文明的十年浩劫啊! 全面反思、彻底清算文革前后反人性、反人道、反文化、反人类的荒唐的法理乱象,事关民族未来的生死存亡,也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啊! 当过红卫兵并在文革中参与打砸抢的知青虽然不在少数,但绝非全部。红卫兵是文化群盲,有爱国热情,但年轻无知,狂热幼稚。所以容易被欺骗被利用。 但在文革中,仍有为数过半的头脑清醒的“逍遥派”,他们并不热衷于参加轰轰烈烈的文革。这在当时是个全国范围内人所共知的普遍存在的公开的事实。 “文革逍遥派”多数出身于“黑七类”家庭或知识分子家庭。他们虽然年轻,却能以自己的文化良心和文化良知、独立淡定的思考,冷眼静观文革动态,思想超越乱哄哄的政治狂热。 大家“自甘落后”,群体性地、立场分明地表现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姿态。一副神思悠哉、意态逍遥的样子,故在当时就已获得“逍遥派”的精神文化美名,且无不被引以为荣。 我相信“逍遥派”这个文革中出现的词汇,一定会像“魏晋清流”、“竹林七贤”、“扬州八怪”那样,被载入中华民族文化史册,成为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文化名词。 当年佩戴着校徽“逍遥”了大约两年后,1969年,“文革逍遥派”跟红卫兵同学们一起被分配去上山下乡。 在偏远落后的山区、乡下、边疆、荒原,“文革逍遥派”始终从容淡定、坚韧儒雅。始终积极向农民牧民传播文化知识,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农村担任民办教师、农技人员、赤脚医生、文艺宣传员,活跃当地业余文化生活。他们始终具有坚定的文化信念,始终坚持学习历史文化知识。 恢复高考后,他们当中许多人凭很低的学历,考取了大学甚至考取了研究生。今有统计数字表明:在后来成为社会各界精英人士中,“文革逍遥派”所占人数比例最大。如今他们中的多数人早已超越命运、德高望重、为人楷模。 这是为什么?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做“论道不行道,行道不论道”。今天我们通过回顾与反思,确可从“文革逍遥派”们“行道不论道”身上,感受到“厚德载福”,感受到传统道德文化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和潜在于“逍遥派”表象深处的哲理、禅意和福祉。 文化反思的意义,在于让后人接受传统道德教育、得到有意义的启迪。 那几年有些外国文学名著在知青中非常流行:其中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罗亭》对文革中的“逍遥派”影响最大。 知识分子出身的罗亭作为他所处的那个毫无作为的时代的一个“多余的人”,只能“躲到温暖的一角”去寻找爱情。《罗亭》这本书在我村知青中许多人都认认真真看过、并热烈讨论过。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罗亭这个屠格涅夫笔下备受作者和读者同情的主人公,我总觉得他太堕落了。他不但夸夸其谈,都五十岁了还以自己华而不实的才学,去诱奸纯真好学的妙龄少女。这是我们这代人所鄙夷不屑的。 但在那个被我称为“文化失恋”的迷茫痛苦的特殊年代里,我多多少少还是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我19岁就谈恋爱,20岁就结婚,企图躲到“躲到温暖的一角”去过隐居的田园生活。 我妻子龚丽欣是我初中的同学。也是母校的语文老师龚文德的宝贝女儿,知青伙伴龚维山的妹妹。 因为和我和龚维山是在同一个生产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所以文革前我就经常到龚老师家,和他们一家人都很熟悉。平时和龚丽欣也有说有笑。但因为文革前她曾经是母校的“政治红人”,所以我对她并没有多少好感。 文革爆发前龚丽欣是母校年段团支部书记。不但书读得好,在学校也很“红”,即所谓品学兼优。龚文德老师视之为掌上明珠,在一大群儿女中对她偏爱有加。 遗憾的是文革一开始龚老师就被揪出来批斗了,没想到当红的团支书龚丽欣竟然无师自通地第一个主动站出来和“反革命分子龚文德”划清界限,主动上台声泪俱下地批判自己父亲的“反革命罪行”。这件事太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了。 批斗龚老师的那天晚上,我和同村的知青小何正巧去龚老师家。我们得知当晚要在学校操场批斗龚老师,就赶到学校去了。我和小何爬上校门的围墙,站在墙头看完整个批斗会的全过程。 龚丽欣是第一个上台发言的,龚丽欣发言后还有很多人继续上台发言,纷纷指着龚老师的鼻子,喊着打倒龚文德的口号。 这时我看见有四五个女同学扶着哭晕了的龚丽欣经过我身边,走出了学校大门,提前回家去了。我看见了扶她的人里,其中有两个是我初中同班的女同学。我和小何则一直等到批判大会结束,才再次到龚老师家看望他。 到了龚老师家里才一会儿,龚老师就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满面笑容地和我们坐下来在客厅里泡茶。哪有半点刚被批斗过的样子?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豁达很幽默的古汉语学者,但此时他的洒脱还是令我非常惊讶。 一会儿龚丽欣从房间里出来了。只见她一头扑到父亲怀大哭起来:“爸!对不起!”。龚老师一边摸着女儿的头一边安慰她:“没事没事!爸理解你。你别难过,你这样做是对的。”然后龚老师转身笑着对我说:“至少是必要的嘛!” 我并不敢肯定龚丽欣这样做是不是错了。因为不是她情愿这样做而是“压力”所致。但我在想:如果换成是我,绝对不会这么干。最让我怎么都不可能料到的是,过了不久龚丽欣竟然成了我妻子。但那是已后话了。 虽然那个疯狂荒诞的年代里,随大流的人比比皆是,轮番整人的事天天在发生。但作为清醒的“文革逍遥派”,能自觉抵制消沉和颓唐的人也不在少数,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特别喜欢唐代诗人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首诗,觉得自己正处于“文化失恋”的情绪中;酷似一叶无人问津的小舟,在细雨缠绵的芦苇边随风动荡... 那几年我经常向龚老师借书。我一边务农一边大量阅读了先前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和《东周列国志》《左传》《春秋》《史记》《古文观止》《道德经》《逍遥游》等好书。同时因为当时哲学类的书容易借到,便大量阅读了马、恩、列、斯、毛和艾思奇、普列汉列夫人的著作和黑格尔、康德、叔本华、笛卡尔等西方哲学家以及柏拉图、苏格拉底、阿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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