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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的变迁 ——为纪念下乡50周年而作 时光进入了2019年，4月25日这个日子也将来临，这是我总不能忘却的一天——上山下乡纪念日。上个世纪1969年的这一天，我乘坐着满载同龄伙伴的列车远赴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此也有了一个时代的称号：知识青年。 五十年啊，半个世纪，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它是漫长的，同样它也毫不吝啬地将我们从一个翩翩少年带进了迟暮老年。在这漫长的五十年里，每个人都书写了自己的人生画卷，有绚丽多彩的、有非同一般的、有普通平淡的，也有悲凉或凄惨的。有忘记了的，也有难以忘怀的。可以说，上山下乡这一段经历对每个知青来讲都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尽管它只是人生经历中的一个片段。 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正是从这一刻起，亿万民众也包括接受了不到一年初中教育的我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从这一刻起，学校不上课了，开始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向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火，向走资派发动总攻，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对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自幼就接受共产主义的教育又因为工人家庭出身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的狂热追随者），自然而然地参加了批斗校长、老师、抄家、破四旧、上街游行、撒传单、大串联等活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对领袖充满了热爱与崇拜的革命小将。“造反有理”的歌声荡漾天空、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所幸当时年龄还小，也就没有参加后来的打、砸、抢，也没参与对社会和个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过激行动。不过还是跟着高中的红卫兵同学去抄过家，也曾经往楼下扔过几个画有才子佳人的花瓶类的瓷器，现在叫古董那时叫封资修、叫四旧。那几年，因为不再上课，因为无事可做，除了参加学校（革委会）组织的例行集会、游行以外，多数情况下是在校园或校外与同学们聊闲天、踢足球、玩双杠，与邻居小伙伴们到海河游泳、街边灯下打牌、下棋或者偷偷地看些从别人手里借来的“禁书”。文革三年，多是在无所事事中渡过的。那时，叫做“逍遥派”。 1968年开始了大规模的学生上山下乡运动，到了1969年更是被推向了高潮。毛主席的“接受再教育”和“不在城里吃闲饭”，促使已经长大又无事可做的我主动报名下乡，向往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这便有了1969年4月25日上午自天津东站乘火车远离家乡的那一幕；火车的汽笛长鸣被车上车下数千送别人群震耳欲聋的哭声所淹没！那一悲怆的场景，至今不忘。 在经过三天两夜的长途旅行又在边防小城满洲里休息几天之后，我们近800名天津知青又乘坐几十辆卡车奔赴新巴尔虎右旗所属的十几个公社和牧场——车上一杆印有红卫兵三个大字的红旗迎风飘扬——毛主席的红卫兵到此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来了！ 五月的蒙古草原依然很冷，荒草遍野没有一丝绿色，大风刮来黄沙漫天。虽然对草原人烟稀少、气候恶劣心里有所准备但面前的一片荒凉仍然使我震撼：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扎根一辈子吗？ 我们天津42中的60多名同学被分配到了黄花公社。这里距离满洲里不到200里，距离旗政府所在地约60里。公社所辖面积长200里，宽60里，北到中蒙边界，南到像海一样的达赉湖。 在随行工宣队师傅的带领下，我们经过几天的学习动员，便被分到公社所辖的各生产队。由此，草原新牧民的生活开始了。 初到草原，一切都很新鲜，虽然环境艰苦但作为一群朝气蓬勃的热血青年，我们很快地适应了生活。有的人下到蒙古包与蒙族牧民同吃同住同放牧，有的人从事脱坯盖房等副业劳动甚至还要开荒种地。当时提出过一个口号；牧业学大寨！要在牧区搞半农半牧和实现定居放牧。 但时间一长，草原单调、枯燥、寂寞的生活让我们狂热的心渐渐地冷却了下来。这里地广人稀，仅有一条从西旗通往满洲里的沙石土路，一周有一次长途汽车。没有电，公社有一部手摇电话，马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每周有一位邮递员从旗里过来传送报纸和信件，看到的报纸多是两周前的，还只限于少数人有幸见到。与家里通信，来往一次也要20多天甚至一个月以上。用水较为困难，多数情况下牧民的生活用水要用装有木桶的牛车到近则几里远则十几里或更远的有水井或水泡子的地方去弄。只有夏天来到达赉湖边才能享受水带给我们的快乐——下去游泳、洗澡。达赉湖和克尔伦河盛产的鱼虾也能让我们大饱口福但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很短。冬天，雪是唯一的水源。所以水对于游牧生活来说非常珍贵，以至于牧民（我们也是）用水非常节俭，就拿洗脸来说吧，它的工具常常是一个很小的盆子甚至是吃饭的碗。特别是蒙族老人他们一般将碗中的水含在口中再吐到手上、在脸上划拉几下这便是一天中唯一的一次洗脸和洗手了，更别说清洗身子和勤洗衣服了。一个生产队加上二十几名知青也不过百十号人，游牧生活更让知青们分散各处，有时彼此数月都难得一见。这里虽然也在搞文化大革命、讲反修防修、讲“再教育”、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在抓内人党、抓逃蒙集团。但它毕竟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也没那么激烈混乱。草原的宁静与辽阔使它更像一个世外桃源。 时间在一天天、一年年的渡过，在单调、空虚、无聊、寂寞和困惑中流逝，在默默的放羊生活中渡过。除了回家探亲能够唤起希望，生活似乎没有尽头、度日如年。 如此慢慢地有人选择了离开；有的通过亲友关系或疾病等原因调回了内地、调回了天津。那时全国下乡知青有数千万，真正安心农村、边疆者当为少数。特别每逢春节知青像潮水一样的回城，它所造成铁路运输的紧张丝毫不逊于今天的农民工回家过年。而知青回城后带来的信息；农村的苦和累、给家庭、父母所造成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令整个社会苦不堪言。虽然内地的文革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仍在清算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又在声讨林彪叛国集团同时又在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抓革命促生产和强调安定团结。但知青问题的确成了社会问题，于是国家的知青政策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便有了后来的“选调”；安排部分在农村表现好的知青到当地的厂矿、机关工作，有的被选调上学。大约是1971年，我们公社也有一些知青被安排入伍参军或到公社、旗里某些部门工作，有的到海拉尔、扎兰屯等地上学，还有几名高中同学被选调天津师范学院速成培训班成为了人民教师。如此更让人心浮动起来。 1972年底，有关部门作出了将知青从牧区调离的决定；一部分去大庆，一部分去呼盟的国营农场。大庆在那个年代是全国工业的一面红旗，也是很多知青的向往。我因为当时回家探亲不在草原而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便去了位于呼盟阿荣旗的国营格尼河农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到农场从事农业劳动半年就赶上了选调回津上大学的机会。天上掉馅饼般地、令人羡慕地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宠儿，当时叫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从此命运被改写了。想想从1969年4月离家到1973年10月回津上学，离家整整4年半的时间，相较于那些在农村和边疆呆了十几年、1979年后才得以按照国家政策返城的知青而言，自己不知要幸运了多少。 1973年夏天，社会上传来了全国各大专院校要从知青中招生的消息，要自愿报名、要群众推荐、要领导批准、要通过文化考试和政治审查合格。当时到农场刚刚半年但我们遇到的是淳朴善良的农场职工和领导，他们同情知青的遭遇，他们鼓励我们报考并提供了复习功课的方便。如此心存疑虑的我以一种撞大运的态度报考了大专。其实当时是有中专考试的，以自己的学历初中只不过上了多半个学期，其实也就是小学文化，所以根本不报任何希望。但奇迹发生了，在参考后等待结果的那段日子里，突然发生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大人物的干预竟然取消了考试成绩而重在政治表现。于是，命运给予了我结束知青生活的机会。张铁生后来被冠以“白卷先生”，被称为“反潮流的英雄”，后来被“四人帮”利用，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再后来又成为了他们的牺牲品，也造就了他的人生悲剧。但从心底我从来没有憎恨过张铁生，相反我却相当地感激他，因为如果没有他的“白卷”就没有我的大学。 1973年9月底，我们被选调回津的一行5人踏上了回乡之路。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黎明时刻到家时外面的天色还是一片漆黑。父母从睡梦中被我的敲门声惊醒，当他们确信我被选调回津时，那种激动之情真是难以铭状；母亲早已泪流满面而尚未穿衣起床的父亲竟然跪在床上一面磕头一面喃喃地说着；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老天开眼让我儿回家了！按理说，在那个年代不应该感谢毛主席吗？ 我下乡那几年，父母为我操碎了心，无时不在思念着他们远在异乡的两个儿子，我二哥在黑龙江兵团，我在内蒙古插队。母亲为此哭坏了身体，每天都要靠安眠药睡眠。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些年父亲写给我的信，字里行间都饱含着父母对儿子的疼爱和思念，每当我重读父亲的信、看着父亲的字，我都会心潮澎湃甚至泪流满面。 我被选调上了天津医学院。一下子从宁静的草原走进大学这样一个全新的环境，起初还真有些不适应。课程是这样的多，学习是如此的紧张，感觉压力很大，也就特别后悔在牧区的那些年由于被心情左右着而没有好好学习、空空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大好时光。所以那几年的大学自己还是很努力的，对这种新生活倍加珍惜。虽然文革还在无休止地继续，大批判还在进行，斗私批修、批林批孔、反对资产积极法权、每天都在高呼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有后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运动和反对走白专道路，无时不在地干扰着我们的学习但我深知自己身负重任，更知道能走进大学的校园来之不易。那时提倡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因此我们在校的时间很短，只有三年半。 1975年春节后，在经过了半年文化补习和近一年的医学基础理论课的系统学习以后，我们便远赴河北省农村到当地的县级医院进行了一年的实习又叫“开门办学”——在医院里一边学习临床课一边在老师的指导下接触和管理病人，从病人身上学习相关的医学知识。那时候辽宁有个朝阳农学院，他们的教学方式就是边实践边上课，被称之为“朝农经验”。我们也采取了这个办法，也要“学朝农”。凭心而论，开门办学——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对于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工农兵学员来说，收获之丰，帮助之大是不曾想到的，以致我受益一生。 大学的几年，特别是1976年我们亲历了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重大事件；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病逝；同年清明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多年后被平反，称为四五运动），那些用花圈和诗词悼念周总理的人们遭到了镇压，被打倒后复出、工作不久的、大刀阔斧般地要进行整顿的、曾经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再次被赶下台。大概是5月，有着崇高声誉的开国元老朱德病逝。7月28日唐山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还记得当时我们在天津拖拉机厂保健站毕业实习，第二天便发生了地震。于是我们全身心地参加了抗震救灾。地震几天后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来到天津慰问，在天津拖拉机厂的群众大会上，他告诉大家，唐山地震损失巨大，其伤亡相当于一个淮海战役！在总医院看望伤病员时，他鼓励医务人员要积极救治伤员，特别是要争取让那些截瘫病人重新站立起来。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10月6日靠文革起家的、被称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遭到逮捕被赶下台，称之为十年浩劫和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宣告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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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5 15: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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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25 19:51:34
发表于 2019-4-26 07:3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