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右派老师们

特木尔朝鲁

上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后,我们组的同学正在教室做值日，突然倒垃圾的同学匆忙跑进来，说校门口有同学正在骂崔老师是右派。崔老师是个瘦高的年轻人，他从来没教过我们，听那个同学一说我们才知道他是右派。

我们跟着那同学来到校门口，传达室窗外围着十几个学生，他们正乱哄哄地喊着“右派！”“坏人！”崔老师在屋内桌前低头默默坐着，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向窗外看了一眼，又迅速把眼光移向桌面。我们看了一会儿就回教室了，回家的时候传达室内外都已经空无一人。

后来有同学说，我们回去之后崔老师曾对窗外喊叫的学生们说“我错了”，听到这话后我想起他向窗外的那一瞥，无助的目光中似乎又包含着悔恨和伤心。以后在学校再也没见过崔老师，我不知道他因何被打了右派，不知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透露出他是右派，也不知那天学生们是自发去斥责他还是被什么人指点的？

上中学的时候教初中数学的有位王姓老师，我们是在操场认识他的，他双杠玩得很出色，能做许多高难动作，课外活动时总有不少学生看他在双杠上锻炼，有喜欢体操的学生也向他求教，后来知道他是右派，应该是摘帽右派吧。

文革初期批斗他，跟他学双杠的同学传出来，他是在复旦上大学期间被戴上右派帽子的，打右派前他还是团干部。后来有学生打老师，他被一帮初中的小家伙下毒手打进了医院，听说他病房的护士后来成了他的妻子，有老师背后说他人样不错，又是名牌大学毕业，就是因为一顶右派帽子，三十多了找不上对象，这回总算因祸得福了。

恢复高考后有同学如愿进了大学，分配后又回到了母校，王老师见到他高兴地说“我现在是党员了”，同学从他那真诚的兴奋中似乎看到了当年的团干部，他感慨“王老师的妻子同时呵护了他的肉体和灵魂。”

我上初二时学校新来了一位李老师，他不像其他新分配来的老师那么年轻，看起来已经有三十多岁了，圆圆的脸庞上胡子茬明显有些长，身上穿的衣服显得有些不合身。那一天我不知何故去语文教研室，见到一位女老师正要帮助他，问他要不要这样要不要那样，他一概笑着谢绝。后来李老师成了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教了我们一学期后调去教高中学生了。

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才隐约知道，李老师大约是先工作后又上的学，大学期间是右派校刊的编辑，判刑后妻子与他离婚了。他释放后我们校长惜才要了他，他来后其他老师也并不歧视他，这并非是与他同流合污，他刚报到时关心他的那位女老师，平日里觉悟很高，而且还是“革干子女”。

李老师人很风趣，课也讲得很好，他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自我介绍，抓起粉笔在黑板上写“老子姓李”，学生哈哈大笑，他解释“我说的是古代的老子，他叫李耳”。他也是个不拘小节的人，衣着随便，上课时有黑板擦不用，板书错了就用手擦，下课时抓起帽子扣在头上就走，不管帽檐是否歪了。

他喜欢下象棋，课外活动期间经常见他和其他老师在校园里下象棋，有个阶段学校老师盛行下围棋，他是后学围棋的，但是棋艺却提高得很快。有一次他和棋艺最高的那老师对弈，他落子后那老师陷入长考，他得意地说，“没救啦，日本人来了也不顶了！”围观的同学觉得很好笑，因为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针对个别住校生洗碗后不关水龙头，领导曾用“你以为用的是日本人的水”批评，事后才知道李老师这话和领导那金句没关系，自从吴清源去了日本，小鬼子的围棋水平逐渐称霸，在当年一直是顶尖水平。

文革期间他被一个学生打得半死，传说他半趴在地上咬紧牙关，双手抓在椅背上把椅子弄得嘎吱乱响，而他愣是一声没吭。事后他和别的老师说，我都没教过他，也从未和他打过交道，这样打我毫无道理。有人解释打他的人出身不好，痛打右派表示自己是可教育好的子女，已经站在革命一边，只不过与自家划清界限却去打别人家的人。

听有的老师说我们下乡后工宣队来了，后来召开大会宣布把李老师从教师队伍清除出去，坐在李老师前面的一位体育老师马上站起来，回身握住李老师的手连声说“恭喜恭喜！恭喜脱离苦海！”把工宣队气得直翻白眼。

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各个都是刺儿头，音体美教研组因此也成为骂领导的地方，有个教导主任甚至形容那地方是“小台湾”。工宣队当然知道这战斗的传统，而且那体育老师也当面顶撞过他们，还豪爽地拍着胸脯称“八代以上都是贫农”，考虑体育老师也没什么文化不会太反动，最终大度地放过了没文化的体育老师，其实人家是师院体育系毕业的。

李老师没有等到那个日子，家人收到给他平反的材料时，他已经病故好几年了。显然这是他的终生遗憾，但在那个年代的那种会议上，有人竟敢和他热情握手，他心里肯定会涌起一股暖流，这或许能算对没有亲身经历平反的一点小小补偿吧。

特木尔朝鲁

多年后的同学聚会，“斗老师”都是个不被提起的敏感话题，传说私下也有同学曾问起当年的当事者，除了马上翻脸的，能直接回应有如下回答——

“胡说胡说，谁给我造的这个谣。”
“有这事吗？”
“多少年前的事谁还记得。”

诗人邵燕祥被打成右派后，在农场改造时的一次批判会上，他积极表现严厉批判另一右派，平反后那人给邵燕祥写信，说那次批判会使他又一次陷入深渊，而邵燕祥你却因此解除了改造，坐着马车离开了农场。作为一种忏悔，邵燕祥把这封信完完全全地发表在他的著作中。

北大教授钱理群也在著作中曝光了一段不光彩的经历，在大学反右时他做了一段批判同学的发言，给那位同学带来了一生的伤害，而他却全然不记得有这件事了。

很钦佩两位学者勇于面对过去错误的坦荡。

加害者视之平常的小事，往往却导致被害者痛苦终生，我们知道不少人并不能做到像邵燕祥、钱理群那样，许多加害者还大度地“独自一笑泯恩仇”，甚至还谴责受害者纠结多年前的事是“小心眼儿”，但同样的事情轮到他们头上恐怕也很难做到“大心眼儿”。

特木尔朝鲁

许多时候，平常人面对各种运动是很难把握正确方向的，但似乎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利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文化，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放眼世界，无论什么阶级统治的社会，“偷盗”、“抢劫”总是恶行，总在制裁的范围内，推而广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也可作为一项对人、对群体的行事原则，例如施暴者如果突然“看到”面前是自己的家人，应该就不会下毒手。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年月被定为反动组织的某纠察队，不是因为自己的高干父母们被批斗殴打而幡然醒悟了吗？

特木尔朝鲁

有朋友看了我所写的，反对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事标准，举例说，运动初期“61人叛徒集团”某成员的儿子，当得知其父是成员之一后，一脚踢断他父亲两根肋骨，其父后来赞扬说“干革命就得有这种精神”。

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原因之一，其父在被踢断肋骨那个时候真的有这种想法吗？恐怕是平反后且是儿子进入候补梯队才说出的这话来吧；原因之二，纵然真是叛徒就可以暴打吗？就好比战斗结束，面对杀死自己战友的战俘，难道可以踢断两根肋骨以达到“干革命就得有这种精神”吗？

特木尔朝鲁

许多年前报纸上“阶级性”与“人性”的讨论吵得一塌糊涂，后来统一思想了，即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性”只有“阶级性”。

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还有个共同性，就比如上面所说，无论什么阶级统治的社会，“偷盗”、“抢劫”总是恶行，总在社会制裁的范围内。

我记得王阳明曾经和强盗在法庭上有段对话，大意是强盗说，我一个杀人放火的贼人心中能有什么“良知”？王阳明叫他脱衣服，他一件件脱下去，脱到内裤时不肯脱了，王阳明问他为什么，他说不能再脱了，再脱就露出不该露的地方了。王阳明说，这说明你“知耻”，知耻便是“良知”。

所以我认为，在对人、对群体时可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处事原则，因为想到了这点人心就会安定下来，王阳明说“心所安处，就是良知”。

特木尔朝鲁

昨晚看新闻，我们与全球一百多个政党在网上开了个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总书记在会上发言提到许多原则，其中一条是不把意识形态强加给别人，听到这里我马上想起前一两年和同学的一次争论，那时网上到处说，按规定外国在华投资企业必须设党支部。

当时我以为这是国家规定的，我说国家做这种规定不合适，根据我了解，外企并不反对员工私下设立党支部，只要不在工作时间活动，不参与企业经营，人家是不管的。但是硬性规定就成了公司行为，组织机构里就必须有了党支部，管理干部就必须有了党的书记，这对于外国投资企业、特别是对于外国独资企业是极不合适的。

同学则列举了十几条理由怼我，大意是来我们国家赚钱就得按我们国家的规矩办，不想设书记就“Get Out！”我进一步反驳他只用了一条理由，我说“假如这种做法合理，那我们国企在一带一路某个国家投资建厂，人家是否也可以要求我们设‘阿訇’或者设‘神父’？”他听了后没法反驳我但很不高兴。

昨晚听了讲话我才知道，咱们国家并没有那个硬性规定，同时我也进一步证实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适合于人际之间的交往，也适合于国家之间和群体之间的交往。

特木尔朝鲁

扯远了，继续回到那个右派老师的话题。

当初那个宣布开除李老师的工宣队Z队长，运动期间在本单位就得罪了不少人，工宣队撤了以后正赶上内蒙地区搞“挖肃”，各单位都大揪所谓民族分裂的某某党，他又积极地整肃了不少人。这运动一年后就得到了纠正，被揪挨整的人平反后满街贴大标语，什么“火烧”、“油炸”、“砸烂狗头”，Z只好逃跑了。

一开始Z家人还能收到他从不同地方发来的信件，后来就长时间没信了，家人非常担心他，妻子经常关注电线杆上的一些启示。有一次看到一则许久前贴的启示，描述的是某小站被火车轧死的无名士，年龄、面貌、所穿衣裤与Z相似，赶去后花钱雇人起出尸体辨认，确认后立即向公安报案。公安经过多轮调查，那些点火堆、架油锅、搬大石头的，都是嘴皮上的功夫，这期间没有一个离开过本地的，此案当时就不了了之了。

过了几年案子破了，是案犯自己认领了。

有个下河套地区的知青，带着队里要好的半大小子去扒火车，说是带他去天津“见世面”，上了一节闷罐车后见角落里蹲个貌似流浪汉的人，突然发现这个家伙竟然戴了一块外国表，这知青顿时产生了邪念，用车厢地板散落着的火车闸瓦，照那“流浪汉”头上砸了下去，撸下手表后丢下车厢人被卷进车轮了。据说到天津后领着那半大小子玩了一圈，给了15元的“封口费”。

抽调后这知青进了铁路某段，他在通勤车上卸了一块压力表还是什么表，被一个老工人正好看见了，回单位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觉得这人刚来就这么放肆，于是让单位的“群专”去诈唬他一下。群专的人说“我们掌握了你犯罪的线索，你老实交代！”对于低头不语的他，群专的进一步提示是“表”，这家伙当下就瘫了，一五一十地坦白了，于是马上转交公安后来崩了。听说那农村半大小子已经结婚了，15块钱换了15年刑期。

老天有眼，但Z命不该死。

人在做，天在看。

特木尔朝鲁

中学校友给我补充了个“右派”老师的事，这老师我不认识，在校的时候也没听说过他，说他右派也不恰当，因为具体什么问题给抓起来也不清楚，反正先是拘留所，后是劳改队，然后遣返到农村。

后来平反时对他迟迟下不了结论，专案组领导对他说，理论上讲他一直是个好人，因为从学校到拘留所再到劳改队，他的档案上没有任何有关问题的描述与结论，经有关人员回忆，他是凭学校书记的一个条子送拘留所的，后清理拘留人员把他送劳改队了，劳改队清理人员又把他遣送到农村了，找当初的书记了解情况，人死了。

不过专案组挺负责的，通过层层上报审批终于给他平反了，人又回到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