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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母亲
（之三）
------激情岁月
（六）不畏权势，敢于维权
自从继父入狱以后，继父所在的中学来人说有个老师结婚没有地方住，要把我们的房子间壁成两间，暂时让他住一段，不会太长时间，很快就会搬走。因为房子是中学给的，母亲不好拒绝就答应了。中学派人来把房子中间用木板隔了开来，这样我们的房子就变成了两间。中间只用一层很薄的木板隔开，说不好听的话，这边放个屁，那边都能听见。
后来我们才知道，住进来的是那个中学刚结婚的教导主任。怪不得能从我们的房子里硬挤出一间房子来。这个教导主任真的没有住多久，不到半年就搬走了。我们以为房子该还给我们了，没想到那个主任前脚刚搬走，紧接着又住进来一个人，是谁呢？原来是我们同一个楼另一个单元一个老教师的女儿，这个老教师据说在市里很有名气，他的女儿要结婚，就直接搬进了刚刚腾出来的空房中，当然这是得到中学领导的同意的。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并没有急于去找这个老教师，也没有去找中学领导，而是去了房产局，房产局的人答复说：房票就是户口，谁持有房票，房子就是谁的，其它的东西都不能证明房子是谁的。这一下母亲心里有底了，因为家里的房票上写的正是母亲的名字。
母亲和我商议，趁星期天白天隔壁没有人的机会咱们把这道夹壁墙给拆了。说干就干，转眼星期天就到了，隔壁的女人刚走，我和母亲马上动起手来拆除这道木板墙。因为是用钉子钉的，所以很容易拆除，没用多长时间，这道讨厌的木板墙就被彻底拆掉了。
晚上，这位教师的女儿回来，一看木板墙没有了，气的火冒三丈，就找母亲评理，问母亲凭什么把墙拆除，母亲的回答也很简单，因为房票是我的，这房子就是我的，你凭什么在这里住，这个女人一看讲不过母亲，就开始玩起了横的，蛮不讲理地说：我就不走，看你能怎么的。接着一连几天，她晚上都回来住在原来的床上（因为她能开自己的房门，这个我们管不了），我们也不理她，你愿意住就住吧，看你能住到什么时候？过了两天，她沉不住气了。第三天晚上，家里来了一群人，有居民组长、原来住在这的教导主任、居委会主任，还有管这一片的民警等等，坐了一屋子。为了显示他们有理，先让那个教导主任介绍情况。那个教导主任竟厚颜无耻的说，这个房子原来是分给他的，因为当时还没有结婚，所以让我们先住，他结婚时才住进来。接着这伙人就七嘴八舌的讲起来，不外乎是说，这个房子不是母亲的，是那个主任的，我们拆这个墙没有道理，应该恢复原样，让那个教师的女儿再住进来。任凭他们磨破了嘴皮子，母亲给他们来了一个“舌战群儒”，母亲就是一句话，房票是我的，房票就是户口，所以房子就是我的，我没有必要让别人住进来。一直到晚上十点多钟，弟弟妹妹们又困又累，这帮人才散去。又过了几天，这个教师的女儿一看没有办法，只好自己灰溜溜地搬走了。这件事以母亲的全胜而告终。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插曲，那个管片的民警在我们拆完隔离墙之后曾经找过我母亲，问我母亲为什么拆除隔离墙？我母亲当时顶撞他，我的房子，房票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能拆？当时那个片警蛮横地对我母亲说：你少跟我耍大小姐脾气。母亲一看这个民警这么不讲理，气愤地不再理他。第二天，母亲来到派出所，向所长举报这个民警办事不公，出言不逊，不久这个民警就被调走了。
母亲以自己坚毅的性格，不屈的精神，顽强的努力，有理有力有节地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权益。这对于一个有着“犯人家属”的背景，没有任何关系和后台，没有一点权势的母亲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这个胜利的取得的关键之处还在于母亲始终站在一个“理”字上，是因为有“理”才有“利”。
（七）学会独立办事，做事要有己见
母亲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房子，也说明一个道理，做任何事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千万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所以我们从小也养成了一个习惯，做事有主见，凡事动脑筋。
记得上初中时有一次考物理，其中有这样一道题，把50度的水和100度的水放在一起，是75度的水，是否正确？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回答正确。教室门口几个答完交卷的同学都对我喊，快交卷吧，正确。我心想，这怎么能对呢？如果是一碗100度的水和一桶50度的水放到一起，怎么可能是75度呢？这显然是错误的。我坚持按自己的观点答了卷。事实证明我是正确的。
我从小掌管家里的财物大权，买粮，买菜，买煤，买文具，买生活用品，但从没有出过差错，我也从不乱花一分钱。这和母亲从小培养我们的独立自主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凡是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母亲总是放手让我们去做，从不出面干涉，以培养我们的独立自主能力。
自从家搬到东公园以后，有很多事需要回到原老家搭连去处理。记得当时家里有一台缝纫机，机身搬了过来，但最沉的缝纫机头还没有拿回来，放在搭连的三姨家，母亲让我去搭连取回来。去搭连要先从东公园走到南台电车站。那时这一段路还没有公交车，约走40分钟，再从南台电车站大约乘一个多小时电车到搭连站下车，再步行约25分钟到三姨家。电车是按点运行的，若赶不上，就要等下一列，有时要等很长时间。回来时也是如此。缝纫机头大约有二十几斤，我用一块布包好，提起来向车站走去。缝纫机头虽然还不算很重但对我来说已经是够重的了，特别是很不好拿，抱也不是，拎也不是，扛也不是，怎么拿也不得劲，走一会就要歇一下。好不容易到了电车站，正赶上电车进站，我踉踉跄跄三步并做两步，刚把缝纫机头搬上电车，电车就开动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缝纫机头安全搬到了家里。
搬家的时候，因为有些东西不便于拿，就把它卖掉了。记得当时家里有一个青铜色大五斗柜，卖给了同院的一个彭老师，我去了几次去要钱，彭老师都以没有钱为由不给我，其实我也看得出来，他是有意不给我，想无休止地拖下去。待我又一次去要钱时，彭老师依旧不给钱，我就说：“彭老师这样吧，我家这么远，来一次就要一天的时间，我一个孩子来一次不容易，我今天不回去了，就在你家吃住，你什么时候有钱给我，我什么时候回去行不行？”说完就往他家椅子上一坐，做出一副不走的架势，彭老师没想到我能来这一手，出去和他爱人嘀咕了半天，终于进屋把钱给我了。
记得小学五年级时，因一次到澡堂洗澡时不慎将水灌进了耳朵里，引起了发炎流脓，母亲告诉我第二天赶紧到电瓷厂小医院去看一下，并告诉我要先挂号，挂耳鼻喉科，然后再看病。第二天，我来到了电瓷厂医院，这个医院在厂外，对外看病。医院不大但整洁干净，服务态度也很好，离我上学的学校也不远，我很顺利地看了病，做了处置，拿了药，打了针，也没花几块钱。以后又接连去了几次，病很快就治好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医保，但人们并没有感到治病难，看病难，看病贵。一般的病，人们都到家附近的小医院去看，也不存在医患不信任的问题。
象平日到粮店买粮，到商店买菜买东西，到煤场买煤，都是我自己独立去完成，母亲从来不跟着我，在母亲的培养训练下，我从小就能很好地完成这些事。
联想到我们现在的教育，学生的自主能力很差，很多学生都有很强的依赖能力，办大部分事情都要有父母陪同，或者由父母代办。看现在的大学生上学，交费要父母去交，床铺要父母去铺，很多学生甚至连衣服都不会洗。我曾跟一个高中生交谈过，据她讲，她从来没有自己回过家，也不知道回家怎么坐车，也不知该坐什么车。每次回家都是家里人开车来接她。试想，这样的学生将来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呢？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应该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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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 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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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 15:56:19
楼主
发表于 2017-3-2 07:3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