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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受我的一位草原知青朋友之托代为整理抄录的，因为他上网打字等有一点困难。本着尊重原创的准则，对他所写内容除了稍作修饰之外，基本上没有删改。只是他取名为“抉择”，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还是叫选择的好，于是未经他的同意，就自作主张了。好在知青命运相通，这也不是多大的问题。将他的故事发表于此，不知有相似经历的朋友会有何感想？
抉择 广受诟病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八十年代初终以“大规模知青返城”才尘埃落定。 说起上山下乡期间的知青生产、生活等诸情况，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之，全国一千六百多万的知青，是这段历史时期的“弄潮儿”，他们被当时的国家政策所决定，无从选择。无论是在农牧场或是生产建设兵团，还是插队落户的农、牧区，知青们都要接受现实的洗礼。在思想上要树立扎根思想，行动上要与当地群众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实践”。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知青们在“广阔天地”施展各自的生存本能，大势所趋。看不到希望，只好任劳任怨，利用现有条件做好了扎根的准备。 就在我们下乡的第三个年头上，国家及各地的工矿企业和全国各地院校，面向知青“招工、招生”有了些举措。这就让知青的内心燃起了一线新的希望，虽然回不到父母身边，却能离开下乡之地，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奢望。 时间转瞬到了一九七二年的下半年，我下乡的巴尔虎草原，气温也一天天地凉了下来。记得十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泛黄的草原上放羊，忽见远处一骑黑马的人急速向我奔来，直到他离我几十米的时候才认出他是大队会计的弟弟——栓柱。我与他曾在一个蒙古包生活过，我放羊、他下夜，甚是熟悉，于是便向他打招呼。说话间，他已来到我跟前，勒住马缰，跳下身来。我问他；“这么着急干嘛？”他牵着马边走边说；“你猜我干什么来了？”说完还嘿嘿地冲着我诡异地笑了笑。我愣了片刻，脑子在飞转、迅疾地在猜想；前不久有人选调到满洲里，有人去扎赉诺尔煤矿、还有去上学的、去大庆油田的。莫不是我也要被选调走了？最终我用疑惑的眼神望着他，只说了句：“你别卖关子了”。 栓柱收敛了笑容，认真地对我说：“贵生啊，队里决定让你后天到公社武装部报到，然后集合乘车去旗里体检，身体合格你可就要当兵去了”。这是一条让人无比兴奋的好消息！最后他说，“是队里的达勒嘎（队长、领导）们开会定下的，让我特意找到你，通知到本人”。我激动地拉住他的手，连声道谢，并说：“这也是我下乡前的愿望，谢谢你专程给我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没想到他却对我说：“你可以不去吗？我真不想让你离开这里。”我下乡这短短的几年光景，在牧区的生产劳动中已给牧民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甚至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孩子。此时我非常理解他的想法，近期知青们一个一个地离开了草原，这真的要当兵走了，他们心里可能有些不舍。我坚定地对他说：“如果体检不合格，我就留下来不走了，再说复员后我最终还是要回来的啊。”此时他拍拍我的后背说了句：“祝你好运”便上马离去。在去公社武装部报到的那天，牧民关其格特意为我送行。我们像父子般的边走边聊，他反反复复地喃喃地说着：“真舍不得你走，真舍不得你走。”我也反反复复地说着：“我还会回来的”。他最后说的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贵生，你可以不走的。你不走的话，我可以给你置个蒙古包，再给你几匹马、几头牛、十几只羊，我再给你找个蒙古姑娘，在这里成个家，我是可以做到的。”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让我非常感动。但最终我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草原，正式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成为其中的一名战士。 我得以实现当兵的愿望，也是国家政策给广大知青的选择。在部队里，知青战士们处处表现的积极向上，那段时间以来，我的思想、信念、意志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随着当兵年头的增加，我们这些来自知青入伍的战士，在大家心里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或是心结；那就是无论当兵多少年，终要面临复员退伍的问题。根据当时的政策，叫“社来社去”，也就是当兵时从哪里来，复员时还要回到那里去，即我们复员不能回到天津老家、回到父母身边，还要回到下乡地——牧区。知青战友们坐到一起时，每每提起这个问题，总是心绪不宁、满脸的愁容。因为我们的年龄都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光，父母为我们操心已是心力憔悴，身体状况也是一年不如一年。我们回不到父母身边不能尽孝不说，若成家立业也得有个经济基础做支撑啊！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想一想都是一团乱麻。说句不该说的话，当兵也只是离开下乡地方的跳板，可这个跳板不给咱提供经济基础，要想成家只能复员后找个好工作才能实现。还回到下乡那地方，心里却又不甘。说到这，正应了古人说的那句“这山望着那山高”，从下乡地来到部队，到了部队还奢望回到父母身边，真是“人心不足啊！”但，无论如何，我们也要为自己的命运奋争一下。 在我们团，天津籍知青入伍的战友就有三十几个。入伍三年期满时，有人退伍后确实又回到了原下乡地，有的再辗转回到天津周边的郊县，有的确实混得不错，也有极个别的人，路子较硬，真正的回到了家乡父母身边。可这样的结果也着实动用了家庭的所有资源，为了下乡后的选调，为了盼望我们回家，有多少父母为我们操碎了心、付出了不该付出的财力和精力！难道我们会无动于衷？甘愿看着家人为我们默默地付出又于心何忍？ 因而，战友们提议，我们要给领导写封上访信，反映我们知青入伍战士的难处，把我们具体想法提出来，供领导决策，一并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思来想去，大家认为这样可行，“有枣没枣打三杆子”，反映知青入伍战士退伍后回到父母身边的心愿，这不为过。就这样，大家推举我执笔，最后由大家讨论再定稿，所有人签名后寄出。自一九七七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之中，我们先后投寄给天津市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不下五封信。 尽管大家有这样的愿望和心绪不整的心情，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在部队的工作、训练和学习，大家默默地期待着我们希望的消息。 一九七八年十月的一天，我们终于等到了渴望已久的好消息；一位在师部保卫处任职的战友把中央召开知青工作会议的文件要点转达给了所有的天津战友（据说，这项政策同样适于我们）这是一个让人喜不胜收和十分振奋的消息，真可谓“苍天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复员后可以回到天津、回到父母身边了。也正是有了这个政策文件，就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我们几个天津知青入伍的战友，顺利回津到各区武装部、各区民政部门报到，又按自己的意愿选择了各自的工作岗位。 我想，我们能如愿回到父母身边，是大批知青返城的前奏。所不同的是，我们复员回到了天津是可以选择工作单位的，而大批返城回津的知青，绝大多数人是由安置机关说了算，自己选择机率是很少很少的。 这就是我们知青的命运。 2017年 7月15日 本文作者 原新右旗达赖东公社天津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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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6 0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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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7 08:1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