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幼民：山里的话，撂在脚把把

屹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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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儿缓缓地吹着，在暖春时节，给高原带来万物复苏的气息。山里干活儿的人，也变得活跃了许多。翻开的土地上，到处可以看见蠕动的小生物，人们憋了一冬的话，随着风儿，飘散到沟沟岔岔。

山里的话，撂在脚把把。在山里，话可以随便说，玩笑可以随便开，说完了，被风吹了去，撂到土里去，没人会计较，更没人去打小报告。就像许多地方的山歌，绝对不可以在家里唱，却能在山野中放荡无边。

一眼望不尽的山梁，隔开了城市的喧嚣，不便的交通，使外边如火如荼的“大革命”，无力搅乱这里传统的生活。人们春种秋收，关心的是每年的口粮；娶妻生子，过的是传宗接代的日子。最贴近的，是黄土地，是四时风雨，是乡里乡亲。原始的生存状态，保持着这里纯朴的民风，西部游牧民族遗传的放荡不羁的血脉，又使得人们粗犷、豪放。他们敢爱敢恨，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直来直去，不加掩饰。

首都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已经变成一个遥远的世界，连同它曾经给予我们的虚荣，那些应时的教科书和报纸社论，都渐渐被山里人实际的生活态度取代了。我们开始从柴米油盐而不是书本概念去思考问题。山里的话，无拘无束，用淳朴真诚的语言，重新向我们解释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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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公社干部到村上来搞路线教育，对农民讲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为了强调个人应服从国家利益，他说，你们怎么能离开公家呢，你们一天也离不开公家。第二天，农民在山里就撂开话了，我们吃粮自己种，穿衣自己织布，吃油自己榨，窑洞自己挖，用铁自己打，怎么离不开公家，倒是公家离不开我们，我们不交粮，看他县上的干部吃什么！

这话虽说有些刺耳，却也并非没有道理。山里话不必计较是非，我倒是生动地理解了什么叫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

上边号召修梯田，许多地方把山修得变了模样。老乡们说，把那生土都挖上来，修的田好看，却不长粮啊！五八年那会儿就修过田，到现在地力都缓不上来。那块田我也见过，庄稼长得确实稀疏可怜。

有一年雨水不错，收获的谷子沉甸甸的，堆满了场。我说，今年的谷子真多啊，老乡说，这还叫多，单干那会儿，我一家收的就比现在全队的还多。说这话的还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我当时不信，结果全队的人都出来作证，说他们家还不算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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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公开说集体不如单干，而且说话的是以诚实著称的陕北农民。类似的话还有很多，在当时可谓大忌，若在别处，少不了要被扣上个什么帽子。可在山里，老乡们不怕这个，他们说，我本来就是个种地的，你还能罚我个啥，那些受了上边处分的干部，就怕被赶回家种地，咱又怕毬个甚！

知青们来插队，上边讲要“扎根儿”，在农村干一辈子。老乡们说，什么干一辈子，上边是看你们这些娃们没吃过苦，叫你们锻炼一下，炼好了，还得回去，谁家的爹妈不想自己的娃呢！

这也是我听到关于插队最人性的话。那些动员我们下乡的报告铺天盖地，可有一句提到过我们的父母？

山里人也不是死脑筋，什么事都讲个理，你要说得对，他们就服。虎全子跟我说，十几年前，上边号召种苹果树，乡亲们都嫌挂果慢，谁也不愿种，南边山上有种了的，如今每年都能卖不少钱。咱眼光短，见识浅，不就吃了亏么。

还有一次，虎全子想跟我斗嘴，问道，你说是咱陕北人好还是北京人好，我不想入他的套儿，就说，哪儿的人都有好坏，不能简单地说谁好谁坏。虎全子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叹道，你这娃说得硬是有理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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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不光谝闲话，也要商量队里的事。队里有一匹瞎了眼的种马，由庚全子喂着，其他村子经常有人拉着驴来配种，想得骡子。也有时让庚全子拉到外村去配，记分员就写到：庚全子给驴配种一天。众人怎么看都觉得别扭，配种是马和驴两个之间的事，可工分是要记到庚全子头上，该怎么写，还真有点难度。大家坐在地头，七嘴八舌地讨论修改意见。有的说，应该是庚全子和马，有的说，不要写什么马呀驴的，就写庚全子到后村配种一天，准没错。吵吵半天，也没个结果。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只不过找个茬儿逗庚全子玩笑一回而已。

当然，山里话最多的还是“儿话”。“儿话”是什么，是性，是黄段子，是男女之间情爱的话题。

陕北这地方很怪，既传统又开放，人们对于性，并不认为是见不得人的丑事，相反，男女之间的嬉戏、调情，就像吃饭穿衣一样，成为生活里不可缺少的内容。他们以欣赏甚至张扬的方式，把这生命中最原始最本真的情感直白宣泄。

有人专门研究过这种现象，越是古风淳朴的地方，两性关系就越开放。相对深宅大院里封闭畸形的性观念，山野中人反而显得比较健康、朴素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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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人把相互用“儿话”取笑叫“犯”，“犯”还是有规矩的，千万不能违反。平辈之间可以，爷孙辈之间可以，而上下辈之间则绝对不行。辈份在以家族为主体的村庄里是至高无上的，但年龄却又在混淆着许多界线。有的老汉得管小娃叫爷，有的小伙子和自己的众多姑奶奶岁数相当，开起玩笑来，占尽便宜，旁人也恼不得。

干活儿的人一出村，口水仗就开始了，小伙子们一碰面，这个道：夜儿个黑里你钻到谁的窑里去了？那个反唇相讥：我咋见你刚从你嫂子的窑里出来。在陕北的“儿话”里，似乎做嫂子的最倒霉，常常成为攻击的对象，连人们的口头禅都是：“日他哥的”。

那时农村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常常男女老少一起上阵，工地上活儿干得热火朝天，姑娘小伙儿的嘴也不闲着。等到休息时，耍闹就达到了高峰，通常会有一两个小伙子跳出来充当主角，先是斗嘴，进而就要摔跤，嫂子们一拥而上，将小伙子压在身下，连抓带挠，小伙子忽尔又反上来，压得女人们喘不上气。女人们如果势力大，嚷嚷着要扒那小伙儿的裤子，别的男人也不拉架，那他只得落荒而逃。女人们要真下手，他可就输惨了。队长一声开工令，双方各自回营，继续干活儿，可欢闹的气氛会持续到收工。

谁家新娶了媳妇，可要当心，那些闲不住的小伙子有可能去听房，若是两口子亲热得过分，动静大了些，第二天到山里，会有人一五一十地端出来，搞你个大红脸。男人吃了亏，傻笑着不说话，婆姨却不干，要撕那听房者的嘴，便又扭打成一团，那小伙手也不闲着，大吃豆腐，趁机又占了便宜，大家在一旁看着，起哄助威，笑成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