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棋中王 于 2015-10-30 16:09 编辑
评工分 月牙刚刚挂上树梢,忙碌了一天的我,匆匆扒拉一口饭,撂下碗筷便赶往队部。 灯火通明的队部里,早已挤挤插插坐满了人。虽然干了一天的活,一个个都很疲惫困乏,但这样的社员大会,对每一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不能缺席。因为,这是生产队月度例行的评定工分,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没有比这再大的事了。所以每当月末这天晚上,全队百十来号男女劳力,都会早早地吃完饭来队部等候。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究竟自己出一个工挣多少工分,每个人都翘首以待。而工分就是收入分配,到了年终根据分值,给你结算年收入。故“分分小命根”,每个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都会工于心计、斤斤计较。 第一次参加评工分,我感到既新鲜又好奇。据说评工分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创造发明,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大寨式工分”成为全国农村劳动收入分配的唯一模式。“当当当”墙上的金杯挂钟打点,把时针摇向了晚上7点钟。生产队长“三老毛”咳嗽了一声,刚才还一片嘈杂喧哗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安静下来。“三老毛”简要说了两句开场白,一月一度的评工分便开始了。会计宝岱打开全体劳力的花名册,依次喊名字。叫到谁,由谁自报工分,也就是自我评鉴,然后“三老毛”问大伙行不行,只要大伙异口同声地喊“行”,群众评议这关就算通过了。接着再进行下一个。倘若大伙对申报人自报的工分有异议或不同意,会场上的回应就会和者盖寡,甚至出现无应答的冷场现象。显然,这是申报人给自己的工分报高了。这时主持人或其他人会给出降分的提议,直到表决通过为止。 在我们那儿,通常一等男劳力日工分标准是10分,二等的是9分,三等的是8分,大半拉子是7分,半拉子6分;一等女劳力日工分标准是8分,二等的是7分,三等的是6分。当然在插秧、割地的大忙季节,标准的一等男劳力日工分会提高到15分,标准一等女劳力工分会提高到13分。其他档次的工分标准都按照等差也相应提高。所以不管男劳力、女劳力都寄希望于被评上一等好劳力。那将意味着年终要比二、三等劳力多挣好几百工分,按照分值1毛钱/分计算,就是好几十块钱,这在当时的农村也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入。 快评到知青了,名单上我是第一个。突然,我像怀揣了小兔子,心里有些忐忑不安起来。想要个一等,怕通不过失面子。若报个二等,又不甘心,觉得自己不比那些一等的差。正当我自忖纠结不已时,会计宝岱喊到我的名字。慌乱中我支支吾吾说了一句:“大家看着给吧。”会场上顿时一片哄堂大笑。这时“三老毛”队长发话了,“这小伙子挺硬干,干啥像啥,我看给10分。”话音刚落,会场上立刻爆出“行!”我又兴奋又激动,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下来。要知道,自打那次评分以后,从此奠定了我一等好劳力的地位。在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插秧、割地,还是装窑、修大壕、干零活,队里统统把我当好劳力使唤。一年下来,我不仅挣了四千多分,还被评委公社的“先进生产者”呢。 其实,要说当时评工分也算公平。群众的眼睛就是一把尺度,衡量劳动态度、农活技术、操作能力,考量综合劳作水平,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用老农常说的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你干活不济,就怪不得人家不给你评高分。有的人虽说也是老庄稼把式,但干活脱奸耍滑,即使会上通过了10分,但第二天张榜公布还是被降了一等。原来,群众评议表决通过后,还有一项队委会审核的程序。队委会是生产队的领导核心,相当于一个领导班子,队里的重大事项都要经过队委会集体讨论通过。我们生产队的那个队委会,由政治队长、生产队长、青年队长、会计、保管员,外加资深贫下中农代表共9人组成,我作为唯一的知青代表也是成员之一。因而,能促使我在队委会上为知青评分“挣口袋”。知青小孙,外号“茄包子”,因为身材矮小,每次9分都通不过,卯足了劲混个8分——相当妇女好劳力,屡伤自尊。于是,我在队委会上要求给他提1分,并与条件相同的本地青年二喜比。因为二喜的父亲是队委会成员,又是当地大姓人家,亲戚里道的都向情不向理,所以二喜赖了吧唧还给评上了10分。在我据理力争下,“茄包子”终于被提到了9分,从此锁定二等劳力的地位。 那年月,“大寨式工分”制度深入人心,成为全国农村劳动收入分配的基本制度。当然人家的具体操作方式,包括总结出的经验方法,恐怕并非像我们生产队那样简单化,至少“政治挂帅”的评鉴,就被当时大多数的生产队简化掉了。或许大寨评工分,会完全摒弃那些人情分、亲情分,使得评定的工分更加公平、公正。但我切身感受到的,却并非是理想化、标准化、规范化的。许多时候,有失公允现象时有发生。一些称得上“资深”级老农,拿着高分干着俏活儿,且评工分时还掌控着话语权。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更算是典型了。譬如,插秧、割地妇女劳力甚至比男劳力干得还多,但工分始终相差2分。更可悲的是,知青中一些人干了多少年甚至直到回城,始终未能挣上一等劳力的工分。而当地那些从大半拉子干起的,几年功夫便摇身一变成了一等好劳力了。 如今,评工分时代早已走进了历史。在人民公社运动30年间,农民却未能解决温饱问题,始终为摆脱贫困不懈地努力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让我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才真正让几亿农民富裕起来了。许多当年的老知青,在政策的感召下,又重新回到农村二次创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绵薄之力。也不禁让我跃跃欲试…… 合上记忆的闸门,我再次陷入深思之中。 (原创于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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