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经过轰轰烈烈的“破四旧”，学校的红卫兵分别靠挂上一级组织，分裂成了两派。那时候我虽然只有十几岁，但参与文革的意识很强，我和另一个班级的耿平安联合成立了一个“钢筋铁骨野战兵团”，成员以我们两个班级的同学为主，也有少部分高年级同学。我们刻公章、制袖标、印传单，每天都去大街上贴大字报、刷标语、参加辩论。留在学校同学则用高音喇叭与另一派组织“星火燎原“互相指责攻击，乐此不疲。 一天下午，我在广播室里忙着写大字报，一位骨干成员把我拉到一边说：“我弄了一把手枪”，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就对他说：“别瞎扯了”，他看了看我就从身上抽出一把乌黑铮亮手枪。我吃惊地问道：“在哪弄的？”他毫不掩饰地说：“在硫磺矿劳改队”。我小时候只玩过父亲刻的木头手枪，还没见过这真家伙，怎样上膛，怎样关保险、怎样退弹夹一无所知，就连枪里有没有子弹也不知道，但我还是兴奋地把它别在了腰间。 晚上回家吃饭，妈妈看我腰间鼓鼓的，就问我：“腰里是啥东西，”我说：“没啥”，妈妈不信，强逼我掏出了手枪。父亲以前当过兵，他看了以后说：“是真枪”！妈妈吓坏了，打了我一个耳光，逼我说出在哪弄的手枪。我看父母真的发怒了，才说出了真情。父母连夜“押”着我找到那位同学家，当着他父母的面把枪交还给了他。（后来听这位同学说，他的父亲第二天也是“押”着他把枪交到了公安机关） 那一夜父母亲都没睡好觉，他们怕我再惹是生非，商量着把我送到在另一个城市工作的姐姐家。第二天早上，父母骗我说要带我去姐姐家走亲戚，我毫无防备地跟着他们上了火车。在姐姐家，我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们“密谋”要把我强留在那里。我想，正面反抗毫无用处，他们会把我管得更严，我只能假意顺从，等待时机逃走。姐姐家和我所在的城市相距只有70公里，父母当天就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姐姐、姐夫要去上班，他们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在家好好待着，我满口答应，但心里早已有了逃走的计划。姐姐、姐夫出门后，我进入姐姐住的房间，在抽屉里找到了一些零钱，我无意中看到墙上挂了一顶军帽，喜出望外，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军帽，我取下试了试正合适，照一照镜子精神抖擞，我毫不犹豫，带着军帽逃离了姐姐家。 我很顺利的上了火车，在等待发车的时间里，我心里很焦急，生怕姐姐他们追赶过来。站台上，我座位的车窗前站了两个比我大一点年轻人，他俩假意在说话，还不时用眼光瞟我，我心不在焉，并没注意他俩有什么意图。火车缓缓启动了，只见其中一个年轻人跟随火车小跑几步，突然跳起，抓下我头上的军帽就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遭遇，我反应很快，迅速踩着座位跳上小茶桌，将两条腿伸出车窗外准备跳车追赶。同排座位的旅客和对面坐的旅客见此情景，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说：“车已经开了，跳下去很危险，”他俩强行把我拉了回去。 这顶心爱的军帽在我的头上只戴了两个多小时就被抢走了，我无限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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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8 13: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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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4-9 08:5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