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要客观真实

林小仲2008

林小仲《梦随风万里》书摘

66、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要客观真实

(本文系2014年中国知青文化博鳌高峰论坛论文，已获数万人关注，见仁见智，现再次重发，纪念2018年“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向有过知青经历的伙伴们致敬，欢迎大家转发、转载，谢谢！)

岁月的消失容易淹没人们的记忆，历史的长河难以把握客观、真实的评价。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文革”中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留下了传奇的经历和悲壮的历史。我无意对这场运动做全方位的回顾和综述，只是做为亲历者谈几点众所周知的简评。

一、历史定位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发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的社会进步，“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的一部分，纵然有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但究其根本也是违背社会进步和绝大多数知青择业意愿。“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社会进步可言，它与“文革”一样，也给知青和知青家庭带来了重创。

从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全国有1700多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他们或在农村插队落户，或在兵团军垦拓荒，或在草原牧马放羊，或在农场植树耕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未成年，也未毕业，更无法继续应有的读书深造，无端成为一场政治风暴的受害者。在阶级斗争年代，许多知青背负着父辈在政治运动中的冤屈，他们被打上异己的烙印，当兵、进厂矿、选送大学，均与他们无缘。在这种特殊严酷的政治背景下，既便同在上山下乡之中的知青们命运也是千差万别。回顾当年，上山下乡时千军万马一条路，就业返城时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不是表现好，就能返城，而是所谓出身好，有关系才能捷足先登。下乡时场景大致相同，返城的路却是因人而异，对多数知青来说返城回家的路充满辛酸和苦难，否则就不会出现云南知青爆发的大规模要求返城的请愿静坐。当年知青们“我要回家”的诉求都难以实现，那有什么公平、公正可言。

有的人将这个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定位为有计划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美其名曰：“青年运动方向”，且不说阶级斗争年月产生的政治词汇，大都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所纠正，在新世纪的中国，这些遗弃提法让人们困惑，疑似他们还生活在“文革”之中。当年知青大都健在，就有人戏说歪曲历史。上山下乡的中的很多人是被划为异己和受“文革”迫害家庭的子女和普通劳动者的子女，而当年也有些人不需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君不见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走出大学校门直接坐到省军级的位置，“文革”中被称为“东北太上皇”，而知青当中的绝大多数当年想入伍当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在当年，不愿意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会被学校和街道强制动员下乡，而另一部分人则根本不需要走这条路，或者即便下乡，时间也很短，他们也就成为当然的接班人。即便当今有过知青经历的成功人士，当年也因受父母被迫害的株连而上山下乡，与其说是锻炼，不如说是落难。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积极进取。我们肯定在逆境中积极奋进，却不能歌颂人为制造的苦难。如果连这么清楚的史实都去黑白混浠，不过是“文革”思维死灰复燃。当然，如果是那些持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否定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拥戴“文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人士，我们也见怪不怪另当别论。

“文革”造成的政治灾难和突出的社会矛盾，将知青上山下乡推向极致，这时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已不是“文革”前少数知青个人理想和职业的选择，变成强制性的国家就业政策。“文革”造成国人严重分裂，派系林立濒临内战状态，被利用的中学生首当其冲，上山下乡的分散驱离方式也成为了政治稳定的需要。“文革”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边缘，丧失了城镇安排大批学生就业的可能，无法就业的城镇学生的沉重负担又一次转移给农村、农民。“文革”摧毁了教育事业，使中学生无大学可上，这都是“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历史原貌。

二、青春奉献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大都是新中国创立后的第一代儿女，他们成长过程中大都受到英雄主义的熏陶，既造就了“文革”时期的盲从冲动，也成就了他们肩负的历史责任感。

在逆境和曲折当中，在不公平和磨难当中，1700万知青中的多数人用青春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可歌可泣的奉献。他们在荒原戈壁、热带雨林、农村边疆，在苦难中铸就辉煌，他们屯垦拓荒，辛勤耕作，修桥筑路，教书育人，传播知识，推广农业科技、传播农机知识、抢险救灾，医疗济困，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曾经造福一方。现在许多当地干部，都曾是当年知青老师们的学生。知青们将城市文明和文化带入农村的功绩将载入历史。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赫，曾为大型知青纪念文集《草原启示录》题辞：“草原上的人民永远记住这一代青年。”这是对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最好的褒奖。

历史的、辩证的评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才能还原客观真实的历史。任何以偏盖全的结论，或依据个人当今政治立场点评历史都站不住脚。大时代与个人命运紧密相关，信仰纠葛产生社会多元，这本不是坏事，但曲解“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从片面或绝对的立场视角出发，这是某些知青历史讨论者的评判逻辑。孤立、静止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令人堪忧。抛弃大多数知青的意愿和破坏家庭、人性的本能，泛政治化的谈论历史事件是无知的悲哀。“文革”思维回潮，让我们意识到国家民主法制建立何等重要。

绝大多数知青上山下乡的青春岁月，都与当地的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留下了刻苦铭心的难忘记忆。许多人至今都会魂牵梦绕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思念在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最困难时，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第二故乡，感恩善待庇护我们的父老乡亲。这也是知青们返城后，多年来，也在不同岗位上尽其所能回报曾经上山下乡地方的原因。我们在否定“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同时，而对于将青春岁月留在社会最底层，在那里了解到社会的真实和人民的需要的知青们却充满敬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知青”的历史作用既有相互关联，而却有重要内涵差别。

林小仲2008

三、曲折历练
人生的道路都充满曲折和艰难，无论是当年的知青一代，还是现时生活中被家庭宠爱的孩子们都会经历到。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无法摆脱政治上的歧视，很多人实际上成为“接受再教育”和改造的对象，“接受再教育”成为到农村去的知青们的专利，因此，对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人的尊严和价值都大打折扣。1700万知青中，有的人为上山下乡付出了青春和生命，那些为一场无关大局的草原荒火，为落水的木材和羊群献出生命的知青伙伴；那些不堪艰辛劳累的重负，过早嫁人的女知青们；那些因成家或在当地招工迟迟未能返城的知青们；那些因伤痛或无缘求学深造知青们；那些返城后无专长又过早下岗的知青们，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他们曾是返城后，企业转型下岗的主力军。
我有过下乡去东北呼伦贝尔九年知青岁月，那里1968年前属内蒙古，1969年后划归黑龙江。我档案袋里曾有“文革”中父母单位军代表装进的许多莫须有的不实之言，所以我只能只在那里沉重的修理地球。九年插队当中我当过三年生产队长，将那里建成远近有名的富裕队，1976年我领导的生产队，每天的分值三元多钱，一年一个劳动力分1000多元，生产队所有建筑砖瓦水泥结构焕然一新,集体实力大增，而且只靠种地产粮。凭努力1976年3月我在农村入党。1977年7月我以困退为由返回北京，临行前，全村老小将我送到村口。我们的“青年点”曾是黑龙江省的先进知青典型，事迹在《黑龙江日报》上刊载，二十多人中，有五人先后担任大队书记和生产队长。我无意在这自我表扬，象我们这样的知青在全国也为数不少。我想说即便在艰难困苦和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有时也事在人为。即便不上山下乡，也不是所有的人就会人生一帆风顺，即便从小就养尊处优留学英美，个人不努力也未必能够成才。而曾在苦难中收获历练成大器者却不乏其人。史铁生不上山下乡写不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不上山下乡写不出《今夜有暴风雪》、叶辛不上山下乡写不出《蹉跎岁月》。反之，曹雪芹没有上山下乡也能写出了《红楼梦》，罗贯中没有上山下乡也能写出了《三国演义》。由此可见上山下乡锤炼铸就了一批人，但是不上山下乡也会造就人才。
将上山下乡解释为培养革命接班人，或青年运动方向的必由之路，说这种话的人自己恐怕都不信，否则，为什么不动员自己子女重走上山下乡路。一般规律来说，困难挫折会成就积极向上的人，一帆风顺碌碌无为者也不少见，大浪淘沙因人而异。将社会精英成功归于知青经历，过于牵强，但也不无关系。将弱势群体困难归于知青经历，事在人为，也并非必然。因此，将个人命运简单与“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相联系未必客观，这里也没有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
四、求实包容
将真实的“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告诉后人是我们这些亲历者的责任。当我们彻底否定“文革”的时候，发生在那个时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应当被否定。但否定那场运动同时，不应该否定1700万知青们在特殊年代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青春奉献。如同我们否定晚清王朝丧权辱国，却要肯定两广总督林则徐虎门销烟的爱国壮举。如同我们批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却要肯定邓世昌等爱国军人血染海疆。南非种族主义的黑牢关押过不屈的民权斗士曼德拉，当我们在赞美这位黑人总统时，是否也要赞美囚禁他多年的专制监狱？而这个逻辑调换位置也是一样，不能因为知青们在上山下乡中感天动地的事迹，就推理说那场错误的运动是正确的，反之也是一样。当我们否定“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也要积极肯定知青在上山下乡中青春奉献的历史功绩，感谢当地干部群众对知青的关怀爱护。片面或绝对的结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不仅对知青们的历史不公平，也是对帮助过知青的当地干部、群众不公平。
知青上山下乡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地域不同、经历不同、知青素质不同、受教育不同、政治环境不同、必然有许多的差异。应该尊重知青们对各自上山下乡的不同感受，在“青春无悔”和“青春有悔”这个前提虚假的争论辩题中，不应该用简单“肯定”或“否定”强加于人，“无悔”自有青春血色浪漫的光荣历程，“有悔”自有青春不堪回首的往事。多元社会何必强求，多些包容，我们这一代人尤其要抛弃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认识论。笔者认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违背历史进步和人的主观意愿，必须彻底否定。而“文革”中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为国家民族做出的奉献必须充分肯定。
有关“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谈到“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曾经说过：“国家花了三百多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邓小平以他言简意赅的“三个不满意”对那场运动做出了历史评价。这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局性的结论，也是当年下乡的知青们的主流认识，这才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真实的评价。
“老三届”与“文革”中各届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人数达1700多万，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历经苦难，他们是“文革”中最早觉醒的一代，他们在反思与拼搏中成为社会的中坚，中国知青一代出类拔萃之辈群星璀璨，他们承前启后推动了中国改革大潮，为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初步现代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对祖国和历史最好的回报。
1700万知青“文革”中上山下乡已过去四十余年，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走出苦难，铸造辉煌，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增长见识，厚积薄发，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获得磨练，知足常乐。知青岁月仅是我们人生中一小部分，即便我插了九年队，也只是我事业经历的五分之一，坦率的说，虽然当年历尽艰辛，付出辛劳，我还是很怀念留住我青春的难忘知青岁月，怀念草莽关东的黑土地风情，怀念蓝色的蒙古高原美丽博大，怀念那里纯朴的人民和善待我们的基层干部。


编后话:本文是我应邀为2014年中国知青文化博鳌高峰论坛撰写发表的论文，现重刊于此，纪念2018年中国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向曾经的知青伙伴们致意，共同回忆我们的知青岁月，欢迎转发转载本文。作者林小仲2017年8月于北京。

作者简介：林小仲 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院附中，在东北呼伦贝尔度过九年知青岁月，1977年返城，先后在国企、团中央机关、央企、民企供职。现任职北京雨霖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林小仲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19365407

龙行天下

上山下乡客观事，
真实历史评价时，
不偏不倚要中肯，
纪念经历终半世。

黑土阡陌

雾梦

     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走出苦难，铸造辉煌，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增长见识，厚积薄发，有的人在知青岁月中获得磨练，知足常乐。     言之有理！拜读学长贴文后，字行文中充满的真情实感，令雾梦感同身受~ 谢谢！

方外山庄

亊实证明，七九大返城即宣布上山下乡运动的失败和这场运动的错误！

夕照老牛

当雪崩发生的时候，每一朵飞溅起来的雪花都不会感觉自己有什么责任。一滴水在浩瀚的大海中，它是不可能感知大海的宽度和深度。我们每一个知青在下乡的过程中，至多只能了解自己所在的那一平方公里或至多几十平方公里所发生的具体事物。习近平总书记当过知青，当过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后来还当过县委、市委、省委书记，他也没对当年的知青运动下过任何结论，只是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对那个知青作家淡淡的说了一句：我可不是你笔下的那些知青啊。我想，关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知青运动”，是积极意义的进步，还是消极意义的倒退，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知青自己浮躁地下结论都不可能客观公正。千秋功过，留给后人去评说吧，我们自己要做的就是如实的记录下个人的经历和感受好了。

方外山庄

有关“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谈到“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曾经说过：“国家花了三百多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邓小平以他言简意赅的“三个不满意”对那场运动做出了历史评价。这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局性的结论，也是当年下乡的知青们的主流认识，这才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真实的评价。

夕照老牛

方外山庄 发表于 2017-9-2 14:55
有关“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谈到“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曾经说过： ...

文革前下乡的知青虽未形成什么群众运动，但不能把他们割裂出去，邓小平说我们那代人是崩溃的一代人，事实呢？他说话很偏执，经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客观！

共同

夕照老牛 发表于 2017-9-2 17:20
文革前下乡的知青虽未形成什么群众运动，但不能把他们割裂出去，邓小平说我们那代人是崩溃的一代人，事实 ...

很赞同您的客观分析观点，支持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