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

石建华

                         渡口之行
       1979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们计划处的领导与合同预算科的科长和牟实钧老师及郑洪礼老师等在一起研究决定,根据当时五冶建设工程预算人员队伍的实际状况,在成都地区全公司范围内办一个基本建设工程施工图预算专业培训班。
      要开课办班，就必须要有教材。
      由于当时四人帮刚刚被打倒还不到三年，当时成都地区也和全国各地差不多，所有的新华书店柜台上，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以外，还有的就是小学到初中的教科书和课本。其他的专业书籍根本就没有。虽然我们经过多方寻找，仍无结果。
      后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一个消息，据说与我们相隔1000多公里以外的渡口市（后来改名为攀枝花市）的十九冶，他们刚刚办完一个基本建设工程预算培训班。估计他们还有可能剩下一些多余的教材。我的两位科长马上打电话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十九冶计划处的人当即答复：“教材倒是还有，但不知道是否符合你们的实际需要。最好你们还是派人具体来看看教材，是否能用。”  
      二位科长马上向处长请示。处长随即拍板，叫我跟着牟实钧老师两个人一起去渡口市的十九冶计划处去看看教材，如果能用，马上订货。
      当天晚上。我和牟实钧老师就坐到了成昆铁路线上的火车卧铺车厢里，一起出发去渡口。火车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运行，在第二天上午十点钟以后，到达前往昆明方向的金江车站。我们下了火车，出了站台，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挤上了从金江火车站通往渡口市区的公共汽车，听火车站上的列车员讲，几十年未遇的高温天气终于让我们赶上了，长途公交车厢里的人太多，挤得让人透不过气来，所幸的是这一路上，我们乘坐的公交汽车前后左右都没有玻璃，一切都是自然通风，从金江火车站到渡口市区的盘山公路上，公共汽车一路上不停地轰鸣着马达，向前沿着陡坡继续缓行，一路上不时地有人上下车，汽车走走停停。半个小时以后车总算是进入了渡口市区。
      在渡口市大桥前面一点的小街口，我和牟实钧老师挤出了公共汽车。找到一家距离公路不远的小旅馆，登记住宿手续办完以后，已经到中午时分该吃午饭了。旅馆里当时只供应开水和热水，不解决就餐问题，我们只得到街上的小餐馆解决午饭，这条街上的小餐馆数量不多，到了中午吃饭时间，每个小餐馆都挤满了人，根本没有坐的地方。费了很多时间，走过了好几家小餐馆，终于坐下来，等到我们能端着碗吃面条时，发现由于当地的气温太高，我们用筷子从碗里把面条挑起来以后，这面条都能在碗里立着都倒不下去。
      由于这里的气温太热，小餐馆里的人也多的很，根本找不到稍微宽松一点的地方，当我们正在端着碗吃面条的时候，背后就已经有人用脚踩着你所坐的凳子腿占上位子了。我和牟实钧老师只得赶紧加快速度，几口吃完面条就连忙逃出这个小餐馆。立马回到我们已经登记好的小旅馆，到了房间里，赶紧用凉水洗了洗手和脸，打开电风扇，好好地吹吹风，在铺着凉蓆的床铺上静静地躺着休息。
      一直到下午快三点了，我和牟实钧老师起身出门，顶着火辣辣的大太阳，步行走过渡口大桥，在桥头挤上了一辆四周都没有玻璃的公交汽车，在漫天飞舞的灰尘中沿着盘山公路上缓慢地轰鸣着向前爬行，汽车终于在弄弄坪公交车站停下，我们都挤出了车厢，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向周围扫视了一番，很快找到了十九冶办公大楼，走进了十九冶计划处的办公室。
      在十九冶计划处的办公室，我们很快地找到了经办人。具体的经办人员把教材拿出了两套让我们先看看，我们认真地看了看教材，虽然是不那么完全适合我们的需要，但毕竟主要的大致内容都还是可以利用的。假设我们不利用这些教材，那只能被迫自己编教材，其结果从时间上不能保证我们按原计划正常办班的要求。经过权衡利弊以后，最后决定使用十九冶的基本建设工程预算教材。在这里订了六十套，确定了付款手续、联络方式等以后，我们完成了这次出差的任务，离开十九冶办公大楼，踏上公交汽车，回到旅馆。
      晚饭以后，我问牟实钧老师，我们什么时间回成都。牟实钧老师一边用毛巾洗着脸，擦掉脸上的汗水，一边焦急又带着笑容回答我：“今天是来不及了，明天一早我们马上就到火车站，能早一分钟离开就早一分钟离开，越快越好。我已经热的遭不住了。”当天晚上到第二天早上。牟实钧老师被酷热的高温天气热的根本没法睡觉。拿个木凳子靠在门框踏踏实实地坐了一个通天亮。我虽然是能躺在床上，但也是被汗水打湿了好几回，半夜里每一次我从床铺上爬起来，都能清晰地看到床铺的凉蓆上汗水留下一个人的水痕迹，我跑到盥洗间用凉水冲了好几次，冲完凉随即来到凉台上去看渡口市的夜景。此刻我才发现，金沙江沿岸连绵起伏的万家灯火与重庆市区鹅岭公园所看到的山城夜景相比较，一点儿也不会逊色的。
      第二天一早，我和牟实钧老师天刚亮就离开旅馆，坐上公共汽车，赶到了渡口火车站。在渡口火车站的售票处，我看了看火车时刻表，向牟实钧老师请示：“有上午8点半的慢车，到成都需要24小时以上。有下午1点40分的快车。到成都需要16小时左右，牟老师，只有这两个车次，你说叫我买哪一车次合适？”牟实钧老师说：“还是昨天我跟你说的那句话，能早一分钟离开就早一分钟离开。越快越好。”我最终还是按牟实钧老师的意见，买了上午8点半的慢车回成都。火车在上午8点30分离开渡口火车站，向成都方向正点发车了。
      由于是慢车，火车每一站都要停。这一路上从喜德车站开始一直到普雄车站，这一带都是彝族居住区，火车几乎每到一站，都有成群披着查尔瓦的彝族男女挤上火车，有相当多的彝族人上车根本就不买票，他们也知道自己是没有买票，都不往车厢里走，全都都堵在从两节列车车厢相连接的通道至卫生间的门口，给车厢里去卫生间的旅客造成了困难，人不费点儿力气根本就挤不过去。
     牟实钧老师曾经告诉过我说，他常年出差在外，特别是在火车上，他已经练就了一个硬功夫，可以在火车上24小时不吃不喝也不上厕所。这一回我算是领教了他的真本事，整整24小时，他一直在座位上打座，一步也没有离开过。
      火车到达的一个车站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上来一个像是彝族的干部，从表面上看还是挺有领导者的风范。他先是很有礼貌的问我：“你旁边的位置我可以坐吗？”我点点头。然后他把披在身上的查尔瓦解下来，包好举起来放到我头顶的行李架上。按说人家做的完全有礼貌，言行举止都是无可挑剔的。然而就是在我身边的他，举着那件查尔瓦放在行李架的一瞬间，这个查尔瓦边上的一屡纤维丝，从我短袖白色的确凉衬衣的袖口边轻轻划过。袖子上顿时出现了一条长6公分宽2毫米宽黑色的痕迹。回到家以后尽管用了很多的洗衣粉，但这件短袖白色的确凉衬衣的袖口就永远也洗不出来了。
      火车从金江车站到成都北站，通过二十七个半小时的正常运行，到达了终点，渡口之行就此结束。

石建华

                       我没能参加预算班学习
      79年7月，五冶总公司（成都地区）建设工程预算培训班终于正式开课了。
      我们合同预算科除我以外，其他的所有人都到预算培训班参加授课。按照当时我个人的设想，我也想参加这次预算业务培训，但是处长和科长都有一个想法，合同预算科绝不能因为办培训班而影响正常的业务，科里的预算审核工作还要照常进行。所以按照领导安排，我就在科里坚守岗位。负责正常的预算审批工作，没有参加这次预算理论及业务培训。
      在此期间，我曾经到预算培训班找科长汇报工作，见到了很多我在机修厂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其中有两个原来在厂里文艺宣传队认识的师妹，她们看见我没有参加培训班学习，有些从内心里感到很不服气，便直接去找我的科长提意见：“要我们参加培训学习，还要考试合格后才能报名参加学习，为什么他小石就可以不参加培训，直接就做预算管理。”我的科长回答的很干脆：“科里的业务忙，他走不开，科里的工作必须要有人顶班。再说，他即使来，也不会和你们一起来参加学习，他起码是来给你们讲课的。”
      在这以后。机修厂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到公司来找到我们合同预算科办理预算审批，他们对我都很尊重，我也是在坚持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也适当给他们一些方便。他们也看到我处理业务的方式方法与他们完全不一样，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与他们各不相同。总要比他们考虑的周全一些，更远一些，就都能服从我的决定，逐步地我在他们心目中具备了一定的威信。
      我经常到现场工地去做预算工作和施工统计方面的检查工作，及时地了解第一手资料，也带来了工作上的方便。工作交流起来很容易达到互通情况的作用。能很快地了解工程预算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既增进了朋友之间的友谊，又促进了工作。我的业务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石建华

                           峨 眉 之 行
      79年8月，总公司机关团总支委员会所属全体团员完成了总公司团委布置的创收任务，得到了总公司机关房产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完成创收额一万二千元的施工产值，为五冶双桥子二福利区20多栋近960多户人家的门窗粉刷油漆。全体青年和团员都得到了锻炼。同时在五冶双桥子二福利区得到了职工家属的高度平价。房产处的领导为了感谢总公司机关团总支委员会所属全体团员和青年。请示有关部门领导以后，决定派两辆大客车送直属机关团总支委员会所属全体团员和青年到峨眉山旅游三天。
      当时我在总公司直属机关生产系统团支部任副书记，参与组织了支部全体团员参加了这一次突击创收活动，也就同车前往峨眉山旅游。处长同时给我交办一项任务。从峨眉山下山以后到峨眉67厂计划处去交80年以后的基本建设计划。经过对方核对后盖章带回公司来。
      我随团总支书记一起踏上峨眉山风景区的羊肠小道，带领六七十个青年和团员从峨眉山的报国寺开始，走在队伍的后面，我们一路收容了很多一起来的掉队人员。第一站到达洪椿坪。休息了一个晚上。还没有感觉到累。令人难受的倒是洪椿坪的寺庙里没有床铺，每个游客交五角钱给庙里管事的和尚，就可以拿到一领草蓆，铺在地上打地铺，将就躺了一晚上。人的身体直接硬躺在木地板上，硬邦邦地硌得人根本无法入睡。只能躺在地板上望着洪椿坪头顶上这巴掌大的夜空，一边无聊地数着月亮周围的群星，等待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我们手里拄着一根竹棍，从洪椿坪出发，继续向第二站洗象池，沿着一条崇山峻岭中的山间小路缓步慢行，一路上我们一起来的掉队人员也越来越多了。当我们刚刚走过九老洞口的时候，听说前面过来的游客说起，前面有人碰上了猴群，有很多猴子拦在路上，在抢游客的东西吃，我们不敢往前走了，过了好一阵，又听到前面下山的游客说，刚才的那一伙儿猴群已经走远了。我们才继续顺着陡峭的
山路爬上一个又一个的台阶。一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拄着一根竹竿，在山道上缓慢地转着弯，好不容易转完九十九道拐的盘山石梯小路，两个半小时以后，攀登上了地势险要的呼云亭石阶梯，一直到中午时分，我们一起来的六七十个人基本上总算都到达了山顶，当到达洗象池的山门前，有更多的人已经走不动了，不少人已经迫不及待在洗象池大殿前的空地上席地而坐，原地休息。当时我看时间还早，就和几个小伙子约好准备继续前进上金顶。没想到在这时候，我的团总支书记大人却强行把我扣留下来，说啥也不让我走，一定要逼我留下来和他一起照看那些愈来愈多的掉队人员，我只得将就他了。
      从下午开始，外面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天气突然变冷。为了驱寒，赶走寂寞。我们房间里的三个人想喝点酒，吃点东西，把门虚掩着一条缝，信步来到洗象池的大殿里买点花生瓜子，顺便观看一下浓雾笼罩着的洗象池外景，洗象池被波澜壮阔的云海四面包围，整个大殿就像是云海中的一叶孤岛，周围全都是雾蒙蒙的，显得非常神秘和壮观，引起洗象池景区室外所有中外游客的惊叹不已。好一阵以后我们回到房间里。但一进门就被房间里所发生的情况惊呆了：我们摆放在桌子上的一瓶水果酒，被三个猴子给喝干了，一个倒在床上，另外两个倒在地板上。酒瓶滚落到桌下。庙里的和尚也看到了这场景，神情立刻也紧张起来，要我们赶紧把那三只猴子抬到走廊下面的山坡空地上。我们丝毫不敢怠慢立刻执行。不一会儿我们老远就看见一大群猴子围着那三只猴子不停地转游，又过了好一阵，那群猴子散了，三只醉猴也不见了。
      峨眉山顶的夜晚是非常寒冷的，我们呆在房间里谁也没有出门，躺在被子里渡过了令人难熬的一个夜晚。天亮以后。团总支书记和我商量了一下，决定同来的所有人全部下山，下午三点中以前全部赶到报国寺停车场。于是在早饭以后，大家纷纷踏上了下山的道路。下山的速度就是比上山要快得多。将近80多里的山路，居然在2点半之前，所有的人员在报国寺停车场全部到齐了。经过清点人数确定全部到齐以后，他们坐大客车返回成都。我一个人坐上了通往峨眉九里镇的方向的郊线长途汽车，向我的下一个目的地--67厂进发。二十多分钟以后，我走下了长途汽车，在九里镇街上的一个供销社旅馆住下了。
      第二天一早，我吃过早饭以后，顺着公路漫步，不大工夫就走到了67厂，进了大楼，找到67厂基本建设计划处，见到了巩处长。我把我们五冶总公司编制的67厂基本建设计划交给了巩处长。巩处长亲自把这份67厂基本建设计划书逐个字逐个标点符号地进行反复仔细地推敲。我也只好陪着这位处长大人在办公室里推敲文字。经过了一天半的推敲以后，他总算是吩咐他的手下可以签上名字盖上公章。我留下了应该留的文件份数。准备打到回府该回成都了，
      这时候突然感觉，全身都不敢动了，我当时站在67厂基建处办公楼三楼的走廊里，扶着楼梯的栏杆扶手，一步也不能动弹，只要动一下就全身酸疼得直钻心。下楼梯的时候脚跟不敢落地。此时此刻，我的腰部和小腿肚子仿佛已经不属于我自己的了。几天里的爬山路，出差办事、这次所有的预定任务都已经完成，精神上感到无比轻松，压力一点儿都没有了。就从这时候起，几天来所有的疲倦和疼痛都找上我了。我真的走不动了，在67厂计划处的同志的大力关照下，我终于踏上了回成都的火车，顺利返航了。

石建华

                     放弃报考技术员
      79年9月，总公司机关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技术职称评定，据说当时的政策是不拘一格，只要能完成文化考试经过考核成绩合格，都可以评定。我也去报名考试。
      文化考核过了以后，又做专业考试题，我当初想我虽然是初中生，但我经过721工人大学的学习，专业试题我看过了，也不是很难。在当时的专业考试属于开卷考试，在哪儿做试题都无所谓，关键是能按时交卷并通过专业答辩。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忙里偷闲地做着专业试题。机关技术职称考评委员会的一个主任委员推门走了进来，看到我正在做考试题，就对我说：“这次解决技术职称，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应该晋升职称的技术人员。小石，你是做预算工作的，预算属于经济类干部，不属于技术类干部，再说文化大革命那几年，你还没有做专业技术工作，即使是你考上了也不可能给你评定职称。”
      我当时没有接他的话茬，但是心里的确很不服气。既然不可能给我评定职称，为什么你们还要给我试卷要我做试题。看着他走出了我们预算科的办公室，我心里顿时产生一股老大的怨气和不服气。双手把即将完成的试卷撕成了碎片，扔进了办公室门背后的废纸筐。
      事情过了数月以后，处长突然问我：“你为什么没有报名参加技术职称考试？”我说：“报了，只报了一半就废了。”处长奇怪地说：“报了一半就废了是什么意思？”我就把那天机关技术职称考评委员会的那个主任委员对我说的话，以及撕毁试卷扔进废纸篓等都如实地告诉了处长。
      处长一听就气得直跺脚，指着鼻子骂我：“你这个笨蛋，他一个机关技术职称考评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开会评定职称的时候只能算一票，他和我是主任委员，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事情过都过了，现已为时太晚，谁也没法救你了。以后不论有什么事情，你要事先跟我们讲，我们好给你出主意。你要弄明白，你是属于我的编制，是归我管的，就要听我的，我们只能是为你好。”

石建华

                         第一次感到文凭的重要
      80年春天来临，总公司机关又在进行技术职称考评工作，这一次是按照冶金工业部下达的标准进行考评。建设工程预算属于经济范畴，我们做预算的只能报考经济序列的技术职称。
      我原来一直没有技术职称，只能从报考经济员的技术职称。
      经济员的起点是具备文化大革命以前高中毕业的，按从事本专业两年以上，具备文化大革命以前初中毕业的，按从事本专业五年以上。
      根据我的工作简历，按专业工作时间两年的条件是够了，但文化程度就成了问题。当年7.21工人大学只给算是业务培训，不能算文凭。那么我的文化程度从法定程序上讲，只能勉强算是初中毕业。
      假如在这个时候我能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就完全可以顺利地解决我的技术职称问题。可惜根据这个标准，这一次我的职称评定肯定没有指望了。
      当时我感到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干工作的时候我就算骨干，事情永远做不完，评定职称却总是与我沾不上边，心里产生了一种无法平衡的埋怨情绪，谁都不能怨，怨谁也没有用啊。
      要怨也只能怨我自己生不逢时，命不好活有啥法呢？我就只能认命活该倒霉。
      当年要我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时候，我们就算是知识青年，必须下乡，不论你何种原因，你不愿下乡，他们就会天天上门来动员你下去，非得给你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把你弄到下乡去，才能算完了。现在要评定技术职称，我们的文化程度又不够了，不仅不能算知识分子。就连初中毕业都算不上，所有的这一切，通通都不算数了。、
      因为我们这些老三届是属于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
      说起毕业证，从66年到78年内，全国所有的初中和高中学校，两千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们中间无论是谁也没有拿到过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
      事到如今就是说，在法定程序上的规定条文来说：我现在的文化程度连初中毕业都算不上。在技术职称评定这个件事，与我文化程度的具体条件之间，两者距离拉的越来越大了。

石建华

                         第一次材料价差审核
      1980年夏天，处长给我交办一件事，要我到五冶三公司材料科审核一下他们的建设工程材料价差。
      我到了五冶三公司材料科，找到了材料科长，没想到我刚把我的来意告诉他，
      他突然对我发火了：“我把所有的材料采购合同都给你，你爱怎么调就怎么调。我的人工作都很忙，不可能老跟着你，反正我坚持所有的材料都必须调整价差。”
      我回答：“我只能按国家规定的属于建筑工程的主要材料包括钢材木材和水泥等做调整，其他的材料凡不属于单独调整的都不在我的业务范围。就不做调整。”
      材料科长这时候拿出一本所有材料采购登记本甩到我的面前。当时马上就到中午，该下班了，我把这本所有材料采购登记本放进我的挎包里，同时告诉他：“既然你是这样说，我也不想和你争论，我会把你的意见如实向我的领导汇报的。”说完就离开了五冶三公司材料科。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就把在五冶三公司材料科长对我们审核材料价差的意见和态度如实的向唐科长做了汇报。唐科长一听就火了：“这个材料科长太不象话了，下午我亲自去。”下午刚上班，我的唐科长亲自到了三公司材料科，没想到他也碰了钉子，这位材料科长仍然坚持要不论什么材料都必须要总公司都承认价差，并且要求按实际调整。两个科长都坚持已见，谁也不能说服对方。
      这一下，唐科长也发火了，拿起桌子上的茶杯狠狠地摔到地上。这茶杯一摔，就把事情就闹大了。有人立刻向总公司的机关党委反映了。
      结果唐科长在党内受到了严厉批评。理由很简单。
      在工作中，党员科长和非党员科长吵架。不论谁有理无理，首先是党员科长挨批评。要处理也得首先处理党员科长。
      我的科长回到计划处，向处长如实做了汇报。过了几天，五冶三公司的刘经理到计划处来办事，处长就拿出我带回来的那本所有材料采购登记本，在封面上写：“刘老九，你家里的扫把是不是也要在这里调价差？”
      刘经理陪着小心地说：“你别这样写呀。我知道是我们的人话没有说对，我代表他们给你道歉做检讨，行不行？”
      处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喊一声：“石头，你马上过来。”
      我到了处长办公室。处长把那本所有材料采购登记本交给我：“你好好地给我严格审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接过来立刻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那位刘经理说：“我会支持你工作的，请放心。”
      几天以后，我按照有关文件的精神把这个材料价差的审核任务顺利地完成了。把审核结果返回了三公司材料科。那位科长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以后他对我的工作是相当配合的。再到他那里审核材料价差，我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

石建华

                         小弟弟在高考期间
      80年夏季，我的小弟弟从成都七中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了。
      他的同学们都进入了紧张的复习，惟恐自己会因高考失误而遗恨终生.我弟弟则和别人不同。人家这几天根本就不翻书，第二天上午就要进入考场开考了，晚饭后他竟然去打球去了。一直等到天都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他才意犹未尽地回到家，我要他再复习复习，再翻翻书。
      他回答到：“我晓得，我自己的事情我晓得自己负责。你不用管我。我心里有数。”
      三天的高考，我小弟弟平平常常地过去了，这几天很多考生都到处托人打听自己的考试成绩，争取早点知道自己的考试分数。以便好做下一步打算。而我得小弟弟好像一点儿都不急。
      当时我为了安慰他，就背着他在五冶企业内部的职工大学替他报了一个名。作为万一他高考不理想时，作为替补上大学的第二方案。不能让他产生落榜的失落感。
      高考已经过去10天了，高考的成绩单还没有收到，眼看五冶职大的考试就要开始了，我这才告诉他并征求意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去参加考试，没想到他一脸的不高兴，一句话就把我给顶了回来：“谁要你去给我报什么五冶职工大学？你凭什么就能说我没有考起？”我的确是为他着想，但也的确不了解他的学习状况，也弄不清楚他在高中的成绩究竟状况如何。于是在他顶了我这句话以后。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又过了难熬的二十多天，高考的成绩通知发下来了。我弟弟考试的成绩相当不错。按当时的高考分数算，几乎是考了满分。这一下我们都放下心了。
      接着下一个环节，就要填高校志愿了。在填志愿的预定程序，先要进行体格检查。他的身体状况应当没有什么，但在眼睛上存在一个问题。大概是属于我们家族的遗传。我们兄弟三个，都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色弱的毛病。报考大学，在很多专业上都受到限制。妈妈为了让他在检查色弱时能够顺利过关，特意向五冶医院的医生借了一本医院检查色弱专用的工具书，拿回来交给小弟弟，要他仔细背那本书上的图案。小弟弟接过来，在一张纸上认真地记录着：“第一页是汽车、第二页是苹果……”
      又过了两天，身体检查完了，小弟弟回到家里一言不发，我焦急地问他体检结果怎么样，他低声细语地回答：“体格检查除了检查色弱一项以外的其他都是合格。”我感到不解地问：“你不是都已经可以背下来了吗？”他低着头无可奈何地回答：“人家拿出来的检查色弱专用的那本书，根本就不是妈妈拿回来的那个版本的书，版本完全不同，页码图案序列排法完全都不靠谱。”我们全家都笑了，而笑的又是那样无可奈何。
      既然如此，只好听天由命了。我的小弟弟也拿不定主意要上什么专业的大学，妈妈说不明白。爸爸在上海宝钢分指挥部工作，当时不在成都。我从来没有进过正规大学的门，什么大学好，妈妈和我是一点儿都不在行，在这一点，爸爸就是在家，估计他也不会有什么高招儿，我们根本就提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建议。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弟弟把他的好几个同学聚集在我们家里，采取抽签打卦的办法，拿出几张成都市教育招生系统发的招生目录大全，全部摊在桌子上，每个人身体背向桌子，手里握着一根火柴，举向空中抛到招生目录大全上，火柴头落到哪里，再查一下有无色弱等方面的限制要求，如果没有，就记下来。经过几次打卦后，确定了大学的几个志愿，在此基础上，把这几个大学志愿排列顺序。填入高等大学入学志愿表。几天以后交给了成都七中学校的老师。
      终于在8月中旬，我的小弟弟收到了华中工学院电厂热能动力系的入学通知书。9月上旬就离开我们到武汉报到上大学了。

石建华

                         80年的年终结算表
      80年年终我第一次一个人做全公司基地建设年终工程结算表。
      首先各工程公司报送的基地建设工程结算表进行核对，把未列入年度计划的项目剔出，
      第二，结合工程形象进度实际完成情况，对结算表中的所有数据反复核对，检查表内的每一个数据都进行核对，特别是材料价差科目的核对。在各工程公司所报的单位工程结算表，经过数次反复核对无误的基础上，做全公司基地建设年终工程结算汇总表。当时我们还没有电脑，所有的数据都是通过用计算器和算盘，依靠人来计算的。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努力，总算是大功告成。
      我把全公司基地建设年终工程结算汇总表。完成后交给科长审阅，科长看了一眼，马上拿笔就签字同意了，再交给处长审阅，处长做了几条原则上的指示，我也根据处长的指示做了必要的调整。又请科里的老师们帮我挑毛病。再做修改。最后处长审阅后签字。我认为完全做好之后，就盖上公章转到财务处了。
      两个小时以后。财务处的李锦纶会计师推开我们预算科办公室的房门，直奔我的办公桌前，面目表情相当严肃地对我说：“小石，你做的表里数据有问题，必须要修改。”
      我认真地回答：“李老师。能告诉我哪儿有问题吗？”
      会计师说：“你的总数与分项合计上数据有误差。要修改。”
      我接过表格，翻了翻总表和分项合计表，回答：“应该说没有问题。”
      会计师接着说：“问题不是很大，就是在最后小数点后的第二位上总表和分项合计上不一致。究竟是7，还是2。相差0.05元。”
     我们的科长对财务处的会计师说：“五六千万元的结算，六七十页的表格数据就差0.05元，这又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们自己调一下不就行了吗？”
      李会计师严肃地说：“财务的规矩是一分也不能差。谁出的错就必须得由谁来纠正。”
      科长对着我苦笑了一下说：“小石头，你看着我，我也是没有办法，你还是好好地给改改吧。”
      没法子，我只得坐了下来，翻开那些一页一页的分项合计表。
      三十多页有上千个数据，一个一个数据地查。两个小时过去了，问题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找到。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这时候，我们科里的一个会计师赵老师说：“到底差得到多少？”我苦笑道：“只差0.05元。”赵老师说：“我跟你说一个窍门。不就是差在最后一位小数吗？你就只检查最后一位小数。把各分项合计中所有数据的最后一个尾数做加法。再检查一下。”
      我实在是没招了，只得按赵老师所说的办法。果然查出了原因：各分项与合计数据都没有出现问题。那么就是总表出了问题。
      我继续查总表，最终查出了出现问题的原因。
      在定额管理费的最后一行合计上，将0.07手误写成0.02。问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不再成问题了。当然结算总表必须要重新修改了。

石建华

                         建房与征地争议的处务会议
      80年年初，处长到北京冶金工业部出差。回到总公司机关，就在处里召开了一次处务会议，按照以往的惯例，冶金工业部每年都要给五冶调拨给五冶总公司一部分建设投资，用于解决修建65厂完工以后施工单位陆续从厂内往外搬迁的费用支出，五冶就利用这部分资金来修建住宅宿舍和生产基地厂房。把原来住在65厂区和宿舍的五冶生产及办公用房住房和职工逐步搬出来。把腾空出来的生产和办公用房及宿舍交还65厂。
      从61年到80年代，由于历史遗留的原因，五冶承建65厂的同时，也在65厂内也搭建了很多生产和办公用房，绝大部分工程完工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65厂当时没有招收职工，很多的五冶职工都搬进了65厂的职工宿舍，时间很快十几年就过去了，在此期间他们一直没有催促五冶搬家。到了80年代钢铁元帅要升位了，他们65厂的生产要大上了，必然要招收新职工，新来的职工必然需要住房，65厂开始大规模地要求住在他们厂区，和占用他们宿舍的五冶各家单位和个人搬家。五冶各家单位和个人要搬出来，必然需要地皮和生产生活用房。所以五冶总公司每年都要修建生活住房和厂房，搞建设所需要的投资就由冶金部拨款。
      今年冶金部又拨款了。当时的五冶总公司机关里上上下下地形成两条针锋相对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按过去的常规，修建生产和生活设施，解决生产基地的设备更新，提高生产规模，通过发展生产和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第二种意见是利用当时土地价格比较便宜的条件下大量购置土地，占据大量地块，以解决以后建设生产和生活住房的场地和地皮。要搞生产和建设职工住房，必然需要土地资源。
      计划处所有的人都参加了会议，经过两天来从理论到实践的反复激烈论战，最后终于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做出了决定。通过了第二种意见，今年暂不修建生产和生活用房，把冶金部今年拨的投资都用于购买土地。处长把这个建议报送总公司领导和党委，最后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表决付诸实施。这就是今天大家都看到的，成都市新华公园对面，五冶的双林路住宅区，能够建设到如此宏大的规模，有了得以实现的基础。

石建华

                         双林路住宅区预算审核开始
      80年的冬天，五冶的双林路住宅区地皮落实了以后，基地建设逐步走入正常序列。
      图纸设计完成，施工现场开始进入具体施工。最初的民用住宅楼是6层，层高为2.8米,每栋楼各自分别按3个单元和4个单元两种户型设计.80年先开4栋基础,有四个工程公司每个公司先做一栋宿舍基础。初步引入了竞争机制，说是以后谁干得又快又好，以后就要他们多干一些，谁干得不好，就把他赶出去。不要他再干五冶内部的基地工程。
      四个基础四种设计方案，结构布局等完全不同。施工图纸发到合同预算科，科长把图纸叫给我，安排我先算一下工程量，编出预算初稿以备与工程公司核对预算的时候使用。接受了任务之后，就开始进入角色。我首先在桌面上摆开施工图纸，拿出设计规范，还有笔和纸，开始计算。我以前也没有学过建筑制图。这一回就从建筑制图的基础知识开始。按部就班地从点、线、面、体的平面图，左视图、横截断面图等计算出混凝土基础垫层、混凝土基础、钢筋、砖砌体基础、和混凝土地圈梁、土方挖土及回填土等工程量进行反复计算，然后运用《四川省建筑工程预算定额》（1978年版）等相关文件，并使用当时的材料预算价格，我已经可以初步确认每个住宅楼类型基础的预算造价和建筑材料的大致需要数量。
      时间又过了两个星期，有关基地施工的各工程公司预算也编制完成，报送到预算科，到这里与我核对。通过具体核对工程量，我看到我的计算结果与工程公司预算员的计算结果大体上相似，心里也就有点底了，这说明我的计算思路与客观实际基本接近，所有工程量计算基本上是正确的。
      这个结果已经得到了基层预算员的认可。所以在审核预算中，我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列举了大量的计算式以及相关文件，拿出了充分的书面依据，说服对方接受了我的意见，剔除了多余的工程量后。按统一的分部分项子项名称和定额内容费用组成，在统一计算步骤的基础之上，确定了这四个类型的宿舍基础工程造价。经过我们核对后的预算双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
基础施工完成后，施工单位反映出一致的意见：预算科审核的工程施工图预算与实际施工的成本大体相似。基本上符合工程的实际情况。透过和几个工程公司预算员的工作交流，基本上摸清了他们的计算思路，通过这一次业务实际的探讨，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对于我今后的预算审核业务发展起到了很好的铺垫作用。也为我以后几十年的工程造价管理积累了实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