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

石建华

                                     在总公司报到
       1971年1月最后的一天，我从四川省洪雅县罗坝公社光荣一队，抽调回到成都，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的使命。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调动手续的各种文件资料走出了家门，在金华街公交车站，我坐上了成都市的一路无轨电车，在盐市口下电车，再转乘二路无轨电车到了终点站牛市口下电车。这一路上，我的心情非常高兴，看着这熟悉的街道，怀着对今后未来的工作的无限憧憬。在牛市口下车后，顺着牛龙公路来到一个三叉路口，转入了通往六五厂的厂区道路，在原来的三十九中学门口，又转入一条简便的三合土的人行道。在一个二层楼的小楼门前停住了脚步。望着这个小楼门旁挂着《冶金工业部第五冶金建设公司革命委员会》的大木牌，我明白这就是我以后的工作单位了，在以后的几十年，就要在这个公司里大显身手了。
      我走进了这个小楼，上二楼找到了劳动工资处，把调动手续的各种文件交给了劳动工资处的工作人员，做了简单扼要的询问和登记以后。劳动工资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由于这次调回来参加工作的人员有近千余人，公司决定要对这次调回来的全体新工人都必须进行入厂培训。要我们先回去整理一下行装，两天以后，统一集中到双流县境内的华阳镇，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培训学习。
      我离开了劳动工资处办公室，从走廊里开始，接连不断地遇上了很多我父母亲的朋友，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现在包括我的父母亲在内，同属一个总公司里工作，相见后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不停地问寒问暖，感到非常感激和高兴。更令人高兴的是，遇上很多阔别多年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我们都是这个单位上的职工子弟，今天聚集在一起，同样的经历和命运使我们更有聊不完的话题。楼上楼下不断地响起兴高采烈的招呼声。弄得这所办公楼不时的有人出来干涉道：“这里是办公区，你们在这儿说话要小声点。别影响我们正常办公。”
      离开了这所小楼以后，我又来到了二路无轨电车到了起点站牛市口，乘坐这二路无轨电车到了盐市口车站，看着时间还早，我就乘五路公共汽车到达通惠门车站，下了公共汽车，信步转弯走上了西安南路的枣子巷，回到了我的母校成都市三十二中学。
      在教学楼的底楼走廊里，我遇到了我当年的班主任陈文涛老师。向他打过招呼后，就把我已经从农村调回城里当工人的消息告诉了他，陈老师非常高兴地把我抱起来，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一直把我转昏了头才肯放下来，连连说道：“好小子，你还真可以啊，我们还正在动员别人下乡去，我们班上还有几个你的同学还没有下乡，我们正在做宋友阳，江品学他们几个的说服工作，还在动员他们下乡，你居然就调回来了，回来得好啊。据我所知，在我们全班的同学中间当知青的，你是第一个回到成都的。”
       四十年以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终于得到了当年我的好朋友陈永华的准确消息。他也是真够惨的。
       陈永华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下放到洪雅县联合公社当知青。一九七一年五月以后。他们生产大队的同他一起来的知青，大都以招工、参军、病残等各种合法的方式，陆陆续续地离开联合公社的生产队，堂而皇之地回到了成都市。整个公社的知青都走了，就剩下他一个人，还在那里守着洪雅联合公社的空荡荡的知青住房，继续过着他那孤独的知青生活。一九七六年三月，成都附近的青白江，四川化工机械厂，来到洪雅县招收一批普工。这时候的陈永华慌不择路，皮不急待地跟着招收普工的单位，离开了洪雅县联合公社，到了当时地处成都市青白江的四川化机厂，在车间里当搬运工。
       再后来。因为陈永华的眼睛属于高度近视，从未接触过技术工作，经常把材料送错加工的位置，再加上体力不支，不能长期胜任车间里的重体力工作，又被调到车间食堂当炊事员。一直做到退休。听说他退休以后，就和他的妻儿老小一起，从青白江的化机厂至职工宿舍搬家到了成都市附近的新都郊区。全班同学中谁也没有他的地址。无人知晓他的电话号码。无法和他取得联系。再无他的任何信息了。
       我经常在想：假如当初他能和我一样，同时一起下到一个生产队当知青，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不过我们也知道。历史毕竟就是历史，不可能重来。也不能假设。更不能像演节目那样搞彩排。
       还有一个要说明的是江品学。他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班的。严重近视，个头不高，和我一样，经常被班上的同学们戏称“五虎上将”，当初学校动员他上山下乡。他和他们全家向学校提出申请，请求照顾一下身体，主要的原因是他严重近视，在农村特别是夜间里，根本没办法照顾自己，生活自理困难，能否考虑不让他下乡。可学校一直就不同意。几年以后，把他的人事关系从学校退回到了街道办事处。不再管他了。
       再以后的二三十年里，江品学就一直在隶属金牛区街道工业系统的一个小厂里当工人。前段时间开同学会，我看见他的眼睛，比以前更近视了。大家都退休了，人也老了。
       根据总公司的安排，我们全体新报到的工人，都要进行基本的集中培训。      下一节请看《华阳镇的便衣队》

龙行天下

得意洋洋回到家，
全家开心笑哈哈，
前往总公司报到，
感叹同学命不佳。

石建华

                                   华阳镇的便衣队
      两天以后，我带上简单的行装，背着自己打的背包来到五冶子弟校的大操场，已经有好几百人的新工人正在这里集结，大家都是从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出来的知青，同等的命运，大体相似的经历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操场上早已汇成了一个欢腾的海洋，不论原来是否曾经认识，大家都是知青，是从广阔天地里过来的，只要知青能聚集到一起，悄悄话就是没法停下来。
主席台上的人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是把大家的热烈情绪强制扭转到开会的正常秩序上来。大会主席台上的工作人员宣布：“队伍马上就要出发。没有汽车。大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走点儿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现在从这里出发，徒步到华阳镇，二十多公里的路程要求你们在四个小时以内赶到。为了方便今后培训中便于学习和管理，公司决定把你们所有在场的同志都按部队的建制规则进行编组，今天所有的人分成四个连。每个连下设三个排，每个排下设三个班。共计五百余人……”
      在大会上宣布了各连连长、排长和各班班长。及各连各班的人员名单。公司里来的老职工和专业军人干部及工人分别担任培训班的各连的连排长，各班的班长由来学习的各位知青工人中确定。我被任命为二连八班的班长。我的班由包括我在内的十名知青组成。大会结束后，队伍整队出发。五百余人的队伍排成两路纵队，浩浩荡荡地从五冶子弟校的大操场向双流县境内的华阳镇出发了。
这个队伍一路上引起了很多行人的关注。经过了三个半小时的步行，我们到达了预定的目的地。一路上大家经过聊天，全排的知青基本上算是都认识了。也都成为朋友了。
      在华阳镇的新工人培训班进行封闭式的学习，任何人都不得离开培训班。每天都学习《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元旦社论，学习毛主席语录。从早上学习到晚上。学习以每个班为单位。大家吃饭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天天生活在一起，早上还要出操，进行队列训练。我们这些知青大概都是有过去在学校里上体育课时打下的基础，经过几天的训练和学习，大家的队列已经有模有样的，在外行看来我们培训班的队伍训练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记得有一次，五冶军管会的孙主任前来检查工作，观看了我们培训班学员的队列训练。满意地说：“这支部队训练的还不错，挺像那么回事了。”早上出操时，我们的队列跑步穿越过华阳镇的大街小巷，经常都会引来不少的大人和孩子沿街观看，不少的人都在猜测：“这可能是从前线撤下来的队伍，不晓得这些是从啥子地方撤下来休整的便衣队。”
       有一天吃过晚饭，总公司的文艺宣传队到我们培训班来慰问演出现代样板戏《白毛女》。华阳镇上的一些地痞、操哥们聚集在演出的剧场门口想要捣乱，培训班的领导再三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去理睬他们，免得滋生事端。
令人担忧的烦心事，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们三排的张排长，在剧场门口维持秩序的时候，已经被一群地痞、操哥们裹胁去了。我们得到消息后非常着急，立刻有人大喊一声：“二连三排紧急集合。”
说话间，不到半分钟，我们全排知青列队集合完毕，随着一阵齐刷刷整齐有力的跑步声，不大一会儿功夫就追上了这伙地痞操哥们，我们当时谁也没有动手，但是整齐威严的队列把他们团团包围得水泄不通，几十双愤怒的眼神齐刷刷地瞪着他们，训练有素原地踏步的脚步声，震得街道地面发出咚、咚、咚地响声，这伙地痞、操哥们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阵势。此刻眼前的街道上又出现了前来增援我们的队伍，威严整齐的脚步声，来自不同的方向，齐刷刷地脚步声由远而近，增援我们的知青队列已在前面街道口的转弯处露头，距离我们三排越来越近。更大范围的大包围圈已经形成。
想逃跑已经根本不可能了，想打又没有胆量，这伙地痞操哥们，已经被我们这威严整齐的队形给威慑住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现在能做的只能是，规规矩矩地把手里的棍棒放在地上，惊慌失措地跪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求饶，我们救回了那位排长，把这伙地痞操哥们夹在我们的队列里，一直押解到了当地的公安机关，受到了当地的公安机关的好评，也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赞扬。  
       我们培训班的领导得到当地的公安机关的电话通知后，专门把我们二连三排集合在办公室外面的空地上，手舞足蹈地讲了好一阵，把我们三全排的学员好一番夸奖。不停地说：“好，好，好。干的漂亮。干得有理有利有节，既没有吃亏，又显示了我们培训班的威风。好、好、好。”从这以后一直到我们培训班结业，离开华阳镇的这段时间里，华阳镇上再没有发生过地痞、操哥们捣乱的事情。
      与当知青所不同的是，在培训班学习的时间不论如何紧张，星期天总是可以休息的，而这个星期天恰恰是最难打发的。百般无奈，总得要找点什么事情来打发时间。
       记得在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们在培训班大门外看到，有三个农民在用耕牛翻耕着一块长满杂草的荒地；还有七八个农民在用锄头把耕牛拉着铁犁翻起来的大块泥土切碎成小块，我们班的全体知青学员蜂涌而上，随即便把这伙农民包围起来，有三个知青学员顺手接过了牛鞭，举过头顶，用手挥了挥牛鞭，熟练地耕起地来，我和班上的其他知青纷纷地接过那些农民的锄头，熟练地切碎这田里的大块泥土。这些农民很快就看出来，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敌意和歧视，正相反，由于我们用耕牛耕地和拿锄头这些熟练的动作，引起了他们对我们浓厚的兴趣。
      相互摆谈中，有人就提起了前几天剧场门口附近发生地痞捣乱被抓的事情，随即有人很好奇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队伍？又会种田，又能打仗，是解放军的便衣队吗？从哪儿下来的？”我们新工人培训班当时住的地点，曾经是一个部队的营房，为维护解放军部队的声誉，培训班的领导做过规定，任何人不准说出去我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只能回答说是有纪律，要保密。
      在培训班学习如何紧张也都无所谓，就是我们知青刚从农村出来，回到城里，对当时的粮食定量规定猛一下子不能适应。经常感到在分班学习讨论的时候，总是一会儿就饿了。肚子一觉着饿得慌，在学习情绪上大家免不了就要受到影响。势必要分散学习的精力。
       请看下一节《关于一天一斤二两的话题》

石建华

                                 关于一天一斤二两的话题
      在培训班学习如何紧张也都无所谓，只是我们都是刚从农村出来，到城里以后，对当时的粮食定量规定不能一下子就适应得了。在乡下当知青时，吃饭多少完全任凭自己高兴，多做就多吃点，少做就少吃点，吃多吃少没有一个准确数量标准，完全自己做主，什么时间饿了什么时间自己做饭吃。现在这培训班里天天干坐着枯燥乏味地学报纸，上午不到十点肚子就饿了，但谁也不准走出这个大院的门，一直挺到十二点才能集合到食堂吃午饭。
      全班十个人壮体力的小伙子，每顿饭只有半洗脸盆的米饭和一小盆菜，而且只有那么一个菜。然后下午继续学习，一直到晚上六点钟才能吃晚饭，吃饭的伙食标准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变动。大家对这样的伙食标准早就是满腹牢骚了，但只是迫于当时政治环境和某些舆论压力，我们刚从从农村回来的知青，作为新进单位待分配的工人，地皮都还没有踩热。谁也不便说什么就是了。
      两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班里翻来覆去地学习元旦社论，都已经记不得学了多少遍了。虽然说是政治学习讨论，但大家的讨论发言则都已经跑题跑的没边没沿了，当时我们正在激烈争论着重庆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事件的某些风云人物。
       那会儿我是正面对窗口坐在床沿，突然发现窗口站着一位带着红领章帽徽的老军人，他正面带微笑扫视着我们屋里的每一个人，我赶紧把话题转开，给大家发出了情况异常的信号。可是大家正在争论的兴头上，谁也不买我的帐，根本就没人理我的话茬。那位老军人向我摆了摆手，不准我暴露他的目标，我只好不再言语了。
       在这时，我们班的另外三个人发现我老往窗口看，也把眼光扫向窗口，同时都看见了这位老军人，立刻停止了言语。其他的人这时也意识到窗外可能发生了什么状况，纷纷转过头来，也就都看到了这位老军人，大家不好意思地笑着停止了争论。
       老军人这时候也笑了：“干吗都不说了？继续说呀，你们说的这些，对我来讲都是新闻，听起来挺有意思的。什么时候你们再说，叫上我，让我也好好听一听。”
      我们班里有人大胆地问他：“请问你是谁，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位老军人仍然是面带微笑平静地回答道：“我叫孙德功。是五冶总公司军管会的主任。请大家继续发言。”
      天呐，这下子乱子可闯大发了。这位军管会的孙主任背靠着我们班的窗台前悠然自得地点燃了一支香烟，神秘地微笑着抽了一口，吐着一丝浅蓝色的烟雾，不慌不忙地离开了窗口，看样子是到办公室去了。
      半个小时以后，连长派人来通知，各班班长马上到连部开会。我开始心虚了，忐忑不安地走完了从我们八班到连部不到两百米的直线距离，站在连部办公室门外。
      我喊了一声：“报告。”
      里面有人应声答道：“进来。”
       我随手推开连部的房门走了进去，连长、指导员都在，那位老军人孙主任正对着房门坐在一把藤椅子上悠然自得地抽着烟。他看见我走进来，对我还是那样面带神秘地微笑着，对我点点头。
       我的心已经虚到底了。战战兢兢地打量着四周，想找一个角落坐下来。可是那位老军人孙主任好像是完全看出了我此时此刻的心态，特意用手指着我招呼着：“小伙子，对。就是你，过来，坐到我身边来。”
       我的上帝呀，我想躲他还躲不过来呢，他还非逼着要我坐到他跟前去，看来今天我肯定要有麻烦，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啊。
       不一会儿，各位排长班长都到齐了，连长宣布开会，他重点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大家在学习是注意力相当不集中，老在殺偏风，东拉西扯。学风必须要改。第二是：大家对食堂如果有意见可以按正常渠道反映，绝不容许任何人在下面瞎议论。
       这时候，那位老军人孙主任开口说话了：“一天能吃一斤二两米饭，叫我看已经不算少了，比如说，现在我一天就吃不完一斤二两米饭。再说了，我像你们现在这个年纪的时侯，部队天天都在打仗，谁也不可能保证每天都会有一斤二两米饭吃。我也没有听说过，有哪个人哪天没有这一斤二两米饭吃，就不打仗了。说实在话，在那时候谁也不可能保证每天都能吃饱饭，我们不是照常在打胜仗吗？是谁说的，一天一斤二两米饭吃不饱的，给我站出来，我倒想要见识见识。”
       他这一席话顿时震得大家张口结舌面面相视，谁也不敢在这时候招祸上身呀。
      那位老军人孙主任在此刻说着说着，他还就站了起来，用手扶着藤椅的扶手，眯缝着眼睛扫视了一下会场上所有的人，突然用手推了推我的胳膊，还是那样笑眯眯地说：“你不会也不说话吧？”
       当时可能是我中邪了，要不然就是脑袋被房门夹出裂缝进水了，居然鬼使神差地站起来，开口就说：“关于这方面的事,我想说说我的心里话，但这并非完全是为了我自己。我认为我们在当知青那个时候，吃饭的确也没个定量，每顿饭吃多吃少完全任凭自己高兴，多做就多吃点，少做就少吃点，高兴多吃就多吃点，不高兴吃就少吃点，反正粮食是堆在自己的箩筐里，米吃完了再背点谷子去碾点米就是了，而且碾出米剩下的谷糠，多少还可以卖掉换两个零花钱。回到城里后，猛地一下子一天只有一斤二两的粮食定量，天天坐在这里除了学习之外，没有其他的事可做。的确饿得也快，我们确实也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我认为，他们所议论的事情并非是没有道理的。”
       孙主任又笑着说：“好小子，算我有眼力，没有看错，你总算是说了一句大实话，的确像一个敢做敢当的汉子。行。你是哪个班的？”
       我应声答道：“二连八班班长石建华”。
        孙主任笑着接着说：“为了验证你的话是否真有道理，今天中午，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个班，到底能吃几盆饭。”
       办公室里所有到会的人全都笑了，这哄笑声在当时真让我浑身直发冷汗，腿肚子直达哆嗦。
       散会后我赶紧回到班里，把开会的情况简明扼要地向全班的弟兄叙述了一番，同时也央求大家救救我。中午如果真要检验我们班吃饭的话，希望大家一定不要出卖我，一定要多吃点。
       班里的这些弟兄们在关键时刻也真够哥们，纷纷向我表态：“班头儿，你放心，你的事就是我们大家的事。不要怕。弟兄们能聚在一起，那是前世修来的缘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绝不让你为难。不就是吃饭嘛，反正大家在这段时间，肚子老是填不满，中午就是菜再少，饭也要多吃点填填肚子。”
      午饭时间到了，培训班全体学员都到食堂整队后进餐，在整队时，值星连长下达命令：“二连八班全体出列，到食堂门口这边来吃饭。”我站在队列前一声不响地摆了一下手，带领着全班的弟兄到了规定地点。十来个人蹲成了一个大圆圈。大家谁也不言语。
      炊事员先端上了第一盆大米饭，十个弟兄二话不说，拉过饭盆，动手盛饭，一人一碗填不满，盆底早已经扫光了。      我回头望了一眼孙主任，孙主任向炊事班长摆了一下手，炊事员端上了第二盆大米饭，十个人还是一人一碗填不满，盆底又是一扫而光。
       我又扭头望了一下，孙主任向炊事班长又摆了一下手，炊事员又端上了第三盆大米饭，十个人还是一人一碗填不满，饭盆又立刻见底了。
       我这时候再一次扭过头望去，孙主任已经离开了食堂。坏了，看样子这第四盆饭也就不可能再有了。
       不过在这时候我已经看出来了，班里的弟兄们都已经较上劲了，别说是三盆，恐怕就是再上十盆饭，他们也绝不可能让它剩下的。
       过了几天，孙主任通过培训班里的其他负责人，把话给放了出来。
       那个二连八班的臭小子们，吃起饭来简直不是人，纯粹是一群饿狼。他们都是饿死鬼托生的，八辈子都没有吃过饭，这群王八羔子全都是大混蛋。不管他怎么骂，他愿意骂就让他骂去吧，反正我们也没有直接听到。但从此以后，培训班里一天一斤二两不够吃的话题再也无人提起了。
       为了丰富培训班的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训班的领导决定:利用一个星期天晚饭后的时间，培训班全体学员在操场上举行联欢晚会，规定了每个班都要出节目，没想到我们班竟然就在这件事上惹出了麻烦，差点给我造成严重的后果。
       请看下一节《晚会唱歌唱出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