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大乌珠

（老照片·1930年贝时璋被浙大聘为生物系主任。 原书插图）

 

谁持彩练当空舞 （8）

贝作的这份报告，其时已经形成论文，题目就是《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重建》，但除去在浙大生物系的这个讨论会上作了演讲外，他并没拿出去公开发表，鉴于在这之前，“一切细胞均来自细胞”之观点早就已经是生物学界的一致认识，作为新观点的“细胞重建”之说，还须有更为充分的理论佐证，否则很可能被学界视为愚昧和狂妄，贝时璋多少有些犹豫。

没想到这一犹豫，竟将时光延缓了近十年，当贝时璋把他的《南京丰年虫二倍体中间性》、《卵黄粒与细胞之重建》，以及《关于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转变》这三篇重要论文陆续在《Science Record》和《科学》等著名杂志上公开发表时，已经是1942至1943年间了，也正是浙江大学的湄潭时期。

说湄潭时期是浙大教学与科研的一个巅峰，贝时璋可谓例证。创立已逾百年的细胞学说，始祖系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三十多年后又经病理学家微尔和“细胞来自细胞”理论的补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三个德国人是在什么地点，什么环境下完成了他们对细胞学说的建树，科学史自有记载，及至贝时璋“细胞重建”理论的发表，差不多已有七十年的时光，生物学界一直都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确认细胞分裂方式是细胞繁殖增生的唯一途径。忽然间贝时璋站出来了，发出的是不同声音：除了细胞分裂，细胞的繁殖增生还有另外一条途径，即“细胞重建”。贝不是随便说说的，在杭州松木场的稻田水塘中发现丰年虫的变异，只是最初的观察，黔北湄潭的深入研究，使之确立了自信，贝时璋为迈出的这一步，已经自我完善了将近十年。

贝时璋关于细胞重建的论文，先是在1942年冬天举办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提出的，报告会以贝先生研究课题之一的“性因子、性遗传”为主项，系由竺可桢校长提议在湄潭召开，除了学术探讨，竺开这个会还有另外一个意图，那就是对贝时璋任教浙大十二年表示祝贺。报告会的规格很高，罗宗洛、谈家桢、张孟闻、江希明等著名教授都作了学术报告，竺本人也从遵义赶来湄潭参加。也正是在那次报告会之后，贝时璋才将其论文陆续拿出去公开发表。

但这显然不是一次轻松的科学攀登过程。

贝时璋的论文发表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几近无声无息，既无责难，也无响应，生物学界给了贝时璋一副沉默的面孔。科学研究中最怕的，就是这种无法引起争论的冷遇。1947年秋，贝时璋赴欧洲参加国际细胞学会议，带去的五篇论文竟无一被大会采用，个中因由究竟如何，学界或有说法，但不少与会的专家同行，都表示不解。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事处主任的李约瑟博士，此前访问过遵义和湄潭，且本人也是生物学家，对浙大在湄潭的科研成就的赞赏，就包括贝时璋的这一学术理论，因此他也为之感到非常的惋惜。

如果放到十几年前的1934年，贝时璋的细胞重建理论尚在研究之初，碰到这种境遇或许会感到沮丧，那时他自己对此也多少还有些犹豫，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丰富，贝先生早已“固执己见”了，因而处之泰然，不仅不动摇，并且开始了更广泛的深入研究。即便后来离开浙大去了中国科学院，也依旧在其主持的生物物理研究所，设立了一个细胞重建研究组，将研究对象从最初的丰年虫延展到了鸡胚胎、小鼠骨髓、大豆根瘤菌和沙眼衣原体等，研究的内容也更其精细，如细胞重建的机理、诱导；细胞重建和细胞分裂的关系；细胞重建的模拟，在他看来，与其空洞的热闹，倒不如这种貌似淡漠的冷遇，对科学研究而言，它更能使人静下心来，一个科研论点，尤其是对业界奉为金科玉律的传统学说提出新见解的论点，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不被重视，甚至遭受误解，都是正常的，也有利于科学家的反思与求证。贝时璋给自己的研究做了这样一个定位：

细胞重建可能是以前地球上细胞起源过程在现代生物体内的缩影。这样的提法是否恰当，尚待商讨。但是，如果认为细胞分裂是细胞繁殖增生的唯一途径，我们就不能了解细胞在地球上是如何起源和进化的。相反，通过对细胞重建的深入研究，弄清楚细胞一步一步地自组织、自装配的过程，我们就能对地球上细胞怎样起源、怎样发展等问题有所了解，继而对它进行模拟。

 

从一个人的生物系开始，到一个人的细胞重建研究，为着这个形成于浙大湄潭时期的定位，贝时璋几乎固守了一生，……   

（“为生命科学发展努力奋斗”，是贝时璋先生一生的座右铭。原书插图）

 

（待续78）

大乌珠

（求学浙大时期的年轻李政道。原书插图）

谁持彩练当空舞 （9）

 

李政道的青涩岁月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博士对浙江大学有四年的记忆，相当于读一个本科的时间，但其实际在校的日子，却只有一年，从1943年秋至1944年秋，在贵州湄潭永兴镇浙大一年级分校。

这一年非同寻常。李政道说，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的细推物理之乐。李喜欢杜甫的诗，“细推物理之乐”的感觉，正是得之于杜诗中的“细推物理须行乐”；几十年的细推物理，对李政道来说，“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而这一生活方式的起点，也就是在浙大。

从事科学研究的李政道，思维之严谨缜密自不必说，但本质上却显然也是个感情丰沛的浪漫之士，谈到自己对浙大的记忆时，他用了“追寻”一词：“我正式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这话是在浙大百年校庆时说的，所以接下来，李政道又说，“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类似的表述十分动情，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无疑是李政道成为了浙大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有文章说，“少年时代，李政道的梦想就是像父亲一样读上大学，而他心目中的大学便是浙江大学”。李从小好学，想读大学那是很自然的，但把他对浙大的“追寻”推到那么早则未免夸张。李政道父亲读的是南京金陵大学，系该校农化系的首届毕业生，后从事肥料和化工产品的经营。李报考浙大时，不知是否受过其父的影响，最初录取的是化工系，开学后转到了物理系。

从中学到大学，适逢战乱，李政道是在流亡中求学的。上海沦陷，失去了平静书桌的李，混杂在逃难人群中，辗转来到嘉兴，进秀州中学续读。后来连嘉兴也呆不下去了，就和两个哥哥去了江西赣州。离赣州不远的吉安、泰和，就是西迁浙大的第二个落脚点，虽然其时已迁往贵州遵义，但在当地产生的影响不仅未曾消除，甚至还辐射到了周边地区，说李政道生性中不乏浪漫，也许可以作如下推测：在赣州听说了吉安、泰和时期的浙大，一方面仿佛彼此近在咫尺，另一方面又感觉同为泥淖中的跋涉者，惺惺相惜、孜孜以求，报考浙大的念头及日后的不懈追寻，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

李政道1943年夏毕业于赣州联中时还未满十七周岁，经江西省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如愿被浙大录取。现在的浙大新生，车船飞机、父母相送，入学不啻为一场隆重的仪式，但当年李政道从江西欲往贵州，只有一个选择：步行。若是摆在今天，步行或许不失为一种健康方式，然而李政道的那一趟步行，却是在衣食无着、疾病袭扰的状况下，跋山涉水、踽踽独行，究竟走了多久，途中又受了多少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了，资料所显示的是，大约在距离浙大开学的前一个月左右，李政道到了湄潭，先行拜见物理系教授束星北。

以十七岁的年纪，当年的李政道无疑还只是个青涩少年，拜见束星北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喜欢上了物理学，李是因其朋友、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介绍，去见束星北的，许是因为年纪小，有个叔叔在浙大做教授，束慰曾觉得多少可以给李政道一些关照。但却正是因为这趟拜见，李深为束星北学术魅力所感染，开学不久就从化工系转到了物理系。

黔北时期的浙大一年级新生，都安排在距离湄潭十五公里的永兴。这个仅二三百户人家、一条小街的镇子，标有“国立浙江大学”的建筑，竟毫不逊色于遵义本部或湄潭，从1940年拍摄的照片看，飞檐翘角的三层塔楼式高墙围院，堪是巍峨，李政道所在的一年间，每天由此拾级入门，去往教室。如果判断不错的话，这应该是南华宫，原为国民党区党部所在，湄潭县政府调拨给浙大后，区党部书记叶某，曾一度寻衅滋事，未得逞。 

（老照片·浙大永兴分校一年级校舍。原书插图）

 

   （待续79）

大乌珠

（李政道1956年和杨振宁合作，解决了当时的θ－τ之谜──就是后来称为的K介子有两种不同的衰变方式：一种衰变成偶宇称态，一种衰变成奇宇称态。图为1957年，李政道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原书插图）

 

谁持彩练当空舞 （10）

李政道来永兴时，浙大的办学秩序已基本稳定，当地民众对这所家门口的大学很是关照。镇上有一座茶楼，本是赶集人歇脚听书之处，有学生发现那里的靠窗座位光线好，泡一壶茶看一天书非常适宜，就成了店里的常客。李政道便是这些学生中去得最勤的一位。久而久之，店家和茶客都熟了，偶尔迟到，他们还会提醒旁人说，把靠窗的座位留着，浙大学生要来看书的。李政道在这家茶楼中潜心于量子力学、狄拉克方程、光谱精细结构、中微子实验和理论等深邃玄奥的课题，周边是说书人和茶客的喧嚷嘈杂，此番场景，恐怕在世界物理学研究史上都堪称奇观，可惜这座最具科学意味的茶楼，没能被保存下来。

日本的教育制度中，在校高中学生据说是可以申考教师资格的，中国虽未见有类似记载，但李政道在赣州联合中学读书时，因成绩优异，倒是被学校聘为兼职教师，给低年级学生上数学、物理课，游刃有余。李的聪颖禀赋，在永兴时期的浙大也展现无遗。学校当时对教学抓得很紧，每周六都有测验，上午物理，下午数学。有一个周五的晚上，同学们都在紧张备考，只见李政道一个人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也是从赣州联合中学来浙大的沈宝棣看见了，就问他：“李政道，人家都在复习，你一个人走来走去的干什么呀？”李政道笑笑说，“这里有几个同学，那里有几个同学，都要问题目，所以我就这里讲讲，那里讲讲了。”沈宝棣又问，“你自己怎么样啊，保证明天都能考得出吗？”李还是笑笑，说了句“我差不多吧”，次日，李政道的试卷果然被老师写上“standard（标准版）”贴在了教室里，成绩是九十九分，虽然是全对，但老师通常是不给李打百分的，意思是打了满分，也就没有追求了。

李政道求学浙大期间的恩师无疑是束星北，束对李的器重，全然在于对方的物理学禀赋和悟性。束上课不带课本，也无讲义，从湄潭到永兴给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除了必要的讲授，更喜欢回答学生的提问，至于像李政道这样在提问之外还能与其展开讨论的学生，那就几乎是被他视作同行了。这一点连物理系主任王淦昌也深有同感，王给李布置作业，从课本上的十道题中圈了五道，检查时发现，李把十道题都做完了。事后王对束说，你向我推荐的这个学生，照我看，将来会比你我更有出息。1944年秋，王淦昌突然接到了一封束星北从重庆发来的急电，电文的口气是命令式的：看住李政道！

抗战第七年，日军垂死挣扎，贵州局势趋紧，教育部电令浙江大学与中央大学合并，学生一律参军，竺可桢校长没有照办，只向教育部申请枪支，表示如果遵义、湄潭陷落，可组织学生就地打游击。李政道当时在重庆，看望从上海移居来的母亲，也见了因事滞渝的束星北，聊天时流露出了投笔从戎的念头，束一听就急了，说全中国有那么多青年人，谁都可以去当兵，唯独你李政道不可以。话虽这么说，到底也还是怕李年少气盛，热血一沸腾，真就去扛了枪，于是给王淦昌发了电报，说待李回湄潭后务必加以劝阻。返回贵阳的途中，李政道搭乘的卡车不慎翻入山沟，身负重伤，王淦昌随即将他接到自己家中，一来是养伤，二来也好遵束星北所托，“看住”李政道，轻易不许出门，以断其当兵之念，李伤愈后，束星北又把他接回重庆，随后介绍去昆明西南联大读二年级，师从著名物理学教授吴大猷，一年读完了二、三、四年级全部课程，遂留学美国。

在黔北浙大度过青涩岁月的李政道，1972年回国时没能见到束星北，只得用北京饭店的便笺给束留了一封短信：“束先生：自重庆一别，离今已有差不多廿八年了。对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物理的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此次回国，未能一晤，深以为怅……”昔日浙大师生之情谊，山高水长。 

（吴大猷 1907－2000，广东高要人，毕业于南开大学，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历任国立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国科指导会主任委员等职，1931－1933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33－1934年在美国作光谱学、原子和原子核物理学方面的研究，1933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39年获中央研究院丁文江奖金。1943年获教育部第一等科学奖金。1946年，赴密西根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又至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两年。1948年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8年从纽约大学退休，长居台湾，担任教育部科学教育委员会主委。1983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92年春，吴大猷率团到北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踏上阔别46年的故土，老人感慨万千。吴大猷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93岁。编者）

 

（待续80）

大乌珠

（罗宗洛 1898—1978，浙江黄岩人。植物生理学家，我国现代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1925年3月在日本大学本科毕业。1930年于北海道帝国大学获得农学博士。于1930年2月回国，任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32年离开中山大学到上海暨南大学理学院任教授，兼中华学艺社总干事。1933年起转赴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授。1945年10月被派到台湾接收台北大学，1946年接收完毕后任代理校长。同年10月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从重庆搬到上海，他仍任所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1953年该研究室扩建为植物生理研究所，任命他为所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罗宗洛病逝于上海中山医院，享年80岁。编者）

 

谁持彩练当空舞 （11）

 

罗宗洛先生

罗宗洛从教浙大的日子，都是在遵义和湄潭度过的，前后四年。罗宗洛是植物学家，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早年留学日本，1930年结束了北海道帝国大学大学院坂村彻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后回国，任教过四所大学，浙大是最后一所。但在黔北教学科研的这四年，用罗宗洛自己的话来说，“却是我一生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期”。

来浙大之前，罗宗洛已在中央大学任教近七年，占其大学光阴的一半，但这七年的感觉其实并不顺心。当然也可以说，从日本回国后，期望有一个植物生理学教育和研究之稳定环境的罗宗洛，一直都不怎么顺心。罗的性格内向，不擅于人际交往，像植物一样的安静，从他受聘前三所大学的经过来看，基本上也都是被动地应邀，而不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和出击。

最早的是广州中山大学。该校生物系主任辛树帜刚到任不久，急需为系里聘请教授，就给尚在日本的罗宗洛写了封信，但没说要聘罗，只是提了动物学家陶然，因不知陶在日本何处，想请罗代为联系。罗替二人牵上线后，也就把这事给放下了，没有多想，次年又接辛树帜信，说陶已聘定，同时又表示，希望罗也能去中山大学执教，罗仍没多想，只征求了导师坂村彻的意见，得到支持，便回了辛树帜的信，告之愿意应聘，待辛把学校聘书寄达时，罗才发现，到校的时间限定在1930年二月之前，虽然很紧迫，罗还是“依限期而去”了。

 

“我到了广州，对于祖国情况一无所知，但中山大学生物系的空虚程度，却非始料所及。全系没有一间实验室，瓶瓶罐罐也少得可怜。楼上仅有一大堆广西瑶山采集来而未加整理的标本，动物、植物皆有。动物标本已经剥制，植物标本如干柴一般堆在地上。采集人员二三十人和辛树帜、石声汉、吴印禅等人皆住宿在楼上，横七竖八，全是行军床，杂乱得令人吃惊。图书室中有数架图书，尽是动物学方面的，植物学的书屈指可数。植物生理学只有贝克-约斯特（Benecke-Jost）的一本教科书。专门杂志则零零碎碎，不但无一整套的，即使连续二三年的，也极为稀有。至于仪器，除解剖用的剪刀和小刀外，毫无所有……”

 

见此情形，罗宗洛的感觉是，“不能不令人心灰意冷”。但教学条件的不堪毕竟还是可以改变的，既然来了，与其抱怨，倒不妨先安下心来，想想自己能为此改变做些什么，罗宗洛还是留在了中山大学，担任植物生理学教授，并且在辛树帜离去后，接替他做了生物系主任，时间不长，前后约两年半。不成想这期间局事动荡，竟换了四任校长，先是戴季陶、朱家骅，后为金普澄和许崇清，校领导的频繁更替，导致学校人事关系复杂，加上教研经费奇缺，终使罗宗洛感觉难以为继，遂于1932年八月辞了职。

其实罗宗洛辞职的直接原因，主要还在于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郑来广州招聘教授，慕罗宗洛之名，请他去上海，并许以在暨大建一实验室，再配一二助手，使之能在教学之余从事研究工作。罗觉得这比起名义上是名校教授，实际上主要精力却牵扯于复杂的人际争斗，要有意义得多，就答应了，郑立即在报上发布了消息，说已聘定罗宗洛为暨南大学教授。

有意思的是，这条消息被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汪敬熙看到了。虽然汪先生并不认识罗宗洛，却知道这是个做学问的人，但在他看来，当时的暨南大学并不是个适合做学问的地方，罗去暨大只会白白耽误时光，不出几年，大好人才便就此断送了，因此深为罗感到惋惜。在给中央研究院的好友傅斯年写信时，汪以此为例，说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而是不知培养，一个有志于研究的人，不得其所，无疑是糟蹋。傅斯年就把汪信中的这些话，也作为自己的意见，转抄给了新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望他能注重延揽和培植人才，罗校长以为傅是在向他推荐罗宗洛，于是立即寄回一份聘书给傅，聘罗宗洛为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请傅斯年把聘书转交给罗宗洛。

更有意思的是，傅斯年是不认识罗宗洛的，只好把聘书再转寄给汪敬熙，但汪也不知道怎么联系罗，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辛树帜。辛时任南京国立编译馆的馆长，汪就把聘书又转给了辛。汪敬熙非常热心，不仅在附信中要辛亲手把聘书交给罗宗洛，还请辛一定要力劝罗去中央大学，说他和傅可保证罗家伦校长为其提供一切从事研究的需要。罗接到聘书时刚到上海不久，还没在暨大开课，但出于见异思迁、失信于人的顾忌，未去南京中大，只表示待来年再考虑。

次年三月，罗宗洛辞去暨南大学教职去了南京，他实在是太渴望拥有一间实验室了，时隔半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指望了，只好另找出路——而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傅斯年、汪敬熙给我布置的中央大学”。但这一回，他还是利用其助教罗士韦曾是中大学生，通过一些老关系，事先对学校生物系的资料、设施等教研条件，悄悄作了一番考察，感觉是尚可接受。 

傅斯年 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所长。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所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原则影响深远。

汪敬熙 1893－1968，小说家，中国现代生理心理学家。浙江杭州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与傅斯年等同为新潮社的主要成员，在《新潮》上发表短篇小说，并参加新文化运动。短篇小说《雪夜》表现了对苦难的妇孺的同情，具有现实主义的色彩，是其代表作。1920年赴美留学。1923年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河南中州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1934年任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1948年赴巴黎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工作。1953年后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进行研究工作。 编者

 

（待续81）

大乌珠

罗家伦 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五四运动”的命名者。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早年求学于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民国年间，担任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校长之职。南京大学今天的校训“诚、朴、雄、伟”，就是由罗家伦所提出。1949年到台，先后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史会主任委员、中国笔会会长、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职。

辛树帜1894－1977，字先济，湖南省临澧人。农业教育家、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毕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事业，为中国西北的农林教育和科学事业奉献了大半生心血。晚年从事农业科学、古农学研究，撰有《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等著作，为中国农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者

谁持彩练当空舞 （12）

从1933年八月正式到校开课至1940年春改投浙江大学，将近七年，应该说罗宗洛在中央大学是有成就的，也是站得住脚的，譬如对植物根尖的组织培养研究，1935年写成了英文论文后，新创刊的《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即在第一卷第一期上予以发表；又譬如罗开设的植物生理学课，正式选课的学生仅六人，但上第一堂课时，教室却坐满了人，不少生物系和农学院的助教讲师及高年级学生也来了。罗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大的风气，对新来的教授，“会专门找岔子，发现教授讲错时，即记录下来，报告系主任甚至校长”，罗虽然只有提纲，不编发讲义，却未出什么岔子，不过这第一关是过了，却也添了心理压力。

罗宗洛对浙大的向往是在1937年之后，起因大约有两点，一是在其实验室学植物生理学的学生仅柳大绰一人，系里还不断劝他改学动物学，柳毕业时，罗要求留做助教，未获准，学校对植物生理学研究的冷漠与偏见，令罗失望；二是战时中大迁至重庆后，生物系在罗已担任三门课的情况下，又让他再开一门，其中普通植物学的上课地点在嘉陵江柏溪分校，一去就得一天，哪怕别的教授答应代课，系里也不准许，繁重的教学完全挤掉了实验和研究时间，不免让罗心生遭受排挤之感，所以当他同意助教罗士韦去昆明的清华农业研究所，校长问他为什么要让罗走时，他回答说，我自身也将被排挤出去，留他何用？回忆当年境遇时罗宗洛是这样说的，“我不但要一个吃饭的地方，而且要找到一个能进行研究工作的地方。左思右想，就想到浙江大学。”

在罗宗洛辗转四校的教学岁月中，这是唯一主动选择的一次，之所以“左思右想，就想到浙江大学”，固然有浙大数学系的陈建功、苏步青教授都是罗留学日本时的校友，与生物系主任贝时璋也是素识，但更重要的一点，恐怕还在于竺可桢校长主持下的浙大新教育举措当时就已经名声在外。新教育的具体方式方法有多种多样，但对罗宗洛的最大吸引，抑或就在于教学与科研并重，陈建功、苏步青、贝时璋等人“在浙大任职多年，都能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工作”，所以罗认为到浙大教书，“不管有何困难，在精神上一定是愉快的”。

如果不是浙大当时西迁至广西宜山，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罗宗洛去的时间或许还要早一些。1940年三月，得知浙大已再迁贵州遵义，自重庆前往的距离相对近了，罗就给陈建功教授写了封信，告之自己的境遇，询问有无去浙大教书的可能。没想到事情进展之顺利，出乎其意料，陈很快回了信，说贝时璋在浙大生物系颇具威望，罗去那里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最好亲往遵义面谈一次，把该定的都定下来。罗不敢耽搁，随即去了遵义，住在陈建功处，与陈、苏、贝三人欢谈数日。贝时璋的态度非常诚恳，除了欢迎罗本人，连罗希望带去的崔赝、汤玉玮、陈方仲、姚瑗等四名助教，也答应设法给予安排。贝的这个态度，显然也是因为有竺可桢的支持，据说罗在中央大学的薪金高于浙大教授标准，竺还特别批准按原数目发给，保持不变。

未进浙大，罗宗洛就已经从这所学校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愉快”。1940年8月罗举家迁至遵义，随即转赴生物系所在的湄潭，落脚在郊外的朝贺寺，将菩萨搬走后的前厅和两侧厢房略加修缮，就算是安顿了。罗自然不会计较这些，他记住的是贝时璋说的话，“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研究工作，自然有困难，我们一起克服”。对于植物生理学科来说，罗在浙大真正是白手起家，和数学、物理、化学等系一样，浙大生物系也设有研究所，罗的植物生理学实验室顺势而建，尽管位于一座破旧的小祠堂内，却是从无到有，而且还是一个拥有十多位青年学人的研究室，罗宗洛的植物生理学研究，终于可以开始新的拓展了。

罗宗洛在浙大期间的研究课题集中于微量元素领域，这在当时的植物生理学界是一个创新课题。其实罗刚到遵义时，尚未就聘，竺可桢就安排他在何家巷三号最大的一间教室做过一场学术报告，题目正是《微量元素对植物生长与发育的影响》，教室挤得满满的。那一天罗讲得很兴奋，也使浙大师生大开眼界。罗在浙大的这项研究，前后发表过八篇论文，从数量上看好像不算多，但从他一生只发表了二十五篇论文来看，却占了近三分之一。罗宗洛的每一篇论文都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至今熠熠生辉，这是学界公认的，也是他严谨的科学态度与浙大“求是”学风的契合。

四年后的1944年，罗宗洛应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朱家骅邀请，出任该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回了重庆，但罗和浙大的关系却并未了断。抗战胜利后，罗宗洛以国民政府教育部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台湾接受台北帝国大学，将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并首任校长，与之同行的，就还有他的好友，同在湄潭共过患难的浙江大学教授陈建功、苏步青等，在台北的那段日子里，但凡聚在一起，回忆湄潭时光，提及那黔北小城，心中洋溢的满是故国月色…… 

（老照片·湄潭双修寺浙大物理实验室。 原书插图）

 

（待续82）

设字209

“浙大”人文汇萃.名家辈出。

大乌珠

以下是引用设字209在2013-11-10 23:03:00的发言：
“浙大”人文汇萃.名家辈出。

    谢谢！

大乌珠

（王国松 1903—1983，字劲夫，浙江温州人。著名电机工程学家、教育家，一级教授，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发起人之一，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四届民盟中央委员。1925年王国松先生毕业于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前身)电机科并留校任助教。1930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公费留学。1931年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193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国立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电机系主任、工学院院长。1950－1957年任浙江大学副校长、代校长，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省人民政府委员，省科联副主席、杭州市科联主席等。1956年参加编制国家12年科学发展规划。1978－1983年任浙江省电机动力学会理事长、省第四届政协常委、省科委顾问，电力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和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顾问等。原书插图）

 

谁持彩练当空舞 （13）

 

从小银匠到中流砥柱

竺可桢在谈到王国松时用过一个词，叫做“中流砥柱”，这当然是就浙江大学而言，尤其是竺可桢长校十三年的浙江大学。王国松字劲夫，在竺可桢的日记中，“劲夫”出现的频率，的确相当的频繁。自浙大西迁贵州遵义后，到竺可桢离校，马寅初短暂接任，王国松由电机系主任、工学院院长、副校长乃至马另调他任时的代理校长，与浙大之关系可谓休戚与共。王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浙大度过的，从1920年考入浙大前身之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后，就再没有离开过，除去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三年。

王国松留美，是由学校保送，前去学习电机工程的，但他仅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电机工程的硕士学位。有意思的是，在随后的两年里，王继续攻读，又拿了博士学位，拿的却并不是电机工程学的博士，而是哲学博士。一个具有哲学思维的电机工程学家，将如何有别于单纯从事电机工程研究的其他学者，王国松或许是一个范例，无需观其一生，亦颇多可圈可点之处。

浙大西迁至遵义，建立实验室最多的，就是工学院。从摄于1940年五月的老照片上看，不仅有湘江岸边的河滨工厂及电讯航空实验室，甚至还有一处包括机械、电工等实验室的工学院实验室群。对这些实验室的建立，王国松起了很大的作用。王一向称学生是“未来的电机工程师”，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可以像当地人一样用油灯照明，但未来的电机工程师却不能不做实验。”

实验室是理论付诸实践的场所，师生们动手操作的地方。王国松的动手能力极强，这一点，恐怕与少时的经历有关。王是温州永强人，但很小就随父亲到温州城里谋生。王父在五马街开了一家名为“王永华”的银楼，实际上只是一间加工银首饰的小店铺，所谓王掌柜的，也不过是个整日劳作的手艺人。王国松十三岁小学毕业，父亲就令其辍学进了银匠铺，跟自己当艺徒。对于吹火、敲打、纹花一类的技艺，王国松倒也喜欢，做起来很是灵巧，空余还替父亲记记账，如果不是爷爷硬把他从小板凳上拽了起来，要他继续去读书，王国松抑或会成为身怀绝技的小银匠。碍于老爷子的固执，父亲答应了，条件是必须考进前三名，得以免交学费，结果王国松拿了个全县第一。

王国松当然是愿意读书的，不过小银匠也没白做，虽然时间短暂，却激发了他对技术钻研的兴致，并在日后的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及浙大电机专业，始终不改初衷，其一以贯之的教学原则，就是从实验中去探求和感知电机工程的奇趣奥秘。王国松在拿了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后，忽然去攻读哲学，绝非心血来潮。哲学是研究客观世界一切普遍规律的科学，乃万学之学，西方学术史认为，哲学衍生出科学，由希腊语转变而来的“哲学”（philosophy）这个词，意思为“热爱智慧”，用于王国松，似乎尤其贴切。早年在康奈尔大学，王能以心算快速准确答题的“超凡智慧”就已经广为人知，且流传多年，直到1980年该校校长率团访问中国时，还旧事重提，表示想见一见这位“智慧”的中国学人。

在浙大西迁至遵义之前，还经历过浙江建德，江西泰和、吉安，广西宜山等地的一路颠沛流离，那时用于教学的仪器设备非常简陋，但在王国松看来，却件件都是宝贝，决不许舍弃损毁。为保险起见，每次搬迁必亲自负责拆卸、装箱并监督押运，到了目的地，也是亲自来指挥开箱、安装和调试，只要课堂教学一旦开始，实验课立刻同步开出，从不耽误。遵义时期的浙大，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办学环境，王国松在那几年里最为操心的，也许就是电机系、乃至整个工学院实验室的建设。也许可以这样说，其时王对学校课堂教学的实力是充分自信的，当务之急，是创立和完善与之相匹配的实验教学设施。

教育经费非常拮据，没有钱盖实验楼，只能因地制宜利用当地材料在湘江岸边建起一片简易平房。泥垒墙，草盖顶，数百平方米的房舍从外面看，和当地农舍没有什么两样，然而它们却是电机、化工、机械等系学生的实验场所，里面井井有条地安装着各种机床，一台台交流、直流电机，排放得整整齐齐的实验桌和开关台，各种测试仪表和测试设备……

浙江大学出版社《西迁浙大》一书中描写的这幅场景，在1940年代的遵义无疑是非常罕见的奇观，从湘江岸边经过的遵义人，能够听见那些“农舍”里传出的各种机械声，看见穿长衫戴眼镜的人在此进进出出，却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是干什么用的，但随着抗战胜利，浙大撤离遵义复员回杭时，他们不仅明白了一切，而且从此在遵义的夜晚看到了一种异样的光明。

王国松说，“我们可以像当地人一样用油灯照明，但是未来的电机工程师却不能不做实验。我们不能没有电。”没有电，实验室里的机床就成了摆设，为建立这个实验场所而付出的艰辛，也会变得毫无意义，如何解决用电问题，《西迁浙大》一书中这样说的，“这时候，电机系千辛万苦从杭州一路搬运到遵义的几台柴油机和发电机就派上了大用场。柴油太贵，用不起，就用当地比较便宜的桐油代替，在茅棚中央，一台柴油机拖着一台发电机发出呼呼的响声，电流通过导线传送到每座实验台上。”电机系如何在非常时期解决用电问题，王国松给出了他的答卷：因陋就简。

这份答卷之优异应在百分之上，因为电机系的发电机组，除了为工学院的实验课提供用电，还第一次点亮了黔北山区的遵义，虽然那光亮的区域，最初仅限于何家巷三号一隅。何家巷三号是浙大在遵义教室比较集中的一处大院，每晚都有不少学生在此自修，用的多是油灯，烟气大，亮度低，一晚上下来，鼻孔熏得乌黑，对眼睛的损害也很大。王国松心疼学生，设法作了调剂，在保证实验供电的前提下，匀出一台机组搬去何家大院，每晚发电三小时，供学生自习。此举在当年受学生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许多老浙大至今仍津津乐道。

我去遵义的时候，何家巷三号老宅早已不复存在了，遵义城的夜晚和内地那些繁华都市一样，明亮璀璨，但说是早先供学生晚自习的那一小片光亮，化作了如今遵义的满城灯火，听起来像是一句诗意的表述，不过我们在浙大遵义办学史的字里行间，还真能找到一段确确实实的记载。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五月，在遵义办学近七年的浙大要复员回杭了，学校决定将包括自建房舍在内的一些财物，无偿移交给了地方政府，部分图书仪器则留赠当地学校。房产不用说，自然是带不走的，但至于实验设备，对于王国松而言，感情上的珍爱或许倒更甚于来时了，恨不能悉数随行东归，然而电机系最终还是把那套在何家大院发过电的设备留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遵义在狮子桥畔建起了自古以来第一座发电厂，取其名为“人民电厂”，建厂时的主要设备，恰恰就是浙大留下的这套经过修复和改装的发电机组。创业之初的人民电厂，如今已成为现代化的遵义火力发电厂，谁能说火树银花不夜天的遵义，没有何家巷三号的光影呢？谁又能忘记一个叫王国松的浙大教授为四十年代遵义亮起的第一盏电灯？

从温州五马街的小银匠到竺可桢所称的中流砥柱，机电专家王国松先生与浙江大学的唇齿相依，印证了一种精神，那就是1948年十月二十九日，竺可桢在对浙大新生讲话中所说的“壮哉求是精神”，而这种精神，也正如竺在同一次讲话中所说：“此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者不足与言”…… 

（老照片·湄潭浙大农学院畜牧场实验楼旧址。 原书插图）

 

（待续83）

飞宇

   谢谢大乌珠朋友的对板块的支持

大乌珠

以下是引用飞宇在2013-11-12 6:53:00的发言：
   谢谢大乌珠朋友的对板块的支持

  谢谢版主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