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七十五

动乱岁月中的二三事

张军
原抚顺一高中二年二班学生。1968年下乡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六台大队三小队，当过小队保管员，知青点伙食管理员、副点长。1971年11月应召到抚顺钢铁公司炼铁事业部调度室工作，任调度、调度长至退休。

王同学的“忠心”差点害了我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与人之间亲不亲“线上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充满了斗争的火药味。
上了高中，自觉得字写得不好，就养成了随手练字的习惯。有一次我在一张废纸上写了“中国人民”四个字。这时有个外号叫“屁包”的同学走过来。我就开玩笑似的把这两个字写上了。没想到这张废纸被王同学捡到，马上送到老师那，说是“反标”。这下惹了大祸。
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这是你写的吗？”我承认了。老师说：“这字条上纲上线可是反动标语呀！”我吓傻了，战战兢兢把当时情景讲了一遍，并诚恳检查错误。老师相信了我，说：“你出身好，要求进步，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我就不上报了，要改掉乱写的毛病。”我如释重负，向老师深深躹一躬。
因为这件事，我的入团积极分子被取消了。这对我刺激很大，使我永难忘怀，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荒唐。王同学，你差点害了我。

缸子

缸子何许人？他是我们下乡那个队的当地青年，家庭成分不好，长得胖墩墩的像个水缸，故得此雅号。他干活是好手，人缘还可以。
我们刚下乡时农活干不好，缸子就常常暗中帮我们。铲地接个地头，挖土多挖二锹。一次去割草，按割的多少记工分。晚上过秤，我们两个知青割的草加起来也没缸子多。我觉得没面子，就说：“咱们比比摔跤怎样？”缸子说：“比就比。”我打量比我矮半头的缸子，就没把他放在眼里。可一交手我明显觉得他力气比我大，一下被他抱住后腰摔倒了并压在身下。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好你个地主崽子，敢把知青压在身下，想翻天呀！”缸子一下子松手，愣愣地看着我们。又有人吓唬他说：“晚上开个批斗会。”缸子马上把我拉起来，哭着说：“这是玩呢，下次再也不敢了。”看着缸子涕泪横流的熊样，我们觉得可笑，告诉他不批斗了。缸子如获大赦。但以后的日子里他虽然仍旧默默地帮助我们，但很少说话了，总是敬而远之。这使我们心里很不得劲。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深深印在我脑海里，不知缸子现在过的怎样，我心里时常想起他。

青年点管理员


刚下乡时，我们知青分别住在老乡家。第二年大队给我们建起了青年点，集中吃住，青年点管理就成了一个难题。我们点的同学多，有初中生、高中生。各小队之间距离远，出工收工时间又不同，吃饭时间不统一。先到的连吃带拿，吃不了扔了，浪费粮食，后来的没饭还得重做，同学们意见很大。换了几任管理员，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大队领导找到我，让我接任伙食长兼任副点长。我找了几个好朋友商量，帮我出主意，改革管理方法。有个同学提出印发饭票，每人定量发放，月末结算，多退少补。大家一致认为是可行的好办法，征得大队同意后马上施行。同学们自己刻钢版，印饭票，盖上章，很像个样。又重新选了两个炊事员：一个男生挑水、烧火干重活；一个女生做饭菜。这一改革取得很好的效果，浪费粮食的现象杜绝了，饭量小的把饭票送给饭量大的，力气大的帮力气小的干活，同学之间相处和睦了，大队很满意。
后来，公社把我们青年点的经验推广到各大队。我回城后，听说青年点一直沿用这一管理方法。

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我的求学梦

听老人讲，我们的家很穷，旧社会爷爷要过饭，给地主当过长工，爸爸十二岁为生活所迫就出来“闯关东”。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爸爸、妈妈都鼓励我好好读书，寄希望于我。我学习也很用功。后来，我考上了重点高中——抚顺一高中，父母都为我高兴。我发誓我要考上一所好大学，要回报父母。
当我上高二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校园变成了斗批改的广阔战场，课堂变成了反复辟的前沿阵地。正常的教学秩序都给打乱了。老师无法潜心教书育人，学生也无法安心读书学习，全面停课了，大家都争相做着同一件事——寻找机会显示自己的赤胆忠心。学校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平日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被高昂的口号声所代替，有的同学登上讲台声嘶力竭地批判校领导，批判自己的老师。我很不理解。我心目中最尊敬的王秀兰老师也被人贴了大字报，被污蔑成为“美女蛇”，她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平日里待同学很好，像大姐姐一样关心大家，我深信王老师是好老师，她不会反党，更不会反对毛主席，我坚持不给王老师贴大字报，也不批判王老师，我的良心让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
后来出现了更让人难以理解的事儿——不学无术的张铁生、黄帅竟成了“反潮流英雄”，让大家去学习的榜样。
我彻底失望了，我的大学梦想也彻底碎了！

龙行天下

随手写字受批判，
缸子实在好人缘，
管理食堂用科学，
文革痛失大学园。

中国知青张希伟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4-26 21:35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七十五

动乱岁月中的二三事

文革十年动乱，浪费了青春年华。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4-27 07:44
随手写字受批判，
缸子实在好人缘，
管理食堂用科学，

多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七十六

十年知青生活回忆（一）

王男
原抚顺一高中二年三班的学生。1968年9月下乡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王家大队后青堆子小队。干过农活，担任过公社中学民办教师。1973年7月，转到新宾县苇子峪公社草盆学校当代课教师。1977年考上大学，结束了十年的知青生活。毕业后开始在抚顺市教育学院师训部任教，后又调入到抚顺师专。一直从事物理教学工作。

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1968年9月26日，这是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四十六年前的这一天，我成了一名下乡知识青年！
记得那天，天阴沉沉的。我一大早起来将自己的行李再检查了一遍。妈妈说，带点手纸上厕所用吧。我顺手从要处理的旧书堆里抽出一本书塞进书包里，回头看了妈妈一眼，发现她正看着我。我望着妈妈凝重的眼神，看得出来妈妈不愿意让我离开。由于爸爸在旧社会给国民党政府干过工作的历史问题，妈妈和爸爸两地分居十六年。是我和爸爸费了好大的力气，跑了无数次市人事局，才把妈妈从武汉调到抚顺来，也是我到武汉去接的妈妈和弟弟妹妹。想不到这还不到一年的工夫，爸爸进了牛棚，我却又要走了。妈妈一向是个老学究，家里的一应家务，从来就是放手让我们姊妹几个来干的。更何况她们三人刚刚从遥远的江城武汉来到东北不久，一切还没适应。做饭买菜原本都是由我日常负责，我这一走，真不知妈妈和妹妹、弟弟如何能将这口饭吃到嘴里。看得出妈妈此刻的眼神也在问我这个问题。我无言以对，谁又能抗拒得了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浪潮呢？
由弟弟和妹妹送我到集合地点——六中大操场，一路上我不断地交代弟弟妹妹如何点煤炉，如何做饭，到哪去买菜。还告诉他们，一定要尽可能抽些时间去看看在牛棚里被专政的爸爸。爸爸从“文革”一开始就被关进了牛棚，已经好久没回家了。每一次都是我去看一看他，给送一些吃的和简单的换洗衣服。每一次见到爸爸，从他消瘦的脸和表情，我看得出，在牛棚里的爸爸一定受了许多身体和心理的折磨。我这一走，谁去看望他老人家呢？当我知道要下乡以后，我去看望过爸爸一次。爸爸得知我就要下乡了，显得十分绝望。我当时还安慰他，我走以后弟弟妹妹会来看他的。可是弟弟妹妹刚来到抚顺，连爸爸工作的单位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妹妹说，她新转入的那个学校听说可能也很快要下乡了，那样的话家里就只剩下妈妈和还小的弟弟。听了妹妹的话，我顿时又想起刚才离家时妈妈的眼神。当着弟弟和妹妹的面，我强忍着，没让眼泪流出来。
火车开动时，我看见妹妹背过身去擦眼泪，我的泪水也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但立即就发现有人在注意我，因为我的表情和车厢里的热烈气氛有点太格格不入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你们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车厢里语录歌此起彼伏，同学们好像不是背井离乡，而是要去参加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旧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车厢里的热烈气氛渐渐地把我思念妈妈的情绪给冲淡了。
火车时开时停的，一直到接近傍晚才到达目的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一下车，眼前的景象使我有点感到意外。以前虽然也到过农村，但没到过辽西，更没见过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平原，连屋顶都是平的。迎接我们的气氛也够得上是热闹：各大队跳忠字舞的妇女队伍，一水穿着丹士林蓝的布衣。个个胸前挂着一个用玻璃钟罩做的主席像章，奇大无比。忠字舞的动作也好笑极了，不像跳舞，倒像是在整齐地做着刨地、收割、插秧等干农活的动作。但谁也不敢笑出来，因为大家知道，眼前就是贫下中农，我们就是来接受他们的再教育来的。
生产队的马车把我们接到队里，天已经黑了。老乡给我们端上来热气腾腾的高粱米饭。我吃着有生以来第一顿高粱米饭，慢慢地咀嚼着嘴里一粒一粒的饭粒，心里又想起家里的妈妈和弟弟妹妹，不知他们吃饭没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又涌上心头。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就从这天开始了！从这天开始，不知道是由我们来改造眼前的世界，还是我们将被改造？

我们的房东
房东姓吴，大约有四十多岁，是一个农村常见到的那种结不起婚的老光棍。但我倒觉得他之所以没讨老婆，不是他穷，而是他的老爹的缘故。
我们管他叫大哥。他家就他和他爹两人，其实老头并不是他的亲爹。据说，大哥原来是沈阳人，小时候要饭扒火车到当地，饿肚子沿街乞讨到老吴家。老聘头（全村的人都这样称呼大哥的养父，因为他在他们老吴家是聘字辈的）收留了他，从此他就改姓吴，成了老聘头的儿子。
要了解我们的房东大哥，先得了解一下大哥的养父——老聘头，我们下乡那年，老头已经八十多岁了，究竟八十几谁也说不清。一天基本不出屋，成天在炕上坐着。但到了逢五逢十赶集的日子，遇上天气好，他还能拄着根棍子，背着他的褡裢去赶集。老头是卖菜籽的，在方圆几十里还有一点小名气。一提卖菜籽的老聘头谁都知道。据说这老头就从来就没到队里上过一天班，哪怕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当时，他也是单干。他在菜园子里种点菜，好打菜籽卖。老头从不和我们说话，一开口就是“杂种操的”四个字。他满嘴就剩两颗牙，一饿了，就大声喊：“杂种操的，吃饭。”这时就看见大哥将饭菜端上来让老爷子吃。老爷子在村里辈分很高，和我们班对班的年轻人，都管他叫太爷。我们下乡的那个村子有三个大姓：吕、吴和张。农村人家家都有圈套圈的亲戚。老聘头打了一辈子光棍，所以乡亲们也没人管他到不到队上干活，省得挨他的骂。房东大哥很怕他的养父，是“养育之恩”的缘故还是有别的原因，不得而知。
房东大哥是队上的出纳兼保管，他脑瓜子活，手也很巧。虽然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村人，但农活干得挺好。他个头不高，背还有点驼，是严重的气管炎造成的。一年到头都能听到他的咳嗽声，嗓子眼总是像拉风匣似的。那年头，家家都是上顿下顿的高粱米粥，而大哥家却饭是饭、菜是菜，三天两头还能擀个面条啥的。这可能和大哥的工作有点关系。
我们是秋天到那个村子的。转年的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青年点的伙食就差极了。粮食还够吃，却一点菜都没有。我们一到开饭的时候，一人捧着一碗饭干噎。实在挺不了，就拿匙到房东大哥的咸菜缸里舀点咸菜水拌饭吃。记得那年生产队到很远很远的荒地干活，我们每个青年带一个大饼子，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坐在地头，咬一口大饼子，用手在地上扯一把小根菜吃，嘴里嚼得直冒绿水。那时候的心情，真的就像天一样，老是灰蒙蒙的，没有一点盼头！一到这时候，我心里就想家，想回家看看妈妈。可是每次妈妈来信问起生活咋样，我还是告诉她挺好，不愿意让她为我担忧。
相比之下，大哥家的生活要强百倍，三天两头就看见他用豆子换块豆腐吃。尽管不过是小葱拌豆腐，但当时在我们的眼里那就是过年。一到他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离得远远的，省得他多心。
后来，在离开他家很久以后，听说老聘头死了。房东大哥也娶了个媳妇，但是没过多久，大哥就死了！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七十七

十年知青生活回忆（二）
王男

妈妈也成了“五七战士”
说心里话，我不是一个好的知青。由于爸爸被专政住牛棚，妹妹在我下乡不久也当上了知识青年，下乡走了。家里就剩下妈妈和上小学的弟弟，所以我心里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妈妈。只要能找到一点理由，我就跑回家去。下乡的头一年当中，我一共回家十二次。有时在家呆上三五天，有时就一两天，甚至还有一次头天晚上到家，第二天早上就坐上了回生产队的火车。每次回家，我总是在集上买些大米、花生、活鸡之类的土特产品给妈妈带去。那时候，城里的供应粮食以苞米面为主，每人每个月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斤大米，而妈妈刚刚从南方过来，对面食根本吃不习惯。所以，我过一段时间就从集上买一点东西送回家去。那时候，农村集市上的东西相对还比较便宜，知青坐车又是从来不买车票的。
但这样的好景也不长，到1970年的春天，我突然接到妈妈的一封来信，说她也下乡了。事情是这样的，爸爸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所在单位对他的处理是“勒令退职”。同时指出两条出路，或者返回老家湖南，或者是妈妈单位让妈妈当五七战士，爸爸再作为家属随妈妈一起下乡。经过两个单位协商，后来就采取了后一种办法。于是妈妈也就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五七战士”。同时，妹妹也随妈妈一起到了清原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安家落户。好歹一家几口人除了我都能聚到一起了。妈妈是一个旧知识分子，连家务都干得很少，更何况庄稼院的农活。接到妈妈的这封来信，我简直就觉得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我茫然了！我绝望了！
我是过了几个月以后才到清原去看爸爸和妈妈的，我从市里坐了大半天的车，几经颠簸，好歹找到妈妈爸爸的住处。那是一座土墙垒成的两间厢房，从外面迈进屋子里，就像掉进土坑里。屋子里黑黢黢的，眼睛得好一会才能适应。我环视着屋子里，哪里像是人住的屋子？妈妈见我回来，拉着我在炕上坐下，看着我，也不吱声，只见妈妈的眼里流出了眼泪。我知道他们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头。我无言以对，拿起扁担说去挑点水。其实我是怕妈妈向我诉苦，我无法安慰她。眼前的一切已经告诉我，爸爸妈妈已经吃了太多太多的苦了。
晚上，妈妈告诉我，爸爸和社员一样得天天上班，否则就没有工分。干一天活下来，年过半百、一生只会当教书先生的爸爸累得饭都不想吃，躺在炕上就睡着了。我知道他们是在一天一天的熬日子，妈妈说：不知道还能不能熬到头！
好在妈妈当“五七战士”的时间还不算长，不到两年，妈妈就被市里抽回城了。

我当上了大队“九二○”技术员
妈妈之所以那么快被抽回城的原因，是后来见到妈妈时她告诉我的：当时市科协组织攻关一个蔬菜保存方法的农业科技方面的课题。市人事局提供一条信息说我市前不久刚从武汉“华中农学院”调进一名大学教授，为何不请她也参加项目攻关，于是找到妈妈下乡的原单位。单位领导说这个人走五七道路下乡了，“马上把她抽回城参与科技攻关。”市领导一句话，妈妈就被抽调回城了。记得那年回家，妈妈告诉我：现在各地农村都在搞土法生产“九二○”，你也让你们大队试一试吧，同时还教我了全套技术，还给我找了一套有关资料。我把妈妈给的资料看了一遍，好在所有的内容全都能看懂。原来“九二○”又叫赤霉素，是一种植物生长激素，能促进植物茎叶的生长，防止器官脱落和打破休眠期，对细胞的分裂也有促进作用。我拿着妈妈给我的资料和一些最起码的简单用具——试管、菌种，还有一本大学的《微生物学讲义》回到了生产队。撂下东西我就跑到大队找大队长谈了我的想法。大队长还比较开通，加上最近公社也传达了有关土法上马研制“九二○”的文件。他听了我的想法，立即支持，说等我们研究以后就开始行动。几天以后我和另外一名同学就当上了大队的“九二○”技术员，开始了“九二○”的土法研制工作。在大队搞“九二○”，一共搞了近半年的时间。那半年虽然十分辛苦，每天是起早爬半夜的，但由于是自己主动提出来干的活，所以心情还比较好。我们也确实干出了一些成绩。我们在水稻秧苗、蔬菜、棉花和土豆等几种农作物都做了对比试验，效果十分明显，老农看了都觉得了不起。大队长还说，知识还是有用呀！县里搞了一个“九二○”推广讲用会，还让我做大会发言，还把我们大队的“九二○”实验小组评为县里的模范小组。开完会，我兴致勃勃地往回赶，满以为回到大队可以再大干一场，可是一回到大队迎接我的却是一头冷水。大队长告诉我“九二○”不搞了，从明天开始，我回队里干活，也不说是啥原因。
回到队里我才知道缘由。就在我到县里开会的时候，先是我父亲单位来搞外调的，了解我是否和父亲有啥联系。本来大队还不太了解父亲的情况，这一下让那两个外调的一宣扬，我父亲简直就好像是罪大恶极一样。我立马就成了当然的黑五类子弟。另一件事是我们学校的工宣队将我们每一个同学的档案重新审查。在我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表现一栏中，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该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顽固地站在其反革命父亲的立场上，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我回到队里干活，这才发现社员的眼神和以前都大不一样了。一次晚上队里开会，队长说：我们队里有个别青年，不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原来他也是黑五类子弟，不好好参加劳动改造，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还借科学种田的名义妄想脱离劳动。这一番话简直把我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原以为可以将自己的一点点知识奉献给新农村，可是残酷的现实将我击倒。在那个时代，知识并不重要，而阶级斗争才是最最重要的。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提“九二○”的事了。它给我的打击太大了！时至今日，一切还历历在目！

龙行天下

无可奈何下乡去，
只把母弟妹惦记，
虽然搞成九二零，
却因出身被遗弃。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4-28 07:43
无可奈何下乡去，
只把母弟妹惦记，
虽然搞成九二零，

感谢龙行超版的理解，王男在农村生活了10年，他的苦难遭遇才刚刚开始。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七十八

十年知青生活回忆（三）
王男

我和她
所有认识我和她的人，无不说我俩的结合完全是命运的结合，完全是时代的产物。这话不无道理。但我觉得他们对当时的我俩是不完全了解的。
尽管从1964年我们上高中就在一个班，但相互之间的存在和对方好像没任何关系。我对她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学习成绩挺好，每次考试成绩都在班级的前几名。不像我，愿意学的科目成绩好，而不愿意学的科目成绩就不好。即便是下乡以后，我俩在一个生产队，一个青年点，但相互的接触也较少。当然也谈不上彼此了解。一直到1971年，第一次市里大批到乡下抽调知识青年回城时，我们俩都没被抽回城。一方面青年点剩下的人越来越少了，另一方面剩下的人的心情又都很消沉。我们俩相互接触的机会慢慢地多了一些。直到这时，我才渐渐地对她多了一些关注。她高高的个子，梳着两条长辫，衣着得体洁净，仪态稳重端庄；她从不多言多语，从不显山露水，却对事自有主张，见解鲜明；她手脚伶俐，干事利落。那时候，她当青年点的炊事员，我正好是队里的水稻技术员，时间比较自由，没事常常帮她挑点水，抱点柴火啥的。慢慢地，我们之间的话也渐渐地多了起来。原来她的老家在山东，父亲是富农，父亲本人是国民党当兵的。后来才知道她爸爸是国民党炮兵学校属于黄埔第多少期毕业的，在国民党炮兵部队当副连长，和国民党台湾政府的郝伯村在一个连队。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他的部队还到过缅甸，不过因为他们的大炮是美国产的大型榴弹炮，所以他所在的部队几乎没正式打过仗。当时，就他父亲的这个情况，哪里还有可能被抽回城呢！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地走了，她的心情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就这一点恰恰成了加强我们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每当吃完晚饭，我们经常到村子边，沿着铁路旁的小路朝前走。多数情况下，我们是默默地朝着回家的方向走着。有时不知不觉走出了很远很远。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由于前途渺茫，所以我们的关系就像那两根铁轨，永远是相互平行的，谁也不敢向谁再靠近一步。
转过年的5月份，我被派到青堆子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师。虽然不能天天见面，但当老师有了星期天。一到星期天我就回到青年点，可以和她呆上一天。她不太爱说话，属于那种不爱多言多语的人。多数情况她都是听我在说话，每次见面我都说一些学校的趣事。我看得出，每个礼拜她都在期盼着我能回青年点来，来帮她驱赶心灵深处的那一份孤独。除了和我，她几乎不和谁说话，她告诉我，她都要变成一个哑巴了。我深深地理解她，那样一个环境，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摧残。我深深地感觉到，这样的日子不能再长久了，否则好人都会变成傻子。
又过了一年，这是我们下乡的第六个年头。放暑假之前，我告诉她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一起转到抚顺附近的农村去吧，换一个地方说不定会有一点转机。她先和她的父母商量。她的父母是最底层的工人，一点也帮不上我们的忙。我把想法告诉了我的父亲，父亲很支持我并通过关系帮我们转到新宾的一个边远山村，并且都当上了代课教师。看来，这一步是走对了。后来，我们在那里结婚，在那里有了我们的儿子。日子过得虽然很艰苦，但是，我们相互依靠、共同努力，在苦难中一同品尝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我深深地感觉到，虽然当初我俩的性格完全两样，但是，几年来，我们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爱，从相爱到相依，相互包容，相濡以沫，相互把对方的性格渐渐地融进了自己的成分之中，这也可能就是两个年轻人有可能白头到老的原因之一吧！到了1977年打倒四人帮，恢复了高考，我们俩又一同考上了大学。我们闲时经常一同回忆那一段日子。一次家庭聚会，我满怀深情地给她唱了一首《小芳》：“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走过那个年代。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衷心祝福你善良的姑娘。”这首歌，唱出了我的心声。
我和她一路走过来，如果没有相互的爱，不会有今天。我和她一路走过来，我们的生活轨迹是同一条曲线。对过去，我们有着共同的感受；对现实，我们有着共同的看法。我俩用我们共同的方式经营着我们共同的生活，使它能尽可能的美满、和谐。是我们的共同思想和共同语言，陪伴着她走完了后半生。
在儿子结婚的那一天，看到我们英俊潇洒的儿子和美丽大方的儿媳妇，我们俩心里都无比地高兴，感到自己的孩子终于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此情此景使我又想起了在农村的十年艰苦生活。那时候，她也很年轻。世上有哪一个年轻的女子不愿意美，可是在吃饭穿衣都不宽裕的当时，有谁还能顾得上去刻意地打扮自己，我也想起了我们在农村的婚礼，比起来真是简单至极。想到这些，心里一股对不起她而又再也无法补偿的感觉油然而生。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七十九

十年知青生活回忆（四）
王男


民办教师
1972年的春天，大队告诉我到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师。公社中学离青年点三里地。说心里话我倒是愿意当教师，一方面当民办教师总比下地干活要轻快一些，另一方面爸爸妈妈都是教师，我还真有一点教师的遗传因子。再说这不也是一个将我所学的知识奉献给新农村的机会吗！大队告诉我，队里给记满工分，另外上级每月给五元钱的补助。住在学校，学校每月还给四元钱伙食补助。我二话没说就到学校去报到了。
学校的校长接待我，让我教九年级的化学。当时是九年一贯制，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让我教九年级就相当于教高中毕业班。听了校长交代给我的任务，我心里真还有一点犯合计：自己能行吗？校长见我有点迟疑，连忙说，九年级一共四个班，化学原来是一个五七战士教，后来那个老师走了，就一直没人接课，九年级已经好久没上化学了，所以你来了，同学们听说要来一个新的化学老师，都期待着你呢。至于课程，和八年级讲一个内容，现在八年级的化学老师也是你们同学，你可以先和他见一面，问一问教学进度。就这样，我当上了民办教师，也开始了我这一生的教师生涯。
我所在的那所学校，在全县来讲是一所较大的学校，从六年级到九年级四个年部，每一个年部四个班，全校一共十六个班。教师有五六十人，光是大学毕业的就有二十来个人。我的同学在那里当民办教师的有九人，而且我都认识。见到他们就像回到原来的学生时代，心里有一点热乎乎的感觉。民办教师据说在中国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了，是补充农村师资力量不足的一种方法，就像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和城市里的抗大小学一样，国家只需要拿出很少的一点点经费就可以从当地雇得一个廉价的老师。一般的农村学校，特别是大队的小学校，几乎大部分师资都是由民办教师担任。知识青年下乡后，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高中学生，就成了民办教师的主要力量。国家每个月给每名民办教师五元工资，不过这在当时来讲也算不少，因为一名在农村的公办教师干了大半辈子，每月工资不过三十多元钱，而且他们没有自留地，还得养活老婆孩子。因而当时在农村，教师的经济地位是相当低下的，更不用说头上还戴着一顶“臭老九”的帽子。
校长给了我一个礼拜的时间准备课。这一个礼拜可真是起早爬半夜。自打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再也没摸过学过的书本。我给妈妈写了一封信，让她立即给我找一些有关的参考书。好在妈妈就是教化学的，当时的邮局效率也还算不错，三四天的工夫就接到妈妈邮寄来的书。我接到书真是如饥似渴，不分白天黑夜地学起来。我想起了爸爸的一段经历，1958年干部下放锻炼，像爸爸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当然是躲不过去的。他在农村一干就是三年，第一年还带工资，后两年就连工资都不发了。一直到1961年，市里成立四年制师范学校，缺一名能教《高等代数》的老师，这才把爸爸抽调回市里。为了急着开课，学校也是只给爸爸一个礼拜的时间。后来爸爸告诉我，那一个礼拜几乎没睡觉，终于如期开课，而且博得学生的好评。现在轮到我了，我也不能丢了面子。一个礼拜以后，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我以我的充分准备赢得了学生的欢迎。
那一年正好赶上邓小平复出，毛主席让他出来主持工作，教育迎来了一个改革的春天。又恢复了考试，学校也开始抓教学质量，我正好如鱼得水使出了全身的劲，每一节课我都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地上，很快得到了学生、老师和领导的认可，学校还让我做公开课，当班主任。那一年我好开心，我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了。我终于可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一份聪明才智了。公社中学的学生来自附近的三个公社，有的学生为了上学每天要往返三、四十里地。上课时，我站在讲台上，看见学生们的一双双眼睛里求知的眼神，我觉得我的每一节课都要对得起眼前的这些孩子。我要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新农村的教育事业。
可是好景并不长。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辽宁出了一个“白卷先生”，一下子一切又都翻过来了。学校里又开始了学工学农，天天劳动，谁还敢抓学习，谁还能去管教学质量呢。就这样我决心离开那所学校，和我的对象一起转走了。好多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一名当时教过的学生，我们一起回忆起当年学校的情形，她还一个劲地说对我的课堂教学印象格外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