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

石建华

                                       搭  便  车

      1969年5月的一个夜晚，我在小木屋的房间里整理我自己的衣物，顺便数了数自己的钱，这一数钱不打紧，我顿时紧张起来，自己的钱不多了，反过来倒过去地数了好几遍，翻遍全身，把所有的钱都摆在桌上，咋个数都不到5元了，以后怎么办。我顿时有些慌乱了。回家找爸爸妈妈再要点钱。主意已定，就赶忙去找生产队长请假回家一趟。好在生产队夏收农忙大体上结束，暂时还有几天空闲，队长也就欣然同意，批准让我回家。
      第二天一亮，我就从我的小木屋慌慌忙忙地赶到罗坝街上，乘渡船到对岸，顺利地坐上了从雅安到乐山途径罗坝的长途汽车，中午就赶到了夹江汽车站。这一段路程走得还算挺顺利，一点儿也没卡壳。
下了长途汽车，我一路小跑到夹江火车站，准备在候车室买张到成都的火车票。然后稍做休息，下午坐慢车回成都。趁在售票口外排队等候买票的时候，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集中在手上，再数一数，发现出大问题了。搜遍全身，只有两元三角钱，当时从夹江到成都火车南站，火车慢车客票是两元四角，正好差一角钱。这下彻底完了，钱不够买车票，肯定要遭卡在夹江，走不到路了，咋个办？我瞪着眼睛四下望，想在此地能遇上熟人，可一个熟人也看不见。忽然发现出站口的马路边，几个知青围着一个司机模样的人，在车前头嘀嘀咕咕商量着什么，肯定是要搭车去啥地方，我赶紧凑过去，向他们打听。顺便好向他们求援。他们告诉我，是到峨眉的，求援的话我还未来得及说 汽车就拉着那几个知青一溜烟地开跑了。
      尽管那辆车是开走了，但也给我一个提示，只要运气好，也许能搭上便车回成都。这不也可以省钱了嘛，能做到不花一分钱就回成都，那也算是好事一件。为保险起见，赶紧往回走，返回夹江公路，我一眼看见：在夹江公路三岔路口旁边的那个小饭馆门前，停着一辆乐山粮食局汽车队的大卡车，看见后面的车厢有半车装满粮食的麻袋包，没有看见司机，正巧在此时，偶遇上了我们班上的韩和平，还有68级1班的一个同学，他们的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买火车票的钱反正是凑不够了。也想搭便车回成都。正好目标一致，困境相同，又是过去的同校和同班同学。大家凑在一起，当然必须得互相照顾，有事也好商量，于是我们三人便结伴而行。
      我们当时看得很清楚，这辆大卡车的车头是冲着成都方向的。也就一点儿也不敢耽搁，毫不迟疑地爬上了这辆卡车的车厢。功夫不大，卡车司机来了，他抬头看了看车厢里坐着的几个搭车人，也没有问问你们几个想要上哪儿，便直接打开驾驶室的车门，发动了汽车，倒车，转动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车不去成都，而是直奔乐山了。这下更糟了。我们三个人身上本来就没有多少钱，现在不仅回不了成都，反到被拉到乐山，身上的钱可就更不够用了。最要命的是车已经开了，这位卡车司机开车的速度很快，没到半个小时。卡车就稳稳当当地停在乐山粮食局的大门口。
      这下都踏实了。不管我们是否情愿到乐山，反正现在人已经站在乐山的大街上。事已至此，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既然来到了乐山，先找地方住下休息休息。既来之则安之吧。于是我们漫步在大街上，走过两条街，走进一家小旅店。三个人一个房间，平均一人三角钱。住的问题解决了。经过这番折腾，再说肚子也饿了，我们走出小旅店，在一个小面馆，每个人吃两碗面条，又用了二角四。我们这三个人，谁也没有到过乐山，下午外面娇阳似火，晒得马路上直冒烟，走在路上烫得双脚跳。身上谁也没有多少钱，加之今天如此这般地折腾，谁也无心再转大街，逛商店。吃完面条以后，就匆匆回到小旅店，躲在房间里玩扑克。旅店里的生意不多，两个年青的服务员来到我们的房间，和我们一边打着扑克，一边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着乐山的大佛等特色景点，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
      按照旅店服务员给我们推荐的线路，第二天一早，我们漫步来到岷江岸边，踏上渡江木船，经过岷江与大渡河的交汇处，先转乌尤寺，然后再去参观乐山大佛。甭管我们有钱无钱，心情如何，起码总算是来了一趟乐山，在岷江上坐渡船，瞻仰着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也算是不虚此行。
      下了山离开了大佛，该回旅店准备返回成都了。身上的钱越用越少，要坐渡船过江，还要花钱。能不能再省一点呢？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踏上渡船，就挽起衣袖，主动帮船工们干活，在甲板上帮着抬跳板，解绳缆，一位船工把我们三人拉到一边，笑着对我们说：“年轻人，包包头莫得钱了哈？”我们三人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这位船工又说：“行了，不要你们干活了，我们不收你们过江的船钱就是了。”我们当即向船工们表示感谢。
      过了江，下了渡船，我们回到小旅店，结完账后，又得顶着酷热的骄阳，踩着滚烫的地面，漫无目标的走在乐山大街上。怎么办，我们怎么回成都，身上的钱都快用完了。我们开始着急了。为了稳妥起见，又转游到乐山粮食局的大门口，设法搭车。工夫不大，大门里开出一辆装着半车粮食包的大卡车，我们三个人马上凑过去，一起央求这位司机师傅行个方便，让我们搭车回成都。这位师傅为难地告诉我们：“今天这趟车不去成都，我只是到彭山县的太和镇。”“要得，要得。”我们满心欢喜地答道。因为到达彭山太和，离成都也就只有百把公里了，毕竟是离成都越来越近了。走一截算一截吧。于是我们三人迅速爬上了这辆大卡车，这位司机说话算话，把我们一直拉到彭山县的太和镇场口，大卡车停了下来，司机打开了车门，转过身来对我们说：“也只能把你们送到这儿了。我跟到马上要赶到镇里面卸货，货卸完以后还要返回乐山，如果你们改变主意再到乐山，我可以把你们再拉回乐山。这个没得问题。”我们赶紧行动，一边向卡车司机师傅说着感谢的话，一边快速爬下卡车，向司机师傅挥手告别。
      在彭山县太和镇口的公路上，我们遇上了来自青神、仁寿、眉山等地的十几个成都下乡知青，他们都是要回成都的。加上我们三个人，一下子就聚集了近二十来个人，人多了，我们的主意也多，胆儿也就大了。俗话说，人多为王，狗多为强，大家准备在公路上拦车。其中一个素不相识的知青对我大声说：“我们几个躺在公路中间拦车，你们在旁边看到起，如果汽车敢从我们身上压过去，你们把车号记下来。到公安局去告他们。”
      工夫不大，公路尽头卷起一团灰蒙蒙的尘土，随着一阵铛铛铛的柴油汽车抖动声，一辆红岩牌重型载重翻斗大卡车快速开过来，看见公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人，已经把路彻底拦断了，卡车想开过去已经根本不可能了，司机被迫把车停在公路边。看见这辆大卡车刚刚停下，我们这帮人一拥而上，立即把车头团团围住，纷纷央求这位司机能搭我们回成都，可这位司机却坚决不答应，他不但不同意让我们搭车。而且还非常愤怒地向我们大声吼叫着，要我们马上滚。滚得越远越好。
      我们极不情愿地转过身，慢吞吞地离开这辆红岩大卡车，我走在最后，用一种不甘心失败的腔调大声喊起来：“是，你是老工人，你是老党员，你觉悟高，您坚持原则，你都对完了。说得不好听，弄不好你也有下乡当知青的子女，说不定你当知青的儿女们和我们一样，还不晓得在哪儿遭罪呢！”不料我脱口而出的这几句话，语音还未落。就听见这位司机师傅在我们的身后，猛地大喝一声：“站住！都给我站住！说破大天，一句话说到底，你们这些人不就是想要搭车回成都吗？废话少说。上车！”于是乎，这二十来个知青纷纷转身，猛跑几步，把大卡车团团围住，各自用手抓住车厢板，蹬着大轮胎就往车箱上爬。我的双手刚触摸到大箱板，就被这位司机师傅拎着衣领把我揪了出来，此刻我真害怕了，唯恐司机师傅不准我搭车，一旦把我一个人撂到这儿，那岂不更惨了。慌乱中我急忙狂喊道：“别拉我！别拉我！放开……”卡车司机笑了：“你过来。跟我坐驾驶室，不要管他们，你不跟他们挤车厢板。”当我钻进驾驶室，坐好位子，关上车门。卡车司机对我说：“你这个小子，嘴巴太嚼了。刚才你最后那几句话，的确把我给刺痛了。我真还有三个子女，两男一女，都下在西昌。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受的罪只能比你们多，不会比你们少，什么都不说了。你们有那么多人，总不可能让我把你们一个一个地挨个送回家吧，到成都后，把车停在哪儿最合适，好方便你们尽快回家。”我很感激地说“谢谢师傅了，我们这帮知青住在成都市的各个方向，具体我也说不清楚，麻烦师傅干脆就拉到人民南路广场，在广场边停车后。大家各奔东西就满不错了。”卡车司机师傅也笑着答话：“那就依你所言，我干脆就停到人民南路广场，你马上打开车门，跟后面的那帮小兄弟们说一下停车地点。还要他们配合一下，路过检查站之前一定要弯下腰，不要让检查站的人发现了，千万不要再给我添麻烦。”我打开车门转过身体。向车厢后面喊话，把司机师傅的话转告给车厢里的那些知青们，后面车厢顿时一片万岁欢呼声。  
      后边的过程就简单了，卡车司机师傅发动了汽车，按照他说的，说话算话，把我们一直拉到了人民南路广场。车刚停稳，二十几个知青就从卡车上翻出来，跳到地面上，向这位司机师傅纷纷道谢，挥手告别。我也站在卡车驾驶室的脚踏板上和这位司机师傅握手，关好车门，敬礼，告别。
      当我回到家里，天快黑了。晚饭后，我把身上所剩下的钱集中摆到桌面上，挨个数了数，那几个零分不算，还有一元二角钱，我的个天，这两天的一路上，弄得实在太悬了，假设再耽误一天，那就真的走不到路了。
      当我静下心来清理带回来的东西，把从生产队里带回来的那件一直没舍得穿的衬衫打开，发现衬衫的衣兜口被用白线缝死了，打不开，衣兜里装着一叠硬纸块，我好奇地用大针挑开这件衬衣兜口上的线，从衣兜里竟然拿出了三张十元大团结票面的人民币。
      原来是妈妈为了保险，怕我万一钱用完了，一时半会儿要受憋，所采取的备用措施。但是妈妈一直没有告诉我，那件衬衫我又一直没舍得拿出来穿，所以我就不可能知道，在那里还藏着三大三十元钱。
      在那个年月，身上能有三十元钱，已经算是一笔数目不小的巨款了。如果早知道，这新衬衣里还有三十元钱大票在那里垫着底，我根本就没必要找队长，专门请这趟假回家了。  

石建华

                                        上街赶场

      1969年7月里的一个赶场天，此时正逢农历6月，稻田里的禾苗正望雨淋，秧田里的草已经薅完三遍了，这段时间全公社所有的生产队里基本上都是处在农闲季节，今天的阳光照在身上，不像往日那么火辣辣的。
      乡间通往罗坝场镇的各条石板路上络绎不绝地出现了很多人，他们三五成群地相约着、一拨又一拨地到罗坝场上去赶集（这里都称为赶场。依照当地的习俗习惯，每逢农历的二、五、八都是当地的赶场天，每逢赶场天，当地村民都可以到集市上，不需要缴税款，就自由地卖出自己的农产品，买进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物资交换。）。
      这一路上我看到了很多好长时间没有见面的校友和同学们，大家都要去赶场，大家相互打着招呼，知青们一见面，总会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题，5里多的石板路就从我们的脚下不知不觉地溜了过去。   
      罗坝场街上的人不知道都是从哪儿来的，实在是太多啦，在街道上根本走不通，到处都是人挤人，背篼抵背篼；所有来罗坝的农民都想趁着赶场的机会，添置一些农具，再买点自家过日子所需要的小东小西。卖鸡蛋的，卖蔬菜的，买卖杂货，买卖农具等各色人流，已经挤满了整个罗坝场的街道。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此刻，就是天老爷马上下场暴雨，这里的地皮也不会打湿的。
      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是一样，赶场的第一个目标基本上都是公社的办公大院，（号称大院其实就是一个不到200平方米的院子，里面包括公社的6间办公室和一个大会议室，另外还有一个公社办公人员的食堂，靠近门口的右侧是一个用来开大会的礼堂。）第二个目标就是邮电局。
      一波又一波的知青们涌进了公社大院，又有一波又一波的知青们挤出了公社办公大院，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把公社的大门口当成了他们理想中汇合的最佳联络点，在公社门口，进进出出的知青们把地皮都能踩下去几公分。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每逢赶场天几乎都成了接待员，和这些一群又一群的知青们不厌其烦地谈论着千篇一律的话题，通过谈话了解知青们的思想动态，鼓励知青们在农村要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个办公室的桌面上和地下经常是一次又一次地堆起了一堆香烟头。特别是赶场天，这个办公室里经常是香烟缭绕，香火不断。
      邮电局的门口则出现了另一番景象，知青们挤进了邮电局的小木门，在柜台前买邮票、买信封，填写信封的，往邮筒的口里塞平信的，还有在柜台前办理寄挂号信的，知青们挤满了这个邮局的小木屋。大部分都是给家里的父母寄信，寄信的内容大体上都差不多，基本上向自己的父母报平安，无非都是说在农村里一切都好，希望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放心，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话。有寄信的，也有取挂号信的，还有的是来查一查有没有来信的。还有不少的知青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收不到家里的来信，而想来给邮局的工作人员提意见的。其实这又能怪得到人家邮局吗？那时候，在下放到公社的所有知青中还有不少的人，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原因，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被发配到什么地方去了，当子女的长时间远离成都独自处在洪雅县罗坝公社，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长时间又得不到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消息，谁又能不着急上火呀……
      我在邮局寄完了信，刚刚挤出邮局这个深绿色的小木门，就看见街上的人门纷纷向一个场口跑去，我好奇地随着拥挤的人流来到了场口，远远地就看见了一个小个子的男知青，正从场口向公社办公大院后面的渡船方向慌慌张张地拼命逃跑，在他后面起码有上百人的农民和知青追他。在追击的人群中不断地有人高喊着：“抓住他，他抢鸡蛋不给钱，还打人！”我当时也被卷入了追击的人群。不大工夫，这个知青就被愤怒的人群团团包围在青衣江边的渡船旁。突然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支黑乎乎的手枪，握在手里，不停地向周围的人群挥舞着，要大家马上散开，立刻放他走。这个知青前面顿时出现一个直径大约有3到4米之间小范围的圆形空地。可就在他的背后，一个转业军人悄无声息地赶上来，一脚踢飞了他的手枪，这支小手枪沿着一条看不见的圆弧线飞到青衣江里，在水面上打了几个圆圈以后，居然晃晃悠悠地漂了起来。这落在水里还能漂起来的枪，能算是真枪吗？刹那间激起在场所有人的更大愤怒，大家一拥而上，这个知青随即被连推带打地弄到了公社。我也被愤怒的人流簇拥着，被卷进了公社办公大院。这个知青我们都认识，只不过他不是我们32中的，而是成都28中的知青，至于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大队的知青，实在想不起了。我们平时在罗坝街上时不时地常见面，彼此之间也就是点点头，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接触。也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在当时就把我留下来，要我参加审讯这个知青。
      通过初步审理，我基本弄清楚了整个事件的主要经过：这个知青的父母都被送到一所远离成都地处偏远的一个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去了。在五七干校里只管吃饭，工资减半，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和妹妹，生活无着落，被迫到处流浪，他（她）经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他打算趁这段农闲时间回成都去看看弟弟妹妹，顺便也给弟弟妹妹买点东西，带点鸡蛋回去，因为没有钱，又不愿意向同学借，（其实，在同学们之间，谁也不会有多少钱，大家都难啊。）而且在同学们之间绝大多数都没啥钱，所能借到的那几个钱根本解决不到任何问题，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铤而走险，动手抢了农民的鸡蛋，结果铸成大祸。他也亲身领教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事情经过初步调查，基本属实。我将调查的情况向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做了书面汇报，会议主持人把我审查的结果在会上讲述了一番之后，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沉默了。杨社长和周部长相互对了一下眼神，便走出了会议室，过了好一阵才回来。杨社长大声宣布：“这个知青所犯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他应当得到严厉的处分，至于给他什么处分，关键要取决于他对错误的认识程度。今天就暂时不做处理。但是他必须在公社写检查。什么时候认识上去了什么时候再做处理。”说到这里。他心情沉重地从自己的衣袋掏出10元钱放在桌子上，武装部的周部长也从自己的衣袋里摸出10元钱放在桌子上，和刚才的那张10元钱重叠放在一起，大家好像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过了好一会儿，我把今天赶场带的五元钱除了寄信，剩下的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推到那两张十元人民币旁边，于是大家仿佛也明白了什么，会议室里所有的人纷纷都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钱放在桌子上，桌子上的人民币很快汇集了一大堆。周部长把桌子上的钱大致数了一阵，然后从一面靠近窗口的文件柜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把这些钱全部装了进去，当着大家的面封好信封，摆在桌子上，随即拿起桌上的手摇电话机，给街上的邮电局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要他们马上来个人。到公社会议室来办理一个特殊邮寄。然后杨社长心情沉重地对大家说：“同志们，这个知青所犯下的错误的确是遭人恨。但是，他的弟弟妹妹在家里生活无着落，的确又令人心酸，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祖国的下一代吗？为了孩子们。我们给他寄回家去，做他的弟弟妹妹们一点儿生活费。也好让孩子们能吃上几顿饱饭。在这个年月里，国家也很难啊，老百姓的日子都很艰难，你们这些知青就更不容易啊。”这个会已经开到了这个份儿上，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受，所有到会者的眼睛都湿润了。
       当我们把这个正式决定通知这个知青的时候，这个知青顿时哭了，哭的那样动情，是啊，人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当我们看到这个知青哭成泪人一般，我们的眼泪也充满了眼框，就连在公社院子里，几只低空盘旋的燕子，它们也一直都围在我们这群人的头顶上打着盘旋直转着圈。久久不忍离去。
      在返回生产队上的路上，眼看就要看到我的小木屋了，微风习习吹拂着流淌着急流的河面，我站在三堰口黄果树下的青石板桥上，静静地欣赏着的河面那些摇摆不定的倒影，双手向前伸直，用食指和拇指比划着构成一个方框框，用幻想中的照相机，假想能把这美景拍下来，透过这个方框框，观察到河面倒影中的我，头发好像有点乱，下意识地用手把遮住眉毛的几缕头发向旁边抹了一下，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
遭了，今天是逢场天，原本打算是要上罗坝街上理发的。可是，我在罗坝场街上呆了整整一天，就被那个知青抢鸡蛋的事情搞得忙昏了头，居然忘记了理发。看来也只能是等下次赶场再说了。  

石建华

                                         抓空降特务

      1969年8月下旬，是我下乡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的第八个月。乡下的田野里到处是一片望不到边泛着青黄色即将成熟的水稻，此时正是农闲时节。这天逢场，我就和我们学校里的几个知青赶场回来，聚在我的小木屋里打平伙，大锅里乱七八糟地煮上一些刚成熟的玉米，在加上一些土豆，我也忘了不知道是谁弄来的一只鸭子，再填点煮熟的胡豆和花生，还有人从光荣五队（黄庙场，除了在上山的出场街口，开始爬坡的地方有一个三人多高的青石雕刻的十字架以后，我从来没见过什么庙，我一直就没有弄清楚，这个堪称黄庙的庙址究竟在那里）的代销点弄来一些烧酒（当地小作坊自产的原度酒，八毛钱一斤），大家开开心心的围坐在小长条桌前，美美地吃着晚饭，大家都是从一个学校里出来的同学和校友，又是一个公社的知青，彼此之间一直都很熟悉，谈起知心话来也是无所顾忌地滔滔不绝。我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喝着酒，一边漫无边际的追述着学校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点点滴滴有趣的旧闻，一边谈论着我们知青的未来，议论着社会及国家的将来，更多的是在探讨着我们知青自己将来的命运。不知不觉地就到了深夜。
      此时此刻，一个同学突然把话题转向我的好朋友陈永华，在我的小饭桌上，那个知青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陈永华下乡的大致经过。我总算是得到了陈永华的确切消息：
      原先他在学校，和我一起，同时报名随学校统一下乡到洪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且分到一个生产队。他回家以后，就把学校知青下乡的安排情况给他父母讲过了，他的父母却以陈永华的眼睛视力不好为理由，不要他下乡，先把他弄到重庆老家呆上了一段时间，回到成都后就一直躲在家，他真正算得上是个乖孩子，在这段期间。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带弟弟妹妹，帮家里做家务，买菜，啥活儿都干，就是不下农村。学校里的工宣队、解放军军训团、校革委会的领导，还有街道上的干部们，他们真正地兑现着诺言，做到了要花大力气。长期以来，几个月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向陈永华的父母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动员，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去两三次，轮番不断地到他们家，不厌其烦地给陈家父母和陈永华做动员，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最终目的就是，要动员陈永华下农村，接受再教育。陈永华父母单位上的人也经常派人来做陈永华父母的思想动员。陈永华弟弟妹妹的学校，也来凑上了热闹，组织一帮中学生们，隔三差五地来到陈永华的家门口，敲锣打鼓地动员陈永华下乡。在那段时间里，陈永华的全家，基本生活顺序完全被打乱套了，由于长期以来接连不断的精神疲劳轰炸，弄得陈永华一家人实在是招架不住了，万般无奈，被迫同意要陈永华下乡当知青。但当年洪雅罗坝公社的接收知青指标已经完成，陈永华不可能再来罗坝公社当知青，也就只能服从分配，被胸佩大红花，拉上大卡车，敲锣打鼓地送到洪雅县的联合公社当知青了。真是躲得到初一，躲不过十五，陈永华躲了整整七个月，还是没有躲脱那个当知青的命运。早晓得当知青是躲不过嘛，那当初还不如不躲。至少还可以落得个积极下乡的好名声。得知了这些情况，对当时不辞而别就离我而去的这位好朋友，此时此刻，在我内心里，也不知是同情他的成分多一些，还是解恨的成分更多一些。听着那个同学绘声绘色的描述，心里真是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描述此刻心情……
      就在这时候，就听得生产队长突然在很远的山岗上用力呼喊着什么，我的隔壁房东民兵排长立刻奔向我的小木屋旁边的小田坎高坡上，仔细地听了一阵，也同样非常大声地回答道：“晓得了，我们马上过来。”说话间就来到我的房间里满脸严肃地说：“刚才接公社通知，在光明大队发现了空降特务，公社要求全体基干民兵紧急集合，立刻去增援。马上出发，大家都带上长短武器。”我这时候真的有些慌神了：“要抓特务，还要带武器。我们哪儿有啥子武器嘛？”民兵排长脸上带着一丝笑容，胸有成竹地说道：“武器，在你的门背后就有嘛。”我急忙拉开房门，从门后抓起那把5斤重的锄头抗在肩上，就跟着民兵排长到了生产队的库房，生产队里的全体基干民兵都在这里集结完毕，民兵排长带队，我们这队基干民兵在皎洁的月光下，如同离玄的箭一般，沿着田野间一条蜿蜒起伏的石板路，向着光明大队方向快速运动。刚才和我在一起吃饭的那几个知青战友，也从我的小木屋里拿出扁担，砍柴的长柄弯刀、绳子等家什，主动参加了今天的特别行动。
     这时候的深夜，伸手不见五指，在我们基干民兵行进的队列里，有拿手电筒的，有举着火把的，所有的人手里都握着一把锄头或者是砍柴用的木柄铁制大弯刀，越靠近光明大队，我们愈发感到当时气氛之紧张，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看到，光明大队各个路口和每一条田坎小路，都已经被手持弯刀的基干民兵们严密封锁了，不论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还有来自不同大队和生产队的基干民兵，正在从各个方向源源不断飞奔光明大队，整个原野的夜空，到处晃动着手电筒照射出耀眼的光亮，还有那无数用稻草拧成的燃烧着的火把光亮，把整个大地都照亮了。这时候只见光明大队背后的高山上，也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的火龙，从山上往山下飞速下降，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站在里我们不远的一个田坎路口上，大声地指挥着，“大家尽量往前靠，缩小包围圈。”这时候的包围圈已经压缩到与那棵大树直径距离不足50多米的圆形空间范围。以这棵大树为中心，形成的包围圈愈来愈厚，可以这样说，方圆5里路以内的所有路口都已经被封锁起来，别说是人了，就连一根虫子也别想爬出去。  
      就着夜间手电筒和橘黄红色的火把光亮，远远望过去，只见那棵大柚子树的树枝下挂着一片白色的东西，树上还有一个人拿着想必是手电筒之类的物体，一会儿往天上照照，一会儿往地下照照。因为是夜间，情况搞不清楚，谁也不能贸然行动。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下达了命令：“大家原地坚守，任何人都不要擅自行动。等到天亮再发起攻击。”
      于是以这棵大树为中心的包围圈愈来愈厚，聚集的人愈来愈多了。谁也不愿意休息，大家已经都和这棵大树上的人较上劲了。
      天已经麻麻亮了，大家的确都看清楚了，这棵柚子树上确定就只有一个人，于是乎大家也就顾不得再等周部长下达进攻的命令，有很多人纷纷从地上站起来，挺直了腰，向着那棵柚子树蜂涌而上，主动发起了冲锋。大家七手八脚地冲上前去，有三五个人迅速爬上了树，越来越多的人冲到了大树底下，结结实实地靠近了目标，没有费多大的功夫，树上的那个人就被抓了下来。   
      当一大群基干民兵簇拥着，押解着这个人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突然忍不住笑了，有不少人问我“你在笑啥子？”此时我已经笑得喘不过气来了，顾不上回答任何人的问话了。和我一起来的那几个知青也忍不住都笑了。我看着那群基干民兵把这个人押到周部长面前，不一会儿就听见周部长也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无可奈何的苦笑声：“你这个狗特务算是把我们坑苦了，看我以后该咋个收拾你。”原来这个人（当时被当成了特务）我们都认识，只不过就是成都28中下放到光明大队的一个知青。他哪儿算得上什么特务嘛。
既然他是个知青，又为什么被当成了空降特务呢？
      原来这个知青是想趁着这些天队里农闲，回成都去看望他的奶奶，他的奶奶很喜欢吃柚子，偏巧，这个生产队里就有一棵很大的柚子树，而且这时候树上正结满了柚子，柚子也正是成熟时期，他打算带几个带回成都去孝敬自己的奶奶，但又害怕队长不同意。想在晚上偷偷地上树摘几个。夜深人静以后，他悄悄爬上树，把一个白床单的四个角绑在树枝上，人就站在高一点的大树枝上，先用手电筒照着找树枝高处看哪儿有柚子，照准了爬上去，摘下来，再照照树下的白床单，瞄准了目标，照准了，对着白床单用力扔下来。因为眼睛视力不好，动作不可能快，摘的柚子不多，耗费的时间倒是很长。大概正是他在树上的一连串动作被夜里起来喂牛的队长看见了，远远望过去，系在树枝上的白床单被看成了降落伞，上下反复照射的手电筒光亮，被当成空降特务与天上飞机联络的信号。
      这位生产队长同志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了充分体现他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无限忠诚，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公社做了紧急报告。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包括公社所有的领导和大队、生产队的所有基层干部，在阶级斗争大事大非的问题上，谁也不敢含糊，立即通过有线广播进行紧急动员，公社的全体基干民兵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从各自的生产队迅速集结，连夜急速奔袭包围光明大队。
      至于树上的这位知青兄弟，我想他肯定也发现了这个如此强大的包围圈，他为什么又不想法逃跑呢？经过审问得出的答案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他的想法要等大家都走了以后他才下树，大家既不走也没有来抓他，那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再摘他几个，能摘几个就算几个，反正也不能干闲着，不摘白不摘。
      这就构成了在全公社范围内抓捕空降特务的人民战争。
            

石建华

                                        没有书的日子真难熬
      在下乡的那段时间，劳动艰苦点，累点，生活条件苦点，吃的差点都算不了啥，反正当时人还年轻，再苦再累都无所谓，只要好好休息一下，睡个好觉，第二天体力和精神都会恢复的。最难熬的还是在劳动之余，歇下来没有事情可做。精神上老是空荡荡的，总想找几本书来看。往脑袋里装点儿东西，总不能老在这儿虚度时光。
      在罗坝的场镇上，商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以外，没有其他的书籍可卖。在洪雅县城的书店里也是只有《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还有一些单行本，另外还有一些《新华字典》。更多的是当时流行的各种版本的革命样板戏剧本。这样的书充斥着整个中国，而人民喜闻乐见的书却不好找。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方面的书更是奇缺。稍微好一点的小说，书店里根本没有找不到，就是省市级的图书馆也不会向普通百姓开放。我们这些当知青的，在农村乡下，想要弄到几本好书看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1969年的夏季，正逢三伏天，队里没有什么事，我到我们光荣一队附近的友谊一队，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社员家里做客，无意间，在他们衣柜脚下，我发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旁边的旧解放胶鞋底下还压着一本《欧阳海之歌》，立刻弯下腰，迫不及待的把这两本书抓在手上，如饥食渴地翻阅着，一边转身征求这位社员：“这两本书，我能不能借回去看？”这位社员脸上露着神秘地微笑，对我大声回答：“好说，好说，就凭你我二人的关系，不要说是借，白送给你也没问题，我家里反正也没有人认字，这两本书还是我在罗坝学校的篮球架底下面捡来的，我本想拿来折小东西哄小娃娃耍的，你要就拿去吧，但你不能白拿，我绝不可能白白地便宜了你，你得给我的小娃娃折几个小东西，我好拿来哄娃娃。”我也生害怕他反悔，想趁热打铁赶紧快点把书拿走，口里连声答应着，立马站起身，顺手从立柜下面扯出一张废报纸，对拆几下撕开，折叠了十来个小燕子、小椅子，小船、小飞机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胡乱地堆在一个八仙桌上，算是交差，连忙把这两本书抓在手，疾步越出这家房门，飞快地跑回到了我的小木屋。打开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常言道，外财不富家。好景不长，一个月以后，我们大队的知青们都到我的小木屋来玩，无意之中发现了两本书，他们立刻疯抢在手上相互传阅，当他们离开以后，这两本书就和我永别，我就再也找不着了，私下里我跟踪暗查了很久，最终的结果就是：书就像长了翅膀，被传得越来越远，据说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已经被传到其他的公社，这两本书肯定是无法再找回来了。
      我在跟踪追查那两本书下落的这段时间，在邻近共和大队的一个28中知青的床铺上，意外发现了一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随手翻阅了几页，立刻被手抄本中充满悬念的惊险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拿在手上实在舍不得丢手，那个知青也舍不得借给我看，我就和他软磨了很久，好话歹话说了好半天，他才勉强同意，只能借给我三天，三天后他必须要收回。而且再三说他自己都还没有看完，三天后他还要接着看。
      我立刻向他告别，径直跑回生产队，进入我的小木屋，把门一关，找出一本信签纸，就坐在小桌前，煤油灯下。再摆上一小瓶新墨水，开始工工整整地抄起来。奋战两天两夜，《一双绣花鞋》终于抄写完毕。
      第三天一早，我正打算走出房门去，把那本原稿交还给那个知青。信手打开房门，没想到那个知青就端端正正地站在我的小木屋门口。我真是服了他了，他肯定是害怕我逃跑了，担心怕我说话不算话，更担心的是怕我把手抄本给传跑了，所以一大早，他就急忙赶过来堵我的房门，坚决要收回他那个手抄本。说不定他很有可能一直在暗地跟踪我，确定我一直在生产队，要不然咋个会那么准确地在第三天一早，他能在我的房门前堵住我。不管咋个说，幸好我苦战了两天两夜，刚刚才抄完。否则就太可惜了。
      那几天，这个手抄本被我当成宝贝，每天都看上几段，只要一有功夫，就拿在手上看。十多天以后，《一双绣花鞋》我终于看完了。随手放在小桌上，到厨房准备做饭吃。没想到这时候，光明四队的一个知青偶尔路过我的小木屋前，顺便在我这里坐一会儿，在我的小桌前，发现到了这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他大喊了一声，“石头，书，我拿去看啦哈！”话音未落，就听见一串急速奔跑的脚步声由近而远，迅速消失了。
      我连忙赶回房间里一看，这下真是彻底完蛋了，那人从我的房间里消失了，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同时也消失了。（这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在当时，属于禁书，政府当局严令禁止传阅，据传闻公社有关专案人员正在调查这件事。）我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口，绝对不敢声张啊。我暗自追查了很久，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手抄本的确是长了翅膀，更可气的是，你越去追它就飞得越远，反正是肉包子打狗，永远回不来了。
      后来我到大队会计家里，在我高举右手，紧握拳头，向他郑重其事地做出了向毛主席保证，有借有还的赌咒发誓之后，才得以每次只能借一本，看完一本之后必须奉还之后，才能打借条再借第二本的方式，借到过几本好书，先后读完了《牛虻》《青春之歌》《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山上修水利工地，我躺在篾笆子工棚顶上的阁楼里，趴在直不起腰的连天铺上，借着煤油灯的光亮，读完了《说岳全传》。无论怎样艰难困苦，这几本书总算能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个难熬的知青岁月。
      1970年10月的一天。我回到成都，在川医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完理疗后，从川医出来步行回家，途中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在新华书店里偶尔发现一个单行本《爆破工手册》，立刻当成宝贝，花了1毛2分钱，马上买下来。后来拿到公社修水利的工地上，联系书上的讲授内容，结合现场实际，急用现学，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提高了我们现场的功效。深得汪乡长和突击队员伙伴们的赞扬。我从山上离开工地时，这个小单行本就留给那个不打不相识的外号叫军官的朋友，权当是做纪念品了。
      我在山上修水利当爆破手，有一次，路过我们公社丰产六队，在水库大坝的右侧端头，发现一个农村山区里的小学校，所谓小学校，实际上就只有一个老师，在一个四面通风的草席棚子里，给十来个小学生上课。
      这位上课的老师，我们过去都认识，他一见到我，就问道；“能不能给孩子们讲一节课？”我很为难地说：“我从来没有给孩子们讲过课，不知道该讲些什么？”这位老师思索了一下，就说：“你给孩子们讲一堂图画美术课吧！”
      我的天哪，你这不是赶鸭子上架，硬逼我出洋相吗？但又碍于熟人熟事的，实在抹不开情面，只好硬着头皮，信手拿着一个没有盖儿的粉笔盒，走进了这个四面通风的棚子里，站在讲台上，忐忑不安地面对那十来个小学生，开始给别人家的孩子们第一次讲课。
      我定了定神，右手在粉笔盒里掏出半截粉笔，转过身去，甩了甩手臂，在黑板上先画了个人字形，在人字形的下面填上一笔，变成个小山峰。再画几个大小不一的山峰，山峰半山腰处用粉笔填上两条弧线，构成盘山公路，在公路上填上小小的几个长方体，再涂抹几笔，变成了盘山道上的卡车。我在讲台上一边画着，一面给讲台下的十来个学生们讲着。
      他们拿着铅笔，在一张白纸上，模仿着我画的样子，认认真真地一边听，一边画着。从卡车讲到交通工具，由交通工具讲到城市里的交通，再讲到城里的公共交通汽车和电车。还有人行横道线和慢车道……
      在课堂上我就这样，一边讲，一边用粉笔在黑板上信手构画着。这些学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山。对外面的事物一无所知，我自己都感觉到，因为没有备课，我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是乱七八糟，语句不通，语无伦次的。既没有重点，又缺乏连贯性和逻辑推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自己都说不清我讲了些什么，但这些学生们却听得非常认真。看着这十来个小学生，天真无暇的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我。屏住呼吸听我向他们讲述着大山以外那神奇的世界。我的心灵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在农村，我看到很多社员家里，由于缺少文化，写不起字，记不来工分，只好在墙上画杠杠。有用瓦罐里装豆子的办法来记工分，有在墙上结谷草疙瘩记工分的。还有人用在家里的板墙上挂蒜头来记工的，出工一天就在板墙的一根绳子上挂一头蒜。
      还有的社员的确没有文化，就连人民币上的字都认不完全。为了确保自己不吃亏，在对方无法付给现金的情况下，宁肯少要一点儿钱，也要把应该赚到的那部分钱，直接折算成粮食，要对方直接支付粮食，用以物换物的办法确保自己物质利益的。用他们的话说，赚来的钱，得来的利，有看得到的东西抓在手上，心头踏实。
      这些农村社员大都不识字，对于写在纸面上的契约或合同等文字东西，实在无法理解和想象。集市上，他们在进行耕牛以及买卖房屋和木材等大型物资交流的全过程中，都是口头协议，双方在街上找一个双方都认识某个亲戚做中人，在这个亲戚家，当面谈好，立马兑现。能支付现金的就叫对方现款交易，不能支付现金的，就支付粮食，或者做房屋抵押。对于不蹦支付现金的，就需要写书面契约。如果对方不能按期足额支付欠款，则组织人去把对方抵押的房屋拆散搬回来。（由于在农村文化人欠缺，一般都会找知青帮忙，用毛笔写书面契约。知青过去在学校里很少写过书面契约，在书店里也没有合同文本标准格式，只好完全按照双方当事人的意思抄写三份，三方按手印后各执一份。甲乙双方一旦出现契约一方违约，便到街上找中人，由中人做协调。至于知青嘛，只是负责把字写规矩，不能出现错别字，不搞错标点符号，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在街上赶场时经常遇到过被农民请去写合同。写完三份以后，有人来收有人管你一顿饭，不给钱。）这样的做法不可能大力发展乡村的商品经济。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物资交流，只能停留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

石建华

                                   知青常被当成贼的尴尬

      知青在农村干农活干累了，从农村回到城里休息几天，过段时间再回乡下的生产队，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开始到也没出现过什么特殊的问题，可到了69年7-8月份以后，成都地区出现了李向阳、瘦狗等知青，与当地解放军警备区的巡逻队发生武装对抗事件。从那以后，成都市各个派出所给他们所管辖的各街道以及居民小组发出了通知，不论哪个家，只要是有知青从农村回到城里来，不论呆几天，都要向派出所登记报告。
      一旦在这个街面上出现了什么案子，首先就要从这些农村回来的知青查起，街道上的所有知青从农村回城后，必须要到派出所去报告，人离开城市返回农村前，还要到派出所销号。我记得还是在解放初期和抗美援朝时期，街道上为了防奸防特防匪防盗而采用的做法，现在都用在如何防范知青的组织措施上了。
在成都市区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我有时会遇到这样令人尴尬的事，看见公交车快进站了，我连忙跑几步，准备上车，车上准会有一位戴着红袖章的老大爷，他大声喊道：“乘客同志们，大家注意到啊，又来一个啊。”车上的乘客们都会发出会意的哄笑声，那个笑声不言而喻：又来一个小偷。大家要留神。
      这时候，假设你上了车，车上所有的人都会用异样防贼的眼光盯住你，让你感到特别委屈的冤枉。跟谁都没法解释。因为大家，无论是谁，都没有说什么，但是这种防贼的眼光老是死死地盯着在我们身上，另我们感到有万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这种被歧视的眼光足以把人杀死。
      这时候。假设你不上车，这位戴着红袖章的老大爷就会提高嗓门，对车厢里的乘客们说：“我的眼光很厉害，只要看一眼我就晓得他是贼，你们看，只要我一喊要你们注意点儿，他就不敢上车。”车上所有的乘客都会带着会心的冷笑，用防贼般的眼光齐刷刷地把你盯住。认准了你就是贼。
      此时的你，无论上车与否，在这位戴着红袖章的老大爷眼中，你都是个贼。在他的理论观念中，贼就是知青，知青就是贼。你根本没法跟他沟通。我们倒过来想，如果这位老大爷的孙子也是知青，不知道这位老大爷否还会坚持这样的理论观点呢？在成都市里所遇到的这类情况，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遭遇，恐怕所有的知青都受到过如此尴尬的待遇。
      还有一次，我从成都回洪雅罗坝。途中经过洪雅县城，在大街上，遇上了一个洪雅城关镇知青的妈妈，她的儿子和我下放在一个生产队，她老人家是认识我的，还是她主动拉着我，热情地把我拉进她家做客，刚招待我坐下后，马上就急急忙忙地出门去，我不禁有些诧异：“你老人家咋会这么着急，还有什么事？”她神秘地回答道：“街道和派出所里都有交代，凡是知青进了门，都必须报告。免得以后招惹麻烦。”我不禁苦笑道“不必去报告了，我马上就走。”说着立刻站起身来，和她打过招呼，道过别以后，匆匆地离开了她的家，出了院落大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她家那条街。转过几个弯来到洪雅县城的路口，踏上通往罗坝公社的简便公路……
      回到城里，城里已经没有我们这些知青的口粮，要么自己在临离开生产队时，背点米到二区粮站换点粮票带走。要么是直接从生产队秤点自己的口粮背回成都的家里。要么就在家吃父母的粮。可他们的粮每月也都有数的。没有多余的粮啊。我把他们的那份粮食吃完了，他们又吃什么呢？
      回到城里，我们深深地感觉到，知青是被无情地抛弃了。父母虽不说什么，但是老闲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心里也不踏实。城里的所有物资供应是按城市户口的人数凭号票分配的，我们已经下乡，当农民挣工分去了，城市里就不会有我们的份儿了。在那个年月，要在城市里想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是比登天还要难。
      在农村也是如此。比如，我们正在生产队里干农活，外边贯穿生产队的石板路上，一旦有一两个知青模样的人由此路过，周围的社员们立刻围着我，向我发问：“那两个知青你们认得到不？”如果我们说认识，他们就进一步打听，是哪个队的知青？表现如何？如果我们说不认识，他们都会立刻用警惕的目光一起投射到那两个知青身上，防贼似的死死地盯住他们，一直到能够确认那两个知青的确已经离开我们生产队的地界为止。
      但凡是有我的同学到我的小木屋来找我，队长或者是队里的其他干部都要赶过来打个照面，从表面看，是队里的干部关心我，主动和我的同学聊天，表现出队里十分好客，实际上也包含着另一层意思，看看我的几个同学，他们是不是贼，走了没有？
      我的房东，隔壁的民兵排长就是这样，每当我的同学来找我，他都会到院子里忙东拿西的，还时不时地向我的房门东张西望地斜看几眼，一直到我的同学离开，他才会从院子里走进他的堂屋。非常明显，他对我很放心，凡是外面来找我的人，他心里实在没有底，那种基于防范的心里状态，我们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石建华

                                          凤凰琴

      现在的年轻人，绝对不会知道什么是凤凰琴，也想象不出来这凤凰琴是个啥模样？而这凤凰琴在这难忘的知青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记得在69年的夏天，广阔的田野上，由青黄色逐步转换金黄的稻穗，在微风中有节奏地前后左右地扭摆着修长的身体，秋收即将要开始了。这天赶场后，我从罗坝场街上回生产队，途中经过友谊大队的一个社员家门口，那个社员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坐坐。反正时间还早，就欣然接受邀请。
      在这个社员家里摆谈中，我无意中发现，他的箱盖上摆放着一把凤凰琴。这把凤凰琴很普通，琴身有一尺半长，形状类似于长方体的扁扁的木制盒子，琴身上面用五颜六色的线条，构画着一个临空翱翔的凤凰，故称为凤凰琴。这把琴的音键是齐全的，其他零件一个也不缺，只是上边的那组钢丝琴弦不完全，断掉了一根，就剩下三根了，我拿着这把凤凰琴，十分惋惜地摇了摇头，那个社员站在我身旁说，是他的小儿子太调皮，用小刀把琴弦挑断了，还差一点儿整伤到人，以后再不让小孩子去碰它了，这把凤凰琴就一直放在这箱盖上。上面已经积满了一层淡淡的灰尘。
      我用湿润的抹布擦掉尘土，用手反复抚摸这把凤凰琴的琴身，舍不得放下来，用手反复掂着琴弦的断点摇着头，口中喃喃不停地小声自语道“可惜了，可惜了。”那个社员在我旁边用五指抠着头皮，不好意思地接着我的话头，小心翼翼地小声问我：“修不修得好？”我回答道：“修倒是能修，实际上只要换上一根琴弦就可以了。你家有没有琴弦？如果有，我马上给你换。”那个社员回答道：“这把琴是别人送给我的，我也弄不明白，也不晓得这琴弦该到哪儿去买，小娃儿给弄坏以后，就一直扔在箱盖上了”
      过了一阵，那个社员说：“这个琴，你比我明白，就帮帮忙吧。”我此时心中一动，顺口说道：“虚劲我是不敢提，话也不能说过头了，试试看吧。”于是乎我大大方方地拿着这把凤凰琴，离开了这个社员家。
      我手里托着这把凤凰琴，信步返回罗坝街上，在街道旁的商店里遇上一个售货员，这个售货员与我们的关系，也只是平时见面相互之间点点头，就算打招呼的那么个关系。这回也就只得麻烦他了，也多亏了这位商店里的售货员，他在库房里翻腾了好半天，总算找到了一包能配这把凤凰琴的琴弦。帮我把这琴弦调整好。摆在柜台的玻璃板上，颇有兴趣地弹奏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随后，这个售货员拍着我的肩膀说：“熟人了熟人，帮忙归帮忙，材料费你总还是得要缴的，请缴费，人民币一元四角。”我交款后，高高兴兴地拿着这把凤凰琴回到生产队，回到我的小木屋。
      从那以后，没事就来拨弄这凤凰琴。队里的那几个知青晚上自动凑在一起。在我的小木屋集中。除了这把凤凰琴，邓成义拿来一把二胡，吴乾刚拿来一把口琴。我们几个人在小木屋里的合奏很不高明，水平都不怎么样，倒是经常能把周围社员家里的小孩子们吸引到我这个小木屋来。这也倒好了，我的小木屋周围成了孩子们的聚集地，一旦那家要找自己的孩子回家睡觉，在我这小木屋的里里外外转上一圈，准能一个不少地找到。
      在我的小木屋里，我们合奏最多的曲子却是《远飞的大雁》《抬头望见北斗星》。几个知青一边弹奏，一边唱着这两首歌。时间一长，经常来看热闹的那些小孩子们都会跟着我们唱了。是啊，我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这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小山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过去在学校里受教育，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每个阶段它都有个时间年限，那么这个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期限大概是多久呢？毛主席能不能再给我们发布一个最高指示，郑重宣布，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任务结束，把我们从农村招回城市里当工人呢？随着悠扬的曲调，忧郁的琴声飘飘撒撒地飞向了空中，我们队里的几个知青，都把焦虑的目光转向了夜空，在满目夜空中，搜寻着我们心目中的北斗星。数以千万的知识青年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热血与汗水，浇灌着广阔无垠的原野，磨练着青春岁月，历炼着无情岁月的蹉跎。
       一个多月后，那个社员在罗坝街上赶场，把我堵在公社大院门口，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的小儿子非要他把凤凰琴找回来。再三央求：要我在方便的时候，把凤凰琴还给他。此刻我不能再说什么，这凤凰琴本来就是人家的。我只是帮忙给他配一根琴弦。回到我的小木屋以后，我用单手托举着那把凤凰琴，来到那个社员家门口，小心翼翼地交到了那个社员手里。
      离开了那个社员家很久，我还在想着那把凤凰琴，没有了它，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手里总得抓弄点儿啥东西，也好打发时光。我顺着贯穿生产队的石板路，盲目往前走着，鬼死神差地来到罗坝街上，在街道旁边的商店里，那个售货员热情地给我推荐了一把当时算是最好的《国光牌》口琴。
      以后这把口琴，每天陪伴着我，心里烦闷时就吹几下，不论水平如何，有个调调就算数。后来又陪着我到山上的中秋院水利工地。伴随着我度过了难忘的知青生涯。再后来又跟着我，回到了大都市，走进了工人宿舍。

石建华

                                   追击盗木人  
      1969年8月的一个深夜，我刚洗完脚，正端着盆子从小木屋里出来倒水，突然看见：有三个人出现在屋前嗮坝里，他们的肩上都扛着一根五米多长的衫木条子，正从我的小木屋门口路过，把衫木条子放在房主经常用来作为翻晒农作物用的嗮坝里暂作停留，稍作休息。其中有一个人和我正面相遇，碰了个脸对脸。看来，也实在是迫不得已，他极不情愿，但也不失礼节地向我打着招呼：“小石，这么晚了，你都还没有休息呀？”   
      说实话，这个人在我的记忆中，确实也没有什么深的印象，只是因为他已经认出了我，他已经知道我姓石，就住在这里，就是这个队上的知青。而且人家已经和我打过招呼了，我总不能显得没有礼貌，也就顺手把洗脚盆放到台阶上，随口打着哈哈，没话找话地搭上了腔：“是啊，都快半夜了，我跟到马上就休息，你们还在帮到哪个扛木头？往哪儿盘呀？”
      在我看来就这么两句无关紧要的搭话，没承想居然引起了那三个人强烈反应，他们误以为我已经发现了什么破绽，顿时慌乱起来，其中一个人所答非所问地说道：“就怪我们自己晌午在山上喝酒喝多了。”我感到很奇怪，问道：“就算你们酒喝多了，下山晚了，为啥不走大道，抄近路早点回家，反而走小路绕大弯，我可以肯定，你们这趟弯子已经绕得够大了，起码还得多走好几里的夜路呢。我真不晓得，你们已经绕了多大的弯，才绕到我门前的这条路上？”
      那三个人更加慌乱了，不顾一切地从地上拖起衫木条子，急忙扛在肩上，慌不择路纷纷夺门而逃。其中一个人刚把衫木条子扛上肩，重心位置还未调整好，衫木条子的一端重重地撞在那个从来都没有关过的半边门框上，只听见“咚”的一声，一个红皮小本子滑落到了地下。我赶紧抢先上前一步，弯腰捡起那个小本子，顺手揣进了裤兜里。
      我和外面三个人的大声对话，以及杉木条子撞击门框的声音，已经惊动了我的房东主人，生产队里的民兵排长。他马上把我们对面沟坎上五六户人家的民兵都喊起来。一下子我们就集聚了十来多个人，我们手里拿着弯刀、锄头、还有绳子，在深夜微弱的月光照射下，跟着那几个扛着衫木条子逃跑的影子，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猛追了下去。
      没用多长时间，就看到那三个黑影急速晃动着闪进了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场街，我们十几个人迅速堵住了这个小场街的每一个进出口，但这三个人已经脱离了我们的视线范围，我们已经找不到那他们三个人了，只看见那三根衫木条子被丢弃在这个小场街口的石板路边。由于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我们谁也不能贸然闯进各个住家户里去挨门逐户地查找。只好先回到大队部，向大队干部报告情况。
      我们一起参加追击的民兵们把那三根衫木条子都扛到了大队部。当大队长问我：是否看清楚了？那三个人是谁？这一下子倒把我给问住了。那三个盗木者是谁。人我倒是全都看清了，但他们的姓名，我是一个也说不上来，只是在模模糊糊地印象中似乎好像还算认识一个。可是，不要说他的名字，就连他姓什么我都说不上来。民兵排长也接着说：“我也有这种感觉，那几人的声音听起来的确都像很熟悉，一时我的确也想不起来他们是哪一个？”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基干民兵顺手递给我一支香烟，我下意识地把一只手伸进裤兜，手一下子就触摸到我刚才放在裤兜里的那个盗木人的小本子。便急忙把它掏出来，交给了大队长。大队长接过那个小本子，借着旁边一个人的手电筒光亮，大致翻了几页，马上下令民兵集合。
      我们又立刻出发，踏着这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顶着微弱的月光一路小跑步赶到了一个小山凹，叫开一户人家，喊出来一个人，一会儿又通过这个人，很快找到了另外的两个人。
      我走上前去一一辨认，立刻确认，他们三个就是我刚才见过的那三个盗木人。我们立刻把他们这三个人押送到大队，交给了大队干部，由大队再组织其他人，连夜把他们押送到公社接受处理了。

石建华

                                          过三木桥
      1969年7月底，按照公社要求，所有的民兵都进行以大队民兵连为单位，组织安排民兵拉练。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我们生产队背后的大山上突然出现了一团火光。紧接着大队立即下达通知，全大队所有基干民兵紧急集合。以各生产队，以民兵排为单位，马上到山上去搜山。
      肩上扛着那把五斤重的锄头，手里握着一把手电筒，急匆匆地走在民兵排的队列里。凭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和其他民兵手中的火把光亮，深一步、浅一步地在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上向上攀登。途中经过一个山沟。感觉到这个桥面只有三根衫木条子构成。长度大概有四米多长，反正不超过五米。由于当时是在深夜经过这里，只感觉到这儿有一个小桥，当时我也弄不清楚这座桥下面到底有多深，大家在一起，紧紧张张地快速过了桥，当时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可怕的，只感觉到走在这座桥上面颤悠悠的，很有趣，挺好玩的。
      搜山演习的任务宣告结束，我们又要经过那座只有三根衫木条子搭成的小桥回到生产队去。这时候天已大亮，还在很远的地方，我就看清楚了这座桥的基本构造。不禁在心里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桥身的长度大概有四米多长，不超过五米。宽度只有三根衫木条子搭起来的。桥的两端架在两座山头之间的悬崖边上，别人告诉我说桥面的底下是将近60多米的深沟。但是我凭直观感觉到这条沟的深度绝对不止60米深，站在桥头往下看，根本就看不到底。桥上也没有栏杆。那直径不到150MM三根衫木条也没有固定好，人走在桥上面，桥面就活摇活甩的上下左右一直晃动，实在太可怕了。
      我跟随着生产队基干民兵的一字长蛇阵队列一直向前走，当来到桥头，就心惊胆颤地停住了脚步，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我是由于害怕而不敢过桥，马上蹲下身来假装系鞋带，让队里的其他基干民兵从我身边过桥，实际上真的是我害怕，是我的确不敢走那个桥上过。当我们队上的所有基干民兵都过完以后，我这才站起身来，扭头就往回走。
      这时候，我们生产队的基干民兵们发现我没有过桥，都站在桥那边等我，其中还有两个人立刻迅速追过来，一前一后地拦住我，执意要保护我过桥，可我站在桥头上，提心吊胆地看着那三根圆木头的桥面，又看了看桥下一眼看不到底的深沟，实在是不敢过啊。那两个民兵越劝我不要害怕，我反而越害怕，执拗着非要返回去，宁肯多绕几里山路也要躲开这座桥。两个民兵也毫不客气，一个不解地问我“你这个人才奇怪的很呐，现在你害怕过这个桥，那昨天夜间你又是咋个过去的？桥都还是这个桥，咋个你过都敢过去，回来就不敢走了？”另一个则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告诉我：“你趁早打消那个念头，想都不要想，你根本就不可能饶过去，因为另外一边出口的小桥是只有两根木头组成的，看起来比这边的桥还要悬。”
      一听到这话，我不禁呆住了，看起来，这座桥的确与我有缘，今生今世我是躲不过这座桥了。一个民兵对我说：“你要实在是害怕，那我们就用毛巾蒙着你的眼睛，然后拉着你过桥。”我当时虽然感到害怕，但又不愿意让别人看笑话。便鼓足勇气站在桥头上，装腔作势而又颤颤微微的点着一支烟，就着抽这枝烟的机会，我再次仔细地观察着这个桥的结构，就向那两个民兵央求道：“你们两个行行好，帮帮忙，把桥面的三根衫杆木条给捆紧一点，别让它们左右滚来滚去。”他们照办了。
      这时候我再走上去，踩在这三根衫木条子上，感觉到不再滚来滚去。心里就踏实了许多，不再那么害怕，胆子就比刚才大了许多。我站在桥头上做了一个深呼吸，壮着胆子，夹在两个民兵的中间。艰难的迈着僵硬的两条腿，硬着头皮踏上了由这段不到五米长，三根衫木条子搭成的小桥。当我鼓足全身勇气，慢腾腾地走完这座桥以后，反到有些不服气了。
       我叫那两个民兵在离桥头不远的地方等着，一个人又返回桥的另一头。就这样，我独自一个人在这座小桥上，反反复复地走了三个来回，而且可以确认，以后再遇到走这样的桥也丝毫不会感觉到害怕了。我才踌躇满志地跟着生产队里的基干民兵们返回了生产队。  

龙行天下

石板山路弯弯处，
青春汗水挥洒足，
点点滴滴记心头，
桩桩件件来倾诉。

石建华

                                  难忘的第一个秋收  
      1969年9月，开始进入农忙季节了。看到公社整个大河谷地带这无垠的坝区和随着山峦起伏的梯田上散发着稻谷的清香，令人心醉，金黄色的谷穗在秋天的阳光照射下，景色是那么诱人，看到这一眼望不到边的沉甸甸黄澄橙的稻谷里，也凝聚着自己辛勤的劳动，心里有着说不出的自豪和喜悦。   
      一大早，我就和其他社员一样，手里紧握着一把磨得非常锋利的锯齿镰刀（当地俗称锯锯镰），跳进一块稻田，顺着稻谷形成的一排又一排的行列弯下腰，左手握着稻穗贴近根部的部分，一连握住两窝稻穗，右手挥动的锯齿镰刀一下子就割断两窝稻穗，然后用右手托着镰刀，架着割下的稻穗轻轻地转过身，左手把割下的稻穗轻轻地推下来，放在我的身后，再继续重复这一简单动作。
      开始觉得无所谓，待我一直割拢这块稻田的另一头，再爬上田坎挺直了身体伸了伸腰向四处张望，在这时候才发现我已经掉队了，赶紧又跳下田坎从那一头往回割过来。在我身后那只木制拌桶旁，双手用力摔打谷子（用人工给稻谷脱粒）的那个社员给我开着玩笑说，“你要再不割快点，我就要把你抱起来当谷子在拌桶高头拌了哈。”我苦笑着回过头，用手挥去脸上的汗，这时候我发现我头上的汗珠子真的比黄豆还要大，这汗水就像断线的珠子不停地从额头上掉到水面上，激起一圈又一圈的水波纹，悄无声息接连不断地扩散开来。
      这时候，有几个社员手里拿着镰刀走过来，他们对我微笑着，在我面前齐刷刷地站成一排，其中一个人用挑战的语气说：“小石，你敢不敢和我们比一盘？”我马上扭过身来，挥动着手里的镰刀，向前走了两步，站在几列待割的稻谷前边，毫不示弱地大声说：“比就比，未必我还怕输给你们几个不成。”另一个社员用一种裁判员的口吻说明比赛规则：“条件很简单，大家站成一排，一齐开始割谷子，哪个先站起来哪个就算输了。”还有几个好事的社员，站在旁边喊着口令“预备---起，开始。”于是比赛开始，接着一片急速的稻谷倒地的声音，大田里只听得一片擦擦擦的镰刀声，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的速度都还差得不太多，没过好一会儿，我就感到有些吃不住劲了，但为了和别人争个输赢，我坚决不能先站起来，于是强忍着腰部和胳膊的酸楚和胀痛，我咬着牙弯着腰，继续擦擦擦地急速割着稻谷。队长正巧走在斜对面不远的田坎上，他隔老远就查觉到我们是在比赛，生怕我吃亏，连忙大声喝道“停！停！停！”赶紧跑过来制止，我暗自庆幸：队长这道口令下达的太及时了，于是我趁机立马挺起身来活动活动身体，挺了直腰，双手向斜上方构成一个V字伸直双臂，舒舒服服地刚伸了一个懒腰，旁边马上就有人开始起哄，大声喊道：“小石输了”“小石输了”我马上抓住时机，狂喊一声“这盘不上算，是队长喊停的。我得服从队长的命令，这盘不能算我输！”引得大家一阵哈哈大笑。  
      这时候，一个老社员走到我身前看了看我，又转到我的身后看了看。突然他大声喊起来：“小石头，你受伤没有？”我不解地看了看双手，又向那个老社员挥舞着，大声说：“我的手和脚都都是好好个儿地，我就让你好好看一下，我哪儿受伤了？”那位老社员围着我又转了一个圈，看着我确实没有受伤，就在我身后抓起一条1米多长的蛇，拿到我面前晃了一下，随即向周围的人群挥舞几下，随手把这条蛇扔到了我身后不远的稻田地里，激起一片水花。他对我大声说：“这条蛇就在你的身后，可它已经没有脑壳了。”
      听他这么一说，赫得我顿时头皮直发麻，脊梁骨直冒冷汗，全身都马上紧张起来，一扭头我就看见，那条铜钱粗细般黑里带灰色的蛇已经没有了头，1米多长的蛇身卷缩成一条圆弧线，一端落在水田表面的积水里，一端搭在刚刚割下稻谷的一片水稻桩桩上。
      我奇怪地问大家，“这条蛇怎么会没有脑袋？”社员们都让我的提问给逗笑了，一个小伙子从我身后割倒的稻谷中拎出了一个黑灰色的伸着红舌头的蛇脑袋，举到我的眼前，大声惊叹着说：“我的个天倌老子，小石头，你的手脚动作也太麻利了嘛，这条蛇已经朝你伸出了舌头，还没有来得及咬着你，就被割掉脑袋，莫名其妙地死在你的手上，你可真是太幸运了，假设这条蛇的动作再稍微快那么一点点。你就很可能要遭蛇咬伤了。这个一上午的紧张劳动。我真正地亲身体验到粒粒皆辛苦的更幸运的是这条蛇的毒性不大。不过一旦被它咬伤，至少也要躺几天床板才能好得到。”
      这回我进一步体会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名言的深刻含义了。这时候我的速度又赶了上来，可是总会有些没有割断的单根稻穗随风摇摆着身体，在稻田里嘲笑我，我不得不调过头去，回手再去给它补一刀，这样一来我的速度又慢了下来。腰也累的酸疼酸疼的，手也累得发酸了。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回到我的小木屋，发现水缸里没有水了，废话少说，赶快爬坡上坎地去挑几担水吧。累了一上午，还得自己挑水做饭，真的是太累了。饭没有吃上两口，就想在床上躺一躺，谁知道刚躺下还没有来得及翻个身，就听见队长那个要人命的哨子又吹响了，又要出工了。
      下午在出工的田坎小路上我就想，我不去割稻谷了，太累了，知道是怎样割稻谷就行了，等一会儿我换一个活儿来干，我去抱稻穗，于是一跳进稻田里，我就把别人割下来的稻穗抱起就快速走到拌桶前交到摔打谷子（用人工给稻谷脱粒）的社员手里，这个活儿很简单，干这个应该没问题，于是我就开始弯下腰双手抱起别人割下来的稻谷，直起腰来在田里踩着没过脚背的稀泥，在这拌桶与割稻谷的人身后两者之间来回奔跑。来来往往地跑了一个下午，又累得不行了，脚都跑翻了面，从脚心到脚背和腿肚子，早就已经被这稻田的稀泥浑水泡得发白了，手臂和小脚肚子上都被稻谷的叶子和稻秆给划上一条条鲜红的血道道。脚心还常常被田里的黄鳝拱的痒痒的，我以往是很喜欢捉黄鳝的，可是现如今早也无心再去抓黄鳝了，心想姑且它也是一条命，随它去吧。好容易盼到队长吹响休息的哨声，我也顾不上洗掉小腿肚上的稀泥浆，爬上田坎就躺在草丛里闭上眼睛养神，根本不想动了。这时候队长顺着田坎走过来用脚踢我一下，我翻了个身，没有理他，队长又弯下腰点着一支香烟插到我的嘴上，我翻了个身，坐起来用左手拿着香烟放在嘴边狠狠地吸了一口。不错，这的确能解除一点疲劳。又吸了一口。不错，安逸的很嘛。
       两天以后，队长安排我到生产队库房前面的晒场上去打杂，一会儿用竹耙子把倒在竹廗上的稻谷摊开晾晒，一边忙着摊开铺满晒场那么多湿露的稻谷，让太阳光照射，还要一边不停地翻动，让阳光把稻谷晒透。一会儿又给人们从稻田地里背上来的稻谷做过称、记数、统计。这些晒场上的活儿虽然不累，但是它总有那么些琐碎事要去做。成天在晒场上来回奔跑疲于奔命。
      在这段秋收的日子里，我几乎把整个收割稻谷的这一套程序中的所有农活都干到了，体会只有一点，干什么都不是那么容易。粒粒皆辛苦的基本含义，我的确又有了更深刻的切身体会。天公作美，连续十几天的大太阳保佑，队里当年收获的所有新稻谷，全部顺利装进了生产队的仓库里。
      生产队里又该送公粮了。我和其他社员一起，在生产队的仓库门口，满满的地装上一麻袋稻谷，用背带系好，再转过身背靠着麻袋把两只胳膊伸进去，双手在胸前一抱，拉紧背带弯着腰向前一使劲，就把装满稻谷的麻袋背起来，和其他社员一起，拱着腰，走下生产队库房旁边的那条弯弯曲曲起伏不断的石板路，踏上了前往二区粮站仓库的山间石板路。路程虽然不算远，也就是五里多路，这五里多路平常走起来就是半个钟头的事，可现在揹一百二十斤的稻谷走这五里多路就完全不同了。背上就像是压着一座沉重的大山，越往前走走，装满稻谷的麻袋就越往下坠，开始的时候可以走一里路休息一下，再往后是走半里路休息一下，在沿途的路上，凡是能靠着休息的斜坡田坎，都要把装满稻谷的麻袋靠上一会，好好休息一下，绝不放弃。我的腰也累弯了，脚也累软了，在弯弯曲曲的山间羊肠石板路上左拐右拐地慢慢弓着腰，嘴里喘着粗气，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了山顶，又顺着山间碎石小路慢慢地跨过了两座石板小桥，终于把稻谷揹进了洪雅县二区粮站的大门。在二区粮站的大院里，通过了检查验收的一个又一个关口，最后总算看见，我们亲手种出来的水稻装进了二区粮站仓库。  
      我们走出了二区粮站仓库的大门，看着一袋袋散发着浓郁清香味道的新稻谷，由那些搬运工人从粮站仓库里运出来，经过渡船转运，装上了停靠在青衣江对岸公路边的那些大卡车，即将运往大山外边去。这时候我手里捏着刚才还装满稻谷的空麻袋，身体乏力地靠在粮站仓库门口路旁的一棵大树，呆呆地望着那一辆辆装满稻谷十轮大卡车，眼看着大卡车迸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喷发着蓝黑色的股股浓烟，转过几道急弯，朝着山口的公路陡坡猛冲上去，转过山梁就看不见了。心里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
      我辛辛苦苦栽种出来的稻谷都有资格，能够大大方方地坐着大卡车，体体面面地离开这里，潇潇洒洒地到达远山以外的地方去，我们又该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离开这里回到家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