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3-1 07:42
青春年华献乡村，
吃苦耐劳技术增，
四载博得社员赞，

青春年华的点点滴滴都终生难忘，农村四载走过的道路至今历历在目……

知青淘吧

《砺炼华年》连载之四          在广阔天地里

张文通
原抚顺一高中一年一班学生。1968年9月下乡到北镇县吴家公社姚家六队，1970年冬转到新宾县汤图公社石棚子四队。1972年3月调到汤图中学任教。1985年3月调到南杂木中学。1990年10月调到南杂木镇党委做宣传工作。2009年9月退休。


在广阔天地里
1968年9月，我来到北镇县吴家公社姚家六队插队落户。下乡后的第一次农活儿是割地。割苞米时还能跟上趟，到割高粱时就望尘莫及了。因为这个地方以烧秸秆为主，高粱茬子留得特别高。在捆捆时一不小心就扎了手。贫农孙大爷、常大爷就手把手地教我们。孙大爷还给我们做示范表演。只见他在手拿镰刀的情况下，把高粱捆得整整齐齐。我们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呢，孙大爷已经捆完了。他那熟练的动作，就像变魔术一般。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
过了霜降就是立冬。这时我还穿着单衣。贫农老大爷常宝仁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他就和生产队长说：“我看他怪冷的，家里又挺困难，队里先给他做一套棉衣吧。这孩子挺能干的，冻坏了咋整啊！”就这样队里给我做了棉袄棉裤。当我穿上这套崭新的棉衣时，眼里含着泪花，不知说些什么好，这是贫下中农对我的一片真情啊！真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年末分红时虽然扣了我的工资，但我为有这样好的贫下中农以及同他们在心灵上的沟通，感到无限的欣慰和自豪。
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累，总觉得有股使不完的劲儿。一秋下来，不仅学会了割地、掐高粱、扬场、簸簸箕，还学会了捋草、喂牲口、赶车。白天下地干活儿，晚上我就到马号去。看饲养员怎样给牲口拌草加料，不懂就问。时间一长，不仅学会了喂牲口，而且还掌握了其习性。有一次拉茬子，我把车装完后身旁的社员就问：“也没见你装过车，怎么装得这样好，是怎么学会的？”我说：“是跟车时看会的。”当我赶着装满茬子的大车行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贫下中农对我们的关心不是父母胜似父母。为了让我们过上一个愉快的春节，下乡不久就抓了一头猪给我们饲养。常大妈又教我们怎样喂猪，并时常给我们照看。在她的指导下，这头猪春节前长到130多斤。常保和大爷前来给我们杀猪，趁这机会我又向他请教，由此又学会了一门手艺。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只有我们六队青年点杀了猪，并和常大爷、常大妈一家在一起过了年。那时不知道什么是想家，只觉得和贫下中农在一起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
1970年冬，我转到了新宾县汤图公社石棚子四队。第四生产队是一个自然屯，名叫新立屯，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来到新立屯的第二天，我就跟着社员一起上山捞木头去了。这捞木头可不是一般的活，既累又危险，稍不留神，就会被木头撞到脚后跟。人必须根据木头出溜的快慢来决定自己的脚步。有时候木头出溜的很快，你就得捞着它一溜烟地跑下山。没捞几趟，我已气喘吁吁了。
歇气时，有的社员问我：“你到这山夹缝来干什么，出门都碰鼻子，多憋屈。”我说：“这离家近点儿，来回方便些。”那个时候队里很穷，挣了一年的工分也分不到几个钱，在往返抚顺的路上经常逃票，连4元2角的车票都买不起，列车员也很同情我们，有时睁一眼闭一眼就过去了。
新立屯地处山区，地里的石头很多，无论是刨埯还是铲地，都不比姚家那边轻松。种地的季节到了，男劳力刨埯，女劳力滤种、抓粪、埋埯。我和宋英杰、王巧珍，还有一名社员一组。我生怕被别人落下，使劲儿往前刨，一不小心刨在了石头上，只觉得两臂一震，石头上冒出点点火星，把人累够呛还赶不上趟。后来我发现老社员在下镐时，头两下比较轻，然后再重重地刨两下，埯就刨好了。原来他的头两下是在试探有没有石头，我很快就学会了。宋英杰跟在后面滤种，我刚刨好一埯，她立即把种子放了进去，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于是我就对她说：“你滤得慢一点儿，让我喘口气。”她说：“你一喘气儿，就被别人落下了，到喘气儿的时候一块喘吧。”我只好弯着腰继续向前刨去。
歇气儿的时候老队长来到我们身边，问王巧珍：“你抓粪嫌不嫌乎？”王巧珍看看自己那黄呼呼的手说：“嫌乎我就不抓了。”她显得有些激动。是啊！没有粪肥臭，哪有五谷香啊。
高粱红脸笑，谷穗迎风摇，秋收的季节到了。这一天秋风送爽，天高云淡。老队长领着我们来到一片高粱地前，分完垄之后，大家就你追我赶地干了起来。只听见地里一片“咔嚓咔嚓”的响声。这边割高粱又不同于姚家那边割高粱。姚家那边是茬子留矮了不行，这边是茬子留高了不行。虽然茬子留矮了好割，但是稍不小心刀刃就会割到石头上。开始时我并不习惯，看到很多人都割到我前边去了，心里很着急。后来我就观察老社员的动作，原来他们在下刀时，刀背顶着地面，刀刃向上倾斜，这样就刮不到石头了。我很快适应了这种割法，很多人又被我甩在了身后。
月末评工分，在社员大会上有两名青年社员被评为二等工分，心里很不服气，要和我比高低。当时我并未在场，但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子女，还有很多社员都向着我说话。他们说：“你俩和他比，背苞米时谁有他装得满背得快？你背两趟，他已背完三趟。割高粱时虽然茬子高点，但你俩谁也没有他割得快。他是放下扫帚就是簸箕，从来不偷懒，你们行吗？”这两名社员被说得哑口无言。

就在这年我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负责思想政治工作。还有一位退伍军人也当上副队长，管生产。
割豆子时已经过了霜降。有一天早上我们去割豆子，虽然天气晴朗，但还是觉得有点寒气逼人。豆秸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霜，割起来既扎手又拔手。我也没有手套，猫着腰就和社员们一起干了起来。那个退伍军人副队长一边干一边嘟囔：“这活怎么干？”没干几下竟嘟囔着回家了。老队长非常生气地说：“连这点苦都吃不了，还能有什么出息呢！”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被选为汤图公社团委委员，负责宣传思想工作。那个时候的宣传思想工作不像现在不被重视。那时人们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狠斗“私”字一闪念，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人很单纯，思想好统一。时过不久，我的工作很有起色。党委书记秦万章对我说：“你要虚心不要骄傲呦，将来会有出息的。”我心情激动地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离开了新立屯，来到汤图中学当老师。当时秦书记是不愿意让我到中学当老师的，他希望我能继续留在生产队，为公社培养后备力量。可我觉得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在秦书记不情愿的情况下我离开了新立屯。临走那天，老队长紧紧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真舍不得让你走，我离不开你，生产队离不开你，社员们也离不开你，但又怕误了你的前程，没办法呀，走就走吧”。我的心绪也上下翻飞、感慨万千。这些年来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亲如一家，老队长对我更是疼爱有加。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人更好，我的心好像被一根割舍不断的情丝牵动着，真是难舍难分。我含着泪花对老队长说：“我不会忘记这深厚的阶级感情，不会忘记乡亲们的亲情，更不会忘记您对我的培养。”
春暖花开，微风习习，泉水叮咚，小鸟歌唱。乡亲们目送我走向远方。

龙行天下

下乡感受真亲情，
小伙吃苦学习精，
处处进步很明显，
临行社员不舍行。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3-2 08:10
下乡感受真亲情，
小伙吃苦学习精，
处处进步很明显，

版主说得太对了，这是一位特别能吃苦的同学，文中记载的仅仅是他的不分足迹。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五     人生的岁月像条河（第一部分）
张文通
(人生的岁月像条河本文以第三人称写成，文中的“他”即作者张文通本人）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啊！汇成歌，汇成歌，汇成歌/一支歌，一支深情的歌/一支拨动人们心弦的歌/一支歌，一支深情的歌/幸福和欢乐是那么多/一支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每当他听到这首动人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就眼噙泪花、感慨万千，情不自禁地随着那拨动的心弦，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一
那是1962年9月，他从葛布二校考入抚顺七中。从那时起，他就怀揣着一个上大学念大书的梦。在七中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平时同学们有不会做的题都愿意问他，上自习课时他为同学们作辅导，俨然一位“小老师”。
转眼间到了1965年，每个同学都面临着升学和就业的抉择。在第一志愿栏内，他毫不犹豫地填上了“抚顺市第一高级中学”；第二志愿以后填报的都是中专。班主任老师对他说：“你还是报考抚顺七中的高中部吧，这里的教学质量也不错。”他说：“考高中就报抚顺一高中，考不上就去读中专。”虽经班主任老师的几次劝说，都没能动摇他报考抚顺一高中的决心。因为他是奔着上大学念大书的梦想而去的。不久，录取通知书寄来了。上面写着：“×××同学，你已被我校录取……”下面盖有抚顺市第一高级中学的印章。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兴奋不已。因为抚顺一高中是当时抚顺的最高学府，省重点高中，也是抚顺唯一的全国学联委员单位。当时的团委书记丛树青和学生会主席秦世家，都曾在学代会期间，受到过刘少奇主席的接见。更重要的是他为上大学念大书的梦想迈出了重要一步。
他父亲在抚顺石油一厂工作，当年大庆石油学校也在石油一厂招收职工子弟的应届毕业生，父亲给他报了名。在接到抚顺一高中录取通知书后，车间主任还问他父亲，你儿子还上不上大庆油校了。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坚定地说：“咱家祖祖辈辈没有念大书的，我要上高中，考大学，念大书。”
1965年9月1日，他无比兴奋地走进了抚顺一高中的校园。那个时候的人头脑简单、思想单纯、情感淳朴，毛主席让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毛主席说要解放全人类，他就时刻想着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毛主席号召学雷锋，他就在校园里打扫卫生、修厕所，自己还备上了针线包，坐公共汽车主动让座。他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不管把他拧在哪里，他都会在那里闪闪发光。其实，那时的人们都在这样做，大家心里都装着世界革命。1960年挨饿，人们以野菜代食品充饥，以树叶、杏条面度日，但没有一个人去偷去抢，这和现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现在是腐败成风、盗贼横行，“黄赌毒”屡打不败，坑蒙拐骗屡见不鲜。
进入抚顺一高中后，他被分到一（1）班，是俄语快班。抚顺一高中的学习氛围很浓，不用老师督促同学们都能主动自觉地学习。抚顺一高中地处劳动公园东侧，同学们都喜欢到公园里去读书。尤其是夏日的清晨，这里朗朗的读书声不绝于耳，一派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景象。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一所理想的大学，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做一个对祖国有贡献的人。
可是好景不长，没等一年级念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使平静的校园喧闹起来。运动一开始，他如堕五里雾中，全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尽管这样，他还是被卷入了这股激流和漩涡。“516通知”发表后，他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信仰和崇拜，当时又不知发动“文革”是错误的，所以他义无反顾、满腔热情地投身到这场运动中来了。
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表后，在校园内掀起了一股写大字报的浪潮。起初大字报的内容都是表决心的，如怎么听毛主席的话，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决不让资本主义复辟等等。6月3日，三(4)班一名同学贴出了一张很有影响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校党支部。那时候给党支部写大字报可被认为是反党啊，所以校党支部马上组织学生干部开会，要求大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会后学生干部们回去做工作，就成了“保皇派”。6月20日，二（5）班的同学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同学被打成反革命鸣不平，在政治课上与老师发生激烈辩论，又被打成“反革命黑窝”。对于这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他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支持。
那个年代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主席，听党的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哪里艰苦哪安家”。他从小受毛泽东思想教育，脑海里深深打上了毛泽东思想的烙印。早在小学的时候，他就和同学们抬着小黑板在路口宣传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凡过往行人都要停下来念一遍总路线的内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念下来的就可以走了；念不下来的要停留一下，教他们念，直到念会为止。现在听说有人要反对毛主席，搞修正主义，他怎么能袖手旁观呢？他一定要站出来，打倒这一小撮钻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63”事件后不久，又有两名高三同学站出来，在大字报中对上述两起革命行动表示支持，并指名道姓地批判校党支部不支持学生搞文化大革命，阻挠压制学生运动的问题。至此，在校园内又掀起一股猛批“走资派”和“保皇派”的“红色风暴”。同学们都向这两位同学投去敬佩的目光，他也认为这两名同学真敢干，是好样的。
与此同时，有些同学成立了抚顺一高中第一个文化大革命学生组织“红学会”，同学们都纷纷围前观看。他心里犯嘀咕，这学生组织是谁说成立就可以成立的吗？于是他写了一张“不走群众路线的学生组织——‘红学会’”的大字报贴了出去，受到同学们的啧啧称赞。
文化大革命初期，同学们个个都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满腔热血、激情四射。人人都积极主动，不甘落后。由于他出身好，表现好，1966年8月被推选到抚顺市文化大革命宣传队。在这期间，白天他和宣传队员们一起，坐着卡车，敲锣打鼓，到全市各区散发传单、煽风点火。晚上回来吃住在市委党校，写文章、印传单，第二天又早早出去宣传了。宣传队员饱满的革命精神，十足的革命干劲鼓舞着他。他和大家没日没夜地干，经常是从清晨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他的《让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的宣传文章得到宣传队长的好评。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就此掀起革命大串联的高潮，火车上已人满为患。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红卫兵长征串联的通讯，深深打动了他。他开始打点行囊准备出发。有一天，他碰到了三（3）班的张长江，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他俩一拍即合，很快就组成了一支长征队。成员有：张长江、王庭晖、宋伟勤、孙振起、马骏、李杰、周世杰、金锋、柴国斌、徐思群、魏永泽、王佩官和他，共13人。长征队的队名定为“革命长征队”，路线是从抚顺出发到延安，再从延安沿着红军走过的路到瑞金。10月22日，这13人面对革命长征队队旗向毛主席宣誓：“我们革命长征队队员向您老人家保证，要以顽强的革命斗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走红军的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宣誓过后，李杰打着大旗，每人手拿着一杆红缨枪，背着行李，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延安走去。
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他们到了北京，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他曾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第一次是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虽然距离很远，但还是能够看清毛主席的脸庞。第二次是在西长安街，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这次看得非常清楚。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不停地向红卫兵招手。“毛主席万岁！”“我们要见毛主席！”的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是他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的时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啊，还有什么比见到毛主席更激动更幸福呢？那个年代全国人民和毛主席的感情最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您的光辉思想永远照我心！”
长征路上，每次出发前他都打前站，他从不抄近道但走得比谁都快，这让有的队员很生气。队长张长江组织大家急行军、夜行军、连续行军。有一次连续行军240里，队员们边走边睡觉，真可谓是走着睡、睡着走。还有一次走到良乡已近半夜，没有住的地方了。队员们只好住在草棚里，地上铺上草，倒在草上就呼呼睡着了，这可是冬天哪。
1967年1月，长征队翻越太行山来到山西广阳，在这里休整时，传来了“要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于是，他们从太原坐上了返程的列车。“走红军的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誓言就此中断，革命长征队宣布解散。长征一路走来，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品质，还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儿、好身体。
1967年3月，他和本班同学石新明、葛启敏等5人成立了“虎山行造反团”。至于怎么造反，造谁的反他并不清楚。5月，与“井冈山”等革命造反组织联合在一起，成立了抚顺一高中“井冈山兵团”。这时派性斗争已经开始，抚顺市分为两派，一派以“抚联”为代表，另一派以“红工联”为代表。“井冈山”是站在“红工联”这一边的。
派性斗争一开始是唇枪舌剑的口水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不服谁。在市人委（市政府）门前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广播车大喇叭震天响。虽然他不能冷静辨别是与非，但是他觉得站在工人阶级这一边是没有错的。殊不知人家“抚联”那一边也是工人阶级，参加“抚联”也是没有错的，派性斗争实际上是自家人互相掐起来。打倒“沈、苏、陈、蔡”成为革命造反派的主要目标。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革命造反派，都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辩论达到白热化，甚至是攻击和谩骂。“沈、苏、陈、蔡”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打倒他们，双方并说不清楚，只要打当权派就行。
1967年7月，派性斗争进一步升级，特别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以后，给双方以口实。双方都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去弄枪、抢枪，并以兵刃相见，哪还有什么“文攻”。两派各自占据着自己的“地盘”，有时双方还攻抢对方的“地盘”。市区弥漫着火药味儿，居民们都提心吊胆不得安宁。江青是造成全国武斗的罪魁祸首，是她把派性斗争变得更加剧烈，是她把人们引向了派性斗争的深渊。武斗是极端错误的，文攻也是非常不对的，你攻谁呢？双方都是工人阶级，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搞窝里斗吗？是江青把全国形势搞得一片混乱，她好在乱中篡权当女皇。她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纯属一派胡言。
1968年金秋，随着西去列车汽笛的一声长鸣，他远离了希望和梦想，青春岁月的河不知该流向何方？
二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他从来不认命，但命总是和他开玩笑。他家里很穷，从小在苦水中长大。他盼着有一天能买个糖发面吃，盼着有一天能买根冰棍舔，然而连这最起码的期盼都难以做到。于是他发奋读书，想上大学、念大书，借以改变这种困窘。然而正当他踌躇满志，满怀信心，充满希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什么志向、希望都化成了泡影。他想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然而连他自己的日子都不好过，何谈救人。
下乡以后，他想这下可完了，这一辈子就交代给农村了。怎么办呢？面对现实吧！要干就得干出个样来，让那些人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学会了赶车、扶犁、掐高粱、铲地、扬场、簸簸箕。他认为自己还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不能就这样窝囊一辈子，将来还大有希望。
197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广阔天地走进校园，从莳弄禾苗到培育“花朵”，实现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参加教育工作后，每个寒暑假都要办学习班，对照“两个基本估计”认真检查自己，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对“两个基本估计”非常反感。怎么能说解放17年来我们的学校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呢？又凭什么说我们的教师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他认为自己是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党一手培养出来的，怎么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他的观点得到广大教师的认同。

龙行天下

进入高中欲拼搏，
文革动乱耽误多，
串联进京皆经历，
下乡入校成就卓。

石建华

文不在多，而在于精。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3-3 08:28
进入高中欲拼搏，
文革动乱耽误多，
串联进京皆经历，

谢谢版主对老知青的理解。

知青淘吧

石建华 发表于 2016-3-3 14:04
文不在多，而在于精。

谢谢老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六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第二部分）
张文通
1974年出现了一个“白卷先生”，紧接着在社会上刮起一股“反潮流”歪风。革命小将造老师的反，他也被学生造了反，说他压制学生进步。校长问他：“为什么不让那个造反学生入团？”他说：“那个学生根本不够入团条件。”校长执意要他同意那个造反学生入团。他说：“同意只能是违心的同意。”校长说：“违心不行，必须真心同意。”他说：“违心怎么不行，毛主席不是也违心同意林彪了吗？”校长无言以对。但趋于压力，校长还是给那个造反学生入了团。他感到自己的命被人捉弄得够呛。
初到乡镇工作时，党委书记很器重他，认为他有文化、有能力、有水平，是块好料。这使他很欣喜，庆幸自己遇到了知音，遇到了伯乐。心想这回终于可以驰骋千里，大干一场了。没想到他刚刚骑上“马鞍”，党委书记就调走了，就此他也掉到了地上。这真是，可算遇个识君人，不料半路两离分。纵有能力使不出，还有谁人能识君？命运又和他开了个玩笑。
他曾经想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曾经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他还曾经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看了《群书治要》后他才知道，这些事情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他悔恨，悔恨自己生不逢时，悔恨不该参加文化大革命，他甚至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该多好。他曾经迷惘、彷徨、失落过，但是从来没有颓废过。他始终坚持在这个世界上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凭本事吃饭的信念，没有本事和能耐就无法立足。他憋着一股劲儿，要把失去的找回来。
他的“一根筋”，害了他的命；他的太较真，毁了他的程。他不认命，但是又不善于造命，所以只能是今天这样的命。
三
在他看来，高中“老三届”同学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牺牲品。文化大革命毁掉的不仅是他们这一代人，而是毁掉了好几代人。坑了干部，害了群众，大家都跟着遭殃。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经过广阔天地的战天斗地，经过在校园里的呕心沥血，经过在乡镇工作中的磨砺，他才从梦中醒来，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然而这时他已到了耳顺之年。在40年的工作中一直没有机会施展才华，成为他一生中的最大遗憾。但是，每当想起讲党课时台下那热烈的掌声，听到百姓对他为官清廉的称赞，他又多了一丝欣慰。
他最看不上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他不畏权势、不走后门，从不表白自己。人家是说了再做，他是做了再说；人家是说了也不一定做，他是做了也不一定说。他至今还住在40平方米的平房里。对此，他并不后悔，因为“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正是他应有的品质。当警笛拉响时，他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绝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惶恐不安、战战兢兢。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大会上自豪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做到了“十没有”。可见那时候是多么的风清气正。现在不仅没有了“十没有”，而且还增添了很多“有”。过去是阶级斗争，斗、斗、斗，斗过了头，人人自危，好人受害，生活虽苦，良心尚在；现在是经济建设，和、和、和，和过了劲，风气低下，堕落腐败，生活虽好，良心变坏。早在三十年前，胡耀邦就曾提出“在五年内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可他未竟先逝。党也多次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三十多年过去了，社会风气非但没有实现根本好转，反而是屡教不改、屡禁不止、屡刹不住、屡纠不正，不是问题的问题也成了问题。难道这不是问题吗？近圣贤，远奸佞，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要逼“宋慈辞官”，不要做《女人一辈子》里的大兰子。党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人们的精神面貌能不能做到朝气蓬勃、奋发向上，是他最关心的两件事。他多么希望不该发生的不再发生，不该出现的不再出现，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不再成为问题呀，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生机勃勃的“桃花源”呀！
四
开始退休生活后，他读了很多书，如《中国的修养》、《中国天机》、《活在当下》、《看得开放得下》、《群书治要十讲》、《菜根谭》等。他认为自己已经到了“看开世事世无事，放下以往惜今朝”的岁月了。他要把蹉跎岁月找回来，要把握今日，做好今日。他在《说今日》中写道：

今日不管明日事，做好今日最现实。
明日到来是今日，还得做好今日事。
总把今日寄明日，不知耽误多少事。
舍弃今日待明日，蹉跎一生尽憾事。
今日不管明日事，做好今日是正事。
失去今日无今日，最可把握是今日。
悔不当初不顶事，现在开始也不迟。
努力做好今日事，不负光阴成就事。
他要握住快乐的钥匙，不要把它再交到别人手上，不要再和自己过不去。他在《说自己》中写道：
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不要和自己过不去。
不要把自己装在套子里，更不要淹没在悔恨里。
把时间花在过去上，人生啥时能如意？

太阳每天都升起，新的一天更美丽。
快乐生活在当下，现有条件要珍惜。
忘却八九想二一，人生哪能不如意？
他的退休生活是“采药种地寻悠然，读书练字写诗篇”。他要让自己的人生不再有懊悔，多一些壮美。
人生的岁月像条河，弯弯曲曲波浪多；人生的道路像个坡，高低不平有坎坷；人生的旅程像挂车，风风雨雨有颠簸。你要问他怎么说，他会说：趟过河，爬上坡，坐稳车，有啥比这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