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

龙行天下

路旁看到豌豆尖，
拌吃面条好香甜，
学习自做槇子饭，
下乡本事学得全。

石建华

                                 我的小木屋
      在我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两年中，一直住在民兵排长家隔壁的那间木板房小屋里。
       在仅靠水塘的右侧土坡上，有一段用大卵石和青石板碎块构筑的台阶，沿着这段斜土坡，走完这十几步的台阶，穿过一个只有半边门框扇的大木门，（这道大门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从来就没有关过）进门以后就能看到院落里有将近四十平方米不规则的大小石板铺就的小天井地坪面。是房主经常用来作为翻晒农作物用的嗮坝。
      嗮坝旁边的周围，有几颗两丈来高的大桉树，我们利用树干为中心，把从稻田里收回来的干谷草，一层又一层、一圈又一圈地堆放在树干的周围，堆积成五六米高的稻草堆，这些干谷草拿来做烧水煮饭的燃料。这些干谷草经过燃烧后所形成黑灰色的粉末，也就成为我们常说的草木灰，这种草木灰是农作物生长所必备的肥料。每年农历春分节以后，这些草木灰就是我们社员向生产队做投资的肥料。年底根据各家各户投资草木灰的数量进行结算分红的。
      嗮坝的中间还长着一颗五六米高的李子树，在李子成熟的时候，我们经常拿着一根长竹竿，悠然自得地敲打着结着李子的树枝，这位民兵排长那三个孩子，围在树下转着圈，蹲在地上争着抢着，把掉落在地下的李子捡起来，一个劲地往衣服包包里揣，往各自的嘴巴里塞，看着孩子们一边横擦着黑黢黢的鼻子，一边不顾一切蹲在地上，捡着掉在地上的青皮李子，一边还不住地往嘴里塞，那几幅天真无暇的淘气样，我们不由得哈哈大笑。  
       这个院落的房屋布局呈Г字型，用穿逗式圆木框架结构连接而就，它的西南角是我的厨房，厨房里面非常阴暗潮湿，一般生人来到这儿，刚进门都会明显感觉到，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必须要用手扶着门框。站在门口原地不动，稍微稳定一会儿之后，才能模模糊糊的辨别出厨房里的大致陈设。原来的房主人在靠近灶台的地方，放着一张非常矮小的小长条桌子，权当是我的饭桌。饭桌旁还有两三个水桶般大小的树墩，就算是我们吃饭时坐的木蹬子。还有一个占地面积超过两平方米的大灶台。紧挨着这个灶台前面的，是一个用青石板砌成的长方体大水缸，这个水缸的容积很大，一次能装满5担水。水缸旁边的墙板上挂着挑水用的一副扁担。仅靠着这个水缸的小柴门左侧，摆放着挑水用的一双木桶。我每次挑水都是挑5担水，这样在通常情况下，我可以连续用三到四天。穿过那个小柴门，就可以看到沿着小木屋外墙斜靠着一捆又一捆的干桠枝柴草。
       我的寝室紧靠着厨房。房门上贴着一张“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大红标语，推开房门，屋里一片昏暗，借着从木板墙缝透进屋来的微弱光线，可以看到屋门口的地方有0.2米宽0.4米长的地方，木地板已经腐烂断裂，住进去以后，我用两块小木版摆成丁字形，搭在上面。不知内情的人到我这里来经常会一脚踩空，这也许算是我当初基于防盗的一种保护措施。
       屋里有一张简易的大木床。门对面有一个宽不到一尺半，高不过半尺，带着小木方栏杆的推拉式小隔栅木窗。
       透过这扇小木窗，可以看到远处的梯田、丘陵、山坡和更远的高山险峰。要等过了下午两点以后，一直到黄昏以前，阳光才能照进我的小木屋。窗户下摆着一张房主放在这里的小条桌。
       桌上放着我的饭碗、喝水的杯子，一盏用红岩牌墨水瓶改装的小煤油灯，一只手电筒，还有一个小闹钟。当然还得要摆上一套当时很时兴的《毛泽东选集》。小长条桌对面，靠着门口的地方放着一个大竹背篼，板壁墙根下摆放一个矮矮的装着粮食的木箱柜。装着我的粮食和蔬菜，柜子上面的木板墙上挂着斗笠和蓑衣，房门背后放着我那把五斤重的锄头。
       在这个小木屋里，白天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怕，但是一旦到了深夜，我就能经常清晰地听到，在我这木板房间的头顶阁楼上，几只老鼠飞快地来回跑动着，相互厮打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尖叫，我不得不经常在半夜里，爬上小木屋的搁楼顶，弯着腰挥舞着木棍，在楼顶搁楼上快速奔忙着，和这些老鼠展开激烈的战斗。对所有的角落噼里啪啦给它一阵狂轰乱打。每次战斗结束以后，房顶阁楼里都会被我弄得一片狼藉。
      大概过了半年以后，我正在厨房忙着做晚饭，偶尔发现有五六条两三厘米长黑色的灰尘，突然打着卷先后落在锅灶前长条饭桌上，我抬头一望，只见屋顶木梁上盘饶着一条约有两米多长的大菜花蛇，蛇身是浅黄绿混合色的，它的嘴里吐着那条带着分叉长须的红舌头，两眼喷发着绿色的光，缓缓地向着四周打量着。
       当时我害怕极了，为了不惊动它，只得蹑手蹑脚地退出了厨房，找到隔壁的民兵排长，请他帮忙，要他赶紧搞快点，无论如何也要把帮帮忙，这条充满恐怖色彩的青黄花蛇赶快弄走。
       民兵排长没说二话，立刻赶到了我的厨房，瞪大着双眼仰着脖子，仔细地看着房梁上的那条蛇，认认真真地观察了好一阵，他终于高兴地对我连连说道：“这下对了，这下对了，你再也不用着深更半夜地爬起来，去跟那些老鼠打仗了。这种蛇没有毒性，它是专门以吃老鼠为生的，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去伤害它。只要你不去伤害它。它也绝不会伤害人的。”
       果然，从这以后，我的小木屋就清净多了，老鼠来回跑动和相互打斗的撕咬声倒是再也听不见了。但我每次上阁楼里取柴草的时候都必须要认真观察好一阵，在确定没有蛇的情况下，才敢从楼顶阁楼上把柴草扔下来。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万不得已，我绝不敢轻易动用阁楼上的柴草。
      这个小木屋的另一个出口路旁，有一个5~6平方米的小堰塘，里面是房东民兵排长栽种的几十颗高笋。洁白里夹杂着绿意的高笋苗钻出了水面，出自淤泥而不染，留给人们无限遐想。这位排长告诉我，这里的高笋不多，一般情况下不要去摘它，等到有肉吃的时候，就在小堰塘抠几根高笋来做配菜。堰塘旁边的泥土田坎路上铺了四块青石板，我们经常在这里磨锄头和镰刀。当生产队里偶尔分肉时，我就从这个堰塘边掰两三根来炒肉片。自己做的高笋炒肉片，味道现在看来的确不怎么样，可在当初能有肉吃已经是不错了，不论如何毕竟可以解一回馋。
       在这个出口的旁边，是房东民兵排长家的猪圈，里面喂着两条猪，为什么只有两条，多喂几条猪就不行吗？在当时，绝对不行。没有哪个敢多喂，在当地当时有个土政策规定，每家人喂的猪在两条以内时被允许的，是社会主义，喂猪凡是超过了两条，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超过部分的猪就会被没收，就会被拉去开批斗会。每家每户喂的家禽类动物不能超过三种，每个品种数量不超过四只，喂养牲畜禽类种数凡是超过了三种，单项品种数量超过了四只的，都要拉起去被批斗。谁也不敢去冒那个险去踩那个地雷。那时候，如果哪个家里有一个人挨批斗，一家人都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戚朋友在政治待遇上都要跟着受牵连。
       靠着猪圈的是牛棚，里面拴着一头耕田用的水牛，这牛是生产队的，生产队里没有集中饲养耕牛，由生产队把牛交给队里的社员喂养，队里面统一安排使用，牛粪就作为有机农家肥向队里投资，用当地社员们一句通俗的话来说：“牛脑壳是生产队的，牛屁股是社员的。”
      当我搬进这个小木屋的当天，就发现这么一个情况，我的窗口外面是一片陡坎，陡坎立面上长满了野蕨藤和杂草，泥土表面长满绿色的青苔，陡坎上面是一块很大的水田，这块水田的田坎就在我的小木屋窗口前转过一个小弯，再向后面的高山深处方向延伸，站在窗口前，我就能感觉到；这水田的田坎上沿与我眼睛的视觉水平高度差不多。这在这转弯处的陡坎侧面上，斜长着一棵弯弯的黄蜡杆枯树，在这棵黄蜡杆枯树的下面，有一块面积大约有六七平方米的三角形斜坡空地。与我的小木屋窗口直线距离不超过两尺。站在窗口前伸出手臂，我的手指就可以触摸到长在这块空地陡坎边沿的野草叶稍。
       我的房东，是这个生产队的民兵排长，他的确曾经告诉过我，这块地是二队的。可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这块地不管是一队、还是二队的，反正也一直是荒芜着的，谁都没有用它，地面上已经长满了杂草，已经多少年没有人种了，看着这块地就这样长满荒草，实在是太可惜了，既然别人都不用，那我不如就干脆把它开出来，不论栽种点什么都挺好，至少可以算是打扫了环境卫生，起码在夏天里，少点蚊虫咬。于是趁着赶场回来有个好心情，高高兴兴地拿着锄头来到这块空地，不大一会儿功夫就把这块地挖了一遍，然后把大块泥土用锄头切细，铺平，在旁边整理成一个小小的排水沟，在民兵排长的热情耐心地指导下，我在这块地里种上豌豆、胡豆、扁豆，又栽了一些小葱和蒜苗。等到了五月份，这些东西都可以弄来吃得了。
       一天中午我收工回来，突然发现，这块地里到处都是人和牛的脚板印，所有的蔬菜嫩苗都被踩得七零八落。民兵排长的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的小女儿和刚会呀呀学话的小儿子，她（他）们三个人围着我，脸上挂着满脸惊恐未定的神色，横擦着鼻涕叽叽喳喳地向我诉说了好一阵。
       费了老半天劲，我才听明白这几个孩子叙述的大致内容，总算是才弄明白事情发生的大概经过。
       可以肯定，这是二队队长领着人牵着耕牛踩的。我顿时火冒三丈，纵身一越，翻上这块地后面的陡坎，跑步到了二队，很快就找到二队队长。
       这位队长一看我怒气冲冲地走进大门，脸色非常不好看，马上给我搬一个凳子让我坐下。急切地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提高了嗓门，大声武气地向他发出连珠炮般地质问：“啥子事？你自己干的好事，未必自己还不清楚吗？平日里，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如何？不能算坏吧？既然我们两个是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今天，你为什么突然带着人，把我栽种的菜地都给踩平了？”
       二队队长满脸疑惑地回答道：“今天上午，我的确是带着人踩平过一块菜地，那是因为公社领导曾经多次指示，要严格坚持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中就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社员一律不准私自开荒种自留地。不论任何人，谁违反了都要重罚。随便哪个也不能违反。我也只是带着人把地踩了，还没有说到要给哪个啥子处罚嘛。”
      我连珠炮般地反击道：“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这儿来的。那块地是在我的窗户根底下面开出来的荒地。它是犯了哪家的王法，你凭啥子带起人给我踩了。我就不相信，你不害怕承担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骂名？算了，算了，我也懒得和你说那么多了。走，我们马上一起去见大队书记！”
       话刚说到这儿。我猛地站起身来，双手拉着他的胳膊，使劲拽着他就往大门外走。
       这一下，二队队长立马慌了神儿：“慢点儿，慢点儿，小石，小石，我跟你说，你等一哈，等一哈，你听我跟你说嘛，说实话，我真不晓得，那块地是你开的。当时如果我要是晓得，那块地是你开的，无论如何，随便咋个讲，我也不可能带起人给踩平啦。你千万千万不能拿到大队和公社去说哈！千万说不得哈！”
       此时此刻的我，开始得理不饶人，愤愤不平地继续说：“你想要我不拿到大队和公社去说，不是不可以，那你看该咋个了结这件事情？”
       二队的队长拉着我的一只胳膊，陪着小心对我说：“这样子，我认赔。赔给你二十元钱，现过现，马上给现钱。你看咋样？”
       听到这句话，我顿时感觉到眼前直放光，从小长到大，特别是在69年，我从来就没有一次性地从外人的手上拿到过二十元钱，当时的困境也的确到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份儿上，也就只好点点头表示默许了。
       两天以后，二队队长亲自带着几个人，把已经毁坏的菜地重新开出来，按照原样把菜地重新给我恢复了。
       两年以后的1971年1月，因为工作调动，我离开了这个小木屋，2002年的冬天，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鉴于当地政府实行封山育林。整个生产队集体搬迁，所有的农家住户都离开了原有住址。站在一片高高的丘陵顶边沿，举目远望过去，我看得非常清楚，当年我住过的那座小木屋，已经被一片断壁残垣和残瓦碎砾所取代，在这个世界上，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那个小木屋却永远烙在我的心里。
       我的小木屋外面高坎上，还住着一户邻居，主人姓肖，是一个盲人，大概接近六十岁了，我们都称他为肖大爷。在我下乡两年的经历中，肖大爷家里的那盏马灯，和我有着重要的关联，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盏马灯啥样呢？
       请看下一节《马灯》

石建华

                                     马   灯
      在洪雅县罗坝光荣一队插队落户当知青的时候，在我那个小木屋的高坎上边，就住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我称他为肖大爷。
      他虽然是光荣二队社员，但和我们相邻的距离不远，只有五六十米，从地理上看算是邻居，我和大队里的知青经常到他们家里聊聊天。他家堂屋里案桌上总放着一盏马灯。
       这盏马灯，是用煤油做燃料，用一截灯芯和玻璃罩做成的一种灯具，在用电灯以前的一种照明工具。外壳是金属的，高有200MM左右，照出的光亮可供十来平方米的范围内照明，孩子们可以在灯下写作业，互相追逐打闹着做游戏，女人们在灯下缝补衣裳，家里的男人手里卷着叶子烟陪伴着家里的老人们，在煤油灯下围着火盆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一家人坐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过小日子到也还可以，也算是乐在其中。
       通过大队干部们的介绍，我们大队的所有知青都知道，肖大爷是1958年在重钢一次事故中受伤双目失明的，以后就一直呆在家里。靠着用竹子编一点儿箩筐、背篼，托别人带到集市换点零花钱贴补家用。
       在晚饭后，我有时候会到大队部去开会，时常也帮着大队里抄写点什么书面材料，到大队部去就必须经过他家的门口，每次走过他家门前的那条夹杂着几块大小不一的碎石板小土路上，都能看到：他坐在堂屋门前，用一双大手始终不停顿地在编着什么，身后地下总是拖着一些长长的细竹篾条。
       尽管他已经双目失明，但每次我路过他家大门前十来步远的小路上，他都主动和我打招呼：“小石，到哪去？”
      我顺口回答：“到大队部去。”
      他就在嘴里边哦哦哦地嘟哝着，算做是对我答话的回应，然后低下头继续编织着他手上的竹制半成品。
       这个问题，经常让我弄不明白，他的眼睛的确是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又咋个会准确地晓得是我经过他家门口的呢？
      记得第一次晚上到大队部去开会，回来已是深夜里。当我一个人走到离他家不远的三岔路口，凭想当然地走，果不其然就走错了路……
       那是刚到生产队不久的一天，在白天路过此地的时候，只顾观望周围的群山，欣赏着天上飘动着朵朵时刻变幻着的白云，观赏者层层依山而筑灌满水发出银光的块块梯田。梯田里有几只白鹭欢快地疾驶奔跑着、跳跃着。在远处的冬水田里翩翩起舞，水面上激起了一片片雪白的浪花。还有更远的山边，那一只只白鹭，高傲地拍打着雪白的翅膀，在低空中竞相翱翔着，打着盘旋奋力腾空而起，一行行白鹭直上青天……
       我顺着这条田坎小路，一边欢快地朝前走着，一边兴致勃勃地观赏着这难得一见的壮观景色，而忘了记路，到了深夜，我又途经此处，站在这个三岔路口，就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了。
       此时，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两条路：一条是土路，一条是石板路。我连想也没想，顺着石板路就继续走下去了，结果还没走到三十米远，前方就没有路了。在这片长满野草的乱石岗坟地里，我脚下的周围，全是一座又一座的坟墓，眼前所见的全是一座又一座篆刻着隶书文字的墓碑。为了急于马上要脱离这片墓地，想尽快找到出去的路。
       我紧紧握着手电筒，此刻，手电筒里的电池也不多了，射出的光亮很弱，在昏暗的手电光照射下，一米以外的前面，什么都看不清楚。我慌慌张张地踩着坟墓之间的野草，一个人不歇气地急速向前奔走，越慌越乱就越出错，我在这片乱坟地中转了不知多少圈。
       令人感到奇怪和恐惧的是：可能是遇上人们常说的鬼打墙了，不论我怎样走，结果总是走回到原点。在这极度慌乱之中，我不但没有找不到出去的路，反而就连咋个进来的路也找不到了。   
      漆黑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耳边只听到风吹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孤零零地在这片乱坟地中盲目往前走，一块又一块刻着篆体着楷书文字的阴森森的墓碑，在暗淡的月光下反射着惨淡恐怖的银光，还有那些一座连一座长满杂草的半圆球形土坟包,数不清的萤火虫围绕在我周围，不停地上下翻飞起舞盘旋，每个萤火虫的尾部都喷发着一股鬼影般微弱的绿色光亮，使这片乱坟地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和恐惧。
       当时的我，早已是三魂儿吓掉了两魂儿，两条腿哆哆嗦嗦地站在乱坟地中间，一双眼睛毫无目标地四周张望着，总感觉到周围的草丛和灌木丛中，有数不清的眼睛充满敌意地盯着我，我实在太害怕了，浑身颤抖着站在墓群地中间，惊慌失措地大声呼喊道：“有没有人？人在哪儿？” “有没有人？人在哪儿？”
       就在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就是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家，一只手里举着一盏马灯，另一只手拄着一根一米多长油光锃亮的竹筒棒棒。
       在我左侧的高坡顶上边，他弯着腰向着山坡下大声喊道：“小石，不要慌，不要害怕，看到这盏灯，顺到我这儿的灯光方向爬上来，不要慌。”
       一听到这些话，我顿时感到有了底气，心里不再害怕了，胆也壮了，立刻鼓起全身勇气，朝着这盏马灯发出光亮的方向，双手死命地抓着面前陡坡上的野草，不顾一切地往上攀爬，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爬上了这个陡坡坎顶。
       当我走到马灯前，赶紧用双手拉住他的手，含着眼泪哽咽着向他表示感谢。不料他老人家这时却来了脾气，把手狠劲一甩，挣脱了我的双手，很不满意地回了我一句：“我最见不得哪个小伙子家家的，抹眼泪，没出息。”随后便缓慢地转过身，习惯地朝前摸索着，提着马灯，挪动他那步履阑珊的双腿，颤颤巍巍地走进了堂屋右边的小门。
      从那以后，我但凡是晚上到大队部，再经过他家的大门口，走到距离他家那所木房子还有十来步远的小路上，仍然看见他坐在堂屋门槛，手里不停的编织着什么，脚下依然拖着很多根长长的细竹篾条，还是那么关心地问我：“到大队去吗？早点回来。”
      当深夜我要经过他家门口时，远远地就能看见，肖大爷家堂屋外的房檐下，总是高高的挂着那盏马灯，马灯里被煤油浸透了的灯芯通过燃烧发出的亮光，为我照亮门前的小路，指示着我返回小木屋的方向，当我回到小木屋，站在小条桌前，从窗口往左面望过去，就能看到，那盏马灯已经收进屋了。
      我下乡两年的日子里，这几乎成为不成文的惯例，只要我晚上出去经过他家的门口，夜里回来时，必然在老远就能看见这盏马灯。以后我调回成都工作了，这盏马灯就在我眼前消失了。不，这盏马灯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几十年来一直念念不忘。
       三十多年以后，我又路过那座木屋门前的小路，可是肖大爷的那所房子已经不存在了，堂屋门前的小路也被比人还高的野草所掩没，山涧里卷起的猎猎寒风，顺着山势习习掠过，吹拂着小路两旁摇摆不定的野草。路旁的大树随着风势不断变化，不住地摇晃着身上每一根长长的枝条，把茂盛的树叶搅动得哗啦啦地阵阵作响，枯黄的落叶翩翩起舞，飘然落地，视乎想要告诉我一些什么。我不知道那位双目失明的肖大爷是否还健在。他还好吗？也许还在另外的其他什么地方，拄着那根竹筒棒棒，高举那盏马灯，还在为夜间的行路人照路呢！
       刚到生产队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大队部办公室里帮着抄写一份资料，只听得门口发出一点儿很轻微的声响，一个黑影在门外一晃，紧接着，就从隔着门缝递进一封信，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黑影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了。要知道这封信主要内容是什么？
       请看下一节《生产队里揪出了特务》

石建华

                                     生产队里揪出了特务
       记得刚下放到生产队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当时整个公社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有人从大队部的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信中检举揭发，说我们生产队里有暗藏的特务分子。
       我当时在大队斗批改小组帮忙做些抄抄、写写的杂事，一接到这样的检举信，丝毫不敢怠慢，我立刻就向大队斗批改小组领导做了汇报。领导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内查外调。终于在我们生产队里查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叫王福昆。
       大队斗批改小组的负责人杨庭必下令，要他马上到大队来开会，以研究工作的名义，先把王福昆诓到大队部来，结果不难想象：王福昆的前脚刚跨进大队部的堂屋大门，立刻就被大队里的基干民兵控制住了
       大队斗批改小组的领导请他坐下来，对他反复交待党的一贯政策，要他坦白交代。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不但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反而是一个劲口口声声地喊冤枉。再三申辩说他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而且在解放前他根本就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到。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即使是再缺人，也总不至于尽都花钱去发展那些一字不识的文盲吧。他就现有的这点文化都还是49年参加解放军以后，在部队里跟着文化教员现学的。核实王福昆特嫌的工作顿时陷入僵局，彻底被卡住了。
      我立即把这个问题向大队和公社的有关领导做了书面汇报。公社又派人出面外调通过了解提供检举信的人，经过进一步的内查外调反复核实，终于查清楚了王福昆的特务嫌疑，纯属不实之词。
       所谓无风不起浪，别人能揭发他是特务，不管咋个说嘛，总该还是有点依据吧。经过多方查证，那个揭发他的人，就是当年卖给王福坤那张卡片的那个人。在批斗会上的他，实在熬不过，顶不住了，为了保护自己，争取立功和宽大，就顺势坦白交代，也算是检举揭发。事实嘛当然也还真该算有，确真有那么一点点儿贴边。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1948年冬天，国民党的军队到处抓壮丁。王福昆在当时是年轻力壮，身体状况完全符合壮丁的基本条件，为了逃避被抓壮丁，他经常到处东躲西藏。正好在这个时期段内，就有人拿着一张蓝色的小卡片找上门来，（要按論亲排辈算过来，这个人还应当是他的远房老俵兄）手舞足蹈地在他面前炫耀着：“看在我们都是亲戚的缘分上，只要你能给我一块大洋，我就把这张蓝卡片拿给你，如果再有人要抓你的壮丁，你就把这张卡片给他们看一下，他们不仅不得再抓你的壮丁，还要给你敬礼。” 王福昆家里当时的确也没有钱，就在家里拿了100多个鸡蛋顶了一块大洋，半信半疑地接过那位老表兄手里的蓝色小卡片，小心翼翼地揣到贴身的衣兜里。
       果然，不出三天，王福昆手里拎着一把锄头，打算到地里干点儿农活，出了家门一转弯踏上石板路，就在离开家门不远的地方，迎面撞上了一群正在抓壮丁的国民党军队，一看情况不对，他赶忙扔下锄头，掉转身立刻拔腿就逃，结果还是被发现了。
      这群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立刻散开队形，分几个方向同时包抄上来，很快就抓住了他，这些个大兵们，不愧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抓起个把人来，简直不费事，动作太麻利了。三下五除二，围上去舞弄几下，立马就把他五花大绑捆起来，在好几支阴森森黑幽幽的枪口威逼之下，一个大个子的士兵，斜挎着步枪，在他身上里外熟练地搜查着，很快就从他的衣服里，翻出这张蓝色的小卡片。
      果不其然，这几个士兵立刻慌乱起来，纷纷向他打立正敬礼。立马让他走。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小军官还跟在他身边，喋喋不休地陪着小心，一个劲儿向他道歉：“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我们真的不晓得你是自己人啊，希望你哥子不要在意。兄弟们都是奉命行事，在人家手底下给人家当差，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通过这一次差点儿被抓壮丁的真实遭遇 ，王福昆亲身体验到这张小小的卡片，竟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它的作用，已经在这一次差点儿被抓壮丁的全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验证，对他来说，它所能起到的护身符作用实在太大了。
      别瞧不起这个小卡片，这的确是个宝贝。以后无论到哪儿，只要出门，他都把这张蓝色的小卡片揣在身上。以后的这段时间里，这个蓝色的小卡片，做为他的护身符，对他的确起到了多少次保护作用，他恐怕自己也记不清了。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再也用不着刻意躲避那些抓壮丁的国民党士兵，再也不会担心被抓壮丁了。在当时，王福昆的一家都还感到很庆幸，用那一百个鸡蛋的代价能换来不被抓壮丁，这样的结果，的确是很值得的。在当初来看，的确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1949年冬天以后，这一带的地区已经解放，他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投身到解放初期清匪反霸的战斗。几年以后，复员退伍回到家乡继续务农。时间隔得久远了，把这件事情也早就被他忘到脑袋后面了。但他连做梦都没未曾想到：过了二十多年以后的1969年，早已被遗忘这件往事，居然又被别人给翻腾出来了。
       我们在审查这件事情的过程比较长。一天，王福昆他主动找到我们，说有重要的事情报告，我们就带着他，一起都来到大队部，在大队长的办公桌前，他从衣服里拿出了那张蓝色的小卡片，放到桌子上。说是他最近在家里修猪圈，在挪动其中一个木头立柱的时候，在这个立柱基脚石墩底下找到的。
      我们拿着相互传看了一遍，只看见那张蓝色的小卡片，就像现在流行的名片一般大小，上面除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狼牙旗的军徽，还有两行文字，清晰地写着：“国民革命军137师特务独立中队”还有一串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号码，没有注明姓名和职务。上面盖着的图章印已经模糊不清，根本无法辨认了。
      后来为此事我们向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做了专门汇报，并向他咨询：军队里的特务独立中队，是否全部都是由特务分子组成的。
       周部长笑了。他沉思了一会儿就给我们解释道：“军队里的特务独立中队，相当于负责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主要是执行侦察、奔袭、警戒、救援等特殊任务。按照军队的一般编制来推算，实际上也就是最最下层的普通士兵。不同的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按照任务的不同特征，可以具有相对较大的行动独自决定处置权。你们生产队的那个王福昆，当时也只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才用鸡蛋换的那个卡片。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晓得啥子是特务独立中队，更不可能有机会加入过这个部队。顶多只能算是国民党军队特务独立中队的一个冒牌成员，仅仅只是冒充而已，所谓冒充就是假装的。不是真的。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他是一个冒充的，那就肯定，他不是特务独立中队的人。他这个的特务独立中队的身份，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王福昆与这个特务独立中队，毫无相干。这个特务分子的帽子，根本就戴不到王福昆的脑壳上。以后国民党军队抓壮丁都不抓他，就更说明，他就连国民党军队的兵都不是，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特务的份。我们现在搞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注意掌握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千万不能只图为自己报成绩，就把自己的同志往敌人的阵营那边赶，干出来那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接着，大队斗批改组的负责人杨廷必又向周部长请示：现在人早已被控制起来了，下一步怎么办？
       在全公社的干部里，周部长的涵养相当好，是个非常有耐性的人，这时候，他也终于忍不住，开始发火了：“啥子是下一步怎么办，我不晓得你们的脑壳是咋个长起的，你们的脑壳里都装些啥子？还在那里想啥子？我已经说的太明白不过了。都还没有转过弯来啊？好！好！我现在啥都不说了，你们马上回去安排，立即开大会，立马当众放人，立即当众赔礼道歉，凡是与此案有关的书面材料立即当面烧毁。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以后永远都不要再提了。”
      说实话，我对这些搞运动老想着揪斗人的那些事很反感，特别经过王福昆特务案平反之后，我直观地感觉到有那么一种上当受骗，被别人拿来当枪使的感觉，就开始有意识慢慢地逐步疏远与大队斗批改领导之间的关系。大队部我很少去了。
      说话间，就要到春节了，1969年的春节，一批下乡来的很多同学都回成都过年了。春节之前，吴乾刚和刘克刚回成都过年去了。邓成义，何群舒二人在正月初二也回洪雅去了。
       这个春节我又该在哪儿过呢？
      请看下一节《革命化的春节》

石建华

                                      革命化的春节
      我到生产队三个星期以后，我们学校67级二班的吴乾刚和刘克刚同学也从其他公社转到我们公社，分配到我们的生产队。又过了一个星期，当地洪雅城关镇的邓成义，何群舒两个知青也分配到了我们的生产队。
       这样一来。我们的生产队就有了五个知青。四个男生，一个女生。尽管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反正都是知青，当年流传一句名言，天下知青是一家，几年来大家互相帮助，无论有啥事，相互之间都能有个照应。
      1969年春节是2月17号，下乡临走时，妈妈曾跟我说，我们家里的钱也不宽裕，你刚到生产队没几天就又要赶回来，一个来回要花不少钱，太浪费了。这个春节你就在生产队里过吧，也好给当地乡亲们留个好印象。
       快到春节了，我们几个一起下乡的同学们遇到一起，围在公社大院门口，正在兴高采烈地议论着什么，武装部的周部长和公社里一个主管知青工作的干部把我们拉进了办公室，给我们交办任务，要我们在街上几个打鼓敲锣为公社制造一些过春节的热闹气氛。我们几个谁也不会，不免有些为难，不好意思地说：“我们都不会，你们另外找其他人来干。”周部长微笑着说：“没关系。你们随便打都可以，只要能打出一点像样的鼓点调调声就行了。好坏没关系。我晓得你们从成都来的，多多少少都能打一点儿……”于是乎我们几个就挎着鼓，提着锣，在罗坝街上三人一行排起队。妆模作样地敲打着鼓点，在街上来回走了几趟，反正当时的罗坝乡街道不长，走几个来回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由于我们的锣鼓曲调与当地农民敲打的曲调不同样，这支临时组建的小鼓队，所做的即兴表演，立刻引来了上百上千人的围观，我们几个知青越发得意起来，敲打的更卖力了……。
      大年初三，公社在罗坝街上的洪雅县二区医院门前搭设了一个简易舞台，当时下乡到罗坝公社的所有知青（包括1964年下到那里的知青）和当地的社员们都参加了文艺联欢表演。那几天公社街道和二区医院门前上非常热闹。表演的水平我们不敢说有什么高水平，但大家都如此这般，彼此彼此，谁也不用笑话谁。
       过春节这几天，在生产队里，我没有在我的小木屋做成一次饭。常被队里的社员们强拉去到他们家去做客。有几次我在小木屋厨房已经点火做饭。被那些好客的社员们不由分说地灭掉灶塘里的火。我被强拉到他们家。大家亲亲热热地围坐在火盆边。天南地北地聊着那些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大年初四晚上，生产大队开会。在会上，大队长宣布由石建华作为我们大队的知识青年代表，参加1969年洪雅县农业学大寨大会。和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一起，初六到公社报到，然后一起出发。先到新民公社集中。
       在这次会议期间。我遇上了我们学校里的很多知青。一个月前，刚从学校分手，能到这儿参加会议的知青应当说都是表现不错的，一个多月的农村生活。给我们这次的知青聚会增添了不少新的话题。同学们在这里重逢，洋溢着无比兴奋的情感，比起在学校里的学生时代。多多少少都显得要成熟老练一些。谈论的话题比在学校里，显得要深沉和复杂一些，又好像除了相聚的时间和地点发生变化以外，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变。
      会议的特点是一路参观考察，一边就现场实际解决问题，交流经验，指出不足之处。订立改进措施，从新民公社开始，走柳江、中保、汉旺等二十几个公社，行程进四百多里路，每天翻山越岭，几乎走遍整个洪雅县。的确受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体力和耐力艰苦锻炼。               
       通过开会这几天的沿途步行，我们看到了洪雅县的大致概况，洪雅的确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县，基本上没有工业。全县的主要经济支柱来源于农业的发展。相当多的生产队都是地处穷山恶水之中。一天的工分制，10分工为一个工。一个工只值一角钱一天的生产队实在是太多了。还有的生产队一天工只值八分钱呢，由于那些地方根本就不通车，从当地生产队来县上开会，要徒步走几天才能赶到。开会的代表身上穿的几乎都是破破烂烂的。他们的那身穿着走在街上，如果不是看着他们身上佩戴的那个颜色鲜红的代表证，很难令人会联想到。那些衣折破烂的人竟然是从公社到来县里开会的代表。县学大寨会议的会务组，发给每个到会代表一天三角钱会议伙食补助，他们都舍不得用。拿块不知道用了几年的手帕包了又包，裹了又裹，准备拿回各自的生产队，交给队里记工分儿，自己在严冬里一边啃着从家里呆来的干玉米饼。一边端着土碗，喝着刚井里打上来的凉水。
      我们很多的同学校友，为了显示出自己和当地的贫下中农已经打成一片。春节期间，寒冷的冬天，他们的会议伙食标准就是：端着茶缸，喝着刺骨的井水，啃着从生产队带来的冰冷的玉米饼（被我们常常戏称为原子弹的圆形超厚的玉米饼，直径超过1尺，厚度超过3公分）。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和他们比，我们算是好得多了。洪雅县城到我们公社25公里，可以通长途汽车，公社到我们生产队，走路也就是5里路。我们学校里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知青，坐在一起闲聊天的时候，开始调侃道：我们学校的革委会、军训团、工宣队，他们都还真算没欺骗我们，洪雅全县27个公社，有26个公社都安装了电话，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可谓世外桃源。结果喃，就是这26个公社，只是每个公社的办公室安装了1部手摇电话，每个公社的公社办公室才安装了几盏电灯，也算有了电气化。还有一个地处边远山区人口上万的公社，就连手摇电话机也没有。更不要说是电灯了。全县只有两三个公社的街道小旅店才有二层小楼。只有那么几个小单间。也可堪称为楼上楼下吧。
       就是在这次在新民公社召开的洪雅县农业学大寨预备会议的大会会场，同样也是没有电，用的是气灯，虽然没有电灯，但这几盏气灯摆在会场，效果上还是挺气派，挺亮堂的。
       说到桃源，洪雅县还真有一个名叫桃源的公社，离县城有将近百八十公里，那里不通车，要步行几十里山路以后，才能走到公路边，才能搭过路便车到县城。收音机都收不到信号，长期与世隔绝，应当算是世外桃源。
       要说人间天堂，也有啊，距离我们罗坝公社十多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天宫公社，公社境内有一座山，叫着八面山，此山有个特点，在十几里路的范围内，不论你从任何一个方向看着这八面山，这座山都是一样的景色。看不出有任何不同的画面，故而人称八面山。这八面山上还居住着一群麻风病人，据我们了解，那些麻风病人就连人民公社的社员都不是，在山上完全的自给自足，种啥就吃啥。当地政府不允许他们下山。山上的人不准下来，山下的人不敢上去，他们长期被隔离在山上，处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都在白云之上，号称天宫，所谓天宫不就是天堂吗？麻风病人住在天宫，不就是人间天堂吗？
      洪雅县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我在县城关镇遇上饶开智同学，他在离开成都到洪雅三区找他哥哥饶开明之前，到我们家去了，妈妈托他给我捎来了两斤萝卜干。我从洪雅城关镇步行五十多里路回到生产队，直接回到我的小木屋。没想到，全大队的15个知青，都在我那个小木屋聚齐了。
       他们煮了不少黄豆，香肠和腊肉，加上我刚拿回来的两斤萝卜干。因为来的人太多，有十五六个人，在烧萝卜干的时候，我趁大家不注意，在锅里起码加了有四两盐，结果他（她）们一点儿都不客气，连汤都没有给我剩下，全吃光了。就差点儿没有把我的锅碗一起吃掉。全大队的知青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度过了大年十五。1969年的革命化春节从此结束。
       请看下一节《比猫还小的动物》

龙行天下

路边木屋好乖巧，
一盏马灯伴夜宵，
一张卡片成特务，
春节革命乡逍遥。

石建华

                                    比猫还小的动物  
      来到罗坝公社光荣一队插队落户的两个星期以后，我在生产队里，天天出工，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这天仍然在队长家后面不远的那道山湾湾里改土修梯田。到中午吃晌饭的时间，随着队长吹响着放工的口哨声，生产队的所有社员们扛着锄头，各自回家准备烧锅做饭。
      我依旧扛着那把五斤重的锄头，经过队长的家门口。队长和另外几个干部和社员从堂屋里赶出来，横在路上，把我挡住了。那几个社员和队长恰如一道城墙堵在我的前面，不由分说，他们就劈手夺过了我肩上的锄头，非得留我在队长家里吃午饭，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我只好跟着队长走进了堂屋。
      饭做好了，装满米饭的楨筒被人搬到了堂屋前的一个小方桌上，热气腾腾的水蒸汽顿时弥漫了整个堂屋，碗筷很快也摆上了桌，大家纷纷就座，不一会儿几大碗菜也陆续摆到了饭桌中间，中间的菜有红烧肉，有红烧肘子，还有烧箩卜块、烧洋芋块、煮长青菜等（所谓长青菜就是这青菜叶洗好以后不用刀切，菜有多长算多长，直接放在大锅里煮，等煮熟以后，直接捞在大海碗里，旁边用小碗加点盐、醋、还有自家做的辣椒豆瓣等，那里当地人嫌酱油太贵。一般都是多加盐巴来代替酱油，人们用筷子挟着煮熟的长青菜沾着佐料吃）。大家吃的都很香。
      这时候，有一个人满脸带着神秘的微笑，从我对面的座位上弯着腰站了起来，在桌子中间的那碗红烧肉里，连续挟了三块，全都放进了我的碗里。对方的过度热情弄得我措手不及，在众人面前又感到不好意思拒绝。
      当时我就模模糊糊地觉察到，在这里太多的热情里。好像隐藏着什么事儿，是有点儿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但一时半会儿又看不出来什么问题，我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只好不再说什么，但总觉得这几块肉背后，是有点儿什么事儿，一时半会儿我也弄不出明白，搞不清个所以然。
      这肉吃到嘴里，味道倒是挺香的，没有问题，到底哪儿不对，我说不出来，这几块肉反正过去从来没有吃到过，嚼在嘴里的感觉有点不一般，肉质很嫩，没有肥肉脂肪，味道虽然也很香，但总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肉，我实在是猜不透这其中的奥秘。
       从表面上，烧的菜肴从样式质量、色彩、味道看来还不错。有点像成都市里大餐厅的水平，条不出任何毛病。当时我也确实是饿了，好长时间没有吃到肉，哪里还顾及那么多的客套。
       那个社员继续笑着对我说：“别客气，小石头，乡坝头条件艰苦，比不到你们大城市，我们这个地方条件就是这个样子，有肉吃的时间不多，你就不要客气，多吃点。”边说边又给我填了两块。
       当时到底是我人太年轻，加之当时又冷又饿，的确也有两个多星期没有吃到肉了，肚子里缺油水，痨肠刮肚的，既然已经把碗都端起来，也就顾不上跟他们客气。
       我连连点头说着：“谢谢，谢谢，谢谢。”就把我碗里的饭菜一股脑地全部扫荡到肚子了。
       吃完饭，队长走到我面前，一本正经地问候道：“小石，吃好了？”我顺口回答：“谢谢，吃好了。”
       队长强忍住了笑，接着问我：“刚才，你最后吃的那几块肉是什么动物的肉？你能猜得出来吗？”
      我满脸疑惑地回答：“我也觉得是有点儿奇怪，从味觉上讲，它们既不像猪肉，也不像牛肉，也不像鸡、鸭、鹅之类的动物肉，一时半会儿我还真猜不出来，你们把所有的肉都混在一起，做一锅烧了，我实在吃不出来是什么肉。”
       这时候,只见队长依然摆出一个军人稍息的标准动作，正正规规地站在那里，有板有眼地继续说：“我只能告诉你，这是一种农村里常见的动物。你就顺到你自己刚才的思路继续猜吧。”
       我只好凭借着自己的小聪明，煞有其事地进行逻辑思维、推理分析和求证，居然当着众人，运用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过的排除法原理，模仿着侦探小说中，摩尔摩斯经典的推理台词，津津乐道地推理分析着：“首先可以肯定地说，最后的那几块儿绝不是猪肉。”   
       队长点了点头，
       我接着说：“也绝对不是牛肉。”
       队长继续笑着点着头，
       我接着说：“更不可能是狗、鸡、鸭、鹅和兔肉。”
       队长仍然止不住笑声继续点着头，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他还在那里一本正经地继续重复着刚才的：“是一种在农村里常见的动物。”
       我疑惑不解地望着队长，还想再问些什么。
       旁边有一位老社员实在撑不住劲了，猛地站到我面前，把手一挥，大声抢先夺过话题，他补充了一句关键语句：“比狗小的动物是啥子？”
我抢着回答：“是猫。”
       另一个年轻的社员紧接着又补上了一句。“比猫还小的动物是啥子？”
       我当时就楞住了，一句大实话脱口而出：“莫非是老鼠不成？”
       这时候倒是有八张嘴，回答的结果居然如此异口同声，“正是此物。”.
       此话回答的人太多，声音太大，语调过于整齐，就算是个聋子，他也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害得我立马就向堂屋外右侧的猪圈狂奔而去，蹲在粪坑边想呕吐，可是白白地蹲了好一阵，根本就没有办法吐出来。
      这说话间就过了春分，用农村的俗话讲，就要开始农忙了。很多冬水田要马上耕出来，不然就要误季节了 可队里当时很缺耕田的人手，咋个办？队长能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请看下一节《牛跑了》

石建华

                                    牛跑了  
      刚过了春分，队里的春耕大忙季节开始了；
      有一天晚上，在老顶子坡上，光荣一队的库房里，正在开着社员大会，.队里的干部们都为缺少会耕田的技术能手在发愁；是啊,季节不等人啊。
       在会场上，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社员脱口而出，冒了一句大实话：“我的队长大人，你总是在说没有人，摆在面前就是人，为啥又不用呐？”
       队长连头也没有回，立马就给他顶了回去“你说得倒安逸，哪儿还有人？”
      屋子的一个角落里传出一阵欢快的哄笑声，伴随着这阵笑声，那个人应声反驳道：“请问队长大人，知青算不算人？”
       整个会场都被逗笑了，这笑声差点儿把房顶冲开了。队长也笑了。是啊，五个知青中有四个男的，一个女的，都是年轻人，劳动力都还可以。不会耕田可以学，只要有人干这件事就行。虽说他们耕田耕不好，但也耕不坏呀，何况是这季节不等人啊。
      在四个男知青中只有小石的个头太小，恐怕不行。于是队长在会上宣布：在四个男知青中除了小石以外，其余的明天开始，都去耕田，小石跟剩下的女知青一路，和女社员一起在田中打杂。铲田坎。
       我一听到队长这样安排，立即提出强烈抗议。“为什么要我和那些女的一起，老是那么瞧不起人，好歹我也算是男子汉，你这样子分配任务不公平。”大家都笑了，比刚才笑的更厉害了，刚才还围着马灯直打盘旋的那几只飞蛾，顿时被吓得直往房门外面逃窜。
       队长不笑了，把我拉到一边温和地说：“我看你身体的个头太小，莫得啥子力气，怕的是你拖不动枷单，吼不到牛，你肯定不得行。”
       我立刻挣起一股筋，大声叫喊道：“我就不相信我不得行。别人能做得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得下来。”
       队长笑了：“好、好、好。你不要叫喊了，我同意让你去耕田就是了。”我这才算是心满意足地笑了，一边笑一边用手抹去挂在眼角的泪花。
      第二天，天刚放亮，我吃过早饭，在屋门口顺手抄起一根一米多长的老竹梢，权当赶牛用的牛鞭，来到一家社员的牛圈旁，挽起衣袖和裤腿，从牛圈里牵出一条耕牛，背上斜挎着一背兜草料，肩上扛起一个二三十斤重的铁木犁头，踩着山坡泥泞的田坎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一块水田边。我把背上那捆干草堆放在田坎上，再跳下水田，把犁头插入水面的泥土里，把耕牛牵到了犁头的前面站好，然后看着犁头和耕牛发呆，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把犁头上的扣套和耕牛连在一起……
       一位名叫杨庭安的老社员急忙跑过来，替我套好犁头和牛，把牛鞭交到我的手上，教我怎样对牛发布向左、向右、停止和转回来调头的口令。然后问我记住了没有？我很有信心地大声回答“记住了”那个老农民转身走向离我有80米开外的另一块水田开始耕田了。
      我按照杨庭安老人教给我的那些口令，开始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耕田。在春天，山谷里的春风就如同万把小钢刀，刮在人的身上，令人感觉到从里往外都是那么冷嗖嗖的。
       我把单裤卷到了大腿根，紧了紧绑在腰间的警察武装带，戴好头上的棉军帽，右手拿起牛鞭，左手扶着犁头把子，轻轻地左右摇了摇犁头把，手里的牛鞭梢在半空中画了个360度的大圆弧，我大喊了一声“走司”，
      耕牛扬了扬头，顺从地拖着犁头在水田里慢慢地向前走，我扭过头看到：我的身后留下了第一条露出水面由黑色泥土构成长长的的弧线，心里不免有些得意忘形，这不是挺简单的吗。一只手轻轻地摇晃着手里的犁把手，另一只手轻轻地挥动着一根竹鞭，我得意地踩在没过膝盖的水田，跟在耕牛的后面，趟着田里的泥水，缓慢地向前运动着。喉咙里不禁飞出了几句歌词“天上的太阳永不落……”。
       可是好景不长，刚刚犁到田的另一端，该往回调头了。我对耕牛大喊一声：“转来”，随即就拖着犁头随着牛的缓慢转身，在这块水田的端头上慢慢地滑动着圆弧线；
       谁能想到我的预定动作刚完成了一半，有一只墨绿色的大蚂蚱突然落在我的耳朵上，我猛一抬手，蚂蚱忽地一下飞走了。也许是由于我刚才的动作过猛速度过快，站在水田里的双脚，还没来得及调整好，身体就向四周不由自主地摇晃了几下，便一下子栽倒在水田里。
       可能是因为我栽倒在水田里，这突然溅起的水浪花，把这耕牛给吓坏了，它不顾一切地挣脱身上的木枷和绳套，扭头跑出了水田，向山坡顶上急步狂奔而去，我不顾一切地从水田里翻身爬起来，抄起牛鞭跳上田坎撒腿就追。
       这时我也顾不得脚下山坡小路是如何泥泞，山路碎石如何硌脚了，顺着山坡小路往山上猛追。山坡上远处有一个放牛娃看到了这情景，立刻从牛背上翻身下来，顺着山湾地势，从侧面向这条耕牛包抄过去，我和他两个人齐心合力，在那条山湾里，我们上上下下地折腾了好一阵，费了很多周折，总算是把这条耕牛给逮住了。
       当时也的确是把我气坏了，我抢先一步站在牛的前头，一只手拽着牛鼻子上的缰绳，另一只手抄起竹鞭照着牛的身上、头上、腿上一个劲不停地猛抽起来，这条牛被打得围着我直转圈。这个放牛娃却从我手上夺过牛鞭狠狠地摔到地下。对我大声吼叫起来：“既是你对牛再有气嘛，打两下也就算了，下手不要那么狠嘛！”我当时就楞了，是啊，同样都是挣工分吃饭的人，对待耕牛的两种态度截然不同，思想差距竟然会有那么大。的确是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应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我愧疚地走到这条耕牛前面，小心翼翼先试着用手拍了拍它的脊背，又轻轻地抚摸了几下耕牛的头，然后再牵着那条耕牛默默地走向我刚才耕的那块水田，帮助我捉住耕牛的那个放牛娃，踩在没过膝盖的水田里，一声不响地帮我套好犁头和牛，我心事重重地接过牛鞭又继续耕田了。
       刚才在水田里摔了一跤，身上的衣服都已经是湿淋淋的，顺着衣襟不断的往地上滴着水珠，这春天里的山风一吹到身上，就像万把小钢刀割在身上，顿时感到冻得上牙直打下牙，嘴皮子直哆嗦，浑身上下直发抖，歌也无心再唱了。
      在我开始耕田的时候，替我套好耕牛和犁头的名叫杨庭安的老社员，冲着我大声喊道“年轻人，错了没啥，改了就好，歌还是要唱嘛。边干活路边唱歌，就没有那么累。唱吧！”
       我向他充满感激地笑了笑。冲着那个一边向我挥手一边走远的放牛娃挥了挥手。又继续耕田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几天以后，生产队里的冬水田全部翻耕完毕，要该往田里施底肥了。春分节后，队里组织人从各家各户的粪坑里，把猪粪、牛粪等掏出来。经过各个田坎，往水田泼粪。我也投入了其中的行列中。我在这里又出洋相了。要知道详情如何？
      请看下一节《田坎上挑粪》

龙行天下

被邀吃到红烧肉，
听说是鼠终作呕，
驾牛技术不熟练，
还得农友帮扶走。

石建华

                                    田坎上挑粪
      我下乡的第一个春分节刚过完，生产队里正处在春耕大忙季节，我也不得不穿上了那套奇怪的衣装，头上戴着一顶棉军帽，身上穿着棉衣，腰上扎着一条别人送给我的警察武装带，下装穿着单裤，脚上却打着赤脚，在生产队里每一块冬水田长着野草的田坎小道上不停地忙碌着。今天的农活就是往大田里挑粪。
       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在四川地区，每个知青由上级政府下拔的安置经费为230元。由生产小队负责建造并贴补一些建材。同时由生产小队向公社请领知青的生活用品及劳动工具。在昨天，生产队里就安排人给我们购买了新的粪桶。还配好了一条扁担。今天正好都用上了。
       由于生产队里没有集中的粪池。就得从各家各户的猪圈粪坑里把猪粪、牛粪等用粪勺舀进粪桶，挑到水田边，倒进用木制的小木船，再由人把装满大粪的木船推到水田中间，把粪均匀地泼到整个水田的表面，整个生产队所有的水田表面，都必须要覆盖上厚厚的一层黑乎乎的粪肥。
      当地的公社的主要交通道路不足半米宽，田野上水田之间的田坎小路也就只有半尺来宽，从各家各户的猪圈粪坑到每一块水田，都是这样的田坎小路，不可能大家都去到各家各户的猪圈粪坑里直接挑到当天所要施肥的水田里，于是就从开始淘粪的起点到当天所要施肥的水田边，人们成一字长蛇阵排开，有点类似于城里学校上体育课时候，所进行的赛跑接力赛，第一个人只负责从粪坑里把粪舀进粪桶，装完两桶就在这家猪圈旁边的木板墙上用木炭画一笔，装满十桶。墙面上就组成一个“正”字。第二人把这挑粪担出来就往外走，走到第三个人面前，身体向后旋转，而这第三个人来到第二个人面前也向后旋转，两个人的动作在这时候的步调一致，配合默契，在同时旋转的过程中，装满粪的两只粪桶和空桶不落地，完成了交换与流动，然后，第三个人挑着装满粪水的这一挑粪桶继续向前往第四个人的位置上挑去，以此类推，直到而当天所要施肥的水田边，最后一个负责把粪水倒进木船。第二个人挑着这一挑空桶向第一个人走回去，第一个人继续从猪圈粪坑里把粪水舀进粪桶。整个循环运动过程都是在人们的肩上进行的。
      今天是第一天，由于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窄的田坎路，（好多田坎小路还没有我的脚面宽）走在这田坎上心里总有些发虚，当然走路的步子就不可能快，我的前后两头都在催促我，把我给催急了，加之刚才好歹也算是走过了几个来回，感觉到好像有了一点儿底，不由得步子也就加大了，来到我前面的那个人面前迅速向后旋转1800，空桶和装满粪的两副挑子同时落在肩上，我的身体在就地旋转的过程中，由于旋转速度过快两只空桶飞了出去，重重地砸在水田里，激起的水浪花溅到我的脸上、身上和手偝手臂上，一条扁担滑落到我的脚背上，我站在田坎小道上，身体向着前后左右晃了两晃，差一点摔倒在水田里，但我却两只手各自牢牢地提着一只装满粪的桶，糊里糊涂地跳到了脚下的水田里，脚背上的扁担随即又落在水面上，水田里立刻又溅起了一片水花，我后面的那个社员打趣道：“小石，你在干啥子，在耍啥子杂技。”我前面的那个社员从田坎上收拾起扁担和空桶，一路放声大笑着走向她的前面那个人，我跳到水田里的事就随着这条流水线传遍了整个生产队……
      我在这条生产流水上线经过了几天的锻炼，终于能在只有巴掌宽的田坎小路上行走可以做到快步如飞了。
      我站在田坎上，看到已经翻耕过的水田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黑黄色大粪，把粪泼到田里以后的下一步又该做什么呢？我不解地问队长，队长笑而不答，我转身问周围的社员，他们对我的问话捂住嘴笑个不停，有个小个子社员拉着我说：“不用问，明天你自己就晓得了。”
       下一步到底是做什么？
       请看下一节《哈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