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大乌珠

（张绍忠1896—1947，字荩谋，浙江嘉兴人。物理学家、教育家。曾对高压下液体的介电常数作了深入研究。创建了浙江大学物理系，为该校开展物理学实验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协助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师生员工“西迁”，为倡导和发扬“求是”校风，将浙江大学发展成为国内著名大学之一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国物理学会早期领导人之一。回国后毕生献身于我国教育事业。张绍忠病逝于杭州，享年51岁。 编者）

 

          谁持彩练当空舞 （14）

最好的教务长

浙大西迁至宜山时，郑晓沧受命回浙江创办龙泉分校，教务长一职，改由张绍忠（荩谋）出任。张是著名物理学家，主攻高压物理，但在浙大发展史上，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其主要贡献，一是创办了浙大物理系，二是做了八年的教务长，在校长竺可桢1947年七月之前的日记中，但凡记述浙大校事，“荩谋”是出现最多的名字之一。荩谋者，张绍忠也！

张绍忠来浙大，感召于两大教育家，一是蔡元培，二是蒋梦麟。张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先后在美国芝加哥与哈佛大学攻读七年，留美期间就收到过蔡元培的信，望其学成后能回浙江，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回国后因浙江大学始由第三中山大学改称，还没有建立物理系，张便受聘于厦门大学，做了物理系主任，那时候厦大的物理系也才刚刚建立。一年后，时任浙大校长的蒋梦麟发出了邀请，张遂辞去厦大教职，就聘浙大，还从厦大带上了助教朱福炘和技工金学煊，一并前来，出任物理系主任，文理学院副院长。

迁址宜山之初，在浙大刚刚招收的大一学生中，发生了一些事情，使竺可桢感觉“本届新生人品极杂，迭出乱子，若不及时整顿则浙大校风每况愈下”，因此竺以为亟须物色一位既有严格管理之能，又堪为师生表率者，以肃纪纲。张绍忠治学严谨、恪尽职守，虽言语不多，却是心底坦荡、处事秉公，任用张为教务长在竺可桢看来，几乎是不二人选。

那一年的二、三月间，竺可桢一直在重庆、贵阳、昆明等地公干，三月二十七日方回宜山，一到校就听说其外出期间，“各系学生有纷纷攻击教员者，如机械系学生之攻击金秉时、徐右渔，化工系学生之攻击廖文毅，农艺系学生之攻击徐季丹，生物系学生攻击张孟闻等等”。竺很生气，认为“此种风气实使学校纪纲扫地，即良好教员亦将相率引去”。师范学院一年级新生俞某，屡犯过失，值班教官“戒之不怚，反出言不逊”，竺召俞谈话，“告其行为之不当”，俞仍不以为然。竺可桢说，“此人极似顽皮小孩，但对于教官公然侮辱，纪纲荡然，不得不予以开除，以为后来者戒”。谁知在随后几天里，又接连发生了诸如女生宿舍失窃，一年级女生胡某与男生朱某夜晚在教室偷欢等事件，竺认为“本年一年级确是不幸连续发生，窃案与奸情，但害群之马非去不可”。

话虽这么说，但浙大对违纪学生的处理，实际上却并非一棍子打死，“经师范学院代理院长王季梁等之恳请”，对俞同学的处理，后来是由开除“改为记大过二次、留校察看以待后效”；而在女生宿舍偷了东西的范某，原本也是处以留校察看的，因自感“无面目留校”，去了重庆；至于胡某与朱某，现在想来，只不过是夜间在教室恋爱而已，虽有人指证说“在不点灯的第八、九两教室之中间用电灯一照，发现赤裸裸的一对”，但竺可桢本心还是想顾及二人名誉，“请外人弗再纷纷议论此事”，欲对二人作停学处理，且女生胡某“不得住宿舍，交由教职员家属看管”，后来男生朱某自动退学，对胡则是“加以警告”，并没有强令其非搬出宿舍接受看管不可。

学生品育方面的问题，本在学校训育委员会和训导主任的份内，于教务长似无直接干系，但任用张绍忠之为教务长，竺可桢却是“别有用心”的，倘若教学上的管理严格了，师生重教勤学，风气自然可观，比之出了问题再单纯就事论事地补救，更具积极态度，而教务长，正是执教学管理之牛耳者。

做了教务长的张绍忠，黑面铁腕，一板一眼，据说学生们都怕他，忌恨者亦不乏其人，更有极端者，胡作非为，以泄私愤。极端的例子是有天早晨，张绍忠去上班，刚推开门，竟就发现办公桌上被人泼了一滩粪便，一时间全校哗然。此事一经查证，所为者必遭开除，这是学校的态度，张也知道后果，但在教务处召集学生代表开会时，他却出人意料地一句都没有提到对肇事学生的追查，只看似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但反复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学校规章制度的严格执行，都将一如既往”。从根本上表了态。

（张绍忠故居在浙江嘉兴马库汇140号，是一所年久失修的三开间两层楼。1920年秋，张绍忠考取公费赴美国留学，出国前在这里和龚宝钺·龚宝铨妹举行了订婚仪式。 编者）

 

（待续84）

飞宇

       大乌珠朋友你好！您的敬业精神是我学习的榜样！以后千万不要以版主称呼小弟。我是个理工男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鉴赏基本上一窍不通，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爱好胡侃，，以后还望多多谅解。有说不对的地方尽管批！我喜欢听批评意见。

大乌珠

胡济民 1919—1998，江苏如皋人，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5年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去英国留学，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在伦敦大学大学学院任研究助理。1949年回国，在浙江大学任物理系任副教授，不久被任命为浙江大学副教务长。，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经历丰富，学贯中西，具有很多研究成果和专著，其中《原子核理论》获得了国家优秀教材奖。胡济民在京逝世，终年79岁。

 

钱宝琮 1892—1974，字琢如，于浙江嘉兴。1908年夏，浙江省第一次招考20名官费留学欧美的学生，钱宝琮报考后因数学成绩突出而被录取，10月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系二年级学习，1911年6月毕业，获理科学士学位。随后又就读于曼彻斯特工学院建筑系。1927年9月，与竺可桢、汤用彤等同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工作，任数学系副教授。1937年冬随浙江大学西迁，其间曾兼任浙江大学永兴分部一年级主任，1946年夏回到杭州，仍在浙江大学执教，讲授数学。钱宝琮病逝于苏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享年82岁。 编者

 

谁持彩练当空舞 （15）

战时浙大的规章制度，有些的确是过于严厉了。譬如学生报到，要求是必须如期，迟到一天，即按放弃学籍论处。想那离乱之世，交通阻滞，学生因旅途艰难而延误报到，应是常有，若都如此执行，恐怕既不现实，也不人性。张绍忠是执行者，所谓“严格”究竟如何？从实际处理上看，是两点：要求不含糊，方法可灵活。真的有学生迟到了，注册也还是可以的，张自己有数，睁一眼闭一眼装作不知道也就罢了。张绍忠心里是有学生的，即使对那个泼了大粪的学生，私下里竟也尽力为之开脱。

但身在浙大教务长任上，张绍忠也有不肯通融的地方，以为最不可通融的有两点，一是新生录取，二是考试舞弊。在这两点上，什么情面也不讲了。竺可桢长女竺梅报考浙大，成绩不够，被张绍忠挡在了门外；另有一批青年军，未经考试，便想要直接入学，也遭张拒。竺可桢倒是理解，不以校长压人，但当兵的自恃有功，一群人就气汹汹地堵在了张家的门口，剑拔弩张，几欲动粗。张绍忠的表现是“面无惧色，据理力争”，其人虽单薄，却自有一股威势，即便是赳赳武夫，似也无从轻薄了。至于考试舞弊，张的做法是每逢大考时，“夹着一卷纸在几个分校轮流视察，这个教室后面站一会儿，那个教室窗外盯一刻钟”，张腋下夹着的，其实是一叠空白布告，一旦发现有学生作弊，二话不说，立即就会掏出笔填上名字，公布上墙，予以处分。

张绍忠的严厉，不只是针对学生，或者说是更强调师质。除去教务长，张还担任着浙大升等委员会主席，负有对教师聘任的审核之责。在他看来，名师不见得就一定就能出高徒，就学校而言，有时候为人师表比真才实学更有助于校风的树立，因此在审核教师资质时，并不一味只看教学，也旁及其言行对学生品学的引导与影响，他认为浙大之“求是”，师生概无例外。

有一次检查考试成绩，张绍忠发现机电系的胡济民、邹国兴，数学和物理成绩尤佳，便建议二人改学物理，使之日后都成了著名物理学家。张这么做，并非只是出于作为物理学家，对自身所事学科的偏爱和相应人才的敏感，更多的倒在于对学生内在潜力的挖掘和量体裁衣，自己这么做，也希望别的教师能如此，事实上对其它学科，张也一样认真，每逢考卷汇总到教务处后，对学生成绩的研究除了分析掌握专业的程度，还评判教师的出题是否合理，打分是否恰当，用以了解整体的教学水平。张绍忠这个教务长，做得辛苦，且是自讨苦吃。

张绍忠在教务长任上八年，有六年是在浙大西迁途中，这期间，浙大曾经设立过一个应对战乱、负责学校搬迁的“特种教育委员会”，初始时由校长竺可桢任主席，张则为副职，后继任主席。浙大西迁，堪称文军长征，诺大一座高等学府，辗转七省，行程二千六百余公里，从勘察校址和路线，谋划师生行动方案到暂时安顿下来后的食宿、教学、实验、办公等等，张绍忠可谓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目的只有一个：保证浙大在非常时期的正常运转。竺可桢率浙大西迁办学之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可称作“左膀右臂”的两个人，一是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另一个就是张绍忠。细数张所付出的心血，竺甚是感慨：“对于内迁事，荩谋之功尤大，因其任特种教育委员会主席也。”

浙大复原回杭后，仅过了一年多，张绍忠便因积劳成疾，在1947年七月病逝于教务长任上，年仅五十一岁。追悼会上，竺可桢的一句“以身殉学”，勾起了在场师生的无尽思念，在众多的花圈和挽联中，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题写的一幅挽幛“足人师表”尤为醒目，竺可桢则以长联悼之：

十余年得助最多获益最多况离乱同舟瘴雨蛮烟当日梦

二三子成德以教达材以教叹须臾返驾只鸡斗酒故人情

（老照片·浙大永兴分校教授住宅旧址。 原书插图）

 

（待续85）

大乌珠

（舒鸿 1894—1964，浙江慈溪人。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斯普林菲尔德学院体育系，复攻读卫生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之江大学、东南大学、持志大学及浙江大学等校教授。1936年曾在第十一届奥运会篮球比赛中任裁判员。1952年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主任。1962年任浙江体育学院院长。1963年任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兼任浙江省体委副主任。为国际篮球裁判。舒鸿因肺癌逝世，享年70岁。 编者）

 

谁持彩练当空舞 （16）

总是第一的舒鸿

竺可桢对大学培养人才的标准，提出过四条：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明辨是非而不徇厉害的气概；健全的体格。其中第四条“健全的体格”在浙大的贯彻，就是形成了“体育课不及格不得毕业”这样一个制度。1938年十一月间，浙大刚刚迁至广西宜山，部分四年级学生以时局动荡为由要求不上体育课，但竺态度鲜明地表示：如全体不上体育课，则全体停学亦在所不惜！

浙大这一制度的建立，始于体育部主任舒鸿的一个提议。舒向竺提出，学校应加强体育观念，凡体育不及格之学生，不能毕业。竺采纳了。在中国的体育教育家中，向有“北马南舒”一说，北马指的是北京大学马约翰教授，南舒即任教浙大十八年的舒鸿。就体育教学而言，舒在浙大时和校长竺可桢的想法总是惊人地一致。竺长校浙大没几天，舒就找上门了，建议在当年的五月一日举办一次校运会，竺当即赞同；西迁途中，教学事务繁杂，与其他学科相比，体育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但舒鸿的建议，却使之成为了非重视不可的科目。有个土木系四年级的学生，体育不及格，学校果然未准予毕业，学生去找舒鸿求情，舒的回答是必须再补修一年，后考虑到该生实际情况，竺可桢变通为补修三个月，条件是每天需至舒鸿处签到，再由舒的助教领去上体育课，三月后考核。结果这位学生硬是突击三月，取得合格后方毕业离校。

这件事发生在浙大黔北办学时期，教学环境的相对稳定，使浙大在体育方面更显活跃。1940年六月，也就是浙大迁至遵义的当年，舒鸿就在湘江边的洗马滩开辟了一个游泳场，这是舒自江西泰和以来养成的一个习惯。舒知道竺可桢有两大体育爱好，一是网球，二是游泳，在泰和时，就约了竺一起去赣江边的白鹭洲游泳，发现那里有一片水域底部平坦、江流缓慢，非常适合作为学生游泳课的训练场所，就插上竹竿，拉起绳索，圈了个临时游泳池，还商定将游泳作为浙大学生的夏季必修课。后来在江西宜山的龙江、遵义的湘江、湄潭的湄江，舒鸿都带领浙大师生开辟了游泳场，使许多学生学会了游泳。

舒鸿对学生的游泳训练是近乎“强迫”性的，先是自行抱一张课桌，凫水至游泳场中央，放下课桌，再放上点名册，然后宣布：凡是游泳课，必须在点名册上签到，否则以旷课论处。这一来学生们就不得不下水了，舒鸿以为，人和水是有着天生的亲近感的，学生只要下了水，就能习惯水，熟悉水，喜欢水，就一定能教会他们游泳。舒鸿规定的游泳课及格成绩是五十米，但一些并未达到这个数字的学生，他有时也能给予合格，1943年的浙大电机系学生、旅美学者虞承藻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似可假以解释：

    舒师对同学体育成绩的评定，并不按统一标准，而是按每个同学原来的体力和水平，看进步大小和上课时是否认真努力而定。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有一项俯卧撑，有的体力差的同学，原来只能撑三五下，经过努力锻炼，考试时已能撑十几下，他的成绩就不比原来就能撑二十几下，最后能撑三十几下的同学差。这是科学的，合理的，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

虞承藻还说，对遵义时期的浙大，“最使大家一致怀念的师长有三位，竺可桢校长、费巩训导长和体育主任舒鸿老师”。当时的舒鸿，完全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他的一些经历，即便是拿到今天来谈论，也依然颇具光彩。舒鸿1919年赴美勤工俭学，选的是体育专业，这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是非常罕见的。在舒就读的斯普林菲尔德学院，即广为人知的春田大学，体育教授是个名叫詹姆士·奈史密斯的加拿大人，世称“篮球之父”，世界上第一次正式的篮球比赛，就是在他发明了篮球运动的次年，1892年一月二十日，在春田市举行的。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首次将篮球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奈史密斯则应邀担任了男篮比赛的最高仲裁（当时还没有女篮项目）。这位詹姆斯教授，就是舒鸿的导师。  1514

（马约翰 1882—1966，福建省厦门人。著名的体育家，在体育理论、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等方面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919年5月，作为评选委员会委员，他曾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四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1921年和1927年，马约翰分别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五次和第八次奥林匹克运动会。1930年4月，马约翰担任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全国选手总教练。1936年，作为中国田径总教练，他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12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后到苏联和欧洲各国考察。1949年前后，马约翰还曾任美国体育研究会会员。1949年10月和1952年6月，他先后两次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1953年9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国家体委委员；1954年9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10月，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主席。 编者）

 

（待续86）

大乌珠

（老照片·担任奥运篮球裁判时的舒鸿。原书插图）

 

谁持彩练当空舞 （17）

舒鸿身材矮小，按现在的眼光来看，并不适合篮球运动，但当年进了春田大学后，却被奈史密斯一眼相中。詹姆斯认为舒头脑灵活、行动敏捷，具有出色的篮球天赋。经其亲自训练和调教，舒不仅成了春田大学篮球队的主力队员，而且还被奈史密斯称作是“球队的灵魂”。

詹姆斯教授对舒鸿的欣赏始终如一，柏林奥运会时，舒已回国多年，在浙大体育部主任任上，以中国篮球队教练兼保健医生的身份前往出席，与奈史密斯师生重逢。在老师的提议下，学生当上了篮球裁判，开始还只是在预赛中偶尔露个脸，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夺冠之战，须在欧洲和美国裁判之外另择他人，舒鸿随之浮出了水面。奈史密斯鼎力举荐说，舒鸿是我学生，我可以负责任地保证，他肯定是最合适的决赛裁判。舒于是成了奥运史上第一位篮球决赛的执法人。那一天是八月十四日，比赛中途忽降大雨，球场泥泞，视线不佳，当舒鸿无可争议地吹完了整场比赛后，詹姆斯立刻走下看台，热情拥抱了他。

是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日刊》上，有一条题为《欢迎舒鸿先生荣归》的消息是这样表述的：

……我国因提倡现代体育较迟，且队员精神因感受我国体育在国际低落之影响，即较有希望之项目，如足、篮球、脚踏车，均已遭落选，结果载得“鸭蛋”而归，除与世界人士以“中国体育落后”印象外，别无其他价值可言。唯舒先生为我国独放异彩，被聘为世运（即奥运会）篮球决赛美加争霸之裁判，博得“心明眼快，裁判公正”之荣誉，使国际体育界一转视线，为之惊佩。

 

这当然还不是舒鸿传奇的全部，尤其是对浙大学生而言，早在舒到浙大执教之前，就已经风闻了他的名声。舒鸿祖籍是宁波，但长于上海，中学和大学都是就读于沪上，从美国回来后，也是在上海任教，1929年的9月，应浙江省政府的邀请，才来了杭州，从此就再没有离开。

出现在张静江面前的舒鸿让这位省政府主席吃了一惊，无法相信这会是那个传说中的体育专家，这样矮小的个子，怎么做得了篮球队主力？舒鸿是张静江请来的，那一年杭州成功举办了首届西湖博览会，国家打算趁热打铁，把原先准备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全运会，也挪到杭州来，兴头正高的张主席一口应允。是有人向张推荐了舒鸿，还是张早闻其名，结果都一样，舒鸿被请来了杭州，张给他的头衔是全运会总设计，须承担所有赛事的场地建设、竞赛事务及裁判规则的谋划与制定。其中场地是最重要的，张对舒鸿说，你可以在杭州全城选地，看中了哪里，我就给你哪里。

如今的杭州体育场路，一般人都会以为是因其经过杭州体育馆而得名。体育馆的对面是体育场，这个位置早先的地名叫大营盘，系军队演兵之地，当年舒鸿看中的，正是这个地方，现在的体育场，也正是舒为那一届全运会而建，并一直延用至今，建场同时，为比赛时的交通便利，还配套修筑了一条碎石马路，且被市政府定名为体育场路，也一直延用至今。

从九月到来年的三月，舒鸿完成了所有的筹备事项，四月一日，第一次全部由中国人自己操办的全运会如期举行，舒鸿之名在杭城不胫而走。杭州人把他给留下来了，舒先是在之江大学任教，1934年转而受聘于浙江大学，在昔日学子们惊佩的目光中，继续他的传奇。1940年舒鸿到了遵义。

现在该回头再来谈谈遵义了，这座在战乱岁月中安顿了浙江大学将近八年的非凡之城，曾经留下过一代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卓尔不群的身影，也留下了像舒鸿这样的一代体育专家向世界奔跑的足迹。遵义（包括湄潭、永兴）的灿烂星空，启迪着浙大学生的智慧，也昭示他们拥有一个健康体魄的美好。因为舒鸿在浙大的体育教学，遵义成了病弱年代的运动之城，单是篮球一项，1940年的青年篮球赛，1941年的篮球公开赛，1943年的八校联赛，球场上的哨音，仿佛依旧在今人的耳边萦绕，遵义人也知道了那位吹哨者就是给中国体育界创下过太多第一的舒鸿：第一批中国籍国际裁判，奥运史上第一场篮球决赛裁判，第一支出国比赛的中国女子篮球队教练……

（老照片·舒鸿指导的浙大求是篮球队。后排左一舒鸿。原书插图）

 

（待续87）

大乌珠

【编后语】

这第十一章可谓是全书最长的一个章节。全章3万8千余字，原书插图也多达17张。同样也让我们认识了更多的精英与人物，尤其是那些国外的尖端科学家——邓稼先、周光召、程开甲、彭恒武，陈能宽、郭永怀、吴大猷、李政道、杨振宁、罗宗洛、谈家桢、李汝祺、范赉、江希明、沈宝棣、辛树帜、陶然、吴印禅、戴季陶、金普澄、许崇清、郑洪年、汪敬熙、傅斯年、罗家伦、罗士韦、崔赝、汤玉玮、陈方仲、姚瑗、王国松、金秉时、徐右渔、廖文毅、徐季丹、王季梁、马约翰、虞承藻、张静江，以及清代遵义大儒郑珍、莫友芝，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奥地利沃尔夫冈· 泡利，美国物理学家艾伦、生物学家摩尔根、女科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日本数学家藤原松三郎，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动物学家施旺、病理学家微尔，加拿大詹姆士·奈史密斯。

在编辑此章节时，虽然也只是在网络上搜索一些相关人的资料与图片，但每看到一位精英人物的家史与奋斗史，每每总是被他们的艰难历程所感动。也就是因为有了他们，这才有了当今的强盛祖国！同时，也让我们认识了许多国外的科学精英，其中不少是当年我国科学家的导师。

 

附：41

陈建功 1893—1971，字业成，浙江绍兴人。杰出数学家，著名数学教育家。早年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20余年，解放后，他入复旦大学数学系执教，与苏步青一起把复旦大学数学学科建设成我国数学领域教学与研究的中心，后曾任杭州大学副校长。研究领域涉及正交函数，三角级数，函数逼近，单叶函数与共形映照等。是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子为中科院院士、控制论专家陈翰馥教授。1971年初，陈建功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胃出血严重，心肺等方面的并发症，4月11日20时28分，与世长辞，终年78岁。

 

朱正元 1900－1985，字善培，江苏南京人。物理教育家。测定了电离氦λ4686谱线的精细结构。1935—1939年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物理学，1936年获硕士学位，193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39—1948年任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兼浙江大学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逝世于苏州，享年85岁。编者

 

附：42

程开甲 (1918年8月3日- ）江苏省吴江市人，中共党员，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工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周光召，1929年5月生，湖南宁乡人。著名科学家，世界公认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现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名誉校长、湖南大学名誉校长、中南大学名誉校长。被誉为“中国科技领军人”。

 

陈能宽，1923年5月13日 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1947～1950年 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1949年获物理冶金学硕士学位，1950 年获博士学位。1955年6月～1955年11月 任美国西屋电器公司研究实验室研究工程师。1988年12月 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兼职副主任。1996年 被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材料科学与工程专家、核武器科学家、爆轰物理专家、金属物理专家。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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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43

郭永怀（1909.04.04--1968.12.05），山东荣成人，中共党员。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即国际上公认的PLK方法，倡导了我国的高超声速流、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培养了优秀力学人才。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我国的导弹与核弹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1公里外的苞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竞完好无损。可以说，在飞机遇险、生命将尽的最后瞬间，郭永怀想到的只是用身体保护对国家有重要价值的科技资料！周恩来得知郭永怀牺牲的消息，眼睛顿时湿润了。钱学森更是伤感不已地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如今，我国空气动力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建有一座纪念亭，上面刻着张爱萍将军所书的三个大字———“永怀亭”。

彭恒武（1915～2007），出生于吉林长春，祖籍湖北麻城。1938年赴英国留学，入爱丁堡大小理论物理系随M·玻恩工作。194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获科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较早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早年在英国进行固体理论、介子物理和量子场论的研究工作，回国后，从轻原子核研究转入核物理研究，并同他人合作研究核子－核子散射问题。此外，对分子结构提出了以电子键波函数为基础的计算方法，提出了以寿命关联实验探讨量子力学隐参数问题。从1955年起，彭恒武又转入核工程领域，领导了中国核反应堆和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等。编者

 

附：44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汉族，湖南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生。1973年去世。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章含之养父。 编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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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45

李汝祺(1895—1991)，中国遗传学家。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小商人家庭，是四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因聪颖勤奋，连续跳了三次班，5年中完成了7年的小学学业。离小学毕业还差1年时考入了当时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8年毕业后进入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农学系学习畜牧学。1923年毕业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研究院，从师于世界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教授，在他领导的实验室进行果蝇发生遗传学研究工作，1926年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位论文，成为该实验室第一位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李汝祺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吴印禅(1902—1959)，字韬甫，江苏沭阳县人，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 吴印禅幼时家境贫寒，依靠其父教书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他的父亲吴铁秋，是著名的教育工作者。在父亲影响教育下，他自幼勤奋好学。编者

 

附：46

张静江（1876—1950），浙江湖州南浔镇人，出身江南丝商巨贾之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结识孙中山先生后便开始对孙中山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先生称他为“革命圣人”。后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其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转而信佛，故又名“卧禅”，佛名智杰。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

 

许崇清（1888～1969.3.14），别号志澄，广州人，三次出任中大校长，曾任广东省副省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教育哲学家，被公认为“新教育学和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文化大革命”中，许崇清受到冲击，几次被批斗，终于在1969年一次批斗回家途中摔倒后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

 

戴季陶（1891～1949.2.11），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干部和理论家。也是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名传贤，字季陶，晚号孝园，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1949年2月11日于广东省政府广州东园招待所，服安眠药自杀。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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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47

莱因斯（Reines,Frederich），美国物理学家。1918年3月16日生于新泽西州帕特森。莱因斯于1944年在纽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通过王淦昌的途径获得中微子存在确凿证据的实验，首先发现了中微子的存在，于1995年的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摩尔根 (Thomas Hunt Morgan，1866年－1945年)，是美国进化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和胚胎学家。发现了染色体的遗传机制，创立染色体遗传理论，是现代实验生物学奠基人。于1933年由于发现染色体在遗传中的作用，赢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E.Pauli，1900～1958），美籍奥地利科学家，是迎着20世纪一同 来到世界的，父亲是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化学教授，教父是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兼哲学家。1921年，泡利以一篇氢分子模型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芭芭拉·麦克林托克是一位女科学家。她于1902年6月16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1923年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1927年获植物学博士学位。在20世纪20~30年代，麦克林托克主要在康乃尔大学从事玉米遗传学的研究。编者

 

附：48

约瑟夫·约翰·汤拇逊(Thomson，Joseph John，1856——1940)，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以其对电子和同位素的实验著称。他是第三任卡文迪许实险室主任。一幅他正在研究阴极射线管的肖像挂在实验室的麦克斯韦讲演厅里。看上去，他不善于具体操作，但对仪器工作原理的理解却是非常敏捷的。他发现了电子，并且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尼尔斯·亨利克·大卫·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0.07～1962.11.18)，丹麦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曾获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通过引入量子化条件，提出了玻尔模型来解释氢原子光谱，提出对应原理，互补原理和哥本哈根诠释来解释量子力学，对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施莱登（Matthias Jakob Schleiden 1804.04.05－1881.06.23） (1804.4.5,汉堡～1881.6.23,德国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施莱登，德国植物学家引，细胞学说的创始人之一。生于汉堡，卒于法兰克福。1824～1827年在海德堡学习法律，并在汉堡作过律师。因对植物学有浓厚兴趣而攻习植物学，于1831年毕业于耶拿大学。1850年任耶拿大学植物学教授。当时植物学界流行的研究是形态分类学，而他则通过研究植物显微镜下的结构来描述和命名新种。

 

施 旺（Schwann , Theodor 1810-1882 ),德国生理学家，细胞学说的创立者之一，普遍被认为是现代组织学（研究动植物组织结构）的创始人。初为德国生理学家Johannes Peter Muller的助教，后担任解剖学教授。1836年发现胃蛋白酶。他的最重要的是1839年发表的《关于动植物的结构和生长的一致性的显微研究》，在文中地指出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第十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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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芳 野 吟》

（郑晓沧1892－1979，名郑宗海，字晓沧，浙江省海宁县人。著名教育学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育学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博士。曾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师范学院院长、、代理校长，浙江师范学院院长、浙江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郑晓沧是第二届全国政协特邀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委常务委员。郑晓沧于1979年3月12日病逝杭州，享年87岁。编者）

 

芳 野 吟 （1）

郑晓沧是1939年二月十四日离开宜山回浙江的，与之同行的是史地系教授陈训慈，二位除本人外，还带有眷属，各十余人，加之数十件的行李，竟是满满地载了一大卡车。自1937年十一月浙大撤离杭州起，已过去十五个月了，郑晓沧还是第一次踏上回乡之路。

在此之前，郑以浙大教务长的身份，刚刚兼任师范学院院长。浙大筹建师范学院时，还在江西泰和，根据教育部要求中央大学、西北联大、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等五所高校设立师范学院的决定，竺可桢请郑负责此事，这对于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读教育学并获博士学位的郑晓沧，显然非常合适，但郑的态度却不甚积极，负责筹建可以，出任院长则推辞。学校迁址宜山后，院长人选亟待确定，听说有人主张由他出长的理由，是认为他这个教务长太空闲，郑很是生气，不仅不接受院长之职，甚至于还提出，要把教务长也给辞去。不过最后还是看在了竺可桢的面子上，勉强答应接受。

知识分子圈内的个人关系，许多时候的确要比别的办法管用，虽然这也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但相对其他的种种“个人关系”，这种个人关系相对较少利益驱动，更在乎对人品的敬重与认同，起码在郑竺之间，是完全这样的。当初第一个建议请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的，便是郑晓沧；竺长校浙大后，有两人被其视作是不可或缺的人选，一个是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另一个就是教务长郑晓沧。可以这么说，对于竺可桢的安排，郑末了总是会服从的，担任师院院长不久，竺又给了郑一个新任务：回浙江为浙大分校勘定校址，他也接受了。

这一年的年初，考虑到浙大西迁，浙江及周边省市不少高中毕业生因交通或经济的关系，无法赴内地升学就读，教育部同意浙大在浙赣闽之间设立分校，专招各系一年级新生，并开办大学先修班，其他学校来浙大借读的学生，亦由其登记收读。收受任务时，郑晓沧心里当然明白，这回竺可桢派自己与陈训慈返还浙江，不会只是单纯为分校找个合适的校址，肯定还包括日后的筹建，甚至还须出任分校建成后的校务主持。

但在郑晓沧的心里，也许还是有一点点不太明白，在他看来，既然要在浙江设立专收一年级新生的分校，当初何不就把天目山分校留在当地呢？虽然那里离杭州太近，从后来的省城沦陷来看，不是个安全之地，可是既然省政府能搬去永康方岩避战，说明浙江安顿一所规模有限的浙大分校还是有地方的，如果那所分校没有随总部一起转移，哪怕不在天目山而去了别处，也比现在重新回去找地方再建要好得多。不过郑晓沧没有让这一点点不太明白干扰自己，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他是知道的，事后诸葛亮的角色也不是他喜欢的。

所以郑晓沧回到浙江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开始执行新任务。选址工作从三月初开始，不久即锁定了地处浙西南的龙泉县，进度非常之快，虽然在办学的具体操作上还有许多难题，譬如经费等，但校址一旦选定，也就意味着分校的设立已经不可变更，竺可桢五月一日致函郑晓沧时，也表明了这一点，竺信说，“龙泉分校势在必设，协款可不必向许绍棣说项，向中央直接要求可也。”随后又另派了也是史地系教授的李絜非和总务处主任陆子桐返浙，前往龙泉以协助郑、陈二人，组成了一个浙大龙泉分校设计委员会。郑晓沧等人可谓高速运转，大约只花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将距县城十里外的一个叫“坊下”的村子，敲定为未来的龙泉分校校址，进入筹建阶段。

决定自然是由设计委员会集体做出的，但众人中态度最积极的，想来应该是郑晓沧。其时正值春夏之交，坊下村四野鲜花盛开，山环水抱间兀然一座雕梁画栋的宽敞大屋，无论周边环境抑或错落村舍，都是再合适不过了。博学多才的教育家郑晓沧一到这里，就觉内心诗情涌动，喜欢得不得了。在郑留下的许多诗句中，都传递过当年坊下的美色：“数峰岚翠里，三五白鹇飞”、“天边众峰静，松外一星低”、“犊载芳田曲，凫眠绿水湾”，等等。郑晓沧觉得在这样一个“山深十里绝尘氛”的地方办学，宛如天赐，表现得近乎迫不及待。

（郑晓沧故居在浙江海宁盐官镇古邑路122号，与陈阁老宅隔河相望。郑晓沧，又名宗海，盐官人，现代著名教育家。祖父郑祖绳，业商，亦好儒，善诗词。父郑功懋，字樊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晚年热衷于在地方上办学。1978年春，郑晓沧以86的高龄，再次上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共商国家大事，心情十分激动。他平易近人，热情诚恳，谦虚谨慎，认真负责，特别对年轻一代的成长更是关心，不顾年迈，在业务上悉心指导。编者）

 

（待续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