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

石建华

                                     哈 田
       正当春耕大忙季节，这天队长安排我在水田里哈田，什么是哈田？开始我也不明白，到田里一看，我就明白了，所谓哈田也就是用双手来回抹平田里的泥，“哈”这个单词用在这儿，也就是徒手涂抹平整的意识。
      前些天我们用粪肥覆盖了生产队的所有水田表面，经过了几天自然发酵以后，现在就要把这些浸透粪肥的表面泥土，还有那漂浮在水田表面的粪肥压到水田深处，再把水田表面整平。实质上就是把粪肥下到水田深处，给稻田施底肥。
      这个活儿实在太容易干，也实在是太那个了。前些天，生产队里从各家各户的猪圈粪坑里把猪粪、牛粪等用粪勺舀进粪桶，挑到水田边，倒进用木制的小船，由人把这木船推到水田中间，把粪均匀地泼到整个水田的表面，整个水田用粪覆盖一层。现在这层粪肥在水田表面已经结成一层厚厚的保护层，空气中散发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恶臭。
      队里所有的人跳进了粪肥覆盖着的水田里，就着粘满大粪的悬浮物混合着泥土，在水田泥浆表面用手划拉开，再把用粘满大粪的黑色稀泥粪土按到下水田的深处，用手把肥料深入水田泥土尽可能深的深处，胳膊有多长就按多深,最后在水田泥土表面上用手抹平，从水田的一端边抹边退，一直退到水田的另一端，最后退出水田，翻身登上田坎，在有流水的田坎转角处，冲掉手上和大腿到脚下的两腿淤泥，走几步再进入另一块水田。
       开始我认为这个活儿很简单，只要是人，谁都会干。就照着别人的样子，把裤腿挽到大腿跟儿，扎紧了别人送给我的那条警察武装带，拉了拉外扎在武装带下的衣襟，衣袖挽到胳膊的大关节以上，模仿着别人的样子开始干活儿了，仗着当时人还是小伙子，模仿能力强，学什么都很快，而且这样的农活毕竟也算不上是什么尖端，不一会儿就学会了。可是看着臭气熏天的满田大粪，在太阳的强烈照射下，泛发着黑乎乎的亮光，田野里充满那种强烈腐烂恶臭的气味，能把我们直接熏倒。
      我的双手插在水田表面泥土里，直接搅拌着这些还夹杂着黑色、黄色与白色混合着的沾着粘液的悬浮状物体，这些粘糊糊滑溜溜的半流质物体，随着阳光的强烈照射，泛着黑黑的亮光水田表面上，随着气温不断上升，空气里蒸发着令人恶心呕吐和窒息的气味，让我的喉咙里顿时就要产生马上要呕吐的感觉，这种活儿过去在成都是根本无法想象到的，长这么大我才知道，世界上居然还要有人干这种活儿，这还要不要人活了，为了发泄我的不满，我把这些半流质的粪肥，和水田原来表面的泥土搅拌在一起，恶狠狠地按入水田深处，顺手再把刚水田深处抠出来的泥土摆在表面，重新用手抹平……。
      正当我一面干活，一面浮想联翩的时候，很多人都从我的前面退到了我的后面，我突然察觉到我已经掉队，做这么点活儿，就连老人和小孩儿都干得速度比我快，干得活儿比我好，我的脸面上实在挂不住了，也就顾不到那么多了，人只要想争口气，周围气氛一紧张，什么黑大粪的臭味，什么腐烂泥土的气味，什么天气热，什么大太阳晒、什么艰难困苦都无所谓了，那种令人恶心的感觉刹那间仿佛都消失了。看到不少老人和小娃娃都比我干的还快，不禁脸上抹不开面子，赶紧加快手中的活儿，不一会儿我又超过了他们的速度了。我随着大家一起，在一块又一块大水田里不停的哈田，时间长了也就习惯成自然了，手在水田里抓大粪根本无所谓了,大家一边干活。用手哈着田，一边说说笑笑，在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晒过了头顶，队长吹响了收工的口哨，该吃午饭了。
       当回到我的小木屋，来到厨房的水缸边，发现水缸里的水不够洗脸和做饭用的了，顺手抄起扁担，挑起两只大木水桶，跨出了厨房，走出了小木屋，穿过了从来没有关过的残缺院落大门，下了十几步用卵石和碎石板铺就的梯坎，来到水井边，桶都不沾地的连续弯两次腰，装满两桶水，稳步地挑着满满一担水来到了我的小木屋，走进厨房，把两桶水稳稳当当地倒进了水缸，开始自己做饭了。
       中午的这顿饭吃起来特别香,也许是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再见到大粪，也感觉不到它的臭味了。也不感觉到是恶心了。中午的这顿饭吃起来特别香,就算是蹲在粪坑边啃玉米饼也无所谓的事了。
      现在生产队里的水田基本上都已经哈（抹）平展了。队长又安排我做什么了呢？
      请看下一节《拌谷种》

龙行天下

田埂挑粪有技术，
平衡不好难走路，
哈田年假挺简单，
也须努力更向前。

石建华

                                           拌谷种
      1969年清明节前后，正当春耕大忙季节，生产队里的水田已经基本上都哈（抹）平展了。头天晚上队长就安排妥当,要我今天和另一个名叫王福轩的老社员在一起拌谷种，队长还特意向我交代过：“这个老社员很会种庄稼，农活技术高，你要好好地向他学习。”我点着头答应了。
       今天一大早，我就赶到生产队的库房，站在库房前面的小路上模仿着当地人的架式，扯开喉咙向着队里保管员家所住的方向大喊一声：“喂！保管在不在？”
       只听到对面山湾里立刻有人回应道“来了，马上就来了。等一下。”
不一会儿，队里保管员就来到了库房，拿出一把长杆大秤，开始给我称谷种，我顺手在库房里找到由细竹编成的大背兜，先给我称了100来斤谷种，倒进了这个大背兜，我站在这个大背兜前边，背靠着这个大背兜，把背兜上的背带拉了拉。转过身去把两只胳膊分别穿过了背兜上的背带，又把两根背带往胸前一拉，腰弯一下一使劲，就背起来了。
       此刻我背着这100来斤谷种一摇一摆地弯着腰，一步一点头地背到距离库房有150米左右的一所农户的晒场上，踏上了这所农户木屋的台阶上，在这所木屋（这所木屋里居住了五户人家）的一片屋檐下停下来，双脚排开，头一偏，腰向右一弯，猛一使劲，这100斤谷种就顺着我的肩膀从大背兜里倒在由王福轩事先铺开的竹编晒垫上。接着我又到库房连续揹了几趟。谷种算是准备齐了。
      接着我和王福轩就在这所木屋的屋檐下分别各自找到一个专门装草木灰用的大背兜，分别走进了各自不同的住户人家，我走进了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的堂屋的房门没上锁，用手轻轻一推，门就开了，家里不见一个人这里的民风相当不错，在我的印象中，家家户户的堂屋，从来都是不上锁的，如果哪家的堂屋上了锁，反而会遭来大家的笑话。还有的堂屋干脆大敞开，根本不安门。一是堂屋里除了一张八仙桌和几把凳子，还有一些农具之外，没有什么怕偷的东西。二来是方便来往过路进来讨碗水喝以及躲风避雨的人，为他们提供休息的场所。      
       我走进这户人家的厨房，来到灶前，蹲下身，把背兜放下来，在厨房门的背后找来一把锄头，把灶前坑里的草木灰勾到一个撮箕里，双手端起来，小心翼翼地倒进大背兜，然后再转过身去蹲下来把两只胳膊分别穿过了背兜上的背带，一起身就把这背草木灰揹出了这家住户的堂屋门，径直到了这所木屋的晒场上，把草木灰倾倒在这晒场上……。
      然后就要用木炭在这家住户木板墙上写下这样的文字“XX年X月初X，生产队在此出灰（草木灰肥）XX背（这时候的背是乡村里的一种计量单位）”比如说我今天在这家出了10背，先要在这家住户木板墙上，背一次就划一笔，背10次就组成两个“正”字……
       因为这里的乡亲们相当一大部分都不认识字，记事很多只能靠在墙上用木炭画道道做记号。到了年底，每家农户板墙上用木炭写出所有这样的文字记载，就是生产队结算分红时作为结算的依据。草木灰就是当地人做饭烧水所用燃料的稻草、麦草和山坡上的干草，经过燃烧后形成的灰。当这一户人家的草木灰收集完成以后，就用锄头在草木灰堆的中间刨出一个大坑，然后才开始进入下一个程序。
      接着，我和王福轩就在这所木屋的一个屋檐下，分别各自找到一挑粪桶，分别走进一户住户的猪圈，来到粪坑边，抄起一个粪勺，从粪坑里把猪粪舀出来装满了这一双粪桶，放下把粪勺靠在猪圈旁边，抓起一根扁担把它挑出来，倒在草木灰堆的中间刨出的一个大坑里，再走到这家住户室外的木板墙上用木炭在这家住户木板墙上写下这样的文字“XX年X月初X，生产队在此出猪粪肥XX担（这时候的担肯定是乡村里的一种计量单位）”挑完猪粪之后，我和王福轩各自用一把锄头站在这个由草木灰和猪粪所组成的粪堆旁边开始左右相互交叉地和匀搅拌，不大一会儿功夫就和匀搅拌完了，在这时候的草木灰已经不再是灰色的，经过猪粪的浸泡和湿润，已经变成黑色的可以捏成一团一团的肥料了。
      接着，我们又把堆在晒场上的谷种，一簸箕一簸箕地倒进我们已经和匀搅拌完了的草木灰的肥料里，再次反复用锄头搅拌和匀以后，最后在堂屋外面的窗口下集中，用锄头钩成一个长方锥台形堆放。
       就这样一来拌谷种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这天中午，我自己做饭吃，今天和猪粪、草木灰打了一上午的交道，或许是草木灰与猪粪相互作用下，产生了其他的综合化学反应，竟然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猪粪是肮脏的，味道是臭的。干起活儿来也不感觉到脏、累和苦。这里的农村生活好像我基本上都习惯了。
       拌谷种的任务完成以后，我又去做什么呢？队长把我带到了大田边，要我和其他社员一起点谷子。我明白点谷子就是播稻种。可是我根本不会做。在大田的田坎边上发傻了。咋个办？
      请看下一节《点谷子》

石建华

                                      点谷子
       正当春耕大忙季节，队长就安排我今天到田里去和其他社员一起点谷子，(就是站在水田里直接窝播稻种)我连忙点头答应了。因为前几天和那位老农民一起拌谷种，那位老农民对我倒是肯教我，就是话说得特别少，说出的话几乎就像拍电报一样的简练，多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这几天可把我憋惨了，到大田里和大家一起干活，有说有笑的倒也不感觉到累。
       到了大田，隔老远我就看见了，头几天和那位名叫王福轩的老农民，一起拌的那些谷种，已经被别人都揹到水田边，很多社员都把拌合着草木灰和猪粪的谷种装进了撮箕，跳到了大田里的面对着田坎的一端，一只手把装着谷种的竹撮箕靠紧左边腰间，右手在撮箕里把谷种从左至右，一点儿一点儿地迅速撒向田里，每次只抓7~10颗谷种拌合着草木灰和猪粪。点上三至四排就向后退一步，继续重复着刚才的动作。
      谷种拌合着草木灰和猪粪，在水田里的泥土表面上形成一小撮。一小撮的黑色小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远远望去，这景色显得如此壮观和美丽。我接过身边一个社员递过来的一个撮箕，装进了半撮箕的拌合着草木灰和猪粪的谷种，学着身边其他社员的样子，一只手把装着谷种的撮箕靠紧左边腰间，右手从簸箕里把谷种从左至右，一点儿一点儿迅速撒向田里。
      我心里想着，每次只抓7~10颗谷种拌合着草木灰和猪粪，但顾着手上的数量，速度就跟不上，要赶上速度，手里抓的谷种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要么就是排列不整齐，点出来的效果总是和别人点的不一样，显得非常难看。心里就特别发慌。不大一会儿工夫，发现我要掉队了，没办法，
      我只好重新跳下水田，先找一个不显眼的田间角落，独自在边边角角做练习。前两天一起拌谷种的那位名叫王福轩的老农民，他左手把装着谷种的撮箕靠在腰间，也跳进与我同一块水田，往前走了几步，笑眯眯地站在我的旁边，向我点点头，没有说话。就回过头去默默地点起谷子来。
       我学着他的样子，一招一式的模仿着他的动作，我此时好像明白了什么，他现在所有的动作，故意放的很慢，肯定是在给我做示范教练，我就跟着他后面，效仿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一招一式地学着。因为我毕竟是年轻人，没有过一会儿，就比他干得快了，一边点谷子一边向后退，不一会儿就相差有1米的距离了。这位老农民对我点了点头，还是没有说话，但我发现。刚才我和这位老农民在田里的距离已经没有了，于是我又照着他的样子加快了进度。没有用多长的时间，我和这位老农民把这块田里的谷种点完了，先后从这块水田里倒退着，几乎同时上了田坎。
      我走到一个淌着流水的缺口处，用双手捧起田里的水洗掉粘在腿上的黑色泥巴，走到田坎路上的几蓬杂草边，一屁股坐下来，扭过头看看自己刚才点的谷子，不是也很整齐吗？心里不由的一阵高兴，不禁哼起歌儿来。
       队长突然站在我的身后，很欣赏地看着我点的谷子，手上挥舞着一支叶子烟，向这块水田对面田坎上的社员们喊起来：“刚才是你们哪个在说，小石点不来谷子，过来看一下，你们看不看得出来，哪些是小石点的？”
       这时候立刻有几个社员赶了过来，有一个人看了一眼，立刻就提出了怀疑：“是不是他点的哟？”
      王福轩这时候站起来，拿起空撮箕在这个人的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声音不高不低地应声答道：“你不要说得那么多，你今天做的恐怕还莫得小石做得好些，不信你又敢不敢和小石两个比一下。”
       这时候，队长站在一道田坎上，大声喊道：“这一回小石就不要再躲边边了，大家一起干吧。”
      社员们把我拉到他们中间，在大田里成一字形拉开队列，一只手把装着谷种的簸萁靠紧左边腰间，右手从簸箕里把谷种从左至右，一点儿一点儿地迅速地撒到田里……。
      过了几天以后，我发现大田里播下的谷种长出了嫩绿的小苗，小苗生长的很快，不久就长得半尺来高了。可在同时，绿油油的秧苗周围也长出了很多杂草，这些杂草开始和稻田里的秧苗争夺养料，这些杂草必须要清除掉……。
      请看下一节《薅秧子》

龙行天下

粪肥拌上草木灰，
谷种由此拌后堆，
精心学着点下地，
技巧掌握被赞美。

石建华

                                         薅秧子
       1969年6月的夏天，稻田里的秧苗已经长得有一尺多高了，远远望过去，一层又一层梯田和一层又一层绿色秧苗，在夏日的太阳光照射下，散发出嫩绿色的光彩和阵阵的清香，队长安排我今天到水田里去和其他社员一起去薅秧子。
       所谓薅秧子就是用人工的办法，使手抓起稻田里的杂草，用脚把抓起来的杂草深深地踩进稻田泥土的深处，相当于再给稻田里再施一道底肥。
　　6月的太阳光火辣辣地照射在大地上，照射在广阔的田野里，把田里的水都烤热了，我上身穿着一件小白背心，下着黑色的短裤，和其他社员一样，戴着一顶草帽，顶着烈日，在稻田里薅着田间里的杂草。
我双手同时使劲借用稻田里泥和水的浮力，抓住杂草双手合拢搓成一团，再深深地按进稻田泥土的深处。就是通过薅秧子把稻田里的杂草拔掉，让杂草在稻田的泥土深处腐烂之后，相当于再给水稻施一次底肥。
      开始的时候觉得很稀奇，本来这个活儿就很简单，一看就会，干起来也很轻松，大家在一起一边干活儿一边说着话，聊天，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可是干的时间长了就觉得有些烦了。我们生产队有180多亩地的稻田，要薅三遍秧子，望着一眼看不到边的稻秧等待着我们去给它们薅草，这要薅到什么时候算是有个尽头啊？
       思想上一分了家，心里不免产生了急躁情绪，我手上的活儿也就毛了。当我直起身子一回头就看见，在我刚才薅过的地方还剩下不少的杂草还没有被除掉，身后有位年纪上了70岁的老社员，是个五保户，她正在我薅过的地方，重新薅那些漏网的杂草。当时我脸上的确有些挂不住了，赶紧返回去，用手把那些没有还被弄掉的杂草通通抓起来，狠狠地搓成一坨，用力按在稻田泥土的深处。在上面还狠狠地踩上几脚。然后继续往前薅稻秧田里的杂草……
      咕呱、咕呱、咕呱、这时候，前方的稻田地里又传来来了一阵阵青蛙的叫声，时常还可以感觉得到稻田里有很多很多的黄鳝，它们为了逃命而拼命往泥土深处里钻，发出了一声声咝咝咝的细小响声， 随着这些响声我前面不远的水田表面上不时地冒起一阵又一阵细小的水泡，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大圈套小圈的水波纹……
       几天以后。生产队里所有的稻田秧子都薅完了。终于可以爬上田坎，我和队上的几个知青，兴奋地从稻田里纷纷跳上田坎，沿着田坎一直跑到三堰口，在小河沟里，尽情地坐在浅滩的石头上，让那清澈见底的河水淹没过膝盖，利用河水的冲力把脚上的淤泥全部冲洗干净。
       然后，我们五个知青又涉水来到两条小河汇合处，坐在那片鹅卵石浅滩上，美美地欣赏着头顶上的蓝天白云，感受着温柔的河水在我们的双脚上冲刷所泛起阵阵浪花，五个知青之间相互泼着水，尽情庆祝着第一个春耕大忙季节顺利度过，我们终于可以好生休息一下，准备等到秋收时节，再大干一场了      
       回到小木屋吃过晚饭，闲着无事。就翻出自己身上的钱，检阅一下自己还有多少钱，算算看还能坚持到多久，这一数钱不打紧，我顿时冒出了冷汗。没多少了，还不到5块钱了。就这么点钱，在这儿还坚持到多久？我开始发慌了，今后该咋个办？
       请看下一节《搭便车》

石建华

                                      搭  便  车
      1969年6月的一个夜晚，我在小木屋的房间里整理我自己的衣物，顺便数了数自己的钱，这一数钱不打紧，我顿时紧张起来，自己的钱不多了，反过来倒过去地数了好几遍，翻遍全身，把所有的钱都摆在桌上，咋个数都不到5元了，以后怎么办。
      我顿时开始慌乱了。赶快回家，找爸爸妈妈再要点钱。主意已定，就赶忙去找生产队长请假回家一趟。好在生产队夏收农忙大体上结束，暂时还有几天空闲，队长也就欣然同意，批准让我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放亮，我赶紧从小木屋出发，慌慌忙忙地赶到罗坝街上，登上渡船到对岸，急冲冲爬完几十米长的漫坡道，到罗坝车站，顺利地坐上了从雅安到乐山途径罗坝的长途汽车，中午12点，就赶到了夹江汽车站。这一段路程走得倒还算顺利，一点儿也没卡壳。
      下了长途汽车，我一路小跑到夹江火车站，准备在候车室买张到成都的火车票。然后稍做休息，下午坐慢车回成都。趁在售票口外排队等候买票的时候，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集中在手上，再数一遍，，这一数就发现出大问题。搜遍全身，只有两元三角钱，当时从夹江到成都火车南站，慢车客票是两元四角，正好差一角钱。这下彻底完了，钱不够买车票，肯定要遭卡在夹江，走不到路了，咋个办？
       我瞪着眼睛四下望，想在此地最好能遇上熟人，可现在一个熟人也看不见。忽然发现出站口的马路边，几个知青围着一个司机模样的人，在车头前嘀嘀咕咕商量着什么，肯定是要搭车去啥地方，我赶紧凑过去，向他们打听。顺便好向他们求援。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到峨眉，求援的话我还未来得及说 汽车就拉着那几个知青一溜烟地开跑了。
       尽管那辆车是开走了，但也给我一个提示，只要运气好，也许能搭上便车回成都。这不也可以省钱了嘛，能做到不花一分钱就回成都，那也算是好事一件。为保险起见，赶紧往回走。
       当我返回到夹江公路，一眼就看见：在公路三岔路口旁边的那个小饭馆门前，停着一辆乐山粮食局汽车队的大卡车，看见后面的车厢有半车装满粮食的麻袋包，没有看见司机。
       正巧在此时，偶遇上了我们班上的韩和平，还有同校68级1班的一个同学，他们的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反正是买火车票的钱凑不够了。也想搭便车回成都。正好目标一致，困境相同，又是过去的同校和同班同学。大家凑在一起，当然必须得互相照顾，有事也好商量，于是我们三人便结伴而行。
我们当时看得很清楚，这辆大卡车的车头是冲着成都方向的。也就一点儿也不敢耽搁，毫不迟疑地爬上了这辆卡车的车厢。
      功夫不大，卡车司机来了，他抬头看了看车厢里坐着的几个搭车人，也没有问问你们几个想要上哪儿，便直接打开驾驶室的车门，发动了汽车，倒车，转动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车不去成都，而是直奔乐山了。
       这下更糟了。我们三个人身上本来就没有多少钱，现在不仅回不了成都，反到被拉到乐山，身上的钱可就更不够用了。最要命的是车已经开了，这位卡车司机开车的速度很快，没到半个小时。卡车就稳稳当当地停在乐山粮食局的大门口。
       这下兄弟几个都踏实了。不管我们是否情愿到乐山，反正现在人已经站在乐山的大街上。事已至此，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既然来到了乐山，那就先找地方住下来，既来之则安之吧。
       我们毫无目标地漫步在大街上，走过两条街，拐进一条小巷子，走进一家小旅店。三个人一个房间，平均一人三角钱。住的问题解决了。
       经过这番折腾，再说肚子也饿了，我们走出小旅店，在一个小面馆，每个人吃两碗面条，各自用了二角四。我们这三个人，谁也没有到过乐山，下午外面娇阳似火，晒得马路上直冒烟，走在路上烫得双脚跳。身上谁也没有多少钱，加之今天如此这般地折腾，谁也无心再转大街，逛商店。
       吃完面条以后，就匆匆回到小旅店，躲在房间里玩扑克。旅店里的住店的人不多，两个年青的服务员悠闲地来到我们的房间，和我们一边打着扑克，一边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着乐山的大佛等特色景点，这些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
       按照旅店服务员给我们推荐的线路，第二天一早，我们漫步来到岷江岸边， 踏上渡江的木船，经过岷江与大渡河的交汇处，先转乌尤寺，然后再去参观乐山大佛。甭管我们身上有钱无钱，别问我们的心情如何，我们最起码的，总算是来了一趟乐山，在岷江上坐着渡船，瞻仰着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这也算是不虚此行。
      下了山离开了大佛，该回旅店准备返回成都了。身上的钱越用越少，要坐渡船过江，不是还要花钱吗。能不能再省一点呢？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踏上渡船，就挽起衣袖，主动帮船工们干活，在甲板上帮着抬跳板，解绳缆，整理杂物。
       一位老船工把我们三人拉到一边，笑着对我们说：“年轻人，包包头莫得钱了哈？”
       我们三人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位船工也笑了。接着又说：“行了，不要你们干活了，我们不收你们过江的船钱就是了。”我们当即向船工们表示感谢。
       过了江，下了渡船，我们回到小旅店，结完账后，又得顶着酷热的骄阳，踩着滚烫的地面，漫无目标的走在乐山大街上。怎么办，我们怎么回成都，身上的钱都快用完了。我们开始着急了。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三人又转游到乐山粮食局的大门口，争取在那儿找机会，设法搭车回成都。
       工夫不大，大门里开出一辆装着半车粮食包的大卡车，我们三人马上凑过去，一起央求这位司机师傅行个方便，让我们搭车回成都。这位师傅为难地告诉我们：“今天这趟车不去成都，我只是到彭山县的太和镇。”
        “要得，要得。”我们满心欢喜地答道。因为到达彭山太和，离成都也就只有百把公里了，毕竟是离成都越来越近了。走一截算一截吧。
       于是我们三人迅速爬上了这辆大卡车，这位司机真是说话算话，把我们一直拉到彭山县太和镇的场口，大卡车停了下来。
       司机打开了车门，转过身来对我们说：“也只能把你们送到这儿了。我跟到马上要赶到镇里面卸货，货卸完以后还要返回乐山，如果你们改变主意再到乐山，我可以把你们再拉回乐山。这个没得问题。”
      我们赶紧行动，一边向卡车司机师傅说着感谢的话，一边快速爬下卡车，向司机师傅挥手告别。
      在彭山县太和镇口的公路上，我们遇上了来自青神、仁寿、眉山等地的十几个成都下乡知青，他们都是要回成都的。加上我们三个人，一下子就聚集了近二十来个人，人多了，我们的主意也多，胆儿也就大了。
       俗话说，人多为王，狗多为强。
       大家准备在公路上拦车。其中一个素不相识的高个子知青对我大声说：“我们几个躺在公路中间拦车，你的个头小，出不到啥力气，就在旁边帮忙给看到起，如果汽车敢从我们身上压过去，你就把车号记下来。到公安局去告他们。”
      工夫不大，公路尽头卷起一团灰蒙蒙的尘土，随着一阵铛铛铛的柴油汽车抖动声，一辆红岩牌重型载重翻斗大卡车快速开过来，看见公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人，他们已经把路给彻底拦断了，卡车想开过去已经根本不可能了。
      卡车司机被迫把车停在公路边。看见这辆大卡车刚刚停下，我们这帮人一拥而上，立即把车头团团围住，纷纷央求这位司机能搭我们回成都，可这位司机却坚决不答应。他不但不同意让我们搭车。而且还非常愤怒地向我们大声吼叫着，要我们马上滚。滚得越远越好。
       我们极不情愿地转过身，慢吞吞地离开这辆红岩大卡车，我走在最后，用一种不甘心失败的腔调，气急败坏地大声喊起来：“是，是，你是老工人，你是老党员，你觉悟高，您坚持原则，你都对完了。说得不好听，弄得不好，你也有下乡当知青的子女，说不定你当知青的儿女们和我们一样，还不晓得在哪儿遭罪呢！”
       不料我脱口而出的这几句话，语音还未落。就听得这位司机师傅在我们的身后，猛地大喝一声：“站住！都给我站住！谁都不能走。你们这帮人说破大天，一句话通到底，不就是想要搭车回成都吗？废话少说。上车！”
       于是乎，这二十来个知青纷纷掉转身，猛跑几步，把大卡车团团围住，各自用手抓住车厢板，蹬着直径超过一米的大轮胎就往车箱上爬。
       我的双手刚触摸到大箱板，就被这位卡车司机师傅拎着衣领把我揪了出来。此刻我真害怕了，唯恐这位开卡车的司机师傅不准我搭车，一旦把我一个人撂到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后果岂不是更惨了。慌乱中我一边挣扎一边急忙狂喊道：“别拉我！别拉我！放开……”
       卡车司机笑了：“你过来。跟我坐驾驶室，不消去管他们，用不着跟他们去挤车厢板。”
       当我钻进驾驶室，坐好位子，关上车门。
        卡车司机对我说：“你这个小子，嘴巴太嚼了。刚才你最后的那几句话，的 确把我给刺痛了。我真还有三个子女，两男一女，都下在西昌。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受的罪只能比你们多，不会比你们少，什么都不说了。好了，啥都不说了。但有句话，我必须要和你说清楚，你们有那么多人，总不可能让我把你们一个一个地挨个送回家吧？到成都后，我把车停在哪儿最合适，好方便你们尽快回家。”
       我很感激地说“谢谢师傅了，我们这帮知青住在成都市的各个方向，具体我也说不清楚，麻烦师傅干脆就拉到人民南路广场，在广场边停车后。大家各奔东西就满不错了。”
       卡车司机师傅也笑着答话：“那就依你所言，我干脆就停到人民南路广场，你马上打开车门，跟后面的那帮小兄弟们说一下停车地点。还要他们配合一下，路过检查站之前，要他们一定要弯下腰，不要让检查站的人发现了，千万不能再给我添麻烦。”
       我打开车门转过身体。向驾驶楼后面喊话，把司机师傅的原话转告给车厢里的那些知青兄弟们，后面车厢里顿时爆发出一片万岁的欢呼声。  
       再往后，后边的过程就简单得多了，卡车司机师傅发动了汽车，按照他所说的，一言九鼎，说话算话，把我们一直拉到了人民南路广场。
       车刚停稳，二十几个知青就从卡车车厢板上翻出来，跳到地面上，向这位司机师傅纷纷道谢，挥手告别。我也站在卡车驾驶室的脚踏板上和这位司机师傅握手，关好车门，敬礼，挥手告别。
       当我回到家，天就要黑了。晚饭后，我把身上所剩下的钱集中摆到桌面上，挨个再数了数，那几个零分硬币不算，还有一元二角钱，我的个天，这两天的一路上起落跌宕，弄得实在是太悬了，假设再耽误一天，那可能就真的走不到路了。
       当我静下心来清理带回来的东西，把从生产队里带回来的那件一直没舍得穿 的衬衫打开，发现衬衫的衣兜口被用白线缝死了，打不开，衣兜里装着一叠硬纸块，我好奇地用大针挑开这件衬衣兜口上的线，从衣兜里竟然拿出了三张十元大团结票面的人民币。
      原来是妈妈怕万一我钱用完了，一时半会儿要受憋，采取的备用措施。但是妈妈没有告诉我，那件衬衫我一直没舍得拿出来穿，所以我不可能知道，在那里还藏着三大三十元钱。
       在那个年月，身上能有三十元钱，已经算是数目相当不小的一笔巨款了。如果早知道，这新衬衣里还有三十元钱大票在那里垫着底，我根本就没必要找队长，专门请这趟假回家了。
       几天后，在我辗转回到生产队的第三天，正逢赶场天，我想上街赶个场，顺便理个发，高高兴兴地从队里出发，到罗坝去赶场。就在罗坝街上，意想不到地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
       请看下一节《上街赶场》

龙行天下

辛辛苦苦薅秧子，
来回三趟任务支，
请假回家路上乱，
到家才感真踏实。

石建华

                                       上街赶场
      1969年7月里的一天，此时正逢农历6月的赶场天，稻田里的禾苗正望雨淋，秧田里的草已经薅完三遍了，这段时间全公社所有的生产队里基本上都是处在农闲季节，今天的阳光照在身上，不像往日那么火辣辣的。
      乡间通往罗坝场镇的各条石板路上，络绎不绝地出现了很多人，他们三五成群地相约着、一拨又一拨地到罗坝场上去赶集（这里都称为赶场。依照当地的习俗习惯，每逢农历的二、五、八都是当地的赶场天，每逢赶场天，当地村民都可以到集市上，不需要缴税款，就自由地卖出自己的农产品，买进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物资交换。）。
       这一路上，我看到了很多好长时间没有见面的校友和同学们，大家都要去赶场，相互之间打着招呼，知青们一见面，总会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题，5里多的石板路就从我们的脚下不知不觉地溜了过去。   
    罗坝场街上的人不知道都是从哪儿来的，实在是太多啦，在街道上根本走不通，到处都是人挤人，背篼抵背篼；所有来罗坝的农民都想趁着赶场的机会，添置一些农具，再买点自家过日子所需要的小东小西。卖鸡蛋的，卖蔬菜的，买卖杂货，买卖农具等各色人流，已经挤满了整个罗坝场的街道。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此刻，就是天老爷马上下场暴雨，这里的地皮也不会打湿的。
       几乎所有的知青都是一，赶场的第一个目标基本上都是公社的办公大院，（号称大院其实就是一个不到200平方米的院子，里面包括公社的6间办 公室和一个大会议室，另外还有一个公社办公人员的食堂，靠近门口的右侧是一个用来开大会的礼堂。）第二个目标就是邮电局。
      一波又一波的知青们涌进了公社大院，又有一波又一波的知青们挤出了公社办公大院。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喜欢把公社的大门口，当成了他们理想中汇合的最佳联络点，人流从不间断。在赶场天，进进出出的知青们，能把公社门口的地皮踩下去好几公分。
      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真是够辛苦的，每逢赶场天，几乎都成了接待员，和这些一群又一群的知青们不厌其烦地谈论着千篇一律的话题，通过谈话了解知青们的思想动态，鼓励知青们在农村要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个办公室的桌面上和地下经常是一次又一次地堆起了一堆香烟头。特别是赶场天，这个办公室里经常是香烟缭绕，香火不断。
       邮电局的门口则出现了另一番景象，知青们挤进了邮电局的小木门，在柜台前买邮票、买信封，填写信封的，往邮筒的口里塞平信的，还有在柜台前办理寄挂号信的，知青们挤满了这个邮局的小木屋。大部分都是给家里的父母寄信，寄信的内容大体上都差不多，基本上向自己的父母报平安，无非都是说在农村里一切都好，希望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放心，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话。
      邮电局里有寄信的，也有取挂号信的，还有的是来查一查有没有来信的。还有不少的知青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收不到家里的来信，而想来给邮电局的工作人员提意见的。
       其实这又能怪得到人家邮电局吗？那时候，在下放到公社的所有知青中还有  不少的人，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原因，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被发配到什么地方去了，当子女的长时间远离成都独自处在洪雅县罗坝公社，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长时间又得不到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消息，谁又能不着急上火呀……
       我在邮电局寄完了信，刚刚挤出邮局这个深绿色的小木门，就看见街上的人们纷纷都向一个场口跑去，我好奇地随着拥挤的人流来到了场口，远远地就看见了一个小个子的男知青，正从场口向公社办公大院后面的渡船方向慌慌张张地拼命逃跑，在他后面紧跟着一股潮水般的人群，起码有上百人的农民和知青都在追他。
       在追击的人群中不断地有人高喊着：“抓住他，他抢鸡蛋不给钱，还打人！”我当时也被卷入了追击的人群。不大工夫，这个知青就被愤怒的人群团团包围在青衣江边的渡船旁。
       突然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支黑乎乎的手枪，握在手里，黑森森的枪口对着周围的人群，不停地挥舞着，要大家马上散开，立刻放他走。这个知青前面，顿时出现一个直径大约有3到4米之间小范围的圆形空地。
      可他只注意到前面，没有顾及到背后。
      就在他的背后，一个转业军人悄无声息地赶上来，飞起一脚，就踢飞了他的手枪，这支乌黑发亮的小手枪，沿着一条看不见的圆弧线飞到青衣江里，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手枪在青衣江水面上打了几个旋涡以后，居然晃晃悠悠地漂了起来。
       这落在水里还能漂起来的枪，还能算是真枪吗？顿时间又激起在场所有人的更大愤怒，大家一拥而上，这个知青随即被连推带打地弄到了公社。我也被愤怒的人流簇拥着，被卷进了公社办公大院。
       这个知青我们也都见过面，只不过他不是我们32中的，而是成都28中的知青，至于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大队的知青，我实在是想不起了。平时在罗坝街上时不时地常见面，彼此之间也就是点点头，没说过话。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接触。
      也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在当时就把我留下来，要我参加审讯这个知青。
       通过初步审理，我基本弄清楚了整个事件的主要经过：
这个知青的父母在原单位上，过去都是负责干部，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双双都被押送到一所远离成都，在地处偏远的一个五七干校，去接受监督劳动去了。在五七干校里只管吃饭，工资减半，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和妹妹，生活无着落，被迫到处流浪，经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靠着吃百家饭混日子。
       这个知青打算趁这段农闲时间回成都，去看看无依无靠的弟弟妹妹，顺便也给弟弟妹妹买点东西，带点鸡蛋回去，因为没有钱，又不愿意向同学借，（其实，在同学们之间，谁也不会有多少钱，大家都难啊。）而且在同学们之间绝大多数都没啥钱，所能借到的那几个钱寥寥无几，根本解决不到任何问题，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铤而走险，动手抢了农民的鸡蛋，结果铸成大祸。他也亲身领教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事情经过初步调查，基本属实。我将调查的情况向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做了书面汇报，会议主持人把我审查的结果在会上讲述了一番之后，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沉默了。
       杨社长和周部长相互对了一下眼神，便相继走出了会议室，过了好一阵才回来。
       杨社长站在会议室的桌前，激动地大声宣布：“这个知青所犯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他应当得到严厉的处分，至于给他什么处分，关键要取决于他对错误的认识程度。今天就暂时不做处理。但是他必须在公社写检查。什么时候认识上去了什么时候再做处理。”
       说到这里。他心情沉重地低着头，艰难地抬起手臂，用唯一的一只手，从自己的衣袋掏出一张10元的人民币，轻轻地放在桌面上。站在旁边的武装部的周部长，也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翻出一张10元的人民币放在桌子上，和刚才的那张一张10元的人民币重叠着，放在一起，大家有点楞了，好像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过了好一会儿，我好像明白了什么，把今天赶场带的五元钱除了寄信，剩下的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推到那两张十元人民币旁边。于是大家也开始明白了什么。谁也没有说话，会议室里的所有的人，纷纷都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钱放在桌子上，桌子上的人民币很快汇集了一大堆。
       周部长把堆在桌子上的那些钱大致数了一阵，然后从一面靠近窗口的文件柜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把这些钱全部装了进去，当着大家的面封好信封，摆在桌子上。
       随即周部长抄起桌上的手摇电话机，给街上的邮电局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要他们马上来个人。到公社会议室来办理一个特殊快件邮寄。
       这时候，杨社长的双眼巡视着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心情非常沉重地说：“同志们，这个知青所犯下的错误的确是遭人恨。但是，他的弟弟妹妹在家里生活无着落，的确又令人心酸，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祖国的下一代吗？为了孩子们。我们给他寄回家去，做他的弟弟妹妹们一点儿生活费。也好让孩子们能吃上几顿饱饭。在这个年月里，国家也很难啊，老百姓的日子都很艰难，你们这些知青就更不容易啊。”
      这个会已经开到了这个份儿上，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受，所有到会者的眼睛都湿润了……
       当我们把这个正式决定通知这个知青的时候，这个知青顿时哭了。
他哭得那样动情，哭诉得那样涕不成声，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所有在场人的心灵。是啊，人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当我们看到这个知青哭成泪人一般，我们的眼泪也充满了眼框，就连在公社院子里，几只低空盘旋的燕子，它们也一直都围在我们这群人的头顶上打着盘旋直转着圈。久久不忍离去。
       在返回生产队上的路上，老远就能看到我的小木屋旁边的那片竹林，高高竹林下面的那条小路尽头，有一个井台。井台上面不远处的坡顶，就是我的小木屋。就要回到我的小木屋了。
      我站在三堰口旁那棵大黄果树下的青石板桥上，静静地欣赏着：夕阳西下的小河两岸，嫩绿夹杂着青黄色的层层梯田，还有那些随着微风摇摆不定的树枝倩影，天上漂浮不定的彩云，勾勒出一幅绝妙的风景画。我双手向前伸直，用食指和拇指比划着构成一个方框框，用想像中的照相机，假想能把这美景拍下来。
       透过这个方框框，观察到河面倒影中的我，头发好像有点乱，下意识地用手把遮住眉毛的几缕头发向旁边抹了一下，就是这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使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的确给忘了。
      今天是逢场天，原本打算是要上罗坝街上理发的。可是，今天我在罗坝场街上呆了整整一天，就被那个知青抢鸡蛋的事情搞得头昏脑涨，居然忘记了理发。看来也只能是等下次赶场再说了。
       我信步走过三堰口的青石板桥，绕过桥边那棵巨大的黄果树，在这返回生产队的田坎小路上，慢悠悠地闲溜达着，一路上观赏者太阳将要落山的美丽画面，看着红色的晚霞发出的强烈光芒，兴致勃勃地观赏着广阔田地里夕阳落日的景观，随意哼着小调跨进了从来没有关过的大门。
       出乎意料地发现：我的小木屋门前的嗮坝里，站着几个我们学校的知青，他们拿着两只鸭子，一大块猪肉，还有一些胡豆等。说是要在我这里打平伙。我刚一跨进大门，他们几张嘴向我一起开火，这几个人把我好一顿埋怨。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你咋个才回来，我们等你等得你好苦哟。”
我赶紧掏出钥匙，忙不迭地打开房门，赶快把这帮同学们让进屋。大家一窝蜂般来到厨房，一起动手，七手八脚地开始忙开了。
       这顿晚饭，大家吃得时间可就长了，好不容易碰到一起，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七嘴八舌不停口，边吃边聊，一直聊到深夜间。这时候，我的小木屋对面不远的山岗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地喊话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请看下一节《抓空降特务》

石建华

                                      抓空降特务
       1969年7月下旬，是我下乡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的第七个月。乡下的田野里到处是一片望不到边泛着青黄色即将成熟的水稻，广阔的田野上，到处散发着稻谷已经灌浆的清香气息。此时正是农闲时节。
       这天逢场，我回到生产队里，就遇上我们学校里的几个知青赶场回来，路过我们生产队，聚在我的小木屋里打平伙，厨房的大锅里，乱七八糟地煮上一些刚成熟的玉米，在加上一些土豆，我也忘了问那两只鸭子是谁拿来的，反正都在一锅烩，再填点煮熟的胡豆和花生。还有人从光荣五队（黄庙场，除了在上山的出场街口，开始爬坡的地方，倒是有一个三人多高的青石雕刻的十字架，除此以外，我再也没见过什么庙。这个堪称黄庙的庙址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仍是一个谜。据传说多少年以来，这个地方的地名一直就叫黄庙场。至于为啥要叫黄庙场，一直问不出个所以然。）的代销点弄来一些烧酒（当地小作坊自产的原度酒，八毛钱一斤），大家开开心心的围坐在小长条桌前，美美地聊着天吃着晚饭。
      大家都是从一个学校里出来的同学和校友，又是一个公社的知青，彼此之间一直都很熟悉，谈起知心话来也是无所顾忌地滔滔不绝。我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喝着酒，一边漫无边际的追述着学校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点点滴滴有趣的旧闻，一边谈论着我们知青的未来，议论着社会及国家的将来，更多的是在探讨着我们知青自己将来的命运。不知不觉地就到了深夜。
       此时此刻，一个同学突然把话题转向我的好朋友陈永华，在我的小饭桌上，那个知青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陈永华下乡的大致经过。我总算是得到了陈永华的确切消息：
       原先他在学校，和我一起，同时报名随着学校统一下乡到洪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且分到一个生产队。他回家以后，就把学校知青下乡的安排情况给他父母讲过了，他的父母却以陈永华的眼睛视力不好为理由，不要他下乡，先把他弄到重庆老家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成都，后就一直躲在家。
       他真正算得上是个乖孩子，在这段期间。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带弟弟妹妹，帮家里做家务，买菜，啥活儿都干，就是不下农村。
       学校里的工宣队、解放军军训团、校革委会的领导，还有街道上的干部们，他们真正地兑现着诺言，做到了要花大力气。长期以来，几个月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向陈永华的父母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动员，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去两三次，轮番不断地到他们家，不厌其烦地给陈家父母和陈永华做动员，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最终目的就是，要动员陈永华下农村，接受再教育。
       陈永华父母单位上的人也经常派人来做陈永华父母的思想动员。
陈永华弟弟妹妹的学校，也跟来凑上了热闹，组织一帮中学生们，隔三差五地来到陈永华的家门口，敲锣打鼓地动员陈永华下乡。
       在那段时间里，陈永华的全家，基本生活顺序完全被打乱套了，由于长期以来接连不断的精神疲劳轰炸，弄得陈永华一家人实在是招架不住了，万般无奈，被迫同意要陈永华下乡当知青。
       但当年洪雅罗坝公社的接收知青指标已经完成，陈永华不可能再来罗坝公社当知青，也就只能服从分配，被胸佩大红花，拉上大卡车，敲锣打鼓地送到洪雅县的联合公社当知青了。真是躲得到初一，躲不过十五，陈永华躲了整整七个月，还是没有躲脱那个当知青的命运。
      早晓得当知青是躲不过嘛，那当初还不如不躲。至少还可以落得个积极下乡的好名声。
       得知了这些情况，对当时不辞而别离我而去的这位好朋友，此时此刻，在我内心里，也分辨不清楚：到底是同情他的成分多一些，还是解恨的成分更多一些。听着那个同学绘声绘色的描述，看着他随着叙述而发生的面目表情变化，心里真是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描述此刻心情……
       就在这时候，就听得生产队长突然在很远的山岗上用力呼喊着什么，我的隔壁房东民兵排长立刻奔向我的小木屋旁边的小田坎高坡上，仔细地听了一阵。也同样非常大声地回答道：“晓得了，我们马上过来。”
       说话间就来到我的房间里满脸严肃地说：“刚才接公社通知，在光明大队发现了空降特务，公社要求全体基干民兵紧急集合，立刻去增援。马上出发，大家都带上长短武器。”
       我这时候真的有些慌神了：“要抓特务，还要带武器。我们哪儿有啥子武器嘛？”
民兵排长脸上带着一丝笑容，胸有成竹地说道：“武器，在你的门背后就有嘛。”
       我慌忙拉开房门，从门后抓起那把5斤重的锄头扛在肩上，就跟随着民兵排长，一路小跑步来到生产队的库房，生产队里的全体基干民兵都在这里集结完毕，民兵排长带队，我们这队基干民兵在皎洁的月光下，如同离玄的箭，沿着田野间一条蜿蜒起伏的石板路，向着光明大队快速运动。刚才和我在一起吃饭的那几个知青，也从我的小木屋里拿出扁担，砍柴的长木柄铁弯刀、拎着绳子等家什，主动参加了今天的特别行动。
       这时候的深夜，伸手不见五指，在我们基干民兵行进的队列里，有拿手电筒的，有举着火把的，所有的人手里都握着一把锄头或者是砍柴用的木柄铁制大弯刀。
      越靠近光明大队，我们愈发感觉到当时气氛之紧张，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看到，光明大队各个路口和每一条田坎小路，都已经被手持弯刀的基干民兵们严密封锁了，不论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
       还有来自不同大队和生产队的基干民兵，从各个方向正在源源不断地飞奔光明大队，整个原野的夜空，到处晃动着手电筒照射出耀眼的光亮，还有那无数用稻草拧成的燃烧着的火把光亮，把整个大地都照亮了。这时候只见光明大队背后的高山上，也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的火龙，从山上往山下飞速下降。
       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站在里我们不远的一个田坎路口上，大声地指挥着，“大家尽量往前靠，缩小包围圈。”
       这时候的包围圈已经压缩到与那棵大树直径距离不足50多米的圆形空间范围。以这棵大树为中心，形成的包围圈愈来愈厚，可以这样说，方圆5里路以内的所有路口都已经被封锁起来，别说是人了，就连一根虫子也别想爬出去。  
       就着夜间手电筒和橘黄红色的火把光亮，远远望过去，只见那棵大柚子树的树枝下挂着一团白花花的东西，树枝上还有一个人拿着想必是手电筒之类的物体，一会儿往天上照照，一会儿往地下照照。
       因为是夜间，情况搞不清楚，谁也不能贸然行动。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下达了命令：“大家原地坚守，任何人都不要擅自行动。等到天亮再发起攻击。”
      于是以这棵大树为中心的包围圈愈来愈厚，往这里聚集的人愈来愈多。看样子，全公社所有的基干民兵，大概都聚到这里来了。在场的所有人耗在这棵大树的周围，整个光明大队处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充满着一触即发的火药味。各自为了显示坚定正确旗子鲜明的阶级立场，谁也不愿意休息，大家已经都和这棵大树上的人较上劲了。
       天已经麻麻亮了，大家的确都看清楚了，这棵柚子树上确定就只有一个人，于是乎大家也就顾不得再等周部长下达进攻的命令，有很多人纷纷从地上站起来，挺直了腰，向着那棵柚子树蜂涌而上，主动发起了冲锋。大家七手八脚地冲上前去，有三五个人迅速爬上了树，越来越多的人冲到了大树底下，结结实实地靠近了目标，没有费多大的功夫，树上的那个人就被抓了下来。   
      当一大群基干民兵一路上大声地呼喊着，押解着这个人从我面前经过，我看了被押解的那个人一眼，突然忍不住笑了，有不少人问我“你在笑啥子？”此时我已经笑得喘不过气来，根本顾不上回答任何人的问话。
      和我一起来的那几个知青也忍不住都笑了。
      看着那群基干民兵把这个人押到周部长面前，不一会儿我就听见，周部长情不自禁地也发出了无可奈何的苦笑声：“你这个狗特务算是把我们坑苦了，看我以后该咋个收拾你。”
      原来这个人（当时被当成了特务）我们都认识，只不过就是成都28中下放到光明大队的一个知青。他哪儿算得上什么特务，而且还是一个空降特务。这误会弄大了。
       既然他是个知青，又为什么被当成了空降特务呢？
       原来，这个知青是想趁着这些天队里农闲，回成都去看望他的奶奶，他的奶奶很喜欢吃柚子，偏巧，这个生产队里就有一棵很大的柚子树，而且这时候树上正结满了柚子，柚子也正是成熟时期，他打算带几个带回成都去孝敬自己的奶奶，但又害怕队长不同意。想在晚上偷偷地上树摘几个。
夜深人静以后，他悄悄爬上树，把一个白床单的四个角绑在树枝上，人就站在高一点的大树枝上，先用手电筒照着找树枝高处看哪儿有柚子，照准了爬上去，摘下来，再照照树下的白床单，瞄准了目标，照准了，对着白床单用力扔下来。因为眼睛视力不好，动作不可能快，摘的柚子不多，耗费的时间倒是很长。
       大概正是他在树上的一连串动作被夜里起来喂牛的队长看见了，远远望过去，系在树枝上的白床单被看成了降落伞，至于那上下反复照射的手电筒光亮，顺理成章地被当成了空降特务与天上飞机联络的信号。
      这位生产队长同志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了充分体现他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无限忠诚，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公社做了紧急报告。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包括公社所有的领导和大队、生产队的所有基层干部，在阶级斗争大事大非的问题上，谁也不敢含糊，立即通过有线广播进行紧急动员，罗坝公社的全体基干民兵，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以各自的生产队民兵排为单位，迅速紧急集结，连夜急速奔袭包围光明大队。
       至于树上的这位知青兄弟。
       我想他肯定也发现了这个如此强大的包围圈，他为什么又不想法逃跑呢？经过审问，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他的想法更是简单的令人啼笑皆非：要等大家都走了以后他才下树来，大家既不走也没有来抓他，那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再摘他几个，能摘几个就算几个，反正也不能干闲着，不摘白不摘。
       这就构成了在全公社范围内抓捕空降特务的人民战争。
       在路口，和同学们握手告别以后，回到队里，躺在我的小木屋板床上，睁着一双眼睛，无聊地望着糊着陈旧报纸的墙壁和屋顶，浏览那些报纸上断断续续的文字，真想找点像样的书来看。可就是找不到啊。
       下乡期间，我也曾经多次溜进公社的办公室，悄悄地拿几张报纸带回小木屋，如饥似渴地反复翻阅着，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们把报纸都当成宝贝，互相传阅。最后一个人看完之后，便当做饭引火的烧火材了。
       请看下一节《没有书的日子真难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