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

龙行天下

赶场实在太热闹，
帮助知青众人到，
树上知青摘柚子，
被当特务抓得笑。

石建华

                                     抓空降特务  
      1969年7月下旬，是我下乡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的第七个月。乡下的田野里到处是一片望不到边泛着青黄色即将成熟的水稻，广阔的田野上，到处散发着稻谷已经灌浆的清香气息。此时正是农闲时节。
       这天逢场，我回到生产队里，就遇上我们学校里的几个知青赶场回来，路过我们生产队，聚在我的小木屋里打平伙，厨房的大锅里，乱七八糟地煮上一些刚成熟的玉米，在加上一些土豆，我也忘了问那两只鸭子是谁拿来的，反正都在一锅烩，再填点煮熟的胡豆和花生。还有人从光荣五队（黄庙场，除了在上山的出场街口，开始爬坡的地方，倒是有一个三人多高的青石雕刻的十字架，除此以外，我再也没见过什么庙。这个堪称黄庙的庙址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仍是一个谜。据传说多少年以来，这个地方的地名一直就叫黄庙场。至于为啥要叫黄庙场，一直问不出个所以然。）的代销点弄来一些烧酒（当地小作坊自产的原度酒，八毛钱一斤），大家开开心心的围坐在小长条桌前，美美地聊着天吃着晚饭。
      大家都是从一个学校里出来的同学和校友，又是一个公社的知青，彼此之间一直都很熟悉，谈起知心话来也是无所顾忌地滔滔不绝。我们一边吃着饭，一边喝着酒，一边漫无边际的追述着学校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点点滴滴有趣的旧闻，一边谈论着我们知青的未来，议论着社会及国家的将来，更多的是在探讨着我们知青自己将来的命运。不知不觉地就到了深夜。
       此时此刻，一个同学突然把话题转向我的好朋友陈永华，在我的小饭桌上，那个知青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陈永华下乡的大致经过。我总算是得到了陈永华的确切消息：
       原先他在学校，和我一起，同时报名随着学校统一下乡到洪雅，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且分到一个生产队。他回家以后，就把学校知青下乡的安排情况给他父母讲过了，他的父母却以陈永华的眼睛视力不好为理由，不要他下乡，先把他弄到重庆老家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到成都，后就一直躲在家。
      他真正算得上是个乖孩子，在这段期间。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带弟弟妹妹，帮家里做家务，买菜，啥活儿都干，就是不下农村。
       学校里的工宣队、解放军军训团、校革委会的领导，还有街道上的干部们，他们真正地兑现着诺言，做到了要花大力气。长期以来，几个月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向陈永华的父母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动员，他们每个星期都要去两三次，轮番不断地到他们家，不厌其烦地给陈家父母和陈永华做动员，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最终目的就是，要动员陈永华下农村，接受再教育。
       陈永华父母单位上的人也经常派人来做陈永华父母的思想动员。
       陈永华弟弟妹妹的学校，也跟来凑上了热闹，组织一帮中学生们，隔三差五地来到陈永华的家门口，敲锣打鼓地动员陈永华下乡。
       在那段时间里，陈永华的全家，基本生活顺序完全被打乱套了，由于长期以来接连不断的精神疲劳轰炸，弄得陈永华一家人实在是招架不住了，万般无奈，被迫同意要陈永华下乡当知青。
       但当年洪雅罗坝公社的接收知青指标已经完成，陈永华不可能再来罗坝公社当知青，也就只能服从分配，被胸佩大红花，拉上大卡车，敲锣打鼓地送到洪雅县的联合公社当知青了。真是躲得到初一，躲不过十五，陈永华躲了整整七个月，还是没有躲脱那个当知青的命运。
       早晓得当知青是躲不过嘛，那当初还不如不躲。至少还可以落得个积极下乡的好名声。
       得知了这些情况，对当时不辞而别离我而去的这位好朋友，此时此刻，在我内心里，也分辨不清楚：到底是同情他的成分多一些，还是解恨的成分更多一些。听着那个同学绘声绘色的描述，看着他随着叙述而发生的面目表情变化，心里真是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描述此刻心情……
      就在这时候，就听得生产队长突然在很远的山岗上用力呼喊着什么，我的隔壁房东民兵排长立刻奔向我的小木屋旁边的小田坎高坡上，仔细地听了一阵。也同样非常大声地回答道：“晓得了，我们马上过来。”
      说话间就来到我的房间里满脸严肃地说：“刚才接公社通知，在光明大队发现了空降特务，公社要求全体基干民兵紧急集合，立刻去增援。马上出发，大家都带上长短武器。”
       我这时候真的有些慌神了：“要抓特务，还要带武器。我们哪儿有啥子武器嘛 ？”
       民兵排长脸上带着一丝笑容，胸有成竹地说道：“武器，在你的门背后就有嘛。”
      我慌忙拉开房门，从门后抓起那把5斤重的锄头扛在肩上，就跟随着民兵排长，一路小跑步来到生产队的库房，生产队里的全体基干民兵都在这里集结完毕，民兵排长带队，我们这队基干民兵在皎洁的月光下，如同离玄的箭，沿着田野间一条蜿蜒起伏的石板路，向着光明大队快速运动。刚才和我在一起吃饭的那几个知青，也从我的小木屋里拿出扁担，砍柴的长木柄铁弯刀、拎着绳子等家什，主动参加了今天的特别行动。
       这时候的深夜，伸手不见五指，在我们基干民兵行进的队列里，有拿手电筒的，有举着火把的，所有的人手里都握着一把锄头或者是砍柴用的木柄铁制大弯刀。
      越靠近光明大队，我们愈发感觉到当时气氛之紧张，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看到，光明大队各个路口和每一条田坎小路，都已经被手持弯刀的基干民兵们严密封锁了，不论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
       还有来自不同大队和生产队的基干民兵，从各个方向正在源源不断地飞奔光明大队，整个原野的夜空，到处晃动着手电筒照射出耀眼的光亮，还有那无数用稻草拧成的燃烧着的火把光亮，把整个大地都照亮了。这时候只见光明大队背后的高山上，也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的火龙，从山上往山下飞速下降。
       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站在里我们不远的一个田坎路口上，大声地指挥着，“大家尽量往前靠，缩小包围圈。”
       这时候的包围圈已经压缩到与那棵大树直径距离不足50多米的圆形空间范围。以这棵大树为中心，形成的包围圈愈来愈厚，可以这样说，方圆5里路以内的所有路口都已经被封锁起来，别说是人了，就连一根虫子也别想爬出去。  
      就着夜间手电筒和橘黄红色的火把光亮，远远望过去，只见那棵大柚子树的树枝下挂着一团白花花的东西，树枝上还有一个人拿着想必是手电筒之类的物体，一会儿往天上照照，一会儿往地下照照。
       因为是夜间，情况搞不清楚，谁也不能贸然行动。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下达了命令：“大家原地坚守，任何人都不要擅自行动。等到天亮再发起攻击。”
      于是以这棵大树为中心的包围圈愈来愈厚，往这里聚集的人愈来愈多。看样子，全公社所有的基干民兵，大概都聚到这里来了。在场的所有人耗在这棵大树的周围，整个光明大队处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充满着一触即发的火药味。各自为了显示坚定正确旗子鲜明的阶级立场，谁也不愿意休息，大家已经都和这棵大树上的人较上劲了。
天已经麻麻亮了，大家的确都看清楚了，这棵柚子树上确定就只有一个人，        于是乎大家也就顾不得再等周部长下达进攻的命令，有很多人纷纷从地上站起来，挺直了腰，向着那棵柚子树蜂涌而上，主动发起了冲锋。大家七手八脚地冲上前去，有三五个人迅速爬上了树，越来越多的人冲到了大树底下，结结实实地靠近了目标，没有费多大的功夫，树上的那个人就被抓了下来。   
      当一大群基干民兵一路上大声地呼喊着，押解着这个人从我面前经过，我看了被押解的那个人一眼，突然忍不住笑了，有不少人问我“你在笑啥子？”此时我已经笑得喘不过气来，根本顾不上回答任何人的问话。
和我一起来的那几个知青也忍不住都笑了。
      看着那群基干民兵把这个人押到周部长面前，不一会儿我就听见，周部长情不自禁地也发出了无可奈何的苦笑声：“你这个狗特务算是把我们坑苦了，看我以后该咋个收拾你。”
       原来这个人（当时被当成了特务）我们都认识，只不过就是成都28中下放到光明大队的一个知青。他哪儿算得上什么特务，而且还是一个空降特务。这误会弄大了。
       既然他是个知青，又为什么被当成了空降特务呢？
       原来，这个知青是想趁着这些天队里农闲，回成都去看望他的奶奶，他的奶奶很喜欢吃柚子，偏巧，这个生产队里就有一棵很大的柚子树，而且这时候树上正结满了柚子，柚子也正是成熟时期，他打算带几个带回成都去孝敬自己的奶奶，但又害怕队长不同意。想在晚上偷偷地上树摘几个。
       夜深人静以后，他悄悄爬上树，把一个白床单的四个角绑在树枝上，人就站在高一点的大树枝上，先用手电筒照着找树枝高处看哪儿有柚子，照准了爬上去，摘下来，再照照树下的白床单，瞄准了目标，照准了，对着白床单用力扔下来。因为眼睛视力不好，动作不可能快，摘的柚子不多，耗费的时间倒是很长。
      大概正是他在树上的一连串动作被夜里起来喂牛的队长看见了，远远望过去，系在树枝上的白床单被看成了降落伞，至于那上下反复照射的手电筒光亮，顺理成章地被当成了空降特务与天上飞机联络的信号。
       这位生产队长同志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了充分体现他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无限忠诚，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公社做了紧急报告。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包括公社所有的领导和大队、生产队的所有基层干部，在阶级斗争大事大非的问题上，谁也不敢含糊，立即通过有线广播进行紧急动员，罗坝公社的全体基干民兵，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以各自的生产队民兵排为单位，迅速紧急集结，连夜急速奔袭包围光明大队。
       至于树上的这位知青兄弟。
       我想他肯定也发现了这个如此强大的包围圈，他为什么又不想法逃跑呢？经过审问，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更是令人啼笑皆非。
      他的想法简单的更令人嘀笑皆非：要等大家都走了以后他才下树来，大家既不走也没有来抓他，那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再摘他几个，能摘几个就算几个，反正也不能干闲着，不摘白不摘。
       这就构成了在全公社范围内抓捕空降特务的人民战争。
       和同学们握手告别以后，回到队里，躺在我的小木屋板床上，睁着一双眼睛，无聊地望着糊着陈旧报纸的墙壁和屋顶，浏览那些报纸上断断续续的文字，真想找点像样的书来看。可就是找不到啊。
       请看下一节《没有书的日子真难熬》

石建华

                                 没有书的日子真难熬
      在下乡插队落户的那段时间，劳动艰苦点，累点，生活条件苦点，吃的差点都算不了啥，反正当时人还年轻，再苦再累都无所谓，只要能好好休息一下，睡个好觉，第二天体力和精神都会恢复的。最难熬的还是在劳动之余，歇下来没有事情可做。精神上老是空荡荡的，总想能找几本书来看。往脑袋里装点儿东西，总不能在这儿老是无聊地虚度时光。
       在罗坝的场镇上，商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以外，没有其他的书籍可卖。在洪雅县城的书店里也是只有《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还有一些单行本，另外还有一些《新华字典》。更多的是当时流行的各种版本的革命样板戏剧本。这样的书充斥着整个中国，而人民喜闻乐见的书却不好找。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方面的书更是奇缺。稍微好一点的小说，书店里根本没有找不到，就是省市级的图书馆也不会向普通百姓开放。我们这些当知青的，在农村乡下，想要弄到几本好书来看，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1969年的夏季，正逢三伏天，生产队里没有啥事，我到我们光荣一队附近的 友谊一队，在一个我们很熟悉的社员家里做客，无意间，在他家的衣柜脚下，我发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旁边的几双旧解放胶鞋底下还压着一本《欧阳海之歌》，就立刻弯下腰，迫不及待的把这两本书抓在手上，如饥食渴地翻阅着，一边转身征求这位社员：“这两本书，我能不能借回去看？”这位社员脸上露着神秘地微笑，对我大声回答：“好说，好说，就凭你我二人的关系，不要说是借，白送给你也没问题，我家里反正也没有人认字，这两本书还是我在罗坝学校的篮球架底下面捡来的，我本想拿来折小东西哄小娃娃耍的，你要就拿去吧，但你不能白拿，我绝不可能白白地便宜了你，你得给我的小娃娃折点小东西，我好拿来哄娃娃。”我也生害怕他反悔，想趁热打铁赶紧快点把书拿走，口里连声答应着，立马站起身，顺手从立柜下面扯出一张废报纸，对拆几下撕开，折叠了十来个小燕子、小椅子，小船、小飞机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胡乱地堆在一个八仙桌上，算是交差，连忙把这两本书抓在手，疾步越出这家房门，飞快地跑回到了我的小木屋。打开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如饥似渴地读起来。
       常言道，外财不富家。好景不长，一个月以后，我们大队的知青们都到我的小木屋来玩，无意之中发现了两本书，他们立刻疯抢在手上相互传阅，当他们离开以后，这两本书就和我永别，我就再也找不着了，私下里我跟踪暗查了很久，最终的结果就是：书就像长了翅膀，被传得越来越远，据说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已经被传到其他的公社，这两本书肯定是无法再找回来了。
      跟踪追查那两本书下落无望的情况下，在邻近共和五队的一个28中知青的床铺上，我意外发现一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赶紧抓在手上，随意翻阅了几页，立刻被手抄本中充满悬念的惊险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住了。拿在手上实在舍不得丢手，那个知青也舍不得借给我看，我就和他软磨了很久，好话歹话说了好半天，他才勉强同意，只能借给我三天，三天后他必须要收回。而且再三说他自己都还没有看完，三天后他还要接着看。
       立刻向他告别，径直跑回生产队，进入我的小木屋，从里面把门一栓，找出一本信签纸，就坐在小桌前，煤油灯下。再摆上一小瓶新墨水，开始工工整整地抄起来。奋战两天两夜，《一双绣花鞋》终于抄写完毕。
       第三天一早，我正打算走出房门去，把那本原稿交还给那个知青。信手打开房门，没想到那个知青就端端正正地站在我的小木屋门口。我真是服了他了，他肯定是害怕我逃跑了，唯恐我说话不算话，更担心的是怕我把手抄本给传跑了。
       所以一大早，他就急忙赶过来堵我的房门，坚决要收回他那个手抄本。说不定他很有可能一直在暗地跟踪我，确定我一直在生产队，要不然咋个会那么准确地在第三天一早，他能在我的房门前准确无误地堵住我。不管咋个说，幸好我苦战了两天两夜，刚刚抄完，才放下笔，他就赶来了。否则就太可惜了。
       在那几天里，这个手抄本被我当成了宝贝，每天都要反复看上几段，只要一有功夫，就拿在手上看。十多天以后，《一双绣花鞋》我终于看完了。随手放在小桌上，到厨房准备做饭吃。
       没想到就在此时，光明四队的一个知青偶尔路过我的小木屋前面的一条小路，顺便在我寝室里坐一会儿，在我的小桌前，发现到了这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他大喊了一声，“喂，石头兄弟，这个书，我拿去看啦哈！”话音未落，就听见一串急速奔跑的脚步声由近而远，迅速消失了。
       我连忙赶回房间里一看，这下真是彻底完蛋了，那个知青从我的房间里消失了，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同时也消失了。（这个手抄本《一双绣花鞋》在当时，属于禁书，政府当局严令禁止传阅。据传闻，公社有关专案人员正在调查这件事。）我只得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口，绝对不敢声张啊。我也不死心，暗地里追查了很久，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手抄本的确是长了翅膀，更可气的是，你越去追它就飞得越远，反正是肉包子打狗，永远回不来了。
      后来我到大队会计家里找他办事，意外地发现他居然有一个大木箱，重得两个人都抬不动。那里面装的全是书。有不少古典文学书籍，什么西游记啦、三国演义等等。真像是一个图书馆啊。我终于发现一个书的海洋。
      在我高举右手，紧握拳头，向大队会计郑重其事地做出了向毛主席保证，有借有还的赌咒发誓之后，大队会计才答应每次只能借一本，看完一本之后必须奉还之后，才能打借条再借第二本的方式，借到过几本好书。
我在这段时间里，先后读完了《牛虻》《青春之歌》《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山上修水利工地，我躺在篾笆子工棚顶上的阁楼里，趴在直不起腰的连天铺上，借着煤油灯的光亮，读完了《说岳全传》。无论怎样艰难困苦，这几本书总算能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个难熬的知青岁月。
       1970年10月的一天。我回到成都，在川医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完理疗后，从  川医出来步行回家，途中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在新华书店里偶尔发现一个单行本《爆破工手册》，立刻当成宝贝，花了1毛2分钱，马上买下来。后来拿到公社修水利的工地上，联系书上的讲授内容，结合现场实际，急用现学，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提高了我们现场的功效。深得汪乡长和突击队员伙伴们的赞扬。我从山上离开工地时，这个小单行本就留给那个不打不相识的外号叫军官的朋友，权当是做纪念品了。
       我在山上修水利当爆破手，有一次，路过我们公社丰产六队，在水库大坝的右侧端头，发现一个农村山区里的小学校，所谓小学校，实际上就只有一个老师，在一个四面通风的草席棚子里，给十来个小学生上课。
这位上课的老师，我们过去都认识，他一见到我，就问道；“能不能给孩子们讲一节课？”我很为难地说：“我从来没有给孩子们讲过课，不知道该讲些什么？”这位老师思索了一下，就说：“你给孩子们讲一堂图画美术课吧！”
我的天哪，你这不是安了心的要是赶鸭子上架，硬逼着我出洋相吗？但又碍于熟人熟事的，实在抹不开情面，只好硬着头皮，信手拿着一个没有盖儿的粉笔盒，走进了这个四面通风的棚子里，站在讲台上，忐忑不安地面对那十来个小学生，开始给别人家的孩子们第一次讲课。
       我定了定神，右手在粉笔盒里掏出半截粉笔，转过身去，甩了甩手臂，在黑板上先画了个人字形，在人字形的下面填上一笔，变成个小山峰。再画几个大小不一的山峰，山峰半山腰处用粉笔填上两条弧线，构成盘山公路，在公路上填上小小的几个长方体，再涂抹几笔，变成了盘山道上的卡车。我在讲台上一边画着，一面给讲台下的十来个学生们讲着。
       他们拿着铅笔，在一张白纸上，模仿着我画的样子，认认真真地一边听，一边画着。从卡车讲到交通工具，由交通工具讲到城市里的交通，再讲到城里的公共交通汽车和电车。还有人行横道线和慢车道……
       在课堂上我就这样，一边讲，一边用粉笔在黑板上信手构画着。这些学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山。对外面的事物一无所知，我自己都感觉到，因为没有备课，我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是乱七八糟，语句不通，语无伦次的。既没有重点，又缺乏连贯性和逻辑推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自己都说不清我到底讲了些什么，但这些学生们却听得非常认真。看着这十来个小学生，天真无暇的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我。屏住呼吸听我向他们讲述着大山以外那神奇的世界。我的心灵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在农村，我看到很多社员家里，由于缺少文化，写不起字，记不来工分，只好在墙上画杠杠。有用瓦罐里装豆子的办法来记工分，有在墙上结谷草疙瘩记工分的。还有人用在家里的板墙上挂蒜头来记工的，出工一天就在板墙的一根绳子上挂一头蒜。
       还有的社员的确没有文化，就连人民币上的字都认不完全。为了确保自己不吃亏，在对方无法付给现金的情况下，宁肯少要一点儿钱，也要把应该赚到的那部分钱，直接折算成粮食，要对方直接支付粮食，用以物换物的办法确保自己物质利益的。用他们的话说，赚来的钱，得来的利，有看得到的东西抓在手上，心头踏实。
       这些农村社员大都不识字，对于写在纸面上的契约或合同等文字东西，实在无法理解和想象。集市上，他们在进行耕牛以及买卖房屋和木材等大型物资交流的全过程中，都是口头协议，双方在街上找一个双方都认识某个亲戚做中人，在这个亲戚家，当面谈好，立马兑现。能支付现金的就叫对方现款交易，不能支付现金的，就支付粮食，或者做房屋抵押。对于不蹦支付现金的，就需要写书面契约。如果对方不能按期足额支付欠款，则组织人去把对方抵押的房屋拆散搬回来。（由于在农村文化人欠缺，一般都会找知青帮忙，用毛笔写书面契约。知青过去在学校里很少写过书面契约，在书店里也没有合同文本标准格式，只好完全按照双方当事人的意思抄写三份，三方按手印后各执一份。甲乙双方一旦出现契约一方违约，便到街上找中人，由中人做协调。至于知青嘛，只是负责把字写规矩，不能出现错别字，不搞错标点符号，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在街上赶场时经常遇到过被农民请去写合同。写完三份以后，有人来收，还会有人管你吃顿饭，不给钱。）这样的做法不可能大力发展乡村的商品经济。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物资交流，只能停留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
      1970年4月24日，我们都在田间里忙着点谷子，一个社员腰间挂着的半导体收音机，忽然传出一阵来自太空的《东方红》的乐曲声。紧接着，一个男高音广播员充满激情地报道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试验成功      ”这个消息对于我们知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希望，这就说明，在我们中国，今后要搞建设，还是需要文化科学知识的。
      这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自动邀约在一起，讨论着我们自己的未来发展，都觉得我们必须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既然我们在乡下，有时间还是要复习一下文化课。说不定在哪个时候，一旦有机会，万一再遇到考试升学的机会，有文化总比没有文化强。于是当地的洪雅知青，当天晚上赶回了洪雅县城，第二天从家里拿来了他们的课本，我们队上的几个知青，相互传阅者，悄悄地开始复习语文和数理化方面的文化课。
       通过一个阶段文化复习，就出现问题。那两个洪雅知青是初六六级的，我们是初六七级，他们书本上的很多东西我们过去没学过，我们根本看不懂。自己的课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已经被毁掉了。那时候在罗坝公社还没有中学，特别是处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潮中，要找老师请教，非常困难。当时各地书店里根本买不到初中文化课教材。语文课大家凑合着互相还可以探讨，数理化就不同了，原来的数理化底子是啥样就啥样，文化课在复习过程中，不懂得的问题找不到人请教，又怕被别人知道了，更怕被公社某些干部拉去当批斗的典型。没敢再坚持下去，只得半路夭折了。
      在当时，我们能够坚信有一点，在不久的将来，科学文化一定会有用武之地的。这么大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不需要科学文化的。
       在下乡期间，不论是在乡下的农村，在城里，在车站，在一切公共场所。我们感到最受尴尬的不是别的，而是经常被当成偷东西的贼。
       请看下一节《知青常被当成贼的尴尬 》

龙行天下

知青上树摘柚子，
被当特务抓一次，
没书日子太难熬，
自觉学习提高自。

石建华

                             知青常被当成贼的尴尬  
      知青在农村干农活干累了，从农村回到城里休息几天，过段时间再回乡下的生产队，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开始到也没出现过什么特殊的问题，可到了69年7-8月份以后，成都地区出现了李向阳、瘦狗等知青，与当地解放军警备区的巡逻队发生武装对抗事件。从那以后，成都市各个派出所给他们所管辖的各街道以及居民小组发出了通知，不论哪个家，只要是有知青从农村回到城里来，不论呆几天，都要向派出所登记报告。
       一旦在这个街面上出现了什么案子，首先就要从这些农村回来的知青查起，街道上的所有知青从农村回城后，必须要到派出所去报告，人离开城市返回农村前，还要到派出所销号。我记得还是在解放初期和抗美援朝时期，城镇街道上为了防奸防特防匪防盗而采用的做法，现在都被他们用在如何防范知青的组织措施上了。
      在成都市区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我有时会遇到这样令人尴尬的事，看见公交车快进站了，我连忙跑几步，准备上车，车上准会有一位戴着红袖章的老大爷，他大声喊道：“乘客同志们，大家注意到啊，又来一个啊。”车上的乘客们都会发出会意的哄笑声，那个笑声不言而喻：大家要提高警惕，看着吧，又来一个小偷。大家要留神，刚上车的那个人就是贼。
       这时候，假设你上了车，车上所有的人都会用异样防贼的眼光盯住你，让你感到特别委屈的冤枉。跟谁都没法解释。因为大家，无论是谁，都不会给你说什么，但是这种防贼的眼光老是死死地盯着在你的身上，令我们感到有万分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这种被歧视的眼光足以把人杀死。
       这时候。假设你不上车，这位戴着红袖章的老大爷就会提高嗓门，对车厢里的乘客们说：“我的眼光很厉害，只要看一眼我就晓得他是贼，你们看，只要我一喊要你们注意点儿，他就不敢上车。”车上所有的乘客都会带着会心的冷笑，用防贼般的眼光齐刷刷地把你盯住。认准了你就是贼。
       此时的你，无论上车与否，在这位戴着红袖章的老大爷眼中，你都是个贼。在他的理论观念中，贼就是知青，知青就是贼。你根本就没法跟他沟通。我们倒过来想，如果这位老大爷的孙子也是知青，不知道这位老大爷否还会坚持这样的理论观点呢？在成都市里所遇到的这类情况，不光是我一个人的遭遇，恐怕所有的知青都经受到过如此尴尬的待遇。
       还有一次，我从成都回洪雅罗坝。途中经过洪雅县城，在大街上，遇上了一个洪雅城关镇知青的妈妈，她的儿子和我下放在一个生产队，她老人家是认识我的，还是她主动拉着我，热情地把我拉进她家做客，刚招待我坐下后，马上就急急忙忙地出门去，我不禁有些诧异：“你老人家咋会这么着急，还有什么事？”她神秘地回答道：“街道和派出所里都有交代，凡是知青进了门，都必须报告。免得以后招惹麻烦。”我不禁苦笑道“不必去报告了，我马上就走。”说着立刻站起身来，和她打过招呼，道过别以后，匆匆地离开了她的家，出了院落大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她家那条街。转过几个弯来到洪雅县城的路口，踏上通往罗坝公社的简便公路……
      城里的所有物资供应是按城市户口的人数，按计划凭号票分配的，在城里已经没有我们这些知青的口粮，一切就不会有我们的份儿了。要么就是自己在临离开生产队之前，背点米到二区粮站换点粮票带走。要么是直接从生产队秤点自己的口粮背回成都的家里。要么就是啥也不带，在家干吃父母的粮。父母虽不说什么，可他们的粮每月也都有数的。没有多余的粮啊。我把他们的那份粮食吃完了，他们又吃什么呢？我们深深地感觉到，知青是被无情地抛弃了。那个年月，想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是比登天还要难。老闲在家里没有事情做，心里也不踏实。
      我们下乡在农村也同样。比如，我们正在生产队里干农活，外边贯穿生产队的石板路上，一旦有知青模样的人由此路过，周围的社员们立刻围着我，向我发问：“那两个知青你们认得到不？”如果我们说认识，他们就进一步打听，是哪个队的知青？表现如何？如果我们说不认识，他们都会立刻用警惕的目光一起投射到那两个知青身上，防贼似的死死地盯住他们，一直到能够确认那两个知青的确已经离开我们生产队的地界为止。
       但凡是有我的同学到我的小木屋来找我，队长或者是队里的其他干部们不论再忙，都要赶过来打个照面，从表面看，是队里的干部关心我，主动和我的同学聊天，表现出队里十分好客，实际上也包含着另一层意思，看看我的几个同学，他们是不是贼，走了没有？
      我的房东，隔壁的民兵排长就是这样，每当我的同学来找我，他都会到院子里忙东拿西的，还时不时地向我的房门东张西望地斜看几眼，一直到我的同学离开，他才会从院子里走进他的堂屋。非常明显，他对我很放心，凡是外面来找我的人，他心里实在没有底，那种基于防范的心里状态，我们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闲暇之余我在房间里顺手拿起一把凤凰琴。
       请看下一节《凤凰琴》

石建华

                                     凤凰琴
       现在的年轻人，绝对不会知道什么是凤凰琴，也想象不出来这凤凰琴是个啥模样？而这凤凰琴在那难忘的知青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记得在69年的夏天，广阔的田野上，由青黄色逐步转换金黄的稻穗，在微风中有节奏地前后左右地扭摆着修长的身体，秋收即将要开始了。这天赶场后，我从罗坝场街上回生产队，途中经过友谊大队的一个社员家门口，那个社员从他的堂屋前赶到大门前的路口，伸开双臂拦住我。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坐坐。看看天上的太阳，时间还早，我也就欣然接受邀请。
      在这个社员家里摆谈中，我往他家的衣柜顶上瞟了一眼，在无意中发现，他的柜顶盖上露出一个彩色的长条物件，便顺手拿下来，端在手上，竟然是一把凤凰琴。
      这把凤凰琴很普通，琴身有一尺半长，形状类似于长方体的扁扁的木制盒子，琴身上面用五颜六色的线条，构画着一个临空翱翔的凤凰，故称为凤凰琴。这把琴的音键是齐全的，其他零件一个也不缺，只是上边的那组钢丝琴弦不完全，断掉了一根，就剩下三根了。
       我两手平端着这把凤凰琴，十分惋惜地摇了摇头，那个社员站在我身旁说，是他的小儿子太调皮，用小刀把琴弦挑断了，还差一点儿整伤到人，以后他再不让小孩子去碰它，这把凤凰琴就一直放在这柜顶盖上。上面已经积满了一层淡淡的灰尘。
      我找出一块湿润的抹布擦掉尘土，用手反复抚摸这把凤凰琴的琴身，看着经过擦拭后发着亮光的凤凰琴，一直舍不得放下来，用手反复掂着琴弦的断点摇着头，口中喃喃不停地小声自语道“可惜了，可惜了。”
       那个社员站在我旁边，用五指抠着头皮，不好意思地接着我的话头，小心翼翼地小声问我：“修不修得好？”
       我回答道：“修倒是能修好，实际上只要换上一根琴弦就可以了。你家有没有琴弦？如果有，我马上给你换。”
       那个社员回答道：“这把琴是别人送给我的，我也弄不明白，也不晓得这琴弦该到哪儿去买，小娃儿给弄坏以后，我就一直把它扔在柜顶上了”
过了一阵，那个社员说：“这个琴，你肯定是比我明白得多，就搭把手，帮帮忙吧。”
       听他这么说，此刻我心中一动，接着他的话，顺口说道：“虚劲我是不敢提，话也不能说得太过头了，我试试看吧。”
       于是乎我拿着这把凤凰琴，大大方方地离开了这个社员家。
       我双手托着这把凤凰琴，信步返回罗坝街上，在街道旁的那家国营商店里，遇上一个售货员，这个售货员与我们的关系，也只是在平时见面，相互点点头，就算打招呼的那么个关系。
       这回也就只得麻烦他了，也多亏了这位商店里的售货员，他很爽快，打了一声口哨，没说二话，就一头钻进了库房。
       在库房里，他翻腾了好半天，总算找到了一包能配这把凤凰琴的琴弦。帮我把这琴弦调整好。摆到柜台顶的玻璃板上，颇有兴趣地弹奏一曲《大海航行靠舵手》随后，这个售货员拍着我的肩膀说：“熟人了熟人，帮忙归帮忙，材料费你总还是得要缴的，请缴费，人民币一元四角。”
       交完款，我拿着这把凤凰琴回到生产队，高高兴兴地回到我的小木屋。
从那以后，没事就来拨弄这凤凰琴。队里的那几个知青，晚上经常会在我的小木屋集中。除了这把凤凰琴，邓成义拿来一把二胡，吴乾刚拿来一把口琴。我们在小木屋里的合奏很不高明，水平都不咋样，毕竟能打发一些时间，谁知这一下，时间倒是能消磨，寂寞减少了，但这不大协调的音乐声，却把周围社员家里孩子们都吸引到我这个小木屋来了。
       这一下可热闹了，我的小木屋可就成了生产队里孩子们的聚集地，一旦哪家要找孩子回家睡觉，在我这小木屋周围转转，准能一个不少地找到。
在我的小木屋里，我们合奏最多的曲子却是《远飞的大雁》《抬头望见北斗星》。几个知青一边弹，一边唱着这两首歌。时间一长，来看热闹的那些孩子们都会张着小嘴，有板有眼地跟着我们唱歌了。
      是啊，我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从繁华的大都市来到这四川省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小山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过去在学校里受教育，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每个阶段它都有个时间年限，那么又有谁能告诉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这个期限大概是多久呢？
       那个时候，我们真切地希望，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不能抽时间再给我们发布一个最高指示，郑重地宣布，说上一句话：这些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任务结束，把我们从农村抽调回到城市里当工人呢？
       随着悠扬的曲调，忧郁的凤凰琴声飘飘撒撒地飞向了空中，我们队里的几个知青，都把焦虑的目光转向了夜空，在满目夜空中，搜寻着我们心目中的北斗星。数以千万的知识青年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在广阔的天地里奉献着热血与汗水，浇灌着广阔无垠的原野，磨练着青春岁月，历炼着无情岁月的蹉跎。
       几个多月后，那个社员在罗坝街上赶场，把我堵在公社大院门口，喋喋不休地说着，他的小儿子非要他把凤凰琴找回来。再三央求：要我在方便的时候，把凤凰琴还给他。
       此刻我不能再说什么，这凤凰琴本来就是人家的。我只是帮忙给他配一根琴弦。我也找不出长期占有别人东西的理由，是别人的东西，总是要归还的。这个基本的道理，我还是懂得。
       至于他为什么要在公社门口堵住我，人家肯定早就有想法，我也是能够理解的。他肯定是怕我赖账，主要我我一旦要赖账耍横，他马上就去找公社干部告我的状。要让公社的领导马上处理我，同时还要搞臭我的名声，好让我下不了台。我就是想耍赖张，也不能在熟人面前干赖账的事，更不能在公社大院门口撒泼耍赖。
       回到我的小木屋以后，我用单手托举着那把凤凰琴，来到那个社员家门口，小心翼翼地交到了那个社员手里，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社员，把那个凤凰琴拿进屋后，我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
       离开了那个社员家很久，我还在想着那把凤凰琴，没有了它，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手里总得抓弄点儿啥东西，也好打发时光。我顺着贯穿生产队的石板路，盲目往前走着，鬼死神差地来到罗坝街上，在街道旁边的那家国营商店里，那个售货员热情地给我推荐了一把当时算是最好的《国光牌》口琴。
       以后这把口琴，每天陪伴着我，心里烦闷时就吹几下，不论水平如何，有个调调就算数。后来又陪着我到山上的中秋院水利工地。伴随着我度过了难忘的知青生涯。
       再后来这把口琴又跟着我，回到了大都市，走进了工人宿舍。曾经还戴上了文艺汇演的舞台，参加过全公司的文艺汇演。
       1969年8月的一个深夜，我洗完脸和脚，把盆里的水端出去倒掉，刚回转身。突然发现在屋前的嗮坝里站着三个搬木头的人，正各自扶着一根长长的原杉木条子，（当地生长的树种最多的就是杉木）用手抹着头上上的汗水，做短暂的休息。他们同时都发现了我。
       请看下一节《追击盗木人》

龙行天下

知青常被当作贼，
那可真不是滋味，
手中一把凤凰琴，
曾伴闲余一段归。

石建华

                                 追击盗木人  
       1969年8月的一个深夜，我刚洗完脚，端着盆子从小木屋里出来，在屋前倒完水，突然看见：有三个人出现在屋前嗮坝里，他们的肩上都扛着一根五米多长的衫木条子，正打算从我的小木屋门口路过，把衫木条子放倒在房主翻晒农作物用的嗮坝里暂作停留，稍作休息。这三个人同时都发现了我。其中有一个人和我正面相遇，碰了个脸对脸。看得出来，也实在是迫不得已，他极不情愿，但也不失礼节地向我打着招呼：“小石，这么晚了，你都还没有休息呀？”   
       说实话，这个人在我的记忆中，确实也没有什么深的印象，只是因为他已经认出了我，他已经知道我姓石，就住在这里，就是这个队上的知青。而且人家已经和我打过招呼了，我总不能显得没有礼貌，也就顺手把洗脚盆放到台阶上，随口打着哈哈，想着早点把他们打发走，我好休息。于是，我就没话找话地和那个人搭上了腔：“是啊，都快半夜了，我跟到马上就休息，你们还在帮到哪个扛木头？准备往哪儿盘喃？”
       在我看来，就这么两句无关紧要的搭话，没曾想居然会引起了那三个人强烈反应，误以为我已经发现了他们的什么破绽，顿时慌乱起来，其中一个人所答非所问地说道：“就怪今天晌午，我们这几个人，自己在山上喝酒喝多了。”我感到很奇怪，便又问道：“就算你们酒喝多了，下山晚了，为啥不走大道，抄近路早点回家，反而走小路绕大弯，我可以肯定，你们这趟弯子已经绕得够大了，起码还得多走好几里的夜路呢。我真不晓得，你们已经绕了多大的弯，才绕到我门前的这条路上？”
       那三个人更加慌乱了，不顾一切地从地上拖起衫木条子，急忙扛在肩上，慌不择路纷纷夺门而逃。其中一个人刚把衫木条子扛上肩，重心位置还未调整好，衫木条子的一端重重地撞在那个从来都没有关过的半边门框上，只听见“咚”的一声，一个红皮小本子滑落到了地下。我赶紧抢先上前一步，弯腰捡起那个小本子，顺手揣进了裤兜里。
       我和外面三个人的大声对话，以及杉木条子撞击门框的声音，已经惊动了我的房东主人，生产队里的民兵排长。他马上把我们对面沟坎上四五户人家的民兵都喊起来。一下子我们就集聚了十来多个人，手里纷纷拿着手电筒、弯刀、锄头、还有绳子，在深夜微弱的月光照射下，跟着那几个扛着衫木条子逃跑的影子，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青石板路猛追了下去。
       没用多长时间，就看到那三个黑影急速晃动着闪进了一个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场街，我们十几个人迅速堵住了这个小场街的每一个进出口，但这三个人已经脱离了我们的视线范围，我们已经找不到那他们三个人了，只看见那三根衫木条子被丢弃在这个小场街口的石板路边。由于没有拿到真凭实据，我们谁也不能贸然闯进各个住家户里去挨门逐户地查找。只好先回到大队部，向大队干部报告情况。
      我们一起参加追击的民兵们把那三根衫木条子都扛到了大队部。当大队长问我：是否看清楚了？那三个人是谁？这一下子倒把我给问住了。那三个盗木者是谁。人我倒是全都看清了，但他们的姓名，我是一个也说不上来，只是在模模糊糊地印象中似乎好像还算认识一个。可是，不要说他的名字，就连他姓什么我都说不上来。民兵排长也接着说：“我也有这种感觉，那几人的声音听起来的确都像很熟悉，的确一时我也想不起来他们是哪一个？”就在这时候，有一个基干民兵顺手递给我一支香烟，我下意识地把一只手伸进裤兜，手一下子就触摸到我刚才放在裤兜里的那个盗木人的小本子。便急忙把它掏出来，交给了大队长。大队长接过那个小本子，借着旁边一个人的手电筒光亮，大致翻了几页，马上下令民兵集合。
       我们又立刻出发，踏着这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顶着微弱的月光一路小跑步赶到了一个小山凹，叫开一户人家，喊出来一个人，一会儿又通过这个人，很快找到了另外的两个人。
      我走上前去一一辨认，立刻确认，他们三个就是我刚才见过的那三个盗木人。我们立刻把他们这三个人押送到大队，交给了大队干部，由大队再组织其他人，连夜把他们押送到公社接受处理了。
       回到小木屋不久，刚躺下想美美地睡上一觉，队长赶过来传来了公社的紧急通知，说是在我们队里的后山上发现一团火光。要我们生产队配合大队的基干民兵一起上山搜索。
       请看下一节《过三木桥》

石建华

                                      过三木桥  
       1969年7月底，按照公社要求，所有的民兵都进行以大队民兵连为单位，组织安排民兵拉练。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我们生产队背后的大山上突然出现了一团火光。紧接着大队立即下达通知，全大队所有基干民兵紧急集合。以各生产队，以民兵排为单位，马上到山上去搜山。
      肩上扛着那把五斤重的锄头，手里握着一把手电筒，急匆匆地走在民兵排的队列里。凭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和其他民兵手中的火把光亮，深一步浅一步地在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上向上攀登。途中经过一个山沟。感觉到这个桥面只有三根衫木条子构成。长度大概有四米多长，反正不超过五米。由于当时是在深夜经过这里，只感觉到这儿有一个小桥，当时我也弄不清楚这座桥下面到底有多深，大家在一起，紧紧张张地快速过了桥，当时我走在这座桥上面，只感觉到桥身颤悠悠的，很有趣，挺好玩。一点儿也没觉到有什么好害怕的。
       随着山上那堆火的熄灭，我们大队的民兵，搜山演习的任务就宣告结束。我们要回到生产队，任然必须经过那座只有三根衫木条子搭成的小桥。
      这时候天已大亮，还在很远的地方，我就看清楚了这座桥的基本构造。       此刻在心里不禁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桥身的长度大概有四米多长，不超过五米。宽度只有三根衫木条子搭起来的。桥的两端架在两座山头之间的悬崖边上，别人告诉我说桥面的底下是将近60多米的深沟。但是我凭直观感觉到这条沟的深度绝对不止60米深，站在桥头往下看，根本就看不到底。桥上也没有栏杆。那直径不到150MM三根衫木条也没有固定好，人走在桥上面，桥面就活摇活甩的上下左右一直晃动，实在太可怕了。
       我跟随着生产队基干民兵，开始在一字长蛇阵队的队列向前走，当来到桥头，就心惊胆颤地停住了脚步，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是因为我的胆小害怕而不敢过桥，马上蹲下身来假装系鞋带，让队里的其他基干民兵从我身边过桥。
       实际上真的是我害怕，是我自己胆小，的确使我自己不敢走那个桥上过。当生产队里所有的基干民兵都从我的身后经过，并看着他们过完那个小桥以后，我这才站起身来，扭头就往回走。
       这时候，我们生产队的基干民兵们发现我没有过桥，都站在桥那边等我，其中还有两个人立刻迅速追过来，一前一后地拦住我，执意要保护我过桥，可我站在桥头上，提心吊胆地看着那三根圆木头的桥面，又看了看桥下一眼看不到底的深沟，实在是不敢过啊。那两个民兵越劝我不要害怕，我反而越害怕，执拗着非要返回去，宁肯多绕几里山路也要躲开这座桥。
两个民兵也毫不客气。都向我发火了。
       一个不解地问我“你这个人才奇怪的很呐，现在你害怕过这个桥，那昨天夜间你又是咋个过去的？桥都还是这个桥，咋个深更半夜你都敢跳起跑过去，大天白亮回来反倒是不敢走了？”
      另一个则大着嗓门直截了当告诉我：“你趁早打消那个念头，想都不要想，你根本就不可能饶过去，因为另外一边出口的小桥是只有两根木头组成的，看起来比这边的桥还要悬。”
       一听那两个人说的这段话，我不禁呆住了，看起来，这座桥的确与我有缘，今生今世我是躲不过这座桥了。
       一个民兵对我说：“你要实在是害怕，那我们就用毛巾蒙着你的眼睛，然后拉着你过桥。”
       我当时虽然感到害怕，如果我一旦被别人蒙着眼睛牵着手过桥，岂不更让别人笑话多久。便鼓足勇气站在桥头上，装腔作势而又颤颤微微的点着一支烟。
      就着抽这枝烟的机会，我再次仔细地观察着这个桥的结构，就向那两个民兵央求道：“你们两个行行好，帮帮忙，把桥面的三根衫杆木条给捆紧一点，别让它们忽左忽右地滚来滚去就行。”
      他们二话没说，马上照办。举起手里的弯刀，在山路旁边的斜坡上，砍下两根藤条，在桥的两端，用藤条把桥上的杉木捆紧了
       这时候我再走上去，踩在这三根衫木条子上，感觉到不再滚来滚去。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不再那么害怕，胆子就比刚才大了许多。
      我站在桥头上伸直了双臂，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壮着胆子，夹在两个民兵的中间。艰难的迈着僵硬的双腿，硬着头皮踩着那三根杉木条子，踏上了由这段不到五米长的小桥。
      按照那两个民兵告诉我的要领，我两眼平视前方，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脚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缓慢地走向这条山沟对面的桥头。
       当我鼓足全身勇气，慢腾腾地走完这座桥以后，反到有些不服气了。
       我叫那两个民兵在离桥头不远的地方等着，一个人又返回桥的另一头。就这样，我独自一个人在这座小桥上，反反复复地走了三个来回，而且可以确认，以后再遇到走这样的桥，再也不会感觉到害怕。我才踌躇满志地跟着生产队里的基干民兵们返回了生产队。
      在回生产队的路上，队长告诉我。要开始秋收大忙，割谷子了。他要我做好思想准备，又要吃苦了。
       请看下一节《难忘的第一个秋收》  

不了翁

写的不错嘛，我们都是成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