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龙行天下

右派老师朱焕文，
毕生潇洒来做人，
逆境之中永不弃，
顺境也作榜样行。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6-20 08:17
右派老师朱焕文，
毕生潇洒来做人，
逆境之中永不弃，

多谢龙行超版的理解和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47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杨孟杰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级一班学生。1968年随校下乡到北镇县吴家公社高台子大队。1970年归户到清原县草市公社草市大队。1972年4月到草市小学代课。终生从教。1994年，被辽宁省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称号。1988年起，连续四届被政协抚顺市委员会聘为第七、八、九、十届委员。退休前担任抚顺市实验中学副校长。

当本书出版时，我已步入“古稀之年”。七十年的生涯留下了很多难以忘怀的痛苦或幸福的记忆。但最触及灵魂、触及肉体，最磨练意志的当数“下乡知青”那段经历。在那段时光里，我的生命获得“涅槃”。
关于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历史已作出结论，在这里我们不说它的是是非非。
实事求是地讲，农村生活固然艰苦，农活固然繁重，作为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回城学习或工作，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甚至可以讲，对某些人来说，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前,不可缺少的一种磨练。可对病人就不行了，那就不是锻炼，而是摧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读初中时，我患了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病至今仍是疑难病症。高中阶段正是“活动期”，高二时，病情发作，我被同学用担架抬回望花区的家中。后来曾一度休学。下乡动员时，老师、工宣队员多次找我谈话，动员我报名。妈妈告诉我：“好好和领导说说，‘官不踩病人’。”可我知道，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血统论”盛行的时代，说什么都没有用的。再说，老师、工宣队员也有他们的难处，他们完不成任务，也不好交差。有个关系较好的同学暗示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告诉他，这个我也想过，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走了，母亲就该遭罪了。父亲已被专政，我不能再拖累母亲。我告诉负责我的那个工宣队员，我同意去了。他很高兴，说了一些官话、套话。末了，他有些于心不忍地说：“小杨，你的病情我们都了解，但上级有规定，除了卧床不起的都得走。你放心，农村也有轻活，比如喂个牲口什么的。”后来下乡后我才知道，喂牲口，那是一等棒劳力才能干的活。
1968年9月26日，我随全校同学乘火车离开家乡抚顺，开赴辽西北镇县，开始了一段“特殊”的知青历程。
高三•一班下乡被安排在北镇县吴家公社高台子大队。高台子紧挨沈山线，这里有一个“八家子”小站，乘火车比较方便。
吴家公社是一片平原，看不见山。气候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风大。每天从早到晚窗户纸被吹得呼呼直响。这里“烧的”比“吃的”还困难。很少有烧煤的，烧的主要是秸秆作物的“茬子”，每家都有一个“茬子垛”。
这里的农村主要是大田，作物比较单一，收入不高，分值较低。有时靠出民工，到大洼县割苇子挣点零用钱，农民大多很穷。下乡不久，我们队一个韩姓青年竟把我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借去穿着相亲。
其实，他们也知道致富的办法。当地有一句谚语：若想发财，种三辣一白。就是指种棉花等经济作物。当时的政策是不允许的。我们附近有一个队的社员，偷偷种了点洋葱，被公社发现。公社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公社书记亲自把葱苗都铲掉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们是亲眼所见。
一开始下乡，吃住都在青年点，大家一起下地，一起收工。干农活时，生产队对我们还有些照顾。干活时，我夹杂在同学之中，滥竽充数，但体力还是明显不支，每次收工时都累得狼狈不堪。小队把我的情况汇报给大队。大队老书记特地把我找到大队谈了一次话。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家庭情况、下乡时老师和工宣队动员的情况跟他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他只问只听，什么也没说。最后他又让我脱掉上衣，看了看我的腰，仍然什么也没说。待我穿好衣服准备回去时，突然看见他转过身去，叹了一声“造孽呀！”这个情景我终生难忘！
1970年，母亲也被安排走“六•二六”道路，带领全家下乡到清原县草市公社。抱着“死活全家在一起”的想法，母亲让我和已下乡到义县的大妹妹都归户到草市大队四小队。
草市四队有大田，有蔬菜地，还有一个副业组，给公社所属的企事业单位修缮房屋。由一个瓦匠大梁师傅领着，有活就干，没活照样下大田干活。
锄草、铲地、割大田时，大家都跟着“打头的”。他在前面领着，节奏把握比较准，正常人都能跟上。到了地头，再抽袋烟，歇歇气。我明显跟不上节奏。待我到地头时，“打头的”返身又开始干下一垄了。我马不停蹄地转身又跟过去，根本没有歇气的机会，每天都像丢盔卸甲的逃兵似的。
我最怕的就是割豆子、割稻子这种低矮作物需“深哈腰”的活了。哈一天腰，汗水把衣裤都湿透了。每到地头，不管地上是湿是干，我马上就得躺在地上直直腰。繁重的体力劳动严重地摧残了我的健康。
在身体受到摧残的同时，还有精神受到的屈辱。最为令人难堪的场面就是“评工分”的会场了。草市四队一月评一次工分的等级。方法也很特别，每当队长念到一个社员的名字，就由几个大组长喊一个等级，一般都是一锤定音。其实大多数人的工分也好评。男劳力大多在大田或副业组干活，都是一等；女劳力在蔬菜地干活，离家较近，活又较轻，都是二等。“半拉子”（未成年的孩子）都是三等。我只能和“半拉子”一样拿三等工分。每当念到我的名字，被人喊为“三等”时，我就像在学校考试不及格一样感到羞愧和窘迫，失掉了心中仅有的一点尊严。
我的病时好时坏。到了农村缺医少药，更没有条件送治，犯病了只能吃点止痛片了事。
繁重的体力劳动，精神和疾病的折磨，几乎使我陷入绝境。有一段时间，我苦闷，消沉，彷徨。家庭出身不好，过不了政审关；身体有病，过不了劳动关。这两关过不了，招生、招工就没有希望。我还有希望吗？我不断地追问自己。我的苦楚无人倾诉，我不能跟母亲说，她已经很不容易了。其实她为了这几个孩子，尤其为我而日夜担忧。转念我又想，“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来到世上一回不容易，要敬畏生命，荣辱不惊，无愧人生。我的脑中不时涌现出好些我崇拜的偶像，尤其是牛虻。我特别崇拜和认同他那种吃苦而不诉苦的精神。其实人的一生都会遇到挫折，遇到苦难，谁能闯过苦厄，谁就会到达理想的彼岸。我是一高中的学生，我的理想一点还没有实现，一高中学生身上的那种傲骨和自信在我身上还没有消失。我不能退缩，更不能倒下去。我耳边响起一位哲人的话：“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再转眼一看，其实陷入绝境的岂止我一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也是被“折腾”得满目疮痍、伤痕累累了吗。沉重的气氛压得大地母亲长不出庄稼来。大多数农民都填不饱肚子。每当开春时，有的人家就揭不开锅。苞米刚一灌浆，土豆长得只有乒乓球大小，就被掰下来，就被抠出来充饥。有一天上工路上，本地的一个叫依俊峰的青年告诉我，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一天三顿大饼子吃饱了，就心满意足了。这是当时很多人的“中国梦”。听到他的话，我心中涌出一丝苦楚。我们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能总在饥饿线上挣扎吗？答案是否定的。当时正在进行“回潮”和“反回潮”的斗争，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有了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如果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经过一段努力，我干农活比过去强了许多，与社员的关系也亲近多了。生产队会常让我念文件材料，不时还安排一期墙报，也照样计工。生产队开会前，大家常扯荤嗑，有些人就让我讲一段历史故事，或说点时事什么的。渐渐地，我的境遇有所改变，工分由三等升为二等。终于有一天，又召开评工分大会。念到我的名字时，副业组组长大梁师傅高声喊道“一等半”！会场为之一震，我也很惊诧。老队长追问了一句：“什么叫‘一等半’？”大梁师傅解释说，就是比二等高半等，比一等差半等。大家都没有异议，通过了。散会后，会计调侃大梁师傅说：“大梁子真能整，我当这么多年会计，还从来没记过‘一等半’的工分呢。”
从此我的工分等级就定格为“一等半”。虽然时间并不长，但对我却是莫大安慰。
我很感谢大梁师傅，凭着他的正直和智慧，把我从窘境中拉了出来。可惜他过早离开了人世。我相信他在天堂中仍会发扬他的正直和智慧。
1972年4月，草市小学的一位女教师休产假，大队安排我去代课。从此，我走上了从教之路。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脱离了窘境，对我来说已是很不错的事了。其实，这时很多知青都已通过招生、招工返回市里，结婚生子。我懂得这种好事还轮不到我，我只是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在政治上我仍然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一等半”。
到了学校，当时正赶上“教育回潮”时期，开始重视教学、重视质量。我加倍努力工作，受到公社、县里的关注。1974年，我被评为清原县优秀教师，接着被调入清原县师训班（县教师学校前身）。1975年我先后借调到抚顺市中小学教研室、辽宁省中小学教研室编写教材。
在县、市、省这些教研机构，都是人才济济、名师云集。我的学历最低，资历最浅，而且只是一个“代课教师”。令我无限欣慰的是，大家知道我是抚顺一高中的“老高三”，我不但没有受到歧视，而且是受到照顾、受到礼遇、受到提携。在知识面前，我终于摘掉了“一等半”的帽子。我心中似乎又有了一点尊严。
终于，“四人帮”倒台了，迎来了柳暗花明的春天。
1977年，我参加高考。还是由于身体的原因，我被辽大抚顺师专班录取，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知青生活”。

龙行天下

带病下乡真坚强，
全凭努力工分涨，
从教步步上升去，
恢复高考终离乡。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6-21 09:42
带病下乡真坚强，
全凭努力工分涨，
从教步步上升去，

多谢龙行超版的理解和支持。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48

奇迹总人为登高必自卑（一）

张桂林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级一班学生。1968年集体插队到北镇县吴家公社高台子大队。1972年，到石油工业部第一工程建设公司当工人。
1973年，到公司所属中学当教员。1984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2005年，到深圳碧波高中任教。2006~2008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课程研究生班学习。2008~2014年，先后被多家学校聘为校长。2008年至今，兼职语文高考辅导。

我们这一代人，双脚刚刚落地，就踏上了新中国的甲板。历史注定了我们的命运和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风雨同舟。共和国所经历的每次风云变幻都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脸上，刻在我们的心里。
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运动开始了。当时，我就读于抚顺第一高中三年级一班。既然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可能就需要政治资本。我的父母都在公私合营的商店工作，显然不是“红五类”，我也算不上根红苗正，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当时，有的只是一片茫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为了打发那漫长而难耐的时光，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书。在那段时间，我读了《历代文选》、《史记》等文学、史学著作。
1968年，迎接我们的是“广阔天地”。“身在农村干革命，志在世界一片红”是当时最流行、最时尚的口号。我们离开了喧闹的城市，来到了农村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我们离开家庭、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第一步。在农村，我们经历了人生最艰苦的锻炼、最严峻的考验，这是我们人生的重要一课。虽然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交出了昂贵的学费，但确实值得。我们学校被安排到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地处辽西走廊。当地农村有这样一个习惯，从秋粮进场院开始，直到第二年春天播种，有半年左右时间吃两顿饭。我们也跟着吃两顿饭，这就苦了我们。因为我们在家时，每天都吃三顿饭。吃两顿饭很不习惯，而且吃两顿饭，晚饭自然吃得早，等到晚上睡觉时，就已经饥肠辘辘，“辗转反侧”的一宿，是很难熬的。繁重的农活，锻炼了我们的筋骨；凛冽的季风，砥砺了我们的肌肤；艰苦的环境，铸就了我们的意志。农村插队的历练，对于我们每个下乡知青来说，确实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为我们的人生，注入了永不枯竭的动力，是无穷无尽的源泉。
1972年初，我告别了农村，来到了大庆油田，成为石油战线一名炼厂建设工人。初春的大庆，依然是寒气逼人、冻天冻地。由于施工需要，我们要在地面挖许多四米深的拖拉坑，目的是通过预埋件来固定钢丝绳，然后立起几十米高的把杆，把炼油厂的合成塔、再生器等各种大型设备吊装上去。当时，大庆地区的冻土层有3米深，一镐刨下去，最多只能刨下一块像核桃那么大的土块，有时还空刨。虽然效率不高，但代价不小。震得虎口发麻，肩颈酸痛。一上午下来，握镐的手都不能伸直，需要用另一只手把它拉直。更难过的是，汗水浸湿了棉衣，一旦停下来，棉衣很快又冻成了铁衣，我们仿佛回到了“黄沙百战穿金甲”的环境。这样的进度显然不能满足施工的要求，为了加快进度，我们开始采用土地加热法。大庆地区，原油到处都有。因为试喷时，喷出的原油无法回收。我们运来凝固的原油，在地面点燃，这样，地表的冻土就融化了，烧完之后，我们就用锹把土挖出来，然后再用原油加热，然后再挖。就这样加热一层，挖一层，层层深入，终于如期完成了施工任务。原油并不是清洁能源，燃烧起来浓烟滚滚，并伴有长长的黑粉尘条。浓烟把我们的鼻腔、耳道、脸颊都熏得漆黑；粉尘被吸入体内，连吐出的痰都是黑的。严寒，不仅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使我们的生活非常困难。职工食堂没有餐厅，打完饭要拿回到宿舍吃。食堂离宿舍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是，由于天气太冷，拿到宿舍时，饭粒已经冻成了冰粒，真不知如何下咽。从工作到生活，我们每一天都在考验和挑战中度过。那情景，怎一个难字了得。
在完成了大庆地区的施工安装任务之后，我们又转战到大连石油七厂，对这个老厂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由于我们粮户关系不在大连，因此不能享受大连市民的粮油供应标准。我们既没有细粮，也没有食用油。不仅生活艰苦，施工更艰苦。大连石油七厂地处渤海湾，我们每天就在海边施工。海风很大，无论穿几层衣服都能吹透。我们还要经常登上几十米高的炼油塔上进行施工、检修。塔上摇晃得很厉害，就像一叶小舟颠簸在惊涛骇浪，确有一定危险。如果没有农村三年的插队锻炼，是很难适应这样的生存环境的。正是通过农村的锻炼，使我们不再天真、不再稚嫩。我们懂得，在生活的道路上，未必有鲜花，但一定有荆棘土地上的农民，他们都是我的恩师。离开农村以后，每当我乘车经过辽西走廊时，我的心情都难以平静，目光久久凝视着窗外的大地，用注目礼表达我由衷的敬意。
我在工地只当了一年多的工人，然后就被调入政工组。当时的政工组是革委会和党委会的联合办事机构。在政工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由于我们企业办的学校教师严重缺乏，又把我调入学校。从此，我便离开了沸腾的工地，成了一名中学教师。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49

奇迹总人为登高必自卑（二）

张桂林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我们迎来了拨乱反正、抓纲治国的春天。1977年底，党中央决定恢复已经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可是这时候，1966和1967这两届高中毕业生，年龄都超过了三十岁。让这些年过三十而且拖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和工作压力的中年人去参加高考，谈何容易？毕竟是“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可是，为了实现到高等学校去学习的夙愿，我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我捧着印有梅花封面、装饰精美的录取通知书时，已经并不年轻的我却像年轻人一样，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以至于潸然泪下。因为，我深知，为了这一天，我送走了多少不眠之夜，迎来了多少东方红、太阳升。我们这一代，注定就是要在奋斗中前行。在完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学业之后，我回到学校，仍然从事教学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多年以后，我又回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课程，当我获得结业证书时，我已经六十岁了。命运似乎在捉弄我们，生活时刻在考验我们，奋斗总能昭示我们。
我认为，理论的价值在于能够回答并解决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在实践中开辟正确的方向。我在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发现，我们对某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并不准确。例如岳飞，长期以来，他都被冠以“民族英雄”的头衔，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把岳飞称为民族英雄。其实，岳飞所抗的“金”，就是今天的满族，在宋朝称为“金”，它是组成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的56个民族之一。可见岳飞抗金，是我们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尽管岳飞抗金，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但却成不了民族英雄。因为民族英雄是指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表现英勇、贡献卓著的人。如果把岳飞称为民族英雄，那么就把满族排斥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了。显然，这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更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有百弊而无一利。有鉴于此，我发表了《岳飞为什么不是民族英雄？》一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长期以来，由于“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我们往往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甚至提出要“征服自然”。直至今日，我们偶尔还能看到这样的提法见诸报端。这也使我感到，树立科学发展观，并非易事，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我们做长期的大量的工作。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相处的关系，而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人类不可能征服自然，恰恰相反，人类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因势利导，才有可能取得预想的成功。否则，违背自然规律，必然失败。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太多了，太沉痛了，真是不堪回首。科学史告诉我们，人类不但不能征服自然，而且连人类自己都是大自然的产物，人类企图征服自然，就像人揪着自己的头发企图挣脱地球一样，荒唐可笑。我把人与自然的正确关系，写成《关于“征服自然”》一文。
在党的十五大召开期间，大会主席团秘书处印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理论研究成果汇编》，收录了我的文章。后来，我收到《中国专家大词典》编委会的来函，并附有一份《专家登记表》，请我填写，准备将我编入《中国专家大词典》。我认为，我仅仅是一名中学教员，虽然写了几篇文章，但距专家还相差甚远。我还有自知之明，因此，我没有填写《专家登记表》，并将其退回。
进入2000年，企业人事制度进行改革，我有机会离开了原来的单位，来到了深圳特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此时，特区已经走过了22个年头。特区的开发，我没能赶上，但我很想为特区的建设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这样才感觉无愧于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经过严格的审查、测试、试讲，我被聘到深圳一所重点高中任教(在广东称为省一级学校)。第一天上班，我于七点五十分到达学校，学校的教务长告诉我，由于一位语文教师突发脑出血，经过抢救脱离危险后，回内地进行恢复性治疗，这位老师所教的两个班，已经有两周没上语文课了，现在又临近期末，教育局要组织全市统考，所以一天也不能再耽误了。他问我：“你准备上课，需要多长时间？”我没有回答他，而是问他：“这两个班的语文课安排在第几节？”他告诉我，分别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我又问：“现在距上课还有多少时间？”他告诉我，还有10分钟。我说：“就按课表上课吧！”那位教务长说：“那当然好，不过，你连教几年级都不知道，更不知道那位老师讲到哪，立刻就去上课，能行吗？”我说：“应当可以。”然后就告别了他，按照他告诉我的班级，开始了我到深圳的第一节课。那位教务长可能还是不放心，他立即请来了业务校长，还拉上两名语文教师，从我上课的教室的后门进来听课。下课之后，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是我们学校建校二十年来第一位来了就能立即上课的老师，确实很不容易，足见功底之扎实，佩服，佩服！”我诚恳地说：“这不算什么，每个教师都应该做到，我做得还很不够。”我说的是实话，既不是谦虚，也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心底，是肺腑之言。因为这时，我想起了我在抚顺第一高中读书时，曾经教过我数学的张绍文老师，他竟然能背下《四位数学用表》，数学书上所有的习题，无论多么复杂，他只要看完题目，立即就能说出答案。这是多么深厚的功底，确实令人肃然起敬！这样的大师，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和这样的大师相比，我永远是小学生，有什么呀？
如今，我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多年，所以，我从教学第一线也退了下来，退到二线，承担起教学辅导工作，在社会上担任高考辅导。几年来，我辅导了许多高三学生，帮助他们提高语文成绩，考入理想的院校，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014年，我辅导的两名高三学生，语文高考分别获得128分和125分，高于全市文科状元的语文单科分数。我为年青人的成长、成才默默付出，能够用自己的学识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是幸福的，是充实的。
人难免要老，但精神不能老。“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是封建士大夫所发出的无可奈何的感伤与哀叹。而我们却与之相反，我们认为：春天的后面不是秋，不必为年龄发愁，人民的事业与世长存，谁的生命跟它结合，白发就上不了他的头。既然历史安排了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那么，我们就应该担当起历史的责任，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的福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永远自强不息，努力奋斗。奇迹总人为，登高必自卑。书之以赠抚顺第一高中全体校友，并与之共勉。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0

往事的沉淀

张淑荣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一班学生。下乡到北镇县吴家公社。曾在北镇县化肥厂、抚矿机修厂、抚顺市妇联、抚顺市教委、抚顺十二中工作。当过人事员、工段党支部书记、小学校长、抚顺市托幼办副主任、抚顺市教委幼教处处长、十二中工会主席等职务。受过县、市、省级表彰。

年近七旬。许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沉淀下来的都是金。我能在抚顺第一高中度过五年，是我的骄傲。初中三年我是在抚顺八中度过的，那是一个城边的学校。报考志愿时班主任告诉我们：“抚顺第一高中是省重点高中，要保送加考试。”我们班有一个智力非常好的同学，老师说他品行不行，没有让他报考这所学校。我们学校有六名同学报考这个学校都被录取了。
196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抚顺第一高中。入学前，我接到一个要参加学生干部培训班的通知。干训班办了三天，由团委书记许文祥主持，听了副校长潘士范的报告，还学习讨论了如何当好学生干部的有关文件。
迈进抚顺第一高中的大门，迎面是毛泽东主席和朱总司令会师井冈山的大幅油画。走廊墙壁上悬挂着中外名人的肖像和语录，笼罩着一种激励人们向上的气氛。入学第一天老师带领新生参观校园。教学楼外有一个游泳池，冬天用来做冰场。有同旱冰场共用的篮球场，学校的操场大极了，简直就像一个小体育场。校园西角是一片绿荫，高高的大杨树下是散落的石凳，供学生在那里朗读。学校和抚顺最大的公园只有一路之隔。然后依次参观了图书馆、阅览室、物理化学两个实验室、大礼堂、阶梯教室，我第一次看到教室里还有阶梯，很是惊奇。每个教室的后面都有一块挂表，地板地面，我兴奋极了。
学校的环境和设施在当时是抚顺市各类学校中比较好的。有人说，迈进一高的大门就迈进大学校门的一半。我确信这一点是真的。（命运没有让我读上正规大学）站在校园里，我感到自己长大了，在寻求知识的道路上又登上了一个台阶。
抚顺第一高中素有“小清华”的美称，学生一入学就受到扎扎实实的文明教育和训练。学校制定了《学生守则十条》，教导处的老师每天都对各班学生进行检查指导，随时纠正个别学生偶尔出现的错误和不良行为，因而学校的秩序很好。学生文明程度高，求知欲望浓，起早贪黑奋发读书。遗憾的是，这个《十条》在“文革”期间被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被批判而否定了。
下乡劳动是我们的必修课。学校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每学期安排两周劳动课，在我记忆中有两次下乡劳动印象比较深刻。一次是去抚顺县会元乡金花楼村劳动。在劳动中我见到了最粗大的大葱，后来知道这里的大葱是名牌啊。我们在那里听了贫苦农民的忆苦思甜报告。生产队给我们杀了一头羊为我们改善生活。另一次是去清原县北三家乡劳动。这次我是炊事员。整个炊事班有五个人，炊事班住在曲大娘家。有一位农民是炊事班的领导，他是一位快乐的人，我们叫他曾师傅。伙食搞得好极啦，半个月吃尽了各式各样的农家饭菜。什么龙虎斗（高粱米小米干饭）、蒸佛手、玉米面大饼子、小葱拌豆腐、水豆腐、猪肉炖粉条不限量。同学们特别高兴。要知道在那个刚刚脱离了饥荒的年代，那就是最美的美食啦！在乡下我们和农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真心实意地关心我们。临别，我们依依不舍，有好几个老大娘掉下了眼泪。劳动使我们增强了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回学校后，我们还继续和他们保持联系，我和曲大娘的女儿肖玲通信多年。
学校十分注重政治思想工作。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学校经常请有关人员给学生作报告。我记得曾经请过雷锋第一任班长于泉洋、抚顺军分区姜政委、市委副书记吕鸿安、中学党委书记郭绍芬等给我们作报告。同学们受到了热爱党、热爱领袖、热爱人民及革命传统和组织纪律等方面的教育。
最难忘的是1963年9月10日，我们刚入校那年，学校举办了校庆十周年活动。请来了许多领导和贵宾，还来了许多校友，他们都很热情，互相问候拥抱，握手……那场面特别感人。已经调出的校长郭民任如诗般的讲演激起了阵阵掌声。他把学校生活描绘得绘声绘色，把学校赞美得如诗如画，产生了磁石般的效应。他那热情洋溢的演讲吸引了我，至今难忘。
1966年5月1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第一次听到三位中央领导的讲话，这三位领导是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也就是这一天中央发布了“516通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革命使我美丽的理想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我们延期两年毕业，这两年不算学龄，不算工龄。
我们正待高考，我准备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或者大连日语学院。那时候毛主席总是说，要支援亚非拉，所以我想学习非洲语，去支援亚非拉。6月3日一个同学的大字报揭开了我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学校对这件事叫“六•三”事件。“六•三”事件以后，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出现了，矛头指向两种人：一是校领导，二是有历史问题的老师。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学校，当时叫“红色恐怖”。北京的红卫兵说：就是要造成一种“红色恐怖”。抚顺市委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让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运动，我被抽调到工作组工作。工作组是短命的，不到两个星期就被学生们撵出了校门。后来，中央“文革”小组说，工作组是刘少奇主张派的。这样，我稀里糊涂地跟着刘少奇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年以后，中央说受到刘少奇牵连的人有几十万，我想这几十万人可能也包括我。学校里一时没有哪一个领导、哪一个教师敢于出来管事，一切都由学生来管理。学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第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参加过工作组的几个同学作检查。因为我平时在班级威信比较高，在工作组期间我也没有伤害过其他人，所以第一次就顺利过关了。有的人多次都没有过关。我感谢我们班的同学通情达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互相谅解。我们学校有一个同学就是因为在这场革命中不能被同学谅解而得了精神病。

紧接着学生们成立了群众组织。组织的名字千奇百怪，有的叫红后代，有的叫红大刀，有的叫井冈山，有的叫红学会。两个人也可以成立一个组织。几十个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人数最多的组织有两个，一个是红学会，一个是井冈山。解放军“支左”以后，学生们走向社会，分成两大派，一派叫拥军派，一派叫反军派。拥军派以红学会为代表，反军派以井冈山为代表。我父亲是解放军支持的“走资派”，我就参加了红学会成了拥军派。不过，我没有参加几天派别活动就闲呆在家了。这段时间，我在家看小说，读书，跟一位贾琛老师学日语，织毛衣。就这样青春年少的两年逝去了。这一段应该叫蹉跎岁月吧？
在这两年里我们这些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度日如年。是升学?是就业?整天打听着这样那样的消息，又总是打听不到。终于我们在1968年9月26日坐上了西去的列车，到辽宁省北镇县吴家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说到我的高中生活，我最感恩的是我的高一班主任李元珠老师。她个子不高，白皙的面孔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说起话来总是带着甜美的微笑。

我们班有一个朝鲜族的同学，他家生活很困难，又是继母。冬天已经很冷了他还没有棉衣。李老师就动员我们同学捐钱，她也捐了钱，给这个同学买了布，买了棉花，组织我们女生给这个同学做棉衣。记得足足做了一天，终于做成了，这个同学穿上还正合适。我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她也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
她给我争取了助学金，让我完成了高中学业。开学第一个星期一我来晚了，一进门恰巧遇到了李老师，她问我：“你怎么迟到了？”一句话勾出了我满肚子的委屈，泪水哗哗地流。我对她说出在家里发生的事情：因为家里生活困难，加上邻居们的谗言说：一个女孩读什么高中？妈妈不想让我继续念书了。李老师鼓励我继续念书，坚定信念。过了几天她为我申请了每月三元的助学金。那时候家里每人好像平均十元才能享受助学金，可是我家每人是十一元。是她的善良让我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
后来听说她随丈夫去南京了。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是否还在南京？现在她一定过得很好，因为好人一生平安嘛！
我在抚顺第一高中受的教育有益终生，它使我养成了勤奋向上的个性、严于律己的工作作风和尊重他人的良好品格，因而在参加工作以后，一直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许，多次得到省市级的奖励。这些荣誉的获得是与我在高中时期所受到的良好教育分不开的。
我感谢谆谆教导我的老师，感谢信任支持我的同学们！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1

我的长征

张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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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那是一个非常的年月。我1966年高中毕业就和所有的同学一样，没有离开学校，而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参加文化革命。到了1967年年末，中央不知道怎么啦，号召我们长征，就是背着行李到全国各地串联，不再坐着火车串联。我们班几个同学组织了长征队，准备到北京、延安等地，我欣然同意。
我参加长征队一方面是同学相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我的父亲。父亲是1947年入党的老党员。解放战争时期一直是解放军后勤担架队的，参加过汾水战役，去过狼牙山、五台山。解放后在村里当干部。他想到关外挣一百元钱回家种地，就来到抚顺矿务局西露天矿，第一个月就挣了一百元，第二个月又挣了一百元，第三个月就调到市委党校学习，回来就提干当了党支部书记。他本来是当时人们说的“根红苗正”的，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却受到批判。他有五条“罪状”，说什么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土皇上等莫须有的罪名，停止工作隔离检查。他回到家里，夜里睡不着，他问我：“你看我能被打成反革命吗？”我说：“不能，你要是被打成反革命，我就去北京告状去。睡吧，你没事。”其实，当时在我心里也没底，就想知道外地尤其是北京的情况怎么样?于是我决定到外地看看，到北京看看，决定去长征。
长征没走三五天，一天晚上我觉得胸前一阵阵疼痛，用手一摸一个包还在动。我吓得不知所措，叫醒同伴。她有经验，对我说：“你是胃痛。”我想起来了，我平时是不吃高粱米饭的，这几天一路天天吃高粱米饭，把我的胃吃坏啦。第二天开始要病号饭，每顿要两个馒头，炊事员说：“你们病号怎么这么能吃呀？”在那追求革命的年代，我真有点无奈。
因为是冬天，从家里走时我穿了一双二斤重的翻毛皮鞋，越走越累。同伴的脚渐渐都起泡了，我的脚竟然没有起泡。到了锦州我还是把它寄回了家。
我们走过一个大苇塘用了半天的时间，说这里的苇子特别好，造纸质量极佳，是印刷毛主席著作的。在秦皇岛我第一次看见紫心萝卜。在昌黎，老百姓用那么大的碗给我们盛饭，就像我们家的盆。
快到锦州的时候，我的体力有点吃不消了，正好前边的路是一条差道，几个同路马车要过，于是，我灵机一动坐上马车。这下子同学们对我这种投机取巧怕苦怕累的行为不满了。到了锦州我们召开了生活会，大家开诚布公地给我提出了意见。这就是我们那一代年青人。
那年我们在北京市西城区委过的年。在西城区委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长征队员大约有一百多人，三十晚上西城区委的人组织我们召开联欢会，会场就在男同学住的大礼堂。我们几个女生没有去。我们从门缝里看，一见里面很热闹，我的高兴劲儿就来了，随机写了一张纸条递了进去。纸条上写的是：某某同学会表演节目。主持人按着纸条上写的让那个同学表演节目，弄的那个同学很尴尬，我们几个女生在门外笑得直不起腰。年轻人的恶作剧就这么荒唐。
过了年有人还要步行前往延安，有人要步行回家。我颓唐了，实在不想苦自己了，我决定坐火车回家。其实大家也走累了，就这样我们乘火车回了家。反正那个年代红卫兵到哪里乘车、住宿、吃饭都不用花钱。
我们十一个人用了二十八天的时间，我用六分钟一华里的速度，背着二十多斤的行李从抚顺走到北京。一路在接待站吃饭，都是住在贫下中农家里。
这张照片是我们在塔山照的，为了缅怀革命烈士，我们是绕道去的。

当时觉得那么艰难，现在回忆起来感觉挺幸福的。长征锻炼了我的意志，长征把我变得勇敢，长征是我人生路上的彩页。

龙行天下

脚步追随共和国，
而立求学成果多，
一高情形历历在，
文革长征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