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6-23 08:45
脚步追随共和国，
而立求学成果多，
一高情形历历在，

感谢龙行超版的认真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2

下乡时期的见闻轶事（一）

门广服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级二班学生。1968年下乡到北镇县吴家公社吴家大队。曾任公社农业助理。1971年招工回城，入抚顺师范。1972年秋毕业，并留校任教。1977年考入抚顺石油学院，1982年毕业，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历任技术员、催化车间主任、副总工程师、副厂长等职务，1995年晋升高级工程师。2006年退休。目前，仍做炼油技术工作。

近二十年，每逢到9月26日前后，总是想起下乡的日子，多少次梦回吴家乡。每次乘火车经过北镇大地，总要向下乡的地方张望。四十多年过去了，那挥洒青春的日子恍如昨天。
下乡前夜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二年。夏天抚顺开始发生武斗，第一高中同学大都失去了运动初期的激情；当时父亲在北京一机部工作，我是长子，需要帮妈妈照顾家人。这些因素，促使我不再去学校了。夜晚我参加街道组织的巡逻，白天无所事事。一贯珍惜时间的我们不甘虚度光阴，都想再学点什么。同学中，有人自学起制图，有人学手艺，有人自学其他知识，为日后走上社会做准备。
除化学外，以前我就对历史有兴趣。有哲人说：大千世界，横看是社会，竖看是历史。三年四班的陈国平和我是好友，他说废品收购站有很多书，是当破烂收去的，可以挑有用的买回来，一毛钱一斤，也可用家里的书本去换。我们跑了好几个收购站，在山堆似的旧书中寻觅，陈国平找了《高等数学》、《普通物理》一类教材。我则找到许多马列著作、小说和历史书籍。
我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国革命史》等著作，发现那时的欧洲人研究历史很具有科学精神。

中国人谈历史，总离不开帝王将相、宫廷秘史、农民起义一类，基本是“英雄史观”；再就是简单地判断对错，进步或反动。马克思等欧洲思想家则不然，对于历史沿革、重大政治事件、思想变动，多从经济上寻找原因。例如，蒸汽机的使用、工业和技术的进步、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商品生产、就业、饥荒等方面，这些，都是很贴近普通人的生活的。他们的著作中，充满着科学和理性的光芒。
1968年春，我常和三年四班的赵青等好友在一起，住在学校宿舍。忘记是谁了，借给我们看一本内部小册子，是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候写的《读书笔记》，写于1961～1962年。我们如获至宝，曾抄录一大本。后来下乡，我参加工作组，搞“经济领域三两斗争”，还能想起这本书中的话，大意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苏联人强调机器、拖拉机站的作用，毛泽东强调“改造人和提高农民觉悟”。
读书思考虽有意义，但同学们的心思主要还是就业。1968年起，焦焕文、王奎参军走了，吴绍奇等三人去了贵州的三线工厂，周功煌早就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同学中，谁家都不富裕，我们也有能力劳动，却不能挣钱养家，还需家里供养，很无奈。有不少人去背煤。我也去西露天矿大坑底下看了一次，但是我妈妈坚决不让我去，说那是偷煤。
8月中旬，工宣队开进学校，成立革委会不久，就得到消息——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乡也好，反正都去，总比在家里出来进去好。早些下乡，至少可以减轻家里负担。当时，我被选为班里的临时排长，跟工宣队师傅一起，走访同学家。动员有理由留城的同学一起下乡。今天回想起来，有些内疚。
生产队和青年点
1968年9月26日，我们终于离开了抚顺第一高中，真正走上了社会，从此离开了家。
下乡那天的情景，让我永生难忘——我们三年二班分配去吴家公社吴家大队。大队派六七辆大马车到青堆子车站接我们。暮色中，大车浩荡前行，离村好几里地，就听到锣鼓声。放眼望去，乡路两侧，穿着一水毛蓝色衣服的青年男女，呼着口号，跳起忠字舞，原来是在欢迎我们。到大队部时，院子里灯光闪烁，已经摆好十多张桌子。大队领导让我们先吃饭。我记得，每人从一小碗忆苦饭开头，接着，香喷喷的高粱米干饭就端了上来。菜是热乎乎的烧豆腐，带点肉末的。那饭菜的味道比家里的都好吃。
起初，我们住在老乡家。饭是队里派人做，柴草从队里取，国家给的安置费一百元钱由生产队会计管，现用现支。队里还专门派一个老贫农联系我们，他和队长告诉我们需要知道的情况。
河床高处有庄稼地，低处水流涓细，还有许多小埝，白天可以看到孩子们从埝里向外淘水，嬉闹着捉鱼虾。我们点儿就在泡子边上，周围树木婆娑可人，泡子里的水深有丈许，清澈旖旎。远处的闾山绰约可见，如果不是房子差些，这里的风光还是很秀美的。
同许多青年点一样，我们点也是同学自愿组合的。八个男生，有几个曾是班级干部。保民是书记，老潘是宣委，老霍是舍生主任，我是学委。我们都喜欢理工科，1977年恢复高考后，先后都考上了理工类大学。“文革”中，我们过从甚密，观点上都倾向辽联，即支持老干部宋任穷那一派的。我们生活上遇事一起合计，挑水、做饭轮班干。谁有个病，别人主动替换。这一点，连房东大婶都惊奇，说我们几个“总是商商量量地”。异地他乡，能有几个好友在一起，真是幸运的。
为了过冬，要储存白菜、萝卜，我们就自己挖菜窖。那里烧柴很难，经县里关照，同其他队知青一样，特许我们去国属大草甸子打草。有过经历的同学都知道，那需要赶早，天未亮就起炕，留一个体弱的同学在点里做晚饭，其余七人一并前去。坐大马车到草田就近八点了，我们干了大半天，中午吃块大饼子，就点咸菜，小憩后就又挥舞扇刀干起来。最后，车老板领我们装车，非常满，有七十多立方米。我们回到青年点，卸完车，太阳刚刚落山。留在点里的老金早把饭菜准备好了，如同迎接出征战士归来，大家还喝酒来庆贺。
这时，我刚刚有了女友。她有纯真可爱的样子，原来是一年一班的，“文革”时观点一致，正式交往是在下乡后。
下乡两个多月后，公社就组织了“吴家知青代表会”，介绍学农活的经验。我印象深刻的有两个：一是高台子大队的知青金明的经验介绍。他原是第一高中三年一班的，居然学会了沤麻的活儿，这是当地麻绳副业的第一个流程；二是我们吴家九队的同学讲他们打场的时候，怎样不怕吃苦，睡在场院，看护粮食。我们侧重怎样组织青年点的生活，例如怎样轮班做饭、收集柴草、储存白菜……那时，我觉得我们无论是接受再教育，还是干什么，都先要让自己有尊严地生存下来，把青年点的日子过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3

下乡时期的见闻轶事（二）

门广服

多年后，学习英语单词economy，即中文“经济”，我理解它和“过日子”接近。Economy的词源是古希腊语——家庭组织生产与生活的法则的组合。青年点虽不是家庭，但是在农村是按一户看待的。我认为，学会劳动技能、组织好集体生活，就是青年点搞好了自己的经济。
我们的劳动和北镇高中见闻
以前在初中、高中时，下乡劳动也不少，收割、插秧、送粪、除草都干过。这时候我们二十出头年纪，血气方刚，在队里干活自然不在话下。刨玉米茬子的时候，霍灿奇与队里打头的比试速度。在场院打场，我可以扛起二百斤粮食。冬季挑粪，队长挑多少，我也能担多少。农民早上出工，需要队长敲钟，我们一般去得早，跟来得早的其他社员白白在队部院里等着，许久有些人才懒洋洋地到来，常常是七点敲钟，直到八点人才到齐。不过，外出包工的时候有所不同。
下乡不久，就有好心社员告诉我，他看到十四中来的初中生常闲逛，觉得这样过日子不行。他说，光靠上班挣队里的工分是不够的，农户的生活来源是多方面的，他劝我们搞积肥、养猪等。
冰冻时节，队里搞副业，到锦县羊圈子割苇子。这个事是个姓朱的社员联系的。我曾到他家拜访，的确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曾是县里的科长，被错定为右倾（早已摘帽）。农闲时，队长总派他去联系活儿，即外出包工。通过下乡初期的表现，队里看出我们干活上是把好手，同意让我们去。队里派了三个大车，二十来人出去，这是我第一次以农民工身份外出。羊圈子号称辽宁的南大荒，那里渺无人烟，苇子两米多高，寒风直打脸。在冰面上，大家抡起一丈长的大扇刀，苇子一倒一片。为了提高效率，按人头分片包工，懒洋洋的习惯一下子就不见了。十来天睡草棚，吃盐碱水煮的高粱米。完工时，除记工分外，有生以来头一次领到劳动所得——现金15元钱。我们几个回来时，特地在沟帮子站下车，兴冲冲地下饭店，去吃那里有名的灌汤包。
平时，在社会活动方面，队里让我们做些宣传工作。队里开会读报是我们的事，需要出墙报，也由我们包办。后来，大队逐渐注意到我们，常让我们去大队帮忙。我们点王保民去大队磨米作坊管事，老潘参加大队的宣传队，我到大队临时写材料，偶尔外调——“清队”总结。大队之所以用我，是因为清队的工作很敏感，需要和当地宗族没有瓜葛的人来干。
大队很赞赏我们点儿的青年的表现。范主任家春节杀猪时，专门请我们去他家。他和我们一起坐在热炕上，菜是大锅炖的猪肉、血豆腐、大白菜，喝的是闾山白酒。我们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多年后，我们回到那里，特地去看他，他仍然那般亲切。到1969年秋，公社成立民兵独立营，集中挖水渠。公社临时抽调我做营部秘书，工作是下沟渠里丈量尺寸。再就是做宣传鼓动，写板报，刷大标语。这些事，作为高中生，不算什么了不起。不过，短短十几天，公社武装部赵部长就注意到我，他欣赏我的工作热情。
工程结束的时候，县里召开民兵代表会。我们公社派了五个人去。有我一个，同行的还有三年三班的王希顺，会址在北镇县城里。春天时，满山花开，我和王保民同学曾徒步来此，登医巫闾山，访北镇庙，寄宿在当地青年点，全凭抚顺第一高中的学生证。这次到北镇高中，是下乡的另一收获。学校始建于1917年，是启蒙学堂风格，宽阔秀雅，松柏环绕，围墙有三米多高。我早听说过，1967年夏抚顺百余学生援助锦州的运动，途经此处稍事驻留。有本县青年告诉我，当时各公社民兵受上面调遣，乘大马车四方汇拢来，手持镐把一类，围住学生。抚顺的学生在墙里，乡民在墙外，对峙起来。民兵们当然不白来，每天县里有补助，还记工分。后来，1968年知识青年下乡，决定抚顺学生去向的时候，北镇县因为那个事件而拒绝接收抚顺四中、七中来的学生。
我漫步校园，思想当年场景，感叹青年的热血和无知。真是造化弄人，没那次学生“远征”辽西，四中、七中的学生不一定留在抚顺县。第一高中、二中的老三届或许不会去辽西。日后不少人去了南票煤矿、锦州的工厂、师范。
当公社助理和农民生活的观察
开会回来，由于农村政权建设的需要，我被调到公社，做农业助理。我知道这一定是赵部长的推荐。找我谈话的是朱万贺副主任。他说：“你这样的年纪，（那时我23岁），就参加了政府，要珍惜这个机会。”待遇上，算在编制干部。当时，连正式干部，公社有17个，每月27元工资。不过，自己留15元，要交给大队12元，买300工分。当时公社一般干部也只40多块钱。
和我同时调入公社的还有任勉励、阎长林同学，他们分别是三年一班和五班的，一个做公安助理，一个管公社广播站的维修。那时，我的好友赵青（三年四班）已调到县政府工作了。1970年春，我女友也被抽去姚家小学当老师。
说是在公社做助理，其实每月在公社办公室没几天。连领导也一样，主要是在下面队里蹲点。1969年秋，那时农村“清队”已经结束，工作重点是学大寨。公社朱主任带我在合兴大队蹲点，住在老乡家。
按照“三同”要求，就是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吃”是吃派饭，由蹲点队指派，每餐去一家，给一毛钱，三两粮票。吃派饭规定不许吃肉、蛋和大米，但是豆腐等可以。一次，在李跃堂队长家，他儿子抓来河虾、小鱼、泥鳅，做的小鱼酱，配合水豆腐，很有风味，那鱼只有一寸许，一些小鱼，少量小虾，一汤匙大酱，炸锅后一起炖。吃起来十分鲜美。他说，鱼肚里的内脏不需要都挤出去，就下锅，那内脏当调味了。
蹲点，让我深入农村社会的底层，看到了农户是怎样过日子的：
自留地、土豆和苦菜。农村新粮比城里好吃许多。那新苞米磨的面，蒸出大饼子，可比面包好吃。不过，端午节过后，青黄不接，农户家剩的粮不多。这时，自留地里的土豆成熟了，先挖出来些。大地里有挖不尽的苦菜，采回来，一起蒸熟后，就大酱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留地大都种马铃薯了。有几次吃派饭，老乡也给我吃过这个。我见过几个困难户的孩子，脸上呈灰菜色，就是苦菜吃多了。我们下乡就遇到两次涝灾，村民能活下来，土豆、苦菜是救命的食物。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今天说起来，心里也是苦涩的。
我和一起蹲点的五七战士时常议论——什么时候，能改变这样的状况呢？
烧柴是个大问题。每次经过乡路，秋冬的旷野上，总能看到背着花篓的老妇和孩子们，拿着耙子，在田间地头挠拾枯草。夏天河套里野草茂盛，村民们都争先恐后地去割，晾晒到堤坝上几天。可是一大堆干草也烧不了几天。
建房子是农村大事，先要砌墙。但砌墙要有砖石，可是下洼甸子找不到一块石头。买砖石又要花钱，这儿的农民有自己的高招。——用泥土掺野草垛墙。这里的土壤是“湿了浓，干了硬，不湿不干拔不动”，用来垛墙，就是用了它“干了硬”的强度性质。至于横梁立柱的木料来源，有的用自家树木对付，主要的还是得买，这是建房的主要成本。
织土布做衣服。社员家大都有木头制作的织布机，带梭子的。织出一块块布，称土布。不只女人织，我见过男人也干，当然是在晚上。以当地产的棉花为原料，织成的布由大队染坊给染，收点费用，晾干后取回。再制成外衣、被褥外面料。
炕席、粮囤的围席也是自己编织。一次我去徐家青年点看望三年四班的张重辉，他正在编席子，他是跟农民学会了这个手艺。我问他，做这个干什么，他说是消遣。
食用油是棉籽油。这让我们惊讶，豆油平常舍不得，常吃棉籽油。公社的作坊给棉花脱籽，棉籽再榨油，那油的颜色发黑。我吃过农妇用它炒白菜，不怎么好吃。
酱油，很少去商店买，这里是来自豆制的大酱。房东大婶操作时，我们在一旁观看。大酱酿好后，她细心地把上层撇出来，捞去残渣，称为“清酱”，装在小缸里，要用许久。

龙行天下

下乡挥洒青春事，
点点滴滴回忆实，
小组团结互助好，
小伙成长成就高。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6-24 08:34
下乡挥洒青春事，
点点滴滴回忆实，
小组团结互助好，

感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4

下乡时期的见闻轶事（三）

门广服

生产队长及其他
秋收后，结算完，冬季来临。农村多有队长“撂挑子”的现象，这时队里生产陷于瘫痪。什么学大寨、修水利都谈不上。因为农村经济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队长若不干了，公社岂不架空。所以每临此时，公社和大队干部则全力“驺班子”。那段时间，我蹲点在合兴四队，社员大会、小会连续进行。高中时，我不擅长在众人面前讲话，这时不讲不行了。我记得，会议前我学政策，反复构思，说什么能引起社员兴趣，把队长扶起来。后来我回城，在师范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就是得益于那时的历练。
我过去以为，社员谁不愿意当队长？实际我的视角是有局限的，只是从当城里的干部的角度来揣度。后来我注意到《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的规定，觉得那上面，生产队长的义务不少，好处不多。“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一般地应该控制在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一以内。”我下乡那小队，队里还有会计、副队长，至少三个人，辛苦一年，总计补贴不过150～200元。
还有，队长白天与社员一起干活。晚间，队长还要盘算队里的活计，领着开会等，十分辛苦，家里的活多是顾不上的。农村密告信也多，队长得罪谁了，谁背后给他写两条扔到密告箱。大队、公社自然要下来查证。处理时，个别的还勒令进学习班。1970年夏在合兴大队，我是工作组成员，有人连续写匿名信，告队长侵吞了队里的木料、粮食。我们折腾了半月，但没有证人站出来，最后不了了之。
1996年，我曾回乡一次。先去胡家店找李跃堂，后去高台子见张少海，都是我蹲点队的老队长，一个还是公社号召学习的县劳动模范。前者积劳成疾，已经不在了。后者，也老态龙钟。见我面只是淌眼泪，已经不能说出话来。他们也就70岁上下啊！主观上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自己牺牲了许多。
城里的有些理论家们，今天对农村改革仍然说三道四，还想回到公社时期。我觉得他们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不现实，属于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试想，现在谁还愿意当生产队长啊？理论家们去当，没几时也会撂挑子的。
吃大锅饭和三角债
我在公社感受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怎样维护集体经济，开展经济领域“三两斗争”。具体说，是谁挖社会主义墙脚，谁侵占集体财产，谁瞒产私分，要去斗争。
我所在小队距离公社很近，人口五百多，还有很强的诋性。社员私下跟我说：“村里什么秘密公社都知道，瞒产私分搞不了。”那些边远的村子，离公社二十来里。秋收后，队干部把粮食产量低估少报，完成征购后，社员可以私分一些。这样，瞒住了上边，自己的日子就好过得多。公社察觉到了，似乎也没什么办法。后来，我看到毛主席1959年的一个讲话：“感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
1970年初冬，我在高台子大队蹲点，抓塑料大棚建设和高温积肥，碰上“吃大锅饭”的事。那是早晨五点多，正在睡梦中，突然大队派人找我们，一起去一队抓“吃大锅饭”的。原来有社员密报，说高台子一队在吃大锅饭。事实是，农民有起早打场的习惯，干完活的社员集体吃饭。我们匆匆来到那里，人影都不见了，只看见大锅边上几粒大米饭。我们心里边也不想深究——那么早干活，又那么冷，大伙儿一定都吃了，能怎样，于是也就算了。不过，这事若形成风气，都这么吃，可能会影响国家征购任务，所以还是要开会批评。
还有，就是“三角债”问题，就是部分社员欠队里钱，而队里欠另一部分社员的钱。卖完公粮，在年终分配的时候，工分挣得多的农户，扣除口粮、棉花、秸秆等的折价，结算后，有节余。依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应当按照现金支付给他们，但是兑现时出了问题。原因是有一部分农户，当年挣的工分总值，不够他家领口粮、棉花的。按政策，为了基本生活需要，这些要按他家人头数领取，这就形成他欠队里的了。经济学上讲，就是一部分人占有了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后来我发现，毛主席早就这样说过）。这个问题，在经营好的队，或者年景好的时候，不太突出。
例如我们下乡那年，我所在队当时一天挣10分，合9毛钱；1969年，夏天河流地过了水，减产，分值降为5毛，1970年9月下大雨，形成内涝，收成大减，工分值降到2毛。
挣工分多的农户，忙活一年，挣不到现金，自然怨声载道，称“替别人养活老婆孩子”。有算计的社员，就另找来钱道儿。比如我们另一个房东刘某，在队里挣够一定工分，就去草甸子打猎。他打下兔子、野鸡去卖。我们看到，当时他的妻儿活得就挺滋润。他也不是什么地富，抓阶级斗争也奈何不了他。
公社看到了三角债问题的严重性，怎么解决？以物抵债是一种选择。按那时的方法，先典型引路。1971年夏，在试点大队，我看到，自行车、座钟、缝纫机等摆到队部里，排成一大溜，那是拖欠集体钱款农户的东西。作价后，让债权人去选取，那场景细想是残酷的。我认识一个大队的一把手，因为家里人口多，也有拖欠问题，很难处理。至于家徒四壁的，谁也没什么办法，就一年年欠下去。——生产队的集体经济怎么维持呢？
1971年9月，抚顺师范来北镇招生，我离开了北镇，带着遗憾，带着怀恋。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大学，圆了十二年前的梦。
1979年夏，我正在抚顺石油学院学习，我家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是吴家公社的朱主任。他们到抚顺出差，并特意来我家。我和妻子热情地款待了他们。吃饭的时候，朱主任告诉我，现在农户家家有余粮，再没有靠土豆苦菜救急的了。他说，他也奇怪——“为什么还是那些土地，怎么一承包粮食就多起来了？”后来，话题转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说，“这些年，知青呆够了，社员受够了，干部看够了”。
1997年晚秋，我和我妻子约老潘、老霍，一同回北镇吴家看看。青堆子到吴家路径依旧，但是乡路已不是土路，都铺设了沥青路面。路边原来大片河流地已经改为水田，水田还养了鸭子。许多漂亮的房子——“北京平”散落在路旁，那里公社旧址上没有了平房，代替的是四层楼房的乡政府。
乡党委王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让我们指定要见的人。没两刻，我们下乡那个大队的孟书记、范主任，还有高台子的赵主任，原来公社的老同志，还有留乡的李岩同学，陆续前来，相见甚欢。听说我们想吃高粱米饭，乡长特意派人去集市买。因为本地不再种高粱了，改为水稻了。水豆腐、小鱼酱、炒鸡蛋，让我们大快朵颐，大家喝了许多酒。
乡长告诉我们，现在全乡为一万三千多人，比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还少了七百多人。以往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的菜园子，如今已经是连片的棚菜发展区；常闹水患的河流地，已经变成水田综合开发区。他们讲，这个得益于上游修了几个水库。乡里干部不像以前那么辛苦了，会议少多了。乡里有通勤车中巴，干部可以如城里人一样上下班。
次日，我们去几个村里看望房东。发现他们的房子仍在原地，但是已经翻盖。泥土墙全变成砖石结构，室内北侧带廊道，又保暖，又可储藏蔬菜。饮水不再用人挑，改为水泵抽；烧柴用上液化气，秸秆制成颗粒等。房东说，他家的孩子有一个到城里就业了。还有，吴家乡的孩子不少考上了大学。
回来的路上，我们议论，虽然新的问题还会有，但现在那里的变化，下乡时是不可想象的。

龙行天下

队长都爱撂挑子，
吃大锅饭才润滋，
三角欠债乱得紧，
还是如今好日子。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6-25 08:18
队长都爱撂挑子，
吃大锅饭才润滋，
三角欠债乱得紧，

门广服的《下乡时期的见闻轶事》，是以知青和农村干部的双重身份来看待当时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吃大锅饭、三角债、生产队长撂挑等现象和当地农民的真实生活情况的。反映出当时已走上各级农村管理岗位的知识青年心系农村、关心广大农民疾苦的赤子之心。谢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5

最难忘的一课（一）

刘伯行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二班学生。高二起任学生会副主席，被选为新抚区第六届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学校领导授意下，领引运动潮流，错误的批评了一些老师。1968年9月，到北镇县吴家公社务农。1969年夏，参加创办吴家中学。1972年8月入党。1978年春，调回抚顺七十五中，同年12月，考入抚顺师专。1980年分配到教育局。
1981年10月调入抚顺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1983年秋，参加创建法学教研室。1990年～1992年，在新宾县宣传部任挂职副部长。1992年被评为法学副教授。1995年参加创建抚顺仲裁委，任仲裁员至2008年。
1987年提出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是我国产生腐败的经济根源，建议加强监督领导干部的生活消费，以防止腐败。该文在《中国监察》发表。
2001年～2008年创立权利自创学说，2008年8月出版专著。
2004年8月在抚顺市委党校内退。

1968年9月26日，我和同学们一起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来到北镇县吴家人民公社吴家大队前吴生产队落户。

秋收是个大课堂
从心里讲,当时我对毛主席的这句话没有什么理解。我从小就生活在淮北农村,十来岁才到抚顺市内,在校期间也经常下乡,对农村并不生疏。农村的田园诗画,时时向我们招手。那蓝的天，绿的水，山上的蝈蝈，河沟里的鱼虾，真是令人神往。城里的环境已经令人生厌，早晚还要回来,去呆几年岂不乐哉!与有的同学哭天抹泪不同,我是怀着喜悦的心情下去的。至于怎样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从来没有想过。
到农村时，正值盛秋，收割在即。“三春不如一秋忙”，大队主任范垂臣在接待我们的会上反复讲了这个道理。第二天，我们便投入秋收的战斗。割地我们是外行，都是重活，生产队没有让我们干。我们的任务是“看青”。实际上，这是个多余的工作，一秋天也没有抓到一个“案犯”。因为在当时，已经不可能有人去偷庄稼了。
后来，我们也参加了割豆子之类的秋收劳动，大都同女劳力在一起。第二年开春的倒粪、铲地也基本如此。她们基本上是16岁以上没有出门的姑娘和刚过门不久的媳妇，是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队伍，也有一些半大小子掺杂其中，这就注定这是一个热闹的场面，嬉笑、打斗追逐交织在一起。当然，不乏阵阵的歌声。集体劳动是欢快的，这种集体劳动是互助的。体强的人割到地头，会帮助落在较远的体弱者。她们之间在劳动中进行了全面的交流：劳动技能、思想感情、家庭生活、社会关系……可以尽情地抒发，也可以全面地倾诉。在集体里，他们是全面自由的，离开集体可没有这么自由吧！我们当然很难融入其中，但也绝不会是观众。他们还过来帮我们打捆，也很愿意同我们说话打唠。再者，这里的水软，鱼虾丰富，用现在的眼光看，不乏美容饮食，所以大都皮肤细腻，身肢娇嫩。据说全村最美的佳人是大车老板杨育才和生产组长张德金的媳妇，但她们基本上不下地，很难一见芳容。我们正值青春火热之际，置于她们之中早已心旷神怡了。
参加农村的集体生产劳动，对我们知青来说，自然是一种生产过程，创造着物资财富。我觉得这更是一种体魄的训练，是生活享乐和灵魂的再造。这是一场物质运动，更是一种精神升华。
场院是黄金之地。收获的庄稼都要集中到这里，经过打压风扬，实现果实的脱粒。场院的活儿技术性很高，我们只能当下手，打打杂。当碎金一样的晚霞洒向这里的时候，打场的程序已经完成。金珠一样的大豆、黄灿灿的玉米、泛着金光的谷子、深红色的高粱，像一座座小小的金字塔，坐落在场院的中心。掌灯时分，场院便装满了全村包括老老少少的绝大部分成员。一到这时，最忙的就是刘玉清队长、杜贵山队长。刘队长指挥强劳动力将最好的粮食装袋入库，这是准备交给国家的公粮。余下的绝大部分由杜队长吆喝着分给社员做口粮。每一家都有人拿着袋子、推着车子来领粮。出面的也多为女性。像在田野里一样，她们走到哪里，歌声和笑声就到哪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拄着棍到场院转悠。孩子们都在大理石一样的空地上玩耍。欢声笑语掺杂着吆喝声充满整个场院，这是丰收的交响曲！这是胜利的凯歌！是啊，大家辛辛苦苦一年，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作为国家的主人，这让他们实现了对国家的爱心。作为土地的主人，他们得到了土地对自己的回报，这离翻身解放前仅二十年，二十年前的苦难他们记忆犹新。这离合作化以前十多年，十年前单干时的事事难支，他们历历在目。生活在温暖的集体中，他们自然乐在其中。这是人民公社中农民生活的写照，是人民公社力量的显示。
那是人民共和国创业打基础的年代。全国上下都很辛苦，农民更辛苦。农业是国家财政最坚实的基础，办工厂、建学校、造原子弹等，所需资金大都向土地要，农民生产生活的改善也主要靠自己，农民的负担可想而知。
那时的农民确实很累，但都很健康，没有现在这么多怪病。农民的生活也很清苦，青黄不接时，可能要饿肚子，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永载史册。现在的农业已是国家严重的财政负担。那时农民不能随意外出打工、搞服务，但他们是安全的，他们不会为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发愁，他们也不会为孩子上学、养老看病发愁。他们的劳动所得大都用在生活消费上，他们的生活是安逸的。
列宁说，城市生活让工人阶级聪明起来。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使农民力量增强、智慧提高、人性潜升。在这里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农村的社会主义。
农村是一个伟大的课堂。十月中旬，秋收已经完毕。地里的活所剩无几。刨茬子大概是清地的最后一道工序。一天，暖日高照，我们这些青春如火的同学，像比赛一样你追我赶，一会儿就刨到了地头。这是我们独立执行任务，所以无所顾忌。地头有个三角形池塘。大家或坐或躺在池塘边缘，又说又笑议论着下乡以来的事情，调侃着村子的男男女女。这个村子里的确有六七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每当生产队开会的时候，她们总是提前到场，同男青年嬉笑打闹是自然的事情。虽然我们的眼球随着她们的倩影转动，但并没打什么主意。此时自然也要谈论到她们，只不过聊补无米之炊。王金章是唯一有女朋友的人，他总是不声不响地想心事。这时他说我们游泳吧，谁敢下？水清澈透明但看不到底，一定很深，不过面积不大，所以会游泳的都敢下。我和同学们都扑通扑通地下了水，游了一会儿。上来的时候一身鸡皮疙瘩，做了几个伸展运动，感到无比清爽。这一洗，好像洗掉了全身的污垢和几年来的烦恼，准备更大的洗礼。
这里的冬季从来不清闲，没有猫冬的习惯。老年人和小学生的任务是捡粪，大搞冬季积肥。夏天，则是沤绿肥。其他劳力一方面往地里送粪，一方面拉土垫地，耕地保养得很好。我们的任务是跟车，不算累但很紧张，动作慢了也要受车老把的嗤哒，其效果比现在的晨练要好得多。
城市的文化大革命是马拉松式的博弈。革命势力和破坏革命的势力交织在一起，你唱罢了我来唱，政治舞台变幻莫测。在农村，则轻松多了，不知是鞭长莫及还是不屑一顾，黑手很少伸到这里。农民，按照自己的传统走自己的路。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56

最难忘的一课（二）

刘伯行

于人性意识的思考
这个地区是九河下梢，北镇边缘地区，同盘锦隔着一望无际的芦苇塘。早年是张作霖的根据地，盛产鱼虾。三年自然灾害时，一抄网可捞十多斤，农民以此度灾，平时用它喂猪。我们到那时鱼虾虽有减少，但亦颇丰。想当初，徐广宇同学做饭，点着火后，到河沟捞鱼虾，并不耽误开饭。解放前，这里耕地极少，稀有人烟，大多是给人扛活的长工。他们给地主干完活儿后，就到这里过冬。这里匪患严重，有很多人做土匪。地主老财很少。就前吴屯来说，除了几户中农外，都是贫雇农，没有一个地主、富农，作为“今冬明春斗批改”重要任务的“清理阶级队伍”实在无事可做。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不做肯定是不行的。对此，他们也做得有声有色。
有一天，我们参加了一个很成功的这种会议。会议的主角，也就是斗争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叫做杨三尖子的土匪头目，是大拦把？二拦把？水箱？炮头？具体是土匪头衔里哪个档次就不清楚了，是当做历史反革命来清理的。另一个叫杜贵凡，是大队里的一个干部，到底有什么错也忘了。刘队长宣布开会后，杨三尖子和杜贵凡开始“认罪”。这里的斗争会不像城里那样，口号连天，痛斥和辱骂声不绝于耳，个个声严色厉，如临大敌。这里气氛很轻松，好像在拉家常。杜贵凡讲了些什么都忘了。杨三尖子的发言，却长存脑海。他的“认罪”好像一部英雄史诗。他说，我们不祸害老百姓，我们是杀富济贫，每到过年的时候，我们还往穷人家送猪肉……他讲得眉飞色舞，会场不时哄堂大笑。这时刘队长不时会训斥几句，以维持会场。批判时发言的不多，除了几个流行的政治语言外，没有别的内容。
到了第二天大家见面的时候，好像昨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斗人的人，被斗的人，包括其家属仍和大家说说笑笑，三叔二大爷地叫着，杜贵凡的大儿子杜希铎少言寡语，办事周全，很受大家敬重。他的父亲被斗对他没有丝毫的影响。这与城里可不一样，人一旦被点名批判，大家马上与他划清界界，亲朋好友也避之三舍，家人则少有人搭理。
这样的会议反复开了几次，当然我们也都次次参加，按我和田国真同学的约定，我们下乡青年不参与其中。所以我们始终是看客，这也是我们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这样平淡无奇的会议，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最后产生思维方式的蝶变。
杨三尖、杜贵凡他们的智慧和勇气不能不令人敬佩。他们不受环境气氛的牵制，不为他人的喜怒哀乐所动，自己有自己的主张，自己有自己的态度。对于攻击语言，他们既不对抗也不顺从，而是从容应对。这大概缘于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吧。这同那些高官见了大字报脸就变色，遇到群众就点头哈腰大不一样。同那些“高等人”相比，他们确有超凡脱俗之概。正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刘队长和社员们的机智灵活、宽容善待实属难得。人民公社中的农民对于上级指令，即使他们认为不对的一般也不公开抵制，而是采取迂回的办法补救。例如，大跃进时期的平调风，他们知道是错误的，但不公开反对。却悄悄地瞒产私分。对此毛主席给予高度评价，说他们救了自己也救了国家。对于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这种扭曲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妖风，他们清楚地知道是错误的，并不公开反对，也绝不照办。刘队长他们就是典型代表。例如，有人把“忠”字贴在驴子的头上，在有的地方肯定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在这儿，拿下来一笑了之，并不追查。一个孩子的恶作剧何必兴师动众？他们对杨、杜的态度就基于此。他们深知，杨、杜并非敌人，如果按照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的方针，一定把杨、杜当做阶级敌人来打，一冤屈了杨、杜，对他们是一种伤害。另外，整个生产队集体可能分裂，失去和睦向上的气氛，这对于生产和生活组织来说是不利的。刘队长他们恰当应对，使这个生产队意志保持了统一并维护了集体的团结。大家仍然祥和地生活在一起。由于不能有效应对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的妖风，许多地方留下了永久的派性对立。这并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之过，而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恶果。现在看来，刘队长他们处理问题是有较高的人性意识的，正是这种人性意识令我深思。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动物。这就告诉我们：首先，人同其他动物一样，其生存和发展需要消耗物质资料，这是人的自然属性。其次，人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人同动物不一样，动物可以本能地生存和发展，人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单个的人是不能生存和发展的，只有同其他人合作，组成社会，在社会中生产和在社会中生活，才行。人的社会性就成了人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还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就决定，他人的生存和发展，是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个人要想生存和发展，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就必须首先保障他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人的本质是互助的、利他的。
我们所说的人性表现，就是保护发展他人和集体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般地讲，任何生产过程都离不开合作，所以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是产生人性意识的摇篮。因此，生产劳动中物资财富的创造者，如工人、农民都有较高的人性觉悟。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限制，产品的不足使有的人想独占产品供自己消费。这样便有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这当然是对人性的一种背离。保护和发展人性同摧残人性的斗争，就成为各种阶级斗争的中心内容。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才能实现自己的人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保护人性。
在阶级社会，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以阶级为纲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列宁早就讲清楚的问题。因为，只有排除敌对势力的破坏，社会整体人性才能得到健康发展。阶级斗争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对其既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将其扩大化、庸俗化。毛主席以马列阶级斗争理论和中苏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实际为据，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是保护和发展我国人民来之不易的人性成长环境。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确触及了一些人灵魂深处的阴暗和卑鄙，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其手段就是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极端地扩大化和庸俗化，将不慎说错了话、女孩子穿花衣服甚至写写错别字，都说成是阶级斗争，形成了扭曲的阶级斗争理论，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伎俩。故此众多青少年卷入阶级斗争庸俗化、扩大化的狂潮。这一狂潮席卷神州，将诸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及有历史斑点的人推向深渊。毛主席虽然稳掌舵盘，但是在许多地方对这个狂潮的肆虐也无可奈何。原东北局书记宋任穷在“文革”后当中组部长时带头以此控诉文化大革命，但正是他的女儿趁着这个狂潮将她的校长打死。这种行径同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是对立的，那么是文化大革命迫害了宋任穷们，还是宋任穷父女们破坏了文化大革命？这个悬案让历史来裁判吧。
我们说刘队长们有较高的人性意识，是因为他们勇敢地抵制了阶级斗争的庸俗化、扩大化的狂潮，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的乡亲，因而保卫和发展了这个集体的人性。
当时的青年学生很少不被这个狂潮捕获，我本人就是其中之一。昨天还是我敬爱的老师，可是今天我却贴出大字报说他们是人民的敌人。这里没有事实，没有情感，只有上级的指示和扭曲的阶级斗争理论。王秀兰老师给我们当过班主任，比我们稍微大些，像大姐姐一样关怀着我们全班同学，可以说是满腔热情，废寝忘食，每个同学都会感觉到她的温暖，大家都很尊重她。不知什么原因，我所主导的学校大字报潮却指向了她，给王老师这个没有经过政治风浪新毕业的大学生的身心造成很大的伤害。当时受到伤害的不只是王老师一个人。幸亏我们坚守了动口不动手的底线，没有造成更大的过错。在此，我再一次向王老师和其他老师表示深深的歉意。
有过必受责，事后不少老师和同学责备我，我有时也自责，也有时委屈，久久不能解脱。农村一冬斗批改令我醒悟。刘队长们的做法使我找到了己过。杨、杜的表现使我获得了力量。因此，这是个根本的转变，是蝶变。这一课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