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龙行天下

下乡一年老照片，
至今四十又五年，
青春岁月迷茫处，
只消看清这张脸。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7 08:00
下乡一年老照片，
至今四十又五年，
青春岁月迷茫处，

感谢龙行超版 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73


岁月午餐

周振环
下乡插队那几年，农村还未达到“温饱”水平，每人每年只能分配到三百七十五斤毛粮。所以，家家户户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农忙三顿饭，农闲两顿饭”。就是说在冬闲的农家，午餐是被取消了的。
我至今忘不了当地一位社员就为吃上一顿农忙的午餐不惜舍弃尊严。
下乡第二年春天，公社农机站的拖拉机组来我们队帮助机翻地，生产队长安排饲养员老陈头做午饭招待机组人员，并让我搭下手。仓库保管员范六，人很老实厚道，三十大几，尚未娶妻，奉母至孝。他当保管员从不以权谋私，队长放心，社员满意，威信很高。那天早上，六哥打开了只有客人来了才开的细粮仓，按人头称好大米，就急着去青堆子镇买菜称肉。老陈头淘米焖饭。凭我的经验觉得米多水少，做出的饭要硬。此语既出，惹得老陈头好不愿意：“你知道啥？这么多年我要是不做出一粒一粒立着、吃着咔嚓咔嚓的大干饭，牌子早就砸了！你当是个人家做的‘黏咕头’哇？吃上一顿管保你几天不饿！”瞧瞧，做硬饭原来是对客人的抬敬。
六哥腿快，饭刚焖好就把菜买回来了。按说六哥是可以陪餐的，可他任谁也留不住，非回家陪老妈一起吃不可。
午饭简单而实惠，大米干饭、白菜猪肉炖粉条。队长客气了几句，劳累了一上午的客人也顾不上满身泥土，围在条桌上就开吃。正吃着，门帘一掀，六哥进来了。队长忙招呼他：“刚吃上，快上来陪陪。”六哥说：“我刚吃完，刚吃完。”机长郑方和六哥是叔表兄弟，说话随便：“装啥呀？省一顿给我婶吃不行吗？”六哥还是那句话：“我刚吃完，真是刚吃完。”那口气却显见底气不足。
郑方心里有数，用筷子指着六哥又让：“拎着瘪肚子充饱汉，快过来吧！”好汉架不住三让，六哥就动了“凡心”。他一边往门口退，一边往桌子上撒目，桌子上已没了多余的碗筷和座位。他一掀帘子出去了。大伙儿还以为他真走了，可他没走。他到底经不住那饭菜的诱惑，或者说刚才他根本就没有回家吃饭；他也不是不想吃队里的省家里的，只是碍于面子和平日的名声。现在让郑方那么一揶搡，他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在找不到碗筷的情急之下，这个很看重名誉的汉子竟操起给牲口拌料的铁锹去锅里铲了半锹饭，又用料勺舀了一勺菜，掰了两支箭杆梢，蹲在锅台边上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有一段时间，我因六哥那顿“铁锹午餐”不怎么待见他。时间长了，又经历了一些事，我终于觉得他那么做并没有什么丢人的。比如说，我们生产队有个吴有才，三十几岁的年纪专靠生孩子多分得一份三百七十五斤粮。抓计生工作的同志曾多次劝他给她老婆做结扎，他就让老婆东躲西藏不肯接受。六年里，他老婆连生五个孩子！付不起购粮款，他就去卖血；交上款领了粮，他又偷偷去“黑市”卖高价粮，日子不仅没过好，一窝挨肩的孩子还饿得叽哇乱叫。
当然，更多的人家还是精于算计的。既然口粮不够吃，就得自己找“埃”（辽西方言，办法）。有不少人家在自留地里种了一种叫“六月鲜”的早熟苞米。到青黄不接的6月份，园田边角的“六月鲜”缨络干而浆足，虽不高产，但总可以“啃青”了。
说起青黄不接，我又记起一次“土豆午餐”。那是我和“堡垒户”王三叔的故事。王三叔是一个好庄稼把式，勤快、干净，小院套收拾得没个柴棍儿草削儿。老两口领着一个比我大一岁、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儿子，日子过得还说得过去，就是家里劳力多、嚼头重，口粮不够吃。
有一年6月的中午，我又去他家“蹭饭”。到了开饭的时候，三叔没像以往那样招呼我吃饭，好像有意把我“靠”走。见我根本没有走的意思，老汉打了个“唉”声，说：“不是不留你，今儿这饭没法让你吃。”他把我领到锅台前掀锅让我看，锅里烀了半锅小土豆，锅台边上放着两碗炒土豆丝，说是炒，却不见丁点儿油星，只挂了些酱油色儿。
我明白老人的意思，就说：“今天这顿午饭我更得在你家吃。你吃好的叫我，吃土豆怎么就不带上我？”说得他一家四口都笑了，三婶笑完还抹了眼泪。
吃饭的时候，王三叔一边剥土豆皮一边笑哈哈地对我说：“土豆下来就不怕了，吃好吃赖总算接济上了；等产量上了‘纲要’，跨了‘黄河’，日子就好过了。”听得我心里发酸。心想：真是个好老头。
前几年我回村去看望乡亲，三叔、三婶都过世了，三哥、四弟翻盖了老屋，一顺水八间“北京平”亮亮堂堂。院子里还是没个柴棍儿草削儿，靠边儿停着一台“皮卡”。东屋里堆满了粮食口袋，两个妞儿忙着给我做饭，非让我吃了午饭再走。三哥、四弟还劝我晚走一天，说明天哥俩去城里卖粮，让我搭“皮卡”再到城里玩玩。我望着窗外，见院墙头上摆满了花盆，王三叔最喜欢的马齿苋正开着五彩云霞似的小花。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74


专栏特色及抒写知青岁月


周振环

——致《北大荒文学》杂志编辑的信
编辑同志：
一个偶然的机会，买到了2005年1~6期《北大荒文学》。我认真读了里面的文章，很平民化也很有个性，既不像某些名气很大的刊物“尽爱登些让人读不懂的文章”（国学大师张中行语。见《人民日报大地》罗雪村文《视民如伤》），“高雅”得让人读不下去，也不像有些杂志迎时媚俗，低劣得没法看，更不像那些专为作家、名作家开办的杂志，成了名家独步的舞台。文学杂志是办给广大读者看的，不是单为作家发表作品，然后由文学评论家去品读、批评的。文学即人学，是人民大众的文学，忽视了这一点，杂志就办进了死胡同。
我认为贵刊办得好，一是开设的专栏各具特色。如《沧桑岁月》、《大荒风情》、《感悟人生》等栏目，都非常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特别是《××岁月》的几个栏目里的文章都很感人。而以“大荒”、“荒野”命名的栏目，就是《北大荒文学》的“子刊”或者叫“刊中刊”。二是刊物的风格朴实无华。杂志所开设的栏目本身，就要求作者必须真诚、朴实地写，而且必须写得朴实、写出真诚来。不给那些刻意“高深”其实是梦呓似的生编乱造、不知所云的狗屁文章以一席之地。
我的阅读面也窄，知之也少，读完贵刊6期杂志，除了《名家有约》专栏的作者是名诗人、名作家之外，好像再没有太出名的作者了。但是那些诗、文写得都很精彩。无论是“岁月回眸”、“大荒抒情”还是“人生感悟”，都普遍感情真挚，用浅近易懂、含蕴深厚的语言，向你娓娓讲述一个个或远或近的故事和做人的道理。
第二期的头题小说《从前的河流》，我就一口气连读三遍。每读一遍都止不住地落泪。赵桂林的这篇小说之所以能这么令我感动，有两个原因：①小说的环境背景，写的正是我的故乡。我也是宾县人，老家在宾西（大概属居仁镇），离蜚克图很近。我也比较熟悉小说描写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读起来非常亲切。小说中多次提到的柳条通、黏豆色、故乡“庸常日子的气息”以及这些真实的山川、河流、地名，如阿什河、小岭、玉泉，无不尽在我记忆中，一再撩拨着我的思乡情结。我在灯下读赵桂林（他一定也是蜚克图人）的作品，就像和他并排躺在烧得很热的火炕上听他唠家常。②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我的同时代人。他们所经历的沧桑岁月和命运和我及我的同学大致相同，小说展开的思路与我的心想合拍，思路一致，只是我想说却说不好，思考、挖掘得也没那么深刻。他那漂亮而不失朴实的语言、清楚而明晰的叙述、深邃而幽远的思想，真是道出了我们这一代人历经坎坷的心曲。

贵刊的《知青岁月》、《蹉跎岁月》栏目，是专发知青生活的园地。我知道贵刊一定拥有相当多曾经在北大荒当过知青的作者和读者。阅读或抒写知青岁月的文章，对他们来说肯定非常有磁性。我虽然没有在北大荒当知青，但是我在人称“南大荒”的辽河滩上实实在在地插队六年。虽为知青的地方不同，但命运是相同的，所经历的知青岁月是相同的，心路历程更是相通的。知青岁月留在我们内心的东西太多，太激越。它不是随着时间的流水“逝者如斯夫”，而是随着人生阅历、认知的加深，反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它让我们时时有一种忍不住倾诉的欲望，把那些往事告诉年轻的一代，让他们知道知青的青春是什么样的颜色，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歌声和笑语。汗水和泪水怎样洗濡当年那些沉重的日子。知青们的青春究竟都献给了谁？岁月沧桑，白发渐多，我越来越怕历史的风沙会掩埋我们的知青岁月，假如知青岁月被忽视、被遗忘，那不仅是我们知青这一代人的悲哀，更是这个时代的耻辱。
再过两年，就是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了。也许直到今天对这件事情本身的是非功过尚无深中肯綮的品评；也许有人不屑谈论和倾听那段往事的述说，但是我们自己是不会忘记的。知青岁月唯我们知青自己铭心刻骨，没齿不忘；也许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事件不具有废帝制建共和、“五四”运动、“土地革命”、“八一”起义、长征、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宏大事件的历史意义，而且与十年“文革”、红卫兵运动缠绕在一起，很难说得清楚，但是那些蹉跎岁月都给了我们些什么？一代知青与中国广大农村和农民的最近距离接触和熔接。其在世界观、人生观上产生过的作用，以及知青作为一个整体，用泪水、血汗、青春对农村、农民乃至国家付出的贵于生命的代价都是不容置疑的。我甚至认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与我们的知青岁月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便是我们回忆知青岁月的意义所在。
我无意也没有能力对知青上山下乡做评价，只想说贵刊开设的《知青岁月》、《蹉跎岁月》这样的栏目，给我们这些渐入人生黄昏的老知青倾诉提供了一块平台，这是一个功莫大焉的举措。经过岁月的沉淀，对那些往事重新审视，发而为文，那是一道别样的风景。
在这种意识的催促下，近两年来我无法抑制地写了三十多篇总题为《知青杂忆》的短文，认识肤浅，能力不足，心高笔拙，写出来只给亲戚朋友和家人看。偶尔送到报刊试图发表，多被以“知青的事看不准、说不清”、“都么年代了，谁还看你那些陈芝麻乱谷子？”、“年轻读者根本就不知道你说些什么！”等理由拒绝。读了《知青岁月》、《蹉跎岁月》栏目中的文章，我仿佛遇见知音，又蠢蠢欲动，翻陈稿抄了二篇寄上，请编辑同志指教。

龙行天下

当年最难是吃饱，
为此英雄也折腰，
感慨杂志办得好，
兴起同样去投稿。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8 08:34
当年最难是吃饱，
为此英雄也折腰，
感慨杂志办得好，

多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75

岁月留痕（一）

焦焕文
1963年从抚顺二十中考入一高中，1968年3月从三年级二班入伍参军，历任大连某部队战士、班长、排长，军级单位宣传处干事。1974年10月转业到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工作达十年，后调入中共大连市纪委，担任副处长八年。1993年停薪留职到大连华南集团工作，至退休。

岁月留痕
感谢灿奇同学给我发来短信，告知文昌同学此义举，谢谢他。离开母校四十六年了，如歌岁月，岁月如歌。我不是歌者，也歌不好，点滴回忆与诸同学共勉。

赴疆
1966年我高三，怀揣着大学梦，一门心思准备高考。五六月份说高考要延期，后来干脆说高考取消了。因为随着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发表，以及《人民日报》若干篇社论的造势，现在回忆起来可以说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天下大乱了。六七月份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开始了，七八月份，全校一、二年级的同学有不少都去串联了，且有一些同学陆续传回消息，说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去了韶山，还有的同学在北京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且不止一次见到毛主席。在那风雷激荡的沧桑岁月，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我们，当时总觉得既然上不了大学了，也应该出去闯一闯。对，要去就去远一点的地方。私下里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简单一合计，就去新疆！由于受电影《军垦战歌》的影响，到兵团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早就是我们的梦想。8月24日，我记得自己主持了一个什么全校大会，操场上的同学稀稀拉拉不到一百人。学校扩音器里播放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声。我记不得自己在同学们面前说了什么，但是有的同学听见这歌声，向我发出了会意的微笑，因为我们约定明天就要走人了。是啊！生我养我的地方，煤都抚顺，母校，再见了！
列车飞驰几天几夜，我们到了甘肃玉门站，入疆心切的我们正逢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红卫兵，但我们没在北京下车。在玉门换车进疆正值晚上，当时印象里好像只有一个换乘的站台和一列已经停在那儿的火车。朔风阵阵，有几分凉意，啊！塞外。去新疆的人很多，我们二十几个同学瞬间就被上车的人群冲散了。我好不容易挤上了车，但见二年五班的董长荣同学早已上了车，且躺在了卧铺上，现在想起来，当时真是很崇拜他的机灵。我俩说，人都冲散了，也不知大家都上车了没有？稍许，董长荣递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抚顺一高中的同学，你们都上车了吗？如上了车请在自己的名字下注个记号”。条子往车后传，一会传了回来，又往车前传，又传了回来，结果表明，同学们都上来了。记得有二年五班的佟小群，二年六班的白珊、吴长厚、王瑞生，三年四班的高玉萍、李淑贤，三年二班的周功煌、霍灿奇……经过大约两天两夜的颠簸，列车到达乌鲁木齐，当时是早晨八点，下车一看，怪了，街上无人，商店也不开门，原来当地时间是早晨六点，站台上的工作人员告知，到了乌鲁木齐就要调手表，这儿与北京时差两小时。我们来到大街上，置身他乡，但见一栋栋白色、黄色、乳白色的各式建筑，完全不同于内地的风格。当年党中央毛主席对红卫兵串联十分重视，各地政府都设有接待站，负责食宿。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的新疆大厦，我们身无分文，无任何手续和身份证明，仅凭一枚校徽，红卫兵接待站就接待了我们。现在我依稀记得，好像每人发了一套棉衣，九元钱零花钱。9月初的新疆，早、晚已很凉了，我们被安排住进了新疆大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当地组织我们参观了“八一炼钢厂”、“八一毛纺厂”、“八一制糖厂”，我平生第一次目睹了从羊毛到成匹毛料的生产过程。这些大型企业正如前段电视剧演出的，是王震将军率三五九旅进疆后创建并交给地方的。新疆当时比内地在政治气候上发展似乎慢了一些，虽然“文革”已开始数月，但生产、社会秩序尚好。外出参观坐在大卡车上，同学们哼唱着“天山高峰高上天，天大重担战士担，革命不怕千般苦，创业不怕万重难”。在石河子农八师农场的一块棉田边，我们缅怀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当年接见上海支边青年的伟大情怀。几天的参观访问，我们融入了这座城市。乌鲁木齐市全市大街设有有线广播，大喇叭里每天《大海航行靠舵手》、《国际歌》此起彼伏，不停播放着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消息，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各民族大团结的声音最强烈，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乌鲁木齐市的政治气候，由于宋任穷之女宋彬彬的到来而变得动荡起来。而像我们这样要求参加兵团的串联学生，当时据说从全国各地来了近千人。新疆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围绕对王震同志的态度形成两大派，而是否接纳串联学生加入兵团，无疑是兵团和地方领导面临的新课题，也给乌鲁木齐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增加了变数。为了表达各自的诉求，据说当时有不少人去兵团领导机关静坐，要面见丁盛司令员。据我分析，兵团最终决定收留串联学生，是从当地的大局出发考虑的。我们抚顺来的二十几名学生被安排在了农六师所属的一些单位，当时我们被定为农工一级，每月工资三十八元，并发了被子、褥子等日用品。董长荣同学和高玉萍同学被分在了师天山九场市内的一个粉房，用土豆做粉条，而我和三年四班的李淑贤同学、二年六班的王瑞生同学、二年五班的佟小群同学、抚顺十三中学的张铁成几个同学分到了生产连队，该连队离乌鲁木齐市有几十公里，一条公路边的几间地窝子就是我们未来的家。通过几天的生活，我们对兵团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兵团各师、场、站里的领导机关负责同志是现役军人，值班连队配有武器，当时好像驻扎在如今的五家渠市，其他组成部分是工农商学各业皆有。其成员除三五九旅就地转业人员及整编的地方起义部队士兵外，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天津、北京、河南的支边青年。他们在新疆成家立业，屯垦戍边，默默奉献，献了青青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远离了城市的喧嚣，我们开始了兵团战士的生活。置身在四周无边无际的戈壁滩上，我们和老同志一起，起床洗漱，饭后下地，进行着繁重的劳作。每天干活时，偶尔能见到公路上驶过的汽车，早上看到天山博格达峰的皑皑白雪，下午就化掉了。其他什么都没有，有的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玉米地。天气渐渐冷了，我们离家数月有余，年纪小的同学开始想家，当然我也想。这时有人提议，派代表回抚顺把这里的情况向家人报告一下，我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我和董长荣同学被推举为代表。回抚顺给家人捎点什么？葡萄干。当时我们决定采购葡萄干，两角钱一小盒，包装精美，但不好买，据说都被串联学生买光了，我们只好买了些散装的带回抚顺。回家后，我们全家喜出望外，父亲首先批评了我，说我欠考虑，什么户口怎么办，团员关系怎么办等。父亲是名党员，组织观念强，说我走时也不和家里打个招呼。我这才记起来，临离抚顺时确实没告诉家中去新疆的事儿，只是火车到兰州，在火车站给家中寄了一封信告知此事。父亲想得远，第二天1966年11月11日我们全家兄妹六人与父母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我至今珍藏着。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和董长荣同学逐个走访了一些同学家，给他们报了平安。当我们再一次返回新疆并回到各自岗位上时，发现有的同学，如十三中的张铁成同学，已不辞而别了。冬天到了，没有农活，场领导安排我们去场部学习了四十多天的拖拉机驾驶技术。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波及了农场，农场各类人员政治背景不一，原说兵团和正规军一样，军以上机关可以开展“四大”，现在不知何故，农场有人要老场长靠边站，这位老场长据说是朱德总司令的马夫。我们作为外地学生不便参与，可见是非之地不宜久留。正当我们学习结束，准备开春大显身手的时候，中央发了文件，说东北、西北、西南建设兵团“文革”中不准收留串联学生变为职工，号召串联学生回原地复课闹革命。无奈，农场领导发给我们每人一套毛选四卷，并开了欢送会。我们经过几个月的锻炼，如今——打道回抚了。现在回忆起来，几个月的兵团生活，值得留恋的地方很多，星期天是既累又快乐的日子，累是因为我们要走几十里，从连队到乌鲁木齐市玩，快乐的是可以看电影、逛商场、下饭店。该市是多民族聚集区，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与内地迥然不同。羊肉铺多极了，有一次我们吃完羊肉一出门，店铺的门脸上写着“第四十八羊肉销售部”，熟羊蹄子八分钱一个，熟牛蹄子两角钱一个，肉很多，又香又便宜。商场里汉族、维吾尔族女售货员热情大方，好像到了外国一样。记得是到生产连队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吃过早饭去乌鲁木齐市玩，走了好长时间，觉得离天山博格达峰还是很远，远远望去，近处的山峦丘陵间有块块白雪，又走了近一个小时，原来那不是白雪而是羊群，翻过这丘陵又走了近一个小时到了乌鲁木齐市，而博格达峰依然离我们很远。这次我们玩得很晚，回家时已近黄昏，当时有王瑞生、佟小群、李淑贤……走着走着天降大雾，顿时戈壁滩变得茫茫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天哪！我们迷路了！手电光射出去不到两米，大家都紧张起来，突然觉得面前有一座像小山一样的黑乎乎的东西向我们压过来，我的心提到嗓子眼儿了。走近一看，原来是一老人骑着一只大骆驼。我们向他打听道路，他听不懂汉语。情急之下，我两手握方向盘状，并呜呜地叫着，意思是向他打听可以走汽车的公路在哪儿，他立即明白了我们的意思。用手指了指方位，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很快上了公路，顺利地回到了连队。

龙行天下

文革赴疆兵团行，
当个农工也够拼，
迷路虽苦指路甜，
离家合影存至今。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7-9 08:59
文革赴疆兵团行，
当个农工也够拼，
迷路虽苦指路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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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76

岁月留痕（二）

焦焕文

从军
1967年初，我们从新疆回到了学校，走进宿舍楼，一片凄凉。我记得我只见到了同班的张春光同学，我俩住同一宿舍，记得上学时一次我感冒发烧，是他去北关（现火车站北站处）给我买了一碗朝鲜冷面吃，至今难忘。随着党中央反复宣传要复课闹革命，倡导同学搞大联合，开展大批判，以及先后出去串联的同学陆续回校，学校人员逐渐多起来了。学校也来了军宣队，接管一切权力，军宣队组织同学学习中央一系列文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北京回来的黄大年同学说，康生有个讲话，说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教育战线几十年，搞好教育革命就要批这条路线。当时还有传言说，大学一时半会儿恢复不了招生，将来恐怕要去农村，上山下乡等。不久又传来了要征兵的消息，我由于有去兵团的情结，心想当兵不也是一条出路吗？如能当兵，比去兵团好十倍！于是我向军宣队提出要参军。当时全校二百多人报名，结果只有六人应征入伍，记得有三年一班王省三，三年二班王奎、焦焕文，三年三班史彦斌，三年四班张延明，三年五班李杰。1968年春节后，学校为我们开了欢送会，赠送了纪念册，上书“一人参军、全校光荣”，我们班还照了纪念照。纪念册、照片，我至今珍藏。
1968年3月14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抚顺五百余名新兵乘火车到了大连。当时文化大革命已近两年，大连武斗时有发生，为稳妥起见，部队安排我们分乘几辆大卡车到大连棒槌岛海边，准备乘登陆艇上岛。记得入伍体检时，部队同志讲，我们这批兵要去旅大市长海县，是守备部队；还有的说是什么海军陆战队……我们背着行李列队站在海边，在首长点名分配后分上了几条登陆艇。当时天气很好，登陆艇开得很稳，向几个小岛驶去。我们学校的六个人分了五个地方，李杰和我去大长山岛，王奎去石城岛，史彦斌去小长山岛，张延明去獐子岛，王省三去哪儿现在想不起来了。我面向碧蓝的大海，看着周围背着行李的新兵战友一个个年轻稚气的脸，听着登陆艇行进中轰轰的马达声和阵阵波涛声，我的心情激动了。是喜？是忧？我当兵了，学校将来会怎样？同学们向何处去？凄凉、惆怅，难以言表。我离开母校了，离开同学了，也离开了爹娘，还有兄弟姐妹，难道从此就要走上社会了吗？未来会是什么样？母校会怎样？同学们会怎样？大学永远不办了吗？我不知道，随着涛声，我一遍一遍地问自己，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