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

石建华

                               又来了师弟
      4月中旬的一天，杨工长到车间连部开会去了。
      回来的时候领回来男男女女的10来个年轻人，他（她）们一进车间，立刻引起一阵轰动。其中有几个人以往在厂里曾经见过面，我们一批来的几个男徒工一涌而上，倒把工段长杨师傅给吓了一跳，他开始以为我们要打架，当看到我们在一起，相互之间很亲密的样子，他也放心地笑着过来干涉我们：“小伙子们别开玩笑了，大家安静一下，马上都过来开个会。”。
      全工段的人都围坐在一起，为新来的同志开了个短会，工段长和班组长代表全体同志向新来的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然后就把这一批来的年轻人分配给班组的各位师傅，这次又给我师傅分了一个徒弟，可是师傅还在上海探亲呢，这个徒弟暂时就和我在一起干活儿。
      当天下午，大家都在上班忙工作的时候，我妈妈到我们工段来找工段长杨师傅办事情，一进车间大门就说“杨师傅，这一下子你们车间里增加了那么多徒弟。那么多年轻人，挺热闹的。”工段里有一个转业军人，这时候突然打趣地接上了一句话：“现在我们这里不光是徒弟增加了，师傅也增加了。你没有看见吗，就连石建华也带上徒弟了。”顿时车间里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爽朗欢快的笑声，这笑声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谁也不敢看了，只顾闷着头自己忙着自己的活儿。
      我的这位师弟是来自东北鞍山的，叫张幼君，一见面我们都感到很投缘，很快就交上了朋友，他主动配合我干这干那，张口闭口老叫我师傅、师傅的，把我弄得相当抹不开面子，我再三向他声明：“我们两个人的师傅还在上海，你就叫我的名字，或者跟着他们一样叫我石头也可以。”于是他开始改口，嘴里喊出来的却是师兄。我还想谦虚地推辞，我身后的一位老师傅接上了话：“他喊你师兄，你就答应到吧。你比他先来个把月，年龄比他大一点儿，当师兄的资格是够的。”从这以后我就当上了他的师兄。当然干活儿的时候他就用我的工具，我在杨师傅的指导下，也尽自己的能力给他装了两把木工锯。
      白天我和我的这位张师弟在一起上班干活，晚上吃过晚饭，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就到车间里修理工具，磨刨刀，挫锯条，继续完成白天没有做完的活儿。或者是看看书。那时候我们这些学徒工相互之间好像是较上了劲，白天上班都在车间里紧张地工作。努力向师傅们学习钻研技术，晚上又到车间主动地干点儿这干点儿那，生怕自己被别人比下去。都想挣个好的表现。争取能快点在技术上能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好让车间里的领导能另眼看待自己。希望自己能早点成为生产上的骨干。
       当年夏天，党团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恢复组织生活，我和我这位师弟同时向车间里的共青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不久车间的团支部把申请入团的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团章学习小组，我和师弟恰好都编在一个组里学习，相互之间互相帮助，在班组里认真地做好没一项任务。决心不能给班组丢面子。不给师傅的脸上抹黑。

石建华

                               师傅回来了
      197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就要到了，我们刚上班不久，我们工段车间外走进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人，他看见我便朝我点了点头，又扭过头操纵着满腔浓重的上海口音向杨师傅打招呼：“杨师傅，我回来了”杨师傅立刻回答道：“回来的好，快到五一了，咋不过了五一再回来？”然后拉开大嗓门喊道：“小石呐，上哪儿去啦？”我从我的工作台前猛地站起身来回答道：“我在这儿。”杨师傅说：“你和小张都过来一下，来见见你们的师傅，师傅回来了。”我立刻跑到我们经常磨刨刀的地方找到我的张师弟，师兄弟俩一前一后地来到师傅面前，并排立正站在师傅面前，规规矩矩向师傅行了个鞠躬礼，把师傅逗笑了。
      在第二天一早，刚上班师傅就叫上我和小张，带到堆木料的料场下了一大堆长长短短的废木料，都搬到圆盘锯，平面木工刨床，压力刨床附近，又锯又刨，忙了一个上午，我们师徒三人都累的满身大汗淋漓，我不解地问师傅：“这是什么任务？”师傅笑了。向我解释说：“原来我以为只分给我一个徒弟，可以和我将就用一个工作台，没有想到的是一下子分来了两个徒弟，只能给你们两个合做一个大一点儿的工作台。”下午我和张师弟的工作台就钉好了。我们把自己已经做好的工具一样一样的摆进工作台，在摆放工具的时候，师傅在旁边看着，把我们一些做的不合他意的工具通通地都给退掉木柄，把工具留下，废木柄全部都扔了出去。他一边嘴里还不停地数落道：“这些东西都没有样子，拿出去让别人看到了，当师傅的丢不起这张脸。我重新帮你们搞。”没有办法，学徒工就得听师傅的。这句老话说得相当有道理。果然，师傅历来说话都是算数的。我们这两个徒弟的工具就由师傅给我们重新装备起来。
      其他专业的学徒怎么样做，我不知道，反正我们的木工工具拿出来，果然是与其他的师兄弟的工具首先从外观样式上看都不相同。木匠这一行的工具有这么个特点，没有见到师傅，先见到学徒工的工具，就知道师傅是什么地方的木匠。而且看到徒弟的工具，就会知道师傅的手艺怎么样？别人一拿起我的工具就会肯定地说“你是跟上海的高级木匠学徒的。”
      师傅送给我两把刨子，两把锯子。一个墨斗。再给我做了一个装刀具的木盒。其他的我就根据工作的逐步进行自己动手制作一些切削刀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具套装。可以自己独立的完成木模型的生产任务了。

石建华

                               车出的工件为什么是锥形？
      一天晚上，晚饭以后，我到车间里的木工车床上加工一个圆柱形的工件，这个工件直径360MM，长500MM，我先在车间的木料堆里找到一节直径有400MM，长600MM的圆木，把它在车床上卡具夹好，架好刀具，计算好车刀的进刀速度，在确定符合规定的操作程序内，便接通电源，启动开关，开始动手车削。
      在切削毛坯大体成型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切削出来的工件并不是我预先想象的圆柱体，而是意料之外的圆锥体。停车后我仔细地检查了所有的操作过程，就是找不出出现问题的原因，我无论如何改变进刀的速度和进刀量，仍然无法改变，切削出来的仍然还是圆锥体。最小头的那端就只剩下5MM的切削余量。我不敢再动车床了。只得去找师傅，可是师傅晚上出去看朋友去了，我没有办法，只好休息了。
      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望着头上的天花板，脑海里继续过着电影，仍然想着刚才的事情，愈想愈想不通。这时候我们班组的副组长走进我的宿舍，看到我魂不守舍的样子，就马上走过来，非常关切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他叙述了一番，这位副组长说：“走，走，我们马上去看看，问题会出在哪儿？”我们一前一后地走进了车间，我的工件仍然卡在车床上，副组长当时是一个三级工，转业军人。他按常规进行了一番检查，问了我几句话，就开始在大的一端进刀切削。
      可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切削出来的仍然还是圆锥体。这时他看了看表，就顺手把车床的电源关好，然后命令我马上离开车间回宿舍睡觉。
      我虽然在口头上算是答应了，但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回自己的宿舍，而是信步走进了我们班组的另一位三级工刘家贵师傅的宿舍，向他打过招呼以后我便把刚才车间里的事情叙述了一遍，但没有把副组长也看过的事情告诉刘师傅。（主要目的是想多听一下其他师傅的意见，另外怕万一真是副组长的确搞不懂，在我们面前穿了帮，大家在面子上都不太好看）刘师傅马上说：“是这样，我和你马上一起去看一下，也许我能知道你所说的问题出在那里。”我又跟着刘师傅进了车间，刘师傅在车床跟前仔细地在刀架和顶针座的部位检查了好几遍，突然用手指着顶针部底座的四个螺丝问我：“这个部位你动过没有？”我回答道：“没有。”刘师傅异常兴奋地说：“对了，原因找到了。问题肯定就出在这儿了。今晚上你算是找对人了，这台车床今天下午我用过，我用的时候因为车削的工件是锥体的，就改动过顶针的角度。用完以后就我忘了把顶针恢复正常角度。你在接着用这台车床的时候，因为你是的确不懂，也就绝对不可能想到会把顶针恢复正常角度。所以你无论再怎样进刀，绝不可能切削出正常的圆柱体。”
      问题找到了。按照刘师傅的提示要求，我就把顶针下面的螺丝全部松开，把顶针对准卡盘中心，校对后再把车床顶针部位恢复到正常范围，在工件车床上用卡具把工件重新卡紧，刘师傅在确定我的基本动作完全符合规定的操作程序之后，向我点点头，我接通电源，启动开关，重新开始车削。工夫不大，我的工件车削完成。刘师傅拿着蓝图对照我车削的工件仔细检查了几遍，最后兴奋地告诉我：“完全合格。”我欢快地哼着歌，轻松愉快地关好车床的电源，打扫完车床，再把完成的工件放到我的工作台上，最后关好车间里的灯，然后便心安理得地回到宿舍准备休息。
      这一回刚迈进我的宿舍门，副组长就跟着我的脚步进来了。他随手关上门，非常严厉地把我好一顿批评：“你这个小家伙也太不听话了，你的师傅出去办点事儿，临走的时候把你托付给我，要我关照你，我当时是已经换了衣服，晚上不便动手再干活儿，刚才我要你去休息，你听话了吗？谁给你的权利？让你去喊刘师傅陪你加班。你万一要出点儿啥事儿，我拿什么向你的师傅和家长交代？”副组长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也只能默不做声了。此刻我尽管挨了副组长的好一顿批评，但还是止不住我心里的高兴。因为我今天晚上的确是学到了真本领。这样的批评哪怕是再多挨几回我也心甘情愿。
      第二天早上刚上班，副组长把我昨天晚上事先未向领导请示，在夜间擅自动用车床和要刘师傅陪我加班的事一五一十地向工段长杨师傅汇报了。杨师傅马上把我叫了过去，当着副组长的面，非常严肃地问我：“副组长说的是有这么回事吗？”我马上用一种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口吻回答道：“有，有，有这事。副组长说的一点儿都不错，句句都是实情，完全符合事实。”
      杨师傅笑了，他说：“小石是有错，错就错在夜间开动车床，事先没有请示。但他的积极性是好的，出发点也是正确的，效果也还是好的。如果车间里所有的小伙子们都能向他这样学技术，要不了多久，他们也就都成为车间里的技术骨干。这不是挺好的事情吗？我也不可能再批评小石别的什么了。他除了夜间动用车床没有向我请示以外，我看不出其他哪儿还有什么错。换句话说。作为工段长，我高兴都还高兴不过来呢。”

石建华

                               磨 刨 刀
      你见过木匠磨刨刀吗？我可是经常干这样的事儿。
      记得我当模型工，开始学推刨了，看到我推出的木刨花从我的刨子上口飞出去，随着我右手食指轻轻地滑动而飞落到我的脚面上，感到特别的快意和舒服。在外行看，木刨花越多越说明木匠能干活儿。但是磨的再好的刨刀，总会有用秃的时候，刨刀的刃口磨秃了以后，就会使刨子不好用甚至于推不出木刨花。每当这时候，我就得用一只手拿起刨子，另一只手用钉锤敲击刨子的尾部，使原来夹紧在刨子上的刨刀轻轻地从刨子上退下来，把木工刨刀上面的盖铁放在工作台上，把退下来的刨刀拿到车间后面的水槽边，沾着自来水在磨刀石上磨刨刀。
      开始我磨刀的时候，没有去看别人是怎样磨刀的，只是把刨刀的刃口在磨刀石简单地来回磨几下，自己感觉到比较快能用就可以了，我磨的刨刀基本上都用不到多久，就不能用了，不能用也没关系，再磨就是了。有一次我还是照着自己的老样子磨刀，我认为自己是磨好了，正想回去继续干活儿，突然背后伸出一只大手从我手里把刚刚磨好的刨刀顺手拿了过去，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的师傅。
      师傅拿着刨刀，用手指轻轻地摸了一下刃口，问了一句：“刀磨得怎么样？能用多久？”我说；“一个上午可以将就用就行。”师傅皱着眉头不满地冒出一句上海话：“小赤佬，你是这样如此混混的。那个想法都是不对的。”我一下就楞了，明白了师傅在批评我了。而且是生气了。赶紧解释道：“前段时间你在上海，我在这里磨刀是自己学着磨的，在乡下当知青的时候，跟着乡下的木匠干活儿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磨的。那些木匠师傅都说我磨的还可以。”师傅的脸色这时候好看了一些。慢慢地舒了一口气，缓和了一下刚才的紧张气氛后，师傅笑着说：“看起来你还是老手嘛，在乡下的时候你那样磨刀是有你的道理，那些乡下的木匠师傅要你那样磨刀，纯属是磨洋工，其原因是要在别人家里多干些时侯，想多混几顿饭吃。但现在你已经是企业里的木模工，要尽可能地多干活，多出合格产品，肯定地说，水平和要求就会比以前要高一些。决不能等同于原来的水平。”师傅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拿出一把钢板尺，在我磨的刨刀刃口面上一碰，转过身对着灯光凝视着要我过去看：“你看你磨的刀刃口上面是圆鼓形的，用不了多久刃口的圆鼓形部位就开始与木头的平面干摩擦，就无法再用，这就是你老去磨刀的根本原因。磨刀的时候一定要把刃口面与刨刀上口平面磨成小于15度的夹角。刀刃口的锋利程度要达到能够轻轻的一碰，就能剔掉手臂上的汗毛，才能算合格。这样磨出来的刨刀在正常的情况下，起码可以用上半个月。你只有这样磨刀，才能提高工效。俗话说砍柴不误磨刀功就是这个道理。我刚才磨好了一把刨刀，你拿着做样板，比照着我磨出来的样子把你所有的刨刀全部重新返工再磨。当学徒主要的任务是学技术，不要光想到图快。图省事，关键要好用。”
      没办法。师傅都下命令了，徒弟只能照办。我一声不吭地回到工作台前，把所有的刨刀和其他木工刀具、斧子等都按照师傅的要求，花费了两天的时间全部重新磨过了一遍，然后请师傅检查。师傅过来挨个地检查了一遍，满意地说：“以后你就这样磨刀。不许偷懒。”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笑着小声说道：“我记住了。”
      通过这一次磨刀的体会，感觉到我的工效的确是提高了，而且经常是二十多天都不用再磨刀。完成的生产任务也越来越多了。做出的产品也比原来更受看了。工段长杨师傅也经常在班组会上表扬我，说小石的工作水平的确提高的很快。其他的学徒工都要和小石多多交流工作经验和体会。大家都尽快地提高技术水平。好多完成生产任务。当然我也看到了，当工段长杨师傅在会上表扬我的时候，我师傅的脸上总是挂着一副得意的微笑。

石建华

                               锉锯条
      干过木匠的人，大概没有谁说他不会锉锯条，现在我还经常有这样的习惯，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有木匠在锉锯条，总会忍不住在旁边观看一会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要多看看。我一边看一边和锉锯条的年轻人颇有兴趣地攀谈着。告诉他一些锉锯条的经验，可能有人会问你怎么会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是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着样的体会。
      我的师傅是上海人，手艺很好，就是眼睛有些不好，据说是白内障，长时间都听他说眼睛发干，经常迎风淌眼泪。干木匠活对锉锯条感到非常吃力。自从我开始跟他学徒以后的第三天，他就把他的一把大锯子翻出来交给我，要我锉锉快。我接过锯子，放在工作台边，拿了一块木板夹在工作台边的硬木夹上夹好，在木板顶头上的顺茬头上用另一把锯锯一个通缝，顺手拿起师傅的那把锯，把锯条卡在那根锯缝里，确信是卡紧了以后就拖过来一个木蹬转身坐下，再拿出一把崭新的三角锉刀，沿着这把锯条的锯齿，从左至右。挨着顺序逐个锯齿逐个锯齿就开始锉起来。
      开始的时候，锉刀在锯齿上来回地拖动，靠蛮力使劲地锉，为了显示自己能会锉锯条了。我当时是相当卖力气的，可吱嘎吱嘎地锉锯声确实是相当刺耳，这天杨师傅从车间外面回来冲我喊了一声：“小石，你锉锯条就不能小点儿声。”我头也没抬顺口就回应了一句：“它本来就有那么大的声儿，我没有办法。”杨师傅当时又有急事要出去，没有再跟我说什么。这时候，我师傅走过来，告诉我：“锉锯子不能像你那样锉。眼睛要看准要锉的锯齿，一下又一下地向前用力锉过去，换句话说，把锉刀的一面接触到锯齿的一个面靠紧以后，用向前的推力把锉刀推出去，回来时把锉刀轻轻地抬一下，锉刀不允许按在锯齿上来回地用力拖拉。来回地用力拖既不能把锯齿锉快，又相当累人，再新的锉刀也经不起你这样整，弄不好还会把锉刀别断伤到人，还影响到周围其他人干活儿。未必你刚才就一点儿也没有体会到吗？”我点了点头。是的，我自己确实也觉得那声音是太刺耳了。
      师傅接过我手里的锉刀一边说着一边给我做着示范。不一会儿我就从师傅手里拿过锉刀，模仿着师傅锉锯条的样子，按照师傅说的要领来做。果然，只听到哧、哧、哧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地有规律地响声，由于锉刀没有在锯齿上拖动，吱嘎吱嘎地尖利地金属强摩擦的声音也就听不到了，而且速度也加快了。当我把锯条锉完以后，师傅过来检查了一下，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从那以后，我的师傅经常把他的锯子交给我，要我给他锉锉快。我把这锉锯条的经验和体会告诉了我的师弟，我的师弟把这些经验通过自己实践以后又告诉了他们一起来的小伙伴们。车间里以前的那些吱嘎吱嘎地锉锯声逐步地消失了。
      车间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石建华

                               我们都上报纸了
      1971年国庆节前夕，车间里的增加了生产任务，模型工段的任务大体上已经完成，但翻砂工段包括化铁炉及浇铸工序存在严重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车间里的领导决定在车间范围内部进行调剂，把我们模型工段的年轻人全部抽调到翻砂房去增援，以暂时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这段时间，我们车间全部年轻人都在翻砂房集合了，我们负责做清砂，清理铸造出来的各类铸件。成天用铁锹，大锤，钢丝绳等在车间里忙碌着。小的铸件就用铁锹和手锤把铸件上的砂和土清理干净后转运到车间外面找一个堆场堆放起来，做自然冷却时效处理。大件的铸件就请那些开行车的师妹们配合，用钢丝绳套好以后，悬在半空中，用大锤、空气压缩振动枪进行震动冲击，把贴在大型铸件上的砂和土清理干净后，再请几个开铲车的师兄们帮忙运出车间，在堆场堆放起来，做自然冷却时效处理。
      从早上上班到下午下班，晚上还经常加班加点，我们成天在金属粉末和其他粉尘里钻来钻去，穿在身上的衣服，在车间里的灯光照射下，个个都是发光闪亮的，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干净的地方。当时也没有什么加班工资，我们这些学徒工每个月拿的都不是工资，只有18元5角的学徒津贴。但当时，我们看到车间的领导以身作则，他们都带头没白天没夜晚地拼命干，我们也只能不甘落后。车间里需要加班的时候也无需动员，只要说是党团支部的号召，大家都主动争取去，生怕领导不要自己去，没有去成的反而还会很有意见，好像是党团支部看不起自己，惟恐会因此影响到自己的政治生命。
      十多天的苦战以后，车间超额30%完成了厂部给车间的预定任务。受到了厂部领导的表扬。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前去增援的同志，领导特别强调表扬。我们的心里特别高兴。国庆节以后的一天，我远远地就听到，我们模型工段里的一个女徒工，不知道她和车间里的党支部副书记争论着什么：“你说我表现比别人差，比别人差未必还能够上报纸受表扬吗？”支部副书记笑了，“受表扬和受批评都是相对的。对你要求严格一些没有害处。”说完就离开了车间。
      眼看着支部副书记走得很远了，我这才小声问这个女徒工：“你上报纸受表扬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怎么一点儿都不晓得？”这个女徒工笑着说：“不光是我受报纸表扬，其中也有你呀。我们全工段所有的学徒工都上报纸了。” 我这时候真的是彻底被她搞糊涂了，站在那里疑惑不解地说：“这不可能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女徒工更笑了，她弯着腰，从她的工作台里拿出一张《冶金报》，在报纸的第一版上，我看到了一篇文章。题目我记不得了。
      这段文章的大意是介绍了冶金工业部第五冶金建设公司机械修配厂铸造车间模型工段的全体青年工人，为了响应车间党团支部的号召，打破工种界限，支援翻砂工段完成车间生产任务的事。号召冶金系统全体青年工人，打破工种界限，要提倡一专多能。
      看到这里，我总算是弄明白了：报纸上所表扬的是五冶机修厂模型工段的全体青年工人，那我也是模型工段的全体青年工人中间的一员，当然在报纸上受表扬里也就有我一份，我也算是上过报纸，当然也要算是受到报纸的表扬了。

      

石建华

                               一件大事情发生了
      1971年10月上旬的一天，我们车间的一个党支部委员突然把我从车间里找出来。
      我莫名其妙地跟着他一起来到车间外面的一个避风的角落，在一截废旧的混凝土预制梁上先后落坐以后，他异常严肃地问我：“小石头，最近你是否听到过，有人在议论有关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事情？”我实事求是地回答道：“没有，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更加严肃地说道：“现在我代表车间支部和你谈话，如果你发现有人在议论有关我们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事情，一定要马上向支部汇报。你能否做得到？”我的回答很简单：“能做到。”……
      说实话，这几天我的确隐隐约约地听到在车间里，有一些人在议论一些有关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事，他们说的都很隐蔽，我当时也的确听不懂，如“跟的最紧的”、“庐山会议上抢先第一个发言的”、“手举得最高的”然而他们到底所指的是谁，谁都没有明说。
      当时我也只是感觉到似懂非懂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从直观上感觉到人家的分析是满有道理的，而且是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也就没有按照那个支部委员的话去做，并且还不知不觉地加入了他们的议论。在那个时间段里，车间和厂里、以及各个宿舍里，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当然我也听到那些人说的俏皮话也越来越大：“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那个人，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罕附近被摔死了。”我始终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所针对的主角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相联系，更不敢相信毛主席的接班人会出那么大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历史条件下，谁也没有胆量敢指名道姓公开议论那个人。但总是我是预感到可能要有重大的事情将要发生。
      原定惯例每年一次的国庆大游行被取消了。1971年的国庆节。整个成都市到处都看不出是在过节，除了稍微几个大一点的厂矿或机关门口挂着几个大红灯笼以表示节日外，城里街道上找不出一点儿过节的气氛，车间在国庆放假三天里，特意安排了保持30多人的基干民兵轮流值班在车间待命，从种种迹象上我们已经有所察觉。中央肯定出了大事，越来越多的小道消息都和当时号称副统帅的人产生直接的关联，但是谁也不敢断言就是他。
      又过了几天，厂里武装部的负责人突然来到我们车间找到工段长杨师傅，临时要向他从工段里抽调4个年轻人到武装部待命。这其中有我一个。我们4个小伙子按照命令。不到3分种就和各个车间抽调出来的年轻人一起来到了厂武装部办公室。
      武装部长走进办公室用手一挥，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把我们全部带到武器库。在武器库门口，我们每个民兵手里都接过了一支半自动步枪。在经过短暂的操枪训练以后，按照厂里的命令，我们都把半自动步枪上雪亮的刺刀一律打开，从厂部会议室大门外面开始到厂部机关办公楼周围，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地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岗哨。我的哨位恰好就在距离办公楼会议室门口不到1米远的位置上，这时候，厂里领导下达命令：“凡是来开会的。只许进，不准出。”
      不一会儿，厂部机关科室和各个车间的有关领导都来开会了，看到我们一个个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在机关楼内外站满了岗哨，都禁不住好奇地向我打听：“小石头，你知不知道，今天这是开的什么会？楼上楼下和门口怎么都这么热闹？”面对着这些平时都是相当熟悉的各位领导，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厂里有命令，凡是来开会的。只许进，不准出。”他们都不再问什么了，向我摆了摆手便一起走进了会议室，不大一会儿，会议室的大门被人从里面关上了。
      会议开始了。里面讲些什么，我们不知道。
      只是从会议室里偶尔传出断断续续零零星星的只言片语……“中共中央……坚决批判林彪反党集团……”这时候，我们那几个距离会议室较远的伙伴小声而焦急地问我，“小石头，你听到点儿什么没有？”我只得根据刚才所听到的一些只言片语，用手先指了指走廊顶棚板上的吸顶灯，又指了指我自己的头。压低嗓音回答了七个字“光头死了，要批判。”大家相互比了一下拳头，都明白了，有人说“向外传，光头死了，要批判。”接着这句话沿着哨位迅速地传了出去，我们都把手里的步枪举起来，小声喊了一句“万岁”“乌拉”。 “万岁”“乌拉”一句又一句的欢呼声，随着我们一个个的哨位一直传遍厂部机关周围。
      三个小时以后，会议结束了。从会议室出来的人脸上都放着光彩，各个都是那么兴高采烈地高声谈论着什么：“林彪”“秃子”“反党集团”等词汇不断地传过来。我们也受到了感染。还没有等到撤岗的命令下达，便急急忙忙地把手里的半自动步枪纷纷送回到武装部办公室，然后拔腿就往车间跑，急着要向大家报告这个惊人的大好消息。
       第二天，全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厂党委的刘书记向大家完整系统的传达了中央文件。证实了我们过去的推测是正确的。毛主席确定的接班人林彪和他的反党夺权的阴谋败露后，仓狂出逃被摔死在蒙古境内温都尔罕附近。
      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运动开始了。



           

石建华

                         林副统帅的林与双木林的林
      197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记得我们模型工段的几个小师哥师弟们，从牛市口的五冶木工厂拉了一车木料回车间， 刚从卡车上把木料卸完准备回宿舍休息，距离我们身旁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瘦小身材干部模样打扮的陌生中年人，主动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人家主动和我们打招呼，总不能显出我们不能没有礼貌，于是只得挥挥手里的衣服算做是回应。这时候工段长杨师傅冲着我们大声地喊道：“你们哥儿几个等会儿再去休息，现在都过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几个小师兄弟们都来到车间里，那个中年人也来到我们中间，在脸上流露着一种令人难以琢磨的微笑，杨师傅用手指着这位瘦小身材的中年人对我们说：“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车间新来的副指导员。你们认识认识，以后便于工作联系。”这位中年人立刻接着搭上了话：“我姓林，林副统帅的林。在以后的工作中希望大家多支持。”这时候我直观地感觉到他脸上浮现着微笑的后面似乎还有另外一副非常可怕的面孔，实在令人难以琢磨……
      又过了几天，车间里开大会，当时我们的铸造车间对外号称是三连，车间主任也就是连长。连长在会上重点讲了车间当前的生产形势和具体的任务，同时要求大家必须注重安全。最后说：“今天是星期六，争取早点回家。现在由车间新来的副指导员给大家讲几句话，”这位中年人立刻接上了话：“我姓林，林副统帅的林。在以后的工作中希望大家多支持。现在我传达一下上级领导关于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一个文件，文件不长，希望大家注意听。”他的脸上始终保持着那么一种令人难以琢磨的微笑，手里抓着文件，照本宣科地念着文件上的每一个字，他的旁边还必须得站一个人，万一再碰上文件上有他不认识的字，好现找人问。他其实也并不是完全地照本宣科，（他要是真的照本宣科还算对了）而是念上一小段文件，针对这一小段文件的内容，再加上他的理解并联系到车间具体的人和事，进行讲评。16 开不到三页的文件，他整整讲了两个半小时还意犹未尽。我们也是越听越糊涂，根本就分不清哪些是文件上原来说的，哪些是他延伸文件的内容讲的。要不是老连长利用这位副指导员讲话停顿的一瞬间把话头抢过去宣布散会，还不知道他要讲到什么时候呢？当我们走出车间会场，外边的天色早就黑下来了。
      在林彪反党集团未败露以前，这位副指导员总是以林副统帅的林姓为荣。仿佛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姓林，和他那个林肯定是分不开的。俗话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林”字。他们大概五百年前是一家吧。所以他每次对外做自我介绍时总是自称“我姓林，林副统帅的林。”
      在1971年的9.13事件爆发,林彪反党集团阴谋败露后,从1971年的10月中下旬开始，全国都进入了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运动。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这位副指导员可能也是害怕别人提起他与林副统帅五百年前是一家，再也不提什么一笔写不出两个“林”字。为了表示自己已经从思想上与林副统帅划清了界限，再向别人介绍自己姓氏的时候，就不再大声地说是林副统帅的林，而是非常低调地用着异常平和的声调，客客气气地介绍着：“免贵姓林，双木林的林。”

石建华

                           副指导员与我的一次谈话
      1971年冬天的一个中午，刚吃过午饭，我正在锅炉房旁边的一个水龙头前接水洗碗，这位林副指导员在身后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要和我谈几句话。我只得把刚洗好的饭盒顺手交给我身旁的一个师兄，要他帮我放在我的工作台上。便跟随着这位林副指导员来到车间外面找了一个避风的角落，在一堆废混凝土预制构件旁，我们分别坐了下来。
      这位林副指导员说：“你向团支部正式交过入团申请书吗？”我说：“交了，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林副指导员说：“我现在是分管车间的共青团工作，你的入团申请书我已经看过，大的问题没有什么，基本上符合要求。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必须向支部向组织上讲清楚。”我当时就楞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问：“林指导员，我不明白你这里指的什么事？我对组织上可一向都是忠诚老实的。”林副指导员脸上始终保持着令人难以琢磨的微笑，他说：“你的家庭出身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这有什么好难的，我马上就回答道：“从上初中开始，我就一直填的是职员”。林副指导员脸上那令人难以琢磨的微笑实在让人感到可怕，他用一种显然是审查犯人的口吻继续说道：“你所填写的职员是你父亲的职业，据了解你的爷爷在土改时定为地主，你的家庭出身应该填地主。”我当时就感到什么是无中生有，什么是飞来横祸了。我当时也顾不上害怕，马上反击道：“我的家庭出身应当是算到我父亲的那一辈，我填职员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我父亲的家庭出身才应当是填地主。这是起码的政治常识。我想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林副指导员脸上仍然保持着那令人难以琢磨的微笑，继续对我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长期永远存在下去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当然也必须要永远存在下去，即使是现在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都死光了，也还会产生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而你们这些人其中包括你正是产生这些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基本条件，如果你们都成为了工人和农民，那么以后产生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基本条件也就没有了，那阶级斗争不是就熄灭了吗？”我当时立刻就感到了头上顿时产生了像三座大山一般的压力。我似乎已经感觉到面前的这位林副指导员个子更小了，强烈地感到他政治水平太低，政策档次太差，我认为，我现在已经无须再和他争论什么政治问题了，于是就开始考虑着，我应该怎样才能让这次谈话能体面地结束。
      正在这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了厂里的党委刘书记。灵机一动，顺势打了林副指导员的一个概念反击。我采用一种近乎于哀求的语调说出了让林副指导员从内心深处感到害怕的语言来：“你说的话我已经都听清楚了，不过我的政治思想水平非常有限，很多事情都还弄不明白。下午我正好要到厂部办事，决定顺便去找刘书记问一问，顺便把你刚才和我所谈的这一次谈话内容向刘书记反映一下，想向刘书记打听打听。这是不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没想到我刚把这句话说出来。这位林副指导员立刻换了一副笑脸，马上就把话题收了回去，他急切地说：“别、别、你就别去找刘书记啦，他的工作那么忙，不要再麻烦他了。我是在给你开玩笑，刚才和你说的一席话都不能做数，千万别当真。”此时此刻，我才能如释重负地大出一口气，庆幸地笑着对林副指导员说：“我的天呐，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咋个经受得起你这样的玩笑啊。你这种天大的玩笑会把我们打入到十八层地狱的。”
      他继续微笑着看着我，依然缓慢地低声说：“我今天找你是说另一件事，车间里很多青年工人都向团支部交了入团申请书，大家表现得都很出色。但是团组织的发展工作有一定的程序和步骤。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成为团员。所以要成立团章学习小组。由你担任组长。长期组织大家学习。你能接受这个任务，并接受团组织的长期考验吗？”我回答道：“既然我已经交了入团申请书，我就已经有了这个思想准备，准备接受共青团组织的长期考验。包括任何考验。”
      这时候，我看到这位副指导员脸上，那张永远微笑着的笑容似乎更阴沉了。

石建华

                           团章学习小组长
      几天以后，车间里召开共青团的支部全体扩大大会，我和车间里所有交了入团申请书的青年工人都列席参加了。林副指导员在这次会议上郑重其事地宣布：“石建华同志为我车间团章学习小组组长。以后我车间凡是要求加入共青团的同志都要参加团章学习小组的学习。这将成为我们车间里的一个制度。希望我车间要求入团的同志都踊跃报名参加团章学习小组的学习。”
      从这以后，我除了正常工作之外，在业余时间组织车间里写了入团申请人的青年同志们，按照团支部的部署安排，组织他们学习共青团章程等有关文件。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就过去一年多了，当看到我们这个学习小组已经有十几个同志陆续加入了共青团，我仍然还没有被批准入团，心里面的确不是个滋味。在这段时间，相当多的师兄师弟下班以后，纷纷来宿舍找到我，非常关心地问我：“你到底有什么政治问题嘛？为什么入团老是轮不到你呢？”我也只能这样说：“我在交入团申请时向支部书记表过态：要经受得起团支部的长期考验，大概有一条就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吧。”
      一天下午上班前，我提前十分钟走进了车间的大门，发现车间里的林副指导员和我们工段的工段长杨师傅正在大声地争论着什么，杨师傅看到了我，向我挥了挥手，大声对我喊道：“我正在和林副指导员研究工作，你等会儿再进来。”我在车间门口站住了，不一会儿就听到工段长杨师傅大声说：“我想问一个问题，林副指导员，你说小石他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就一直不能入团？按他的政治表现和工作能力，他早就应该是团员了。”林副指导员仍然是那样微笑着说：“这个问题嘛，领导自然会有领导的安排。”工段长杨师傅非常不满地大声说：“看来你说的领导大概就是你自己吧，我一会儿就去问问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马指导员，想了解一下这是不是党支部的决定。”林副指导员始终保持着神秘的微笑，依然不紧不慢地回答：“这个问题车间党支部还没有研究呢。我今天和你的谈话，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我在车间门口听到了这些谈话，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辣苦酸甜麻什么样的滋味都有，我真正地从内心里感谢车间里的工人师傅们为我仗义执言，又为林副指导员对我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感到无比愤恨。他分明是在利用职务之便在玩弄我，我正想冲进车间里扭住林副指导员想和他争论个说法，突然从背后伸出来几双大手把我拦腰紧紧抱住了。原来是我们车间里一起进厂的师兄弟们，他们都把我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安慰我：“千万别发火，要沉着”“你不要和林副指导员斗气，和他斗气，你划不来，只要你心中有数就行了。”“晓得他是一个什么人就行了。”“你忍一下吧，退后一步自然宽。”在大家的努力劝说下，我只好装作无事一般走进了车间开始照常工作。林副指导员看到了我，面目表情仍然保持着令人费解的微笑，主动走上前和我打招呼，我强压着满腔的怒火勉强和他点了点头，咬着牙关冷冷地说了一句：“对不起，我在工作，没时间和你废话。”便从他身旁头也不回擦肩而过。
      从这以后，我算是把林副指导员的为人和他对我的态度看透了。工作我照常做，该完成的任务照样完成。但是从内心里暗暗拿定主意：凡是林副指导员布置的工作，我只要是能不做的坚决不做，大家都做，我就去做，大家不愿意做的事，我也离他远点，尽可能让他看不见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决不会主动去和他说半句话。
      大概时间是又过了三个月以后的一天上午，总公司的党委姚书记到我们车间来视察，林副指导员也一起陪同他走进了车间模型工段，当时我正在用一个放样图板，对照图纸，给一个机床部件做模型放大样。姚书记走到我跟前不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抬起右臂向我打了一个招呼，我也连忙迎上前去，姚书记便和我攀谈起来。不过，当时我也的确不知道他就是总公司的党委书记，我也只是认识他的儿子，只知道站在我面前的也就是姚伯伯，他有一个儿子的名字我是记不得了，只记得外号叫小兔子，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伙伴。我从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认识这位姚伯伯，和他在一起谈话，思想上就一点儿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压力，当然谈话也就无拘无束。特别当聊起我和他的儿子的过去和近况等，我们这一老一少还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我这时候似乎察觉到林副指导员站在旁边的神情表现得相当不自然，而且从面目表情上已经流露出非常担心的模样，没想到姚伯伯就在这时候突然问了我这么一句话：“进厂当工人快两年了吧？”我顺口答道：“马上就两年了。”姚伯伯接着又问了一句：“入团了没有？”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太笨了，还没有。”姚伯伯带着非常不满地口吻问起站在旁边的林副指导员：“这是怎么搞的？这样的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入团？”此刻的林副指导员毫无思想准备，只得在口中喃喃有词地低声辩解道：“我们车间里要求入团的年轻人太多，总得要排个具体计划，小石还是挺不错的，我们已经有了安排。”姚伯伯皱着眉头看了看林副指导员，一甩胳膊，转身扭头就离开了车间，林副指导员也紧跟在姚伯伯的身后，一直喋喋不休地解释着什么，我远远地只看见姚伯伯向这位林副指导员挥了挥手，便向厂部走去。
      不一会儿，林副指导员又转过身返回到车间里，径直找到我，把我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僻静角落，急火火地小声问道：“你和总公司党委的姚书记怎么会那么熟悉？”此时的我，微笑着望着他那张布满紧张和诧异的面容。总算第一次亲眼看到他站在我的面前，陪着小心在跟我说着话，心里那个得意劲儿滕然而起，伴随着一种那么解恨的心情，多种感觉交织在一起，那些个舒坦的滋味就别提多开心了。于是我有些得意忘形而忘乎所以，大大咧咧地信口开了河：“你别开玩笑了，我是工厂里一个最基层的小小学徒工，怎么会有可能认识总公司党委的姚书记？你不会搞错了吧。”林副指导员非常急切地继续问道：“那姚书记怎么会主动和你说话？而且在你们的谈话中，相互之间又都是那么熟悉？”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在这里好像出了什么状况；总公司的党委书记姓姚，这我们当年在华阳培训班学习的时候，就听说过的，小兔子的父亲姚伯伯就在总公司机关大楼上班，这我早在上小学六年级就知道的。小兔子的家我们去过好几次。见过这个姚伯伯好多回了，这个姚伯伯和总公司党委的姚书记莫非真的是一个人？俗话常说无巧不成书，世界上的事情就难道说真的就会那么巧吗？那万一这位姚伯伯就是总公司的党委书记呢？可要真是那样呢，哎呀，遭了遭了，天呐，我的脑海里顿时一片空白，刚才我和姚伯伯在一起，都说了一些什么话。反正我是一句都想不起来了，也难怪林副指导员的神情那么紧张。这时候我赶紧一个劲地向林副指导员声明，我的确不知道姚伯伯就是总公司的党委书记，而且据我当时的记忆里，的确也没有说过半句对林副指导员有任何不好的话呀，何况当时的谈话，林副指导员至始至终他都在场，我说了些什么他都是完全知道的啊。可是，我无论再向林副指导员做什么样的解释，都已经于事无补了。此时此刻的林副指导员，已经根本听不进我所做的任何解释，我在他心目中的印象已经定性了，石建华这个小子与总公司党委书记，二者之间一定有着某种非同一般的关系。
      到了1972年年底，冬天的风雪席卷着大地，凛冽的东北风把车间办公室的玻璃吹得啪啦、啪啦地直响，办公室里正在召开团支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车间全体团员围坐在熊熊的火盆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会议讨论，正式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我终于成为了一个光荣的共青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