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大乌珠

（待续第十五章）

飞宇

祝大乌珠朋友春节快乐！

大乌珠

    谢谢飞宇版主

大乌珠

十五、《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马寅初1882—1982，浙江绍兴嵊县人，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他曾担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01 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毕业后，留学美国，专攻经济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当职员，1916年至1927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先后担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教务长。并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总司券、中国经济学社社长等职。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49年8月出任浙江大学校长，9月，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被任命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2月，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5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54年9月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7年因发表“新人口论”方面的学说而被打成右派，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并重新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他一生专著颇丰，特别对中国的经济、教育、人口等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有当代“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之誉。马寅初因病逝世，享年100岁。 编者）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载有这样一则电报：“华东局并转谭、王：闻最近浙大学生提出拒绝竺可桢返校，据我们所知，竺过去在于子三事件中，同情学运，今春当蒋党用飞机迫其离沪时，亦设法逃避。此次拒竺事件，详情如何？竺在政治上表现究竟如何？学运方面有否偏向，盼查明详告。”

电报发出的时间是1949年七月九日，谭系谭震林，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王是王建安，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那天竺可桢在南京，参加前中央研究院的接管点收结束讨论会，窗外是一阵接一阵的雨声。

浙江方面后来是否有过一份“拒竺事件”的详情报告答复中央，报告又是怎么写的，尚未见披露，已知的事实是，在浙大做了十三年校长的竺可桢，果然没能再回浙大，一个月后，年长竺八岁的马寅初继任浙大校长，竺在九月一日的日记中淡淡地提了一笔：“上海发表马寅初浙大校长，江华杭州市长”，竺夫人陈汲从杭州迁往南京，正好也是在同一天。

云水苍茫的浙大前史，在新旧时代交替之1949年，就此画上了句号。竺可桢离开浙大是怎么回事？浙大学生又因何拒绝其返校？一位将浙大由危难推向鼎盛的校长，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终止了继续前行？

往事如烟，雁过留痕。

四月二十八日，竺可桢五点半起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听广播，时局之纷乱繁杂，于浙大休戚相关，须格外予以关注。七点左右，农学院院长蔡邦华来校长公舍见竺，交其一封市政府转递的电报，系教育部长杭立武所发：“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杭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因中文系主任郑石君之前已告知报上有消息说“上海各大学已被解散”，竺即嘱校长室主任秘书诸葛麒代复一电称：“沪校被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此时暂难离杭”。也就是说，竺当时并无离校的打算。不料次日早晨又接杭立武的电报，说是有要事相商，催竺可桢“速来沪”。于是竺临时做了决定。

四月二十九日，即杭立武二次来电的当天，竺可桢也是五点半起床，分别给苏步青、严仁赓写了信。严是法律系教授，不久前成立的“浙大应变执行会”主席，苏为副主席，顾名思义，此执行会可谓浙大临时决策机构，竺可桢的信无疑是行前交代，与此同时，竺也给诸葛麒留书一封。之前的“暂难离杭”是害怕军警突袭浙大抓人，解散学校，后得“省府决无入浙大捉人之意”的“承诺”，在他看来，“故余已无留浙大之理由”，这是其一，其二是杭州谣传日多，说竺将出任所谓维持会的副主席，若不暂时避开，“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而杭立武的二次来电，恰好又在此时，竺感觉自己的地位“遂成untenable（支撑不住）”，已经是“不得不出之一走”了。

    这天下午二点，竺可桢离开了浙大，其时杭州“大雨不止”。

事实上自上一年春天安葬了于子三之后，虽为校长，但竺在浙大的日子却很不好过。于子三事件中的诸多校外交涉、校内疏导，使之心力交瘁，时常冒头的辞职之意愈发强烈，曾在一份《告教授会》的文书中黯然写道：“十二年忧患余生，抗战日在流离颠沛之中，胜利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故拟早避贤路。”再次打算告退，回到作为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的专业领域。

话虽这么说，可是十余年为浙大殚精竭虑的操劳，不说师生们感念至深视为举足轻重，即便竺可桢自己，到底也是很难轻易就割弃的。抗战胜利后，浙大自贵州东归复员，有一次竺去参加专业会议，听着同行们在学术报告中谈论的各种研究信息，自感荒疏太久，竟心生落伍之愧，甚至还想着不如辞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的职务，干脆就只做浙大校长，可见竺之于浙大，实在是不舍的。于子三下葬后一周的三月二十日，化工系应届毕业生谢承祜去看望竺可桢，带了同届四十名学生的签名信，对竺力表挽留，竺给谢的回答是，“决不随便撇手而去”，浙大在竺可桢心中，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马寅初故居地处杭州庆春路210号。1936年马寅初先生购买并居住。200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复函同意在马寅初旧居建立马寅初纪念馆，2004年9月22日马寅初纪念馆正式开馆。2006年杭州马寅初故居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位于浙江嵊州市的浦口街道名人街74号的马寅初故居，马寅初出生于故居第二进西次间，并在故居生活到17岁。同样，嵊州马寅初故居也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编者拍摄）

 

（待续106）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4-2-6 17:30:58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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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1949的春的浙大校园。原书插图）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2）

所以这一次竺可桢的“不得不出之一走”，当然也不是打算就此别过，四月三十日，竺从杭州到了上海，当天下午就去见了杭立武，杭直截了当说要他去台湾或厦门，竺没有答应，到了晚上，杭竟还是送来了路费，那几天在上海，竺可桢所见所闻，多是谁谁谁已去了台湾，谁谁谁正设法乘船赴港转美，其中不乏昔日好友，令竺大为惊惶的是五月二日早晨，竺在街上买烧饼，顺便也买了张《新闻报》，发现竟载有“钮永建、竺可桢飞台湾”的消息，钮永建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代院长，确已乘考试院专机去台，但不知何故将竺也扯上了。

尽管暂时离开了浙大，但五月上旬的那些天，竺可桢却仍在为浙大的一些事费心，其中最主要的是办学资金，浙大的“本月份周转金”数目可观，但照教育部的规定，提取这笔钱必须由部长批准，而且“凡沦陷各校不能支款”，其时杭立武已去广州，在国民政府的教育部看来，五月三日杭州已获解放，浙大无疑也在“沦陷各校”之列，想把这钱拿到手，不啻是与虎谋皮，期间竺与总务长谢觉予等人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五月六日，竺可桢去上海医学院见院长朱恒壁，“途遇蒋经国”，在这天的日记中，竺写的主要还是浙大周转金的事，遇蒋经国仅提了一笔，但据美籍华裔地理学家谢觉民回忆，有一年他去台湾，蒋经国单独邀其午餐，席间蒋说，当年我奉父命，请令师竺可桢先生赴台，可惜他未能来台湾。谢也是浙大学生，毕业于遵义时期的1941年。另有人回忆说，竺与蒋的不期而遇是在中央研究院，竺正从楼梯上下来，恰好碰见蒋经国，蒋很诧异，说你怎么还没走啊？竺回答说，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您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您也不必去台湾。蒋很生气，丢下一句“人各有志”，二人遂不欢而散。虽然竺可桢自己没有留下记录，但即便不是在研究院，哪怕“途遇蒋经国”，想来也不会一句话都不说，既然前几天报上已发了竺飞台的消息，蒋经国见之诧异，倒是合理的，无论竺当时是怎么回答，最终未去台湾毕竟是事实。

事实的公布是在五月二十七日，这天的上海《大公报》刊载了“竺可桢未去台湾”的消息。是日竺走在街上，见“沿途如霞飞路、南京路、福煦路，均人山人海，……霞飞路店门均开，时有学生带锣鼓游行，且见女学生插鲜花于解放军之衣襟上”。竺可桢没有看到杭州解放时的情景，但上海的解放场面，同样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内心：“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当能重视之。”尤其令其欣慰的是，这天还得知了来自杭州的消息，谓“浙大甚安定”。

离开浙大一个月了，这期间竺还没有听说在浙大方面有什么不利于自己的负面消息，事实上，从四月底到周恩来致电华东局的七月九日，竺的日记中都不曾记载过所谓“拒竺事件”的文字，惟一的线索是六月八日，这天，谢觉予交给他一封妻子陈汲的来信，用竺的转述，信之内容乃“浙大校内壁报说我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

浙大向有学生办壁报的传统，若细说从头，应该还是竺可桢长校后提倡自由民主的科学态度所致，遵义办学时期，竺甚至还为壁报写下了“民主堡垒”的亲笔题词。如果只是校内的壁报上出现一些对竺的非议，似乎还不足以谓之事件或运动，何况即便浙大有不少师生仍盼着竺可桢能继续长校，竺本人也未曾有过返校的表示，其辞请固然因国民政府的分崩离析，不可能再得教部的准许与否，但新政权有没有挽留竺的意思，似也并无确切说法。 

 

（老照片·于1940年3月15日举行婚礼的竺可桢与第二任夫人陈汲合影。编者）

（待续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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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潇然 1903－1999，教授，河南偃师县北的古申阳村人。著名翻译家，经济学家。1915年夏季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系河南大学前身。1930年秋到日本东京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归国，在北平留日学生会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春赴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国家学系学习，于1936年春毕业后归国。1940年初被西北农学院聘为该校农经系教授。40年代中期，受浙江大学之聘，为农学院教授。1949年组成浙大校务委员会，为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暂兼主任。曾任杭州市人大代表及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潇然以96岁高龄辞世。

佘坤珊 1904－1956年，天津人。1920～1927年在美国菲立普中学、波士顿大学就读。学成回国后任《上海评论周刊》编辑，后历任上海光华大学、浙江大学任外国文学系主任、之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联大副教授、教授。1952年10月执教于厦门大学外文系，先后为厦大外文系英语专业学生开《英国诗歌》、《莎士比亚》、《欧洲文学史》等10多门课程。有《赫立克的人和诗》、《英文里的中国》等论文和译著《金鱼》(汉译英)。晚年与徐元度、李庆云教授合作，致力于中国古典名著《桃花扇》的英译。编者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3）

五月三十日，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谢季骅来看竺可桢，谢同时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前一日自南京至丹阳，与陈毅同行，在途中听陈毅说，共产党待敌党将尽力宽大，胡适、傅斯年、翁文灏“均无避去之需要”，谢对陈提了竺可桢的名字，陈说应致电杭州市长谭震林去浙大访竺。其时局势发展迅速，几乎是一天一个消息，过了一天，竺收到杭州三信，分别为诸葛麒、储润科及妻子陈汲所写，由钱源泉带来，钱和史地系教授沈思玙刚从杭州来，“据来函及沈、钱二人之报告，知杭州一切安好，……并知五月三日杭州之解放极为平安。学校尚未接收，但照常上课”。其中最令竺困惑的是诸葛麒的信，“振公函则谓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

诸葛麒传递的这一消息可谓真假莫辨，同在杭州的沈思玙、钱源泉，以及陈储二人的信均未谈及此事，是为一疑，虽然作为校长室主任秘书，诸葛有可能是最先得知消息者，尚未予以公布，但也有可能只是道听途说，出于期盼竺可桢返校之心切，赶紧告知；疑之二，浙大尚未接收，学校事务暂由蔡邦华、王国松及谭天锡三位校务会议常务委员主持，竺既不在校，此三人便应是所谓“中共当局令”之对象，却无一人告竺。尤其是工学院院长王国松，五月一日就曾致电竺可桢，挽其回杭，当时杭州还没有解放，现在共产党执政了，当局又有此令，王应赶紧告竺方合情理。所以竺可桢本人对这一消息也持怀疑态度。

据说浙大临时校务会六月一日发来一电，内容不详，竺次日去函，以“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之由，表示现今已年达耳顺，精力日衰，不回浙大了。那时的信函往来，到底滞后，六月六日，国民政府的浙江教育厅长李季谷见到竺可桢，还说浙大师生均希望竺能回校，两天后收到陈汲信，已传递校内壁报的反竺言论，而陈信是六月五日写的，所谓“浙大师生均希望竺能回校”遂成无稽之谈。

也许正是自六月八日始，竺可桢彻底死了回浙大的心，之前虽也说过“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的情绪之言，但也有过“以目前已就研究院事，一时难脱身，俟交代时当来杭”之说，六月八日读妻子陈汲信后，竺可桢大约会想起校内壁报的一些往事，尤其是一年前的五月中旬，于子三安葬后不久，学生壁报上突然出现了攻击某些教师的文字和漫画，尤以张其昀、佘坤珊为甚。

张其昀系文学院院长、史地系主任，佘为外文系教授，此事因何发端，竺可桢并不知晓，“近日学生壁报攻击张晓峰（其昀）不遗余力，谓其只顾史地，将国文、英文置诸不足轻重”，看起来好像是有关教学工作上的意见，但对佘坤珊的攻击则显恶劣，“谓其学问平常，并喜跳舞与打牌，行为似流氓”，弄得张提出辞职，佘则不愿再上课，杭州《群报》竟旋即登出一条消息，大字标题为《张其昀引咎辞职，佘坤珊更应滚蛋》。

这份报纸的出版时间是五月十七日，之前的壁报内容，已经引起学校教授会的不满，先是苏步青跑来找竺可桢，认为“学校应筹对付办法”，国文系的一些教授则干脆声称要罢教；随后苏步青又联合贝时璋、王葆仁、钱琢如等名师再次要求竺可桢采取措施，史地系教授顾谷宜更是交来一份该系全体教员函，“以为如不能挽留晓峰或谴责学生，则全体将辞职”。一边是学生，一边是教师，彼此何故对立且不伦，夹在中间的竺可桢，实在是勉为其难了。竺对学生的爱护，在浙大是有口皆碑的；竺对教授们的诚信，也向来是问心无愧，在这种时候他能够做的，也只有耐心劝导。竺表示：壁报上的言论系少数学生所为，绝非公论，但有侮辱教师与攻击个人之处，学校可以查明为首者加以处罚，如何处理，须待训导长李浩培外出回来后，由校务会议来讨论决定。

然而《群报》上的文章一出，“事件更形扩大”，不仅是日已有数名教授停课不教，同时又传“理、工、农教授联名表示愤慨，不日将罢教”，至此，竺可桢知道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原定次日开的训导委员会，改为立即召开校务会议，结果是决定开除史地系、法律系二学生刘某和景某，尽管也考虑到此举很可能会“引起学潮”，但竺以为这是“自然之演变不可阻止之事”。

（顾谷宜  1904－1967，江苏无锡人。192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是上海爱国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后留学苏联。上世纪30－40年代任教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开设西洋上古史、西洋近世史、罗马史等课程。曾担任训导长一职。图为1947年顾谷宜教授偕夫人携幼女美声在杭州。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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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绪箕，男，1914年1月5日生于北京，籍贯江苏江宁。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著名力学家和航空教育家。致力于航空事业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创建了浙江大学航空系，是华东航空学院和南京航空学院的主要领导人。主持设计、组织施工、建成了浙江大学3英尺低速风洞，南京航空学院亚、跨、超音速风洞和热应力模拟试验设备。主持研制了中国第一架靶机，对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办学方面，提出了尖子教师的培养制度，提倡教学科研并举并以科研促进教学的办学思想。长期从事热弹性力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为中国热应力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编者）

 

（待续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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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1948年10月胡适（右二）应竺可桢邀请到浙大演讲（竺可桢摄）。原书插图]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4）

史地系学生刘某系壁报编辑，景某原在外文系就读，成绩太差，转往法律系二年级，系《群报》社长，那时的大学生还可在社会上办报，且任社长，倒是挺有意思的，而这家报纸的总编辑，居然是李浩培，有浙大训导长兼法学院院长的名字印在报上，景某不免张狂，事情闹大了，尽管李是“完全挂一虚名”，景也出函道歉，声明文章的刊发与李无关，李还是在校务会上受到了责难，搞得很不开心，“忽然离席并来函辞去本兼各职”，竺可桢又多一事，只得请郑晓沧、王琎和法律系主任赵之远去做工作，“坚促其重来开会”。完会后，竺以校长之名出了张公告，口气相当温和，告诫学生“不可攻击个人、侮辱师长，如有意见，尽可依正当途径发表”，等等。

竺的《告诫同学书》一公布，教师这头下去了，学生那头又起来了，不满开除刘、景二人的校学生自治会提了抗议，声称如不从宽发落，将实行罢课，据说签名学生已过了半数，虽然经查证，所谓签名学生中不乏重复、虚拟之学号，人数大打折扣，且罢课最终亦未成事实，但竺可桢之心结，却并未解开。五月二十二日，学校在体育馆招待全体应届毕业生，苏步青致辞说，1938年毕业班临别赠言时，只有两桌，七八十人，“而今则竟达四百六七十人，多于民廿六年全校之数”，竺可桢颇为感慨，讲话中称“本届毕业生为湄潭、遵义患难之交”，说这句话的目的，意在如下：“谈及目前学校之危机，迫切希望师生合作”。后来在华家池和一年级新生谈话，说到浙大校风时，又一次提出了这一点，竺简单归结的三点是：“（1）万事公开，（2）实事求是，（3）师生合作”，虽然也承认最后一点还“甚隔阂”，但依旧不改其殷切期待。

这场风波前后近半个月，至五月二十五日基本平息，因在壁报上发表攻击性文字与漫画的胡某等四名学生主动“自首”，学校最终的处理结果，是这四人加上壁报编辑刘某，均予以记大过，留校察看，开除者仅景某一人，事前征求张其昀、佘坤珊意见时，张也并不主张严惩。事情过去了一年，虽不能说壁报上忽然出现的反竺文字，就是昔日被压下去的风波的反弹，但寻迹问踪，还是可以感觉到彼此间的些许关联，因学生还是那些学生，时局却已天翻地覆。

譬如风波之后制定的壁报审查条例，第一就是“不违背政府法令”，其实作为一所学校，这规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算错，问题在于1948年的国民党政府原本就为进步学生所抵触，到了1949年的新政权时代，此条例自然就成了当年不满的一个宣泄口，账也算到了竺可桢头上。

实际上竺对许多事情的态度，都取决于保护学校师生的立场，解放大军横渡长江是在1949年的四、五月间，但此前传闻已久，所以1948年四月初，刚听到一点风声的浙大学生，就筹划举办题为“共产党渡江”的演讲，现在看来或许可谓超前，但那个阶段的浙大，学生罢课、游行频繁，始终被特务盯着，为当局所不容，竺可桢以为，在非常情势下，“此种瓜田李下之论题，必有一日警局将入校捕人”，故表示反对，可惜其良苦之用心，学生却未见得领情。

此外，在竺可桢离开浙大之前，文学院院长、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已先期去了上海，并投靠国民政府，在陈布雷自杀后取代其地位，充任蒋介石的总裁办公室秘书组长，以张在浙大多年与竺的私交，在不少左倾学生的眼里，竺这个校长显然也是有国民党背景的，这一点并非空穴来风，在国民政府的高层中，竺确实有不少朋友或熟人，有些还是亲戚，如邵元冲、张默君、蒋作宾、陈源（即陈西滢）等，这些社会关系尽管复杂，但也不可否认，于竺长校浙大，并非坏事，在经费保证上，在营救被捕学生方面，以及争取教学与科研环境的相对稳定，都曾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竺可桢素有“浙大保姆”之名，保姆是不好当的，但竺尽量利用这些关系经营浙大之努力，有目共睹。

[老照片·1949年7月，竺可桢（前排左四）在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合影。此后再也没有回过浙大。原书插图]

 

（待续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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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季午，1908年6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1934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后留学美国。1941年回国，先后曾任贵阳医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院长。建国后，历任浙江医学院副院长，浙江医科大学校长、名誉校长，浙江省科协主席、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浙江省委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浙江分会会长，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寄生虫病学会主任委员，国际传染病会议理事。王季午是我国著名的内科学、传染病学专家和医学教育家。第一、二、三届浙江省政协常委、第四届省政协副主席，第二至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委、第二至五届名誉副主委，原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会主任委员。王季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6月5日18时50分在杭州逝世，享年98岁。

谭其骧  1911—1992，字季龙、笔名禾子，浙江嘉善人。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1940年初至贵州浙江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1946年随浙大回到杭州，并给上海暨南大学兼课。1950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建立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后升级为研究所，历任历史系主任、历史地理研究所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八届政协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史研究和中国历史地图的绘编。谭其骧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编者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5）

自长校浙大以来，十数年间，竺可桢在师生中一向享有威望，像这种公开指名道姓的抨击，似乎还没有过，竺是个细腻的人，处理事务总是考虑再三，若是换了别人，对壁报上的那些言论，或许一笑了之罢了，但竺做不到，学校里除了那些壁报还发生了什么？陈汲的信上除了转述壁报内容，还写了什么？竺可桢都没有在日记中留下，所谓“拒竺返校”的字眼，更是未见出现，但从另外的一些字里行间，却可以推测出，校内是不太平的，且与竺是否返校有关。 

就在竺得知壁报内容的前两天，六月六日，军代表林乎加、刘亦夫二人奉省军管会之命进驻浙大，上午十点召集临时校务会议，指出从今以后浙江大学就是人民的学校了，并宣布由孟宪承等九人组成接管小组，其中六人，孟宪承、严仁赓、张君川、范绪箕、陈立、黄焕焜均为浙大教育、法律、外文、机电等系之教授，另三人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包洪枢、中共地下党员许良英和刘潇然，浙大东归复员后的1947年，许曾一度担任支部书记。这个小组虽然成立了，但一时还没有实施接管，学校工作仍有临时校务会议负责，当然，一切措施都得经过军代表签署认可，包括对竺的挽留。

如果浙大的“拒竺事件”是一个大行动，从时间上推测，应在这之后，临时校务会议是希望竺可桢返校的，这点比较明确，军代表一方的态度，则没有相关资料记载，但部分学生除了张贴壁报，一定还有些其它活动，而且在当时的校内外也产生了影响，七月一日，竺接夫人陈汲六月二十七日函，说假如竺可桢回浙大，她就要分居，口气相当严厉。如此决绝的态度，原因可能只有一个，就是时在杭州的陈汲知道浙大对竺的争议到了什么程度，感到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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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的长子竺津，时为国防部第二厅工作人员，曾给竺来过一信，是劝父亲回浙大的，竺在给陈汲复信时，把这封信附寄了过去，并在信中对陈说，她把此事“看得太严重了”，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像竺津那样看得开些，二则表明即使儿子来劝，返校的事也是不可能了。

七月三日下午，竺可桢去了永安公司三楼的大东酒家鸾凤厅，参加浙江大学同学会上海分会的活动，现在看来，这次活动既可以视作竺可桢长校浙大十三年的一个句号，也可以认为是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求是书院成立以来的五十余年，浙大这所著名高校的一次历史性盘点。这次活动属年会性质，此前已举办过几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年是1949年，邀请了求是书院、浙大、工专等师长、同学出席，“到求是、浙江高等学校、工专、农专及浙大毕业同学六百余人，为历来浙大同学会少有之盛况”。会前先向三名逝者志哀，一是这年刚刚去世的求是书院创办人之一、监督陈汉第，二是知名教育家许寿裳，三是浙大学生于子三。许、于二人皆为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杀害。在会上致辞的人中，既有供职原国民政府苏浙皖区经济部工业护导处的同学会主席陈悟皆，也有身为上海军管会文教委员的共产党人夏衍，还有刚从北京过来的民主人士、原浙江高等学校英文教员张絅伯等，这一切都显示着浙江大学到了一个该有一番总结的年份，处在现当代中国分界线上的浙大，其师生遍布社会众多领域，政治面貌各异，年龄经历不同，但都无一不是面对新的社会变迁，准备重新起步。

在这天的活动中，对陈悟皆代表同学会授以一枚“教泽广敷”的金质奖章作为六秩寿庆，想必竺可桢感慨良多，对他来说，这无疑也是一番离情别意，施展了十三年的浙大舞台，就算是告退了，无论眼下学校里发生了什么，都无须再为之寝食不安、心力交瘁了。

因为要参加上海市军管会和市政府邀请的科学会议座谈会，竺可桢没等同学会结束，就和夏衍一起先行离会了，七月五日，上海电信二厂的原浙大电机系毕业生郭桂庭来见竺，说前天的同学会还讨论了事务，决计请竺返校，并派他和陈悟皆、胡鸣时等人赴杭，与在浙大之同人商量挽留的办法，这回竺的态度已无回旋余地了：“余在浙大十三四年，自四十六以至六十岁，实为余之壮年时期。现已达衰老，应让余退休。”真的是“决绝不干”了。

缪 钺 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生于河北迁安。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1924年北京大学文预科肄业。1930年秋赴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35年秋又赴广州学海书院任教授及编纂。于1938年应聘为浙大中文系副教授，两年后升任教授，后随浙大迁至贵州遵义。抗战胜利以后，到成都任该校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为四川大学培养出第一位博士。1995年，《灵溪词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同年病逝于成都，享年91岁。

许良英 1920－2013，浙江省临海市人。中国著名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研究员，著名科学家束星北和王淦昌的学生。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1947年，任中共浙江大学支部书记。1949年，任《科学通报》编辑。1957年，被划为右派，送到地方接受劳动改造，回故乡当了20年农民。在此期间，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8年，恢复公职，回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恢复工作后，主编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2008年获美国物理学会“安德烈萨哈洛夫奖”。 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编者

 

（待续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