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3

路在脚下（十一）

张重辉

凤舞人生
我看残运会的心情与看全运会、奥运会的心情是不一样的。看全运会、奥运会时心情亢奋，为运动员鼓劲；而看残运会比赛时，心里总有不同的感觉。一个个身体有残疾，甚至重度残疾的人，竟然如同健全人一样在运动场上生龙活虎，在游泳池中劈波斩浪，如蛟龙一般。在广州亚残运会开幕式上，失去右臂的马丽和失去左腿的翟孝伟演绎的舞蹈《飞翔》，令人震撼。在四米见方的流动舞台上，两个残疾舞者诠释了人的伟大和坚强。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看了他们的演出。每次看时，我都要流下泪水——尽管他们是残疾人，却展现出了生命的完美。
我曾经以市人大法律咨询委员的身份参加了我市残疾人保障条例的立法后评估。在评估会上我见到了盲人按摩师徐巧玲，她就在我对面坐着，我开始以为她就是残联的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但是当市残联理事长介绍说她就是我市有名的盲人按摩师徐巧玲时，我惊呆了。我听说过这个名字，她当选为市政协委员和市盲人协会副主席，当时是28岁。大学毕业后自己开办了针灸按摩院。她年轻、漂亮、聪明、能干，不认识的人看不出她有眼疾。她性情温和，待人真诚，非常阳光，大家都为她阳光的心态和自强自立的精神所震撼。
由她的经历，我想起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他叫张凤舞。他的手指和脚趾加到一起也不到十个，而且还不正常。不是这个少一节，就是那个缺一块儿。一条小腿好像是少一根骨头，像个细葫芦。但是他是个十分有才的人，不然也上不了我们学校。他酷爱文学，而且写得一手好书法。他曾经给我写过一幅字，是李煜的《捣练子》。行草写得也相当好，可惜我没能留下来。他还喜欢运动，经常和我在一起练哑铃、练举重。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挂上了牌子挨批斗，原因就是他的日记中流露出了一些对人生悲观的情绪。下乡后，他相当能干。出民工修水库挑土篮，让当地的青年都佩服。但是在知青抽调回城时，他却因为身体残缺而没有被抽调——虽然下乡时没有因为身体残缺而让他留城。以后他留在农村的一所中学当了老师，但是不久他就因癌症而去世了，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如果他能活到今天，我想他一定是个好老师。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4

路在脚下（十二）

张重辉

忆金峰
金峰走了，尽管这是早晚的事。但对我来说消息还是觉得突然了些。金峰和我是四十多年的朋友，和我一样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微尘粒子。他的死是无人会理会的，理会的也许只有他的妻子和女儿。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都在一个学校，我读高三，他和文昌在高二。我们尽管不在一个班级，但交往密切。一是我们兴趣相投，有共同语言；二是我们都属于“黑五类”子女，命运也是共同的。我是地主家庭出身，文昌的父亲是右派分子，而金峰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已经死在监狱了。下乡以后尽管我们不在一个公社，但也是经常来往的。回城后，各自都找到了工作，也经常往来，一起喝酒谈心。以后文昌去读了大学，进了北京。而我和金峰则是一年要见几次面的。
金峰是很有才华的人，就是心高气傲点儿。恢复高考时，他本来是能够考上的，但他不去考，而是走自己的路。他在“文革”中认识了一位医生，这个医生是原国民党军医。金峰同这位医生在一起，学习了许多医疗知识，据说这个军医是通中西医的。我在学校时，就知道金峰对看病似乎很有一套，但那时年青身体也好，不觉得什么。后来到农村当知识青年了，农村的医疗条件比起来要差多了，这时才觉得金峰在这方面是太有才了。
一次他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来看我。听说我的房东的儿子有尿床的毛病，他说这好办，一针就解决。就拿出针来给这孩子扎了一针。果然以后这个孩子就不尿床了，当时这孩子已经有七八岁了。不久前我还和这个孩子通过网络视频联系上了，他已经五十四岁了，孙子都八岁了。在生产队我有个木匠朋友手臂抬不起来，也是他用针灸给治好的。这样一来，他在我们生产队的名气就大了，他一来就有许多社员来找他，让他看病。
我们大队来了一个下放户，是原沈阳医大的外科教授，属于被遣送下乡的一类。据说他在国内也很有名。他家有几个孩子，和我们年纪相仿。我们也常到他家串门，后来金峰也听说了这个教授，就和他谈上了。也许是有共同语言，他们交往非常密切。以后公社卫生院把这位教授找去了，让他当外科大夫，做手术每月给生活费二十四元。不曾想，这一做手术公社卫生院可火了。因为这个教授的外科整形（还是矫形我不大明白）手术特别好，什么瘸子拐子，腿肚子朝前的，经他的手术基本都能康复，于是千里外远道的都来找他了。卫生院的病房满了，附近的社员家也住上了。这一下惊动了县里。这还了得，四类分子不是翻天了吗？下令不让他做手术了。可是令不好使，来看病的哪里都有，远的到新疆、内蒙古。你不让看，人家找人。找到省军区，因为领导的孩子也不是不得病的呀，谁知来看病的都是什么人，这样县里也就只好不管了。而金峰在这位教授身上就长进不少。他后来跟我说：“刘大夫虽然不懂针灸，但我说什么病针刺什么部位，刘大夫就能分析出机理来。从生理结构上分析，这对我用针是有极大的指导作用的。”
回城后，金峰当了一个集体工人。在那个年代，一全民，二集体，大集体似乎低人一等，连对象也不大好找。加上金峰本人也是其貌不扬，个子不高，不修边幅，所以结婚很晚。他结婚时，我们的孩子都很大了。
他后来参加了自学考试，修的是中医，得到了证书。但由于没有在正式医院医生岗位上的工作经历，他没有取得医生的执业证书。但这并不妨碍他到处给人看病。找他看病的都是慕名而来的，或都是病人介绍病人的。我曾对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不怕卫生部门抓你非法行医？他说我又不挂牌子，又不收费，人家来找我，我能不管吗。他看病一是针灸，二是开药方。不收费是真的，但是有人对我说，不收费还不如收费，谁能来白看病，总要扔下钱的。而他开的药方，用的草药也都便宜，不用贵药。不要以为找他看病的都是些穷人，甚至抚顺市的一些党政领导人也曾找他看过病。
他是我们家的保健医生，有个大小病都找他，或看或让他提个建议。有一年的星期日，老母亲头痛、呕吐还眼睛痛，就送我市的中心医院挂了急诊，楼上楼下地检查，也没检查出什么毛病来。后来又上眼科看，说是青光眼，让马上住院。住院后，我就给金峰打个电话，本想问问这病严重不，上什么医院合适。可是金峰说不要紧，这手术不大。不过手术后容易复发，如果让他针灸，一针即可，而且不会复发。我想这得问母亲，我母亲对金峰的医术是相信的，因为过去就没少找过他。于是就把母亲接回到家里，让金峰来给针灸。果然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母亲的青光眼确实没有复发。
金峰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就是贪杯。他到市内给人家看病，看完后就到我家要酒喝。我爱人总和他开玩笑：你到别人家看病，到我家喝酒。年青时我们见面就是一斤白酒，后来我的酒量小了，他的酒量也小了，一喝就醉。于是到我家喝酒，我总是限制他的量。可是在他自己的家里，就没人管他了。据他爱人说，一个人一喝就是一天，也不吃菜，像外国人那样，空嘴喝啤酒，一瓶接一瓶。我想他大概最后就是死在酒上了。可能是在2007年的11月，一天上午金峰来了。我已经多日不见他了，大概是在他女儿金秋上大学时，我到他家的时候见的。一次听我妹妹说金峰很瘦，我就给他打了电话。电话里听他似乎像喝了酒似的，有气无力的样子。他来后我一见，为之一惊。瘦得厉害，走路也像患脑血栓的人一样，说话不清。他说他结肠有病，很长时间了，听他的意思有可能有变化。我们谈了会儿后，我与他到楼下的狗肉馆吃饭，要了一个火锅。他喝了一瓶啤酒，我喝了一杯白酒。两年后的一天在我家附近的一小区门前碰见了金峰，他说要与一个朋友会面。这时的他人瘦得很，衣服不洁，好像是一个乞丐。几天后我到他家去看他，他说他得脑血栓了。我让他去医院看看，他说不用，自己开些药吃。他说他不喝酒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2010年初，我到望花参加一个同事孩子的婚礼，顺便又到他家。他爱人说他也不吃饭，只是喝点牛奶。
2011年，我到北京照看我的小外孙女，就没再见到他。但是电话是经常要打的。直到2012年2月中旬，我还给他打过电话。起因是我爱人说做梦梦见金峰死了。电话打过去后是金峰接的，我问了他的近况，他说还是那样。我还问他，我这几天手指有些麻，像是被压了似的，他说不要紧，几天就会好的。果然几天后，手指就不麻了。随着我的小外孙女越来越大，我的空闲时间也越来越少，也就没给他打过电话。到这年的6月，我又想起他来，就给他家打了个电话。他爱人接的，说金峰在3月就走了。当时给我打电话，电话没人接，我说我在北京，家里没人。我问了几个与他平时来往多的朋友，说都没找到，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换号了。我想这就是金峰，平时就喜欢独来独往，走时也要这样。

龙行天下

难忘凤舞残疾友，
文革却要挨批斗，
还有金峰奇医术，
只是贪杯较早走。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8-10 08:04
难忘凤舞残疾友，
文革却要挨批斗，
还有金峰奇医术，

多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5

路在脚下（十三）

张重辉

回忆是一只过滤器
人们都喜欢回忆。有的人在回忆中寻找美好的过去，也有的为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而耿耿于怀。但是，我总觉得回忆是一只过滤器，往事在这里留下的是心中非常向往的一面，或者是目前心中渴望得到的东西。比如我看到网上有人向往过去低工资的时代，认为那时一个人的工资几十元钱就可以养活一家人，而现在月收入几千元钱也往往是入不敷出，所以还是过去好。我想这是由于现在收入差距太大了，人们心中总有一种不平衡的感觉。而在低工资的时代，人们收入基本平等，谁也别羡慕谁。
我从农村插队回城后，参加工作是在钢厂。那时我是一线工人，二级工，一个月基本工资是四十元七角四分。加上保健费、夜班费一个月可以收入五十元左右。而当时与我相同年纪的人如果在机关或学校，一个月也就是不到四十元钱，比起他们来我多了百分之二十，就是“高薪”了。我的妻子在建筑单位当工人，也是重体力劳动，收入与我差不多。我们两人一个月能开九十多元钱，一家三口人确实过得还可以。可是这是有条件的：一是我们夫妇双方都没有老人的负担。我的父亲有工资，而她的父母早亡。二是托了独生子女政策的福，只生了一个孩子。而我的工友中有的家中老人要赡养，子女又多，生活就要紧得多。所以那时工会组织了互助会，每个月每人交会里五元，一个班组就能集中几十元，大家轮着用这笔钱。谁家急用，这个月就谁用。就这样，家家基本是“月光族”。我有个工友，每到月末就要向我借五元钱，否则就不行，到开工资时就还我。而到下个月末，手中的钱又打点不开了，就再借。就是这五元钱窟窿，要几个月才能填上。
那时每月的生活费就是人的最基本需要。首先是吃，一个月三十几斤定量粮，绝大多数是玉米面。玉米面是一角一斤。大米、白面等细粮每个月也就是几斤定量，这大米基本上是给家中的主要劳动力带饭用了。豆油是每月一个人三两，所以当时我们辽宁省姓陈的主要负责人，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三两”。按现在的年轻人看来，这多好！都是健康食品，粗粮，少油。在副食中，肉是要票的，每人一个月也就是半斤肉。这肉票一般是要留着的：一是等过年节时用，二是有客人来时用。我们夫妇都是工人，也没机会出差。那时我们特别羡慕那些采购人员，可以到北京等地方买猪肉，而且是买膘厚的肉，回来可以把肥肉炼大油。我的生活条件较好些，有时为了改善一下生活，少吃些玉米面，就要到饭店买大米饭带回家，这是在饭店要有认识人的。有认识人可以买饭不带菜，否则买五两饭至少要买一碗豆腐脑。
那时身上穿的，钱要用得多些，有了的确良、的卡等新材料，一件衣服也要用去半个月的工资。我结婚时穿的礼服就是一件的卡上衣，花了二十四元，在百货大楼买的，半个月的工资。结婚穿的鞋，是我们新发的劳动保护，一双翻毛皮鞋。在婚礼上谁也不会笑话你的。后来到了80年代初，开始买呢大衣了，一件要一百多，这是要几个月的工资的。不过后来有了奖金，个人的手中也宽余了。
那时住的基本用不了多少钱。没有房子就不说了，有房子也是分配的，房租非常便宜，在生活费中可以省略不计了。我结婚时没有房子，就在厂内的一处大跃进时留下的废厂房内住。这里叫烧结大院，住了几十上百家像我这样的工人。把破厂房分割成一个个小屋。人们把我们叫五保户，因为用电不要钱，自己接的；用煤不要钱，在厂内煤堆上偷的。后来分了我一间不到十来平的小房，就算有了自己的房了，一个月也就是几角钱的房租。电费也不多，一两只二十五瓦的灯，一个月也就是几度电。没有电视机、没有冰箱、没有洗衣机，就是收音机也是半导体的，省电。半导体收音机也大多舍不得用五号电池，用木板做一个盒子，放四节一号电池，把这个盒子和半导体联在一起。因为一号电池往往是工作单位发的。
那时要想买台自行车可就不大容易了。首先是买车要票，没票只能买旧车。其次，这真是一笔巨款，一辆自行车要一百多块钱。像我这样的家庭，一个月能结余五元就不错了，这就要两年多的节省。所以那时谁要是买了台新的永久车，就比今天谁买了台宝马车还神气。而在我成家的年代，缝纫机已经不大用了，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都不会自己做衣服，那是我的父母当家时必备的用品了。

关于“三转一拧”
中央电视台的记录频道播出了系列片《国货的前世今生》，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些似乎年代久远而又亲切如故的画面，在头脑中激起阵阵波澜，充满了甜蜜又苦涩的回忆。年青人衬衣的袖子挽起，露出手腕上的一块手表，推着一辆自行车。这是当年中国青年喜欢的拍照姿势。因为手表和自行车曾经是我们国人的大件。比如有“三转一拧”的说法，就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这三样能转的，加上收音机这样一拧就响的，那是家庭中的大件。拥有了这“三转一拧”的家庭，是值得羡慕的，就是当时的小康标准了。而这其中，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飞人牌缝纫机、红灯牌或熊猫牌收音机又是这几大件中的名牌。一般的家庭是不大可能全部拥有的。
我家曾经有一台收音机。那是50年代初父亲买的。原苏联产的，长、中、短三波段收音机，据说是在单位统一集体购买的。买的时候由于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把短波的线圈还给拆下了，防止收听敌台。不过那时我还小，究竟是不是集体购买，是不是拆除短波线圈现在已经搞不清了，因为父亲已经过世多年，而母亲现在连自己吃没吃饭都搞不清楚了。这台收音机在当时还是挺神气的，质量好，音质好，不过虽然是三波段，但长波没有电台。后来我才知道，苏联是有长波广播的，但长波广播一是传不远，我们收不到；二是即使收到也听不懂。而短波则大多是听不懂的外国话，所以只听中波。那时只要能收听地方台就行了。父亲有一台旧的自行车，27吋半的，不知是哪国产的，可能也是苏联的。我就是用这台自行车学会骑车的。由于那时收入都不高，所以家里的衣服一般都是自己缝制，我们家就有一台缝纫机，我们兄弟姐妹的衣服都是由母亲自己用这台缝纫机做的。而母亲现在穿的衣服还有一些是她当年自己做的。
到了70年代中期，我自己成家的时候，社会上还流行着这几大件的说法。不过我的这几大件，一件也没有买着那些名牌货。那时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及缝纫机是要票的，能买到这些东西比现在能买一台法拉利车都觉得自豪。首先钱就不足，这三样东西哪个都是价值一百多元，而普通的青工一个月也就是三四十元工资，每月能省下五元钱的，就是会过日子的人了。要想省下一辆自行车或一块手表，至少要两年的时间，其中还不能有什么意外发生。结婚时有自行车、手表的基本是双方父母给的聘礼或陪嫁。钱是一个问题，更难的是票，我们一万人的大厂一年才能发几张票。所以我们普通的青工是想都不去想的。而缝纫机到了我们这代时已经不大用了，一是都不会做，二是计划生育政策，孩子都生得少，穿的基本上是买现成的了。
收音机我是从来没买过。从学生时起就学装矿石收音机。后来有晶体管，就装晶体管收音机，不管质量怎样，反正能听。结婚时家里摆的就是我自己装的台式晶体管收音机。后来商店有了收录机，就买收录机了，这样我就跳过了电子管收音机这一代产品。
几大件中我买的最多的是自行车。当然在永久车凭票的时候我是买不到也买不起的，那时买了一台旧自行车。后来不要票了，而永久、凤凰、飞鸽等名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时，这些名牌也不是身份的象征了，买自行车已经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了。我这么多年总共买了新的旧的有五六台车。不是我骑的费，也不是我家骑车的人多，而是丢的多。丢一台就买一台，买一台又丢一台，只好再买一台。现在好了，自行车不丢了。听说我们市有规定，不准收购旧自行车及其零件。没有了销赃的渠道，小偷也就不偷自行车了。这些事也就是近三十年的变化。时过境迁，一切都变了，许多人开始收藏这些物件了，“三转一拧”开始从大件变成收藏品了。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6

路在脚下（十四）

张重辉

照相机
墙上挂的镜框里，摆放的是有些发黄的照片，有一吋的个人头像，也有二吋的双人照，还有四吋的集体照，有的照片还摆放出花样。这些镜框在三十多年前差不多各家的墙上都有。在那个物质生活相对贫困的年代，人们常常用照片把自己生活中美好的一面记录下来。比如入队、入团、参军或者进工厂都要去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外地来的老同学、老战友相会后，也会到照相馆拍张照片。这些照片就会被放进镜框中，一放就是多年。
那时拍照都是到照相馆。家里有架相机，自己能拍照的很少。我接触拍照的年代比较早，是在50年代初。父亲刚从上海被招聘到东北，同他一起来的老乡常常到我家来聚会。其中有一位叔叔就经常带一相机来，为大家拍照。我也被拍过，照片现在还有，那时我不到十岁，而我妹妹还在穿开裆裤，弟弟还没出世。听父亲说，那架相机是很好的，德国产的莱卡。
等我上了中学后，我们的同学中也有有相机的，有时带到学校，给大家拍照，然后自己冲洗，自己做冲洗放大的设备。我家住的地方南北台是全市的“中南海”，不少同学的家长都是地方党政领导，或是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条件稍微好些，所以家里有相机，但也不多。我记得全班几十位同学，也就有两三部相机。下乡后，有时还带着，拍了些在农村生活的照片，这照片现在还被我珍藏着，尽管已经泛黄了。
等我进了工厂，当了工人，结婚成了家后，第一件值钱的东西不是电视机，因为那时电视机还要票，而是一架梅花牌折叠式120相机，花了我一个半月的工资。这架相机还真给我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瞬间。有女儿小时玩耍的照片，有全家到郊外游玩的照片，把生活中值得回忆的东西都留了下来。那时照相不是追求艺术效果，而是要把人美好的东西留下。所以尽管这部相机属比较简易的那种，但所拍的照片却把生活中值得回忆的东西都留下来了。
后来生活水平渐渐提高了，我又买了一台单反式相机，还配了变焦镜头，也开始拍彩色照片了。不过那时拍照还是要摆姿势的，还要调焦距、对光圈、定快门速度，这些是费时间的，有时被拍的人都等不及了，说快拍吧，姿势都拿了半天了，脸都僵了。可你要知道咔嚓一下，就是钱。拍坏了钱就白扔了，哪里敢随便抓拍，不敢像专业摄影家那样，拿起来就拍。
我买这部单反式相机时，店里的售货员还对我说：你的这部相机买对了，这种相机是可以传世的。可是没过几年，数码相机出来了，那可是不用胶卷的，随便抓拍。好了就留下，不好就删除。于是我又买了一台数码相机。不过这回不是我出钱买的了，而是女儿听说我要买，就给我买了一台。
相机是进步了，可是留存相机中的珍贵的瞬间却少了，也许是拍得太随便的原因吧。不管怎样，今后也要用这相机拍出一些在年青时不敢去拍也没有钱能拍的东西来。

一次关于建筑间距的讨论
大约二十多年前，我参加了一次关于我市建筑间距的论证会。那时正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改造。我市有许多在解放前留下的老城区，如现在的道街地区，那时叫新抚顺的地方，还有些是在伪满时的劳工棚，条件当然非常简陋，人们在这里生活非常不便。但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所限，要彻底改造确实很困难。改造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建筑间距的问题。50年代时我市建设了一批红砖平房，作为职工住房。当时是不涉及建筑间距的。红砖平房的高度不过三米，房子的间距再少也不会少于十米。再近了，就会窗户对窗户了。所以这样的建筑是不会遮光的。
但是要把这些平房改成楼房，就涉及建筑间距了。太远了，一块地面摆放的建筑就少了，成本就会高了。而建筑间距近了，就有一个建筑遮光的问题。在我们北方，冬天如果房间得不到充足的阳光，室内的温度就会低。这样规划部门就要定出一个建筑间距的标准。
论证会是由市建设主管部门召开的。会上，市规划部门介绍了他们的方案，并做了说明。据说根据国家建设部的设计规范，建筑间距的标准是让房屋的最底层，在冬至那天，阳光能够照满窗户的时间不少于一小时。这是由当地所处的纬度决定的，各地的纬度不一样，间距标准就不一样。而按我们市所处的纬度来计算的话，要保证一楼窗户在冬至那天能得到一小时的满照，建筑间距就应当是一点八，也就是建筑高度是十米，间距就是十八米。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改造的成本就大了，政府负担不起，所以要适当减少建筑间距。草案提出几条方案：一是按照大寒时一楼窗户能得到一小时的满照为标准，这样的话，可以缩减到一点七。因为到大寒时，与冬至比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太阳与地面的夹角已经变大了。但是这样一来，冬至前后各一个月的时间，一楼的住户都不能享受阳光。二是在特别拥挤的地区改造，可再适当减少建筑间距，可以缩减到一点六，有些特别的地块经市政府批准可以缩减到一点五。
在会上我提出，你们不要说是一点几，而是告诉我们在各种间距时，几层要遮光。回答是在冬至时，一点七的间距二楼要受影响，一点六时三楼会受影响，而到一点五时四楼会受影响。我说如果那样，一楼的住户可能半年也不会见到阳光。我说，现在在这些地区的住户，条件实在是差，你给他一点五的间距，他也会接受的。但是过了几年后，后人住了进来，会不会觉得这成了新的棚户区？但是在会上，我人微言轻，参加的部门都是与建设有关的，当然对我的意见是不接受的。但是我是代表政府法制部门参加的，如果政府法制部门有意见的话，政府常务会议就不能上。于是后来这个草案并未经政府批准，而是以部门的文件执行的，因为这以后我市的几个小区建设就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做的。前些时候，我听住在这个小区的居民说，听说这里要动迁了，问我知道不知道，我回答不知道。但对比近年来新建设的小区，这里确实成了新的棚户区。建筑间距是短了，但是改造的周期也短了，才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就要重新改造，成本是否太高了？

龙行天下

当年工资与票据，
至今令人总回忆，
相机不断在变革，
楼房间距科学依。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8-11 08:38
当年工资与票据，
至今令人总回忆，
相机不断在变革，

多谢龙行超版的支持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227

难忘的记忆

孙宝田
原抚顺一高中三年五班学生。下乡到北镇县吴家公社东兴大队。1969年3月～1973年8月于东兴学校任民办教师。后到锦州第二师范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四年。1979年8月调转到抚顺市教育局工作。1982年10月到抚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工作至退休。

难忘的事情很多，最难忘的是乡下生活。
1970年正月十六的清晨，街巷中布满了昨夜的烟花碎屑，空气中飘荡着火药的气味。我挎着书包，父亲拎着我的旅行袋，向火车站走去。我望着父亲略显衰老的身躯，几次想夺过他手中的旅行袋，他总是说：“我拿着，行。”父亲的手背上冻开了很多口子，那是他冒着风雪在外面磨剪子留下的伤痕。几十年来，他扛着有砂轮、磨石等工具的板凳，走遍了道街及南站左右的大街小巷，那些地方处处留下了他辛勤劳作的身影，这就是我慈祥的父亲，我多么想在家陪他多待几天。可是，民办教师的职责，使我必须赶在开学前回到乡下的学校去。
我是1968年9月跟同学们一起下乡的。走的那天，是母亲送我上了火车。透过车窗，我看见母亲忧虑的目光中，眼睛中含着泪水，心里一阵酸楚。我不知要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我相信：下乡很有必要。我和同学们被火车拉到青堆子站后，又坐上几辆马车，颠簸了二十多里路，被分到了北镇县最东端的东兴大队。这里没有山，只有长满高粱、玉米的田地，一眼望不到边。听说东边有条河，可我从没有去过。东兴大队由相邻的四个村庄、六个生产小队组成，中间偏北处是一所学校。我和几名同学被分到最东面的第一小队，再往东是一片荒凉的草垫子，根本看不到有什么村庄。
我们先被分散到社员家居住，他们很热情，把家里最好的东西也就是鸡蛋和从河中捞到的鱼虾拿出来给我们吃。不久，队里给我们建了青年点，这是一栋进门是厨房，两侧各有一间住室的房屋。从此，我们每天跟社员下地干活，回来后就累得躺在炕上不想动弹。这里的生活条件很差，经常没有什么菜可吃。但精神生活并不单调，小队常在晚间开个生产会、学习会，大队也常搞个什么活动，如忆苦思甜报告会、文艺表演、批判会等。这年年末，大队召开了一次批判“读书无用论”的大会。会上，我代表第一小队作了十几分钟的批判发言，受到大队的重视。没过几天，就通知我春节后到学校任民办教师，成了东兴大队第一个任民办教师的下乡青年。从此，我喜欢上了教育工作。
我和父亲赶到火车站时，已经开始检票。父亲将旅行袋递给我说：“好好照顾自己，常给家写信。”我望着父亲那不太放心的眼神，痛快地答道：“我知道了。”想以肯定的语气令父亲悬着的心落下来。父亲叮嘱的话语虽然不多，但字字都充满了对我的爱和期望。
我急着赶回去的东兴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由南北两趟砖瓦平房、中间一个二百平的操场构成。我和陆续进校工作的几名同学住在北趟房东头的一间屋子里。大队派一位姓刘的大爷给我们做饭，虽然没有什么菜，可他总是想方设法地给我们调剂口味。至今，我都忘不了用大酱做的鸡蛋糕，味道是那么的纯正；更忘不了用油梭子掺菜做的包子，香得让人吃饱了还想吃。学校里的领导和老师对我们非常照顾，学校里的学生都非常淳朴可爱，令我终生难忘。
他们渴望学习。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有的家长让孩子辍学，帮家里干活。我常常利用晚上时间去家访，向家长讲清孩子读书的重要性，疏通家长的思想。一次，一个男孩找到我，说：“老师，我想上学，可我爸让我在家干活儿，你去说说。”说这话时，男孩眼中充满了求助的目光。我知道他父亲双目失明，家里和地里的活儿全靠他母亲一人撑着，确实很缺劳力，就说：“你母亲家里、地里忙着，的确很累。”男孩着急地说：“我可以在早晚、星期天多干些。”像这个男孩这样渴望学习的孩子，我遇到很多。他们直率的求助言行使我看到了他们朴实的品德，看到了他们对学习的向往。为了他们的未来，我就是牺牲再多的休息时间，也要说服他们的家长，实现他们的愿望。他们增强了我做好教育工作的责任心。
他们通情达理。多数学生性情温和、懂得道理。少数学生被人认为倔强，我行我素。有一名叫周凤岐的男孩，少言寡语，偏爱数学。有的学生跟我说，他上其他课时也在看数学。我觉得问题挺严重，就在其他老师上课时，走进教室，这时他正在低头看桌子下面的书。我走到他的身后，他却没有感觉，依然在看，那个专注劲儿达到了旁若无人的地步。我一把夺过他的书，竟是一本大学数学教材。他吃惊地看着我，站了起来。我说：“你不愿意听课，就跟我到办公室去。”他低着头没有动，我真的生气了，一把扯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拽了出来，只听“嘶”的一声，桌角将他的衣服划了一个口子。我立即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但是，没有住手，一直把他拽到办公室。我问他：“你为什么在下面看数学。”他说：“我想把没弄明白的一道题弄懂。”我说：“你学习数学没错，但时间不对，你偏科就更错了。”他低声说：“我就喜欢数学。”我说：“做事应用脑子想一想怎么做才对，不能光凭兴趣。”接着，我讲了各科知识都是相通的，偏科会影响你的知识深化等道理。我见他有点听进去了，就又讲了各科知识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时，他好像认同了我的看法，就说：“老师，我知道了，不会偏科了。”我抱歉地说：“老师把你的衣服弄破了。”他不但没怪我，反而说：“不怕，我妈会给我缝好的。”从此，他真的不偏科了。这件事，使我认识到，他的所谓“倔强”，不是碰到南墙不回头的那种，而是纯朴性格的一种表现，准确地说，应该是执着。他喜欢数学，就不顾一切；帮他认识到偏科的错误，他就开始注重各科知识的学习了。可见，他也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孩子。而且，他这种执着是一种可贵的品质，值得肯定和表扬。这件事说明，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是最重要的教育工作。前几年，我听说，他是东兴大队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他们吃苦耐劳。1970年冬天，学校号召学生拾粪，为生产队积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北风呼呼地吹，天很冷，学校的操场上空荡荡的。我看见一个小姑娘将一筐粪倒在粪堆上。她身着红绿相间的小棉衣，很单薄。我想，为了拾这筐粪，她一定起得很早。过了两个小时，我又看见她肩挎粪筐向学校走来。我走出寝室，将她叫到眼前，见她的脸被冻得红红的，就说：“天这么冷，不要拾了。”她用手捂了捂耳朵说：“我还没有完成任务。”将粪倒在粪堆上，就又朝另一条大道走去。快到中午时，她将满满的一筐粪倒在粪堆，笑着对我说：“老师，我完成任务了。”这时，她不停地搓着手，不时用双手捂着冻得很红的脸。我望着这位叫吴素艳的小姑娘，不知用什么话语来表扬她冒着严寒走了很多地方为生产队积肥的行为。只说了句“快回家吧”，心想：这是怕吃苦的孩子难以做到的事。她挎起粪筐，沿着两旁树上挂满雪花的大道，朝家走去，长长的一条发辫搭在身后，辫梢被风吹得微微飘动着。1971年的夏天，我领学生们去队里的稻田拔草。我本想与他们一起干，但看见水中的蚂蟥很多，就犹豫了起来。这时，个头不高、长得很壮实的马树春同学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说：“老师，你不要下去了，这点活儿我们一会儿就干完。”说完就下到田里。学生们一字排开，争先恐后地拔起草来，其速度快得让我惊讶，一会儿工夫，一块稻田的草就拔完了。我担心他们的拔草质量，就沿着田埂走了一趟。活儿干得很好，拔下的都是草，留下的都是苗。这些孩子不仅不怕累，而且干起农活儿都是行家里手，实在让我佩服。特别是他们从田里上来后，拍打叮在腿脚上的蚂蟥时，毫不惊慌、十分坦然的神态，令我自愧不如。在课堂上，我是他们的老师，而在农活上，他们就是我的老师，我也应做一个合格的学生。当我和学生们到了另一块稻田时，就毫不犹豫脱了鞋子，下到田里和他们一起干起来。临近中午时活儿都干完了，我望着一行行露出挺拔身躯，整齐地排列在稻田中的秧苗，望着毫无疲劳之意、欢声笑语的学生们，心情很舒畅。
他们感情深厚。几年的教育工作，我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善解人意，关心他人，令我非常感动。有段时间，我口腔溃疡很严重，嘴唇也肿得很厉害，讲话有些费劲。上课时，学生们都静悄悄，没有一点声响，就连以前在课堂上最爱说话的学生，也一声不吱，为的是让我说话省些力气。还有，当我换下待缝补、待清洗的衣服放在寝室时，不知什么时候就不见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就又平平整整、干干净净地放在我的行李上了。当寒假来临时，总有学生帮我整理回家的物品。当节日来到时，有的学生把我拽到家里吃饭，有的学生把好饭好菜送到我的寝室……我忘不了那一张张活泼、真诚、充满深情的面孔，他们给了我安慰和愉快，使我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温暖。
他们激励我努力工作。天天与具有许多优秀品格的学生在一起，使我立志更好地担负起培养他们的责任。我走进学校后，就被领导分到九年级担任语文教学工作，并任班主任。这是相当于高中三年级的工作，可我自己仅仅是高中毕业，怎能胜任？弄不好，不就是误人子弟吗？负担很重。为了讲好每一堂课，我尽可能寻找参考资料。开始时，几乎把所有要说的话都先写出来。比如，讲《海燕》时，整理了一篇自己满意的讲稿；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时，精心整理了一篇文章的结构图表。我经常晚间到办公室备课，那时的农村经常停电，我就买了几包蜡烛，常常在微弱的烛光下备课至深夜。一丝不苟的语文教学工作，很快收到了成效，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记得省公安厅一位下放干部的孩子李一丁非常爱上语文课，水平提高得很快，字写得很好，作文写得立意新颖，语言流畅。我还组织几名学生组成《语文报》编辑小组，定期出版油印小报，介绍些有趣的语文知识，很受学生的欢迎。
乡下学校的生活也很丰富。我常带着学生们参加修整学校、支援生产队的各项劳动。学校也常开展一些文体活动，有运动会，也有文艺演出。当我看到我编写的对口词等小品被李桂芝、邢玉芬等学生表演得有声有色、博得社员的掌声时，心中十分高兴。学校最热闹的，是在操场上放映电影或请外面的杂技团来表演的时候，四面八方的各个村庄的社员带着孩子三三两两地来到学校，大人们谈笑风生，小孩儿们吵吵闹闹，他们都完全忘却了白日繁重农活带来的疲劳。这样欢乐的气氛，使寂静的学校顿时沸腾起来。
几年的乡下学校生活，我忘不了那简陋的校舍，忘不了那陈旧的办公桌，忘不了那表面粗糙的讲台，忘不了学校领导、老师和乡亲对我的关心，更忘不了那一群群给了我温暖、力量的孩子们。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却在乡下的天地中受到锻炼，颇有收获。我培养了孩子们，孩子们也教育了我，在这所学校中我和他们一起成长。1973年秋天，我被选送到锦州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学生们送给我好多精美的日记本，并附上他们纯真的祝福语句。临走那天，他们依依不舍，送我去火车站的马车走出好远，他们依然远远望着我不肯离去。
我在锦州第二师范学校学习两年后，留校工作四年。1979年调转到抚顺市教育局，回到了父母的身边。这时的母亲已经多病缠身，父亲也衰老了很多，但依然扛着板凳走街串巷，“磨剪子嘞，戗菜刀”的吆喝声依旧那么响亮、悠扬。

龙行天下

难忘民办教师做，
师生融洽交流多，
互帮互学多真挚，
临走依依不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