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这对知青个人、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尤有回响。我也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响应号召下农村
要讲知青回城，就得先说一下知青是怎么到农村去的。1968年12月21日晚上，新闻广播中播出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高中、初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第二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毛主席这段最新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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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一些青年热血沸腾，十分积极，咬破了手指，写了血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从种种渠道感觉到了城乡差别很大，不是很想去。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寻找各种理由不去农村的，还是少数。我的态度既不十分积极也没有推脱，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这是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到贵州农村去插队的，当时去插队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天还是蛮凉的，我记得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
当时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觉得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那时我们年轻，非常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好儿女志在四方”，这是我们当时的口号。现在我脑海中还回响着当时的这些声音。除了豪迈，我的声音中还有些许的悲凉，当时我想：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我们是不会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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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移民来上海最多的是江苏人和浙江人，只要原籍有亲戚收留，知青就可以过去，在上海111万知青中有5。1万人到江苏去插队，还有3。2万人到浙江去插队。
从现代大都市上海来到偏远、闭塞、贫穷的贵州，路程很遥远，一路上我们的热情在疲劳打击下慢慢地冷却了。我们坐火车到一个小型城市贵定下车，在那里铺稻草直接在地上睡了一晚，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第二天我们坐着卡车，颠簸了整整一天，才到达修文县久长那个插队的地方。
千方百计回城市
10年中，我们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我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不一样的事情。当时唯一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我们一起有6个人，每个人的来信都能激起我们的兴趣，信里总是会有一些上海的情况：夏天了，天气多么酷热;冬天了，上海今年怎么冷呀,甚至黄埔剧场前的流氓行为也会提一笔。都市是跟这些知青的心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农村插队几年后，无论是当初写了血书积极要去的知青，还是很无奈地被动员而去的知青，他们共同的心愿是上调，是回到都市。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如果不回去，天天劳动，不能养活自己。我插队的那个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从早干到黑，要爬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煤洞挖煤，一天的收入还不到6毛钱。我身边有一个革命的典型大队，叫白窑大队，每天的收入只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为什么叫“邮票队”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都是8分钱。在插队后期，我们所有知青的共同心愿，就是我们要活下去完成一个人该完成的事——谈恋爱找对象。
后来，思想慢慢松动,知青开始以各种方式回归城市。1973年，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指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虽然这仅仅是一句话，但是已经认识到知青问题将来要酿成社会问题。其实，1975年贵州省已开始解决到贵州的10600个上海知青的出路问题。当时,你可以去读6大中专，即地区的师范、林校、卫校、财校、农校、水电学校，去读一到两年，到时候把你分到县里或者是地区部门，很多知青就是通过上6大中专学校解决问题的。我当初是在耕读小学教书，师范院校来招生，有三大招生优待政策：优待知青，优待上海知青，特别优待上海知青中当了民办教师的人。我的条件都符合，但我没有报名。安顺师范的教导主任很奇怪，他说你的条件都符合，你的文化程度我们也不考核了，只要你报名,我们就收。但因为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写小说，所以我留下来了。
后来，政策进一步放宽。当时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具体政策的限制：已婚知青不能回城，另外国家安排过的，上过6大中专的，无论是安排你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或是某某山乡小学，只要国家给你一份工作，给你工资，算是国家给你解决了，你就不能回来了。
根据政策，知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回归城市，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考取大学，我有个朋友在当时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读完书后留校任教，从助教做起，一直做到教授;二是在外地参军，转业后回上海;其他大量的普通知青，只要户口还没有离开农村，只要还没有结婚，只要没有在当地安排过工作，都可以回归。1978年、1979年，每个区知青办门口都排着长队，大量知青还都在农村，下乡已经七八年了，都在办手续想把户口迁回来。实事求是地说，只是把户口迁回来，不落实工作。我只举一个我妹妹的例子,1973年，毛主席对李庆霖的信作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批示之后，政策变得人性化了。独生子女、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子女可以回来，还有父母有多子女却没有一个在身边的，有一个子女可以回来，我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又都去插队了，她是根据这个政策回上海的。
虽然国家有了明确的政策，但知青回上海很不容易。1978年、1979年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就是住房，如果你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你就有几平方米的权利。知青回来就免不了和家庭其他成员产生利益冲突，家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各有各的想法。因此，当时法院经常有这样的案子，当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让上户口，父母怎样协调都不行，必须写保证书——在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让户口进来。
我的情况和大多数知青不同。第一次考取大学回归城市的机会我放弃了，同样第二次考取大学的机会我也没有要。当时复旦大学到贵州招生，只要190分，我当时已经出了3本书，招生的老师认识我，跟我说只要你写1篇作文，我们给你把分打得高高的，其他5门分数加起来你还不用达到90分。我婉辞了他们的好意，当时我正在写《蹉跎岁月》，我知道只有在我自己能掌握时间的环境里，我才能写完这部小说。《蹉跎岁月》完成后，贵州省作家协会把我招去，我就这样离开了农村。
1990年，因为领导关心，我回归上海。当时贵州也想挽留我，省里专门派了两个干部来上海看望我母亲，说贵州的文化发展、文学创作需要我在那里工作，我母亲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干部来家里，就说你们实在需要我也没办法，你们就留着吧。后来我获知领导曾有这样的表示：如果本人坚决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亲确实年事已高，我便再次争取，终于调回上海。我调回来时(吴)邦国同志是市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局级干部进来一定要经过他审批。邦国同志对我说，你调回来了，不要把我当成书记，我们是朋友，你有事情直接来找我。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青中运气比较好的。
前几年我插队的修文县县长到上海,要我找20个曾经在修文县插队的知青，一起聚聚，座谈一下。我选了各个层次的知青，有当教授的，也有普通职工，有下岗的，也有回来找不到工作的。座谈后要吃饭时，有两个知青说今天的菜很好，贵州的茅台很香，但是抱歉我们不能吃了，我们要去上班了。我就奇怪，已到吃晚饭时间还上什么班?原来他们中一个是酒店保安，晚上饭店生意好，车子多，很忙;还有一个在机关值夜班，帮人家看门。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很要好的朋友，我在《孽债1》、《孽债2》中都写到他。他从延边插队回来，因为妈妈在电影院工作，回城后顶替妈妈在电影院管理冷气设备，他管得很好。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就形容他：除了暖水瓶的胆坏了不能修以外，他什么都能修。录音机坏了他能修，电视机坏了他能修，一个桌子腿坏了,家长说扔出去吧，他说不要扔，一个下午就修好了。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人，现在下岗了。年前我们知青聚会，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电影院不景气，他下岗了。现在管理空调，一个月1500元，他已经很满足了。我说太不像话了，这个老总我认识，我去跟他说。他说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工作很不好找的。我这个年龄，人家看到我就说：老伯伯，你怎么还来找工作，你叫你孩子来找吧。他再能干人家不要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困境。
留下的知青的命运也很坎坷，虽然当地政府比较照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人生活并不尽如人意。前两年北京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青，写了一份报告，我看了都触目惊心。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级政府关照的，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青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只能去烧锅炉、看大门。
我们这代人中出现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几个全国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们这代人中几乎没有出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为什么?作家在生活当中有了感受，对我们中华语言有了领悟，找到了适合个性的表达方式，就可以成为作家。但是优秀的科学家不同,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必须要循序渐进。从这样一个意义来说，这是一段蹉跎岁月。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对我个人来说，第一，在上山下乡10年7个月的日子里，我思考了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命运，我们经历了三个思想阶段：最早比较虔诚、比较狂热、比较盲目;到了农村这个比较严酷的现实中，产生了困惑，无所适从，想离开;最后开始觉醒，想真正从乡间小路上一步步走出来。第二，10年7个月的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思考了上山下乡知青这一代人的命运，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没有更多的需求，希望有一顿饱饭吃，希望在天寒地冻时有一件棉衣御寒。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珍贵，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第三，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我们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国人开始聪明起来，开始灵活起来，开始选择了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国不是没有风雨，不是没有波澜，但是紧紧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人在追赶世界的步伐，要发展经济，要使13亿人口的日子过得好起来，没有解决温饱的解决温饱，解决了温饱的要奔小康，进入了小康的日子，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生活，要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30年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我经历的60年中最好的30年。
发表于 2016-1-11 14: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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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5 19:4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