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

石建华

                                     第一个年终结算
      1969年10月，是我插队落户的第10个月，生产队里组织社员们，在全队的所有山坡的梯田里和坝上丘陵地带的干田里，栽种上油菜、洋芋，又称为土豆（学名：马铃薯）。从这时候起，全年的农活基本上算是完成了。在这时候家家户户的社员都忙着侍弄着自己家里的自留地，干着自己家里的小农活儿，用手工编着一些竹制农具和工艺品，修理一些农具，搞一点儿家庭副业。家家户户门口的晒坝里、台阶下都可以看到那么几只鸡在撒着欢儿，远处的山村里偶尔还听到几声狗叫声，好一派悠闲自在的乡村农家田园风光。
      广阔无垠的田野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些褐黑色的耕牛慢悠悠地低着头，咀嚼着田坎地边上的青草，显示出如此悠闲和自由自在。远远望过去，到处是一片又一片黑里夹杂着深绿色的丘陵坡地，各家各户的屋顶上冒着缕缕白色的炊烟。漫过了碧绿色的竹林在半空中慢慢地散开。呈现出广阔的田野无穷无尽的寂静和悠然，处处充满着无限奇妙的神奇色彩。
      这几天生产队里正在搞年终结算，社员们都在盼望着能把应该分到的钱早点拿到手，队里最忙的是记工员和会计。我也很荣幸地参加了这项工作，配合记工员和会计打算盘。当然，在开始的时候，队长并没有安排我去。就是因为记工员和会计实在忙不过来，天天向队长叫苦，说他们的工作量太大，根本忙不赢。社员们也是天天到处围着追他，催问队长什么时候才能拿到结算的钱。队长被记工员和会计吵昏了头，也被队里社员们给围得急红了眼，事到此刻，他突然把我想起来了。
      队长连忙来到我的小木屋，人还没有进门，大声武气的声音就先飞进门来了：“小石，你马上到仓库去一哈，帮到记工员和会计清理一哈工分。”随即他又问我：“你打得来算盘不？”我当时很得意地回答道：“不瞒你说，我的父母都是会计，打算盘嘛，我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已经教过了。”这下队长他倒是高兴了，还不满地回了我一句“你也是哦，为啥子不早点说嘛？”说着，他用一双大手在我身后用力猛推着，生怕我会突然消失，把我从我的小木屋，一直推到生产队仓库的台阶上，亲手交给了会计和记工员，满脸得意地对他们说道：“这一下总该对了，我给你们找来一个你们都认得到的小会计。”会计和记工员正忙得不可开交。一抬头看见是我，马上都笑了。“咋个会开始没把你想起哟。害得我们已经遭围了好几天了。”
      我很快就插上了手，先打好一个表格，把生产队里全体社员的名字归类按月份列出一份空表格，其次把逐月每个社员当月出工的原始记录翻出来列入表格，全年12个月，列出12个表格。再根据全年12个月的逐月各个月的汇总表列出通过计算，得出整个生产队的总工分数，最后根据总的工分数量除以10得出生产队全部工日的数量。经过队长审阅后，我在库房的一个角落里找到几张大红纸，拿出一支毛笔粘着浓墨，把每个社员的全年工分总数量在大红纸上抄好，贴在生产队库房外面的木板墙上。
      这时候，整个生产队就像是在开大会，又像是在过节，全队的社员们都换上了整洁的衣裳，从各自的家里赶到生产队的库房，密密麻麻地挤在这张写满黑字的大红纸面前，睁大了双眼，努力寻找自己的名字，查看自己全年的工分数。   
      这时候我站在旁边看到有一位老农民，他在离这张大红纸不远的一块空地上，铺开一张旧报纸，再把一个瓦罐轻轻放在那张旧报纸上，小心翼翼地打开上面的硬纸盖，从罐里倒出一大堆色彩不同黄豆颗粒来，我好奇地问他，“你这是干什么？”他抬头看看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压低嗓门，小声对我说：“小石，麻烦你去帮我看一下，我的是多少分？”我立刻挤进了人群，帮他看完了之后就马上挤出来，到了老人的面前，大声地告诉了他的全年工份数。他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把刚才倒在旧报纸上的黄豆拢成一堆，一五一十地认真数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笑了。笑的那样满足和幸福。拉着我的手，认真地说：“对了的，对了的，一分都没有差。”
      我当时也愣住了，半晌没有说出话来。原来他不识字，就连人民币上的字，他也认不完全，家里也找不出几个认识字的人。，为了记工分，只好在每天出工以后，回到家就往瓦罐里放上几颗黄豆，因为他是随着出工的时间季节变化，每天都在投放，黄豆的外表皮颜色也略有不同。（当然啦，这个瓦罐必须要放在家里小孩子们绝对找不到、够不着的地方）。到年终决算的时候再把黄豆倒出来数，有多少颗黄豆就是多少个工分。工分核对完以后，这罐黄豆就拿来推豆花。权当是改善伙食了。
      几天以后，年终结算张榜公布了，我全年工分总数860分（当时我人个子小。力气不大，每天只有8分工）扣除所分到的粮食和其他实物以及平时预支的30元。剩下的余额就只有5元钱。
      谁又能说这5元钱不算是钱呢？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没有倒欠生产队的，也就算是可以的了。在当时，全公社的知青基本上都没有做够工分，那一年，工分做不够，倒欠生产队的知青，在全公社的范围内是相当普遍。我虽然只拿到5元钱。要与生产队里其他几个知青相比，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为此受到了生产队里全体社员的一致好评。
      队长更高兴了。又把他的叶子烟掏出来招待我，我一看他掏出来的又是那黄焦焦黑黢黢的叶子烟，不由地向后边躲，结果一下子躲到了身后的拌桶上，撞了一下腰，我刚转过身想逃跑，却被队长顺势一把推倒在装着稻谷的拌桶里，库房晒场上整个生产队的人都笑了。

石建华

                                     深夜请兽医
      1969年11月的一个深夜，我的小木屋对面的山沟洼地上，队里的一个五保户狗娃子（他的腿和手都有着严重的残疾，走路和行走都相当困难，生活自理当然就更加困难。）那所房子里突然传出来一阵哭声，我们立马都赶了过去了解情况。
      得知这个五保户家里只有狗娃子和他的奶奶（也七十多岁了），在生产队里负责喂着一条耕牛，这条耕牛从当天下午吃饲料就开始有些不正常。到了晚上就已经站不住了，到了深夜里就干脆倒下了，我们现在都看到：这条耕牛病得已经不行了，目前只有出去的气而没有进的气了。
      队长看到了这些情况，沉默了好半晌才低声问了一句：“去街上请过兽医吗？” 这个五保户说：“我的身体经常生病，孙子脚杆又有残疾。连路也走不到好远，我们全家就只有祖孙两个，身体都不好，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去赶过场了。”队长思索着说：“现在必须得马上到街上去请兽医。”我立即自告奋勇：“我去，我马上就到罗坝街上的公社兽医站，去请兽医来。”说着就拿着一支手电筒，头也不回地跳出这家堂屋的房门，向着罗坝场街上猛跑，心里想到的是：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罗坝街上公社兽医站，把医生请到我们生产队来给耕牛治病。
      深夜，这一路的沿途上我没有看到一个行路人，广阔无垠的田野上一片寂静。只有沿着石板路两边的小河沟里，溪水哗啦啦地发出那永不间断的流淌声，向着青衣江头也不回的奔腾而去。这时候我发现在距离我不远的左侧水沟坎上是一座连一座的坟碑墓群，阴深深的青石墓碑在昏暗的月光反射下，折射出一阵阵阴森恐怖的暗绿色微弱光亮。微风吹动着路边坟包上的野草，发出一阵阵沙沙沙的响声。在离我身后十几米远的地方，有一双低低矮矮快速移动的碧绿色光亮，在我的附近疾速频繁跳跃着，不断变幻移动着坐标方位。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落里，不禁让人们增加了一些恐怖的感觉。我只得嘴里不住地大声哼着歌，壮着胆子停住脚步稳住了神儿，借着手电筒的光亮，仔细地观察了好一阵，我才初步弄清楚，这低低矮矮疾速跳跃变幻移动的活动物体，的确是一条猎狗，看起来它似乎并不想伤人。我走，它也跟着我走，只要我一停下来，它马上也就在距离我附近十几米远的地方停下来，远远地望着我。此时此刻我猜想到：大概这只狗可能是认识我，主动来给我当护卫的吧？说实在的，现在此时此刻的我，急着到公社兽医站去请医生，至于这条狗是否认识我，是否在给我当护卫，我也根本就顾不上去论证它了，心里想到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你这条狗，只要不过来伤我就行。咱们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互不干扰。果然，我一路小跑步到了罗坝场的街面上，一脚跨进了兽医站，这只狗也就蹲在公社兽医站的大门口，没有再跟进来。
      公社兽医站的医生听我介绍了一下这个耕牛的大致情况，把一些药品装进了标注红十字的医药箱，顺手在桌上拿起一只手电筒，站起身来走出办公室，关上房门，跟着我大步流星地向我们生产队走来，这只猎狗又从兽医站门口开始尾随着，跟在我们不远的身后，和我们始终保持着十几米左右的距离，形影不离地一直尾随着我们到了生产队，一直跟进了这个五保户狗娃子家的牛棚里。在牛棚里，这只黑色的猎狗摇着尾巴围着人们和耕牛转了两个圈以后，就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漆黑的夜里。
      兽医站的医生经过一两个小时的紧急抢救，可令人遗憾的是，但这耕牛的病已经是不可能治好了，耕牛虽然没有救活，但是包括队长在内的所有人都会认为我是尽到心了。
                 

石建华

                                     砍 火 地
      1969年12月，年终结算以后的一个夜晚，生产队里开大会，队长在会上宣布了一个决定，大家这几天要做好准备，一个星期以后队里要组织人上山砍火地。当时我觉得很好奇，在会上就不假思索地张口就问：“什么是火地？为什么还得要去砍？”队长笑了。大家都笑了。身边有人告诉我：“上山砍火地就是去烧草木灰积肥。”
      散会以后，生产队里的几个知青自动聚集在一起，针对上山砍火地的事议论纷纷，都觉得这个机会正是知青们挣表现的大好时机。我们生产队里有个知青，叫刘克刚。他的父亲曾经是南下干部，当他知道要上山砍火地一事，立即给儿子打电报，电文只有七个字：“必须上山砍火地”。
      同样，我也写信把上山砍火地的事，告诉了远在成都的父母，我的父亲同样也给我打来了电报，（在当时最快的通讯手段就是拍电报，电报费是很贵的，每一分字要四分钱，而寄一封平信才8分钱。所以老百姓们在通常情况下进行信息传递与沟通的时候，为了节省几个钱都舍不得打电报，只有遇上情况紧急才打电报。在我们下乡的所有知青中，几乎所有的人和家里联系都不打电报，除非是家里发生了大事和紧急事件。）当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的确把我吓了一跳，不会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当看到电报全文，电文内容只有六个字“砍火地必须去”，悬着的心这才算是放下来了。由此可见，不仅是我们重视，当知青的家长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三天以后我们五个知青一齐找到了队长，一起要求参加上山砍火地，队长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并鼓励我们一定要好好干，要给大队里的其他知青做出个好的榜样。其实他早就有心想要我们几个知青都上山去砍火地，因为他非常清楚那里的条件太艰苦，害怕我们几个知青吃不消，也就没有下决心直接跟我们谈， 现在是我们几个知青一起主动向他请战，对于他而言，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了。
      几天以后，上山砍火地的队伍出发了。我们生产队里的五个知青，全都背着背包，各自手里握着一把长柄带弯钩的砍柴刀，沿着一条蜿蜒起伏的石板路，走在上山砍火地的队伍中。沿途的自然风光已经呈现出一派严冬的景象。路边的野草无精打采的倒向一边，峡谷两侧的高山孤树却依然显示出那样生机勃勃绿意昂然。山涧中的溪水依旧奔流不息地发出哗啦啦地响声，小心翼翼地翻腾着雪白的小浪花，不停地打着旋窝，抚摸着小溪里的石头，小心翼翼地流淌着，向着青衣江飞奔而去。
      最后我们的队伍来到一个长达400多米的陡坡下稍做休息，接着就一步一喘气地爬上这段陡坡。这段陡坡号称800步（老地名叫风桶子）。地形很像当地农民用于碾米吹扫除谷壳的风车的圆弧状外壁，一步更比一步陡，站在这不到30公分宽的石板路上，一侧是深不可测的悬崖绝壁，另一侧是近900的陡壁，中途800步台阶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只要人们一旦踏上这段路，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走完这段800步台阶的山路，中途一步也不能停顿，绝不允许停下来休息。假设有人一旦停下来，他就会出现重心不稳，弄得不好很有可能发生危险摔下悬崖。
      我看到这如此险要的地形，令人不禁心里有些发怵。据说在解放前，国民党的军队抓壮丁，他们都不敢上这个风桶子陡坡。相传这附近就有一个农民，当时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军队抓壮丁，他曾经一口气爬上号称800步的这段陡坡，在到达坡顶后，他抱起一块石头顺势往下一扔，这块石头带着风声沿着石阶滚下去，发出阵阵吧达、吧达地响声，这声响由近而远，逐步消失在陡坡下，这个农民也就坐在800步台阶顶端的山口站不起来了。这伙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看到这个地势如此险要，他们追也追不上，用枪又打不着他，也就只好作罢，不再抓他的壮丁了。不过这个农民则从此以后落下了经常吐血的病根。在后来我上山修水利当突击队，打隧洞的时候我有幸结识了这位老农民，他曾经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详细描述着，当年在风桶子差一点被抓壮丁的经过，我们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朋友。
      当我们一步一喘地爬上了这段陡坡号称800步风桶子，爬过这一节最艰难的坡，我们已经整整走了近40分钟。在山顶再休息一会儿，等到我们的人都上来了，队伍继续前进。沿着山里的一条羊肠小道穿过两道山梁，远远就看到一片竹林，在竹林转弯的路口传来几声狗叫声，队伍中有人告诉我们几个知青，我们住的地方就要到了。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这片竹林，竹林深处走出一群穿着补吧衣裳的老农民，把我们涌进了一片天井，安排在这几套房子里住下了。通过和这些老农民的交谈，我们才知道这里的人和我们队上的乡亲们基本上都是亲戚，人都很投缘。上山砍火地吃住问题算是都解决了。这天晚上，我们美美地吃上了一顿不用自己劳事费神的晚饭，和山上的乡亲们无拘无束的谈天说地，渡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我们都起床了，虽说是严冬，这山湾里依然一片翠绿，景色真美，空气中散发着一阵青草绿叶的清香，令人感到非常心情舒畅。吃过了早饭，清点人数整队集合完毕，每个人都手里拿着一把长柄大弯刀又出发了，踏上了一条被山里野草掩盖得几乎看不到路面的羊肠小道，走进了抬头看不到天低头看不到泥土的森林，在这被野草枯叶覆盖着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钻进了深山老林，我们的双脚把地上腐烂的枯木踩的嘎吱嘎吱地直响。来到了一块面积很大的开阔地，队伍停下了，这里的环境太安静了，一路上除了我们的人以外，就没有见过其他的任何人。
      有些社员在一块空地，捡来一些枯树枝，在地上点起了一堆篝火，我们一边烤火，一边做准备，检查工具。队长这时候开始发布命令，要大家排成一字长蛇阵，相互之间拉开5米距离，从山坡脚下开始往上推进。把这面坡上除了直径在碗口以上的树木必须保留以外，其他所有草木全部放倒。
      这面坡之所以还称之为坡，就是因为它的垂直度还达不到900，人在斜坡上勉强能站住脚，坡度大概有70~800。随着队长的一阵口哨声，我们挥起手中的长柄弯刀，向这些生长在这面坡上无辜的野草和灌木丛砍去。干这样的活儿不需要什么技术，就是地势太陡，不好站人，我只能先用弯刀在往上攀登的每一步都得挖一个小坑，把弯刀放在小土坑上面，再用双手抓住身边的藤条，借助藤条向上翻身攀爬，再站到才挖好的土坑里。然后我再用一只手抓住身边的藤条，另一只手挥起长柄大弯刀一下又一下向灌木丛砍去，砍完了身边的野草和生长在这面陡坡和峭壁上的灌木丛后又抓着身边的藤条继续向上攀登。
      可怜那些无辜的满山野草和生长在这面陡坡和峭壁上的灌木丛，就在我们这些挥舞长柄弯刀的勇士们手下，它们一片片悲惨地倒下了。几天以后，这面山坡和峭壁上所有的野草和灌木丛全部都砍完了。
      在队长的统一安排下。大家又拿着这长柄弯刀爬上了山顶，排成一排，大家相互间隔5米拉开距离，从山顶开始，把砍倒的野草和灌木丛往山下翻动，顷刻间从山顶开始，就看见山坡顶上的树林与被砍倒的野草和灌木丛之间逐步形成了宽约10米的防火隔离带。我们用长柄大弯刀在这片防火隔离带把已经砍倒的杂草推往山坡下面之后，开始用长柄大弯刀不停地翻动着油黑色的泥土，防火隔离带表面上只看到黑色的土壤。再把被砍倒的野草和灌木丛不停地往山坡下面翻动，一直到实在翻不动了，就在附近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空地，把被砍倒的野草和灌木丛堆成几个圆锥形的巨大的草堆，这样一来，山坡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圆锥形的巨大草堆。
      这时候的天色很暗，山林中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大风。队长吹响了那嘟、嘟、嘟尖利刺耳的口哨声，所有的人都从山顶飞快地下到了山坡底下。所有的人都非常兴奋。几天来的工程就要结束了，山上被大风吹的人站不稳脚跟的日子就要过完了。就要下山了。
      队长这时候又下了一道命令：“大家在山坡底下待命，任何人不得离开”，接着，就安排了几个社员举着火把走上了山坡，把被砍倒的野草和灌木丛堆成一个个圆锥形的巨大草堆用火点着了，冲天的大火伴随着滚滚的浓烟腾空而起，大火伴随着大风，烧得灌木丛中的竹子霹雳啪啦地直爆。霹雳啪啦地巨响声在整个山谷里回荡。
      漫山大火炽热猛烈燃烧着。烤得人喘不过气来。大地在颤抖，空气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一个半小时以后，火势渐渐地减弱了，又过了半个小时，大火基本熄灭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圆锥形柴草堆变成了一堆又一堆冒着暗红色火焰，散发着高温的灰白色草木灰，还有那些没有完全燃尽的树枝残叶依然冒着青烟。这时候，天老爷也来凑热闹。居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山上的小路顿时发着亮闪闪的光，就像在路面上抹上了一层油，我们冒着大雨扛着长柄大弯刀向临时住房飞跑，五个知青有三个都摔倒在山坡小路下，滚了一身稀泥。很荣幸：其中就有我一个。一回到住地，我赶紧换好衣服。把换下来的沾着泥巴的衣服，拿到屋后的山涧，用山涧里的溪水使劲搓洗。山涧里的溪水，在严冬里格外刺骨，我咬紧牙关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把衣服上的泥巴搓洗掉，然后拿到厨房里蹲在灶塘边，靠近火灶口翻来覆去不停地翻烤。衣服倒是烤干了，可是没留神被炉灶口的火烤糊了四个大洞，只得把衣服叠起来放在被子上，破就只能等它破，我想等下山回到生产队再补吧。可没想到在吃饭前，我突然发现这件破衣服不知道啥时候被哪位好心人已经给补好了。
      吃晚饭了，今天的晚饭，饭还是大米槇子饭，菜依然还是青菜叶子煮萝卜，拌辣椒面加盐，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吃得特别香，也许是几天来的劳累总算结束了，明天就可以下山了。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天天举起弯刀一下又一下地砍，手都累酸了，吃饭时候经常连碗都端不住，筷子也拿不稳，穿在身上的外衣被树枝刮成一条一条的，内衣经常是汗水打湿了。山谷的气候就像小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大雨瓢泼，这一会儿虽然说雨停了，但又刮起了风，冬季里的风一阵阵地吹得令人感觉是从骨子里往外冷，一会儿又被身上的体温烤干了，一会儿又被汗水打湿了。反反复复周而复始，好在当时依仗着人还年轻，还没得过什么感冒。几天下来，身上都有一股又一股的汗臭味了。
      现在距离过新年春节已经不远了，山下的成都知青基本上都已经回成都过年去了。天渐渐地黑了，生产队里的五个知青不约而同，整整齐齐地来到下山的山丫口，凝视那些顺着山势不停翻滚的黑压压的团团乌云，望着与天边相连处白茫茫的点点雪山，谁也不愿意打破这山谷里的寂静，我们暗自抹去挂在眼角的泪花，深情地望着乌云间隙中的山脚下，那条闪着灰白色光亮的光带，是可以下山回家的山间石板路，遥望着一直连接到天边的座座巍峨群山，望着那云遮雾罩的巍峨群山中时隐时现的盘山公路，心绪早就飞到了远在成都的父母兄弟身边。仿佛看到了父母依在门框边盼望自己回家的身影，谁能在这时候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知青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任务，到底在什么时候才能算完成，何时才能彻底回城呢……。   
      第二天一早，天继续下着大雪，我们又钻进了树林，找到一些别人丢弃在山上的破竹背兜，扯了一些发黄的野草垫在背兜里，又来到我们烧过的大草堆，这时候的草堆已经变成了一堆又一堆的黑灰色的草木灰，我们用手捧着，把这些草木灰小心翼翼地装进背兜里，揹在背上，整个生产队上山砍火地的人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每个人都背着满满一背兜的草木灰，沿着进出山门的小路，冒着漫天飞舞着的洁白雪花，踏着没过脚面的积雪下山了，身后留下了一串串黑色的脚印。脚下的积雪被我们踩得发出一阵又一阵吱吱压压地响声。
      当我们又来到这段号称800步风桶子的陡坡顶端塧口，眺望着这四周白雪皑皑的巍峨群山，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喂！你们大家说，我们今天，是不是有那么点儿像当年红军爬雪山的样子。”也不知道是我们队伍里的哪一个，在这时候竟然突发奇想，冷不丁地大声冒出了这么一句大实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我们五个知青此时此刻也算是触景生情吧，居然一齐放开了喉咙唱起歌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很多社员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我们的合唱，山谷里回荡着一阵又一阵起伏不断的歌声。
      冒着漫天飞舞的风雪，我背上揹着装满草木灰的背篼，踏着脚下的这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回到了生产队的库房，把从山上背回来的草木灰集中堆放在一起之后。便回到了我的小木屋。
      上山砍火地的艰苦劳动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石建华

                                      今年的麦子颗粒无收
      1970年的春节以后，我从成都回到生产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沿途全公社所种的麦苗都长到一尺多高了。这和以往同时间麦苗生长的情况至少提前了两三个星期。当天晚上，我到队长家里有点小事情，顺便就问队长今年麦苗生长是不是有些反常？队长低着头若有所思地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瞎指挥总是要害死人的。”
      原来在点麦子的节气，县里派来了工作队，进行贯彻革命路线的思想教育。这些工作队的主要领导为创造政治工作业绩，在公社的有关会议上提出：把一年种两季庄稼改一年种三季庄稼。经过初步测算以后就下达了命令，在全公社范围内把点麦子的时间人为地提前了三个星期。
      他们一旦发现有哪个生产队没有改一年种三季庄稼的，哪个生产队以及大队和公社的领导，都得必须要接受政治审查，除了要检查思想动机之外，还得要承担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名。这样的帽子谁也不愿意戴，也戴不起呀。话又说回来，一旦谁要是戴上了这种帽子，全家人甚至于他所有亲戚朋友都会受到政治株连。于是和以往同时间麦苗生长的情况相比，至少提前三个星期的非正常情况就出现了。
      到了麦苗该扬花的时节，正好赶上了春天里，田野里连续不断地刮着大风，把麦苗杆稍上刚长出来的那么一点花絮都吹跑了，在麦子抽穗的时节，我们生产队全体劳动力都在麦地里的地陇田间除草，队长和几个老农在一块大田里，观察着麦子的生长情况，顺手扯断两三根麦穗在手上揉碎了，用嘴吹了一口气，手上的麦穗渣屑随风飘去，手里没有一粒麦粒。他们都摇着头叹气说：“今年上半年算是白忙一场了。”
      到了麦收时节，远远望去，麦地里一片金黄，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派丰收的景象，我们生产队开镰收割麦子啦。那段时间真忙，白天在水田里栽种水稻，晚上又在麦地里抢收麦子。用社员们的话来说：“现在是又在嫁女儿又在娶媳妇。”从白天到夜晚。没有一点儿休息时间。
      可是大家心里已经明白，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生产队里今年麦子的收成相当糟糕。几乎就连种子也没有收回来。
      有一天晚上，月亮很大，我要把生产队的麦地里已经脱完粒的麦子，揹到库房旁边的晒场上，当我直着腰揹着半背兜麦子走在田坎上，有两个社员就在麦田里大声喊道：“大家快点来看嘛，三亩多田的麦子，都被石建华一个人，他连腰杆都没有弯一下，一趟子就都揹起走了”   
      这样的收成导致我们生产队当年的工分值比1969年下降了50%，由1969年每10分工一元钱一下子就降到五角钱，整个生产队的生活水平一下子就被拉下去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困难。这在1970年的年终结算时就充分体现出来了，1970年我在生产队的全部工分值为2280多分，（其中包括我在水利工地的1700工分在内）比1969年整整多了1400多分，结算的时候我实际上只得到现金分配24元。就这24元现金也不是一次性拿完的。从70年10月到71年1月春节之前分三次，从队里出纳员那里才拿完。
      为了偿还在结算的时候拖欠生产队里的欠款，队里相当多的社员不得不把国家发给每个社员的一丈五布票和半斤棉花供应卷，拿到农贸集市的地摊上，卖给外地来往过路的客商，（平均每个人的布票和棉花票按当时的价格10元计算，家里按五个人算，就能有50元的纯外收入）以求换几个现钱拿回生产队交给会计和出纳员，好把口粮分回家，减轻家庭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债务，或多或少也减少家里的一些经济负担。
      从这以后，工作队的工作失误所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就由罗坝公社的社员百姓们顺理成章地承担了。罗坝乡的精神文化生活就更加贫乏。作为社会的最基层，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社员们，他们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

石建华

                                     换 谷 种
      1970年春季，大忙季节开始，生产队里又要点谷子了，驻扎在公社的社教工作队，为实现预定的工作目标，洪雅二区必须栽种三季作物，种一次小春作物，栽种两季稻子。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必须种双季稻。哪个生产队不种双季稻，就是破坏农业学大寨，就是反革命。
      晚上队里开大会，传达了驻公社社教工作队的重要指示。会上，很多社员都给队长提意见，我们队里的土质根本不适合种双季稻，要队长再到公社工作队的领导反映一下实际情况，希望工作队的领导能体谅生产队的实际情况。还有人嘴不歇气地数落队长：我们队里的土质能载什么稻吗？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吗？我们生产队要种三季作物也不现实，与其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
      队长被社员们的情绪所感染，本来他自己就在公社会议室里就挨过一回工作队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说他思想保守，不支持新生事物。他一回到生产队，在生产队的会上又受到了队里社员们的一致反对，他又是高兴，又感到自己很冤枉。他怎么敢再到公社工作队去反映社员们的正确意见呐,一旦他到公社去反映，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在会上队长传达完公社工作队的指示以后就一言不发，坐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抽闷烟。刺鼻的叶子烟骨头的焦臭味儿，身旁几个不抽烟的社员都被他那浓烈的叶子烟味熏跑了。
      散会以后，队长来到了我的小木屋，坐在我对面的小床上还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闷烟，我的房间里顿时就充满了这浓烈刺鼻的叶子烟味，不过也好，就权当是熏蚊子了。屋里虽然蚊子是没有了，人可受不了啦。我们知道，队长此刻的心里很不好受，几个知青围着队长的身边坐下来，帮他想办法，出主意。看看如何能度过这道关。
      我们五个知青中有个人叫刘克刚，他的父亲是南下干部，也是扛过枪打过仗，见过世面的老干部，常言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当儿子的脑袋在此刻的确发挥了作用。刘克刚轻轻地拍了拍队长的脊背，说出了这么一段话，让队长的脑袋真的开了窍。刘克刚微笑着说：“队长，你也晓得，人世间有很多事是不能硬抗的，既然硬抗不行，那么我们就用软磨，你都是当过兵的人，未必还不晓得兵不厌咋的基本道理？”说着他紧凑过去，在队长的耳边如此这般地述说一番，说得队长一个劲地连连点头……
      第二天一早，队长把我们五个知青都叫上，同时又把保管员也叫到生产队库房里，当着很多社员的面，把中稻谷种秤过五六百多斤，要我们几个知青用麻袋装好，背着上二区粮站去换谷种，队长和我们一起去，为的是要办手续。一路上，有人问起，我们到哪里干什么？我们到处大肆宣扬，逢人就讲：队里要双季稻，现在我们跟队长一起，到二区粮站换谷种。
      到了二区粮站，就看到粮站里换谷种的人很多，还有卖粮的，买粮食的，有运粮的，进出人员又多，秩序相当杂乱。我们的队长站在换谷种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挥动着一双大手，大声地宣传着我们生产队里要双季稻，我们几个知青身揹装着中稻谷种的麻袋，以乱对乱，从换谷种的众多人群中硬挤进去，在里面的几个门里门外打了个转圈以后，再原封原样地撤出来。从另外一道门走出二区粮站。回头望去，队长还在粮站院里向公社工作队的人大肆表功，我们光荣一队的双季稻种矮稻换谷种的任务是完成的啦，督促工作队的那些政工人员在本本上做好记录。
      我们五个知青绕道回到了生产队，把中稻谷种原封不动地交还给保管员。保管员也笑得合不拢嘴了，他情不自禁地对我们说：“过去换谷种从来不会那么快就回来了。而且不会都喊知青去，今天是你们五个知青和队长一起去换谷种，我就猜到你们和队长在一起，可能要耍啥子计谋了，你们这是漫天过海呀。”队长马上板起脸，郑重其事地说:“我这是兵不厌诈。马上开大会，跟全体社员都要交代一下，以后别人要问我们栽种的是什么，都得说是珍珠矮稻，按公社工作队指示，种双季稻。不准哪个给说漏了。一旦哪个敢把嘴说漏了，查出来，我扣他十天工分儿。”
      公社要栽种双季稻，必须保证要有足够的水源，原来的水利设施不能满足需要，就要增加水利设施，要增加水源，首要前提要找到新水源。要把新水源的水引到我们公社来。布置安排打隧道的事提到了公社首位的工作重点。老天保佑，公社工作队的那帮人，这段时间为了修水利打隧道的事，正忙着开会排计划定政策，协调各大队抽调人员，组织突击队，他们忙的前脑壳直打后脑勺，也顾不上到各个生产队里检查落实栽种双季稻。
      至于种双季稻的事从此无人再提。否则上面一旦追查下来，漫天过海狸猫换太子的这套把戏，迟早肯定要穿帮，既使是上面无人追查，再过一段时间，稻田里长出来的也只能是中稻，不可能是矮稻，是人长着眼睛，都能看到。队长肯定要遭倒霉摊上大事，会被扣上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名，说不定还要被打成反革命，弄去坐班房。那我们队里今年的收成就真的是颗粒无收，彻底无望了。很难设想，要真是出现这种情况，生产队里的一百多号人呐，他们一年的口粮咋个办？该由谁来负责，如何去解决啊？

石建华

                                      洋芋熟了
      马铃薯(学名：Solarium tuberous，英文：potato)，又称：土豆，茄科茄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土豆的人工栽培地最早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8000年到5000年的秘鲁南部地区。土豆是草本植物，高15-80厘米，无毛或被疏柔毛。茎分地上茎和地下茎两部分。土豆是中国五大主食之一，其营养价值高、适应力强、产量大，是全球第三大重要的粮食作物，仅次于小麦和玉米。 也是我们下乡的洪雅县，盛产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当地俗称洋芋。
      1970年春夏之交，正处大忙季节，已经闻到洋芋成熟的气息。队长站在生产队里的洋芋地不远的地方，当中宣布：过几天队里就组织挖洋芋，分给大家尝尝鲜了。可我们这几天就都没菜了，咋办？蹲在洋芋地的地垄沟旁的几个知青，互相交换着眼神，彼此之间发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
      晚饭以后，几个知青不约而同的来到我的小木屋，经过几分钟的集结以后，便拿着小竹篓和书包，悄悄地潜入了生产队的洋芋地。我们一边用手翻开洋芋叶子，扒开泥土，就着淡淡的月光，把抠出来的洋芋集中在一堆，小心翼翼地装进小竹篓和书包，功夫不大，我们就装满了各自带来的小竹篓或书包，正准备撤回各自的住房。可突然有人轻声下达口令：“有情况，就地卧倒”我们立刻卧倒在洋芋地的地垄沟里，利用洋芋藤杆和叶子遮住身体。静静地观察周围的一切动静。这周围的一切太静了。只有微风在洋芋茎叶的表面上打着一个个小漩涡，掠过地面卷着尘土，悄然离去。
      这时候有一个人手里晃动着手电筒，快步朝这片洋芋地走来，紧接着微弱的手电光向我们直射过来，我们已经认清那个来人是队长，赶紧用装满洋芋的小竹篓和书包挡住我们的头和脸，不能让他看出我们的面目。害怕队长以后要跟我们算账，绝对不能让队长发现是我们几个干的。
      只听队长大喝一声：“哪一个？”“马上给我站起来”我的个天，这会儿站起来。哪个敢啊，除非是吃了豹子胆。当然，这豹子胆我们谁都没有吃过，那只好谁都不敢站起来。大家如同磐石一般，一丝不动地趴在那里，任凭队长咋个喊，谁都不敢接腔。
      队长的电筒光亮始终没有丝毫移动，死死地盯着前面的目标，直射在我们的书包和竹篓上。大概是手电筒的电池快没电了，由于手电光不亮，他所发现的目标，看到的人头比正常的人头大得多，人的脑袋不可能长得那么大。又有方的，又有圆的，人头不可能长成那么方头圆脑的怪模样，喊又无人答应，那些鬼东西一直就定在那儿，连动都不动一下。莫非真的遇上鬼了。
      此时队长心里有些发毛，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开始出现颤音“哪……哪一个？”“马……马上给我……站、站起来……来”，依然无人回答。
     此刻队长心里更加发毛了，他又大声喊起来，“哪……哪一个？”“再……不答应……我就要……喊了”还是无人回答。洋芋地一片静悄悄。对面方头圆脑的影子既不前进也不退缩。队长此刻彻底崩溃了，他把手电筒慌忙扔到洋芋地，往回扭头就跑，在田野石板路上狂奔着，深一脚浅一脚地绕道跑回家。既然队长回家了，那我们也就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天，农村依然处在大忙季节，奇迹发生了。队长本人既没有出工，也没有安排生产。倒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和公社以及二区医院的医生接连不断地到队长家，给队长看病。可也算是邪了门，所有的医生都给队长反复做过多次检查，就是找不到病在哪儿？队长身体各方面都完全符合正常指标，不发烧也不感冒的，就是不能起床。一直拖了近半个月，总算能照常出工和安排生产了。
      当然，我们很快回到自己的小木屋，看到真把队长吓坏了，那时候的感觉反倒是很得意。于是乎，在不久以后，我们向自己关系比较好的知青很得意地描述了那天晚上在洋芋地里所发生的事情。知青与知青之间互相迅速传播开，还有知青与农民之间关系好的，相互之间也在迅速传播着，至于农民与农民之间传播得速度就更加惊人。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传播着。我估摸着这个事不久就会传到队长的耳朵里。果然几天以后，他的病也就不治而愈了。不过他从来没有向我核实过这件事。我也不便当面向他承认过什么，这事就这么给压下来了。
      当我即将调离生产队，回城当工人，临到出发前的一个晚上，队长推开了我的房门，笑着对我说：“有件事，我得找你核实一下，那天洋芋地里闹鬼的事，是否有你一个？”我不好意思地笑着说“你都晓得啦？”队长爽朗地笑着说：“你们几个的把戏，我早就晓得了，已经有人向我坦白了。我是最后到今天才找你，把事情跟你说穿。”队长又大声爽朗地大笑着说“你们几个也是的，你们要啥子我没有答应过，干嘛要吓唬我嘛？好了。大家都不用藏着掖着的，事情说清楚也就过了。大家还是朋友嘛。”
      从那以后，我回到城里，几十年过去了，一直都这样，凡是看见土豆，看见那切成半成品的土豆丝、土豆片、土豆条、土豆块，包括看到菜市场里的人卖洋芋，都会联想起，当年那天夜晚发生生产队洋芋地里的事。

石建华

                                     当上了爆破手   
      1970年夏天，大忙季节刚完，生产队里的秧苗已经栽完了，站在帕子顶山坡上，远远地眺望过去，随处可以看到那些：由我们亲手栽种的，一眼望不到边嫩绿的秧苗，还能闻得到广阔的田野里，各种嫩绿色的秧苗所散发出来的阵阵清香，这扑鼻的清香味确实能令人心醉。这一切不都是凝结着包括我们知青在内所有人辛勤的劳动结晶吗。能看到这一切，我们在心里都感到有说不出的自豪和兴奋。
      一天晚上，生产队里正在库房里召开社员大会，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为解决公社种双季稻所需水源不足问题。根据公社和大队的统一安排，队里要抽调人员到公社水库，由公社牵头组建水利工程突击队，通过这个隧道工程，从大山深处的那边，把水到我们公社这边来，据说工地距离我们光荣一队，翻山越岭起码得有三四十华里的山路。
      队长在会上刚一宣布这件事，就立刻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在会上立马举手报名，坚决要求参加公社水利工程突击队，志愿要求到山上打隧道。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队长马上第一个表态：他坚决不同意。
      队长从会场上把我拉到库房门外边说开了悄悄话，“你个头太小，气力也小，山上的生活条件太艰苦，做的活路太累，你根本吃不下来。”我当时就跟他急红眼了，平常在队里干农活，队长总是怕把我累着了，尽可能地把我安排到和妇女、孩子、老人一组干活，我很明白他的意图，他一直是在保护我，照顾我，生怕把我累倒了。但他对我这样的保护和照顾，的确让我太难为情的了。现在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虽然个子是小一点，但毕竟是男子汉了，老是和那些妇女、孩子、老人一组干活，我的确感受到，在生产队里的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中间，我已经说不起话了。大家在一起干活儿，我总觉得要比别人矮三分。现在好不容易才遇到参加水利工程突击队，这样能够表现自己，施展自己能力的大好机会，队长却不让我参加，诸位读者：你们说我能不急吗？所以我当时就向队长直接开火，冲着队长大声喊叫起来：“你不准我去，我就找大队，大队如果不同意，我就去找公社，反正我的主意已定，这个突击队，我是肯定必须要参加。反正就是一句话，你同意，我要去，你不同意，我还是要去。”队长也发火了，针锋相对地冲着我大声吼起来：“你这个小家伙真是太不听招呼了，我不要你去，那都是在为你好嘛。你未必就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我是一直在保护你吗？好，好，好，你有本事你就去找。”
      我一听队长这样说，立刻扭转身就向大队长家里跑去，一里多的石板路我一路急跑，不到5分钟就找到了大队长，把我的来意大声武气地简单述说一番，没承想大队长禁然笑出声来“你咋个和我年轻的时候一个样啊？”我劈头盖脑地就给他顶了回去：“大队长，你也不要跟我说那么多，我也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是同不同意让我去？”大队长更笑了“你是来找我解决问题的，总得让我说一句话嘛，我又没有肯定说不让你去，我还是得要和大队的其他干部再商量一下嘛。依我看这样子，你先回去等通知，等我们商量有了结果再派人告诉你。”
      面对着大队长如此这般回答。说实话，我挑不出半点毛病，确实无话可说，但又的确不甘心，只能一步一回头地向大队长哀求道：“不要忘了啊！”，“说话算话啊！”，“千万别哄我啊！”大队长更笑了。离开大队长以后，我又回到生产队的库房继续开会。此时的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能当上突击队，至于会上后来又讲了什么内容，我反正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也不晓得队长后来又说了一些啥。
      第二天正逢赶场天，为稳妥起见，一大清早我就赶到公社，刚进大门，我就遇到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和杨社长，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这小子今天是为啥子要到公社来，我们已经都晓得了。”我不禁楞住了，他们怎么知道得这么快？杨社长解释道：“你要去参加水利工程突击队的事，你的队长和大队长都来过公社，他们已经都告诉我们了，正想找你谈呢。你到是挺主动啊，居然就找上门来了。”正说着，我的生产队长、大队长也从公社的院子里来到大门口。 队长拉着我的手笑着说：“好小子，你居然敢告我的状，告得好啊。既然大队、公社的领导都同意让你去，我也莫得啥子意见了，去吧，好生干，记到一句话，不要给我们生产队的人丢脸。”杨社长对我点头说：“要好好干，给我们公社的知青们做一个好榜样。”我笑了，笑的那么开心，那么心满意足，未免显得有些得意忘形。   
      几天以后，我和生产队的另一个社员带上了锄头、弯刀和简单的背包来到进山的山口，在那里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休息和集结，全公社的水利工程突击队全体集合，20来个人列队，水利工程突击队的红旗在阳光照耀下格外鲜红，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和杨社长在队列前做了简短的动员之后，红旗引路，我们公社水利工程突击队全体成员，列队排成单行，保持着间隔一米的单兵队形，沿着一条山峦起伏的石板路，向着巍峨群山的深处进发了。
      沿途有很多认识我的老乡，他们都非常关心地向我打招呼：“小石，你这是到哪儿去？去干啥子？”我向他们挥挥手，很自豪地告诉他们：“当突击队到山上打隧道去。”“哦……”
      经过几个小时的行程，最后翻越过一道非常陡峭的山脊梁，在脊梁顶上（小地名成为宋岩顶）缺口处的一棵老树旁，紧贴着几乎是900陡壁下面的树根，手里攀扶着一根长长的藤条，从上面一直溜下去90多米的谷底，涉过一条不足六米宽能淹过小腿肚子的小溪，再爬上一条700的斜坡，沿着连绵起伏的山峦中那条曲折泥泞小路，我们这个队伍继续向上走着，一步比一步更加艰难。总算爬到了一处四面环山的山坡顶，（此地的小地名人称中秋院）在一个用竹篾废料搭成的工棚前，停下了脚步。
      我们这个队伍已经完全停下来，围着这个竹篾废料搭建的工棚前前后后，有人把背包都放在工棚门口的地上，蹲在路边的灌木丛旁，悠然自得地抽着叶子烟，还有人干脆把背包放到了这个工棚堂屋的地当中，端着碗坐在门槛上，悠闲地喝着刚从这个工棚的厨房水缸里舀出来的水，还有的人坐在工棚里长条石桌前的小木凳上，和屋里忙着编竹筐和簸箕的人聊着天，看这架势，我们这个队伍是不打算再往前走了。
既然队伍已经停下来不再走了，我这才静下心来观赏着这里的群山美景，说句大实话，这里的山林景观，在大都市里的确是看不到的。环绕四周到处是覆盖着绿色植被的大峡谷，净收眼底的全是刀砍斧劈一般陡峭的重重叠叠的绿色山峰，湿润的褐红色泥土小路被路边的杂草覆盖着，这山里的巴茅草长得比人都还高，一个个小山尖处在洁白的云朵包围之中。

石建华

      这座工棚的周围，是一片原始森林，四周脚下的峡谷间飘浮着朵朵白色的云彩，我们站在朵朵白云的上端，透过云海的间隙，可以俯瞰着山下，纵观四周美丽壮观的景色，的确有那么一种横看成岭侧成峰和一览纵山小的感觉，还有那连绵纵横几十里高山上的参天大树，满山遍野遮天蔽日的慈竹，还有星星点点散落在小路两侧的那些不知名的颜色各异的野花，会让人们情不自禁地产生无限的遐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用这句唐代著名诗句来比喻这里犹如世外桃源，我认为是很贴切的。
      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寂静，格外的神秘。很明显，这个地方在山下人们的心目中，实在是太神秘了。     多少年来一直都处在连绵群山的重重包围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人来过。我望着这四周寂静的山林，这里实在是太静了，静得连鸟叫得声音是那么清澈，令人感觉到山泉水咕嘟咕嘟往外冒的声音也是那么清晰，不禁让人心里发虚。
      我这时的精神状态，由开始的好奇和兴奋转变到紧张和恐惧，进山以后一直到这儿的这一路上，二三十里范围内都不见人烟，连砍柴的人也没见到几个，不会有什么野兽吧？刚才仿佛听人说起，这儿曾经有过狗熊出没，那这狗熊又会不会伤人呢？我开始有些害怕了，怯声细语地陪着小心，拉着站在我身边的这位突击队负责人汪乡长的衣袖，轻声打听着：“汪乡长，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距离目的地还有好远？”汪乡长微笑着上下打量着我，风趣地说道：“你未必还没有走够吗？现在，你脚下站着的地方，也就是你的目的地，我们已经到地方了。你还想准备往哪儿走啊？”
      天呐，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啊！我真的无语了。默默地转过身呆呆地坐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切怯的两眼不停地扫视着四周，嘴里不禁喃喃地自语道：“在这个地方，除了我们以外，其他的人，一个都看不见。实在太吓人了。万一有野兽蹿出来伤人，那可不得了啊！”突击队的小伙伴们都看出了我的畏惧情绪，马上过来围着我，纷纷扬扬地安慰我，争先恐后地对我说：“在这个地方，过去的确是没有人，现在不就有人了吗？再说，这里的野兽都是害怕人的。只要你不去招惹它，它也绝不会伤害你的。”“从今天起，我们大家天天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做活路在一起，睡觉在一起，你放心，大家都是好朋友，你是绝对不会孤独的。”  
      天已经黑了，美名其曰中秋院的山顶，在四面环山环抱之中，凉风习习的微风不时从身旁掠过，在这四面透风的竹蔑笆子工棚里，我们吃过晚饭，汪乡长从挎包里拿出了半导体收音机，放在竹蔑笆子工棚堂屋中间的大树墩上，大家围坐在一堆篝火旁，观赏着视乎伸手可触及到那轮天上的明月，静静地听着从半导体收音机传出来的革命歌曲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播送的新闻节目，度过了一个漫长而平静的夜晚。  
      天刚亮，已经做好早饭的炊事员，大呼小叫地喊着“快点起来咯，开饭咯。”我们慌忙纷纷起床，端着洗脸盆，拿着漱口盅、毛巾、牙膏牙刷，爬下竹蔑笆子天棚阁楼，跑到工棚陡坎下方的小溪沟旁边，用这冰冷刺骨的溪水洗完脸刷好牙，爬上陡坡，回到竹笆子工棚，围坐在一张长条石板桌旁边，端着饭碗猛刨几下，迅速地吃完饭，大家就扛着锄头，带着竹箢篼，到工地的作业面了。
      从隧道的基点开始放线挖土，放线定位的活儿由汪乡长负责，他这会儿正在宋岩顶下面半山坡上，和一个不知来自哪个生产队的木匠在一起，拿来一个洗脸盆，打上半盆水，在水面上摆好一块小木板，用一套简易罗盘和水准仪，轻手轻脚地放在这块木板上，眯缝着一只眼睛，观察了一阵，经过反复多次的校对以后，很快就完成了工程的测量定位放线。在半山坡陡坎边沿的一个大石头顶上，拿着红色调和漆画上了一个圆圈，在圆圈中间画着两个三角鼎立的图案，再三告诫大家，这个红色的圆圈加两个三角形组成的图案，就是隧道的起点坐标，任何人不要碰它。
     工程开始是首先挖土方。就挖土而言，大家都是干农活出身，挖土不用学，是人就会。隧道下部高程一旦确定，大家拿锄头用力挖就是了，反正有人挖，也自动有人把挖出来的泥土装在用山里的竹子现编的撮箕里，还有人把装满土的撮箕端起来往山坡下面倾倒，泥土顺着斜坡滑落到隧道底部高程±0.000以下的一片空地上，泥土滚动的响声惊动了这荒无人烟的山林。隧道工程正式开始了。
      随着工程的不断进行，土方越来越不好挖了，工地上出现了大量的巨型孤石，严重影响了土石方开挖的工程进度。必须实行爆破作业。可是谁也不懂爆破，雷管炸药这套东西，大家都搞不懂，没人明白。论说炸石头，我们全是外行。一是没有技术，二是缺少炸药。根本没法炸石头。汪乡长这两天没在工地上，我们都能猜道：他肯定是下山搬救兵去了。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工地上拿着锄头和钢钎，艰难地抠着石头缝，工程进展非常困难，双手都磨出了血泡，衣服也被丛林里的树杈挂破了好几个小洞。脸也晒黑了，我早已没有了城里学生的斯文模样，根本看不到半点中学生的影子。
      我们正在山上，合力抬着一块用钢钎和锄头刚抠出来的大石块儿，向土方堆弃场地方向抬，汪乡长带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上山，来到了我们的工地。冲着我们大喊起来：“大家都把手上的活儿停一下。都聚到这边来开个会。”突击队员们纷纷放下手里的杠子和绳子，从各个角落里走出来，大家围坐在一块长满野草的空地上。
      汪乡长拉着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人，给大家做开了介绍 “这位老人叫余新哲，这里也许有人认识他，过去，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是个老工兵，爆破英雄，请他到我们工地来的目的，就是专门做爆破技术指导的，除此而外他还要配制炸药。现在请他给大家做个示范，演示一下如何使用炸药炸石头。”
      这位老人站起来和大家挥手打过招呼后，从上衣兜里摸出一盒雷管，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小口，从里面掏出一枚纸雷管交给我，叮嘱我要轻轻地拿好，又从背包里取出一卷乳白色线缠着的导火线，用小刀割下有十余厘米的一节，用小刀在这截导火线的一端朝上十字切开一点，从我的手中拿过雷管，小心翼翼地将切开的那端导火线，轻轻地旋转着插入纸雷管内，把它顶到位后转身又交给了我。这位老人又信步走到一块起码有三个立方米的巨型大石头旁边。
      他风趣地问我们：“看着这块石头，你们这十几个人都上来，试试能抬得起走不？”我们这帮突击队员赶紧摇着头，异口同声地回答，“打死我们也抬不起。”这位老人又说：“那等一会儿，我们就要它马上给我们让路。”
      说着，他弯腰从地下用手抠起了几捧泥土，用手又捧起几下小溪水浇入土中，用手和着泥土，揉成泥团摔在这块大石头面上，用泥团在这块大石头面上围成一个圆圈，再从背包里取出一包黄颜色粉状物的东西，轻手轻脚地倒进圆圈里，他向我招了招手，我好奇地走到他跟前，他从我手中接过插着雷管的导火线，将插着雷管的那端平放在泥圈内黄颜色粉状物的中间，转身向另一个突击队员说道：“弄点湿润的泥巴来。”湿润胶状的泥巴拿来了，老人把这团泥土用力拍压成一块两公分厚的圆饼，轻轻地盖在那插着雷管和导火线及黄颜色粉状物上，用力压严实，一截导火线露出6公分长。最后在这截导火线的末端用小刀从中切开一点，轻轻剥开，露出一点黑色火药。这时老人才站起身来面向大家说：“大家都看见了，刚才我的动作很慢，目的就是要大家增加印象，刚才我交给这位年轻人手上的是纸雷管，是用于爆炸的核心，放在石头上的黄色粉状物是硝酸氨炸药，白线缠绕的带状物是导火线。大家现在马上疏散，各自找地方隐蔽起来。（用手指着我）这位年轻人留一下。”突击队员们立即散开，各自找好隐蔽点躲藏起来，老人从衣服里拿出一支香烟，点着了以后，交给我，问了一声：“点火你敢不敢？”当时在我头脑中顿时闪现出很多在战斗故事片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冲锋陷阵勇炸敌人雕堡的故事情节，他们点火引爆炸药的精彩激烈场面，一个又一个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此时此刻，我顿时感到全身上下热血沸腾，似乎产生了那么一种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当英雄的冲动感，大声回答“敢。”老人点了点头，再三叮嘱道：“现在我开始走，当我走到前面三十米远那块大石头的旁边，你就开始点火，别害怕，不要紧张，要沉着点，时间足够用的。”
      于是我目送着老人走到前面三十米远那块大石头的旁边时，就弯下腰，左手拿起那根已经切剥好以后的导火线，有些颤抖着的右手拿着烟头，烟头的暗红色余火刚刚碰上裸露着黑色火药的导火线端头，导火线立刻哧、哧、哧的冒出红色火星和蓝色的烟雾，我慌忙调转身，就向前面三十米远那块大石头跑去，刚跑到这块大石头旁边，老人一把我拉到大石头的后面，按倒在一个安全的角落，几秒钟以后，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紧接着地面一阵抖动，我异常兴奋地跳了出来。
      看到半分钟之前还摆放着雷管炸药的这块巨型大石头，此刻已经被炸成了一堆碎石，浓烈的蓝色硝烟与白黄色混合的浓烟，正从碎石裂缝中不断地散发出来，弥漫在山林里，飘飘洒洒地升到了空中。
突击队员们纷纷从隐蔽地跑出来，一头钻进浓烈呛人的硝烟蓝色烟雾中，尽情地欢呼跳跃着。这时候，我看到了汪乡长和那位老人在用衣袖擦着眼睛。过了好一阵，他们来到我面前站了好一阵，才深沉地对我说：“怎么样，你学会了没有？”我向他们打了个立正，大声回答：“报告，我已经学会了。” 汪乡长高兴地说：“那好，以后炸石头的事就由你负责。”我当时也兴高采烈地立正，大声地回答：“首长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就这样，在广阔天地里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当上了水利工地炸石头的爆破手。我的爆破手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石建华

                                     进 洞 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亮，突击队员们纷纷从竹篾笆子工棚屋里出来，吃完早饭，就一路小跑步来到工地上拿起锄头开挖土石方，开始遇上大块的石头愈来愈多，突击队员们就用钢钎（六棱工具钢）和二锤打炮眼，一个人坐在石头上，双手握紧钢钎，另一个人双手紧握二锤，对准钢钎的端头，挥动双臂，二锤猛力打在钢钎头上，打一下，掌钎的人立刻转动一点钢钎，打一下转动一点。
      双方配合相当默契，当打到的深度在40多公分以上的时候，这位叫余新哲的老人又来到我面前，教我填装炸药和雷管。只见他从上衣兜里摸出一合雷管，小心翼翼地打开，从里面摸出一支交给我，叮嘱我要拿好，又从背包里取出一卷导火线，用小刀割下有55厘米的一节，我熟练地用小刀在这截导火线的一端朝上轻轻地做一个十字割开，轻轻地剥开一点点，再小心翼翼地插入雷管内，轻轻顶紧到位后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上。
      老人向我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用手把硝酸氨炸药一点点逐步地放进打成的炮眼内，先装入3~5公分深，用木棒轻轻地把放在炮眼内的炸药（底药）轻轻地夯压紧，再从我手中接过那根装着导火线的雷管，把带着雷管的那端插入打成的炮眼内，雷管底面接触炸药的上表层，雷管放在炮眼直径的中心，与炮眼内的空间用炸药填实，用木棒夯实紧，在距离炮眼顶端三公分的范围内用粘土泥密封压紧，炮眼外部留下一截导火线，在这截导火线的末端用小刀从中切开一点，小心翼翼地剥开，露出少许的黑色炸药。然后对我说：“以下的事情你都会做了。就放心大胆地干吧。要胆大心细。好好干吧。”  
      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口哨，老人从我手里接过塑料口哨，再从他的衣袋里拿出一根很细的红色塑料绳系在口哨上，郑重其事地挂在我的脖子上，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
      我从他的背面看见他一边走一边用手揉着眼睛，心里一阵说不出的感激， 看着老人走远了，转过了一个弯，一块陡峭的灰白色石灰岩石遮住了他远去的身影，我擦了擦眼睛，把口哨吹响了，这嘟、嘟、嘟急促口哨声在山谷里不停地响起来，一听到这嘟、嘟、嘟尖利刺耳地口哨声，突击队员们纷纷离开这开挖作业面，就近各自找好隐蔽处躲藏起来，我看到大家都隐蔽好了，就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点着了以后，用左手拿起拿根剥好线头的导火线，右手拿着烟头，用烟头的余火在导火线端头裸露着黑色火药的上面轻轻地一碰，导火线立刻冒出哧、哧、哧的红色火星和蓝色烟雾，我立刻转身向前面40米以外的一块大石头跑去，刚跑到这块大石头旁边，老人一把就把我拉到安全的地方，三秒钟以后，传来一声震耳的巨响，漫天石屑从天而降，插着雷管的那块大石头粉身碎骨了。
      原来那位老人还没有走，在我的心目中，他俨然已经成为我的长辈了，在我一生中难以忘却。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在工地上，不知多少遍地重复运用着老人教给我的办法，用炸药雷管与石头打交道，山林里经常响起我那口哨声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工程不断地向前推进。隔着一道山梁，两边同时从两端向中间突破，我的口哨声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此起彼伏地在山梁两面响起，那位老人每隔三天就从山下背着一百多斤的炸药到山上工地来，我每天就负责用他背上山的炸药和雷管，漫山遍野地奔跑着装药点炮炸石头。
      工程进展一段时期以后，工地上有20~30多米一段的土质相当糟糕，往往是我们头一天刚挖好的地段，第二天就出现大面积塌方，把头一天刚挖好的地段全部填满，甚至会出现比没有挖的以前还要多得多的土石方，如果老是像这样头一天刚挖走，第二天垮下来填平，毛主席讲过愚公移山，你现在就是把愚公请来，这个场地上的土方是边挖边垮，边垮边挖，恐怕愚公也没办法。我们岂不是永远有掏不完的土，永远都完不成任务了？再也下不到山了？
      大家发愁了，不少突击员开始掉眼泪了，我们坐在工地上休息的时候，呆呆地眼看着前面不远处，随着哗啦哗啦地响声，又有一大片泥土和石块从山坡高处顺着山势垮塌下来，（估计有几十立方米吧）把我们这几天努力刚平整出的一片空地全填满了。面对这些预料不到的严重困难，大家围坐在一个乱石堆前，难过得低着头默默无语，谁也不愿意说第一句话。
      也不知道是谁，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反到是提醒了大家，“小石头，你既然能用雷管和炸药去炸石头，那面对已经垮下来的那么多石头、泥巴和粘土，你又有莫得办法收拾它喃？”我不记得当时我顺口说了句什么，竟然会赢得大家对我一阵叫好，纷纷拍起巴巴掌来，工地负责人汪乡长立刻把我拉到一边，和我说开了悄悄话：“如果实在不行，就不要蛮干，对垮塌下来的泥巴和石头，大家可以慢慢地掏，一切都要从安全出发，首先考虑安全，宁可慢点也要保障安全，千万不能冒险。”当时我只张了张嘴，什么话也说出来，站在一条小路岔口旁，低着头默不作声。主要是因为山上的炸药不够了，所以，在那段时间里，我就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可没有过几天，那位名叫余新哲的老人又来了，当我看见这位老人喘着粗气，费力把一百多斤的炸药背上山来，心中不由得产生了敬意，看着那个装满土造黄色炸药的麻袋包，一个大胆而淘气的想法在大脑里马上形成了。
      于是，我笑眯眯地双手接过老人背上的炸药包，换过肩膀顺手揹在自己的背上，陪着这位老人先到竹笆子工棚里，安排他找地方休息，我又转到工棚库房那儿露了一个面，把背上来的炸药先交给保管员，办理入库登记，同时又办理出库手续，那位老人走了几十里山路，刚揹上来的那麻袋炸药，就被我悄无声息地揹回了工地，放在垮塌最严重的那个地段。
      接着就用锄头掏了一个直径接近半公尺的深坑。把这一百多斤炸药一股脑全倒了进去，为了保险稳妥起见，我还特意用了6个雷管绑在一起，插到深土坑内的炸药中间，上面用泥土把炸药压紧，使劲地吹响了口哨。
      大家听见了我的哨声，马上停下手里的一切活儿，迅速找地方躲起来，我站在一处高高的大石头尖上，扫视了一下四周，确信所有的人都已经隐蔽起来，就从大石头尖上一下子跳下来，跑到刚才埋炸药的地方，熟练地点燃了导火线，然后转身跑到附近一块暴露在露天的巨石下面隐蔽起来。紧接着就听到一个从来没有过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山林里顿时腾空升起了几十米高的尘土，满天的碎石泥土从天而降，由于这次爆炸产生的大量碎石泥沙腾空而起，飞溅到一百五十多米以外，哗啦啦地打在我们居住的工棚顶棚上。
      汪乡长和那位老人神情紧张地从竹笆子工棚跑出来，大声怒斥道：“这是谁干的好事！？不要命了。”当时我在远处，虽然听不清他们喊的是什么，但远远望过去，从他们动作姿态上可以看出，这两个老人家真的是发火了。说实在话，当时的我，也确实是害怕了。
      当时的我，头脑里已经是一片空白，早就心虚得没底了，万分紧张的我，连忙不顾一切地狂奔到爆炸地点，瞪大眼睛一看，我不禁又乐了，一个人在那个爆炸点上高兴地跳起秧舞，已经把将要挨骂的事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按照我最初的设想，能把前两天垮塌下来的一百多立方米的土石方搬走，就相当不错了。没料到这次爆破的效果居然是歪打正着，不但将这段塌方的土石方全部搬光了，而且还把整个挖掘进度向前推进了5~6米。隧洞顶部横断面已经呈现出层次分明的板块状分布结构，进入隧洞施工的条件基本形成。
      十几个突击队员也冒着还在徐徐降落的石渣和细土颗粒，纷纷冲到爆炸点，小伙伴都在那里又唱又跳，山上的小鸟早已被吓得在天上打着盘旋，不敢落在树上。
      这时候，汪乡长和那位老人也来到在我们眼前，看到工地已经达到可以正式进入隧洞施工的条件了，再也不用担心烈日炎炎、刮风下雨等气候变化而影响施工。他们也笑了，我看到他们当时笑得是那样舒坦、那样甜蜜，那么慈祥。心里暗自得意，还真认为他们已经把要骂我的事给忘了。
      谁料到这时候他们一扭头就看到了我，立刻严肃起来。把脸色一变，两个突击队员就像押解俘虏似的，把我带到汪乡长和那位老人面前，汪乡长对着我不停地挥舞着一双大手，情绪异常激动地大声喝斥道：“你这臭小子，胆子也未免太大了，那个批准你放那么大的炮，万一出了大事故，哪个负得起这个责？”我也晓得我是闯祸了，哪儿还敢还嘴呀，只不过在嘴上多多少少还是带着一些不服气，小声地嘟囔道：“我没有请示报告，肯定是我的不对，你说的这些，我通通都承认。但是我总觉得，我这样做的最终效果，还是满不错的嘛。”“你先不要得意，今天的事情，只能算是你走运，绝对不可能因此证明，你就是正确的。幸亏没有出大事，只能说你小子，今天真的是你万幸啊。”
      汪乡长大声怒吼着，劈头盖脑地把我狠狠顶了回来，我无话可说了。那位叫余新哲的老人走到我面前，用一种父亲对待闯祸儿子的语气批评道：“孩子，你敢干，这是好事，但绝不能蛮干，你今天干的这件事，最起码也得要给我说一下，我也好帮你出点儿主意，而且你是明明白白地晓得我在山上，你要这样做，我不反对，我们刚才见面的时候，你咋个没有给我说喃？你要早点儿跟我说一下，我起码还可以给你参谋参谋，帮你拿点儿主意。就像刚才那样，万一出了重大安全伤亡事故，你说说，那个能负得起这个责？”我真的无话可说了。
       的确是我错了，幸亏没有出伤亡。我放了这么大的一炮，把那位老人爬了几十里山路，辛辛苦苦揹上来的炸药，一下子全都用完了，问题的麻烦在于，为了确保工程施工，炸药还必须马上重新现配制，还得花时间耗费材料和人工。还得麻烦他老人家再下山，费力淘神地重新炒制炸药。还要翻山越岭地往返几十里山路，再把配制好的炸药揹上来。我只图一下子痛快，瞎蛮干，也太对不起他老人家了。
      我搞的这次大爆破，还给打隧道的中秋院工地带来了另外一个意外惊喜。有一个人要下山办事，午饭以后就匆匆离开了工棚，当他刚刚爬上宋岩顶，立刻就站在工棚对面的宋岩顶缺口处，冲着我们工棚的方向，不停地挥舞着双手，大声喊叫起来。
      由于距离太远，实在听不清楚，我刚从竹笆子工棚来到工地，一听到喊声，马上急忙翻上宋岩顶，惊喜地发现，山顶上躺着一只死野猪。看来它是因为我刚才的大爆破，飞到空中的大石块坠落下来打死了。
我赶紧冲着山下隧道喊话，要隧道里的人赶快拿来绳子和杠子，几个队员听到我的喊话，立刻充满了疑惑，不解地回话喊道：“是哪个受伤了，抬伤员都得要担架，或者是要滑竿，你要绳子和杠子干啥子？”我赶紧慌忙喊道“不是抬伤员！没有人受伤。是抬野猪！野猪啊！野猪！”他们一听，马上来了精神头，丝毫不敢怠慢，立刻拿着绳子和杠子从半山腰的隧道口赶到山顶上，这头野猪大约有两百多斤，几个人齐心合力，费了很大的周折，总算把它弄了下宋岩顶，抬回竹笆子工棚。大家一看我们抬回工棚的竟然是黑乎乎的野猪，蜂拥而上，高兴得就像在过年，有人忙着烧水，忙着给死野猪刮毛，有人用螺丝刀剔除嵌在野猪外皮上的碎石渣渣……。
      到吃晚饭的时候，大家端起碗打牙祭吃上了野猪肉。不少人打趣地说：大家今天能有这个口服，吃上野猪肉，全靠小石头放大炮的功劳。要不是他今天放这么个大炮，我们都还吃不到野猪肉。
      还有人说开了风凉话：“汪乡长，依我看，你就歇口气，不要老是在那儿批评小石了。这野猪肉，你不是也吃上了嘛？”汪乡长端着碗，嘴里一边嚼着野猪肉，一边还用筷子头指点着我的头，认真地继续说道：“我还是希望小石以后不要再放那么大的炮，这回打到的幸亏是野猪，如果是人，那又该咋办？这野猪肉吃起来，总叫人心头悬吊吊的，最好以后大家还是少吃为好。”
      哎呦喂，这个汪乡长真是太可爱了，都到这个份上了，还在坚持原则，嘴里嚼着我打到的野猪肉，都还念念不忘地批评我呢。
      从那以后，我们的工程已经进入隧道施工，再也不用担心天晴天阴刮风下雨了，工程每天都可以正常进行了。隧道里每天都响起悦耳的钢钎二锤的打击声和突击队员们的欢笑声。     

石建华

                                      隧道里的炮声
      1970年夏天，山上的隧道工程已经从室外转入了隧道施工。突击队员们每班四个人轮流挥动着二锤打钢钎，两人一组，一人掌钎，另一人用二锤打钢钎头，另一组轮换着在一旁休息。
      开始进洞时，岩石的质地比较松软，打起钢钎来进度也比较快，第一天就打进3公尺，掏出了近六十立方米的松软石，隧道里伴随着钢钎二锤的打击声，还有每班出现的爆破声，在寂静的山林里回荡着，特别是夜晚，整个大山都熟睡了，隧道里伴随着钢钎二锤的打击声显得格外富有诗情画意。我们的工棚处在群山峻岭之中，在皎洁的月光照射下，显得那样祥和，那样幽静，山谷里充满着无限遐想的诗情画意。   
      转入隧道施工的几天以后，困难开始出现了，刚刚打进十五公尺，隧道里的岩石开始出现较硬的状况了,只掏出了五十多立方米的次坚石, 第三天，困难逐渐加大了,隧道里的岩石不但更坚硬了,而且岩石层的走向不再是水平方向,而且是从上向下拧成450倾斜角度，我们打的炮眼由原来已经熟悉的垂直打法和水平打法改成向上成450仰角的打法,打炮眼的打法变了,装雷管炸药的方式方法也加大了困难,粉状炸药仰着向上装，既装不上，即使是装上了也填不满，也根本无法夯实在，每天由于打炮眼的打法变了,装炸药爆破的次数增加了，而掏出的岩石却愈来愈少了。
第四天以后，困难明显加大了,隧道里的岩石比以往更坚硬了, 每天由于打炮眼的打法变了,装炸药爆破的次数超过第三天，而掏出的岩石却愈来愈少了，不足2立方米。突击队员的手都打起了血泡，胳膊都因为天天超强度地甩着二锤，胳膊都肿了吃饭都端不住碗。
      一天干活下来，谁都无心多说话，突击队员们又遇到了想象不道的困难，由于在高山隧道里天天干着打石头抬石头搬石头的重体力劳动，带上来的鞋早就磨得不能再穿了，不少突击队员都在打赤脚走山路，再加上天气变化无常，那几天老下雨，山路太滑，蔬菜送不上来，下了工吃饭没有蔬菜，只能将就豆瓣酱、盐水泡饭，突击队员们的怪话越来越多，原来那些激动人心的歌声已经听不到了。打架的事情也开始出现了。整个工地上军心一片浮动，不少人趁下山办事的机会回家就再也不回来了。山上的人愈来愈少……
又过了几天，公社的扬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领着公社干部和很多大队的干部们出现在我们工地上，给我们的中心院工地上又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
      中午休息时间，公社的扬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在竹笆子工棚里召开了生产动员会，做出了新的计划安排，手里拿出半截被我们打秃了头的六轮钢钎，让到会的人们轮流传看着，他再三强调指出：突击队员们手中的钢钎已经都打秃了，这样的工具想要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是根本不现实的。必须要组织一些石匠和铁匠上山，负责给都打秃了的钢钎进行淬火，必须要保证，让突击队员们手中的钢钎必须保持锋利，公社和各有关大队必须保障山上工地人员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条件。
      公社给每个突击队员都发了一双高筒劳保胶靴，我们不会再打着赤脚走泥巴路了。突击队员们的心算是稳住了，可以放手干了。整个会场又出现了欢腾的景象。公社的扬社长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消息：“过几天公社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工地上要选派积极分子参加，大家先议论一下，选好以后，就下山到公社去开会，”
      几天以后，我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参加公社的大会的名额已经确定，但想到我所在的施工小组一共四个人，有两个人要到公社开会，对现场工作会有影响，就向工地领导提出，会议我就不参加了，留在山上，加上另外两个人，三个人组成一组继续施工。在公社开会的代表资格保留。工地领导接受了我的建议，并书面向公社的领导做了详细说明，由下山到公社开会的其他三个人交给公社的领导。
      所以公社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没有参加。只是会议代表的资格被保留下来。在这次会议上我又被选为出席洪雅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可以不参加，但洪雅县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代表的资格保留。
      从那以后，公社的扬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经常上山到工地来看望我们，有了铁匠，木匠，石匠的专业技术的配合，炸药、雷管、导火线等材料源源不断地从山下背上来，隧道里的爆破声和钢钎二锤敲打声又在山林里回荡，施工进度加快了，伴随着突击队员激动人心的歌声，隧道里的爆破声又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