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

石建华

                                       山上的萝卜
       1970年夏秋之际，随着隧道不断地从两端向中间延伸，工程越来越困难，山里近来又连续下了二十多天雨，山高路滑，粮食和蔬菜根本揹不上来，工地的粮食不多了，蔬菜早已经断顿了。没有了蔬菜，大家连续好几天只能吃着辣豆瓣和盐水泡野菜了。
      为了生存，我们只得利用下班的空余时间，到竹笆子工棚周围的山林里，抠些山林里的新鲜竹笋，附带再挖些野菜，拿回来交给炊事员，炊事员把这些野菜和竹笋洗干净以后，扔进大锅里架起一把大火狠劲煮趴，再多放一点盐巴，加上一点家常辣豆瓣和干辣椒面，做成一大盆凉拌菜。
      深处大山丛中，周围连绵纵深几十里，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竹林，这段时间里，我们天天都吃着号称天然营养食品的野菜和竹笋，弄得我们都拉不出屎，老胀肚子，大家都感到体力不支。这已经严重影响了现场工程进度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打隧道的突击队员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人们的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在这非常困难的关键时刻，突击队员里有人从家里带来了一些萝卜种子，我拿着锄头，带领着几个刚下班的突击队员，在工棚下面的一块空地上开荒，把这块土地全部翻了一遍，修成十多条土垅沟，把带来的萝卜种子全部均匀地撒在这块空地的地垅沟上，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当天夜里，山上竟然下了一场及时雨。
       两三天以后，撒在这块空地上的萝卜种子，居然呈现出一片又一片嫩绿色的小芽芽，又过了几天，我们开始吃到萝卜秧了，再过了十来天，我们就能吃上一些小个圆头的红皮白芯萝卜了。吃野菜的光阴基本上算是结束了。以后山下不断地又有人给我们带来了青笋、葱、蒜头，我们把它们全都栽到这块菜地上，菜地后来不够用了，我们又在旁边继续开荒，把菜地扩大了二到三倍，种的蔬菜品种和数量都增加了，山上一二十个人的蔬菜问题大体上是解决了。大家不会再为没有蔬菜而发愁了。
      为了给大家改善伙食，工地上的采购员把我们采来当蔬菜吃不完的竹笋和各种野菜，稍作整理以后，背到距离我们工地二十多里山路以外的雅安县境内红星场镇（严桥乡）去卖掉，换到一些零钱，加上过去用来买蔬菜的钱，把这两部分为钱合围一股，，再来回走上30多里山路，到雅安县境内的严桥乡场镇买来了腊肉。我们的伙食标准得到了改善。还在竹笆子工棚附近，利用废竹笆子搭建一个简易厕所，山上二三十来个人的粪便可以用来做种菜的肥料；山林里的空气也得到了净化，也改善了我们工地的生活和卫生环境。
      我们每天在隧道里打钢钎，炸石头，必需要在隧洞外躲避由于爆破作业所产生的浓烟，由于没有排风机（即使是有了排风机也没有办法使用，因为大山深处没有电,排风机不能转动，根本就用不成。柴油发电的花费的成本太高，在当时柴油是国家控制的物资，你就是再有钱也必须要列入国家建设计划的项目才能由国家保证供给，我们这个工程是属于公社学大寨的自营项目，除了雷管、导火线、硝酸胺等物资由县里负责提供以外，柴油发电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根本无法解决），隧洞里每次爆破以后，排除浓烟所消耗的时间很长。为了躲避隧道里冒出的浓烟和山里的风雨，我们在隧道外面的转弯处用三根枯树枝搭设了一个骨架，用两张破竹席钉在这个骨架上，再用一些废篾条搭在这两张破竹席面上，弄成一个简易的窝棚。大家都冒着猎猎刺骨的寒风，在隧道外这个窝棚里无聊地打发时间。
      从工棚到隧道之间，途中上坡下坡都要经过一块当地护林员的萝卜地，有一次我和三个小伙伴要到隧道里打炮眼，经过这块菜地，鬼使神差地想拔两个萝卜带到隧道里吃，我一脚迈进了菜地，刚往里走两步，没想到那个护林员就站在我的身后，他喊了一声：“小石，你在找啥子？”我灵机一动，应声回答“雷管掉进去了。”当地农民又问“有没有危险，得不得爆炸？”我马上回答：“就是因为有危险，害怕它爆炸，才必须要把它找出来。”护林员又说：“我站在这里看你们找.行不行？”我赶紧回答“不行，为了你的安全，再退远一点。”
      当我看见那个护林员已经远远的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不可能再看见我站的位置，也不可能看见我在做什么，于是我赶紧蹲下来，又拔了两个萝卜，交给同伴叫他们赶快拿起走，准备留着在隧道口休息时候吃，接着又扯起一个萝卜，连忙从衣兜里拿出个雷管，切一截导火线接上雷管，插进这节萝卜缝隙里，点燃导火线后扔到刚才拔掉萝卜的坑里。顺手把萝卜叶子盖在上面，赶紧跳出萝卜地蹲在路旁，几秒钟后一声爆炸，萝卜叶子飞起来，萝卜地被炸了一个小坑，我大喊一声，算是给刚才那个护林员扯个回销，告诉他，危险已经解除了……
      还有一天，两个小伙伴趁着天黑，摸到我们在山坡上的那块菜地里偷偷地拔了几个又白又大的长萝卜，来到隧洞陡坡下的小溪边，用溪水洗了洗，再摸索着回到隧道洞口，我在隧道洞口周围的山坡上拾了一些枯树枝，在那个简易的窝棚前面点燃了一堆篝火。几个小伙伴围坐在一起一边烤着火，抵御着山里夜间的寒冷，一边啃着这刚从地里抠出来的生萝卜，一边嘻嘻哈哈地打闹着互相开着玩笑。当萝卜吃完以后，又担心别人要议论我们偷吃萝卜，便把萝卜皮和叶子全部埋在我们倾倒碎石的坡地上，在上面还盖上了厚薄不匀的一层土，满以为我们这样做，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那天的后半夜，当我们还在隧道里打炮眼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了一只小熊，（从留在隧道洞口那一串串非常明显的脚印上，可以判断出这只小熊的体形不是很大。）由于当时，我们在隧道洞口燃燃着一堆篝火，这只小熊未敢贸然进隧道，（幸亏这只小熊没有进入隧道，如果它一旦进了隧道，那麻烦就更大了，我们就只剩下拿着钢钎二锤和它拼命的份了。）但却把我们没有吃完的饭都吃光了，碗筷全部都让它给踩碎了，除此而外，还把我们刚埋在斜坡地上所有的萝卜叶子，无一保留地全部都抠出来，摊在坡地上亮了像。这一下我们的节目全部都暴露在光天之下了。
      天一亮，汪乡长就把我叫到他的房间，今天早上他倒是一直忍不住笑，居然带着止不住的笑声在骂我：“不用问我就敢保险，这件事肯定是你指挥干的，你这小子也太淘气了，你们几个狗东西，昨天半夜三更地，天又那么黑，偷吃那些生萝卜，也不晓得你们这几个娃娃，把萝卜都洗干净没有？”话刚说到此处，我这个倒运汉真的是倒霉倒到家了，世界上也许就没有人比起我更倒霉了。
      汪乡长张了张嘴，似乎还想对我说些什么，“等一下！”没等到他开口。我在此时忍不住突然大叫一声，立马打断了汪乡长的话。他不解地反问：“你要干啥子？”此时此刻，我做出了一副无可奈何地架式，紧并着双腿摊开双手摇着头，苦笑道：“没有办法，我必须马上去厕所，否则就来不及了。”汪乡长更加大笑起来：“你们这些家伙实在太那个了，尽给我添麻烦，快点儿给我滚。”
      此刻我如获大赦，立刻夺门就逃。恰好与刚进门来向汪乡长汇报工作的另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差一点儿没把他撞得趴在地下。

石建华

                                      不打不相识
      随着隧道从两端不断地向中间延伸，工程越来越困难，有很多突击队员的身体长期在潮湿条件下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天天掌钢钎，甩着8磅的二锤，身上长了很多红疙瘩和包块，痒得令人难受，山上缺医少药，我们的体力严重下降，已经影响了工程进度，年轻的突击队又面临新的考验。
      我当时身上也长了很多红疙瘩，痒的使人难以忍受，由于山上的爆破手只有我一个，我一旦离开工地，就没有人来爆破，工程只有暂停，没有上级的命令，工程又不能停。我当时真想下山好好地休息几天，上医院看看病，那怕是正正规规地睡一天觉也好。
    就在这个时候，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上山来看我们了，当他们看到我和其他还坚持在山上的突击队员们都穿着破衣烂衫，浑身上下到处是被抠挠破的一条条、一道道血印痕迹，如同一群讨口要饭的叫花子，狼狈不堪地站在各位公社领导的面前，扬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眼睛湿润了，二位领导什么也没有说，把我们一个个地围着转圈看了好几遍。是啊，他们还能说什么呢？谁家都有孩子，谁家的孩子成了这样模样，当家长的会不心疼呢？
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来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又轻轻地拍去了我身上的泥土和碎石渣：“小石，你受苦了，要注意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要太累了。”我的眼角也湿润了，半天说出一句话“没什么，只要能把工程干上去，早点完成任务下山，我一定好好地休息休息，希望领导能多想到一下我们就行了。”……
      不久以后，又有几个年轻人来到了工地，加入到我们的突击队，工程仍然继续进行。由于新上来的人，其中不少人从来没有甩过二锤，编入各个小组，进入隧道施工，大家在一起相互配合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
      记得我们小组当时来了有一个外号叫军官（事情过了四十年，我把他的名字给忘记了）的小胖子，人长的比我高，力气很大，膀大腰圆的，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还是挺高兴的。这小伙子特别能吃，两斤米的一顿饭不一定够他吃。这个军官力气当然也特别大，能干活。我就亲眼看到过他抱着两百多斤重的石块，就像托举着一个二十来斤的西瓜，连大气都不喘一下。
      进入隧洞里，来到了作业面，我非常高兴地问他：“你甩得来二锤吗？”他回答得很干脆：“甩得来。”我又问他：“你掌不掌得来钢钎？”他的回答同样干脆：“掌不来。”我当时吩咐他“那好，你甩二锤，我掌钢钎。”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于是我拿起一根钢钎放在肩上，叉开双脚，对好准备打高位的炮眼方位，随口说了句“军官，开打。”于是，这位军官站在我的身后抡圆了二锤，这二锤带着一股风声对准钢钎头就狠砸过来，可能是他不习惯隧洞里的微弱光线，也可惜这把子力气没用准方向，他的二锤这一下并没有打在钢钎头在，这把二锤的锤头却贴着我的脊背滑了下来，在我的脊背上划了一道又粗又长的红血印，一下子就把我拍倒在这满是稀泥的隧道地面上。
      当时可真是，把我的鼻子都给气歪了，我不顾一切地从稀泥地上跳将起来，一步抢站在军官面前，运足力气抡起右手，顺手狠狠地打了军官一个大嘴吧，这一巴掌甩过去，打得他原地转了三个圈，这个军官当时就被我给打蒙了，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才叫出了声，随即马上就哭出声了，一只手捂着脸跑出了隧道。
      包括我在内，还剩下三个人，继续在隧道里施工，那两个人都对我批评开了：“你就是有一万个大理由，也不该打人嘛。”说实在的，我当时就后悔了。但在嘴上仍然有些不服软，赌气地说：“他要不说他会甩二锤，我绝对不会打他。”一个伙计反唇相讥地对我大声喊道：“你实在想要打架，你就过来跟我打！”
      此时此刻我的嘴早就已经服软了。其实当初我也并不是真心想打他，我与他前世无怨今世无仇，平白无故我打他做什么？只不过是下乡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所经受到的各种困难和压力而凝聚起来的各种怨气一直找不到地方发泄，军官也恰好是赶在这个点儿上，他在此时此刻的无意之中误伤了我，恰好成为我所要发泄的攻击目标。
      下班了，我们三个人走出了隧洞回到工棚，在工棚外面，汪乡长厉声叫住了我：“好东西，居然会打人了，本事见长啊。”此时此刻的我的确无话可说，任凭汪乡长如何发脾气，如何批评，我都不敢顶半句话，谁叫我动手打了人呢？汪乡长此刻就像教训他儿子一样，劈头盖脑地把我教训了好一阵，一直到最后，他好像是在训我的时候，把自己的嘴说累了“现在你认错了没有？”我迫不及待回答道“我认错了，全都认错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马上就向军官赔礼、道歉、认错。以后我再也不打了。”汪乡长得意地笑着向我摆了摆手“快点滚吧。”  
      我连忙一溜烟地钻进工棚，爬上了天棚吊顶上的连天铺，军官还坐在那儿哭呢。我连忙爬到他跟前（我们住的连天铺，顶棚空间太矮了，人在那里只能勉强可以坐，根本无法站立，为了减轻人体对吊顶天棚的重力压强，人在吊顶天棚上面要走动也只能是爬着走），拉着他那胖乎乎的圆胳膊，陪着笑脸对着他说：“实在对不起，我错了，有气你就冲我发吧，现在,我就在你面前，随便你咋个打。我绝不还手，通通地都认了。”军官转过身来，用那胖乎乎的大手轻轻地撩起我的上衣，小心翼翼地摸着我脊背上的血道道，轻轻地问：“还痛不痛？”我用双手抱住他的双肩，猛一用力，把他放翻在铺上，两个人都笑了，笑的那样快乐和亲密。
      以后我开始抽时间教他掌钢钎，教他如何甩二锤，教他如何装炸药和安放雷管，教他如何点导火线。这家伙虽然长得是胖了点，但他的悟性好，人很机灵。没有多久，他就成了我的好帮手了。上班我们俩在一个小组，一个掌钢钎，一个打二锤。下了班出了隧洞也形影不离，大家都说：“你们这一对朋友真像是梁山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啊”

石建华

                                     隧道里的浓烟
      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太大，是啊，快进秋天了，我们当时上山的时候，正是夏季的三伏天，都是穿着单衣上山的，这段时间，天气突然变冷，有些突击队员回家取衣服去了，山上的人手更加显得少了，每个班的人数不够了，但是大家的劳动热情仍然很高，在大家情绪的感染下，我和他们一样经常连班作业.。
      我已经从9月19日上午开始就没有离开过隧道，连续加了几个班，身体已经感到相当疲倦了，眼睛老是觉得上眼皮打下眼皮，9月21日那天上午大约9点钟的时候，当时有九个炮眼，我装完了雷管和炸药，便叫其他的人先行撤离。  
      眼看着他们已经离开了隧道，已经到达安全地带，我迅速地点燃了8个导火线，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还剩下一个导火线就是怎么也点不着，那8个导火线哧、哧、哧地冒着这红色的火星和蓝色的烟雾，凭我的经验已经直觉地预感到马上就要出事，遭了，坏了，已经不能再等了，我立刻转身跑开。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我刚刚扭过身，还没有来得及跑的一瞬间，就听到背后一阵沉闷的巨响，紧接着就是一个热辣辣的巨浪猛地把我狠狠推倒在地上，我顺势一滚就滚到随洞底边的排水沟里，顺着这条狭窄的排水沟慢慢地向外爬，隧道里爆炸的碎石从洞顶砸在地下，又从地面上弹到洞顶，再从洞顶落到地上，反复不断地重复动作，一阵又一阵的碎石不停地打在我的身上，洞里的浓烟呛得我喘不过气。
      我模模糊糊地看到，在隧洞里，蓝色里夹杂着乳黄色的浓烟，一股接着一股不停地翻滚着，迅速地不断向外边扩散蔓延，几乎把整个隧洞都填满了，只有贴近地面的高差范围，大约15公分高的地方还有一点空隙，浓烈的硝烟伴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强烈气味，呛得我一个劲地咳嗽，根本喘不过气来，我只能利用这点空隙，顺着这条排水沟，慢慢地继续往外爬出去。.
      当我爬到距离洞口还有四十来米的时候，小伙伴们纷纷从洞口外面冲了进来，当时那位外号叫军官的小胖子冲到我面前，哭喊着把我一下子揹起来就往外跑，还有另外两个伙伴紧紧地跟在军官身后左右护卫着我，替我遮挡着来自隧洞里碎石飞溅的打击，他们也顾不上呛人的浓烟和从隧洞顶上继续飞落的碎石，迅速把我揹出了隧道，到达了安全地带。
      这一路上，我看见他们对我大声喊着什么，但只看见他们频繁地张动着上下嘴唇，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们在不停地说着什么，当时我的双耳被剧烈的爆炸声嗡嗡直响，他们喊的什么，说着什么，我是一点儿也听不见。在身体又一阵疼痛以后，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山林的阵阵刺骨凉风中，我感到我的身体一直就像坐在飞机上一样平稳，晕晕乎乎地感觉到像是在腾云驾雾，仿佛后面有人说了声“别动” 我又觉得我好像是当了空军飞行员，驾驶着喷气式战斗机，在祖国辽阔的天空中穿云破雾地巡逻，灿烂的霞光照耀着脚下的万里锦绣河山……突然间我驾驶的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打了几个跟斗，飞机一直劲地往下降，下降的速度非常快，接着又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了一会儿我又感觉到我的身体化成了一片洁白的云在空中飘，飘啊，飘啊……
      朦胧中我感觉好像我快到家了，似乎已经进了单元的楼梯口，看到了家门口，仿佛看见了爸爸妈妈和弟弟们在家门口看着我，感觉到仿佛距离家门口只有几步远，走啊，走啊，但总是走不到家，又觉得已经看到的家又渐渐地远去了，越来越远了。眼看着家门口和我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家门口又看不见了……
      又一次醒过来，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病房里站满了人，感觉到有人在说话：“醒了，醒过来了。”我用力睁开了眼睛，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笑了，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站在我的病床旁边，用手扶摸着缠在我头上和身上的纱布绷带，没有说话。一个小伙伴把手搭在我的额头上，笑嘻嘻地说：“你这个家伙可真能睡觉啊，整整二十四小时，连话都不愿意和我们说一句，只顾自己享受，你就这样哼都不哼一声地就睡了一天一夜，害得我们大家都陪着你站了一天一夜，可你倒好，理都不理我们，光顾自己睡大觉，架子也未免太大了。你也算是把我们这些人给坑惨了。”此时，曾经在（老地名叫风桶子）800步台阶成功逃脱国民党军队抓壮丁的那位农民，我那位忘年交的老朋友，大声地说笑着补上了一句大实话：“我们大家都可以做证。石建华同志的架子的确就是太大了。我们几个人用滑竿辛辛苦苦地抬着他，冒着雨走了几十里的山路，他别说是跟我们说上一句话，打半个招呼，就连哼都懒得和我们哼一声……”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病房里所有的人都笑得更厉害了……
      半个多月以后，我又出现在山上中秋院水利工地，依然是当我的爆破手，这时候的军官真正地成了我的助手，有了军官的大力协助，工作显然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
我时常站在那个隧道口转弯处，静静地倾听着隧道里的声声爆炸，默默地数着爆炸声响的数量，颇有兴趣地观看着隧道里爆炸后所产生的乳黄色浓烟，不停地翻滚着从我身边飘然而过，慢悠悠地飘向远方，升到了空中，与密林深处的白云混合构成了一体，乳黄色浓烟里裹着蓝色和墨绿色，镶嵌在白色的云雾中，混合着四周绿色的原始森林树木，与远处的蓝天白云彼此交相映辉，在我的眼面前交织成变幻无穷的美丽油画。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浓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做和声……这些优美动听的歌词都是来自电影故事片《英雄儿女》的插曲，也是我当时面对此景内心的真实感触。可惜当初没有那个经济条件，买不起也借不到照相机，在那个年代里，错过了当时许多的大好时机，未能拍摄下这绚丽多彩的壮丽景观。

石建华

                                      吹来了招工的风
      1970年10月国庆节以后，我在工地上因负伤住院，外伤基本上好了很多，耳朵里经常出现耳鸣现象，回到生产队，还要自己挑水做饭，感到很麻烦，便主动回到了山上的工地。工地上的朋友们对我非常照顾，不要我做体力劳动，只是帮着炊事员洗菜做饭。我也落得省点力气，用不着一个人做饭吃的麻烦事。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倒也不觉得苦和累。
      时间还不到两天，不知道我父亲从什么地方得知我受伤住院的消息，便从成都赶到了我的生产队，队长赶紧派人到工地找到我，要我赶紧回队上，说我的父亲已经在我的小木屋等我。我只好立刻和工地上的负责人及工友们暂时告别，下山回到了我的生产队。
      回到了我的小木屋。父亲见我头上的纱布还没有取，雪白的纱布上还有不少血迹。很是难过。问我话，有时候我还听不清，经常是所闻非所答。就在当天晚上找到了队长，领着我向队长请假，表示要带石建华回到成都做进一步治疗。队长二话没说立马就同意了。
      第二天我跟随着父亲回到了成都。经过四川医学院外科、五官科等专业检查，确定是耳膜变形，还有些泥沙打入了头皮层内，重新清洗，换药。做理疗和针灸，又过了十来天的治疗，我感觉到身体上好多了，只是耳朵里还有一些耳鸣，经常似乎听见蝉虫在鸣叫的声音。爸爸妈妈白天上班，大弟弟上学，小弟弟在西御街幼儿园，周末才回来。家里平常只有我一个人，靠看书，买米买菜，一个人逛大街、看电影来混日子。感到实在是百般无聊。度日如年。
      这时候，一个从罗坝公社回来的知青，这个知青还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对于他，我还真不太熟悉，只记得外号叫冬娃。是在公社开会的时候，偶尔坐在一起，会场上有时候悄悄聊上那么两句话，算是很谈得来的朋友。
      在偌大的成都市区，我不知道他究竟跑了多少冤枉路，费了多大的周折，这位外号叫冬娃的好朋友，他居然找到我家，告诉了我一个相当惊人的消息。
      当天晚上，我和爸爸妈妈商量。打算第二天就动身，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返回农村，在罗坝公社进一步有关打探招工的消息。爸爸妈妈的意见是;我们家里没啥后台，没有可以依靠的政治背景，一切只能靠自己好好表现，以自己的刻苦努力去争取，你就早点回去也好，多了解一些情况，最起码说，你人在那里，表现还说得过去，招工就应该会大有希望。那还是早点回乡下去吧。  
      当晚我做好出发准备，第二天下午就赶回了罗坝的中秋院工地，五天之内结果就显灵了，首先到来的消息，而且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不是招工，而是征兵。山下传来确切消息，征兵部队已经住到了公社大院。近几日内即将报名。在当初，能争取去当兵，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啊。
      一得到消息，我立刻动身，从山上30~40里以外的中秋院水利工地赶到公社大院。一路上顾不上路途遥远和艰险，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
      一进大院就看到：公社办公室的走廊里，会议室里，小礼堂里，武装部的办公室里，整个公社大院，公社大门口附近的街道上，已经到处都挤满了想报名参军的知青和当地农村青年，这时候的周部长看到了我，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热情招呼我，反而是急匆匆地向我点点头便擦肩而过，不再理我了。
      一会儿，人数众多的知青和当地青年被按照报名单上的先后顺序，经过点名验明正身以后，分成若干个成20人一组，由接兵部队的解放军分别负责目测，目测合格者可进入下一步体检。
      我的命运也太惨了，按名单登记顺序往下点，轮到我们这20个人一组进行目测时。我突然发现这一拨人里，都是一米七以上个头，只有我个头最小，不到一米六，站在队列里特别显眼，实施目测的那个解放军干部朝我径直快步走过来，二话没说，直接把我扒拉出队列，顺势一把夺走了我捏在手上的报名体检表，随即要我马上出去。
      这还没到体检呐，就在目测这一关，我就被无情地刷掉了。多少年来我报名参军的理想从此破灭了。
      一看情况不妙，必须赶紧另打主意。尽管我人是已经离开了公社大院，但我并不甘心报名参军的梦想就此遭到这样的惨败。也就没有离开罗坝场，一直在街上到处游荡，到处找熟人打探有关参军这方面消息，一直磨蹭到了下午。我又躲到街上农村信用社对面的一个僻静转角之处，背靠着一根电线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公社大院里的一切动静，眼看着公社大院里面的人基本上走得差不多了，我又悄悄地溜进了公社大院。  
      在公社武装部的办公室门口，我堵住了正打算下班回家的周部长，低声下气地央求他，要他帮我想办法，能让我圆这个参军的梦。周部长用眼睛环顾四周好一阵后，用手把我拉到了一个墙角，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我很清楚，你想参军的真实目的，很大的成份就是想早点离开这儿，但是你干嘛非得要走参军这条路，想要离开这儿，就不能再想点儿别的办法吗？”
      我迷惑不解地望着他，他看出我还没有弄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又压低声音接着说：“通过招工，同样可以离开这儿。假设你是参军离开这儿，几年以后复员退伍，你还必须得回到这儿。如果你通过招工的方式离开这儿，若干几十年以后也不一定回得到这儿，这个道理你明白吗？”我点了点头，好像明白了什么，没有做声。
      过了好一会儿，周部长抬起了头，若有所思地对着我，似乎好像是在不经意间，轻描淡写般地冒出这么一句话：“以后一旦有招工这方面的消息，我肯定会派人转告你的。”
      听到这句话，望着依然沉思着的周部长，我下意识地感觉到。周部长已经把最重要的话似乎都告诉我了，估计在当时，招工的事情还正处在保密阶段，此时此地不方便把话说透。我又不能多问。心里暗自想，人家作为公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把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好像已经是说到家了。他也不可能再往下说什么啦。
      此刻，我暗自猜想：招工的事可不再担心，我的名字在公社肯定是已经排上号了，不能再问了。最终的问题就是能在何时走，还有就是具体落实到什么单位的事了。那也只能顺其自然。遇到哪个单位就算哪个单位，听天由命吧。
      于是我当即向周部长坚定地表示，马上返回工地一定好好干，绝不会辜负公社领导的希望。在向他告别后，我就扭转身，走出公社办公室的大院门口，踏上直接返回山上中秋院水利工地的路，又去打隧洞了。

石建华

                                     吹来了招工的风
      1970年10月国庆节以后，我在工地上因负伤住院，外伤基本上好了很多，耳朵里经常出现耳鸣现象，回到生产队，还要自己挑水做饭，感到很麻烦，便主动回到了山上的工地。工地上的朋友们对我非常照顾，不要我做体力劳动，只是帮着炊事员洗菜做饭。我也落得省点力气，用不着一个人做饭吃的麻烦事。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倒也不觉得苦和累。
      时间还不到两天，不知道我父亲从什么地方得知我受伤住院的消息，便从成都赶到了我的生产队，队长赶紧派人到工地找到我，要我赶紧回队上，说我的父亲已经在我的小木屋等我。我只好立刻和工地上的负责人及工友们暂时告别，下山回到了我的生产队。
      回到了我的小木屋。父亲见我头上的纱布还没有取，雪白的纱布上还有不少血迹。很是难过。问我话，有时候我还听不清，经常是所闻非所答。就在当天晚上找到了队长，领着我向队长请假，表示要带石建华回到成都做进一步治疗。队长二话没说立马就同意了。
      第二天我跟随着父亲回到了成都。经过四川医学院外科、五官科等专业检查，确定是耳膜变形，还有些泥沙打入了头皮层内，重新清洗，换药。做理疗和针灸，又过了十来天的治疗，我感觉到身体上好多了，只是耳朵里还有一些耳鸣，经常似乎听见蝉虫在鸣叫的声音。爸爸妈妈白天上班，大弟弟上学，小弟弟在西御街幼儿园，周末才回来。家里平常只有我一个人，靠看书，买米买菜，一个人逛大街、看电影来混日子。感到实在是百般无聊。度日如年。
      这时候，一个从罗坝公社回来的知青，这个知青还不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对于他，我还真不太熟悉，只记得外号叫冬娃。是在公社开会的时候，偶尔坐在一起，会场上有时候悄悄聊上那么两句话，算是很谈得来的朋友。
      在偌大的成都市区，我不知道他究竟跑了多少冤枉路，费了多大的周折，这位外号叫冬娃的好朋友，他居然找到我家，告诉了我一个相当惊人的消息。他说：“要招工了！要招工了！我们知青在农村接受再教育，最理想的根本出路，就是要通过招工，来达到彻底离开农村的目的。现在就要招工了。你还不赶快回公社去。这个机会一旦错过，将来会后悔一辈子的。”
      开始我还真没当回事。信心十足地对他说：“我在罗坝公社的表现，自我评价，全公社的知青里，目前还没有人能超过我的，招工我不用担心，我肯定不会有啥问题。”那个知青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表情很诡秘地说：“看来你确实是书读多了，读成曰夫子了。你这个书呆子，真的还没有搞懂吗？人在，人情就在，人不在，人情也就不在。这段时间你不在公社，肯定不晓得，有很多的知青都在暗地悄悄做准备，他们已经在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之间上下活动，还有的知青甚至已经活动到县里了，我觉得你应当赶快回罗坝，谨防有哪个乘你不在之机，从背后下手，把你给顶脱了，那你才冤枉喃。据说，我们公社里有好几个知青的家长都是做大官的，已经在做这方面工作了。我劝你还是搞快点赶回公社去。”我的个天，他这一席话，的确把我说毛楞了，顿时间我感到六神无主。   
      当天晚上，我和爸爸妈妈商量。打算第二天就动身，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返回农村，在罗坝公社进一步有关打探招工的消息。爸爸妈妈的意见是;我们家里没啥后台，没有可以依靠的政治背景，一切只能靠自己好好表现，以自己的刻苦努力去争取，你就早点回去也好，多了解一些情况，最起码说，你人在那里，表现还说得过去，招工就应该会大有希望。那还是早点回乡下去吧。  
      当晚我做好出发准备，第二天下午就赶回了罗坝的中秋院工地，五天之内结果就显灵了，首先到来的消息，而且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不是招工，而是征兵。山下传来确切消息，征兵部队已经住到了公社大院。近几日内即将报名。在当初，能争取去当兵，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啊。
      一得到消息，我立刻动身，从山上30~40里以外的中秋院水利工地赶到公社大院。一路上顾不上路途遥远和艰险，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一进大院就看到：公社办公室的走廊里，会议室里，小礼堂里，武装部的办公室里，整个公社大院，公社大门口附近的街道上，已经到处都挤满了想报名参军的知青和当地农村青年，这时候的周部长看到了我，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热情招呼我，反而是急匆匆地向我点点头便擦肩而过，不再理我了。
      一会儿，人数众多的知青和当地青年被按照报名单上的先后顺序，经过点名验明正身以后，分成若干个成20人一组，由接兵部队的解放军分别负责目测，目测合格者可进入下一步体检。
      我的命运也太惨了，按名单登记顺序往下点，轮到我们这20个人一组进行目测时。我突然发现这一拨人里，都是一米七以上个头，只有我个头最小，不到一米六，站在队列里特别显眼，实施目测的那个解放军干部朝我径直快步走过来，二话没说，直接把我扒拉出队列，顺势一把夺走了我捏在手上的报名体检表，随即要我马上出去，这还没到体检呐，就在目测这一关，我就被无情地刷掉了。多少年来我报名参军的理想从此破灭了。
      一看情况不妙，必须赶紧另打主意。尽管我人是已经离开了公社大院，但我并不甘心报名参军的梦想就此遭到这样的惨败。也就没有离开罗坝场，一直在街上到处游荡，到处找熟人打探有关参军这方面消息，一直磨蹭到了下午。我又躲到街上农村信用社对面的一个僻静转角之处，背靠着一根电线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公社大院里的一切动静，眼看着公社大院里面的人基本上走得差不多了，我又悄悄地溜进了公社大院。  
      在公社武装部的办公室门口，我堵住了正打算下班回家的周部长，低声下气地央求他，要他帮我想办法，能让我圆这个参军的梦。周部长用眼睛环顾四周好一阵后，用手把我拉到了一个墙角，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我很清楚，你想参军的真实目的，很大的成份就是想早点离开这儿，但是你干嘛非得要走参军这条路，想要离开这儿，就不能再想点儿别的办法吗？”
      我迷惑不解地望着他，他看出我还没有弄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又压低声音接着说：“通过招工，同样可以离开这儿。假设你是参军离开这儿，几年以后复员退伍，你还必须得回到这儿。如果你通过招工的方式离开这儿，若干几十年以后也不一定回得到这儿，这个道理你明白吗？”我点了点头，好像明白了什么，没有做声。
      过了好一会儿，周部长抬起了头，若有所思地对着我，似乎好像是在不经意间，轻描淡写般地冒出这么一句话：“以后一旦有招工这方面的消息，我肯定会派人转告你的。”
      听到这句话，望着依然沉思着的周部长，我下意识地感觉到。周部长已经把最重要的话似乎都告诉我了，估计在当时，招工的事情还正处在保密阶段，此时此地不方便把话说透。我又不能多问。心里暗自想，人家作为公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把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好像已经是说到家了。他也不可能再往下说什么啦。
      此刻，我暗自猜想：招工的事可不再担心，我的名字在公社肯定是已经排上号了，不能再问了。最终的问题就是能在何时走，还有就是具体落实到什么单位的事了。那也只能顺其自然。遇到哪个单位就算哪个单位，听天由命吧。
      于是我当即向周部长坚定地表示，马上返回工地一定好好干，绝不会辜负公社领导的希望。在向他告别后，我就扭转身，走出公社办公室的大院门口，踏上直接返回山上中秋院水利工地的路，又去打隧洞了。

石建华

                                      隧洞就要打穿了  
       隧洞施工顺利开展，由于得到了山下公社领导和各有关生产大队的积极支持，山上的人员情绪稳定，随着我们钢钎二锤的击打声，在隧道里的声声爆炸声中，随道从两端不断地向中间延伸；更加坚硬的岩石，被我们的突击队员用钢钎二锤和雷管炸药，一点一点地从隧道里被抠出来，倾倒在隧道外面的斜坡上，显示出那样的无可奈何，极不情愿地摇晃着身体，懒懒散散地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无力地翻滚着滑下了斜坡，无可奈何地躺在坡底小溪的岸边。每当看到这样的情景，都会引起我们无比的自豪感。
      随着隧道两端不断推进，距离贯通的时期不远了。有一天，我们正在隧道里面打炮眼，隐隐约约地传来了一阵又一阵钢钎二锤的打击声，我们停下手里的活儿，仔细听了听，的确是钢钎二锤的打击声，我们再打几锤钢钎，停下来再听，钢钎二锤的敲击声依然传过来了，听得那样清楚。我们在隧道里兴奋地唱起来，
      一会儿，隧道口突然跑进来了一大帮人，原来是在隧道的另一端施工的突击队员，他们都翻过山梁跑到我们这边来，和我们在一起又唱又跳，高兴得像是在过年。他们纷纷抢着说：“我们已经都听到了你们打二锤的声音，非常清楚。”前些时候大家都对钢钎二锤的金属撞击声弄得厌烦了，工程没完没了地往下干，不知道还要干好久，现在隧道里的这一头能听见另一头钢钎二锤的响声，这就说明，隧道就要被打穿了，我们距离胜利完工的那一天不会再遥远了。
      从那天起，我自愿当上了工程测量统计员，每天在隧道内测量实际完成的日进尺，对照图纸，把图上所标注的隧洞全部长度按照比例画在纸上，贴在工棚的竹篾条墙上，每天标上完成的进度。当我每天在工棚的竹篾条墙上画线条时，就会有很多伙伴们围着我，看着我画在竹篾条墙上的工程进度线条。未完进度还剩下20米、还剩18米、还剩16.5米、还剩15米、还剩14米……
      隧道内剩下的工程量越少，但这石层却越发坚硬了。劳动强度更大了。每天爆破作业的次数比过去增加了，炸出来的石渣反而更少了。但我们毕竟是已经看到了隧道贯穿的胜利曙光。要不到多少天，隧道就要被我们打穿了。我们坚信，只要坚持不懈地继续努力，每天干一点就会少一点。隧道贯通的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
      看到工棚里，在那张贴在竹篾条墙的白纸上，红色线段两端向中间不断延伸，两条红色线段之间的空白段越来来少，它所代表的距离是越来越短，那就意味着：隧道就要被我们打穿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看到这些，心里有说不出的那么高兴。在工地上，每天又能听到突击队员嘹亮而激动人心的战斗歌声了。这段时间里，我们无论上班下班，心情都是非常愉快，在隧道里干活也不知道累了。
      一天，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又翻山越岭到工地来看望我们了，奇怪地是，当看到我们如此高兴，他们反倒板起面孔，冲着我们大声喊起来：“马上集合队伍，我要对你们大家说几句话。”突击队员们迅速列队集合完毕。
      杨社长挥动仅有的一支胳膊，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圆弧，大声说道：“你们大家都辛苦了，在这里你们所做的一切，全公社所有的乡亲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成绩现在不用说，因为工程还没有完成，这些情况你们最清楚。现在山上的隧洞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你们也知道，山上的隧洞工程和山下的灌溉渠工程是一个完整的配套系统工程，山下的灌溉渠工程已经全面拉开，现在山下的工地上急需爆破，我们决定要你们中间要抽调一些人去支援，任务还是你们所熟悉的---开山爆破炸石头。这些人必须下山去增援配套的灌溉渠道工程，他们将看不到隧道贯通的最后胜利，这是工作需要，大家也不要想不通。”
      在突击队员们的一阵杂乱无章的喧闹声以后，武装部的周部长宣布命令：“现在命令：石建华等同志马上随我们下山增援配套的灌溉渠工程，山上隧道工程的爆破有汪XX（外号军官的小胖子）等人负责……”
      山上，中秋院工地的全体突击队员们聚集在一起互相告别，为我们这些去山下增援的突击队员们送行。大家都是那样地依依不舍，是啊，大家天天在一起朝夕相处，吃饭在一起，睡觉在一起，干活在一起，挨饿受冻在一起，调皮捣蛋在一起，汗水也流在一起，从夏天一直干到冬天，处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对大家来说，也算是一个缘分。天天摸爬滚打在一起，这种珍贵的革命友谊是我们终身难忘的。
      看不到我们贯通隧洞引水的最后胜利，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遗憾，但是我明白，领导们也说过了，这是工作需要，也就只好带着这样一丝遗憾，跟在公社的杨社长和周部长的身后下山了，尽管一路上的风景依然还是那样迷人的，此时此刻的我们，却谁也顾不上观赏沿途美丽壮观的群山景观，30多里山间小路，不到两个半小时，我们就赶到了山下的工程指挥所。马上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施工准备。
      我的隧道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石建华

                                     是金子迟早总会发光的
      1970年夏天，我在山上的隧道工地从夏天坚持一直干到冬天，在隧道工程即将完成的时候，按照公社的统一安排，我从工地转到山下灌溉渠工程继续担任爆破手。安雷管，装炸药，点导火线，炸石头……
      山下丘陵高坡地带的灌溉渠，由公社的各个生产队社员们挖沟渠的土石方，遇上人工挖不动的巨大孤石，就由我负责爆破，需要爆破的石方炮眼由各生产队自己打，我具体进行技术指导和爆破作业，每天忙得饭都顾不上吃，经常是一天只吃上一顿饭（晚饭）。还有不少生产队的人根本就不会打炮眼，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我只好采用其他放炮的土办法，多用点炸药，把炸药堆在石头上拍平，插入平放接好雷管的导火线，在炸药的上面盖上2~3公分湿润的粘土，在露出粘土外面的导火线用小刀成十字切开，剥开露出火药，然后吹响口哨，让乡亲们疏散隐蔽后，我点燃导火线之后再撤离到安全地带，因为每次都不是只点一个，而是一次点20~30个，别人躲在安全地带可以抽着香烟聊天，而我必须用耳听爆炸声，一边听，一边数：“1、2、3……30”；如果点的是30根导火线，就必须听到30次爆炸声，假如只听到29次爆炸声，可以肯定地说，就是出现了哑炮，必须在排除哑炮，在确定哑炮排除完毕，现场危险解除以后，其他社员乡亲们才能继续干活；排除哑炮的事只能由我来完成。每次成批量的爆破一旦结束，我就立刻进入爆破作业区域进行检查，确定安全之后，再吹响口哨，其他的社员乡亲们才能再进入现场施工挖土方。工程正紧张地进行，天天如此辛苦劳累，我却一点儿也不感觉到疲倦，因为我感觉到在这样的工程里别人离不开我，他们需要我，正说明我对工程上能起到一些作用。我能在工地上大显身手，这里多多少少也能体现出我所存在的价值。我想我们生产队的杨队长，大概他再也不会认为我个头小不能干多少事了。
      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从1970年迈进了1971年，1971年的元旦，我在公社的灌溉渠工地，紧张忙碌的爆破作业中渡过的。眼前所见的是人潮涌动的灌溉渠工地，川流不息的劳动大军，耳边所听到的总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老规矩，每天忙碌的只能吃上一顿饭，（也只能是晚饭）身上的衣服都磨穿了好几个洞，这儿倒是把鞋省下了，因为脚上经常穿着隧道工地上发的那双劳保胶筒靴。
      一天我正在工地里，刚刚在完成一次数量众多的爆破后，我把脊背紧靠着在身后一块巨大青灰色岩石的边沿，两只眼睛遥望着山水相连的远山和天上的浮云，思绪早已经飞到两百公里成都市了，那里有我的父母亲人，还有我未来的希望，将来我的前途会是什么样呢？总不能永远在这里炸石头吧？
      我正在那里漫无边际地遐想着，闭着双眼默默憧憬着自己的未来，幻想着不久的将来，很快就在某一天，我就要离开这里。那一天距离现在还要等好久呢？是一年，是半年，还是三个月？我想大概很快了吧？反正离开这儿的时光是不会太久远，不会是遥遥无期，总算是有盼头了。一旦我回到城里后，能给我分配些什么样工作呢？工作地点离家远吗？具体的工作岗位在哪儿？工作环境怎么样？我的职业工种是什么？我将来的前途是什么呢……我的队长突然出现在背后，他用力拍着我的肩膀，大喊一声：“你在想啥子？”我猛一回头，看见是队长，心里一阵高兴，嘴上竟然把长时间想和队长说的心里话顺口溜了出来：“你原来不是一直都在嫌我人个子小，力气不大，从来都干不了啥子事吗？”
      对于我此番的问话，队长今天居然丝毫没有理会，反而在脸上挂着一丝神秘地微笑，他非常认真地对我说：“你从去年夏天开始，一直就住到中秋院水利工地上，一干就是8个多月，成绩不用你说，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好好干吧，等不到好久，也许就在这几天，准会有好消息（至于是哪方面的好消息，队长没有明说。他给我留下一个悬念，让我自己去猜想）落到你的脑壳上。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是金子，无论走到哪里，迟早总会发光的。”

石建华

                              再见了 我的第二故乡  
     不久后的一个傍晚，山下的水利工地上快要收工的时候，杨社长派人到工地找到我，直接把我带到了公社的办公室。
      刚跨进门，杨社长就开门见山地告诉我：“我们现在正式通知你，国家根据建设需要，今年在我们公社招工，在全公社所有的知青中，你是第一个，有什么想法，请谈谈吧。小伙子，从明天开始，抓紧时间办好调动手续，几天以后，你就可以离开我们这里了。”一听到这句话，我当时就被惊呆了，站在那里楞了好半晌，是啊，整整两年的知青生活，就这样毫无预兆地突然结束了。我现在终于领悟到，这就是前些天队长曾向我提起的好消息，终于在今天，真真切切地降临到我的眼前。我总算可以回城了。
      两年来的磕磕碰碰，七百三十天的风风雨雨，犹如刀斧石刻般历历在目，一幕幕地在我脑海中浮现，我的眼圈开始湿润了。招工回城。下乡两年来，我们日日夜夜魂牵梦绕所期盼的，不就是这四个字吗？
招工回城。盼星星盼月亮，七百三十个日日夜夜，我所期盼的不就是这句话吗？当它犹如梦幻一般，突然间成为现实，呈现在我眼前，降落在我的头上。说真的，刹那间我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甚至我还在怀疑，这会儿是不是在做梦，但这的的确确就是不可置疑的事实。
      眼看水利工地就要完工了，多少无法衡量的友情都涌上心头。在遇到困难心情不顺畅的时候，曾经多少次想到过的是，一分钟也不愿在这里再呆下去，恨不得马上就离开这里。我曾经也有过多少次数不清的的赌咒发誓；一旦离开这里，不论做什么工作，哪怕是在街道上打扫厕所都要得啊，只要能永远不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不管干啥子工作都可以。现在而今眼目下的我，真的就要离开这里了，反而倒是增添了几分惆怅和依依不舍。
      此时此刻的我，脑海里不断地浮想联翩。周部长打断了我的思绪，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份文件袋交给我，我打开了文件袋，从文件袋里的各份表格里，我看到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给我做出的书面鉴定。杨社长从他的办公桌上拿起了一份表格交给我：“鉴于时间关系，你就不要来来回回地跑趟子了，马上就在这儿填。”
      我立正站好，毕恭毕敬接过这份空白表格，站在杨社长的办公桌前，接过周部长递过来的一支钢笔认真地填写，不大一会儿功夫，表格填写完毕，我挺直腰站起身来，郑重其事地立正，双手捧着，交出我刚刚填写完毕的招工登记表和自我鉴定表……
      我走出了公社的办公室，欢快地蹦跳着跑出了公社的大院。在返回小木屋的这一路上，我的心情特别兴奋，……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天上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这一路上，我嘴里一直反复不停地哼着这支的欢快的歌，甩动着异常轻快的双腿，连蹦带跳地小跑步，兴致勃勃地跳跃着，踩在弯弯石板路的每一块青石板上，早已经忘记多少天来的疲劳和饥饿。下乡两年来，我经常披星戴月走在广阔无垠寂静的田野上，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我曾经多少次在暗地里抱怨过，赌咒发誓过永远再也不到这儿来，恨不得立刻马上离开这儿。此时此刻的我，终于在几天以后，就要离开这里了，现在我走在这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上，今天才能第一次体验到，罗坝公社的夜景竟然是那么美丽，那么富有诗情画意。
      抬头望着天空，一轮皓月悬挂在天上，漫天的星斗闪烁着微弱的光亮，预示着明天又是艳阳高照；看看四周，这里的青山绿水到处洋溢着无限的柔情眷意；就连我脚下这条弯弯曲曲的冰冷的石板路，此时此刻显得格外温暖；路边的小溪水依然如故地打着小小的漩涡，卷着雪白的浪花，永远唱着那首欢快的歌，向着青衣江奔腾而去；石板路两旁不时飞起了一片片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它们发着微弱的绿色亮光，围着我欢快地上下翻飞起舞着。此刻的皎月仿佛视乎显得特别的大，严冬里的月光照在身上也许会给我增添一些温暖，璀璨的群星眨着眼睛正在向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与两年前我下乡刚到罗坝那年冬天相比较，同样是寒冷的冬天，我现在感觉到：此刻的周围，山山水水都是那么充满柔情，处处充满了大自然的无限生机，眼下的冬季依然是寒冷的，脚下的石板路面上起了霜冻，脚踩在青石板表面咔咔作响。由于我这一路小跑步，从脚底到全身上下都感到热乎乎的。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心情格外高兴，轻松愉快地跑了五里多的石板路和田坎小路，脚下的鞋帮和裤脚上竟没有沾上一点儿泥点。
      我甩动着轻快的脚步，急速走过三堰口的青石桥，绕过桥头那棵巨大的黄果树，回到了生产队的田坎小路，穿过一大片麦苗地，登上那十几步台阶，走近我的小木屋，从衣兜里掏出那把钥匙刚准备开门，在静悄悄的黑暗里，周围突然出现了好几双粗壮有力的大手，把我团团抱住了，只听见队长连声说道：“手脚轻点，不要把人吓到了。”他接着问道“小石还没有吃夜饭吧？”说真的，都快半夜了，我忙碌了整整一天，从早上起床忙到现在，还真还没有吃过饭，现在是真饿了，两年以来，尤其是近八个月里，特别是今天，在此时，我第一次感到肚子真的是饿了。队长连声说：“今天晚上你也不要做饭了，我们都还没有吃饭，晓得你要走，就要离开我们了，大家一起多摆一会儿龙门阵，”我当时深受感动，二话没说就跟随着一起他们来到队长家里，大家一边吃着饭，一边谈天说地，一起谈论着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设想，不知不觉的谈到了天亮……
      几天以后，我办完了所有的调动手续，带着简单的行装，踏着小木屋前的这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离开了我的第二个故乡----四川省洪雅县罗坝公社光荣一队。杨队长和生产队的所有乡亲们，再见了；汪乡长，再见了；中秋院工地突击队的伙伴们，再见了；再见了我的小木屋，再见了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再见了，公社的全体知识青年战友们。
      从我所在生产队的小木屋到公社街上有五里多的石板路，两年里我不知道走过了多少次，此刻觉得我走的很快，好像没有用半个小时就走完了，又觉得我走的很慢，五里多的石板路越走越长，好像一直没有尽头，永远也走不到头。我仿佛已经看到远在成都的父母正依着房门期盼着我早点回家呢。再见了，脚下这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
      当我坐在木制渡船上，双手抚摸着黝黑发亮的船舷，俯瞰着永远流淌着急流的青衣江，随着渡船上船工们撑蒿动作的不断变化，船头和船尾在江面上慢悠悠地转变着方位，不停地变换着位置，缓慢地横渡着两三百米宽江面的青衣江。我遥望着靠近公社院墙边的那棵枝繁叶茂巨大而古老的黄果树。到达岸边后，离开了渡船，背向着那段八十多米长近300的斜坡，站在江岸渡口的漫坡道上，隔江遥望对岸，把这青衣江彼岸罗坝场街的全貌净收眼底，我百感交集地端详着对岸远处的罗坝公社大院院墙，还有公社大院围墙旁边延伸到青衣江边一步一拔高的那条弯弯卵石小路。过了好一阵，这才转过身爬上陡坡，来到罗坝乡的长途汽车站……
      突然，我被呈现在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不知道是谁发出的通知，全公社几乎所有的知青，包括64年下乡的老知青，他们都出现在罗坝长途汽车站。还有一些是专程为我送行的乡亲们，黑压压的人群足有一两百人，他们都来为我送行，这个如此令人难忘的场面使我感到非常震撼。
      是啊，此时此刻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是从我的今天，看到了自己将来的前途和未来的希望。以后只要有国家建设需要，就会从下放到农村的表现好的知青中选拔抽调回到城市里。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只不过是比他们早回城了一步，早离开农村几天而已。车站上，一个个的知青战友和我握手惜别，不时地有人用长满老茧的双手用力拍打着我的双肩，彼此之间相对无语默默地点点头，从内心深处向对方传送着最美好的祝愿，我从内心里默默祝愿着：所有的知青战友多多保重，希望他们也能够早点儿回到城里当工人。此时此刻在此惜别，一样分手两样心情，此处无声却胜过万语千言。长长的告别人流浩浩荡荡地涌列在汽车站。
      长途汽车的司机听说是欢送调回城里当工人的知青，今天也破例把车停靠在路边，并主动迎上来搭把手，把我的行装放到车顶上，捆好之后蹬着扶梯从车顶下到地面来跟我握手，非常羡慕地说：“小伙子，你太幸运了，总算是熬出来了。跟你说句老实话吧，我也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当知青，也不晓得他们要等好久，才能像你一样，回城当工人啊。”
      我满怀深情地向大家挥了挥手，扭转身踏上长途汽车，在靠近车窗的空座上坐好后，又把头伸出窗外，向来为我送行的知青战友和乡亲们挥手告别，这震撼人心的离别场景，与我们下乡刚到这里，乡亲们热烈欢迎的场面，两幅令人难忘的画面交相辉映着，在此时此刻反复交替着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两年来当知青的难忘经历，历历在目，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满载着我们公社全体知青们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长途客车迸发着巨大轰鸣，散发出股股蓝黑色的浓烟，缓缓离开罗坝汽车站，爬上了群山峻岭中的盘山公路，渐渐地走远了，
      罗坝车站、青衣江上的渡船和场镇距离我的视线越来越远，我的眼睛渐渐模糊了，那个小乡村背后的大山渐渐地远去了。在几道霞光照射下，我的小木屋，光荣一队的库房，坡坎下面经常去挑水的那个井台，光荣一队乡亲们木板房青瓦屋顶上漫过竹林的缕缕炊烟，镶嵌在连绵不断巍峨群山中的罗坝公社全貌，还有绕着罗坝的平坝边缘闪烁着银色亮光缓缓流淌而过的青衣江。
      这一切都被披上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随着长途汽车的车轮不断向前转动，逐渐在我身后缓慢的消失。唯有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深深地烙在我心中，令人终生难忘。

石建华

                               知青回城了
      在崇山峻岭中，长途汽车不时地迸发出嗡、嗡、嗡地吼叫着，顺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带着巨大的轰鸣声爬过一个又一个的陡坡，蓝色的柴油废烟不时被排放到半山腰，消散在山岭密林中。长途汽车沿着山间泥泞不堪的碎石面层的公路，向着成都方向缓慢而小心翼翼地行驶着。
      汽车窗外泥泞不堪的盘山道两旁，不时地传来欢送和迎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锣鼓声，听见这紧锣密鼓的打击乐声，总要把思绪带回到我下乡出发的那一天，从家里出发到洪雅罗坝当知青的全部情景不时浮现在眼前，两年来知青生活历历在目，就象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闪现着。车轮在行进中卷起的大块碎湿土块，不时溅在这辆长途汽车的车身外壳上，不时的通通作响。   
      长途汽车的车厢里，我的座位旁边坐着一位解放军的干部，带着满脸的疑惑与不解，好长时间，他一直在观察我。终于忍不住，突然向我发问：“别人下乡都是有人接有人送，你怎么会是独自一个人去，未必就没有人管你吗？”当时我很自豪地告诉他，“我已经完成了从知青到工人的过渡。从明天开始，我将正式成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一名工人。从现在起我已经不再是知青了。现在的我，正是要赶往工作单位去报到。”这一下，整个车厢里都轰动了。
      不少的人向我打听着，我下乡下的是什么地方，也有人说“这个知青我们看见过的。他是下放到洪雅罗坝的成都知青。人表现不错。”车上的很多人都向我挥手致意，表示祝贺。这位解放军的干部深有感触地说：“我也要抽时间给我那几个当知青的弟弟妹妹写信，要他们在乡下好好表现，争取早点回到城里当工人。”  
      经过几个小时艰难的长途跋涉，长途汽车终于驶进了当时在成都武侯祠侧隔壁的南门汽车站，此时此地，我站在成都市车水马龙的解放南路人行道上，望着市区街道上熙熙攘攘匆匆而过的行人，突然感觉到成都市里的一切一切，竟然都是那么熟悉和亲切，总觉得会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我从来未曾离开过这里，我上山下乡出发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两年来漫长的整个知青生活经历，站在历史角度来观察，也不过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
      回到家里，爸爸和妈妈都上班去了，只有两个弟弟在家，我把乡下生产队里乡亲们送给我的一些当地的土产，也就是黄豆，白糖，黄糕，还有一只鸡和几斤腊肉，还有十来斤自己种的玉米粉。从背兜里一样样地拿出来摆在桌子上，因为当时城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是相当紧张，看到这些，小弟弟非常高兴，欢快雀跃说：“大哥当知青就是好，我们能吃到好多肉了。”大弟弟若有所思地问了我一句话：“这次回来能呆多久？”我当时就模仿着革命样板戏中的一句台词，自豪地说：“这回来了，就不走了。”两个弟弟都高兴地笑了。
      到了晚上，爸爸妈妈下班回到家里，看到我已经回到家里，非常高兴地问这问那，爸爸也关切地问了一句，“这次回来能呆多长时间？” 大弟弟也模仿着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一句台词，高兴地抢着回答说：“大哥这回来了，就不走了。”爸爸妈妈都高兴地笑了。
     我从箱子里翻出了准备到单位报到用的表格和文件、介绍信、粮食关系、户口迁移证等一五一十交给了爸爸，爸爸妈妈都很激动，接过去以后，捧在手上相互传阅着看了又看。好半天爸爸才说了一句话：“两年了，不管怎样说，儿子总算是回来了。真是不容易啊。”妈妈在一旁喃喃自语地说道“这回好了，这回好了，这两年也实在太难为孩子了，大儿子在乡下吃了不少苦，总算回来了。这回我们大家就都放心了。” 妈妈高高兴兴地到厨房做饭了。
      因为当时住家的房子，是两家人共用一个厨房，邻居很快就知道我从乡下调回城里当工人了，晚饭后，他们都到我们家里来看我，不少人都夸奖我说：“我们都看这孩子从小就听话，一准有出息。从农村调回城里来工作，的确是相当不容易啊。”夜深了，我们三兄弟挤在一个大床上，嘻嘻哈哈地高兴了一个晚上。爸爸也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不止一次赶过来干涉：“行了，你们哥儿几个就别闹了，该休息了，明天你哥哥要去单位报到。该上班了。”
      后半夜了，我依然兴奋地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无法入睡，望着璀璨的满天星斗，耀眼的七星北斗依然闪闪发亮，十分清晰地挂在天上，反复地望着两个熟睡的弟弟，心里不停地翻腾，就觉得眼前的这一幕与我两年前将要离家的夜晚，情节几乎是一模一样，这一切都像是在做梦。是的，两年前的今天深夜，我即将离开家奔赴农村去当知青，两年后的今天早上，我还在四川洪雅罗坝公社乡下的那个小山村，走在那条曲曲弯弯的石板路上，而现在真真切切地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实实在在地躺在自己家的木板床上了。  
      是的，我还是当年的我，但已径不再是当年初中生，也不再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了。历经两年的艰苦磨难，我总算是完成了从初中生到知青，再由知青到工人的历史过渡。从明天开始，我将正式成为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一名工人。真正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了。

石建华

                               在总公司报到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调动手续的各种文件资料走出了家门，在金华街公交车站坐上了成都市的一路无轨电车，在盐市口下电车，再转乘二路无轨电车到了终点站牛市口下车。
      这一路上，我的心情非常高兴，看着这熟悉的街道，怀着对今后未来的工作的无限憧憬。在牛市口下车后，顺着牛龙公路来到一个三叉路口，转入了通往六五厂的厂区道路，在原来的三十九中学门口，又转入一条简便的三合土的人行道。在一个二层楼的小楼门前停住了脚步。望着这个小楼门旁挂着《冶金工业部第五冶金建设公司革命委员会》的大木牌，我明白这就是我以后的工作单位了，在以后的几十年，就要在这个公司里大显身手了。
      我走进了这个小楼，上二楼找到了劳动工资处，把调动手续的各种文件交给了劳动工资处的工作人员，做了简单扼要的询问和登记以后。劳动工资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由于这次调回来参加工作的人员有近千余人，公司决定要对这次调回来的全体新工人都必须进行入厂培训。要我们先回去整理一下行装，两天以后，统一集中到双流县境内的华阳镇，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培训学习。
      我离开了劳动工资处办公室，从走廊里开始，接连不断地遇上了很多我父母亲的朋友，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现在包括我的父母亲在内，同属一个总公司里工作，相见后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不停地问寒问暖，感到非常感激和高兴。更令人高兴的是，遇上很多阔别多年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我们都是这个单位上的职工子弟，今天聚集在一起，同样的经历和命运使我们更有聊不完的话题。楼上楼下不断地响起兴高采烈的招呼声。弄得这所办公楼不时的有人出来干涉道：“这里是办公区，你们说话要小声点。别影响我们正常办公。”
      离开了这所小楼以后，我又来到了二路无轨电车到了起点站牛市口，乘坐这二路无轨电车到了盐市口车站，看着时间还早，我就乘五路公共汽车到达通惠门车站，下了公共汽车，信步转弯走上了西安南路的枣子巷，回到了我的母校成都市三十二中学。
      在教学楼的底楼走廊里，我遇到了我当年的班主任陈文涛老师。向他打过招呼后，就把我已经从农村调回城里当工人的消息告诉了他，陈老师非常高兴地把我抱起来，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一直把我转昏了头才肯放下来，连连说道：“好小子，你还真可以啊，我们还正在动员别人下乡去，我们班上还有几个你的同学还没有下乡，我们正在做宋友阳，江品学他们几个的说服工作，还在动员他们下乡，你居然就调回来了，回来得好啊。在我们全班的同学中间当知青的，你是第一个回来的。”
      四十年以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终于得到了当年我的好朋友陈永华的准确消息。他也是真够惨的。
陈永华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下放到洪雅县联合公社当知青。一九七一年五月以后。他们生产大队的同他一起来的知青，大都以招工、参军、病残等各种合法的方式，陆陆续续地离开联合公社的生产队，堂而皇之地回到了成都市。整个公社的知青都走了，就剩下他一个人，还在那里守着洪雅联合公社的空荡荡的知青住房，继续过着他那孤独的知青生活。一九七六年三月，成都附近的青白江，四川化工机械厂，来到洪雅县招收一批普工。这时候的陈永华慌不折路，就跟着招收普工的队伍离开了洪雅县联合公社，到当时隶属成都市青白江的四川化机厂，在车间里当搬运工。后来因为他的眼睛属于高度近视，从未接触过技术工作，经常把材料送错加工的位置，再加上体力不支，不能长期胜任车间里的重体力工作，又被调到车间食堂当炊事员。一直做到退休。听说他退休以后，就和他的妻儿老小一起，从青白江的化机厂至职工宿舍搬家到了成都市附近的新都郊区。全班同学中谁也没有他的地址。无人知晓他的电话号码。无法和他取得联系。再无他的任何信息了。
      我想：假如当初他能和我一样，同时一起下到一个生产队当知青，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