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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七 别样年华 张佑相
原抚顺一高中68届学生。1968年9月下乡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六屯大队,1971年到301厂当电工、机关干部。1975年抚顺团市委任副书记,1979年到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结合审判实践曾在《法学季刊》、《经济与法》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任抚顺中级法院经济庭庭长、民事庭庭长、检察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专职审判委员会委员。三级高级法官。中国法学会会员。
别样年华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是大字不识几个的瓦工,母亲只有二年小学文化,因身体病弱,一直没有参加工作。按父母没有文化的“基因”说,我不该是块学习的“料”。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我自幼就要强。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总是排在班级前几名。小学是班级干部,初中早早入了团。前后院邻居、大妈、大婶们都夸奖说我是不用父母操心的好孩子。初中时,我和很多同学一样,也有将来考名牌大学、做科学家的理想。可是,初中毕业前报志愿时,我却报了中专。因为父亲每月只有54元的收入,母亲又多病,我早点工作,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班主任赵继春老师来我家家访时,说佑相能考上一高,建议父母让我报考高中,将来上大学。这样我才又报考了抚顺一高中。
当年,抚顺一高中素有“抚顺的小清华”之称。历年考上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人数全市最多,普通大学一般都能考上。上了一高中就如同上了通往大学的直通车。但能考上一高中很不容易,全市每个初中毕业班一般只有两三名能考上,有的班级甚至一个也考不上。
1965年开学季,我如愿戴上了抚顺一高中校徽。那阵子,心里别提有多么自豪了!心中的大学梦想被重新点燃了!一高中师资实力名不虚传,全市各科顶尖老师全在一高中,号称“八大金刚”,授课水平高人一筹。考入的学生都是“尖子生”,学习能力、方法各有所长。教室内,同学们互帮互学、你追我赶;课堂外,大家生龙活虎,各种球类比赛、乐器弹奏乐、自编自演话剧、演唱会等文体活动轮番上演。同学们多才多艺,内容丰富多彩。同学们用青春激情演奏着那一段美好难忘的学习生活。那是最值得我们回忆的好时光!
梦断一九六六 1966年8月,正当我们这些立志报效祖国的学子,为实现目标努力拼搏时,史无前例的“文革”来了!它中止了一代青年的大学梦!为这一代青年开启了一个别样的年华。
“文革”初期,我们都是怀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投入其中的。“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成为我们的行动准则。我们曾在校园内写过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字报;大串联中,北京、上海、长沙、武汉及韶山都留下过我们的足迹;到各大专院校专注的仍是抄写大字报。祖国大江南北的壮丽美景,名胜古迹,都不在我们的行程之内,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大串联”。1966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我曾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周总理,当时真是激动不已。“文革”初,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狂热。可“文革”中出现损坏财物、伤害他人和武斗时,我们一高中同学都理智地没有参加。后来又下厂劳动,直到复课闹革命。
广阔天地中磨练 1968年9月,我和许许多多同学一样,没能走进大学校园,而是走向了农村“广阔天地”。儿行千里母担忧。下乡前夜,母亲对我进行了叮嘱。这次母亲没有像往日那样,关注儿子的衣食冷暖,而是告诫我:下乡会受点苦,挨点累。这不是坏事,是好事。经历过艰苦磨练,才会懂得珍惜,学会做人。从母亲话语中,我感悟到:母亲最担心的是,我远离母亲在农村面对困难会成为弱者,因此激励我要成为强者,让儿子学会独立面对困难,在艰苦磨练中学习做人。这是慈母的大爱!没有什么能比学会做人更重要了!母亲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我们下乡的辽宁省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六屯大队,地处辽宁西部平原,是个九河下哨、十年九涝、盐碱地多的地方,过去粮食产量一直很低。经过农业学大寨,改造盐碱地,粮食产量有提高。六屯大队也成为县里学大寨先进集体。我们一百多名同学分布在7个生产队,我和11名同学分在生产2队。当时老乡住的是小矮房,晩上点的是煤油灯。马拉车,牛耕地,镰刀、锄头、镐头、铁锨是主要工具。沒有拖拉机,没有插秧机。生产、生活条件落后。
拿笔的手要撸锄头把子;在家点电灯变成了煤油灯;在家吃妈妈做的饭,也变成了吃大锅饭;还要风里来雨里去,开始时确实很不适应。第一年,什么活都是开头学,都有个掌握的过程。特别是我个小,身不强、体不壮,吃的苦头更多。干活时想到要磨练自己,就能坚持再坚持。秋天,割豆子,抓豆秧怕扎手,越不敢抓,越扎手。手磨出了泡,累得直不起腰,也要坚持挺到收工。夏天,常常早上天不亮起床。吃过早饭,天没大亮,扛锄头,提饭缸,得走十几里路去铲地。上午铲一根垄,下午铲一根垄。铲地时烈日当空,晒得汗流浃背,渴了只能喝口河沟里的水。日落收工,已是肚子饿得直叫,也要坚持走回青年点。冬天,平原的雪大、风大,嘎嘎的冷。我们在野外搞农田基本建设。修水塘时,刨冰破雪,肩扛人背冻土块,干活冷的还差点。如果停下来歇歇,脚穿“大头鞋”,垫上厚厚的毡垫也不行。站时间长点,脚也会冻得跟猫咬似的。冬天晚上睡觉,柴少只能烧热炕,屋里还是冷的。睡觉时常常戴着棉帽子,早上起来眼眉都挂霜。三九严冬时,早上起床太冷,起床成了可怕的事情。
下乡头一年,好像春夏秋冬时刻都有要过的关。靠自己永不言败的坚持,成功地走过来了!换来了老乡们的认可。老乡们都说我别看个子小,活干得哪一样也没有落后。下乡干活不仅磨练了我的意志,在与老乡的相处中也发现:他们身上的传统美德非常值得我学习。一件件、一幕幕纯朴、真诚、友善的事至今记忆犹新,启示着我的人生路。
1969年秋天,我们二队送公粮时,有两个马车错把二等粮当作一等粮食,装错了车。生产组长李国友发现后,坚持重新装上两车一等粮交给国家。这件事不大,却反映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对国家的赤诚之心!感动之下,我写了《二车二等粮》报道。后来,在《辽宁日报》和《锦州日报》上发表了。
1969年春节前,“在农村过革命化春节”成了知识青年的口号和行动。当时,我们队的知识青年都没有回家,都准备在农村过个“革命化春节”。当把自己养的猪杀了,发现是痘猪,肉不能吃。春节咋过?顿时大家杀猪过节的欢喜劲全没了。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队长窦宪海来了。他一边劝大家别着急,说队里帮助解决;一边通知召开社员大会。他在会上说:远离父母的知识青年,就是我们的孩子。为了让孩子们过好春节,要求凡杀猪的户,都要拿块好肉换痘猪肉。会后,青年点的痘猪肉,全被换成了好猪肉。那年我们青年点吃的是“百家肉”,感受的是老乡们的亲情!真情!
1970年初,我和同点的另一个女同学,都因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被确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时,我们的思想压力都很大,担心受歧视、受影响。可在生活劳动中老乡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打消了我的顾虑。特别是在评锦州市知识青年积极分子时,老农代表说:重在表现,就要评干活不藏心眼、一心一意为咱服务办事的青年。不然就不是重在表现。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积极分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感受了他们的公道和正义。
1970年5月,我受《锦州日报》总编之约,参加为《贫下中农的好带头人——窦宪海》长篇通讯组稿时,有幸走进过老队长的内心世界,听到了老乡们对老队长发自内心的评价。我们与老队长窦宪海交谈时,他话虽平淡朴实,但很有道理。他说:刚刚从部队复员时,可以得到挣工资的工作。但是觉得受党教育多年,应当做件更有意义的事。人活一世,只图自己安稳意义不大。回乡和乡亲们一起改变家乡贫穷面貌,是我追求的目标。改变面貌靠什么?人心齐、泰山移,要靠大家努力奋斗,不能做和群众分心眼的事。办事要公道,群众才能信任你,才能齐心协力奔向大目标。为了大目标,我个人生活不能高标准。怎么做到办事公道?公道自在人心。大寨式评工分是个好办法。干好干差大家评,收入分配公开透明,能够调动大家积极性。知识青年是生力军,搞机械化,搞科学种田。大家共同弯下腰再实干几年,六屯面貌就会大变!受访乡亲们都说:窦队长舍小家为大家,我们信得过!
窦队长的话告诉我们:人生要有大目标。追求大目标要懂得舍弃,要淡泊名利,才能得到群众信任。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实现大目标。
在六屯与老乡同生活同劳动,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乡亲们吃苦耐劳、乐观向上、友善助人、正直豁达、忠诚爱国的精神已在知识青年身上体现;受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六屯面貌已然成了知识青年“大有作为”的战场。农田基本建设,打机井,修台田,改水田,挖水塘,处处都有知识青年的身影。冬天,男青年抡大镐、刨冻土,女青年肩扛背背,都和老乡们比着干。春天插秧播种,夏季铲地施肥,秋天挥镰收割,赶车打场送公粮,处处都洒下了知识青年的滴滴汗水。
六屯1969年结束点煤油灯历史,1970年开启使用拖拉机、插秧机等农用机械,都有知识青年的贡献。拖拉机手、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通讯报道员、代课教师、文体骨干,都是知识青年活跃的岗位。文艺宣传队、篮球队全县闻名。
1971年9月,我们这批知识青年回城时,六屯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家家用上了电灯,大多数家庭用上了压水井。机井灌农田,耕地用拖拉机,插秧机插秧,培育优良品种,推广科学种田,粮食产量年年大幅度提高。六屯大队由3年前的北镇县学大寨先进集体,一跃成为辽宁省学大寨先进集体。
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没有走进大学的校园,痛失读书的黄金时光,确实是人生的一大损失。但回顾下乡3年的经历,也得到了很多对人生成长大有益处的东西。艰苦的环境,磨练了意志,懂得了珍惜:众乡亲一件件体现劳动人民传统美德的事,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这是人生成长最宝贵的财富,会受益终生!正是这段下乡经历,使我们这批“知青”成为中国最有担当、最能吃苦耐劳、最有奉献精神和广阔胸襟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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